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

监管者（精选8篇）

监管者 篇1

怎样对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浅议

【摘 要】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之后明确了我国证券监管的主体；主要论述证券监管者失灵以及应对失灵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证券监管 证券法监管失灵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发展历程

我国证券监管体质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特征，并以政府监督主体的演化为主线。

第一阶段：（1992年5月以前）：多头分散监管时期，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国家计委、财政部、体改委等多方参与格局。

第二阶段：（1992年5月――年底）：1992年国务院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为“证委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为“证监会”）。其中，证券会为市场主管机构，证监会为具体执行机构。1993年后，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授权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全面监管。

第三阶段：（19年底――至今）：国务院决定将证委会与证监会合并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将中央的证券监管职能交由证监会同意行使，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组为证监会派出机构，由证监会垂直领导。

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两级监管体制

基本建立。证监会负责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区域内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服务机构由证监会派出机构――地方证管办和特派员办事处、证监会专员办事处根据授权和职责分别监管。

二、我国现行证券监管体制概述

10月修订的《证券法》确立了我国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实行证券与银行、保险、信托业分业管理。《证券法》第六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实行全国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证券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3.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证券法》第八条规定：“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

综上，可以得出，我国证券的监管主体便是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三、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本文的监管者包涵两层涵义：第一层是指监管者本身，即作为单个的个体的“监管人”;第二层是指作为团体法人的政府机构，在中国即为证监会。监管者之所以需要监管是因为存在监管失灵，这种失灵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监管者本身的行为失范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监管者“经济人”本质。监管者自身始终处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拉锯战”中。一方为作为公务员他，这个“他”要求自己必须时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准则行事，另一方是作为经济人的他，这个“他”要求自己应当以自己利益最大化行事，因此，政府监管者就未必一定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极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从而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而此时的政府监管就会偏离和牺牲公众利益，便不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2.证券监管的“内部性”.所谓“内部性”是指：政府活动并不仅仅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组织目标。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就会出现为了部门利益而放弃公共利益的现象。这已经被实践所证实，比如美国的SEC在“安然事件”曝光前，中国证监会在“银广厦事件”被揭露前，都是采取了保守的监管姿态，而没有给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严格的监管，导致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信息虚假、信息不完全等现象大量存在。

3.证券监管地位的垄断。证券监管和政府一样，在中国处于完全的垄断地位，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不像市场上的服务具有可选择性，几乎不存在淘汰的危机意识，而公众也无法很准确的判断它的有效性，因而监管者也就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4.作为制度滞后性的天然局限。即一项监管措施从制定到实施，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也需要一个长期性的稳定实施过程，但在这段时间里，市场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又需要实施相反的调控措施。例如，在制定政策时，需要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但当政策实施时，经济可能已经走上了复苏的轨道。由于这种监管时滞的存在，证券监管制度往往会落后于证券市场的变化。因此，有时制定出来的监管政策本身是缺乏效率或者是错误的，从而引发证券监管失灵。

四、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措施

1.加大监管者的违规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完善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进行制约和惩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加重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我国《证券法》有关监管人员违规法律责任有以下两条规定：第二百零五条：“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故意刁难有关当事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监管人员违规操作的法律规定存在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过于笼统、概括，这样便大大降低了法律责任的威慑性，从而增加了监管者的违规操作可能性。

2.监管行为和发展行为分离。在我国的证券监管过程中，证监会常常会以“救世者”的身份出现，这种一边做监管一边做发展的模式是不可取的。由于监管和发展很难实现衡平，这一对矛盾本质上说就是“效率和公平”问题，造成在监管主义盛行时，投资低迷，在发展主义盛行时监管缺失的局面。因此笔者构想，应该恢复证委会和证监会两个部门的局面，前者一心一意求发展，后者全心全意搞监督；从部门上下级关系上来说，二者应该应处于平等地位，但证委会受证监会监督，但证监会具有更多的特别权力以保障其监督权的顺利实施。也有人提出，证监会做好“惩恶”,而将“扬善”的事情留给市场去做，但显然，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仍处在初步的发展阶段，还不能完完全全自由化竞争，政府的引导和规范是必要的。

3.设立人大监管制。我国证券监管主体权力设计不合理，在大成都上，证监会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这样一种权力设计势必会导致权力失控和权力滥用。此时就需要人大来以“权”制“权”.人大常委会可对证券监管者建立专门的委员会。建立责问制，对证券监管进行持续监督，以保证其权力在适当范围之内。

4.建立健全司法监督程序。司法监督程序的介入主要是一种事后监督。即对证券监管者的违规监管行为造成的损失从而产生的诉讼纠纷进行妥善处理的程序。在我国，行政诉讼总是处于法律的灰色空间，很多本应进入法律途径解决的案件往往以“和解”、“私了”而终结，虽然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我国行政机关和行政法的发展的。因此，建立健全监管者违法的诉讼监督程序无论是我国证券业还是监管制度本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东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沈楠，宋鹏举。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完善[J].法制与经济，,（11）。

[3]王哲。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分析――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探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12.

监管者 篇2

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使得银行业市场失灵现象甚为严重, 政府通过提供银行监管, 可以缓解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高贷款利率、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有外部性所引发的银行挤兑的蔓延以及监管中的“搭便车”现象, 保证银行业安全稳定, 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尽管银行业监管是必要的, 但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 商业银行和存款人如何相信这一公共产品确实能保证银行系统的有效运行, 保护存款人利益呢?商业银行或者更倾向于回到19世纪的自由银行业时代;或者在既定的经济体制中不得不接受政府监管, 存款人却可以选择不把钱存入银行, 由此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借款人则可以选择不从银行融资, 尽管这可能是最经济有效的融资渠道, 也因此影响银行的持续发展。可见, 无效的银行业监管甚至比不监管产生的问题更大。事实上, 由于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 并且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 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因此, 监管者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面临着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本文将对监管者的声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 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银行业监管者声誉的问题。

二、声誉理论概述

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 由于假定了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 任何背叛的行为都能马上被察觉, 因此, 在竞争均衡的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欺骗、不守信誉等行为。上个世纪中后期, 随着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和与不完备市场相关理论的兴起, 声誉问题相关的研究逐步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受到重视。

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 声誉能够提高市场的有效性, 主要表现在声誉作为信息显示机制能够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 信息显示功能

声誉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同时充斥着质量好、质量中等和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只有卖者知道自己商品的质量好坏, 而买者对此一无所知。产品价格成为购买决策的主要参考, 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 劣币驱逐良币, 质量好的商品并不能找到买家。于是, 建立于过去长期交易基础上的声誉就成为另一个更有效的信号显示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企业建立起良好声誉, 从而向市场发出信号以显示自身所出售的产品为高质量产品, 与低质产品区分开来, 进而促使买者做出购买决策;反之, 买者可能做出不购买的决策。可见, 声誉是一种反映行为人历史纪录与特征的信息, 在市场交易中, 信誉反映的是不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质量的一个信号。有关声誉的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传播, 形成声誉信息流、声誉信息系统及信誉信息网络, 成为信息的显示机制。声誉信息的流动可以拓宽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范围, 降低搜寻成本以及减少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 有效限制了信息扭曲, 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

(二) 降低交易成本功能

声誉机制通过环境约束下的自我实施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如果交易者获得的准租流的贴现值大于违反契约的短期所得, 契约将得到实施, 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将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使得契约关系处于自我实施范围之内, 其中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声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声誉是个人与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 它以“说真话”的形式出现, 减少了信息搜集、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合约签订从而达成“合作”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 声誉是保证合约实施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 它以“做实事”的形式出现, 从而减少了合约实施和行为监督的履约成本及考核成本 (Sauermann, 1978) ;第三, 声誉使得长期契约代替短期契约成为可能。经济主体的声誉可以使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它的行为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 别人可以从他的行动中判断其履约的能力, 并由此决定是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这有利于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了谈判的次数和签约的频率, 这也促使了谈判成本和签约成本减少。

(三) 隐性激励功能

Fama (1980) 认为, 声誉是一种隐性激励机制, 声誉的存在使经济主体愿意放弃短期利益以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Holmstrom (1982) 论证了在代理关系中, 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的替代来约束和激励代理人行为, 降低代理成本, 这为声誉在激励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的市场主体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 也容易与其他经济主体建立长期的合作和交易关系, 从而带来长远的利益。当交易一方违背了关系契约所作的承诺并被发现, 就会导致声誉受损, 因此失去“声誉租金”。从处罚机制看, 合作的另一方会终止与他的合作关系, 或者违约的一方被排除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活动之外。因此,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 声誉与其拥有者未来收益流密切相关, 声誉投资可以带来“声誉租金”, 并激励长期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信用关系, 避免机会主义, 因为合作的收入流足以支撑交易主体放弃采取欺骗行为获得短期利益的企图。

基于声誉的信号显示、降低成本、隐性激励等方面的功能, 声誉理论被比较广泛地应用于产品质量、企业和政府融资、货币政策、金融中介等方面的研究。

三、监管者声誉

早期监管理论起源于“公共利益监管理论”, 政府管制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命题, 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之上的:第一, 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是大公无私的、仁慈的 (benevolent) ;第二, 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 (omniscience) , 拥有完全信息, 譬如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成本、需求弹性、最优的价格定在什么地方, 等等;第三, 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 (pre-commitment) , 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事实上, 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并提供有效监管的问题是与监管者的自身目标函数和外部信息约束密切相关的。

(一) 监管者目标函数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目标定位是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 并且准确无误地将监管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 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 (Goodhart, 1998) 。传统银行监管目标理论主要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 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和银行体系脆弱性理论之上, 认为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认为监管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然而, 在现实的银行业监管中, 社会公众将自己监督金融机构的权利委托给监管者, 以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 他们通过纳税的形式给予监管者一定的报酬, 从而形成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事实上, 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很可能与社会公众不一致。监管者本身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利益的理性经济体, 在监管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贿赂收买或屈服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 其行为可能偏离社会公众最优化目标, 出现监管政策的扭曲, 损坏社会福利 (Stigler, 1971;Peltzman, 1989;Becker, 1985) 。

监管或者成为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 “政府是这种商品的供给者, 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如生产者、消费者、政治家等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成为管制的需求者, 他们都希望管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监管当局的自利性使他们倾向于将商品供给那些能够提供愿意支付高价的利益集团, 而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倾向存在实现的可能性, 这集中表现为监管过程中的设“租”行为。“租”或者叫“经济租”, 在经济学的原意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 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在银行业监管中, 监管者利用手中拥有的监管权, 通过设租获得私利。比如对潜在的进入者抬高市场准入限制, 人为地提高新银行的进入成本, 对银行的运营实行过于严苛的监管等。

当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时, 监管者可能滥用监管权谋取私利, 损坏社会福利, 社会公众对监管当局在银行业监管中纠正市场失灵, 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自然会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 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管者具有公信力是指监管者作为公共权力或公共权代言者信守规则, 履行契约的能力, 由此表明其对法定权力和职责的履行程度和实际“践约”状态。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 从社会民众的角度分析, 是社会组织、公众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 是政府行为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 由此评判监管者守信的程度和政府形象的优劣。因此, 具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作为公共权的代言者是不会滥用监管权力的;而社会民众一旦判断监管者具有良好公信力, 就会自然形成预期, 即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履约能力强, 监管更有效。这种预期的形成是因为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是社会民众对其过去所提供的监管服务的记录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判断。只有监管者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才能在根本上保证监管政策公正而不被扭曲, 才能有效地防止监管中存在的权力滥用。由此可见, 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和监管者的公信力是互为因果、紧密相连的, 越是无私的监管者其监管公信力越强, 而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越有激励避免腐败行为, 提供有效的监管服务。在一般的论述中, 公信力也被称为信誉, 或者守信的声誉。

(二) 信息约束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者目标函数与公共利益的不一致是影响监管政策公信力的重要原因, 但是, 即使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监管政策具有公信力。实际上, 由于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 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

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市场准入限制、存款利息率、资产组合限制、资本充足率、存款保险等各种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市场准入、银行业业务运营以及市场退出实行限制和保护, 以纠正银行系统中由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但是, 由于存在监管人员不能发现信息的知识不对称, 以及金融机构刻意隐瞒信息的披露不对称, 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监管当局掌握的金融信息虽然比社会公众要多, 但相对于代理人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不完备。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甄别问题, 为了诱使被监管银行披露所有信息, 以尽可能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一般而言, 监管者会以有关法规为依据审查银行的经营资格, 规定银行业务范围, 要求银行定期报送相关信息, 不定期地进行现场检查, 并对违规银行进行惩罚。但是, 这并不能保证所获得的信息的真实性, 可能使监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次, 作为代理人, 被监管银行具有信息优势, 比监管者拥有更多的业务经验, 也更清楚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达到监管目标;进一步地,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 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 (Kaufman, 1996;Kane, 1997) 。总之, 监管当局对银行的有限信息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效率。

由于信息约束的存在, 即使监管者是无私地行使公共权力, 存款人对于金融机构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仍然存在质疑。这种情况下, 监管者的声誉则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信息约束条件下不必要的质疑声。监管者声誉是一种显示信号, 反映着监管者的目标类型, 同时也是监管者监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信号。存款人常常形成这样一种看法, 声誉良好的监管者, 其监管水平也高, 服务质量也高, 监管也越有效。他们在监管过程中可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 减少外部约束, 减少甚至避免监管中的政府失灵。因此, 面对监管中的外部约束问题, 声誉机制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启示

文章对声誉以及监管者的声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 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银行业监管者声誉的问题。声誉能够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作为一种隐性激励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可以提高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监管者的边界 篇3

自1988年就职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开始证券业生涯至今，宋丽萍在20多年的证券市场工作中，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次重要改革。

任职深交所近十年间，宋丽萍参与并推动了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2009年10月，创业板正式启动。由此深交所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系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架构基本确立。

但创业板设立一年多来，从最初的“三高”发行、上市爆炒，到部分企业业绩下滑，退市制度长期缺位，质疑声不断。

尤其是退市制度改革，市场寄望以此解决多年来壳资源炒作、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诸多沉疴。但至今，创业板的退市制度仍未见时间表。

“创业板一定是严格退市的。从创业板推出之初我们就在反复宣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虽然现在具体制度没有如期推出来，但这个预期不能改。”7月12日，宋丽萍在北京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直言，“在退市问题上，创业板不会再像主板那样。企业一旦触发到创业板的退市指标，就会被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严格退市

《财经国家周刊》：据我们了解，深交所已就创业板退市制度草案上报两稿。深交所在设计退市制度中的基本思路是什么？草案的要点有哪些？

宋丽萍：直接退市、快速退市和杜绝借壳炒作现象，是我们设立创业板退市制度的基本原则。

首先，我们建议创业板实行直接退市制度，不再实行长时间的“退市风险警示”制度，公司达到暂停上市条件其股票即停止交易；达到终止上市条件即摘牌。

设计“退市风险警示处理”措施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不少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的股票出现了恶性炒作现象，极易发生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并形成板块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为避免在创业板出现类似情况，建议在创业板不再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第二，我们将根据不同情形进一步缩短退市时间，保证问题公司和绩差公司尽快退出市场，使创业板真正实现存优汰劣，健康发展。

第三，不允许暂停上市公司利用资产重组方式恢复上市。杜绝目前上市公司退市过程中出现的久拖不退、“借壳上市”、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现象，净化创业板市场环境。

同时，在中小板退市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创业板公司的特点，在现有《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退市标准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两个退市标准。

一是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我们要求创业板公司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累计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三次的，我们将终止该公司股票上市。

二是股票成交价格连续低于面值。创业板公司股票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的，我们也将终止该公司股票上市。

《财经国家周刊》：不再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后，持有股票的投资者风险放大了很多。深交所如何看待其中的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

宋丽萍：深交所将采取配套措施，深化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强化退市信息披露，充分揭示和化解公司的退市风险，并在公司退市前给予3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时间，便于投资者处理手中持有的股票。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市场有关禁止创业板公司“借壳上市”呼声很高。对从创业板退市的公司，深交所拟如何安排？

宋丽萍：我们明确规定不允许暂停上市的创业板公司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借壳上市以规避退市。目前ST类股票被恶炒的主要原因是存在资产重组的预期和传闻，主板暂停上市的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实现恢复上市的现象较为普遍，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创业板要最大限度的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在制度上对拟退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借壳上市进行限制。

创业板公司达到终止上市条件即摘牌。同时，为了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投资者的交易权，我们要求公司退市后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股份转让的渠道和平台，给套牢亏损的中小投资者提供缓冲地带，从而减轻市场动荡。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经讲到过创业板退市制度非常复杂，设计难度很大。其中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宋丽萍：退市制度设计一方面难在指标制度是否可行。国际上的很多指标，比如说流动性指标，在我们这里就很难适用。这与我们投资者结构有关，与香港市场比，他们的个人投资者只占30%，而我们则占70%。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流动性是高于全世界市场的。如果利用流动性指标的话，国外的一年之内、半年之内交易量低于一定指标就退市，这个指标我们就要反复推敲。

还有就是会计指标和财务指标。以财务造假为例，全世界的证券市场多规定出现财务造假问题企业就要退市。譬如国内企业到东京市场去上市，被发现年报造假，东京市场就会给企业20个交易日，之后让企业退市。那么我们就得反问自己，这个指标在我们这里能不能用，我们能不能做到。

除了指标之外，退市制度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制度的可操作性。要考虑到退市的时候会对投资者带来多大影响。当然是给投资者的影响越少越好。

综合这些情况，包括国内市场环境和投资者结构，结合国际上成功的做法，我们设计出的一套指标是可行的，也觉得这一制度还是尽快推出比较好。

《财经国家周刊》：创业板退市制度迟迟不能出台，是不是因为监管层对于退市制度意见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几个板块的退市制度应当一起推出，另一种则认为创业板退市制度可以先行。深交所方面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宋丽萍：从我们交易所角度，是希望创业板退市制度先出台的。因为创业板作为一个全新的市场，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尽快建立健全直接退市制度不涉及对现有市场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条件先行先试，来探索建立健全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的退市制度。

从全球范围看，创业板成功很少，但我们一定要让创业板成功。因为它对经济结构调整、创新推动，以及投资者风险管理都有非常重要意义。另外，对于一部分投资者风险偏好比较大的投资者，也是一种必要的资产管理工具。为实现创业板的成功，退市制度是一个必要因素。

募资监管的困惑

《财经国家周刊》：新股发行制度启动市场化改革之后，新股发行中的“三高”（高股价、高市盈率和高募资）问题一直比较显著。尤其是创业板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何看待超募问题？

宋丽萍：超募对于资金效率和投资回报而言都是不利的。但最近也看到，随着新股破发和二级市场市盈率回落，超募现象也有所缓解，甚至已开始出现企业募资不足情况。6月29日申购的创业板新股东宝生物，原计划募集资金1.84亿元，但按照9元/股的发行价，实际募集资金也只有1.71亿元。

这说明超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至少，目前超募现象正在发生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市场舆论认为，对于创业板超募资金的监管可以更加严格，以防止公司滥用超募资金。深交所对于“更严格”监管建议怎么看？

宋丽萍：不只是对创业板超募资金，对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监管一向是非常严格的。在创业板募资监管中，我们移植了中小板的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并将募资使用与保荐人绑在一起，要求从募集资金专户大额提款的时候保荐人要签字。钱用到哪里去，保荐人要承担责任的。这其中，对于将募集资金用于二级市场炒股情况，是坚决制止的。

但其实，交易所到底该管到何种程度，究竟现在是管松了还是管紧了，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有企业表示，放弃深交所而到香港或是周边市场上市，原因就是“深交所管得太严了”。比如一些上市公司要投资小额贷款公司，深交所建议他们“慎重些”，这类企业就有意见了。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深交所是否形成了募资监管的基本理念？

宋丽萍：从中小板的运行开始我们就在讨论，对于资金的使用到底该不该管，管到什么程度。此前深交所的监管理念是，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上市后应当发展主业，不能用募集资金去投资不熟悉的行业，不能拿了钱以后乱投资。

但现在看来，企业在募集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值得探讨的。有些公司没有将资金投入主业，因为资本是逐利的，这也是分散化决策的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

当时我们内部就有一个看法，既然企业内部有决策权、管理权，是不是就不应该干预这个决策？募集资金使用的第一负责人是上市公司的高管，是他的管理团队。但矛盾在于，管理团队是董事会决定的，投资者不能决定管理团队的任命。而管理团队的一些决策又是投资者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投资者又希望监管部门多管一些。

我们始终要求投资方要根据招股说明书和再融资说明书来投资。如果企业要更改募集资金的投向时，应当遵守一定的程序，如果不履行程序而改变募投方向的，一定会采取监管措施的。监管主要就是管这些程序性的东西。更多的内容，国际上其他交易所也是不管的。

所以总体上讲，我们认为交易所对于企业的资金管理应该是有边界的。

新三板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新三板（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市场的扩容以及配套制度改革，被称作是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一号工程”。此前根据监管层表态，市场普遍预期这一改革会在今年全国“两会”后推出，但时至今日该项改革却仍未破题。是不是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宋丽萍：原来我们也预期新三板应该推出了。但现在看管理层对于这一事项比较慎重，新三板实际运行起来确实也存在一些难点问题。我能猜到其中一个难点在于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的法律救济问题。

导致这一问题的一方面原因是投资者不成熟。自创业板起，我国已经实施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让“合适的投资者”进到相应的市场中来。这一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但制度另一层内涵是“投资风险自负”。

但事实上，一旦市场起步、真的出现个别企业“不行了”之后，虽然提前已明确了“风险自负”，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并不习惯于此，不肯承担风险。这就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也给监管带来很大压力。

另一面原因是我国投资者法律救济方面存在缺陷。在企业违规情况下，成熟市场有律师代替投资者进行诉讼、要求赔偿。这一方面我们的市场还欠缺很多，至少法律救济效率还不是太高。如果投资者要追溯法律责任的话，效率该如何保证，这超出了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管理范围，这是司法问题。

此外，美国证券市场采取“宽进严管”的模式，其OTCBB市场（场外柜台交易系统，又称布告栏市场）挂牌的企业多达数千家，但其严格的法律及其执行使得这一市场运行得有序。相比之下，我国证券市场整体上是把“关口”设在进门处，相应的事后监管方面却存在缺陷。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扩容、改革后的新三板市场监管责任是如何划分的？深交所会在其中担任什么任务？

宋丽萍：当前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系统归口中国证券业协会监管，深交所方面受协会的委托做一些工作，譬如提供交易系统、实施实时监控，同时承担信息披露、年报披露等工作。

至于今后的组织框架和责任划分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交易系统还是由深交所来提供，我们的系统还有很大容量，可以提供这些服务。

监管者 篇4

一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积极推进“四个转变”，全面实现“四高目标”的要求，改进广告监管方式，提高广告监管效能，促进了全县广告市场秩序根本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主要做法是：

一、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广告由工商部门监管向社会齐抓共管的转变

广告监管量大、面广、难度大。工商部门虽然是监管广告的主管部门，但仅靠工商一家之力，无法实现对广告的全面有效监管，必须调动各相关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推进建立“政府重视、工商牵头、部门联动、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格局。

（一）主动汇报，争取重视。采取专题汇报、呈送广告监测情况报告、广告整治动态分别报送县领导，引起领导高度重视。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促进广告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后，我局及时向县政府分管县长进行了会报，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加大广告监管力度促进我县广告业发展的意见》；为强化广告监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宣传引导，营造声势。我局充分利用宣传单、墙报、电视、等各种媒介，通过印发资料、组织广告审查员培训、推行广告从业人员岗位资格证制度等多种途径，面向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和社会公众，广泛宣传广告法律法规知识，增强社会广告法律意识，多方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广告监督工作。召开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公布违法广告情况,部署专项整治工作，大力营造依法严厉查处违法广告的有利氛围。

（三）多方配合，以健全落实违法广告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为载体，加强与宣传 卫生、药监、公安、监察等部门的协作，积极推进广告监管信息沟通与共享，发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功能。增强了工作合力和实效，一年来共召开联席成员单位会议4次。

二、强化措施，着力促进广告监管工作常态化

（一）关口前移，加强源头防范。通过建章立制和加强日常管理，从源头上防范违法广告发生。一是严格广告经营资质管理，把好“准入关”。实行广告经营资质定期检查制度，每年第一季度对广告经营单位资质进行一次检查，对“问题”单位整改一批、核销一批、查处一批。2011年，全县共检查广告经营单位12户，个人经营8户，公司2尸，事业单2尸，对存在问题的2户广告经营单位进行了限期整改，二是实行特殊广告发布前备案制度，对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化妆品等5类特殊商品（服务）广告实行发布前备案，对发现广告内容违法的，及时建议并督促广告主修改。2011年，备案广告36 条。

（二）加强监测，掌控广告发布动态。立足违法广告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2011共监测各类广告268条。

（三）快速预警，及时制止违法广告。对发现的涉嫌违法广告，先通知叫停 2011年共下发《违法违规广告警示通知书》3次。

（四）集中整治，有效查处违法广告。我们及时消除部分同志中存在的对违法广告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先发展、后规范”的片面认识，把查处广告违法活动，作为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把组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作为解决广告突出问题的有力手段。近几年，我县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了十几项集中整治行动，切实加大违法广告案件查办力度。2011年，我们重点开展了二项行动。一是“清理整顿涉医广告行动”。检查4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广告6条。二是“分类广告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广告经营单位12 家，发现违法广告27条，发出整改通知书24份，收缴违法印刷品广告5000千余张。三是“五类重点广告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各类药品、医疗服务、保健食品等广告26条，立案查处违法广告3起，责令停止发布广告不良5条，严厉查处了一批利用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虚假违法广告蔓延之势得到有效遏制。

三、突出重点，抓住难点，有效推进违法广告整治的力度，作力使我县广告市场得到较好的净化

（一）加大广告市场的监管力度、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实施全方位的监测对广告量大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要求其建立健全广告发布台帐、和广告审查员制度,及不发布不良广告承诺制、同时加大了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做到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自律和监管的有机给合，从而大大地增大了广告的诚信度。

（二）加大广告审查人员的管理力度，实行广告审查员责任追究制。规定：一年内因所编审广告被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批评一次者，由该媒体对其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写出检查，并取消当年评先资格；被通报批评两次者，当年不予晋升职务、职称。一年内因所编审广告被行政管理部门下达违规警告通知书一次者，由该媒体对其缓聘、留用察看；下达违规警告通知书两次或出现重大错误者，由该媒体对其解聘，工商部门同时取消广告审查员资格。

（三）实行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负责人责任追究制。对发布虚假违法低俗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首先由宣传、工商、广电等部门约请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主要负责人谈话警示；三次约谈后继续刊播虚假违法广告的，给予通报批评；通报批评后仍不改正的，下发警告通知书，由行业主管部门给予经济处罚；一年内被下发警告通知书3次或出现重大错误的，核验时予以缓验或不予通过核验。

市场监管局监管工作心得体会 篇5

通过参加以“深改实干转形象、担当作为争一流”为主题的学习活动，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工作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现结合岗位实际，深刻剖析，谈谈自己的所感、所悟。通过学习，自己充分感知到，必须转变之前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陈旧思想，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和公务人员的责任担当意识。

一、对解放思想的认知

“{城市}要发展，我该怎么办”，刚开始提出这个主题后，感觉似乎与自己无关，都是领导层考虑的问题。但是通过参加会议聆听上级的文件精神，才明白自己思想上存在严重的误区。正因为我们工作在基层，才能充分体会到基层群众所需所求，而作为直接为群众办事、为民服务的基层代表，怎么样服务群众，解决好他们的困难，正是为政府分忧、为民解难的一种体现。通过这一思想转变，我明白了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办的方法路径，就是扑下身子，放下架子，真心诚意的对待群众，时时处处解决好他们的困难。

二、日常工作体会

作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必须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才能有效的做好辖区百姓的饮食用药安全。对待群众，要真心真意，对待监管对象要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分析解决问题，参加工作三十年来，自己能够做到热忱礼貌，但有时也会出现不耐心、心情急躁的现象发生。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勤勉敬业、敢于担当。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树立“东昌府兴我荣，东昌府衰我耻”的大局观，才能真正做到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为我区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执法经验的总结

坚持履职尽责不懈怠，始终保持顾全大局的集体荣誉观。多年来，自己始终有一种紧迫感，担心自己能力和工作技能方面不足影响日常监管工作，所以在平时注重学习新知识，确保自己能始终保持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素质，具备能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热情为民服务的激情。将工作中的落脚点放在严监管、重规范上来，改正“轻处罚、轻纠正”的现象。在办案过程中克服因人际关系和复杂社会环境带来的困扰，严格执法树立市场监管人员的良好形象和增加执法权威。

四、廉洁自律方面

俗话说“纪律是个圈、自由在里面”，我能够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觉带头遵规守纪，严于律己。不以权谋私，在权力、金钱、人情上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其身不正、其令不行，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做好，真正做到自重、自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监管者 篇6

【中文摘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金融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同时金融行业风险加剧,金融危机时有爆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更值得警醒。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和传染力之强,使我国必须谨慎处理各种危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据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因此我国政府应该把对金融业尤其是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作为重中之重。本文基于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几个基本方面进行了概述,主要涉及银行监管的概念、监管系统、银行监管理论的历史沿革及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历史、现状和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启示;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政策建议。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在不断完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商业银行监管主体缺乏监督体制。第二,商业银行监管工具不够完善。第三,商业银行监管内容方面还存在问题。主要包括市场经营监管、跨国监管以及市场退出监管方面的问题。第四,监管部门协调机制还不够完善。牵头人不明确而使得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无法正常运作,同时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监督机制。第五,商业银行的监管理念落后、监管技术需要更新。由此本文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具体情况,同时结合美国金融危机的...

【英文摘要】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finance has a rapid development,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监管者 篇7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监管者主要分为市场中介机构和国家的监管部门这两大块。其中中介机构是在会计信息披露审核过程中的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等等;国家的监管部门是指信息公告过程中的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等。中国证监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最高权力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是一线监管机构, 是直接对上市公司持续性信息披露的监管, 但其享有的权限较为有限。市场中介机构和国家的监管部门作为会计信息的监管者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产生影响。

一、上市公司与市场中介机构之间的博弈分析

我们把中介机构如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市场中介机构看作是相似的利益主体, 他们的利益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都是某一项业务上的受托与委托关系。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 我们用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博弈作为基础, 探讨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与市场各中介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特征。

(一)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的利益动机冲突

根据詹森和麦克林的REMM人性假设理论我们知道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是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 也毫无例外地遵循自利原则。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利性体现为对审计收费和客户数量的追求。在对某一客户进行审计的过程中, 注册会计师总是尽量争取更高的收费;另一方面, 面对有限的客户, 注册会计师总是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能争取到最多的客户, 甚至以竞价的方式拉抢业务, 以最大化其收入。同时又由于当上市公司对注册会计师所发布的审计报告不满时, 最直接的制约方法就是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从而试图改变公司的审计报告类型, 所以, 在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出现注册会计师为盲目追求自身利益而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情况。注册会计师利益驱动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利益导向的不一致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博弈。

(二)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的利益博弈分析

1.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利益博弈模型的建立

(1)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利益博弈模型的假设

首先给出该利益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假设1: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且风险中立;

假设2: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的信息是完全的;

假设3:上市公司的可选策略为真实披露或虚假披露其会计信息;审计机构的可选策略为公正审计 (出具真实的审计报告) 或不公正审计 (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 ;

假设4: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其会计信息时的收益为R;审计机构选择公正审计时的收益为S;

假设5:上市公司选择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从而产生的“操纵剩余”为△R, 但是若审计机构选择公正审计, 那么上市公司将无法得到“操纵剩余”△R;

假设6:审计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与上市公司共谋, 默认上市公司的会计操纵行为, 选择不公正审计时, 审计机构可与上市公司共同分割“操纵剩余”△R, 即审计机构除得到自己的正当收益S外, 还能得到上市公司“操纵剩余”△R的一部分△Rs;

假设7:当上市公司有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动机而审计机构选择公正审计时, 上市公司无法得到△R, 从追求利益出发, 上市公司有可能威胁更换审计机构, 上市公司的这种可能的选择给审计机构带来的负效用为T。

(2)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利益博弈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的假设条件, 我们可以构建出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个数据为上市公司的收益, 第二个数据为审计机构的收益。

从表1中得知, 只要△R>△Rs, 即上市公司操纵会计信息带来的净剩余大于零时, 上市公司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 审计机构进行不公正审计就成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 这时双方均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3)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利益博弈模型的扩展

在以上模型的假设基础之上, 我们再加上考虑到在证券市场上有证券管理部门会对上市公司以及审计机构的种种不良行为进行查处并且进行处罚, 同时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债权人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对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一定的处罚, 所以, 我们为了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的行为需要进一步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8: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 审计机构与其共谋进行不公正审计的行为有可能被发现。

假设9:被有关管理部门和投资者发现和处罚的概率为X;

假设10:被发现后对上市公司的处罚额度为C1;被发现后对审计机构的处罚额度为C2;

假设11:上市公司选择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概率为a, 选择真实披露的概率为1-a;

假设12:审计机构选择与公司合谋进行不公正审计的概率为b, 选择公正审计的概率1-b。

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和审计机构进行不公正的审计都有可能被发现并且被处罚, 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不同的选择就有一个概率的问题, 此时, 在利益博弈模型的基础上, 再结合扩展假设, 构建出扩展的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利益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上一个数据为上市公司的收益, 下一个数据为审计机构的收益。

(4)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利益博弈扩展模型的分析

由表2我们可以得到:

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的预期效用为:

选择真实披露的预期效用为:

那么, 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和真实披露行为无差别时的概率a为:

将 (1) 式和 (2) 式带入上式, 整理可得:

同样, 我们可以推算出:

审计机构选择不公正审计的预期效用为:

选择公正审计的预期效用为:

那么, 审计机构选择不公正审计和公正审计行为无差别时的概率b为:

将 (4) 式和 (5) 式带入上式, 整理可得:

从整理得出的 (3) 式和 (6) 式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方面, 加大对上市公司虚假披露和审计机构不公正行为的监督力度, 即提高虚假披露和不公正行为被发现并处罚的概率X, 那么上市公司的虚假披露和审计机构的不公正审计行为的概率将减小。

另一方面, 提高对上市公司的处罚额C1和审计机构的处罚额C2, 加大对做假行为的处罚强度, 也将使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选择做假行为的概率减小。

通过以上对审计机构等市场中介与上市公司之间利益博弈的分析表明, 证券市场管理部门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加强对上市公司及审计机构的监督和处罚来规范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 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2. 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监督失灵的原因分析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等市场中介机构之间的这一种失衡关系是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原因。例如, 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的审计中存在着委托人、被审计人员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原始委托人是指包括所有者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 而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所有者的分散、流动导致了原始委托人很难行使对上市公司的实际监督。同时, 在我国又由于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的股权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尚不健全, 从而导致对上市公司 (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 审计的实际上的委托人为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 这就形成了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聘请审计机构审计、监督管理者自己的行为, 并且审计费用等事项由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决定。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必然会牵制审计机构等市场中介机构的行为, 从根本上就破坏了审计关系中的平衡关系。

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在审计的主契约下存在着包含审计机构的聘用、续聘及审计费用标准等内容的子契约, 审计机构在审计“交易”的子契约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 所以, 审计机构在同行业务竞争中让步、“迁就”上市公司, 与上市公司共谋也就成为了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证券市场中, 为上市公司提供市场中介服务的其他各相关利益主体, 在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处于同样尴尬的角色。这类市场中介机构既是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外在约束的主体, 又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的利益相关主体, 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均会出现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成了上市公司与各市场中介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妥协的过程。

二、上市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监管博弈的基本假设

证券监管部门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会造成很大影响, 这里将构建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给出假设条件如下:

假设1:上市公司有可能进行虚假的会计信息披露, 并会从自利原则出发选择真实披露或是虚假披露;

假设2: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的收益为R (R>0) , 选择真实披露的收益为-R;

假设3: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如被监管部门查出, 所受处罚为M (M>0) ;

假设4:监管部门实施监督职能, 其可以选择监督或是不监督;

假设5: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成本为D (D>0) , 如果选择不监督则监管部门可以节约的成本为D;

假设6: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被人举报, 而监管部门没有对其进行监督, 则监管部门将会受到处罚为N (N>0) ;

假设7: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如没有人举报, 监管部门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 则上市公司获得做假收益为R, 监管部门的收益为0;

假设8: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 监管部门选择监督, 但由于监督水平较差, 没有发现问题, 此时, 上市公司获得做假收益为R, 监管部门的收益则为-D。

(二) 监管博弈模型与分析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之上, 构建出监管博弈模型如下:

1. 构建监管博弈模型

由上述假设条件, 构建出不完全信息监管博弈模型如表3所示:

注:表中第一个数字为上市公司的收益, 第二个数字为证券监管部门的收益。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没有占优策略均衡, 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进行进一步假设, 以得出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进一步假设如下:

假设1: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的概率为h, 那么不监督的概率为1-h;

假设2:上市公司进行虚假披露的概率为g, 那么真实披露的概率为1-g;

假设3:如证券监管部门选择监管, 发现上市公司做假的概率为k, 那么未发现上市公司做假的概率为1-k;

假设4:如证券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督, 上市公司做假被人举报的概率为s, 那么未被人举报的概率为1-s。

在进一步添加以上四个假设的情况之下, 结合上述博弈模型, 可以计算出上市公司的预期收益为:

进一步计算出证券监管部门的预期收益为:

可以求出上市公司的预期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证券监管部门的预期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由此, 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出上市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监督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上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选择虚假披露的概率是g', 而证券监管部门选择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的概率是h',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最大化的收益。

2. 监管博弈模型的分析和结论

通过以上对上市公司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 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被查出的概率提高, 则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将降低。

(2) 加大对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惩罚, 则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将会增加, 从而导致上市公司不敢轻易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 以此来降低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

(3) 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被人举报的概率增大, 则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也将降低。

(4) 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增大, 则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 这必然会导致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概率的上升。

(5) 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所获得的收益越大, 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概率也将会越大, 因为较高的做假收益促使上市公司有较大的动机去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 而且做假的水平也将会有所提高,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也将更加重大。

(6) 证券监管部门提高对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监督查处的质量和水平时, 一方面, 导致上市公司虚假披露被查处的概率增大, 则上市公司虚假披露的概率将减少;另一方面, 证券监管部门不监督的概率也会增大, 这是因为证券监管部门监督水平的提高所产生的威慑作用使得上市公司选择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降低, 从而导致监管部门不需要经常去监督检查, 而上市公司也能进行真实的会计信息披露。

三、建立健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机制

会计信息的监管者对上市公司是否进行真实的会计信息披露有着直接的影响, 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如何健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机制:

(一) 完善立法, 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加强会计法制化建设, 严肃会计法纪, 完善立法, 是促使上市公司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主要措施, 同时也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通过法律法规来强化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制定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 对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责任与权利, 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惩处等做出明确规定。此外, 在立法时还应注意加大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也是能否充分发挥会计法规作用的关键。

(二) 加大有关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 提高对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处罚

根据REMM人性假设理论, 我们知道上市公司也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有限理性经济人”, 其行为也必定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会计造假都是出于一定的经济目的, 都是追逐利益的结果, 因此, 如果对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处罚力度高于甚至数倍于虚假会计信息给其提供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这样必然能有效地发挥处罚的威慑作用, 从而促使上市公司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

(三) 加强对监管人员和监管部门的管理

注册会计师作为监管人员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审核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审计机构的公正审计能促使上市公司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 而不公正的审计则将给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创造机会, 所以要对不公正审计的审计机构进行惩戒, 对违法乱纪的注册会计师, 予以严肃地处理。要加强对证券监管部门的再监管, 监管部门本身也是一个利益主体, 所以要对其进行再监管, 以促使其能很好的执行监管职能, 从而更好地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四) 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效力

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 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证, 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和质量, 必然能提高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被查处的概率, 同时在监管部门高效力和高处罚的威慑之下, 监管部门不必经常去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 就能够很好地降低上市公司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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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雪英, 李岩.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博弈分析[J].绿色财会, 2012 (4)

问责监管者应成常态 篇8

这样的起诉，真正实现了“一个都不放过”。6月份，南京检察机关也启动了对“瘦肉精”事件背后渎职犯罪问题的调查，并且查办了几个官员。

是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唯利是图，不惜危害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确有大罪，可监管部门到哪里去了？纳税人预期到在利润的驱动下，会有不法商人使用瘦肉精，于是花钱供养了相关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去检测和防范瘦肉精。可是，这些官员并未负责任地监管，严密的制度设计流于形式。

在“瘦肉精”案的养殖、流通、屠宰、加工和销售链条上，失职渎职和执法腐败让消费者触目惊心。在养殖环节的抽检，居然有养殖户自己拿人尿充猪尿；在运输环节，每头猪花两元钱就能买到相关证明，再花100元贿赂省界检查站，便可一路绿灯送到城市；在河南双汇集团，不仅“十八道检验”言不符实，且根本不检查猪肉是否含由“瘦肉精”。

这已不是简单的失职，而是滥用监管权力进行寻租，只要交钱，就可通过检测、得到“检疫合格”的证明。这无异于出卖政府公信力，将监管权力异化成牟利工具。每一次食品安全丑闻中，都能看到监管部门失职和渎职的身影。比如让舆论大哗的“达芬奇家居”也是如此。有媒体查询了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等官方网站，结果都没有看到相关抽检信息。也就是说，达芬奇进入市场13年以来，没有一个部门履行过监管责任。监管乏力，使“达芬奇”吹牛无须上税、越吹越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