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51读后感

联邦党人文集51读后感（精选3篇）

联邦党人文集51读后感 篇1

麦迪逊 主要讨论了党争

代议制政体比民主制政体在避免党争的危险优越，大型共和国更优越

1.1.党争的性质和含义

党争就是一些公民，无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因为某种共同的利益或情感驱使团结在一起，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甚至是社会的永久、集体利益。

1.2.党争产生的原因

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就好比挣钱多的律师和相对挣钱少的农民，因此有了财产权。这种才能的多样性对利益的一致性产生障碍：

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多样的才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和不同程度的财产占有情况。由于对这种财产情况的不同感情和见解，形成了不同的党派

根本原因是人的情感依附于人的意见，人的自爱依附于人的理智。

党争的潜在原因深藏于人性中，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下造成不同的行动。

1.3.消除党争的方法

1.3.1.消除产生的原因

1消除其存在必不可少的自由——愚蠢，比党争本身更有弊端 ○

自由之于党争，犹如空气之于火，自由是政治社会必不可少的。2赋予每一个公民以同样的热情、利益、主张——做不到的 ○

只要人的理智继续犯错，而人可以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就会形成不同的意见。

1.3.2.控制党争的影响

五十一篇

汉或麦 主论政府机构必使各部门间有适当的平衡和控制 权力要由权力来对抗，野心要由野心来对抗

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到同一部门最可靠方法是给各部门以必要的法定手段和个人主动 防御规定要和攻击的危险性相对应

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管理人民，然后才是如何管理自身。对政府的主要控制是广大的人民，当时经验教导我们应有必要的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经典比喻：人人不是上帝，要是有上帝就不需要给政府以内在或外来的控制了

三十九篇

麦迪逊 拟议中的政体方案和共和政体原则的一致性 根据政体建立的原则为标准

共和国（共和政府）是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直接或间接得到一切权利，并由某些自愿任职得人在一定期限或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内进行管理。

联邦党人文集51读后感 篇2

在制定宪法时, 联邦党人的思想和观点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判断——人不是天使, 即人性恶始终存在。“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 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 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这句美国政治哲学史上的名言被后人反复的引用, 体现了政府控制观点的基本精神, 政府既要控制人民, 又要能被人民控制。而普布利乌斯们并不相信良好的动机可以管理好政府以及被统治者, 他们更愿意相信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实现的管理, 让不同的利益之间相互监督, 也就是“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 “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有别于中国良民政治的理念, 运用逆向思维的独特创意。防止专制最终还是要依赖政府官员利益和本质的野心的彼此抵消。这种理念不是希望人人圣贤, 从源头就实现良好的动机, 而是修渠引水将各种不良动机引导合适的地方, 相互牵制融合实现良好的效果。“虽然作者仍和像洛克那样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认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人民的同意’, 但他又和孟德斯鸠一样保持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人民’或‘民众’的基本看法, 认为他们更容易受激情和欲望的摆布, 而非听从理性的指挥, 因此他们自身不适于做决议, 最好是由他们通过代议制选举代表来替他们做决议。”因此, 人性之恶也引出了联邦党人的精英政治观, 引出了后来的代议制。

但是联邦党人笔下的人性论也不完全是人性之恶, 也有对于人性中公正、善良的一面的信赖和肯定, “正如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堕落, 因而需要对它持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的态度一样, 人性中还有某些其它品质是值得予以尊重和信任的”, 而且在普布利乌斯看来, 他们所构想的共和政体绝不是不需要善良的人性, 而是在最初就需要有贤德之人在位, 带领政府追求正义的目标。可见, 作者们还是对善良、美德、自由的精神的充满肯定, 认为良好政体的运转必须依靠制度与美德并驾齐驱。

二、控制党争的理论

麦迪逊认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 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 团结在一起, 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 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 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 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在党争的原因方面, 麦迪逊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概括起来讲就是党争源于人性和财富, 要想消除党争的原因, 要么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 要么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情感、利益;但是这样又会发现前者会消除掉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础, 后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结果是消除党争的原因这一办法行不通。所以要避免党争, 只有控制其结果, 因势利导。因此, 联邦党人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设计一套有效的政治系统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党争的影响, 并最大程度的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稳定。

其实马基雅维利对于党争源于人性不可消除这一观点早有论述, 只是“相对于麦迪逊的理性分析, 马基雅维里则更富有革命家的浪漫色彩, 他紧紧围绕着创建共和国的目标, 提出解决派系纷争的方法, 具有罗马共和国扩张的战时特征……他认为, 解决纷争的关键因素是立法者能够把握时机, 引入一种宪政机制, 以制衡贵族和平民的非分要求。”可见, 马基雅维利设想的是利用纷争所带来的扩张力量, 突破地域局限, 对外进行扩张, 以创建一个新的国家。虽然麦迪逊的目的只是维护共和国的稳定, 但是他的确从马基雅维利那里获得了灵感, 即对党争加以引导为共和国所利用;因为在党派斗争中想要获得胜利, 想要让事情朝着自己政党期望的方向发展往往需要公众的认可, 也就是说获得胜利的政党意见往往是民意的体现。反过来说, 公众民意的实现背后往往离不开政党政治的推动, 这种良性的关系也就奠定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合宪性思想基础。

三、混合政体理论

“假如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体, 它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 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 那么很可能, 人类早已永远生活在一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就是联邦共和国”, 在这里汉密尔顿很明确的指出他们所设计的联邦共和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国, 而是一种混合政体。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主张采用混合政体, 即糅合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正常政体, 目的就是集各家之所长, 让各种政体的优势得以在一个共同体上充分发挥;调众口之难调, 让国家共同体中所有人、所有阶层共享政治权力, 以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获得稳定的秩序而得以保存。这种混合政体的思想在整个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始终存在, 经历了柏拉图、波利比、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 混合政体的思想不断发展。这些思想家关于混合政体的论述虽然各有侧重, 但是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那就是君主制的中心的地位。为什么他们都对君主制情有独钟, 最直观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当阶级社会中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 人们往往会寻求一种至高无上的强权来做出判断, 或者说这是基于残酷的自然法则, 人们往往从内心里会服从于精英的统治者。

联邦党人所描绘的共和政体, 实际上是对传统观念上共和政府的调整和矫正, 虽然也是一种糅合了民主、贵族、君主三种因素的混合政体, 但与以往的混和政体理论不同的是, 三项因素中民主居于理论上的最重要的地位, 因为这符合是近代政治文明的共识, 而实际上普布利乌斯最依赖的因素却是君主。正因为反联邦党人一贯坚持纯粹的民主, 而联邦党人的制度设计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君主因素所体现出的中央集权, 这就使联邦党人被反联邦党人扣上了搞封建专制、摒弃民主的帽子。尽管联邦党人因此饱受争议, 但不可否认那些巧妙的制度设计大多数都是体现的集权与效率, 为改良共和政体做出最大贡献的恰恰是那些君主与贵族制度的因素。

四、结语

充分的借鉴和利用前人的理论, 并结合美国实际与国际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经验, 再加上联邦党人独特的创造力, 以人性论、控制党争理论、混合政体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得以确立, 为联邦党人设计并实施联邦共和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摘要：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政体, 联邦党人的这一体制构想绝对是政治文明史上一大创举, 但是我们在赞叹其理论独创性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其中许多似曾相识的地方。任何伟大的政治发明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 普布利乌斯也不例外, 他们同样从前代思想家那里汲取了重要的营养, 并加之自己的独特创造, 为联邦共和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联邦共和制,人性论,党争,混合政体

参考文献

[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著.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 在汉, 舒逊, 译.商务印书馆, 2012.

[2]刘晨光.美国共和政制:形式与目的的统——重读《联邦党人文集》[J].政法论坛, 2011 (6) .

读《联邦党人文集》后有感 篇3

现代中国但凡有些社会良知的大学生，逢人必谈政治，逢政治必谈民主二字，似乎谈论民主总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可是我们有扪心自问过，民主到底为何物？我们有深入调研过我们国家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么？我们有了解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如何产生的么？我们有了解过欧洲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差异在哪里么？我们没有了解过，我不得不佩服这种略显无知的勇气。我们总是赞叹美国的社会秩序良好，架构稳定，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样原因。很多人试图从制度的角度发现问题，却发现得出的结论总不是那么贴切。亦或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亦或是我们没有选择对正确的方向，总是原地打转，总是南辕北辙？亦或是我们有太大的惰性，往往不愿意和过去做一个了断，使得我们的历史拉拉扯扯，左脚已经跨过门槛，右脚却死死的站在后面不愿跟上？

从小主动去接触那些感兴趣的大大小小的民主历程，可是感觉现代世界往往是那样复杂，尔虞我诈的权术往往遮掩着对于自由和纯粹的追寻，我发现很难剖开迷雾发现那些最本质的东西，于是我去翻看那些经过时间层层筛选而仍能够获得后人垂青的著作，那些经历过帝制、君权、军事独裁、民主暴政、名义共和、诸侯割据、人民专政的历史而流传至今的著作。对于美国历史的理解，感觉好像总是缺一环。中学的历史课本教给我们的是，一群颠沛流离的异教徒在大洋的彼岸通过一纸薄薄的契约后定居下来，然后美国的定居者和殖民者就突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独立之后美国就逐渐走上了称霸的道路。我以为，既不客观，也似乎有意地省却了什么东西。美国的民主思想如何形成？虽然美国的宪法经过那么多回修改，为什么它的政体能够保持不变？为什么它能够对内保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对外却表现最大限度的专制？美国的制度和它的政治行为如何互相影响？一切外部的揣测都显得有些业余，直到我翻开了《联邦党人文集》。尽管它的观点未免略显陈旧，主观性也很强，却未尝不是观察美国民主制度的另一个角度。如果没有这门课程，作为一个工科生，我可能也不会去专门看这样一本书。联邦党人文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虽然在看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风格的破绽，但是整书看来，还是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我不得不为他们杰出的洞察力、预测力、架构能力而折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为律师，后任华盛顿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团长，参加过安那波利斯会议，是制宪会议的成员，任首任财政部长。约

翰·杰伊，律师兼外交家，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是1783年美国独立条约的签订人，也是1793年中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临时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这个应该很熟悉，他是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作用卓著，并保存了最完整的会议记录，有“宪法制定人”之称，后任国务卿和第四任总统。可以看出，这三位不仅仅是卓越的理论家，更在合众国的前期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研读三位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所提到的，不仅仅是幻想，而是或多或少真实的历史轨迹。

在听过余逊达老师的政治和政党的课程之后，我又回头翻看《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

部政治学名著，其设计的一部宪法和一套政治制度一直经久不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追求均衡和谐，均衡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类似“均势”的解释，然而我们却从未将这种思想上升到治国之道的层面上，只是政治技巧和人际交往的一种技艺。其实一言以蔽之，主要是联邦党人创新性地以分权制衡原则去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通过百余年的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美式民主不是遍地开花，但是分权制衡却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

人世间一切都难免衰败并死亡，任何基于不管崇高的个人也好、卑鄙的个人也好的政治

制度，都将随着权势和肉体的消逝而崩塌，权力和制度的真空往往又会造成一轮轮无休止的征战与抢夺，乃至陷入恶性循环。一部真正对所约束人民负责的宪法或一套长期稳定存在的政治制度要得以长存，除非它能准确地把握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走向。在考察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等时期政治制度及晚近的英国宪政经验的基础上，本书的作者们创新性地提出共和政府架构，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府权力被划分、并被设计成相互制衡的模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被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具体而言，三个部门的人员由独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范围内产生，具有不同功能，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个部门任职，任何一个部门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政府的某个部分，而不可能同时控制全部权力。权力划分后，各部门都具有宪法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是权力分立却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完全分割，否则只能导致政府瘫痪或混乱。

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1、联邦党人在分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权力应如何制衡。他们认为，为了达到各种

权力相互牵制，所谓“三权分立”并不是三种权力绝对的隔离分治，而应当存在着三种权力的相互联系。正是为了相互制约，才存在着权力间的局部混合。完全的分割不仅会造成政治权力行使的低效率，相互疏远的联系也很难起到制约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会造成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只要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就并不排除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此种局部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但并非不当，而且对于各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甚至还是必要的。”

2、与权力相互牵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权力的平衡。联邦党人主张平衡三个部门的权力，要使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对其他两权来说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要使三者彼此在权力、力量的对此上形成均势。而美国宪政框架下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主要表现为：国会的任命批准权和弹劾权，总统的立法否决权和建议权，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等，其中心思想归

根结底还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和制约中存在着反监督和制约，监督与制约都是双向的。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府权力为什么要分权与制衡？我们的国家总是刻意地拒绝西方的多党制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姑且不论那套所谓的“淮南之橘生于淮北为枳”的说教，我们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能够达到权力的有效和有限行使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从“人性论”谈起。

“性本善”与“性本恶”的争论从古至今，直到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

“人性”才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人性既有恶的一面，因而政府权力成为必要，对政府权力行使者进行限制和制约同样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一面，人是目的，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和保障其基本人权。所以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人类社会本质规律深刻洞察的基础上。

现代宪法的人性基础的思想立足点就是建立在性善与性恶的双重人性假定上。一方面

在人文主义假定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至高性、神圣性的基础上，对性善的颂扬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广泛的张扬和崇尚；另一方面，对人性弱点，人性的缺陷与不完善上的正视与防范，需要公共权力加以规范并对权力行使者加以制约。

联邦党人在书中乃至后来实践中所设计的宪法及政治制度，就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

察上，深信政治权力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指出“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政府掌握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掌握权力的人都有野心，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性自身的缺陷与弱点的存在决定了种种主观上的“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借助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法律与制度。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而政府权力本身又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防范或减少这种危险。这就是权力的双刃性。

所以，除了“外来的控制”外，联邦党人进一步对政治权力作出“内在的控制”——

分权制衡，把政府权力分成若干部分，以防止专制与权力滥用。他们坚信没有分权就没有自

由，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判定是虐政”，都是对自由宪法的基本原则的破坏。联邦党人还认为分权必须与制衡相结合，通过授予各个部门一些适当的彼此制约的权力，就能防止单个政府部门权力过大以至于带来专制或**的危险。三位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专制的祸根，即 “集权”。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人或一个机构的手中，就容易导致权力的失控而形成集权，进而导致政体的腐化。“一旦政体腐化，无论任何优良的政体都会蜕变为专制或暴政，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外历史上的专制国家，帝王或政要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人民的权利无不残酷地湮没在暴政之中。权力拥有者往往会滥用权力，“直到其边界为止”。因此要确保权利就必须限制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讲，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权力制约权力”，分权就是其最佳途径。任何权力都应有其运行界线，而非无限或无边际的。实践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待权力，哪怕是“人民主权”，也不能心存任何天真烂漫的幻想，任何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权力，都可能导致最彻底的集权专制甚至暴政。（这一点我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深有体会）因此，必须要建立一套能有效地制约权力的制度，筑起一道阻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防火墙，就离不开分权与制衡。因为分权制衡首先是反对集权专制，分散和限制国家权力，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安排，是保护个人权利享有和实现的重要保障。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国度。我们的制度问题不少，如立法机关监督权不到位，行政权过于强大，缺乏制约，司法权不独立等等，致使分权制衡机制无法有效运转起来，完善我国分权制衡制度势在必行。我认为参照美国的制度，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继续完善我国的人大监督制度。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虽然宪法赋予其监督职权，但常常只流于形式，停留在文本上，缺乏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机构不健全，甚至抽象空洞，对被监督的对象几乎不产生强制的约束力等等。因此，完善我国的人大监督制度，加强人大对行政、司法的监督，形成不同权力之间有效的制约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分权制衡模式。

2、加强人大对授权立法的监督与控制，收回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由于税收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不得授权，基于“无代表即无税”的原则，设定任何一种税收都必须征得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征收。目前我国的行政机关被授予诸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与民主法治精神不相容的，不仅违背主权在民原则，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分权制衡机制，造成行政权大，而立法权、司法权相对小的权力失衡格局，使得法律丧失了其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价值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