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读书心得(精选5篇)
从埃德加斯诺的四个月西北红色旅行,看到另一个侧面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更大的胜利。第一次从一个美国人的作品里了解到一段珍贵的历史。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二.去西安的慢车)
再次可以看出斯诺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来到中国红军前线进行报道,在此之前他做足了预防准备,可以你得知抗战前线的恶劣环境,各种疾病的传播,及红军连最基本的流行病都没有办法根治的艰苦条件。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二.去西安的慢车)来自在火车上偶遇的老者一句愤恨,使斯诺惊叹抗战深入到中国每一个百姓内心,对于敌人的愤恨深入到每个百姓的骨子里,一位面貌安详却突然道出此语,前后老人行为的差异展现出对于敌人愤怒是多么大。
在《西行漫记》中,除了共产党领袖的故事,作者还特地描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黎民百姓。从斯诺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拖着辫子的农民,这些普通人的群像组成了红区真实鲜活的生活画卷。对于不了解红区的人来说,普通人在红区的生活状态,更能真实反映红区的状况,也更为可信。同时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生存状况的描绘,作者在开篇提出的问题也一一得到了解答。对斯诺而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反映主题,只是西方记者惯用的新闻表现手法。但他笔下普通人的群像和生活状态,却在无意之中为后来的史学家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社会史学的视角。在斯诺笔下的那些小人物,看似不加拣析全部写出,但从他们的身上,却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折射出当时思想、道德趋向的光芒。这些人可能彼此互不熟识,只是凭借当时共同的社会舞台才得以彼此联系。但通过对他们群体经验的描述,却可以清晰展现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如何由显入微地悄然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脚步。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的思想,也籍由这些小人物的环绕,获得了更加人性的衡量尺度。如此的叙述形态,恰好在某种角度上符合了历史的要求。它的意义,在于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相互渗透、相互参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多方位的视角。与同时期其他的同类作品比较,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世界报导中国革命真相的书。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正是这种唯一性和特殊性,使得《西行漫记》的成功在必然性之外,还蒙上了一层偶然性的神秘色彩。与此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昔日的历史与今日的感动。
感受别样岁月
——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有感
久闻德加·斯诺和《西行漫记》的大名,今日有暇得以看到,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红色的略呈灰灰的书的色调,立即给人以“红色”的感觉,更兼有历史的厚重感,仿佛书面上一直有历史风沙在吹,显示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对红色中国那份历史的把握。《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西行漫记的,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今年有幸去延安等西北地区参观学习,所以对书中提到的很多景物都有直观印象,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时过七十年了,依然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同事们去一趟“面子上”都有反应,依然是一地干渴的黄土和太阳能晒开石头的缺水区。
翻开书本,心就平静下来了,作者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他的西部之行,而一个个鲜活人物跃然纸上,一幅红色苏区斗争图浮现在眼前。作者运用欧美作家善用的描写的手法,以平视的角度,朴实的笔触给我们讲述着那段历史。朴实的语句却将东西方文学的区别体现的淋离尽致,当时这样的文章应该算作新闻或通讯了,而在今天就是一部传记了。
朴实的语句却感觉别样而新鲜,外国人看中国的革命对每个读者和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还是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写别样情景和人物的吧。“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这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描述。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象中国人地进行战斗。”这是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和认同(当然象中国人地战斗我们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战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这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描写-----是一个喜欢憨笑的人。
从他的记叙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极为难得看到的、很有点神秘色彩却极为悲壮的西路军的有关资料。西路军的很多故事、当然也包括很多女红军战士惨烈经过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中国革命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残酷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而那种信念、意志也令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的。如果你感受过西北的风沙,有幸、有缘你可能在宁夏、青海依然能听到当地百姓将一种树叫“红军杨”,折断树枝略呈红色的液体慢慢地渗出来,百姓们说那是当年红军的鲜血,每一节树枝中间有一个非常规则的、鲜红的五角星,百姓们说那是红军当年头上的红五星。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们无须去分辩真假,而那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却是真实的,至今放在档案里、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而经济仍欠发达或者说贫困的当地百姓对红军的那份感情言语间听来让你落泪,你是男人也会的。
——读《西行漫记》有感
有种说法是,历史最好别从教科书上学来,旁门左道反而好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无论在用词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存在逻辑问题,但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学习本专业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许多新闻知识都是从课外读物上习得的。也许这有贬低教科书之嫌,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课外读物让我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专业,当然,结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希望”,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觉得能不能探寻到高深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发出质疑。而《西行漫记》一开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诺的好奇心。
一、善于质疑——带着问题出发
翻开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长达三页纸的发问,“中国红军到底是支怎样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斯诺一连问了81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社会迫切想要知道却没有获得真相的问题。1936年,斯诺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深知此次采访的危险,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危险”,但是,斯诺的好奇心无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学者朱光潜曾说过,“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斯诺当年去“红色中国”的决定无疑是解决了身为人的最大问题。一个记者,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为一颗好奇的心奔赴到一个充满着“生与死”抉择的国度,甚至说只是一片随时会被侵占并改变地名的区域,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呀。但是斯诺去做了。在为时五个月的采访里,斯诺带着问题前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获得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献词因提出了敏感问题而最终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删除修改,这件事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番声讨与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离开了报刊,出国深造。我无力深究这篇新年献词是否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咙,制止了提问,他的确没有失去所有,但却成了“无源之水”。《西行漫记》的成功带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诺同样被制止提问,那么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识只能是泛泛而谈,且不说深刻问题,也许连最基本的客观情况都难以说清。
我觉得,问题即事实。斯诺从一开始“说话”就是提出疑问的,他把这种说话方式在为期五个月的采访里时时处处地使用,为的是什么?事实。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斯诺无疑发出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声音,而在这里,他教给我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记者该如何“说话”呢?提出问题!
二、真实客观——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为这本书着迷的原因,大概因为它记叙的是真实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被层层封锁的红军苏区,以一个记者客观的视角来描叙他接触的人与物。书中讲述的事像小说,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似乎能够想象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我新发现的来自浏阳的李长林在延安生活战斗的情景,它们是那么亲切而又新鲜,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记者的职业道德。”我想,仅从一本《西行漫记》探究“真实与客观”对一个记者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换个词,“窥见”——以《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转化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诺特别注重细节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 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
我认为,苏区共产党员的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真真实实。
其次,斯诺能够有限度的说一些话。比如书中记载到,一个战士在跟老农讨价还价半天之后,用心爱的兔子换了农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这种故事,多么损坏红军战士的形象。但是斯诺写进去了。此外,斯诺还写了自己在苏区成立的“赌博俱乐部”,“周夫人、毛夫人时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众赌博’”。
在这两个小片段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完整的苏区人民以其人性。斯诺在书中没有一味地讴歌苏区的伟大存在价值,没有片面地只看到苏区战士哪怕是重要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实有限度地说出来,把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呈现出来,始终坚守着真实与客观。
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里有这么一段话,“事件感觉和解释的结果是该事件在记者记忆中形成一个主观、但又受社会监控的认知模式。社会的认知模式即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走向。为什么谈到歹徒就是滋事挑衅而警察就是维护正义,这样的刻板印象无异于是一道新闻审查的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审查是在潜移默化中由记者主动配合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绝对的客观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诺“有限度”地说一些话的确无可厚非,许多时候,我们恰恰连这个“限度”都没有给自己。
再说,斯诺的“说话”是相对客观的。这本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根本不在于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斯诺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描写的客观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诺一开始进入苏区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区别的。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苏区,他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呈现出来。斯诺除了较为全面地呈现苏区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外,采访对象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再三落实;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时,斯诺在引用别人的描写后,一定会严格说明来源。例如,斯诺对朱德怀有极大兴趣,但不巧的是,他离开延安后,朱德才到达延安。为了使《西行漫记》不落下朱德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关于朱德》的写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韦尔斯对朱德访问的笔记材料,文章严格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一点隐讳引用韦尔斯的材料。斯诺的采访和任何时代都会不断涌现的历险猎奇行径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斯诺对客观地“说话”的执着追求。
福柯曾说过,“话语即权利”。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但是不是权利。权利是记者自己争取来的。记者只有通过客观真实地“说话”,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才能倡导一种社会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话语权”。
三、提高素养——为了更好地“说话”
为什么一个外国记者的手记无形中吻合了本国历史教材和政治宣传的宗旨,而且这种吻合是如此地有机而自然呢?上文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有着太对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诺的个人素养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书中经常与毛泽东一谈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不必多说,一位外国记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居然和毛泽东聊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就不得不让人对斯诺本人产生兴趣。
通过资料查阅,我得知斯诺在1925年秋天进入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兼职于《堪萨斯城明星报》驻校通讯记者。1928年,斯诺帮助J•B•鲍威尔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并担任《密勒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又任该报代主编,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斯诺任美联社远东代表,在中国和远东各地采访。1934年,他应聘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如此显赫的工作背景,也许我们对斯诺本人的个人修养可窥见一斑。
邵飘萍曾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以为,要获得这种大无畏的勇敢,记者实在是需要渊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记者许多时候不是在采写,就是在采写的路上,面对的未知太多,没有过硬的本领难以更好地“说话”。
结尾
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总结我对斯诺“说话”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轻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说:‘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音乐人,然后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
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一点一滴。大到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著名论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党员和民众的言语神态,《西行漫记》带给人们的就是真实的东西。
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西行漫记》描绘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苏区,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苏区是当时全国人民最能幸福生活的地方,压迫的取消,陋习弊端的消除,造就了一个全中国最平等、最廉洁、最纯朴的苏区。在全中国乌云一片的情况下,这里独存光明,难怪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抛弃原有的地位与财富,义无所顾的奔赴苏区。在斯诺看惯了的“消极的满足”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这种“神”让斯诺大为震动。他随后接触的那群经过长征红军战士也让他着迷,他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中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这一种自信的感觉”。斯诺说:“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
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共产党那时的领袖们,他们是有气质,有风度,更是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的一群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绝非凡人。正是斯诺的讲述让我原本对革命者冷冰冰的印象现在却鲜活起来。首先是毛泽东,斯诺写到“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毛泽东从小就狂热的喜欢读书,大约18岁的时候,他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他非常认真地执行,坚持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这段自修期间,他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年轻时还登了泰山,看了孔墓,步行游历了湖南,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他都环绕过一次。相比于毛泽东,朱德给我的震撼甚至更大,朱德年龄比较大,经历更为丰富。他早年上过云南讲武堂,后来又参加同盟会,跟随蔡锷推翻清朝统治,1921年就是云南警察厅厅长……甚至他还染上过烟瘾。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他大失所望。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他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不停地寻找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却一直无法取得联系,最后决定去德国研究军事学。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最终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丁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出席世界学生大会,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在欧洲一共呆了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除此之外,还有年
年得奖学金,法国英国德国都去过的周恩来;黄埔军校毕业战无不胜的林彪;九岁离家闯世界十七岁就带领饥民攻打粮仓的彭德怀;一把菜刀建立一个苏区的贺龙;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的洛甫;徐海东、刘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权许许多多优秀的领袖……
斯诺对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领导人的采访,他们个人的经历,正像斯诺所说已不仅仅是他们的历史更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界。
《西行漫记》作为第一部描写中国红色革命的小说。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它不仅让国外读者了解到中国还有个为人民的幸福在不断奋斗的政党,也让全国的贫苦老百姓找到真正的依靠。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一点一滴。大到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著名论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党员和民众的言语神态,斯诺以他出色的纪实文学技巧记录了正在成长中的陕北苏区的一副立体而丰富的影像,让阅读者无不感到身临其境而为之动容。他对毛泽东以及红军的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对逝去的历史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已经厌烦那些重复播放、没有任何新意的说教题材电视剧,就像斯诺厌烦了国民党对红军做的诋毁报道,我们渴求真实的东西。《西行漫记》带给人们的就是真实的东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到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带着无数他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战争的问题,到西北地区与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共同生活了四个月,与许多中共领导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段不同寻常的旅程与经历为斯诺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真实、客观的素材。
《西行漫记》描绘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苏区,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朝气勃勃,信念坚定,乐观且充满活力,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在全中国乌云一片的情况下,这里独存光明,难怪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抛弃原有的地位与财富,义无所顾的奔赴苏区。这时的苏区确实是个理想之地,是全中国最平等、最廉洁、最纯朴的地方。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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