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2024-10-07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精选8篇)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篇1

要求:

一、研究对象

至少选取5名大学生,让他们回溯中小学阶段教师信任对学生思想观念、知识掌握、职业选择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的典型事例,要以故事的形式呈现。

二、访谈提纲

(一)个人基本情况

1、性别①男②女

2、民族①汉族②少数民族(注明)—

3、专业①人文社科— ②理工科— ③体育艺术—

4、①大一②大二③大三④本科毕业班

5、家庭所在地①城市 ②县城 ③农村或牧区④其他—

(二)问题

1、你是如何理解信任、信任感的?

2、你在中小学阶段感受过教师信任吗?在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信任或不信任对你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请说明举出一些事例

3、你通常信任什么类型的教师(从其性格特征、教学方式等方面加以说明)?

4、请分析师生信任对生生信任是否会产生影响。能否举例说明?

三、访谈过程

内容呈现

• 1.访谈时间、地点。

• 2.被访人员基本情况:性别、族别、专业、性格特征描述(内外向)、个人爱好、家庭背景(父母职业、家庭结构)

举例

个案1(小李):

• 我于2012年3月28日下午5:30在田家炳楼209教室(访谈时间、地点)对化学专业(所学专业)的小李进行了访谈。在正式访谈前我(通过M同学的介绍和引荐,认识了小李)对小李的情况已有了基本了解(调查者与被访同学的联系方式)。小李是一个性格开朗的汉族女孩,喜欢唱歌,是班中的学习委员(性格特征与能力)。她父母都是农民,经济条件并不好,家中两个小孩,她排行老小(家庭背景:父母职业、经济状况、家庭结构),但宿舍同学却视她为大姐,其实她的年龄并不大,主要因为她对人关心体贴,责任心很强。(性格的特征、与同学关系)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化学专业。她之所以选择化学专业,是因为受 到中学化学教师的影响,她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化学教师(个人发展规划)。• 下面呈现的是小李讲述的故事,故事展示了中学化学教师的信任如何激发她对化学学科的兴趣,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的过程:

„„

四、对访谈人员基本情况的小结

五、此次调查的感受与体会

写作方法上的要求: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以“展示”为重点。展示关键时刻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示的内容包括下列诸点:“讲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环境下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以及造成了些什么”。

注意被访者身体的感受(如悲伤落泪、微笑着等)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篇2

1 信任成本的构成要素

交易的实质是信任的互换, 交易过程伴随着信任的产生和获取, 信任是交易的前提和条件。交易成本的构成仅仅考虑了信息、制度、监督等成本[1], 而忽视了影响交易的非理性因素, 如人的情感、价值观差异和认知差异等, 所以, 交易成本很难解释社会中“熟人好办事”“人际关系资产化”的普遍现象。鉴于交易成本的局限性, 该研究把心理成本引入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 形成信任成本的构成因子, 从成本的角度对信任成本进行维度划分。

1.1 信息成本

信任建立的机制是信息的披露与传递[2]。信任往往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而信息在人们理性分析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人们获取所需信息的难易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任的难易程度, 即信息成本影响着信任成本。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信息成本指社员获取合作社信息的难易程度, 包括社员获取其他社员、社长和合作社三方面信息的成本。社员越是难于获得合作社的信息, 则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成本越高。

1.2 制度成本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的存在, 制度的约束是必要的。社员对合作社的制度越满意, 信任越容易, 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则很难让人产生信任[3]。制度信任由社会学家祖克尔 (Zucker) 提出[4]。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制度成本是指社员让合作社建立各种制度的信任, 包括对于合作社分红制度、财务制度和入社退社制度的信任。社员如果感觉到要让合作社建立这些制度的难度越大, 则意味着他们对合作社的信任成本也越大。

1.3 心理成本

信任蕴含了信任者主观的心理因素, 这也正是信任成本区别于交易成本、社会交换等理论的显著特点。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个体会与在某方面 (例如性格、利益等) 具有认同感的人结成紧密的相互信任的群体[5], 会对被信任者未来不确定的行为持有积极的预期。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心理成本包括共同情感、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三部分。信任双方只有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情感, 才会对被信任者未来不确定的行为持有乐观的预期, 认为被信任者会真正关心自己的利益, 相信对方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诺。以主要管理者为代表的合作社在价值取向、动机目标、情感认同等造成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心理距离越远, 则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成本就越高。

1.4 监督成本

监督的存在会使得被信任者的行为更加谨慎。通过引入规则、协议和第三方监督等方式, 能够提高信任者对被信任者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6], 从而减少风险。监督的结果是增加了被信任方的失信成本, 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 提高了被信任方的可信度, 有利于促进信任的产生。监督同样需要付出成本, 当需要付出的监督成本高, 即监督困难或者监督体制不完善时信任成本就会比较高。对于社员来说, 如果监督合作社的途径机会越少, 付出的努力越多, 则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成本越高。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8~9月在陕西省渭南市、宝鸡市和咸阳市对合作社社员进行的入户访谈调研, 问卷均是在调研人员指导下进行的回答。共采集问卷300份, 其中有效问卷294份, 有效回收率98%。被调查者的年龄在22~78岁, 其中30岁及以下占4.1%, 31~40岁占16%, 41~50岁占47.9%, 51~60岁占25.2%, 61岁及以上占6.8%。被调查者中, 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占23.8%, 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8.2%, 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6.3%, 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7%。被调查社员均为具有行为能力者, 且年龄与文化程度均呈正态分布, 回答的真实可靠性能够满足研究要求。

2.2 研究方法

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信任、信息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和监督成本, 其中信任、信息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分别包含3个测量问题, 共15个测量问题。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信任成本对信任的影响。因子分析法是用为数较少的几个因子来描述多个因素间的联系, 并反映初始资料大量信息的一种研究国。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可同时考虑并处理多个因变量, 并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的研究方法。利用SPASS21.0与AMOS21.0对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资料, 进行统计学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任成本的构成分析

在借鉴组织信任和领导信任等已有相关量表的基础上, 对信任成本的构成进行了分析。经过整理筛选, 最终产生12个测量指标, 自变量采用Likert5点量表获得相应数值, 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

信任成本构成因素的问卷条目筛选过程中, 按步骤筛选出合适的测度指标: (1) 指标在某因子上的负荷大于0.5; (2) 指标不存在交叉负荷; (3) 测度指标与测度同一因子的其它指标含义一致。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 首先进行Kaiser-MeyerOlkin测试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 测试原始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检验, 该研究数据的KMO值为0.871, Bartlett球体检验为P=0.000, 结果显著, 因此所研究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为了使因子结构良好, 研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进行了旋转, 通过对旋转结果进行调整得到因子载荷系数 (见表1) 。可知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越大, 表示该变量对因子的影响程度越大。通过对因子载荷系数较大的自变量进行归类, 提取出了4个公因子1~4, 分别为“制度成本因子”“监督成本因子”“信息成本因子”和“心理成本因子”。4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78.12%, 表明4个公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12个观测变量构成信任成本。

由表1可知, 信息成本中, 获取合作社信息是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成本中, 规范分红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心理成本中, 共同情感是最重要的因素;监督成本中, 社员意见被充分听取并合理采纳是最重要的因素。

3.2 信任成本对信任的影响

3.2.1 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 可以提出假设:作为信任成本的组成部分, 信息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和监督成本会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

H1∶信息成本正向显著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H2∶制度成本正向显著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H3∶心理成本正向显著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H4∶监督成本正向显著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

在信任成本的研究基础上, 确定了信息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监督成本和信任5大因素15个观测变量在内的变量体系 (见表2) 。

3.2.2 模型实证分析

由表3可知, 主要适配统计量均达到模型适配标准, 说明信任成本对信任影响的模型与观察数据整体适配, 假设的模型得到支持。系统输出结果表明, 模型与各项数据均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通过了整体检验, 说明模型的构建是科学合理的。

由AMOS21.0验证结果可知, 4个关键路径系数的概率P值均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 (P<0.001) , 4条路径系数的标准化回归估计值均为正数, 表明其对信任的直接影响为正, 假设H1、H2、H3和H4得到验证。

由图1可知, 在直接指向信任的路径中, 4条路径系数分别代表了信息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对信任的影响权重。从总体效应来看, 对信任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心理成本、监督成本、信息成本和制度成本, 其中制度成本的影响非常小。

心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影响最大, 可能是由于社员认知水平的局限, 其信任倾向多表现为情感信任, 在合作社中越是被尊重, 越是被公平对待, 就越容易信任合作社;信息成本影响较小, 可能是由于社员处在农村社区, 人口聚集, 信息交流比较充分, 社员很容易获得合作社的信息, 很容易了解社长的人品和合作社的作为;制度成本影响最低, 可能是由于社员对合作社制度作用的认知还不是很敏感, 虽然合作社制度还不是很健全, 但对信任的影响却很微小, 这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该研究以陕西省部分合作社社员为例, 分析了社员对合作社信任成本的构成, 以及基于信任成本的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 信息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和监督成本构成了社员对合作的信任成本, 其中心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最大, 其次是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 制度成本影响最小。

综上所述, 要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程度, 合作社要多关心社员, 多与社员进行交流, 除了要与社员建立共同情感、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基础外, 还要充分听取并合理采纳社员的意见、使社员能够及时了解合作社的财务状况以及保障社员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充分的表决权, 同时还要降低社员获取合作社信息以及其他社员信息和社长信息的难度。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 Oliver.Economic Organization:Firms, markets and policy control[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2]陈昆.基于信息的信任——制度的生发机制探讨[J].社会科学家, 2007 (5) :72-76.

[3]叶初升, 孙永平.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 2005 (3) :9-16.

[4]Zucker L G.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 of economic structure[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6, 8:53-111.

[5]张莹瑞, 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 2006 (3) :475-480.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篇3

【关键词】领导方式 信任 忠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5-0-03

1 引言

对任何一个企业领导人来说,获得下属的忠诚和信任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个愿望如此迫切但却也是如此难以达到,以至于如果有下属反问“为什么我要信任你?”“为什么我要对你忠诚”的时候,领导往往一时难以反应过来,在他们多数人的潜意识里,这似乎是想当然的问题——“既然我给了你饭吃,你就应该对我忠诚”。但是答案难道就是这么简单吗?仅仅是分配工作,给予酬劳就能够赢得下属的忠诚和信任吗?让很多人吃惊的是,信任和忠诚度主要来源于下属和领导的互动过程中,其主要的驱动因素是领导的能力和管理方式。中国员工越来越希望上司们不仅仅是分配工作,而是运用其管理艺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激励员工创造高绩效并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从下属的角度来看,哪种领导方式产生了对领导的信任和忠诚。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的不同,我们对由西方背景下发展出的领导理论不能盲目跟随。如果将其理论生搬硬套到企业管理中,不但无法客观反映本土领导模式的本来面貌,张冠李戴,而且还会在实践中产生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以本土文化为背景,运用西方规范化的研究框架,首先给出领导方式、信任和忠诚的分类和表现形式,其次,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领导方式对部属信任和忠诚的影响。

2 领导方式和员工的信任、忠诚

2.1 领导的分类和表现形式

本土企业的领导方式,更接近于“在一种人治的氛围下,彰显出严明的纪律和权威、家长式的仁慈及道德廉洁性的领导方式”(樊景立、郑伯埙,2000)。这种和西方的领导方式完全不同,似于“家长风格”的领导包括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在我们当前的企业中最常见,也最为普遍。仁慈型领导:指领导者对部属个人做个别、全面而长久的关怀,包括对部属个别照顾和体谅宽容的施恩行为。德行型领导:指领导者以身作则,用美德来领导,做下位者的榜样,从而对下属潜移默化。威权型领导:指领导强调其权威是绝对的、不容挑战;对部属会做严格的控制,要求部属毫无保留地服从。这三种领导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如表1所示。

2.2 对领导的情感性信任和认知性信任

相比于西方的法律和规范化信任原则,中国特定的文化结构使得信任的产生更和具体个人相关联。因此,中国企业内部的信任更多的被理解为个人之间对于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李新春,2005)。特别对于领导和下属之间信任的形成过程来说,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他们对于相互合作有了一定的信心和默契,每个人都会按照对方与自己的关系进行信任分类,并动态地进行信任管理。这种信任分类和管理往往来源于两个方面:情感和理智。

对领导情感的信任包含了信任关系中个体间的情感纽带。领导和下属之间会在工作关系中投入情感,即被信任者排除自利动机,对信任者做出利他且不求回报的表示。这种情感的联系构成了领导部属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基于情感的信任实际上隐含着善意这个要素。同时,对领导基于认知的信任则包含了部属对领导者胜任力和责任心的肯定。在和领导的工作交往过程中,这种信任来源于对领导专业技术、领导能力、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的认识。

2.3 对领导忠诚的分类和表现形式

忠诚一直是企业管理中所重视的课题,也是评估与选拔部属的重要判断标准。其表达的是员工与特定主管之间的心理依附关系。背景下的忠诚概念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内涵。这个概念最大的特征就是“私忠大于公忠”,即对于而言,对具体某个人的忠诚可能大于对团体、组织、社会,甚至法律规范的尊重。因此对领导的忠诚和对组织(企业)的忠诚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这种特殊的私人忠诚原则使得部属对领导的忠诚不仅仅意味著相互信任,同时还涵盖着追随、认同(价值观、行为准则等)、奉献、效忠等含义。

因此在企业中,对领导的忠诚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陈振雄,1997):追随(对领导有强烈的依附感,希望能和他共同工作)、努力(为了领导,愿意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奉献(为领导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利他性行为)、认同(对领导有高度的认同和尊敬)。

3 问卷调查和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主要针对广东省的民营企业员工,正式问卷调查在2009年9月到2009年10月间下发,共下发问卷800份(企业25家),采用员工现场填写问卷的方法来探求他们对直接领导的主观态度和想法。回收有效问卷776份(回收率为97%)。样本基本特征划分为教育程度、职位层级、年龄、在本公司工作年限和所在部门。问卷回收后,首先运用SPSS 及LISREL软件检验信度和效度,验证发现领导风格、信任、忠诚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 α)是0.909、0.884、0.939,信度优异。同时,实施验证性因子分析(CFA,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来检验模型效度(见表4),从结果来看,模型效度良好。最后,建立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领导方式和员工信任、忠诚之间的关系。

3.1 领导方式和员工信任

从模型结果(图1—图3)来看,能够对员工信任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而且这两种领导方式对员工信任的影响途径也不同。领导对部属“个别照顾”和“体谅宽容”的施恩(仁慈领导),部属会表现出感恩与图报这两类行为,这样就产生了对领导的情感型信任(路径系数0.61),但是这种关心和照顾不能让员工对认识到领导的胜任能力和责任心,所以此时员工的认知信任仍然比较低(路径系数0.23)。

而德行领导对部属信任的影响则正好相反,对于领导者所展现出的“正直尽责”、“不占便宜”、“无私典范”等树德行为,部属会表现出对领导者的认同,从而会信服领导者的价值,并产生了领导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的认同,这样就产生了对领导的认知型信任(路径系数0.66)。但是,由于德行领导往往是外在表现出来的,缺乏领导和员工的主动交流和互动,因此,此时员工的情感信任仍然比较低(路径系数0.36)。

有意思的是,对部属做严格的控制,要求部属毫无保留地服从地威权领导对员工的信任不会产生什么帮助(路径系数0.03和0.12)。所以,如果要员工产生对领导的信任,最好的采用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的结合模式。

3.2 领导方式和员工忠诚

忠诚是一个比信任更近深入更复杂的概念。由于我们对员工忠诚的测量更多的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本部分的结论虽然和上面的较为类似,但仍然存在一些差别。总体上来看,仁慈领导对员工忠诚的影响最大,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仁慈型领导往往需要和员工进行全面而长久的互动,这种施恩关系是长期取向的,因此仁慈型领导会产生高度的员工认同(路径系数0.61)、员工奉献(路径系数0.53)和员工追随(路径系数0.52),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仁慈型领导也包含了宽容与保护(例如:对相处较久的部属,他会做无微不至的照顾),因此部分员工也有可能预期到这一状况,从而降低自己的工作努力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德行领导而言,员工“努力”项目的系数略低的原因(路径系数0.37)。

对于德行领导而言,对于领导者所展现出的不徇私(不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和以身作则(即要求部属做到的,自己会先做到)会显著提高部属的追随愿望(路径系数0.40)和努力程度(路径系数0.47)。但是有意思的是,虽然部属愿意追随德行领导,并努力工作,但是员工认同德行领导,愿意为德行领导奉献的欲望并非十分强烈(和仁慈型领导对比,路径系数为0.30和0.22)。这是因为虽然德行领导的外在表现十分优异,但领导部属之间还是缺乏长期的互惠关系。由于这种互动关系是情感联系的基础,结果就会导致部属虽然出现很“看好你”、“愿意追随你”的理性预期,但不一定会具备“认同你”,“为你奉献”的情感性联系。

同时,模型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中国民营企业中,威权型领导对部属忠诚信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威权领导下,领导者强调其权威是绝对不容挑战的;对部属则会进行严密控制,而且要求部属毫不保留地服从。这种威权领导,来源于中国传统遵循“尊尊法则”的父权主义原则。但是结果证明这种严格遵循正式规则控制制约部属的方法,不会产生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和忠诚感,虽然能够略微提高员工的努力程度,但其原因不如说是“畏惧”更加贴切一些,威权领导的状况也说明了当前企业管理中领导艺术和领导技巧的重要性,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才是真正产生员工信任和忠诚最重要的领导方式。

参考文献

[1] Chen, Z,outcomes: Loyalty to superviso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he Chinese cas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998.

[2] McAllister,D.J,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1):24-59.

[3] 樊景立,郑伯博.组织的家长式领导: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本土心理学研究,2000,13:127-180.

[4]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篇4

城市的发展关乎着每一个市民,在一个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人与人依赖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文明素质提升需要加速培育“公共性”,“组织于民间,来自于草根”的湖州市民监督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成员中有“两代表一委员”(全国、省、市、区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青年志愿者代表、社区干部、居民代表、新湖州人代表、退休工程师、专家、老干部等42位人员组成,他们讲政治、懂政策、精通业务,有一技之长,平时热心于公益事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市民真实心声的直接代言人,聚居的是正能量,传播的是城市主人的爱心,传递的是湖州发展的好声音。

湖州市民监督团的服务宗旨是:正义、良知、理性、善意、建设性。因此,开展市民监督是畅通民意渠道、落实群众知情权、监督权、评议权,促进科学*依法执政具体体现的重要平台与载体之一。天地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干部作风实不实、服务好不好、抓发展抓惠民的力度大不大,老百姓看得最清楚,心中最有数,感受最直接,评判最真实。市民监督团采取监督与媒体引导相结合,监督与社会评价相结合,开展最直接、最有效的社会监督。湖州市民监督团的成立,开了民间组织公开监督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先河,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一种创新。

2013年,湖州市民监督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点开展“三改一拆”社会监督,分别于6月25日、10月11日、10月16日,先后组织了80多人次,分赴中心城区、吴兴区、南浔区和德清县,对有关“三改一拆”工作进行社会公开监督。在听取有关部门、单位情况介绍的基础上,深入工地,现场查看;走访居民家庭,征询意见。并多次召开座谈会,沟通交流,征询意见,与市民群众一起探讨互动。《湖州日报》、《湖州晚报》、湖州电视台等主流新闻媒体,全程跟踪参与,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浙江日报》还在8月26日刊登新闻照片,专门介绍了市民监督团现场监督的情况。10月24日清晨6时许,市民监督团和新闻媒体共20多人,分赴湖州白鱼潭、飞英、龙泉等农贸市场,检查道路畅通、菜场供应等情况,随机和市民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同时,了解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在城市管理中的一些做法与难点。在广泛听取市民意见的基础上,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了座谈交流,以及市民有关意见反馈。座谈会上,市民监督团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借“百日整治”的东风,依法行政,改善市容,为民办事的做法和所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困难表示理解。同时,按照市民的意见,提出了整改建议。主要是:要求做到整治不搞一阵风,要建立长效机制,一抓到底;认真改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方式方法,把“猫鼠”关系改变为朋友关系,使城市建设得更整洁、更美好,让老百姓放心、高兴。

市区衣裳街是市政府投资近11亿元改建的重点历史文化街区,是湖州首个观光游览商业区和开放式商业休息步行街群落,市民普遍引以为自豪。但在建设管理中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市民监督团专门作了调研和暗访,四次深入街区,走家串户,了解民情。8月18日,撰写了《关于改造衣裳街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工作的建议》的调研报告,通过《内部参考》上报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市委书记马以、常务副市长杨建新作了重要批示,从而有效推动了衣裳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景点维护、街面管理、招商引资、环境整治等项工作的进展。今年4月份开始,市民监督团成员还帮助与有关青年文化演艺公司联系,在衣裳街区每周免费演出两场文艺节目,平均每次在现场观看演出的市民有350人次左右,社会效果较好。

市民监督团成立一年多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和大局,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着重做了这样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受委托积极参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协助机关部门征求意见。二是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参与“318”治霾攻坚战。三是加强“舌尖上的安全”监督,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四是继续关注“三改一拆”工作,积极参与“无违建”县、乡镇的暗访活动。五是监督机关作风建设,参与“万名群众评议机关”活动。

为配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市民监督团受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委托,协助两局开展向市民群众征求意见建议活动。市民监督团认真筹划、制定方案,专门抽调了有全国人大代表、省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参加的15名同志,组成“企业组”、“社区组”、“明察暗访组”三个工作小组,于今年3月中旬至4月下旬,历时一个半月,走访企业、社区,明察暗访,收集到企业、社区、市民意见30多条,分别在两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坐了如实反馈,并提出了改进意见,得到了两局领导干部的充分肯定。为了迎接国庆65周年,让市民吃上放心菜,9月29日,市民监督团15名成员,赴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市“菜篮子”工程南浔旧馆愚公生态农场,开展农产品安全监督检查,听取了检测中心和农场领导的介绍,查看了检测中心的检测情况和基地瓜果蔬菜大棚,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时,积极配合市里开展“五水共治”社会监督活动,深入工矿企业、居民社区、农村乡村等地,现场了解情况,助推“五水共治”活动稳步健康开展。国家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位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是群众所盼,转型所趋、形势所迫。市民监督团成员根据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和平时掌握的情况,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不定期地开展社会调研,现场监督。市委、市政府于10月9日上午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治霾318)攻坚战行动动员大会,市民监督团5名成员代表受邀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市民监督团又根据市里统一安排,抽调了有“两代表一委员”为主参加的17人,经过动员和上岗培训,分别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治尘组”、“治烟组”和“治气组”,从11月上旬开始,分别参与市里对大气污染的现场监督检查工作。

与此同时,9月11日至12日,市民监督团5名成员组成暗访组,参与省“三改一拆”办公室对我市长兴县太湖街道和安吉县山川乡“无违建”县、乡镇的考核验收明查暗访活动。暗访人员通过走家串户、个别了解、小型座谈、现场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等方法,了解民意实情,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向省考核组作了反馈,得到了省考核组和乡镇领导的一致好评。此外,从12月中旬到2015年1月上旬,市民监督团42名成员通过学习培训、征求意见,将对市级机关参评的93个直属部门进行评议。

正如有的市民所说,一年多来,湖州市民监督团成员开展社会监督像是一个个社会观察活动家和“社会问题”的发现者、记录者和反映者、监督者,一靠内心的道德律,二靠制度的约束力,勤勤恳恳,克服困难,不怕苦与累,连续作战,甘心奉献,辛苦并快乐着。对于政府及部门工作坚持做到帮忙不添乱,监督促发展,及时准确反映民意,较好地配合政府部门向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细腻的人文关怀,聚焦“四风”,重点监督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向问题叫板,为群众解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市民和各级领导的好评。

越走越远的是岁月,越走越近的是群众。实践证明,湖州市民监督团这支来自民间重要的社会*力量,动员民众,通过官民良性互动,理性对话,打捞沉没的声音,让敏感的问题“脱敏”,让热点问题降温,减少官民情绪对立,降低社会情绪的不公平感,带动我们身边的人,让善意成为整个社会的氛围,让好人成为一种文化,有效地促进了环境的改变,有利于助推城市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市民监督团历经一年多的工作实践磨练,已打下良好的基础。如何进一步培育引导和创新创优,更好更有效地亲民、惠民,参与社会公众监督和管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践,总结提高。

信任让我们不堪重负作文800字 篇5

我们现在有种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家庭生活中产生的那种信任的危机。这种信任的危机使我们在生活中和社会的活动好似背负着一个很大的包袱,无论是怎样,想尽了办法也很难解脱一紧走到不堪重负的地步。

我不是危言耸听,你不妨去想一想你周围的人们和你自己。你对你的部下有多少信任,你对你的同事有多少信任,你对你的朋友有多少信任,你对你的客户和合作单位有多少信任。在家庭而言,又有多少妻子对丈夫抱有多少的信任,又有多少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存有多少的信任。富有的父母怀疑子女的欺骗,子女有怀疑父母的偏心等等。这难道不是现实吗?也有人会说这都是少数,我不敢苟同,你不妨去真心地去反省一下,我看这种说法就自己给于否定了吧!当然也有的人始终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但如果人们不改变这种现状的危机,那么否定这也会受到这种危机的伤害的。

我们这种信任危机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伟大之作,这是我们老祖先就留给我们这样的先例了。封建社会的皇帝陛下,他们都对所有的臣下表示信任,但是他们竭尽的将所有的臣子分为几个派别,互相打压,以求得“耳聪目明”,这不就是一种不信任吗?虽然他们说得好“用者不疑,疑者不用”,其实都是糊弄人的,他们信任谁呀?他们为什么说自己是“孤家寡人”,他们只信任自己,一切都是他们的怀疑。

信任其实就是一种尊重,是对人们的人格,诚实,信义和作为的肯定。封建皇帝自为高尚,不屑一顾的看到所有人,即使是他同床共枕的妻子也不再是他所信任的人选。我们的现在生活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不说大家也会找到一个可以自己信服的答案。

信任危机不是没有起发生的原因的,最更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在一个时期以至到现在都在拿着信任当作了牟利的手段了,无论是经济物质利益,还是政治利益。信任已经变为有着铜臭气味的商品了。有的人甚至认为,现时代的信任不如站街的女。这句话虽然有些过头,但真的也是有其很可观的张性的。

现代的人们不再是讲究“诚、信、理、义”原则的人们了,人们开始很实际地看待这个世界。实际就是实际,没有自己需要的`结果就是可以什么都不讲,讲的时候也就是满足了的时候,其实在讲得的时候也并非完全的讲,也是有百分比的。至于是多少,要看住人家的兴致了。

难道人们真的不愿意去讲究那些真正的诚、信、理、义吗?不是,只是由于这些不堪忍受的重压,人们走向了信任的堕落,成为精神上的忤逆者。

现在的信任真的是很可悲,可怜,可叹……

正如国平先生引用的严复先生的那句话“今者五洲之宗教国俗,皆以诳语为人伦大诟,被其称者,终身耻之。”惟独我们反而“以诳为能,以信为拙”,把蒙骗成功视为有能力,把诚实视为无能。

海尔的企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篇6

二、摘要三、四、五、六、七、树立正确的创新观念形成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 企业文化应该不断创新结论参考文献

海尔的创新型企业文化

关键词:海尔、创新、战略、变化

一、树立正确的创新观念

1、海尔的质量观是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

海尔1985年曾经以砸冰箱事件闻名全国。1985年海尔生产的第一批冰箱不合格,张瑞敏就坚决把有毛病的76台冰箱拿出来,砸掉了。通过这件事,使得海尔全员的质量意识大大地提高,在1988年12月就得全国同行业的第一块金牌。拿到金牌之后,张瑞敏又给他的员工说,我们拿到的是一块全运会的金牌,下一步我们就要拿奥运会金牌。所以海尔的员工就树立起严格地质量观。所有的员工都知道,我们要拿奥运会金牌,我们要以质量使得我们的产品走向全球,质量创名牌。

2、自上而下的推进观念的改变。

张瑞敏强调一个企业的的创新体制的改变必须是由企业的领导提出自上而下的推进才会取得良好的成果,如果一个企业的观念的转变是自下而上的改变,那么企业的转变是被动且不及时的。所以企业的领导人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水平,与时俱进,带领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才会充满活力经久不衰。

3、先做好一个产品再做其他产品

中国有句古话“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张瑞敏强调“东方亮了再亮西方”也就是说首先要选定某一种产品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集中精力把这个产品做大做强再考虑拓展公司的其他业务,因为这会为企业成功做好其他产品积累丰富的经验并且可以为企业锻炼一个强而有力的队伍。

4、海尔的出口观:先难后易

一般而言,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全球启动”模式,可以说是“先难后易”,另一种是渐进模式,即“先易后难”。在开发海外绝大多数市场的过程中,海尔采取“先难后易”,即先进入国外要求最为挑剔的市场,占领制高点,然后居高临下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海尔的产品通过了世界上所有六种产品认证,成功进入了德国、美国、日本等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赢得了广泛赞誉,从而为海尔的国际化之路打下坚

实基础。然而,从公司在美国的发展路线来看,海尔采取的战略是“先易后难”战略。这主要表现在经营方式上,海尔先通过简单易行、投资要求最少的出口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然后逐渐从事资金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跨国经营活动,包括直接投资,即建立自己的工厂。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使企业有时间积累经验、积聚资源、提升管理能力、减少决策的风险和对失败的承受能力。

6、“以时间消灭空间”

张瑞敏提出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新的市场链的形式,在此链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市场,每个人都是一个市场;有代表市场索赔的权利,也有对市场负责的责任。这种外部竞争内部化的链状流程不再是以往的只有营销部门和售后服务部门去面对顾客,而是从研发和生产、到营销与服务,每个流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顾客满意。企业的目的是一切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二、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三原则

1、创新的目标:创造有价值的订单

海尔的生产的每件产品都是有订单的,张瑞敏强调一个企业要想盈利首先必须创造有价值的订单。所谓有价值的订单是指企业盈利且用户所愿意接受的订单,没有利润的订单和没有订单的盲目生产只能导致产品的积压和企业利润的亏损这些都是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的,所以海尔很重视创造有价值的订单。

2、创新的本质:创造性的破坏。

海尔强调企业要“创造性的破坏”即企业要不断的打破原来的成功模式创造一种新的成功模式。这对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来说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大多数人的思维是按照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做下去就一定会成功,而张瑞敏确认为不管多成功都不能固守原来的模式,因为这个市场每分每秒都在变化一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创造新的成功模式。

3、创新的途径:创造性的借鉴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篇7

移动商务是人们使用手机和个人数字助手等无线终端设备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活动,是在传统电子商务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全新商业模式。移动商务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及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观念。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3G移动网络的发展、智能手机应用的创新和移动购物体验的提升,移动商务市场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据CNNIC最新统计,截止2013 年6 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4. 64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购物的用户占比提升至78. 5% 。另据iResearch统计,2012 年我国仅移动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就达到631. 7 亿元,较2011 年增长约440% 。但是,交流沟通和信息获取类基础应用依然是主流应用,休闲娱乐和移动购物类应用渗透率相对较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传统电子商务活动,移动商务活动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匿名性、不确定性、缺乏控制等特点[1],以及屏幕小、分辨率低、网络不稳定和响应速度慢等缺陷[2]。这使得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安全和隐私的顾虑更高,移动商务的信任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构建移动商务信任对提升服务提供商的长期盈利能力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外关于电子商务信任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对移动商务信任的研究不多[3]。移动商务信任包括移动技术信任和移动服务提供商信任,二者对于创造顾客信任同等重要,但移动技术的进步将使得关注点由构建移动技术信任转向服务提供商信任[2]。这是因为移动商务中服务提供商和品牌的选择都很广泛,再加上不稳定的消费者行为,无论是在信任构建的初始阶段还是持续阶段,服务提供商都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并留住用户,由此决定了移动服务提供商特性在移动商务信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信任是一种主观感受,受到个体差异的直接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对不熟悉的人或事物的信任倾向对于构建初始信任至关重要[4]。移动商务不同于传统电子商务,存在更大的技术和交易不确定性,因此不同信任倾向的个体对移动商务的初始信任和采纳会有不同表现[5]。

本文将尝试从移动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整合的视角出发,探索服务提供商的各项特性和消费者的信任倾向如何作用于移动商务信任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对服务提供商的各项特性等变量进行操作化测量,并实证检验相关假设,希望能够通过本研究为当前有限的移动商务信任构建理论研究做一些补充和完善,并为国内外移动商家有效开展营销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二、研究假设

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消费者信任已经成为电子商务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Mc Knight等( 2002) 认为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信任包括信任信念和信任动机[6]。信任在提升消费者感知价值、促进在线购买方面的作用比降低价格的影响更大[7]。移动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者信任包括三个方面: 能力信任、预知信任和善意信任,涉及对移动技术和移动服务提供商的信任[2]。移动商务信任构建的影响因素同样涉及移动技术和移动服务提供商信任两个层面,其中消费者对移动服务提供商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会受该服务提供商自身特性的影响。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信任需要建立在服务提供商技能、专业知识、运营能力、一致性行为以及诚实和善意的基础上[2]。Siau等( 2003) 将移动服务提供商特性视为提升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服务提供商特性包括商家声誉、产品品牌声誉、实物有效性、隐私权政策和消费者信息乱用[8],但这种概念性分析缺乏实证数据支持。Yeh和Li ( 2009) 的研究发现除移动网站质量和移动技术外,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响应能力和品牌声誉也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信任水平[1]。那些关注顾客特定需求并及时响应顾客需求的提供商更可能得到消费者信任[9]。本文从品牌声誉、服务质量和隐私保护三个方面探讨服务提供商特性对移动商务信任的影响。

品牌声誉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反映公司历史,表明公司过去的经营行为。人们倾向于相信熟悉的人和事物。当消费者对某一品牌产品并不熟悉时,往往会根据过去在该商家的购物经历、店内商品整体质量、对该商家的总体印象等因素判断是否相信该商家[10]。移动服务提供商良好的声誉使得消费者有理由相信商家会以一种可预见或可信赖的方式行事,因此有助于培养顾客信任[2]。已有研究表明,作为反映服务提供商质量特性的指标,品牌声誉会影响消费者对移动服务提供商及其产品属性的感知,它不仅直接影响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信任,还通过提高满意度间接影响移动商务信任[1]。还有学者认为,移动商家通过频繁曝光公司名称、设计与服务能使顾客回忆起公司及其业务,从而增加品牌熟悉度,并由此产生信任[2]。

H1: 服务提供商品牌声誉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

随着移动商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服务提供商之间差异越来越小的情形下,服务质量对移动商务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1]。对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可以作为一种信任线索,向消费者传递移动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质量。如果消费者能够在做出购买决策之前容易获取服务提供商的快速响应,则更有可能相信该服务提供商[1]。另外,商家为了降低消费者购买风险会主动提供一些服务保证。金立印( 2007) 对餐饮服务业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服务保证不仅能有效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还能提升感知服务价值,进而激励消费者信任该商家[12]。在移动商务环境下,消费者移动购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大,消费者需要更多的搜集移动服务提供商及其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信息,并以此作为判断服务提供商和商品质量的线索,因此移动服务提供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能够提升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信任水平。

H2: 服务提供商服务质量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

移动商务的一些新特征如无处不在性、定位性、移动定位服务等在给商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隐私保护的问题。而且,相比于电子商务系统,移动商务服务商能够更加精细地了解用户的详细资料,因此用户的隐私问题更加突出,隐私保护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移动商家没有完善的隐私保护,移动商务中最重要的、个性化的增值服务就难以获得成功。所以,有效隐私不受侵犯对移动商家赢得用户的信任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起着重大的作用。移动商家必须确保用户个人信息、交易内容等不被未经授权的人阅读、拷贝或者公开[13]。同电子商务一样,移动服务提供商也需要在其网站张贴隐私政策,向消费者表明不会不正确地使用其交易信息和个人信息。这将会增加顾客共享信息的意愿[2]。另外,移动交易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送更加缺乏安全性。服务提供商需要制定有效的安全控制体系支持移动商务,以确保交易及时和准确地完成,防止网络欺诈和操纵[2]。因此,移动服务提供商的隐私保护对于移动商务信任构建至关重要,反映了移动商务服务提供商的能力、善意和诚实。如果商家的隐私保护政策完善,那么说明该商家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它是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并且能够履行其隐私承诺,消费者也会倾向于信任该商家,并发生移动购买行为。

H3: 服务提供商隐私保护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

信任倾向是指个体对于信任他人的一般个性,会影响个体信念及其对待服务提供商的意图[6]。它是一个人基于长期生活经历、个性类型和背景形成的,不因环境和被信任对象的变化而改变。在移动商务环境中,由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体现不同程度信任倾向的用户对移动商家努力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人本质上体现不同的信任倾向,而且一个具有高信任倾向的人往往乐意去信任他人[3]。如果消费者具有较高的信任倾向则会减弱其感知风险水平,这意味着较高的个体信任倾向可以降低消费者对品牌选择的不确定性水平[10]。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信任倾向较高,当服务提供商拥有较高品牌声誉、服务质量以及较健全的隐私保护时,他就可能会更容易接受这项新的移动商务技术或服务; 反之,如果一个人很难信任别的事物,当服务提供商的品牌声誉、服务质量和隐私保护相对不健全时,他可能会再三考虑是否选择该服务提供商。换言之,消费者信任倾向会对服务提供商特性和移动商务信任意图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4a: 服务提供商品牌声誉与消费者信任倾向对信任意图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

H4b: 服务提供商服务质量与消费者信任倾向对信任意图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

H4c: 服务提供商隐私保护与消费者信任倾向对信任意图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集数据。对于品牌声誉、服务质量、隐私保护、信任倾向和信任意图的测量,本研究对国外的成熟量表进行情境化处理,先将其翻译成中文,然后由英文专业的教师翻译成英文,通过语意对比和反复推敲,尽量减少语意损失量,形成初始量表,最后形成问卷的初稿。

本研究问卷共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基本的人口统计变量,以此来获得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每天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频率以及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网龄; 第二部分是问卷的核心部分,是本研究模型所有变量的测度项,包含服务提供商特性的品牌声誉、服务质量、隐私保护、消费者信任倾向以及信任意图。本研究模型中的潜变量采用李克特5 点计量尺度, “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在确定问卷初稿之后,我们发放了56 份问卷进行预试,对量表信度和效度进行初步验证,剔除了不可靠的测量项,并最终形成本研究正式采用的问卷。详细的变量测量项及来源见表1。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使用移动设备的用户,样本来源于普通高校大学生。本次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平台把设计好的问卷向调查对象发送链接或通过邮箱发送链接进行问卷的发放,同时,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还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收集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链接280 份,回收219 份,剔除无效问卷19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0 份。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移动上网频率和移动上网时间等基本统计信息如表2 所示。从表2 被调查人群的基本统计信息分析,本次调查所收集到的样本总体代表性较好,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

四、结果分析

( 一) 信度与效度评价

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KMO抽样适当性和Bartlett球形检验。样本数据的KMO统计值为0. 914,大于0. 5 的最低标准值,Bartlett's球型检验值为2 774. 003,自由度为253,达到0. 000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本问卷数据非常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随后,使用最大方差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过程中,因为服务质量第四个测量项在各因子上的负载均小于0. 5,所以被删除,最终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 的标准共萃取5 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8. 38% ,因子结构清晰,各个测度项在其相关联的变量上的因子负载值介于0. 559 - 0. 850 之间,交叉测量项的因子负载没有超过0. 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另外,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观测变量经过标准化后得到的潜变量Cronbach’s α 系数在0. 774 - 0. 926 之间,都大于0. 5 的标准,且达到了很可信的标准,表明各变量的测量项都具有很高的信度。

( 二)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检验服务提供商特性和消费者信任倾向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影响,构建了4 个回归模型。模型构建中,各模型均以移动商务信任意图( TRIN) 作为因变量,并采取强迫进入法选择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这个方法来计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从而从整体上来判断品牌声誉、服务质量、隐私保护、消费者信任倾向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并在各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做相应的回归分析。表4 列出了回归分析结果。

在模型1 中,人口统计变量被视为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预测变量,但研究结果却不显著,这说明控制变量人口统计特征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没有显著影响。在模型2 中,加入预测变量品牌声誉,人口统计因素仍不显著,而品牌声誉的标准化系数为0. 576,在统计上是正向显著的,这说明品牌声誉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模型3 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服务质量变量,品牌声誉的标准化系数变小,但仍显示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说明它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具有独立的正向影响,并且服务质量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影响也是正向显著的,其标准化系数是0. 663。模型4 在模型3 的基础上加入预测变量隐私保护,结果表明品牌声誉和服务质量的标准化系数都有所降低,但是品牌声誉和服务质量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影响仍是正向显著的,且隐私保护也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其标准化系数是0. 238。模型4 的结果表明,品牌声誉、服务质量和隐私保护都与移动商务信任意图显著相关,说明消费者对品牌声誉好、服务质量高、隐私保护好的服务提供商更加信任,假设1 -3 均成立。

注:**p < 0. 05,***p < 0. 01。

注:**p < 0. 05,***p < 0. 01。

为了检验消费者信任倾向对服务提供商特性与移动商务信任意图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对信任倾向与服务提供商特性变量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交互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实证结果显示,信任倾向与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质量和隐私保护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信任意图,因此假设4b、4c得到数据支持。但是,信任倾向与品牌声誉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产生负向交互效应,假设4a得到数据的反向支持。

五、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整合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两个视角,研究移动商务信任的构建机制,并通过收集移动商务用户的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品牌声誉、服务质量和隐私保护等服务提供商特性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信任倾向不同的消费者,服务提供商特性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影响存在差异。

1. 品牌声誉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从检验结果来看,移动商务服务提供商的品牌声誉越好,用户的信任意图就越高,就越可能信任移动商务。所以,服务提供商应努力创建自己的品牌,并通过各种途径来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建立自己的品牌声誉,并取得用户的品牌信任。

2. 服务质量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质量与移动商务信任意图存在显著正向的关系,且相关性程度在所有服务提供商特性中是最大的,意味着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质量越好,用户越容易信任移动商务。因此,服务提供商应该采取科学的措施,努力完善自己各方面的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增加用户的信任。

3. 隐私保护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隐私保护对移动商务信任意图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服务提供商的隐私保护政策越完善,用户就越容易产生对移动商务的信任。因此,服务提供商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用户的隐私,从而降低用户的感知风险,取得移动商务的信任。

4. 消费者信任倾向对服务提供商特性与移动商务信任意图关系产生重要的调节效应。表5 检验结果表明,信任倾向与品牌声誉、服务质量及隐私保护的交互项都显著影响移动商务信任意图,这意味着对信任倾向高的消费者来说,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质量和隐私保护措施对其信任移动商务至关重要; 然而,品牌声誉出乎意料地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表明信任倾向水平低的消费者更多地依赖服务提供商的品牌声誉信息来决定是否相信移动商务。

( 二) 研究启示

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移动商务理论研究,而且对服务提供商构建消费者对移动商务的信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提升服务提供商运营移动商务应用的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顾客对服务提供商及其产品的信任,借助社会媒体宣传公司及其业务能力,从而使更多移动消费者熟知并信任该产品或服务提供商。

2. 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购物环境、更多样化的品牌选择,并确保整体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同时,考虑到移动商务对很多用户还是新事物,移动服务提供商的行动必须与其承诺保持一致,因为这种一致性行为将有利于构建好的公众形象,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增加移动商务信任意图。

信任对我们的影响 篇8

[摘要]以港口企业及其供应链伙伴的关键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获取所需的样本,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港口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对港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任与承诺、信任与港口竞争力、承诺与港口竞争力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改善港口企业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和承诺对提升港口竞争力是有积极影响的。

[关键词]信任;承诺;合作机制;港口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81-04

现代港口,作为贸易与经济活动最繁忙的区域,其功能不断得到拓展,成为区域性和国际性物流的重要枢纽。市场国际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港口同时承载着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通,其面临的竞争也变得空前激烈。港口竞争力不但对所在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有着巨大的影响,对所在国家的竞争力也有重要影响,这就要求港口所在城市的政府积极整合资源,以推动港口管理模式和运营绩效的更新。由于对港口供应链管理等整体软竞争力认识不足,港口的协调、整合等运营工作不完善,港口通常未能全面发挥积极作用。迈克尔·胡格斯曾指出,“港口供应链管理要努力实现海运企业和客户等港口相关企业流程与港口运营企业流程之间的连接和协调,重点是合作和信任。”港口企业的合作机制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短时间内无法形成的,能够成为港口的主要竞争因素。Morris和Carter指出信任和承诺是可持续性长期伙伴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具有潜在危险的交往活动中对坚定伙伴的信念具有积极作用。港口供应链涉及成员较多,包括上下游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企业,各成员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较大。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有效整合,需要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协调,建立成员间的信任和承诺,从而加强伙伴间的关系。

本文旨在研究港口企业合作伙伴间的信任与承诺对港口竞争力的影响,并借用实证分析法验证研究模型内各因素间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关系。港口企业在合作伙伴关系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中,可通过增强合作企业间的信任与承诺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一、文献综述

(一)信任与承诺

Cnranll和Inkpen将信任定义为对合作伙伴人覆行义务的期待,以及通过互相协调进行企业交易的意向。Stank等指出,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可以尽量减少信息流动中的反作用,这是因为信息流动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往往可能导致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关系恶化。Gwinner,Gremler和Bitner研究证明在服务型企业中,企业对服务对象持有售心的心理优势和对服务对象的信任比其他特殊优惠和社会价值更为重要。

愿意做出承诺的合作伙伴会致力于供应链的目标维持与伙伴关系的改善,合作对象会对供应链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做出肯定的评价。Morgan和Hunt指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应稳定其合作伙伴关系,而为了确保其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定,信任和承诺是最重要的因素。信任与承诺是企业间在长期的交往和合作中逐步产生的,进而发展为依存关系。信任与承诺在企业合作伙伴间的重要性体现在:1)能有效维持与合作伙伴和投资方的密切交流;2)能避免合作伙伴受到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对手的冲击,而导致合作中途结束或成为对方短期合作的替代品;3)抵御潜在的高风险行为因素在双方合作中发生。因此合作双方的承诺和信任不仅可以提高合作效率,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合作风险,有益于双方的长期合作。

(二)港口竞争力

传统的港口竞争力评价主要关注于港口的吞吐量、费用、运营效率等,近年来的研究则更着眼于提供顺应全球企业供应链需求的服务能力,即港口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组成要素,需评价其综合性服务的能力。武良成和郑宇劫认为港口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和性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形势下港口竞争力的评价标准正在由过去单纯的“吞吐量规模”向“综合竞争能力”转变。综合竞争能力的优势体现在提供优质增值服务的分拨配送能力、信息管理能力及所在区域供应链网络的竞争力上。

中国港口建设初始就没有重视信息管理能力的提高,也没有为港口的长远发展预留更大的空间,港口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运用程度较其他国家还比较原始,主要满足传统物流业务的需求,没有很好地通过网络信息将各种运输方式有机整合在一起,缺乏一个更为快捷、高效和有序的物流运输网络。国际港口的建设需要全面推进行业内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升级,大物流(国际化、规模化、系统化发展、供应集成)、一体化(提供综合性物流整合服务)和虚拟链(信息服务的中心、物流信息平台)俨然已经成为更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港口物流发展趋势。因此,港口企业要不断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利用物流节点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运作。

二、基本假设

(一)信任与承诺

在现行的研究中,为了提高企业间的协调程度,许多研究者分析了信任和承诺的关系,认为信任的形成可以促进承诺,同时指出信任是履行承诺的前提,承诺是信任的结果。承诺本身存在脆弱性,因为合作者往往会通过寻求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进行利益交换,并对对方做出承诺。信任被称为是“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在交换关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合作双方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才会给予对方相对高的评价,同时也对这种合作关系做出较高的承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基于广义互惠的原则,一旦任何一方持有不信任因素就会减少交换关系中的承诺,从而试图将交易转为更直接和短期的交易。信任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对问题解决和建设性对话的完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直接提高合作双方的忠诚度(即承诺)。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1,信任的程度越高,则承诺的程度也会越高。

(二)信任与港口竞争力

早期的多项调查和研究成果均表明,供应链管理需要协调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信任,这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Cadilhon等指出,在供应链管理中,成员间的合作和信任是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所必须的前提。只有合作伙伴间存在信任,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更容易得到加强,从而去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最终提高整个企业和供应链的运营效率。信任是承诺和关系满足的决定因素,是保障合作关系成功进行的前提。只有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保障双方承诺的有效完成和对完成结果拥有相对高的满意度,进而保证该港口的相对优势和持久的竞争力。换言之,信任可以促进的组织内有效合作与竞争。endprint

Anderson和Narus的研究表明,一但建立信任,企业间的合作就会更协调和更容易实现共同努力,这是企业所预期的最佳合作效果,有利于达成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即使企业双方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仍然可以凭借其竞争优势展开合作,合作并不意味着冲突完全不存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仍然能够保证合作顺利进行的前提要素,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较其他企业所具有的绝对竞争力。港口只有保持与其他企业间的竞争优势,才能在设施条件同等的条件下,即使管理模式被对方模仿和借鉴,也不会在短期内被其他企业所超越。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H2,信任的程度越高,则港口竞争力也会越高。

(三)承诺与港口竞争力

Moorman等指出承诺有利于保持有价值的合作关系,承诺的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避免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动,可以更容易地同时实现个体目标和共同目标。合作伙伴具有的承诺程度越高,越重视其合作关系,更积极努力地去追求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完成,这会对供应链绩效带来正面影响。Anderson和Weitz也指出承诺可以促使企业成员间积极展开合作,还可以增强相互的盈利能力。一旦某企业做出承诺,那么其将会为合作方提供更多的相关市场信息,减少与其他竞争业体间交易的利益,因而承诺是保证成功的长期合作关系必需的前提,可以培育和加强合作双方的守信行为。因此,高程度的承诺会对港口供应链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H3,承诺的程度越高,则港口竞争力也会越高。

根据上述3个假设,构建本研究的基本框架(见图1)。

三、研究实证分析

(一)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实证资料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调查对象为港口相关企业与上下游供应链关键企业。调查问卷采用的是Likert七点尺度量表,其中的题目均根据先行文献和业内专家意见而制定。一共发出500份问卷,回收413份,回收率为82.6%。其中有效问卷为401份,有效问卷率为97.09%。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Analysis,EFA),能够将关系错综复杂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核心因子以寻求数据的基本结构,达到浓缩数据的主要目的。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越高,则信度越高,同时测量分数要具有稳定性、可靠性,或者可预测性。本文对信任4个题项、承诺4个题项、港口竞争力5个题项总共1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KMO值为0.873(大于0.70),Barlett统计值显著异于0。同时,根据Cronbachs α系数来确定各量表的信度,结果显示,信任、承诺和港口竞争力的系数分别为0.845、0.885、0.897,Cronbachα仅系数均大于0.70水平。

(三)模型验证

根据研究架构和模型估计分析,首先本模型的拟合结果卡方值为179.618,自由度为74,=2.427。需要模型修正来寻找更优化的拟合度,AMOSl7.0的输出结果中提供了模型修正的分析。CFI值为O.960,TLI值为0.919,均大于0.90;RMsEA值为0.069,小于0.1,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所提出的假设的验证结果均为支持。如表2所示,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中,承诺←信任为0.513(p<0.001),港口竞争力←信任港口竞争力为0.515(p<0.001),港口竞争力←承诺为0.189(p<0.05),说明信任对承诺、信任对港口竞争力、承诺对港口竟争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Carr和Pearson的结果类似,在港口内拥有多企业的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在实际的港口作业中,存在着许多导致作业中断的突发因素。如果具备港口的协调系统,则可以减少时间浪费以及费用损失,提高港口的竞争力。必须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而信任、承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今大型港口逐渐与大班轮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协调航线开辟、基本港挂靠和船期等事宜。实践表明,港口企业与供应链成员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码头泊位,提高装卸设备等作业效率,降低船舶停留时间,提高整个供应链作业效率,从而提高港口自身竞争力。

四、结论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港口企业和上下游供应链的关键企业,通过问卷调查来研究信任和承诺两个主要因变量对港口竞争力的影响。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检验性因子分析结果中的相关系数都符合基本标准,这表明通过市场调查收集到的问卷有较好的内容信度和结构效度。最终的研究结果中,信任与承诺、信任与港口竞争力、承诺与港口竞争力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港口企业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和承诺有助于更好地提升港口竞争力。港口可以以此为借鉴来加强供应链管理能力的建设,不断寻求合作,互惠互利,实现与其他港口的优势互补,尽量避免同类行业恶性竞争。通过友好港口关系或建立战略伙伴联盟关系来拓展航线和扩大业务范围。

现代的港口物流运作是相对复杂的工程,短期而言,合作企业可以通过业务沟通、提供帮助和共担风险积累彼此的信任和依存度;长期而言,港口企业建立起很紧密的供应链信任与承诺的协调机制,并能不断完善港口企业的物流服务能力,同样也可以提高港口竞争力。此外,现代港口的竞争力,还可以通过对港口物流发展模式的更新、港口物流业国内外战略联盟的拓展、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支持、社会诚信保障体系的建立等实质的方法来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现代物流功能的多元化、标准国际化、布局合理化、管理现代化和运行高效化的改进,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对港口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更加高效和有力地提升中国的港口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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