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政处罚案例分析（精选7篇）
该超限行政处罚案由于涉及多个法律问题，经我们单位法制科讨论后进行处罚已结案，现写出供同行参考，如有不同看法欢迎交流，抛砖引玉，理辩则明。
2010年×月×日，×治超站路政人员在检查时遇一超限车冲卡逃避检查，10分钟后在另一检查点被拦截被迫停车。该车停车后继续拒不接受检查，突然倒车撞坏路政车辆，导致车上路政人员受伤。路政人员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当事人余×刑拘。经调查，该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和营运证上的运输业户为×有限公司×分公司，车辆是余×分期贷款购车，是实际车主。余×被刑事羁押期间，其配偶和儿子在没有其书面委托的情况下前去接受处理，缴纳了超限罚款，提走车辆。
1、本案应以谁为超限处罚当事人？
首先，余×系分期贷款购车，与车辆所有人×分公司签订有分期购车协议，协议里明确了贷款还清前×分公司是保留车辆所有权方，余×负责该车经营和管理、收益等，与行驶证上的所有人无关，违法超限运输行为也为其独立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对于赊销贷款车辆的交通事故民事责任做了免责规定，虽然对行政责任能否免除没有规定，但按照有关司法解释，实践中应比照参考。其次，分公司无法人资格，按照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除非该分公司有单独的营业执照和独立财务，否则不宜将该分公司作为其它组织对待进行处罚。虽然货车营运证上的运输业户也是×分公司，但超限运输承运人与营运资格并无必然联系，应个案具体分析。综上原因，该案应以余×为擅自超限运输当事人进行处罚。
2、在对超限车辆采取责令停驶强制措施后，除送达通知书给当事人外，是否应当通知其行驶证上的车辆所有人×分公司？
责令停驶为行政强制措施，其行使的实际效果类似扣押。本案中，当事人为分期贷款购车，在没有还清贷款前，×分公司作为保留车辆所有权方，对该车可以主张财产权，路政人员对该车责令停驶，虽然处罚当事人非×分公司，处罚事项对其无需告知，但对车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不经告知，就有侵害其合法财产权之嫌。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里明确了对于类似情况的处理原则，即切实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原则，路政人员应该参照这个原则执行。否则，如果当事人因为刑事案件或其他原因长时间不来处理，导致被停驶车辆损坏，×分公司完全可以按照《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对公路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解除强制措施，返还车辆，赔偿有关损失。这种情况有类似行政诉讼案例，可以参考。
3、本案处罚应依据《公路法》还是《山东省治理超限和超载运输办法》？ 山东省《办法》第37条对当事人逃避超限检查的行为做了单独罚则规定，根据行政法的一般理论，对于行政相对人的每一个行政违法行为均应进行分别处理，但对具有因果关系的行政违法行为，分别处罚则显失公正，应按照牵连违法行为处理。《行政处罚法》对牵连违法行为应如何定性量罚并无明文规定，行政法领域关于牵连的论证基本上都是按照刑法的牵连犯理论，基于行政法和刑法都是公法相通的原理进行讨论的，基本上认同应以重罚吸收轻罚或主行为吸收从行为来处理。两个罚则，都是罚款，最高处罚额都是3万元，则应按照主行为吸收从行为原则处理，当事人直接实施违法目的为违法超限运输获取非法利益，是其主行为，逃避检查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进行辅助，是从行为。综合考虑其犯意，应对其擅自超限运输的行为作为主行为依据《公路法》进行处罚，将其逃避检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作为自由裁量依据，对其处以罚款。（现在山东省交通厅出台了一个新的自由裁量执行标准，与这个有矛盾，该问题比较复杂，有时间单独写出）
4、案发时路政人员拨打110报警行为是否可以看做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行为？
对于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具体规定，目前主要根据国务院令第310号《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会[2006]2号《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根据上述规定，行政移送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而为的行政行为，具有必须的形式要件和程序要件，其区别于《刑事诉讼法》中一般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控告、举报行为。对于在执法现场立即通知公安机关到场进行案件移送，则主要依据《意见》中“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或者案件其他情节明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应当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的内容，但对于该内容，高检06年在关于该意见的解读中已经说明该内容是为了防止行政执法机关久查不决而作的强调性规定，而非设立行政移送的特殊形式，更不等同于报案，现场移送应当同样按照《规定》中移送形式要件进行。对于《意见》中的提前介入，则是要求公安机关参与、配合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调查。再者，无论公安机关是以妨碍公务罪还是故意杀人罪立案，我现场路政人员都是被侵害的对象，依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等，其拨打110报警的行为都只是报案行为，非行政移送行为，一经报案，即进入公安机关刑事审查程序，不存在移送与否的问题，即使公安机关以后要求提供有关行政执法材料，也只是路政人员作为被害人必须配合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案件调查的义务。
5、当事人亲属没有当事人书面委托的情况下前去处理路政人员是否可以让其接受处理？
这一问题关键是当事人亲属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般认为，表见代理来源于私法领域，不能用于公法，在行政法领域所有的表见代理都无效，否则行政法律责任的惩罚性无法体现。但在缴纳罚款等程序性问题上和财产解除扣押比如路政人员放行车辆等问题上，表见代理仍然适用。在本案中，当事人被刑事羁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贷款购买的车辆被责令停止行驶，无法运营，而又必须按月还贷，其配偶或儿子作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出于对当事人利益考虑在没有当事人书面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主动接受超限处罚以尽快把被停驶车辆开走的要求没有明显超出合理界限，该行为又不违法，路政人员在核实其身份尽到谨慎义务后完全有理由相信其配偶和儿子代为接受处罚缴纳罚款的代理行为得到了当事人认可，可以让其配偶和儿子代其履行缴纳罚款义务，并在处理完毕后让其开走车辆。当事人如果在解除刑事羁押后对上述代理行为有异议，则其配偶和儿子的行为应视为表见代理。
6、当事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有什么关系？
2013年12月1日, 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女车主不堪超载罚款服毒自杀》案件,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公路“乱罚款”问题再次被抛到舆论浪尖, 给路政执法人员再度敲响警钟。导致这样极端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路政管理执法体制问题、交警与路政执法标准不统一问题、执法不规范问题等等。
无论外部环境和因素如何, 规范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每一个路政执法人员严格执法的必然要求。当前,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防止路政执法乱罚款, 规范路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再次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路政乱罚款案件层出不穷
2012年4月21日, 交通运输部通报两起执法乱收费案件, 发布了《关于河南叶县河北邢台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违规执法乱收费案件的通报》, 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引以为戒,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管理, 强化监督检查, 严格规范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行为, 充分发挥查处公路“三乱”问题快速反应机制的作用。
此通报之后, 同年12月22日, 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交通部门为养队伍纵容上路罚款》的四个案件, 在节目中当事人指出“特别运政、路政, 橡皮式的罚你, 他可以罚到你十万, 可以罚到你2千, 可以罚到你200, 这个尺度很大的”。
2013年12月1日, 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超载罚款案件, 在2013年11月14日, 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永城境内被当地运政和路政执法人员拦下, 司机在出示了给运政部门缴纳的3000元年票和给路政部门缴纳的3000元月票后, 两部门仍坚持罚款, 女车主求情未果, 当场服农药自杀, 现已抢救脱险。当地执法人员受访时声称是正常执法, 不清楚女车主是否喝药。目前涉案人员6人被停职或免职。
近一年的时间, 央视同一栏节目两度报道运政、路政乱罚款问题, 此类事件似乎层出不穷, 不得不引起交通运输执法人员的深刻反思。
罚款年票制、罚款月票制、橡皮式罚款、违规执法乱收费等问题, 都是公路路政执法中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的表现。路政行政处罚中罚款是使用最多的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犹如一把双刃剑, 运用好了可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但若被滥用, 会极大地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破坏交通运输行政部门的形象。
自由裁量权不规范行使的表现形式
在公路路政执法中,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自由”的范围广、幅度大、存在环节多, 容易被滥用, 往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责不同罚。即对同样责任的两个相对人采取轻重不同的处罚方法或幅度, 如同样是超载, 有的罚, 有的不罚, 执法不一致。一些超载车是“关系车”、“人情车”, 路政人员不予拦截罚款, 甚至在遇到上级检查时为这些车通风报信。有些地方治超对“熟人”办理“月票制”、“年票制”, 给予关照以规避处罚。执法过程中同责不同罚, 违反了平等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 丧失了处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容易引发行政相对人的不满。
2.畸轻畸重。即在同一案件中重者轻罚或轻者重罚。无一定标准, 处罚幅度任意性大, 高低悬殊, 即所谓“橡皮式”罚款。行政处罚畸轻就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 畸重就有可能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心理, 最终都无法达到法律所求的目的, 不可能起到防止、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
3.考虑不当。一方面, 执法人员没有考虑相关的因素。即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 如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动机、故意、过失、目的、造成的危害后果、违法行为的次数、是否主动消除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等事实和法律因素。再如没有考虑被处罚者的实际承受能力, 罚款罚到违法行为人无法承担的程度, 使其无法生活下去, 不但无法达到处罚效果, 而且也难以使其认识和纠正错误, 有可能导致其作出新的违法行为,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 执法人员不正确考虑相关的因素。不相关的因素包括相对人的身份、地位、性别、政治信仰等;相对人与执法人员的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同学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实践中, 有些执法人员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有的为获得不正当收入加重处罚, 甚至讨价还价。
总的来看, 这些不规范行使的行为违反了过罚相当、平等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基本原则, 违背了立法本意, 对路政执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行为往往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引起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怀疑、不信任, 产生对立情绪, 不配合行政执法, 会导致行政违法行为增多, 社会秩序不稳定, 如发生喝农药抗拒执法的极端现象;同时会助长特权思想, 办理罚款“月票制”, 滋生腐败, 造成恶劣影响。
自由裁量权不规范行使的因素分析
1.现有执法体制下执法模式的影响
目前, 公路路政执法体制不顺, 容易出现在一条路上交通运输部门多头执法、重复处罚和处罚标准不统一等现象。同时,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性质不统一, 执法编制不足, 导致许多基层执法机构大量聘用临时工、借用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另外, 执法经费不足, 没有财政预算的保障, 容易导致“罚款养人”、“趋利执法”的恶性怪圈。执法一线中的一些编外人员因待遇无法与正式执法人员同工同酬, 出现靠罚款谋生计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执法质量, 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2.执法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素质不齐的影响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能否被规范行使, 路政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律业务水平是决定性因素。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布里说过:“道德犹如哨兵, 它保卫着法律。”同时, 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影响执法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目前路政执法人员从专业结构看, 法律和交通专业执法人员比例较低;从年龄结构看, 整体年龄仍然偏大, 趋于老化;从来源结构看, 毕业分配和公开招考执法人员的比例偏低。有的执法人员思想道德素养较差, 漠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有的执法人员专业不过硬, 工作中造成裁量不公问题;还有的执法人员自身法制观念淡薄, 加上利欲驱使, 主观上进行权力寻租。
3.交通运输行政立法的局限性
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事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多变性, 社会性、渗透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具体执法权力难以详细、具体的列明, 必然要求在法律、法规和规章中,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原则性规定。模糊性规定给行政处罚带来了弹性空间, 在实施时, 不得不过多地依赖执法人员个体的主观判断、经验判断, 致使既容易发生超裁量范围的违法行为, 又容易出现在法定权限内裁量不当、不合理等问题, 导致“橡皮式”罚款现象的出现。
4.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监督制约机制对保障执法水平、预防行政争议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路政行政执法内部监督上, 还存在对路政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在外部监督领域, 作为权力监督的主要群体——行政相对人往往不敢申请复议或出于其他心理不愿行使监督权;而司法监督,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只在有争议时才审查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 且对于具体执法行为究竟是否适当即合理性较少审查, 当然更难以发挥对裁量权的监督作用。
加强路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的建议
关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范的问题, 从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到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再到2010年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规范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若干意见》, 2013年《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的若干意见》及《路政文明执法管理工作规范》, 都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作出了规定, 各省市也出台了相关规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要求“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 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 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当前, 规范路政执法中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问题成为依法治路的重中之重。
1.深化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1)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明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 争取使路政执法机构纳入行政机关或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序列, 杜绝企业执法的现象, 确保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整合执法主体, 相对集中执法权, 推进综合执法, 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 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
(2) 清退路政执法部门临时工, 转变路政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对编制外的临时人员、借用人员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 加强对编外人员的管理;建立科学统一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编制核定依据和标准;优化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伍结构。
(3) 确保路政执法经费来源, 彻底根除“以罚代管”模式。严格执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规定的“公路管理机构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能所需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要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的经费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伍所需经费全部由财政列支。严格实行收支分离的管理方式, 坚决杜绝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现象, 彻底改变“以罚养人”的做法。
2.严把入门关, 强化专业培训, 提高执法队伍素质
(1) 严格按照交通运输执法人员上岗要求严把入门关
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 各地要强化行政执法队伍准入管理, 严格执行“凡进必考”制度, 凡执法机构进入必须由人事部门统一招考, 坚决杜绝随意进人, 从源头上确保执法人员素质。
(2) 建立健全路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机制
建立健全路政执法人员培训机制, 实施执法队伍人才培养计划。定期对路政执法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使之全面熟悉、掌握业务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通过专题培训, 使执法人员掌握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既懂得如何依法行政, 又能明晰执法的权限边界和法律对自身的约束。
(3) 探索建立执法信息交流制度
加强执法人员之间的执法信息交流, 有利于执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的尺度把握上保持一致, 对自由裁量权规范行使能起到积极作用, 必要时开展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研讨会, 特别是针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行政处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 使执法人员加深对条文的理解, 避免由于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理解不同而出现裁量差异过大的情况。
3.制定行政处罚标准, 缩小自由裁量空间
(1) 制定裁量基准, 细化路政法规
裁量基准, 就是在上位法的范围内, 根据立法原意和各地实际, 对现行法律法规在情节、幅度、方式、程序等方面进行全面细化, 制定明确、具体的执法标准, 为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实体和程序上的内部规范性文件, 使自由裁量权的细化与合理化落到实处。建立健全路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 增强路政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实用性, 有助于路政管理机构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 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2) 汇编典型案例, 指导裁量实务
由于规范和控制路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标准的抽象性, 造成了不同执法人员对其理解有出入, 可能导致相同相似的法律情形得到不同的裁量。根据判例法的基本精神, 建议各省级公路管理机构选编典型案例, 建立路政执法经典案例指导制度, 定期对本单位、本系统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分类评比, 将其中判断准确、裁量合理的案卷进行汇编, 作为今后处理同类违法行为的参考。还可以建立指导性案例电子库, 及时补充更新, 提升指导性案例的针对性和使用价值。
4.依托科技手段加强处罚监督制约
自古道:“权力失去监督必腐败”。要确保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正确行使, 需进一步加强对依法行政的监督, 建立一套完整、严密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可以在监督制度中运用科技手段, 提升监督能力和效果。一方面, 实施执法行为全程可监控化, 做到内容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 建立健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信息化系统平台, 推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工作的数字化、程序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增强监督便捷性。借助计算机技术手段, 将执法程序、调查和取证的步骤、内容、要求予以强制性规范, 使行政处罚简单、快速、规范、统一, 增强行政处罚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进一步提高依托科技加强对裁量权监督制约的水平。
我国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截止2006年12月31日，深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数达到了1421家，总市值超过90000亿，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牵涉极大。上市公司在结构、管理等方面号称最为规范。然而，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中国证监会、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处罚即为明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网站、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时间截止到2006年9月30日，经加工整理，分类标准为：信息披露不实放入虚假陈述，不披露为重大遗漏，未及时披露如果未补充披露同时计入重大遗漏。由于处罚通知书只有一份，而同一公司所受处罚的原因可能有多个，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表中分开计算，故最后一行比重之和不为100%。比重栏为上一行合计数占处罚总数的比重。
一、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性质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国证监会共处罚167次，涉及上市公司76次，其中有四个公司各被处罚两次，实际被处罚的公司为72家。表2和表3则分别给出了上海证交所近四年和深圳证交所近五年的公开处罚统计结果。
根据证监会处罚的依据和定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性质可分为三类：
1.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未及时披露年报和中报，如重庆东源2003年2月11日才公布2002年中期报告；另一类是对重大事项未及时进行临时公告。如2000年9月至2003年1月，四通高科共有5笔借款总计金额18750万元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114份总计金额97000万元，上述重大债务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部分重大协议签订后还未依法履行临时公告义务。因此，同时计入本条和重大遗漏。
2.虚假陈述，即在报告中虚构数字和业务。如银广厦自1998年至2001年期间累计虚构销售收入104962.60万元，少计费用4845.34万元，导致虚增利润77156.70万元。
3.重大遗漏，指对于重大事项和法规规定的有关事项，上市公司未按规定或按期披露，此类行为也会造成信息失真，但只要不是主动虚构，就未计入虚假陈述。如纵横国际2000年年报中未披露1999年至2000年与三家公司签订的三份总额为2.5亿元的互保协议及其协议项下多份担保合同。
从表1中可得，中国证监会处罚中，三类性质的违规比例都在总额的50%以上，表明都是上市公司经常违反的形式。但是，信息披露不及时和重大遗漏比虚假陈述比例较高。如果去掉2002年的数据，则未及时披露为68.8%，重大遗漏为60%，虚假陈述为54.29%。从表2和表3来看，信息披露不及时占明显的多数，说明上市公司更大程度上是通过隐蔽的手段进行调控，而不再仅仅是造假。
另外，证监会所处罚的公司有近三分之一既有虚假陈述又有重大遗漏。这表明，部分公司为了进行报表粉饰是无所不用。深圳、上海证交所在这方面较少，主要是处罚权在证监会，交易所不进行处理。
二、处罚手段
表4、5、6分别给出了证监会、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的处罚手段统计。
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6年5月第五次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制度，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规制度或者所作出的承诺。证券交易所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惩戒：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公开认定其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由于权力上的差异，中国证监会的处罚以罚款为主，而深圳、上海证交所则以公开谴责为主。在对违规公司进行处罚时，手段较为单一，证监会一般是对公司罚款，数额在3万元—60万元，依程度不同而变化，对直接责任人也是警告加罚款，数额多为3—30万元；深圳、上海证交所也用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的方法。
从案例来看，证监会和两个证交所都基本按法规进行了处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三、违规成风与累罚不改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五年内合计共处罚264次、186家。
从表7来看，总共处罚了186家，而我国上市公司即使加上已退市的也不到1500家，被处罚公司超过了10%，其比例不可谓不大。整体环境的不佳将会大大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事实上，我国股市指数在宏观经济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居然会从2001～2005年连续下跌近五年，也表明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失望。
从处罚效果来看，应该说，处罚的作用不大。首先，同一年度内被两次处罚的就有十一家公司（上海科技、ST实达、哈慈股份、金荔科技、达尔曼、阿继电器、草原兴发、重庆东源、内蒙宏峰、海王生物、通化金马），可见，这些公司对处罚的轻视；其次，在缺少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年数据的情况下，五年内被处罚四次的有两家，被处罚三次的有12家，45家被处罚两次，充分体现了各上市公司对处罚的态度。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管理层才有牢狱之苦，如银广厦，而一般的处罚手段，如警告，公开谴责，数万至数十万的罚款，对上市公司和管理层来说都如隔靴搔痒。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所做的统计分析显示，在最高年薪前20名中，无一例外地超过100万元，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达到29.08万元，比2004年提高了5.45万元，上升幅度为23%，体现了上市公司高层管理的大好“钱景”，相对于区区数万元的罚款（众多董事通常为3-5万元，一般只有董事长或第一责任人的罚款才较高，而董事长的年薪也相应较高），保住位子显然比被公开谴责或罚款更劃算。如科龙电器高管2004年的最高年薪为450万元，排名该年度第一，2003年也以400万元排名第一，但该公司2004年的年报显示，每股亏损0.065元。
在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不够透明的情况下，投资者无法知道高管为何在业绩平平的情况下依然如故地拿着高薪，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一并显现。
四、责任承担问题
我国《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在各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上面，一般有三个人签名承诺对报告负责：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
从表4、5、6的处罚统计中可以看出，因会计信息披露违规受到处罚的首先是上市公司，在三个表中都达到92%以上；其次是公司负责人，在三个表中都达到80%以上，而直接编制会计报告的财务人员的责任则相对要轻得多。
从表4中证监会的处罚来看，处罚中认定与财务负责人相关的有31.58%（不包括银广厦，该公司当时处于司法处理中，处罚书中声明等待司法结果），然而这个数据包括了兼任董事的财务负责人，如果不计入董事，仅仅是以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而受到处罚的，则只占处罚总数的18.42%。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罚中涉及到财务负责人的更少，只有区区数起，另有部分处罚中说明是高层管理人员，未指明是否涉及财务负责人。
1.某县卫生防疫站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王某在刘某开办的餐馆内进行卫生监测时，发现有蚊蝇飞舞，于是决定对刘某处以50元的罚款。刘某辩称有个别的苍蝇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对他的处罚过于严重，但又不敢得罪人，只好乖乖取钱。正准备上缴时，被其妻洪某拦住，坚持要王某出示有关的文件。王某解释说：“文件我没带。”刘某夫妻两人对此解释极为不满，声称如果没有文件规定的依据就拒绝缴纳。这时候王某发火了：“你们什么态度，这样处罚你们都算轻的了，还得寸进尺要看什么文件。”刘某说：“你这是什么话。”双方于是发生争议且都出言不逊。经在场群众的劝阻，双方停止了争议，县卫生防疫站遂于次日作出处罚决定，以刘某拒绝缴纳罚款、威胁辱骂监督、干扰监督员执行公务、严重违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为由，依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⑴责令刘某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并在公共场合向监督员王某道歉；⑵对刘某从重处以1000元的罚款，并将该处罚决定张贴于有关部门的门前。
问题：本案中的行政处罚行为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2.某市大行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黄铜阀门、卫浴设备等产品的企业，其黄铜铸造工序在生产中由刺鼻的恶臭气味排出，周围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强烈要求环保部门责令该车间搬远。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人也数次提出议案，反映同样的情况和要求。某市环保局据此对该公司实施环保监督，该公司也表示要采取治理措施，但一直未见行动，群众反映依然非常强烈。因此市环保局于3月2日组成了以赵某、张某为正副组长的调查小组进行周密详实的调查和检测，确认了该公司生产车间排放恶臭气体污染环境的事实，认为该公司生产车间排放恶臭气体污染环境的事实，认为该公司违反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环保局根据有关规定和事实拟作出对该公司罚款5万元。责令停产停业的决定。在作出决定之前，环保局调查小组告知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有权要求组织听证。该环保局听取了公司的陈述和申辩之后，对原认定的事实进行了复核并应公司的要求决定举行听证。3月15日环保局通知公司于3月20日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听证会由调查小组组长赵某主持，赵某、张某会同全体组员经过认真的讨论和评议，作出处罚决定，并当场宣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⑴责令该公司排放臭气车间停产治理；⑵对该公司处以3万元的罚款；⑶该公司承担听证费用250元。
决定书于次日送达该公司。
2011年7月6日，市药监局在某酒家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在凉菜间冰柜中发现“家佳蓥”绿茶芋卷7包和“源香”熏茶鹅10包。“家佳蓥”绿茶芋卷标示为龙海市榜山家佳食品厂生产，其中3包生产日期为2010年6月22日，4包生产日期为2010年7月13日，保质期9个月;“源香”熏茶鹅标示为厦门市源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日期为2010年3月7日，保质期12个月。以上食品案发时均已超过保质期。经立案调查，以上两种食品是当事人从合法渠道购入的，且均为合法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其中绿茶芋卷共10包，熏茶鹅共12包，口头协议价分别为7元/包和5元/包，货值金额为130元。酒店试菜用去绿茶芋3包，用去熏茶鹅2包，无违法所得。
市药监局认为，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八)项。依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罚。据此，市药监局决定给予如下处罚：1.没收上述剩存的、超过保质期的“家佳蓥”绿茶芋卷7包、“源香”熏茶鹅10包;2.罚款人民币3000元。
【评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作为食品的经营者，餐饮企业应该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在现实生活中，食品超过了规定的保质期限，食品可能还没有腐败变质，消费者食用了该食品，可能也不会产生食源性疾病，但是作为餐饮经营者应当对所经营的食品承担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负责，是决不能经营超过了保质期的食品的。因为超过了保质期，就意味着该食品的品质可能有所改变，安全性难以保证。因此，应当对这样的食品立即作下柜处理，不得再加工出售给消费者。否则，即使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危害，也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此案的处罚范围是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该当事人涉案货值金额不大，无主观故意，且没有给消费者带来任何损害，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市药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适当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有些餐饮经营者认为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放在操作间或者仓库都不算违法，只有加工经营给餐饮消费者后才能实施处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餐饮业的特点是即时加工销售，非工厂化、规模化、批量化，环节和影响因素多，是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高发行业，因此国家对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非常严格，食品无论是存放在操作间还是仓库，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在操作间发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为待使用食品，应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而在仓库发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则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之规定进行处罚。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三)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四)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五)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六)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七)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八)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九)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十)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十一)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品。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二)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三)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四)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五)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或者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的制品;
(六)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七)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八)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九)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未经过安全性评估;
(十)食品生产经营者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的。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用非食品原料制作加工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制作加工食品;
(二)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三)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四)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五)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六)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七)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八)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经营的食品;
(九)有关部门责令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的;
(十)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改变经营条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内幕交易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7号（成艳娴、顾慧佳、顾鎔）.................................3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8号(许海霞)..............................................................13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9号（严谨）.........................................................18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2号（中植投资、李轩、赵云昊、杨霁）.............24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5号（吴光明）.....................................................38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5号（胡忠权）.....................................................49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6号（于洪瑞、王风雷）.......................................55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7号（樊通兴）.....................................................64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0号（潘勇)...........................................................70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2号（李栒）.........................................................84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3号（杨绍华）.....................................................91 广东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5号（蔡楚瑜）.....................................................98 信息披露违规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6号（万家文化、万家集团、孔德永）.................105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3号（勤上股份、李旭亮、胡玄跟、陈永洪）.....115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9号（龙宝参茸、孙孝贤等16名责任人员）......122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9号（胡宜东、覃辉、康璐等14名责任人员）..130 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18〕46号（费钧德）.....................................................143 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2018〕47号（费屹立）...................................................146 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18〕48号（界龙集团）.................................................149 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18〕49号（界龙实业）.................................................152 江苏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9号（广讯公司）.......................................................155 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号（国农科技、李林琳等）...................................160 操纵市场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7号（阜兴集团、朱一栋、李卫卫等）.................164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1号（通金投资、刘璟）.........................................178 短线交易
广东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4号（柯荣卿）.........................................................190 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
江苏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0号（王坚）.............................................................193 安徽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3号（陈晓飞）...........................................................196 中介机构违法违规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0号（大华所、张晓义、高德惠、谭荣）.............198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6号（中原证券、卫晓磊、穆晓芳）.....................209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8号（立信所、邹军梅、程进）.............................214 期货公司违规经营
黑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4号(大通期货)............................................................226
内幕交易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7号（成艳娴、顾慧佳、顾鎔）
当事人：成艳娴，女，1982年7月出生，住址：上海市闵行区。
顾慧佳，女，1977年11月出生，住址：上海市长宁区。顾鎔，女，1975年12月出生，住址：上海市闵行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成艳娴、顾慧佳、顾鎔涉嫌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上述当事人均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宸股份）自2011年起，一直没有具体的主业经营，公司长期有改变无主业现状的想法。2015年4月9日，天宸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尽快突破无稳定业务、无稳定业务收入及利润的局面”，当日审议通过的《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提出“争取年内完成并购项目1个，初步实现公司转型”。
4月至5月，天宸股份召开项目协调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叶某菁认为寻找项目进程太慢。
4月11日至21日期间，天宸股份董事杨某与“中软教育”开展了并购重组意向谈判。因4月21日至23日，“天宸股份”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4月25日公司发布公告称无重大事项，且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都不会发生重大事项，本次重组意向谈判随即终止。该次谈判未向叶某菁报告，仅为前期谈判。
6月18日，天宸股份董事会秘书许某羽向杨某转发了“红荔街投资”向许某羽推荐并购标的的邮件。
7月30日，许某羽向杨某和天宸股份证券事务代表傅某菲邮件发送了“并购项目概况.docx”文件，列举了可并购项目选项，有“绿网天下”、“上海医药项目”等。
8月4日，天宸股份召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会上叶某菁再次要求加快推进公司重组进程。
8月5日，天宸股份披露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举牌“天宸股份”至10%消息后，叶某菁感觉到压力，认为自己对天宸股份的控股权将因此受到影响，于是决定启动新一轮寻找并购重组标的的工作。当天股市收盘后，叶某菁多次电话联系君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某，请他寻找专业团队找标的。何某当天找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并购部负责人杨某涛，要其帮忙找项目，杨某涛立即安排人对接。
8月6日，许某羽在何某办公室与杨某涛及其下属王某双讨论找项目，许某羽介绍考虑医药、健康领域，并表达了大股东不愿意放弃控股权等条件。杨某涛让王某双跟进。同日，王某双在“并购融资部”的部门交流群中发布了天宸股份寻找并购标的的信息，具体为“注册上海的沪市上市公司求医疗、大健康类并购标的，要求净利润在5000万以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结合收购”。
8月10日，国泰君安并购部员工祝某峰在部门工作群中发布了湖南商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商康）寻求上市公司合作的基本情况介绍资料的文件。杨某涛看见后，认为和天宸股份想要的标的类型比较合适，就让王某双和祝某峰对接。
8月27日，国华人寿增持“天宸股份”到15%。
8月28日，天宸股份与湖南商康于长沙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协议。天宸股份决定在8月31日（周一）停牌。
9月1日，天宸股份发布拟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9月1日、2日，天宸股份开始对湖南商康进行尽职调查，因尽职调查结果及双方诉求上的差别，双方10月即停止谈判，收购终止。
2015年12月10日，公司股票复牌。
天宸股份重大的购置资产决定、收购湖南商康事项具有重大性，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重大事件，在信息公开前，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的内幕信息。本案内幕信息形成于2015年8月5日，公开于2015年9月1日。叶某菁是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成艳娴与顾慧佳、成艳娴与顾鎔共同内幕交易“天宸股份”的情况
（一）成艳娴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密切关系
叶某菁是天宸股份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属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成艳娴和叶某菁关系密切，2015年8月4日至7日，两人均居住生活在上海。
（二）成艳娴与顾慧佳、成艳娴与顾鎔在内幕信息公开前的联络
成艳娴与顾慧佳、顾鎔是十多年好友，成艳娴与二人互相存有电话号码，互为微信好友，多次一起参加活动，经常见面，关系亲密，内幕信息形成后到内幕信息公开前，成艳娴与顾慧佳、顾鎔有电话联络。
1.成艳娴与顾慧佳联络情况
内幕信息公开前，成艳娴与顾慧佳在2015年8月6日14时42分、15时11分和8月20日22时25分有三次通话记录。其中，8月6日14时42分34秒，成艳娴主叫顾慧佳，通话时长1分44秒；15时11分28秒，成艳娴再次主叫顾慧佳，通话时长4分9秒。
2.成艳娴与顾鎔联络情况
内幕信息公开前，成艳娴与顾鎔在2015年8月6日、8月18日、8月22日、8月26日有七次通话联络。其中，8月6日下午，有三次通话联络，具体为：14时28分24秒，成艳娴主叫顾鎔，通话时长为17秒；14时29分27秒，顾鎔回拨成艳娴电话，通话时长1分40秒；15时17分43秒，成艳娴主叫顾鎔，通话时长8分45秒。
（三）顾慧佳、顾鎔名下账户交易“天宸股份”的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
顾慧佳、顾鎔名下账户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交易“天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1.“顾慧佳”账户交易“天宸股份”的情况
“顾慧佳”普通证券账户于2007年1月在银河证券上海虹井路证券营业部（原上海红松路证券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2008XXXX6832，下挂深圳股东账户010XXXX065，上海股东账户A47XXXX968。
“顾慧佳”账户交易“天宸股份”所用电脑的MAC地址和顾慧佳住址内的电脑设备信息相对应，顾慧佳为该账户的实际操作人。
“顾慧佳”账户三方存管银行为中国银行（账户号为6013XXXX4539），该银行账户2015年8月5日、8月7日，转入证券账户资金100万元、500万元。账户资金来源为：2015年8月5日，顾慧佳爱人陈某奇汇丰银行上海分行7210XXXX3050账户转入100万元；2015年8月6日，成艳娴中国银行4563XXXX9839账户转入500万元。
2015年8月7日，“顾慧佳”账户单笔委托买入“天宸股份”26万股，成交金额540余万元。该账户自2007年开户以来，单笔买入一只股票成交金额最高的是87万元。该账户在当日买入“天宸股份”之前的9个月，无股票交易记录，之前的36个月，无股 票买入交易记录，本案内幕信息公开前，该账户再未交易其他任何股票。经计算，“顾慧佳”账户亏损（含账面亏损）189,891.83元。
2.“顾鎔”海通账户交易“天宸股份”的情况
“顾鎔”海通证券账户于2015年8月5日在海通证券上海合肥路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026XXXX653，下挂深圳股东账户003XXX5087，上海股东账户A280XXX091。
根据MAC地址的对应关系，“顾鎔”海通证券账户交易“天宸股份”的设备属于顾鎔，顾鎔为“顾鎔”账户实际操作人。
“顾鎔”海通证券账户对应的三方存管银行为招商银行，银行账户为5240XXXX3566，开立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淮中支行，开户时间为2015年1月7日。2015年8月6日14时27分，银行账户汇入500万元，14时38分转入证券账户，8月27日10时32分转入410万，10时44分转入证券账户，两笔资金的来源为成艳娴名下的中国银行账户，账号分别为4563XXXX9839和6216XXXX1712。“顾鎔”海通证券账户买入“天宸股份”资金均来源于成艳娴的转入资金。
经查，2015年8月6日，“顾鎔”海通证券账户首次大笔买入“天宸股份”后，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共交易“天宸股份”28.27万股，累计金额613万元。期间，除首笔交易外，其余均为小额频繁交易，该账户内幕信息敏感期末持有22.87万股。复牌交易后，9 该账户又多次频繁交易“天宸股份”，账户于2016年9月30日清仓卖出所持有的全部“天宸股份”股票，获利370,497.34元。
3.“顾鎔”中银国际证券账户交易“天宸股份”的情况 “顾鎔”中银国际证券账户于2011年3月1日开立于中银国际证券上海广东路营业部（现为上海真金路营业部），资金账户50XXX728，下挂深圳股东普通账户003XXXX087，上海股东普通账户A18XXXX914。该账户自开户以来的证券交易均通过手机和电脑多种设备进行交易。该账户对应的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5240XXXX9399，银行账户于2006年3月31日开立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淮中支行。该账户资金为其自有资金，证券账户开立后通过银证转账将部分资金转入证券账户。证券账户资金为其历史沉淀资金。
经查，该账户2015年8月5日卖出手中持有部分股票约400万元，其中亏损卖出“中国化学”284.7万元、“广信股份”49.6万元，8月6日集中资金买入“天宸股份”300.5万元。该账户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累计交易“天宸股份”27.17万股，金额583.1万元，内幕信息敏感期末持有13.77万股，敏感期内多次小额交易“天宸股份”。内幕信息公开后，该账户陆续卖出持有的“天宸股份”，亏损340,121.83元。
综上，顾鎔两涉案账户合计获利30,375.51元。
以上违法事实，有天宸股份相关会议记录及公告、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证券交易记录、电话通讯记录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在内幕信息公开之前，成艳娴作为和本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叶某菁有密切关系的人，与顾慧佳、顾鎔有电话联络，成艳娴与顾慧佳、成艳娴与顾鎔共同交易“天宸股份”的行为明显异常，与内幕信息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高度吻合。另外，顾慧佳、顾鎔的交易理由不能合理解释账户交易特征的异常性。成艳娴与顾慧佳、成艳娴与顾鎔利用内幕信息共同从事了内幕交易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内幕交易行为。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责令顾慧佳依法处理其账户下非法持有的证券，并对成艳娴、顾慧佳处以120,000元的罚款，其中成艳娴与顾慧佳各自承担60,000元；
二、没收顾鎔违法所得30,375.51元，并对成艳娴、顾鎔处以91,126.53元罚款，其中成艳娴与顾鎔各自承担45,563.27元。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8年7月26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8号(许海霞)
当事人：许海霞，女，1982年3月出生，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有关规定，我会对许海霞内幕交易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股票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许海霞存在如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过程
自2016年3月借壳上市以来，神州数码一直希望通过并购重组实现业务扩张与增长。2017年1月初，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执行董事梁某向神州数码推荐了北京快友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快友）。2017年1月至2月，北京快友与神州数码相关工作人员两次会面，双方介绍了各自公司的基本情况。
2017年2月16日，神州数码董事长郭某与北京快友董事长林某在北京会面并就并购交易相关事项进行讨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2月27日，经双方沟通，神州数码与北京快友就后续尽快启动初步尽职调查达成一致，北京快友董事许海霞参加了当日的沟通会。
2017年3月6日，神州数码、瑞信方正、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对北京快友开展初步财务、业务尽职调查，许海霞等人对初步尽职调查工作进行了配合。尽职调查结束后，神州数码组织编写完成尽调报告，提出神州数码收购北京快友100%股权，交易对价为17亿元至18亿元。3月13日，神州数码投资管理委员会确定收购北京快友。3月19日，北京快友的主要股东林某及北京会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与神州数码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约定神州数码以现金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京快友100%股权。
同时，神州数码与远誉广告（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誉广告）也在进行洽谈。3月13日，神州数码确定了收购远誉广告的意向。
2017年3月21日，神州数码发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称神州数码拟筹划购买资产相关的重大事项。
神州数码拟收购北京快友等公司100%股权，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 置财产的决定”，构成《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于2017年2月16日形成，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
许海霞时任北京快友董事，系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交易对手方及其关联方和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属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第（七）项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其参与了神州数码与北京快友启动初步尽职调查的沟通会，并在后续尽职调查工作中予以配合，知悉内幕信息。
二、许海霞内幕交易“神州数码”、泄露内幕信息
（一）“许海霞”证券账户基本情况
2007年8月22日，许海霞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门南大街证券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该证券账户由许海霞本人实际控制并使用。
（二）“许海霞”证券账户交易“神州数码”情况
2017年3月10日，“许海霞”证券账户买入“神州数码”1,200股，成交金额28,788元；3月14日，买入“神州数码”300股，成交金额7,110元。3月20日，许海霞证券账户卖出持有的“神州数码”1,500股，成交金额35,085元。上述交易亏损869.38元。
（三）许海霞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况 许海霞与严谨系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初举办的黑马创业营11期培训班同学。2017年3月5日，许海霞赴严谨家中探望其病情时，向严谨泄露了神州数码拟收购北京快友的内幕信息，严谨后利用自己的证券账户交易了“神州数码”股票。
以上事实，有神州数码公告、神州数码提供的情况说明，当事人询问笔录、当事人证券账户资料、交易流水、IP地址、银行账户资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许海霞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及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
根据许海霞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
对许海霞处以15万元罚款，其中内幕交易行为罚款5万元，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罚款10万元。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中国证监会
2018年7月27日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9号（严谨）
当事人：严谨，女，1977年11月出生，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有关规定，我会对严谨内幕交易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股票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严谨存在如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过程
自2016年3月借壳上市以来，神州数码一直希望通过并购重组实现业务扩张与增长。2017年1月初，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执行董事梁某向神州数码推荐了北京快友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快友）。2017年1月-2月，北京快友与神州数码相关工作人员两次会面，双方介绍了各自公司的基本情况。
2017年2月16日，神州数码董事长郭某与北京快友董事长林某在北京会面并就并购交易相关事项进行讨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2月27日，经双方沟通，神州数码与北京快友就后续尽快启动初步尽职调查达成一致，北京快友董事许海霞参加了当日的沟通会。
2017年3月6日，神州数码、瑞信方正、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对北京快友开展初步财务、业务尽职调查，许海霞等人对初步尽职调查工作进行了配合。尽职调查结束后，神州数码组织编写完成尽调报告，提出神州数码收购北京快友100%股权，交易对价为17亿元至18亿元。3月13日，神州数码投资管理委员会确定收购北京快友。3月19日，北京快友的主要股东林某及北京会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与神州数码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约定神州数码以现金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京快友100%股权。
同时，神州数码与远誉广告（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誉广告）也在进行洽谈。3月13日，神州数码确定了收购远誉广告的意向。
2017年3月21日，神州数码发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称神州数码拟筹划购买资产相关的重大事项。
神州数码拟收购北京快友等公司100%股权，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 置财产的决定”，构成《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于2017年2月16日形成，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
许海霞时任北京快友董事，系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交易对手方及其关联方和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属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第（七）项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其参与了神州数码与北京快友启动初步尽职调查的沟通会，并在后续尽职调查工作中予以配合，知悉内幕信息。
二、严谨内幕交易“神州数码”
（一）严谨知悉内幕信息情况
许海霞与严谨系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初举办的黑马创业营11期培训班同学。2017年3月5日，许海霞赴严谨家中探望其病情时，向严谨泄露了神州数码拟收购北京快友的内幕信息，严谨知悉了这一信息。
（二）“严谨”证券账户基本情况
2013年9月12日，严谨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大街证券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该证券账户由严谨本人实际控制并使用，其通过电脑网上委托和手机委托的方式交易“神州数码”。
（三）“严谨”证券账户资金划转情况 “严谨”证券账户交易资金主要来源：一是严谨招商银行账户于2015年5月至8月陆续转入资金共计3,100,000元；二是严谨招商银行账户于2016年12月27日转入资金700,000元；三是严谨招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3月10日和3月16日转入资金共计250,000元。
（四）“严谨”证券账户交易“神州数码”情况
2017年3月10日，“严谨”证券账户卖出持有的“工商银行”“冠昊生物”“任子行”等全部股票，获得资金共计1,522,603元；当日，“严谨”证券账户转入资金200,000元，其将上述资金全部用于买入“神州数码”共计73,900股，成交金额1,743,310元。2017年3月16日，“严谨”证券账户转入资金50,000元，于3月17日买入“神州数码”2,100股，成交金额49,371元。截至2017年3月21日，“严谨”证券账户累计买入“神州数码”76,000股，成交金额累计1,792,681元。神州数码复牌后，严谨陆续卖出持有的“神州数码”。上述交易亏损337,195.38元。
（五）严谨内幕交易行为异常，且没有合理解释
“严谨”证券账户自开户至2017年3月10日之前，未交易过“神州数码”。2017年3月10日，严谨卖出其证券账户持有的全部3只股票，将所得资金和当日转入账户的200,000元资金全仓买入“神州数码”。2017年3月17日，严谨将前一日转入的50,000元资金几乎全部用于买入“神州数码”。上述交易行为明显异 21 常，与内幕信息发展过程高度吻合，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时点高度吻合，且其没有合理的解释。
以上事实，有神州数码公告、神州数码提供的情况说明，当事人询问笔录、当事人证券账户资料、交易流水、IP地址、银行账户资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严谨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
根据严谨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严谨处以15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8年7月27日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2号（中植投资、李轩、赵云昊、杨霁）
当事人：中植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投资），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李轩，男，1966年2月出生，时任中植投资董事长，住址：湖北省江岸区。
赵云昊，男，1979年4月出生，时任中植投资董事总经理兼投资六部总经理，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杨霁，男，1984年10月出生，时任中植投资投资六部投资总监，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中植投资内幕交易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股份）股票案进行了调查，并依法向上述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上述当事人均提交了陈述和申辩意见，应当事人要求，我会依法举行听证，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并复核终结。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知情人及敏感期
（一）勤上股份收购北京凹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凹凸教育)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知情人及敏感期
经前期沟通，2016年8月11日，赵云昊、杨霁及凹凸教育董事长张某巍考察勤上股份，与勤上股份实际控制人李某亮和财务部投资总监胡某跟、胡某安共同沟通合作事宜。8月26日许，张某巍告诉赵云昊，称其与胡某安见面商讨了推进勤上股份整体收购凹凸教育。当月底，胡某跟开始对接张某巍，具体负责勤上股份与凹凸教育合作后续事宜，并组织对凹凸教育尽职调查。
2016年9月5日，胡某跟批准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的保密协议。同日，勤上股份、凹凸教育、中植投资成立收购工作组，成员包括胡某跟、张某巍、赵云昊、杨霁等。
2016年9月7日、8日，胡某跟与杨霁多次联系，沟通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及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相关事宜。
2016年9月8日，赵云昊和杨霁与李某亮、胡某安见面，探讨中植投资、勤上股份、凹凸教育合作方案，推进凹凸教育尽职调查。次日，赵云昊向李轩汇报了相关情况。
2016年9月至10月，勤上股份与凹凸教育多次接触洽谈收购事项，并推进对凹凸教育进行尽职调查。
2016年10月，赵云昊与张某巍多次沟通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进展情况，得到收购进展顺利的反馈。10月9日，赵云昊 与胡某跟沟通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进展情况。10月11日，胡某跟告诉杨霁收购进展顺利。
2016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勤上股份与凹凸教育多次沟通，商定估值及收购方式。2017年1月19日，勤上股份与凹凸教育签署《增资/收购备忘录》，约定凹凸教育投前估值260,000,000元，首次现金增资或收购后，勤上股份持有凹凸教育股权不低于10%，之后勤上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凹凸教育剩余股权，从而完成对凹凸教育整体收购。1月21日，勤上股份公告《增资/收购备忘录》。
我会认为，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事宜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重大事件，在公开前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不晚于2016年9月5日形成，2017年1月21日公开。赵云昊、杨霁、李轩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其中赵云昊、杨霁不晚于2016年9月5日知悉，李轩不晚于9月9日知悉。
（二）勤上股份收购长沙思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齐教育)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知情人及敏感期
2016年8月11日，赵云昊、杨霁、张某巍在勤上股份见与李某亮、胡某安、胡某跟见面时，张某巍介绍了凹凸教育基本情况后，又介绍了凹凸教育与思齐教育合作情况。胡某安表示对凹凸教育和思齐教育有兴趣，可以继续推进。因张某巍与思齐教育 26 董事长李某有合作关系，胡某安遂委托张某巍居间沟通协调与思齐教育合作事宜。
2016年9月初，赵云昊团队向胡某跟表达与勤上股份共同收购思齐教育的意愿。9月8日，胡某跟向张某巍表达勤上股份整体收购凹凸教育和思齐教育的意愿。9月20日，胡某跟与张某巍、赵云昊、杨霁见面，胡某跟表达勤上股份愿意整体收购凹凸教育和思齐教育，委托张某巍与李某沟通收购合作事宜。9月23日，张某巍向李某表示勤上股份愿意整体收购凹凸教育和思齐教育，李某表示同意合作，并授权张某巍全权负责洽谈。次日，张某巍向胡某跟反馈与李某沟通情况。
2016年10月9日，胡某跟和张某巍分别告诉赵云昊，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基本达成合作意向。10月11日，杨霁和胡某跟电话沟通收购思齐教育的进展情况，胡某跟称进展顺利。10月17日，张某巍与李某亮、胡某跟见面讨论勤上股份整体收购思齐教育的具体细节，并于次日将相关情况告诉赵云昊。
2016年11月中旬至2016年12月底，勤上股份与思齐教育多次洽谈，商定思齐教育估值及收购方式。
2017年1月19日，勤上股份与思齐教育签署《增资/收购备忘录》，约定思齐教育投前估值600,000,000元，首次现金增资或收购后勤上股份持有思齐教育股权不低于10%，之后勤上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思齐教育剩 27 余全部股权，实现整体收购思齐教育。1月21日，勤上股份公告《增资/收购备忘录》。
我会认为，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事宜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重大事件，在公开前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不晚于2016年9月23日形成，2017年1月21日公开。赵云昊、杨霁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其中，赵云昊不晚于2016年10月9日知悉该内幕信息，杨霁不晚于2016年10月11日知悉该内幕信息。
二、中植投资内幕交易“勤上股份”的情况
（一）账户基本情况
淳安鼎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安鼎泰）、珠海星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星展）及湖州弘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弘康）是中植投资全资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中植投资工作人员担任，3公司的证券账户由中植投资工作人员代为开立。账户基本情况如下：
2015年12月1日，淳安鼎泰在海通证券北京知春路营业部开立账户，经办人和联系人为赵云昊。账户内资金50,050,000元，来自中植投资。
2016年10月26日，珠海星展在海通证券北京知春路营业部开立账户，经办人和联系人为中植投资出纳刘某亮。账户内资金150,050,000元，来自中植投资。2016年11月1日，湖州弘康在海通证券北京知春路营业部开户，经办人和联系人为刘某亮。账户内资金258,004,465元，来自中植投资。
（二）中植投资知悉内幕消息，决策并实施内幕交易行为 如前所述，李轩、赵云昊、杨霁为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内幕信息知情人，赵云昊、杨霁为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内幕信息知情人。在交易双方开始商谈后，赵云昊多次跟踪询问收购进展情况，并通过周报、工作总结等形式向李轩汇报相关进展，建议由中植投资在二级市场买入“勤上股份”。李轩作为董事长了解、掌握赵云昊团队与勤上股份的洽谈过程和内容。在李轩的推动下，2016年9月28日，中植集团召开评审会，同意在二级市场买入“勤上股份”。
（三）“淳安鼎泰”“珠海星展”“湖州弘康”账户交易“勤上股份”的情况
2016年10月25日至12月12日，中植投资使用“淳安鼎泰”“珠海星展”“湖州弘康”证券账户买入“勤上股份”31,258,420股，金额337,371,567.62元。相关交易指令由李轩下达，由杨霁和中植投资董事长助理胡某操作，在中植投资交易室下单交易。
截至我会调查时，中植投资尚未卖出前述股票。
以上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相关公告、增资/收购备忘录、资金划转流水、交易委托明细、工商资料、相关人员通话记录、相关人员邮件记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中植投资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其中，李轩作为中植投资董事长，在知悉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下达交易指令，为对涉案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赵云昊在知悉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思齐教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建议中植投资买入“勤上股份”；杨霁在知悉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思齐教育内幕信息情况下，进行下单操作，赵云昊、杨霁为中植投资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当事人提出了如下陈述和申辩意见：
第一，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事项并不构成内幕信息。一方面，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不构成重大投资行为：勤上股份与凹凸教育签署的《增资/收购备忘录》仅仅是收购意向，且约定首期交易标的为凹凸教育10%股权，凹凸教育投前估值2.6亿元，故成交价格仅为2600万元，未达到勤上股份最近一期公告的净资产22.6亿元的10%，不构成重大投资。若认定交易金额收购总价2.6亿元，则此金额应当认定为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并未达到勤上股份最近一期公告的总资产33.8亿元的10%，同样不构成重大投资。此外，凹凸教育投前估值2.6亿元并未经审计与评估，不应作为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思齐教育的意向对股票价格无重大影响：勤上股份曾多次意向收购教育行业企业但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且历次收购公告后勤上股份股价并无明显波动，市场普遍认为勤上股份转型尚未成功，对类似收购公告持怀疑态度，此次事项公告后的股价走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当事人并未实际深度参与到收购过程中，且认为勤上股份并无收购凹凸教育的实质意向。赵云昊和杨霁向勤上股份推荐凹凸教育作为收购标的仅是顺水人情，二人在推荐前并未对凹凸教育进行调研。此后，二人经过行业研究，不再看好也未再跟进该收购事项，勤上股份相关人员也多次向当事人表示并无实际收购意向。后续赵云昊与杨霁二人虽向相关人员了解收购进展，目的仅在于多了解勤上股份收购标的的具体标准及偏好，以便将来开展其他合作，但得到的反馈也并不一致，因此认为此次交易难以达成。勤上股份公告《增资/收购备忘录》后，又发布了《更正公告》，对凹凸教育股东信息进行更正，说明其尽职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截至听证时，上市公司也未公告此项收购的进展，符合当事人对此次收购不看好的预期。
第三，当事人未参与到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的事项中，对相关信息不了解。勤上股份前期并未与思齐教育有过实质性接触，不能说明勤上股份有收购思齐教育的意向，直至2016年11月30日，勤上股份实际控制人李某亮才与思齐教育董事长李某 31 首次见面，而当事人的投资行为是在此次见面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与此次交易并无关系。
第四，当事人购买勤上股份股票时，内幕信息并未形成。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相关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应为双方签署《增资/收购备忘录》之时，即2017年1月19日。类似地，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相关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应为2017年1月21日。而当事人于2016年10月25日开始购买“勤上股份”，并不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
第五，中植投资早在2016年初已将教育、新能源、新材料、医疗等行业定为重点投资领域，并结合勤上股份相关经营、并购信息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进程情况，判断勤上股份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完整的投资逻辑，并非依据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勤上股份的转型得到市场认可，且当事人系持续买入勤上股份股票而非突击买入，不具备内幕交易的特征。
第六，相关责任人员提出，涉案交易是中植投资经过公司决策程序作出的决策，赵云昊和杨霁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调研分析，李轩基于赵云昊和杨霁的调研分析而推荐中植投资买入“勤上股份”，三人均无法对公司的投资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故申请免于处罚。
经复核，我会对上述陈述和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针对当事人关于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事宜不构成内幕信息的主张，基于以下理由不予采信：首先，涉案交易构成勤上股份的重大事件。勤上股份与凹凸教育签署《增资/收购备忘录》时已对勤上股份整体收购凹凸教育达成共识并作了交易安排，分步推进相关工作不影响整体成交额度的认定。勤上股份整体收购凹凸教育事项金额260,000,000元，占勤上股份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252,258,062元的11.50%，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重大事件，构成《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其次，上市公司股价同时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股价表现遵循多因一果的因果逻辑，不能简单地以股价无明显波动否决个别事项的重大性。
第二，针对当事人关于未实际深度参与收购凹凸教育的过程中、认为勤上股份并无实质收购意向等主张，基于以下理由不予采信：首先，2016年9月5日勤上股份、凹凸教育与中植投资成立工作组后，各方多次就尽职调查工作进行沟通与安排，赵云昊、杨霁二人多次参与沟通并不断从胡某跟、张某巍等人处获悉收购进展情况，对勤上股份意向收购凹凸教育的情况较为清楚。其次，截至2016年10月，当事人从张某巍、胡某跟等人处均得到过收购进展顺利的反馈信息，其后，勤上股份和凹凸教育进一步商定收购方式及估值等事宜，而中植投资也自2016年10月25日开始大量买入“勤上股份”。当事人关于不看好该项收购、33 认为勤上股份没有实质收购意向等辩解，不影响对其知悉内幕信息的认定，也与其大量买入“勤上股份”的行为逻辑相悖。
第三，针对当事人关于其未参与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事宜、对相关信息不了解等主张，基于以下理由不予采信：2016年9月20日，在与张某巍、赵云昊、杨霁等人见面时，胡某跟表达了勤上股份愿意整体收购凹凸教育和思齐教育的意愿。同年10月9日，胡某跟与张某巍先后向赵云昊表示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的计划基本确定；10月11日，杨霁还向胡某跟表达过共同收购思齐教育的意愿，并从胡某跟处了解到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进展较为顺利的信息。可见，当事人了解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的进展情况，知悉相关内幕信息。
第四，针对当事人关于购买“勤上股份”时内幕信息并未形成的主张，基于以下理由不予采信：首先，关于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事宜，2016年9月5日，胡某跟批准了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的保密协议；同日，勤上股份、凹凸教育、中植投资成立收购凹凸教育工作组以便推进后续工作，足以认定内幕信息不晚于该日形成。其次，关于勤上股份收购思齐教育事宜，在勤上股份表达整体收购思齐教育的意向后，思齐教育董事长李某于2016年9月23日表示同意合作，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并委托张某巍负责洽谈具体事宜，足以认定该项内幕信息不晚于该日形成。2016年10月9日和11日，胡某跟先后告知赵云昊和杨霁该项收购已谈妥，二人获悉内幕信息。
第五，针对当事人关于认为勤上股份具备投资价值、并非依据内幕信息购买“勤上股份”、并非突击一次性买入等的主张，基于以下理由不予采信：首先，当事人的申辩存在自相矛盾，不能合理解释其在敏感期内买入“勤上股份”的行为。例如，当事人一方面称对“勤上股份”的市场表现并不看好，另一方面又称买入“勤上股份”的原因在于看好勤上股份。再如，当事人一方面称“（勤上股份）转型目前尚未取得成功已是市场共识”，一方面却主张因市场认可勤上股份转型而买入“勤上股份”，该等主张自相矛盾。其次，当事人主张看好勤上股份向教育行业转型，并提供了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多篇公开报道作为佐证，但相关报道主要发表于2016年1月至9月5日期间，9月6日至10月25日期间并无类似报道，而当事人10月25日开始买入“勤上股份”，可见其对买入依据的辩解与其实际买入行为特征不匹配。最后，在相关人员获悉内幕信息后，随着勤上股份与相关方的收购洽谈不断深入细化，涉案账户也先后30余次买入“勤上股份”，可见买入意愿坚决。综上，当事人在获悉内幕信息后大量买入“勤上股份”，且没有正当信息来源或正当理由，其辩解不足以解释涉案交易行为的异常性。
第六，针对相关责任人员关于无法对涉案投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张，我会认为，李轩作为中植投资董事长在知悉勤上股份收购凹凸教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下达买入“勤上股份”的指令，赵云昊和杨霁在知悉两项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分别建议中植投资买入
“勤上股份”和进行下单操作，认定李轩为对涉案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赵云昊和杨霁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于法有据。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责令中植投资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二、对李轩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三、对赵云昊、杨霁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二十万元罚款。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当事人还应将注有其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8年7月31日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5号（吴光明）
当事人：吴光明，男，1962年2月出生，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科技）执行董事、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医疗）董事长、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东医疗）董事长，住址：江苏省丹阳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吴光明内幕交易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股份）股票及短线交易“鱼跃医疗”、“万东医疗”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吴光明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吴光明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及公开过程
2016年12月初，花王股份董事长肖某强打算将“花王股份”“高送转”事项提上工作日程。肖某强和董事会秘书李某斌商议后，安排李某斌向负责公司发行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中泰证券股份有 38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咨询“高送转”事项，并让中泰证券汇总园林行业分红和转增股本情况，结合花王股份的情况制作预案。李某斌随即与时任中泰证券保荐代表人的郭某杰联系，向其咨询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有关情况，并请郭某杰准备“花王股份”“高送转”相关方案。
2016年12月6日15点49分58秒，郭某杰给中泰证券深圳投资银行部副总裁蒋某打电话，安排其准备“花王股份”“高送转”预案的相关资料。
2016年12月26日，蒋某将《利润分配与转增方案》的PPT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郭某杰审阅。2017年1月7日，郭某杰与肖某强、李某斌在花王股份4楼会议室讨论“花王股份”“高送转”方案，初步确定送转方案为10送15股。2017年1月8日，郭某杰将《利润分配与转增方案》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李某斌和花王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肖某俊。
2017年2月17日，肖某强安排人员以大股东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集团）的名义向花王股份董事会提交了《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及承诺函》，提议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2017年2月20日，花王股份临时停牌。当天，花王集团将现金分红从每10股派0.6元修改为每10股派1.45 39 元并重新提交了《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及承诺函》。
2017年2月21日，花王股份发布连续停牌公告。当天，花王股份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7年2月20日花王集团修改后提交的《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
2017年2月22日，花王股份发布《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拟以2016年度经审计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花王股份筹划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信息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情形，属于内幕信息。该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12月6日下午4点，公开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肖某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吴光明内幕交易“花王股份”情况
（一）吴光明控制“丁某梅”、“吕某芳”、“张某娜”证券账户情况
“丁某梅”证券账户自2016年6月29日以来，资金主要来源于鱼跃科技银行账户、吴光明银行账户和吴某（吴光明之子）银行账户。“吕某芳”、“张某娜”两个证券账户自2014年7月8日开
户以来，资金主要来源于鱼跃科技银行账户、吴光明银行账户和吴某银行账户。该三个证券账户的资金去向也主要为鱼跃科技银行账户、吴光明银行账户和吴某银行账户。
吴光明在询问笔录中承认，由其给丁某梅下达交易指令，让丁某梅利用“丁某梅”、“吕某芳”、“张某娜”等证券账户交易股票。丁某梅、吕某芳、张某娜的笔录也印证了吴光明的说法。
“丁某梅”证券账户交易“花王股份”的方式是网上委托，IP地址为218.3.85.243、58.217.77.211、49.70.152.30、58.217.75.243，MAC地址为C03FD509FA38、8056F2DE45E9、7427EA1906FA；“吕某芳”证券账户交易“花王股份”的方式是网上委托，IP地址为218.3.85.243，MAC地址为C03FD509FA38；“张某娜”证券账户交易“花王股份”的方式是网上委托和手机委托，IP地址为218.3.85.243，MAC地址为C03FD509FA38，手机委托号码为***。MAC地址为C03FD509FA38的电脑为丁某梅使用的办公电脑，IP地址218.3.85.243为鱼跃医疗的IP地址，手机号***为丁某梅使用的手机。
上述事实表明，吴光明控制“丁某梅”、“吕某芳”、“张某娜”证券账户进行证券交易，丁某梅为操作人。
（二）吴光明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肖某强的关系及联络接触情况
吴光明的儿子吴某持有“花王股份”1,000万股；吴光明的表姐束某珍持有“花王股份”1,000万股；吴光明和吴某直接间接合
计持有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花王股份股东江苏盛宇丹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6.67%的股权；吴光明间接持有花王股份股东常州金陵华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的部分出资。吴光明和肖某强都是丹阳市人，两人很熟悉，私交很好，联系频繁，关系密切。吴光明称，“花王股份”上市后经常和肖某强交流公司治理结构、高管团队、管理经验等事项。肖某强称，其和吴光明什么都聊，其很认可吴光明，有的时候也会聊自己对花王股份经营、发展的想法，向吴光明请教公司经营管理、发展方面的问题。肖某强曾多次向吴光明汇报和咨询募集资金、债券发行、定期报告等上市公司相关业务情况。此外，肖某强还称，2012年至2015年，丹阳市当地银行压缩贷款，花王集团资金紧张，吴光明在丹阳市金融工作会议等各种场合为花王集团说话、背书，支持非常大；吴光明向花王集团提供了7千万借款，花王集团一直没有还款。2016年12月6日至2017年2月22日，吴光明手机号码与肖某强手机号码存在11次通讯联络。2016年12月6日晚，肖某强应吴光明之邀见面聊天。
（三）吴光明交易“花王股份”情况
2016年12月12日，“吕某芳”证券账户买入“花王股份”60,000 股，成交金额3,093,388元；2016年12月12日，“张某娜”证券账户买入“花王股份”57,100股，成交金额2,938,518元；2017年1月26日，“丁某梅”证券账户买入“花王股份”402,500股，42 成交金额16,139,831.71元；2017年3月3日，吴光明将上述三个证券账户买入的“花王股份”共计519,600股全部卖出，成交金额31,425,408元，扣除交易税费后获利9,190,977.21元。
（四）吴光明交易“花王股份”的行为分析
2016年12月6日，肖某强应吴光明之邀见面交流了一两个小时，2016年12月12日，吴光明控制的“吕某芳”、“张某娜”两个账户买入“花王股份”共计117,100股，在当天全市场“花王股份”买入量排名第一。
2017年1月19日前，“丁某梅”证券账户资金余额连续6个月未超过701万。2017年1月10日、1月11日，吴光明与肖某强有通话联系，2017年1月19日，“丁某梅”证券账户转入资金5,000万元。2017年1月24日，吴光明和肖某强存在通话联络，2017年1月26日，吴光明控制“丁某梅”证券账户从9点44分38秒开始委托买入“花王股份”，一直持续买入直到当天股市收市前的14点57分25秒，共买入“花王股份”402,500股，成交金额合计16,139,831.71元，买入金额占“花王股份”当日全天成交额的比例约为34%，在当天全市场“花王股份”买入量排名第一，买入意愿坚决，而买入量排名第二的账户仅买入“花王股份”24,900股。“丁某梅”证券账户2017年1月26日买入“花王股份”的金额较“吕某芳”、“张某娜”证券账户2016年12月12日买入“花王股份”的金额明显放大。
此外，从“丁某梅”、“吕某芳”、“张某娜”三个证券账户在买入“花王股份”当日所持股票的市值排名来看，三个账户合计持有的“万东医疗”市值排名第一，其次为“花王股份”。而吴光明为万东医疗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花王股份”是其除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股票外投资最多的，显示出极强的买入意愿。
综上，吴光明和内幕信息知情人肖某强关系密切，二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存在联络、接触，吴光明交易“花王股份”的行为与内幕信息形成、发展高度吻合，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联络时点吻合，且无合理解释。
以上事实，有花王股份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其他材料，花王股份的公告，相关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的交易记录，涉案电脑的IP地址、MAC地址，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和通讯记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吴光明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的行为。
根据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吴光明没收违法所得9,190,977.21元，并处以27,572,931.63元的罚款。
三、吴光明短线交易“鱼跃医疗”、“万东医疗”情况
（一）吴光明控制“束某珍”证券账户情况
“束某珍”证券账户在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资金来源和去向主要为鱼跃科技银行账户、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和吴光明银行账户。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光明，股东为鱼跃科技和吴某。
丁某梅在询问笔录中称，“束某珍”海通证券账户于2011年开户后至今由丁某梅管理，交易指令由吴光明下达，2015年左右因丁某梅请假无法管理账户，吴光明指派黄某操作“束某珍”海通证券账户；吴光明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给丁某梅和黄某下达交易指令，让丁某梅、黄某利用“束某珍”证券账户交易“鱼跃医疗”和“万东医疗”股票。束某珍和黄某的笔录也印证了上述说法。
“束某珍”证券账户在涉案期间内交易“万东医疗”和“鱼跃医疗”的交易方式是网上委托和手机委托，网上委托IP地址为218.3.85.243，MAC地址为D43D7E5F7E10，C03FD509FA38，DC5360821F27，手机委托号码为***。IP地址218.3.85.243为鱼跃医疗的IP地址；MAC地址C03FD509FA38为“丁某梅”证券账户下单的MAC地址之一；手机号码***为黄某实名认证号码。此外，从“束某珍”证券账户全部委托情况看，其委托的MAC地址C03FD509FA38、002511638798、4487FCAEE5A6、08606E54A33C，与“丁某梅”证券账户委托的MAC地址重合；其委托的另一手机号码***与“丁某
梅”证券账户委托手机号码重合；“束某珍”证券账户使用与“丁某梅”证券账户重合的MAC地址和手机号码委托笔数占其委托总数的68.74%。
上述事实表明，吴光明控制“束某珍”证券账户交易“万东医疗”、“鱼跃医疗”，丁某梅等为操作人。
（二）吴光明交易“鱼跃医疗”情况
“束某珍”证券账户在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8月26日，买入“鱼跃医疗”2,122,710股，成交金额70,512,031.07元；2015年9月9日卖出“鱼跃医疗”16,632股，成交金额556,839.36元；2015年9月9日、9月10日买入“鱼跃医疗”200,000股，成交金额6,513,815.89元；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10月27日卖出“鱼跃医疗”2,306,078股，成交金额88,443,386.15元。
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束某珍”证券账户累计买入“鱼跃医疗”2,322,710股，买入金额合计77,025,846.96元，累计卖出“鱼跃医疗”2,322,710股，卖出金额合计89,000,225.51元。
（三）吴光明交易“万东医疗”情况
“束某珍”证券账户在2015年7月2日、7月28日、8月19日，买入“万东医疗”2,192,215股，成交金额87,906,892.98元；2015年8月24日至2015年9月22日，卖出“万东医疗”1,345,897股，成交金额38,048,836.43元；2015年12月17日至2016年1月13日，买入“万东医疗”1,872,800股，成交金额67,9
38,189.27元；2016年1月18日、1月19日，卖出“万东医疗”53,500股，成交金额1,884,285元。
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1月19日期间，“束某珍”证券账户累计买入“万东医疗”4,065,015股，买入金额合计155,845,082.25元，累计卖出“万东医疗”1,399,397股，卖出金额合计39,933,121.43元。
以上事实，有相关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的交易记录，涉案电脑的IP地址、MAC地址，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和通讯记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吴光明作为鱼跃医疗和万东医疗的董事长，控制“束某珍”证券账户在买入“鱼跃医疗”和“万东医疗”后六个月内卖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所述“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根据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吴光明短线交易“万东医疗”的行为，给予吴光明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对吴光明短线交易“鱼跃医疗”的行为，给予吴光明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综合吴光明上述两项违法事实，我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对吴光明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9,190,977.21元，并处以27,772,931.63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8年7月31日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85号（胡忠权）
当事人：胡忠权，男，1965年8月出生，时任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住址：江苏省南京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规定，我会对胡忠权内幕交易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格娜丝）股票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
2016年4月上旬，株式会社衣念世界（以下简称衣念世界）拟出售衣念时装香港有限公司（衣念香港）及其关联方持有的Teenie Weenie品牌及该品牌相关的资产和业务，寻找潜在的投资人，其中包括维格娜丝。
2016年5月7日，维格娜丝的管理团队成员召开会议讨论收购Teenie Weenie品牌在大陆地区资产和业务的事项，会上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参与该项目的竞标。
2016年6月3日，维格娜丝发出第一轮投标书，6月7日，维格娜丝得知已进入第二轮竞标，维格娜丝联系招商银行协助做几十亿规模的融资方案。
2016年7月4日，招商银行总行投行部、招商银行南京江宁支行与维格娜丝召开融资方案讨论会。
2016年7月29日，衣念世界告知维格娜丝竞标成功。同日，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召开对维格娜丝的授信审批会议，胡忠权参会并发表意见。
2016年8月25日，招商银行总行审贷会审批通过维格娜丝融资方案；2016年8月29日，维格娜丝获悉招商银行总行审批通过维格娜丝融资方案。
2016年9月3日，维格娜丝公告该收购事项。该收购事项在公开披露前，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不晚于2016年5月7日形成，公开于2016年9月3日。
摘要：本文阐述了路政管理的内涵，分析了路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策略，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路政管理 交通运输 公路法
0 引言
路政外业工作是路政执法系统工作的重要基础和支撑，由于公路路政管理不仅要面对点多、线长、面广的现实压力。同时还要面对辖段沿线社情、民情之复杂性的交织与磨合，如今整治超限运输已是追在眉睫的工作重点。路政外业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考验，如何迎难而上、再创佳绩，是我们工作计划的核心和主线，也是所有从事路政执法工作的同仁们均需认真思考的问题。
1 路政管理的内涵
1.1 路政管理的特点：①社会性：交通运输业的社会存在决定了路政管理的社会性。②政策性：路政管理的政策性是由路政工作的法律强制作用所决定的，其实施得到国家机器强制力的保证。③复杂性：路政管理工作涉及到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等诸多方面，其管理内容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相互交叉。④特定性：公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实行昼夜开放连续营运，管理工作是在系统内，对象是公路上的车流，这就决定了路政管理的方式具有特定性。
1.2 路政管理的内容 公路路政管理的基本内容是保护路产、维护路权、保障公路完好畅通。公路路政执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路产路权实施管理和监督的专门活动，要求公路使用者及其相对人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使用公路，保护、管理公路路产，维护公路合法权益，保障公路的行车安全畅通，保证公路的汽车专用性，从而提高公路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 路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路政管理工作不到位 虽然《公路法》明确了由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行使公路行业管理职责，但就公路路政管理以何种方式、如何行使以及行使哪些管理职责含糊不清，缺乏专门的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法律和法规，导致交通主管部门与高速公路经营主体问定位不清，关系不明，使交通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受到削弱。
2.2 沿线非公路标牌管理难度大 由于高速公路地理位置优越，过往车流、人流量较大，决定了高速公路沿线成为各广告公司争夺广告资源的重中之重，但尚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管理。有不少地方任意在公路两侧红线内兴建餐馆、商店、旅社、停车场等。公路两侧尤其是城乡结合部路段违章建筑林立，呈现公路街道化态势。
2.3 超限运输较为严重 由于高速公路实行全封闭、全立交、渠化通行，给公路造成了极大的损坏，给超限运输管理带来了不便。耗费了国家大量资金，更威胁着公路和畅通和安全。其次，高速公路超限运输管理势必影高速公路车流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速公路经营业主的经济利益，难以得到业主的广泛支持和理解。
2.4 毁坏路产 高速公路要求全立交、全封闭，沿线使用隔离栅与外面交通相隔离，防止行人、自行车、牲畜、高速公路禁止通行车辆等进入，保障高速公路完好、安全、畅通，其在客观上给沿线百姓的日常耕种、交通、生活等带来了诸多不便，引起新问题，私拆、破坏隔离栅现象较为普遍。
3 强化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策略
3.1 健全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建立强有力的执法手段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是一种执法活动，必须依法执行。依法行政的首要条件是管理机构的设置要合法有效、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可对其行为效果承担法律责任。值得强调的是，在路政管理执法活动中，主体是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没有主体，权利和义务就没有承担者，执法活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主体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机构必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独立对外的名称、明确的职责、法定的编制、独立的经费、严格的法律，法规、并设有严格依法治路的强有力的执法手段。同时，还需要建立高速公路行政执行室或公路公安派出所，作为执行案件中的强制手段，保证依法治路以及公路部门法律权限的有效实施。
3.2 协调部门间工作，讲究执法艺术 讲究执法艺术，提高执法效果。高速公路路政执法人员定期培训提高个人修养和法律水平。高速公路路政执法人员应具备的条件：首先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着眼政治。站在维护和稳定大局的高度，洞察社会现象，分析处理问题。其次要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这是讲究执法艺术的前提。再次是知识面要宽，除了精通有关法律外，还要博览群书，有目的地学习社会学、管学、行为学、心理学等科学原理。拓宽知识面，增添执法艺术的细胞。四是要具有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掌握执法主动权。五是练就能言善辩的口才，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文明规范的语言。六是稳定的心理素质遇变不惊，处乱不慌，怒不变容，喜不失节，受辱不冲动，做到热情不失威严，灵活不失庄重，耐心不失果断，坚定不失柔韧，干练不失细腻。
3.3 加快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适应现代化管理 国外的经验证明，人才是关键，先进的管理方法首先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管理队伍，这样，一项好的制度才能得到好的实施，在实践中发挥其预期的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广、法制性较强的行政管理工作。在依法行政、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者需具备行政管理学、公路工程学、交通工程学、法学特别是行政法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3.4 加强宣传，大造声势，提高人们保护公路的意识和法制观念 高速公路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较大支撑作用。“要想富，先修路”“要流通，靠交通”的思想已深人人心。然而，一条高速公路建成后，由于管理的不善、宣传工作的不到位以及人们缺乏对高速公路的正确认识，缺乏护路意识和法制观念，造成认识上的盲点，导致破坏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现象无法杜绝，此外，还有路边修车补胎，靠路建房，违章堆物等等，这些严重影响了高速公路畅通完好和行车环境。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是一项社会性与政策性极强、涉及面广、难度很大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因此要大力宣传有关高速公路的法律知识，并与执法活动有效结合起来。一是通过法律宣传，增加人们对高速公路有关法规的认识。
3.5 以人为本，提高路政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 由于高速公路是一个全封闭的系统，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后会受到一定身暇制，会遇到有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或困难。服务性是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特点之一。路政机构或人员应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一是提供路面行驶信息提醒驾驶员安全驾驶，如发现道路前方堵车、施工、雨雾(雪)等现象时，在收费站人口处或者高速公路的可变情报板上告示前方出现的情况，以便驾驶员选择进出高速公路，；二是发现高速公路有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人员伤亡时，路政管理人员必须尽可能积极协助进行抢救活动，把事故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4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