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教训高中作文(推荐9篇)
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内地“下海”来到广东。是千百万个东南飞之一。二十年来,他是个被人广泛称赞的职业经理人。但,工作一直不稳定,象个大牌足球教练一样在中国足球俱乐部中跳来跳去。没有积攒下多少物质财富,甚至现在还是个“无广东户口无铁饭碗无官无权”的四无人员,但,我一直是他的粉丝,我赞同他的敢干冒险的精神!
父亲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自豪。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不能很顺利地沟通,我也常常惹他生气,惹他发脾气,但每次事后我都在深深地自责,现在才明白父亲才是我们生存的根源所在,动力所在。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永远是那个默默无闻却一直在关爱我的人!虽然他的话语不多,但是他的行动是那么的真实,那么地无私;他的每一句话也都像我身边的天使一样永远鼓励着我,号召着我要做勇敢的人,永往直前。因此他的一举一言永远令我感动令我不可忘怀。
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爸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渐渐地开始珍惜我们的友谊,我们现在就是可以一起开玩笑的亲密朋友了。有时会觉得父亲母亲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徘徊,烦都要烦死了,当时总会产生一种判逆的心理,总想着某一天要是能争脱他们的世界怀抱,自由自在地去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老爸,我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深深地爱着我,我永远都被父爱包围着,我都将在你的幸福怀抱中,我很幸福,也很快乐。以前是我不懂事,给你惹了很大的麻烦,这些具体的事,我就不细列举了。曾经让你身心惧疲,却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我知道我错了,我也在深深地自责以前对你的不敬,不恭。现在我懂事了,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原来我一直都像你,你的为人处事,你的性格,你的行为举止,甚至你的相貌;原来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伤心时我也会跟着伤心泪流;原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的位置,你是独一无二的,是我唯一的老爸;原来我永远都在你的爱与关怀中成长,我根本就离不开你,老爸。
这是我和永远年轻、始终疼我、爱我的的父亲的约定——珍爱人生,感情无价。
最近老爸常感叹到:二十多年前,他们那代人舍弃了优越的政府工作,舍弃了高校的清静,舍弃了所谓的铁饭碗,南下南下,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奉献了青春。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挤破脑袋向官僚铁饭碗里钻。中国莫非要停下脚步了?
在这里,我要大声地说,不会的,老爸,我血里流着你的勇敢和智慧,中国不会停下高速发展的脚步!
实行全省统一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非常必要,它是考核普通高中学生相关科目学习是否达到课程标准要求的主要手段,也是检查普通高中学分认定公平、公正程度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保证普通高中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组织教育教学,有利于监测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不断提高课程实施的质量和水平。它对于推进新课程的实施,对于新课程背景下考试评价制度的重建,鉴定评价高中学生学习质量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考试结果将是高等学校招生选拔的主要参考依据。[1]
但是,实施高中水平考试要实现预期的目的,从会考的经验和教训看,关键是要严格考试纪律。
长期以来,许多省市实行高中会考。国家教委明确指出:“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是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强教育管理,推动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给中学以正确的导向。”实施会考的初衷是为了使学校由过去只重视高考升学率转向重视合格率;教育教学从面向少数学生转向面向全体学生,保证大多数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促进学校按教学计划开设各门必修课程,加强教学中的薄弱学科、薄弱环节,克服偏科现象;同时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以现代教育测量和评价理论为指导,科学评价学生个人和群体学习质量和学校教学水平。[2]
实施会考十几年来,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学校还是只重视高考升学率,不重视会考,许多学校只开设高考课程,不开设高考不考的课程;教学仍然主要面向升学有望的学生,背离了“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宗旨;会考成绩的公信度与权威性丧失,谁也不会用会考成绩来评价学生个人学习质量和学校的教学水平。高中会考制度各项功能正在逐步弱化。
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应试教育的顽疾作祟,直接原因是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与教师都不重视会考,以至于许多地方会考的监考形同虚设,姑息学生考试作弊。
某地的几个学校在最近几年,高二理科学生没有上过一节思想政治课,学校甚至没有给理科学生购买高二思想政治课教材。同样,高二文科学生也没有上过一节物理、化学、生物课。但是,这些学校的学生近几年的政治课会考成绩不是“很好”,而是“相当的好”。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学校文科学生的物理、化学、生物会考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学生们毫不掩饰———如此大面积的“好成绩”都是集体作弊的结果。
来自各个学校的监考教师都知道学生根本没有学过一些课程,如果严格监考,许多学生会考成绩会不及格,将无法取得毕业证,无法参加高考,可这并非是学生的错,故而监考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格监考,有些教师由于无法面对两难的处境,只好拒绝监考。学生当然明白,如果考不及格,后果很严重,但是又没有学过相关课程,在监考不严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对会考也不十分重视,大家都清楚当地中学为了集中精力抓高考,没有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如果严格监考会导致当地学生大面积不及格,这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所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于会考监考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式的走过场,口头上讲得非常严格,实际上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尽管省关于会考监考有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有各种各样的违纪处罚办法,但那只是为考前培训做样子而已的。
于是,本应非常严肃的省级考试,其考场纪律远远不如学校的平时考试;本该具有十分权威性的省级水平测试的成绩却完全不能够代表中学生学习的真实水平。这样的考试已经丧失了当时的功能,除了增加学生负担、扰乱正常的教学计划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会考监考不严,还造成严重的负面作用。除了直接影响学风,还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学生参加会考后,普遍感慨:做人不能做老实人,做老实人太吃亏了。那些平时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在会考面临道德和利益的冲突时,也大都选择了作弊。这种会考实际上给学生上了一堂消极的政治课,它完全背离了会考推行素质教育的初衷。
课改以来,许多学校认为高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国家要求的课程,只要不高考的就不开设,包括一些必修课;或者不按规定课时开课。什么研究性学习、什么通用技术、什么校本选修课,统统不管。反正学生学分由学校给予,学校还能让学生不毕业?学分认定时坚持宽松原则,甚至没有开的课程如通用技术等,学生的学分都一个不会少。
现在要实行学生学业考试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导向,有利于学校推进新课程的实施。但是,这次学业水平考试如果依然采取以往会考监考的那种形式,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还会事与愿违,造成更恶劣的社会影响。
所以,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关键在于严格考试纪律。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像重视高考那样重视学业考试,要求监考像高考监考一样严格,督查要像对待高考一样认真负责,还要启动高考的现代化监视技术、电子屏蔽技术,考生和监考考试违纪也要与高考违纪同样处罚,并且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才会重视学业考试,学校才会按照新课程的要求开课,才会关注每一个学生,才能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
摘要:为进一步加快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建设, 推动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工作的有效实施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许多省市开始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能否实现预期目的?作者总结一些地市会考监考中的经验教训, 认为只有像高考一样严格监考, 才能促使中学积极实施国家的课程方案, 重视薄弱学科、重视绝大多数学生的全面发展, 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会考,监考
参考文献
[1]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意见 (试行) 》的通知.陕教基[2008]18号.
[2]国家教委.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教基[1990]017号.
全民医保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韩国的医保制度始于1977年,采取的是社会医疗保险模式。1977年,韩国开始在大企业中建立强制性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此后逐渐扩大到中小企业职工和政府雇员。职工医保根据就业企业参保,大企业建立自己的医疗保险基金,中小企业则根据地区统筹为一个地区性的医保基金。保费按工资比例缴付,由雇主和职工各承担一半。1981年,韩国开始试点城乡自我雇用人员医保。按居住地参保,保费根据收入和财产进行计算。所有参保者都以家庭为单位参保,家属则参加户主所在的医保基金。1989年医保覆盖所有人口。
2000年以前,韩国医保体系包括1个政府雇员和教师医保基金、140个职工医保基金以及230个自雇者和5人以下小企业职工医保基金,另外还有财政出资补助穷人的医疗补助基金,纳入医保统一管理。2000年,各类医保计划合并为统一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目前,国家医疗保险计划覆盖了约96%的人口,另外4%的人口由政府医疗补助计划覆盖。
私立医院主导医疗服务体系
韩国的医疗服务主要由私立医院提供,私立医疗机构随着收入增加以及医疗保险覆盖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医疗机构分为综合医院、地方医院和诊所。1999年,仅有20%的综合医院和7%的地方医院是公立的,诊所则全部都是私立的,87%的病床属于私立医院或诊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大的变化。诊所拥有住院设施,医院也依靠门诊获得收入,因此两者的竞争非常激烈。
韩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营利性医院比例很高。1998年,约有50%的医院是营利性医院,44%是非营利性医院。大部分的非营利性医院是私立的,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是非营利的,但实际的行为与营利性医院并无差别。大部分的私立医院,不管是营利还是非营利,其收入完全来自医疗服务,没有慈善捐赠或政府补贴。有些医院前身就是拥有住院设施的诊所,在企业家医生的经营下发展成为医院。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促进了医疗服务利用,医疗服务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差距就由这些从诊所发展起来的私立医院填补了。
医保对诊所和医院实行相同的定价。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时基本没有什么限制,可以随意选择医院或者诊所就诊。医保曾试图建立病人转诊制度,但没什么效果。自由就诊带来的是医疗服务利用的增加,韩国的年人均就诊次数和平均住院时间均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平性
公平是社会医保制度的一个重要考量。在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采取措施促进整个制度的公平性。
在合并为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前,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和城乡自雇者医疗保险的筹资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政府就为城乡自雇者医保基金提供财政补贴,促进这一部分人群的医疗可及性。1988年财政补贴达到该类基金收入的44%。2000年医保基金合并成立统一的国家医疗保险以后,政府继续为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占基金总收入的20%左右,其中14%是一般税收,6%来自专门的烟草税。
同时,在合并前,政府还在制度设计中增加了一个风险平衡机制,划出一部分资金作为风险平衡基金。根据保险计划参保者的年龄结构和大病支出的发生率进行风险调整,对年龄结构偏大和大病支出发生率高的保险计划,从风险平衡基金划出一部分资金进行补贴。例如,1998年,自雇者医保基金收入的近11%来自风险平衡基金。
在医保待遇方面,即便不同的人参加的是不同的医保计划,其医保待遇仍然是相同的。
费用控制问题仍是“老大难”
控制费用是全世界医保制度面临的难题。韩国控制医保费用支出的主要办法是价格管制和病人共付。
政府对医疗服务项目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1977年职工医保刚建立时,医保覆盖的医疗服务定价仅为成本的55%~75%。当时由于医保覆盖率仅为10%,医疗服务机构也没有计较。随着覆盖面不断扩大,医疗服务价格也不断进行调整,但是不能超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速度。目前的价格则由国家医疗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团体谈判确定。
对于医疗服务需方,也就是病人的费用控制,医保基金主要通过共付,也就是自付比例进行约束。参保者的共付比例是住院服务20%,门诊服务35%~50%。同时,医院的门诊服务共付比例高于诊所的共付比例,以此引导病人先去费用相对低的诊所看门诊。
对于医疗服务供方,即诊所和医院,医保基金主要是根据按项目付费的方式进行支付。也就是医生和医疗机构提供多少服务,医保基金就根据服务的数量和每项服务的价格向服务方支付。在这种支付方式下,医生和医疗机构就会有动机增加医疗服务的数量和强度来增加收入,也会更多地提供医保范围以外、按市场定价的服务——主要是高新技术的服务,来增加收入。这种情况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同时也加重了病人的自费负担,出现病人实际的自费负担要高于医保规定的共付比例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韩国2009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5%,卫生总费用中个人自付比例为35%,大大高于OECD国家20%的平均水平。
医药分家改革艰难推进
2000年以前,韩国医生和药剂师都可以开药和配药。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医疗服务的定价,对医生而言,开药比提供医疗服务的利润更高。而且药品的购买成本要大大低于医保规定的报销价格。药剂师也支持这种制度,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处方权。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医生和药剂师都愿意开具大量高利润的药品以增加收入。在许多诊所,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40%以上。韩国医疗总费用中药品费用的比例也高达31%,而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不到20%。2000年1月,韩国通过法律强制将药品处方和配方分开,医生不能卖药,药剂师不能开处方。改革引起轩然大波,医生组织了好几次全国性罢工。最终政府只得妥协,对改革方案作出修改,注射药剂没有纳入改革方案,同时将医疗服务的报销价格提高44%,作为对药品改革导致医生收入损失的补偿。
医生反对药品改革的罢工对支付方式改革也产生了连锁影响。支付方式是保持医保基金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也关系到医保待遇。1997年,韩国在一些医院中试点引入按病种付费DRG的方式,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而且对医疗质量基本没有影响。2001年1月,政府计划将按病种付费的试点推广到所有的医疗服务机构,以纠正按服务付费方式导致的低效率,但是由于医生的强烈反对,此项改革没有实施。2001年政府在门诊服务支付中引入了相对价值RBRV支付方式,但是在提高医生服务费的同时没能控制服务量和费用支出而宣告失败。可见,改变供方支付方式仍将是韩国医保制度未来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进考场,比平时紧张,可能跟气氛有关,当时面试的地方有点像审判室,考官坐得高高的,像看犯人一样。一紧张脑子就不好使,要尽快调整!第一题,一定要答好,不然后面的题目考官的注意力明显会减少,正因为想答好,反而更混乱,总觉得自己少说了什么,乱了自己的节奏。考后我们一致认为,越是碰到过的题目,反而答题得差,反而新鲜的题目答得流畅。所以要保持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要给考官一种淡定的感觉,即便答题内容不是很好也要稳住,别太在意考官们不削的表情,要向聊天一样,多互动,让各位老大认同你。逻辑什么的最好挑明,考官们都很累了,不是每个人都有心情找出你的亮点。内容要引起考官们的兴趣,越是贴近生活的越是得高分。上过面试班,感觉考官门极其反感模式化,说套话就死定了,把私底下练习的水平发挥出就很好了。答题水平什么的,除非是高手,一个职位,感觉大家的水平一般都差不多。
最后,打扮别太正式,得体就行,看上去越是普通的几率越高。
经过了一学期的学习和思考后,结合了自己的金融专业的背景,我对的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成就和不足有了新的不成熟的看法和理解,在此写下。
想要评价当代中国的发展功与过,得与失,就必须从改革开放开始。从总体上评价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有四点看法。
第一点,改革开放式在“文化大革命”借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或者可能是迫不得已),对中国向何处去做出的一个明智而艰难的抉择。叶剑英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再不拐弯不行了。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和胡耀邦等人为代表,做出了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的选择。应该说,对比今日朝鲜,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点,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8奶奶,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占了社会总数的99.96%,城乡个体劳动者仅有0.04%。这个结果就是,扼杀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生活必需品、副食品,从粮食、棉布,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甚至火柴,都要凭票证供应。这说明,“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是不合适的。
于此同时,党国在政治和文化体制上搞大一统的转圈,通过不断整人、“自我清洗”的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矛盾,伤害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甚至开国功臣。这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抓捕政治犯并将他们作为不付工钱的奴隶投入工业化建设有出发点上的区别。当这个体制走到尽头,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难以为继。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当改革开放开始后,这些过往受到利益损害的人得到了利益,成为了改革的动力和支持者。
第三点,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增长速度和时间完全可以媲美镀金时代的美国和6、7十年代的日本。这是客观事实。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国家生产总值以9.8%的速度平均递增,持续30多年不衰,现在以GDP来看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了1895年清朝的世界经济排名(美国第一清朝第二)。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地提升,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是1978年的40余倍。在生产力的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点,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复兴的中国经济,但是没有造就复兴的中国文化。我们作为世界工厂,能够出口“Made In China”的产品,但是却缺乏阳光、自主的文化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了执政者对民族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不够。“猫论”在整个治国理念上的蔓延,使得社会上充斥着浮躁的气氛。当前阶段共产主义信仰实质上的破灭,使我们这个破除了传统封建文化“遗毒“的民族失去了信仰。配合浮躁的时代背景,自然产生了道德滑坡、治安混乱、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拜金主义泛滥的问题。
当前我们已经步入了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在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的通知书,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我看来,尽管官方说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没变,但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明显改变。
今天,我们存在着三个比较突出的矛盾:第一个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自然环境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二个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非典“以后,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但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产品的攻击还不到位,甚至可以说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公共产品稀缺的时代。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尽管政府采取了相当大的力度来缓解、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但与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还有一定差距。
第三个就是随着社会进步和利益关系多元化,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的一些要求,也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突出。例如,利益关系改变后,人们都需要一个正常的、法定的程序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需要有一个协商对话的机制。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以后,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同时社会发展进步对政务公开、对政府的自身建设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这三个矛盾从客观上来说是阶段变化的必然反映,我们要把握这样一个阶段变化的趋势来寻求新阶段如何来以进一步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在摆脱了“亡国灭种”之后的又一次历史关口,将决定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英美一样的“主导者”还是德日乃至拉美诸国“附庸者”。
在这三个主要矛盾的下面,是我们国家在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其他具体问题。
第一是当前的“国进民退”问题。推进市场化改革最主要的是推行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是出于平等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对经济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但是当前的某些体制、政策对民营经济的要求可以说是有严重阻碍的。
例如,在一些资源性垄断行业,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垄断,但是实际上民营企业是进不去的,如通讯、能源领域的巨型垄断国有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而对内则依靠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回报。在比如,民营企业可以喝国有企业一样获得金融支持,但事实上民营经济难以得到大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更有甚者,政府有时还为国有经济消除民营竞争对手。政府存在的国有经济偏好,这是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保增长、包就业、扩内需的角度上看,应该对民营经济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来处理。
政府的国有经济偏好,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者阶层的私利考虑。作为国家的“亲儿子”,自然掌控在掌权者的手中。在改革发展中,大量“红色贵族”接管了大型国有企业和由国有资产改制成的大型集团(如鲁能集团),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在政治和经济上掌控中国。与美国以财团控制政治的模式相反,中国沿袭了自古以来的传统,以政权控制经济。事实上这种“权力寻租”现象表现出来的也是腐败在中国难以根除的原因。权利所有者的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以权谋私,视公产如私产。这所以在事实上“国进民退”就是政府中央集权策略,是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中成长的表现。
第二是4万亿投资的问题。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方案中的两大方案,这是蒸发在金融危机中出售比较快,力度比较大的两大方案,在应对危机中值得部分肯定。但是问题是如何使这样一个大的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达到预期目标。
公社首先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取缔了反动警察,打碎了司法机构和审判制度,建立了新的民事法庭和审判制度,改造了监狱。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摒弃了三权分立的政权形式,而由立法、行政统一的公社行使权力。公社委员会是由普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下设执行、军事、公安、司法、财政、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联络、教育、社会服务等10个委员会。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
为了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为“人民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措施:公社的公职人员由普选选出,可以随时撤换;取消高薪制,国家公职人员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即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
在社会经济方面,公社采取了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措施: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管理;取消面包房工人夜班制;禁止当铺拍卖过期的典当物品,所有当来的20法郎以下的物品,一律无条件地退还原主;废除对工人的罚款和克扣工资;成立救济贫民的专门机构;设立劳动就业登记处;把逃亡资本家的住宅分给无住房的工人。以上规定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也采取了一些革命性的措施:实行政教分离,没收教会所有的财产;把教士和修女一律驱出学校;实行义务国民教育,兴办职业学校,实行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这一系列的文教措施,都是公社的伟大创举。
巴黎公社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热烈欢迎外国革命者参加自己的战斗行列。许多匈牙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俄国人等都参加了公社活动。其中如匈牙利工人弗兰克尔当选为公社委员,波兰的杰出革命家杜布罗斯基、符列勃夫斯基为防卫巴黎的司令员。公社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毅然拆毁了拿破仑一世纪念战功的胜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
类似于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在日本由政府出资或主导建设的住宅称为“公共住宅”。早期的公共住宅建设体系如图1所示。1950年“住宅金融公库”成立,开始向建房者和购房者提供长期低息融资;1951年“公营住宅法”颁布,开始了公营住宅的建设,主要面向低收入层,是纯福利性的,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设和管理;1955年“日本住宅公团”成立,主要建设城市住宅,向中产阶层大规模地提供具有良好居住环境的租赁住宅。“公库”、“公营”、“公团”这“三套马车”奠定了日本公共住宅的基础。
本文着重介绍公团住宅的建设历程,其他可参考笔者最后所列的文献。
二、公共租赁住宅
日本的公共租赁住宅由属于国家机构的日本住宅公团(现名为: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简称“UR都市机构”)负责建设和提供。同是租赁形式的公共住宅有别于面向低收入层的纯福利性的公营住宅:其一,它面向的对象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设收入上限,只要交得起房租谁都可申请入住;其二,它由国家机构负责建设和管理,没有地方性,根据社会需要和城市发展要求来选址确定项目。在日本原被称为“公团住宅”,后因日本住宅公团的更名,现改称为“UR住宅”。
从日本住宅公团开始UR都市机构的发展历程按年代分为6个阶段(图2)。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尤其对刚刚开始大量保障房建设的中国来说,要参考最近的经验可能还为时尚早,但很多教训可以提醒我们少走弯路,日本今天所进行的旧房改造和城市再生等也是我国将来不可回避的。本文如能起到些许参考作用将不胜荣幸。
1. 第一阶段:1955年~1964年—普及新的居住方式,开始进行社区开发
这是日本住宅公团的创始期。为了解决当时燃眉之急的住宅不足问题,建设了大规模的集合住宅。集合住宅有别于日本的传统住宅,为了它的普及,不仅是住宅问题,而且得设计和提倡一种新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图3),还要开发相应的建筑技术来实现。
图4是1960年前后的公团住宅的标准户型之一,建筑物为一梯两户的钢筋混凝土纯剪力墙结构,一般是3~5层。每户的户内面积是38m2,户型是按照寝食分离的思想设计的两房一厅(日本叫2DK)。图5是这个阶段采用的室内装修和设备,都高于当时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公团住宅合理方便的设计以及多彩先进的设备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因此需要通过竞争非常激烈的抽签等程序,入住者才能在众多的羡慕眼光中荣升为“公团成员”。入住公团住宅不但成为了当时的时尚,而且引发了之后的广泛效仿,带动了社会居住水平的整体提高。
2. 第二阶段:1965年~1974年—大规模开发和大量供应
这个时期是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期,大量的人口向城市集中,大量的需求导致了开发的盲目性。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建设是第一个大型开发项目“千里新社区”(图6)。它位于大阪府郊外,占地11.6hm2,计划容纳15万人口。社区划分为12个区域,配置了学校、医院、市民中心等设施,中心区域的轨道车站周边建设了百货店、娱乐中心等商业设施以及相应的公司机构办公楼。
由于交通方便,加上良好的环境,千里新社区在近5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居住区。但是作为大型开发项目的先驱,它还是留下了很多教训。首先,当时没有预想到汽车时代的到来,停车位紧缺,后来不得不牺牲绿地来满足需求,同样也没有预留足够的用地因应社会发展而加建新的设施,只能在附近另找地方兴建。其次,由于是较短时间内的一次性开发,无法实现人口年龄构成的自然平衡。当时住进来的都是中坚阶层,几十年以后他们几乎同时退休,社区一下就进入高龄社会,不但失去了活力,而且配套设施也得随之调整(如幼儿园多余了、老人院不够了)。一个失去活力的社区越来越难以吸引年轻一代,因此形成恶性循环。从维持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居住人口平均年龄增高而减低了对维修更新的意愿以及经济上的负担能力,这对延长住宅寿命和可持续使用是很大的障碍。
3. 第三阶段:1975年~1984年—对应多样化的要求,综合开发居住环境
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放缓,甚至出现了回流。政府制定了让进了城的人们定居下来的发展策略,住宅建设的方针也由此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满足长久居住的要求,不但要提高住宅本身的品质,而且还要结合周边环境进行综合开发,更加重视交通、气候、安全和丰富的公共配套设施。图7是当时开发的雨水渗透系统的模型。
由此,日本住宅建设走出了大量建设的时代,开始根据社会的个别需求以地域环境进行多样化的应对。1977年废除了标准设计,次年也从一成不变的“公共住宅用标准部品(KJ部品)制度”转向了“优良部品(BL)认证制度”,一切都向灵活、多样、高品质的方向转换。一向以标准户型的大规模建设为主的日本住宅公团也进行了以中低层为主的小社区的开发,图8是在爱知县的一个建设例子。
4. 第四阶段:1985年~1994年—从社区回归市区,建设综合多功能的新城市
这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期,城市功能重新调整,许多大工厂搬出市中心。已由“日本住宅公团”改名为“住宅与都市整备公团”的开发重点由社区转到了市中心。它所担当的工作不再仅限于建设个别的住宅项目,而是参与总体规划,协调和平衡官民各方的开发工作。图9是在东京都市中心的一个开发实例,它是一块啤酒厂搬出后的遗留地,之后由政府、地方政府、民营企业等共同开发成具有文化、商业、办公、居住等多功能的新街区,打响了城市再开发的头炮。
图10是1992年建成的位于横滨的高层住宅的例子。从这个阶段开始,30~50层的超高层住宅在各大城市急速普及。为了满足多功能的要求以及在同一栋建筑物里划分不同类型的住户,建筑必须是开放空间的结构形式和耐久性、灵活性俱佳的设备装修系统。结构形式采用的是纯框架结构或由梁柱构成的筒结构,不配置剪力墙,研究结果和历经地震的经验证明其具有良好的变形性能,是最理想的抗震结构形式,同时也满足了开放空间的要求。设备设计上以同层排水的方式消除上下层的制约,实现自由的住宅分隔和室内布置。内装修和户内设备采用与结构体完全分离的SI技术,有利于将来的变更和更新换代。总而言之,建筑物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因为不容易拆建而对使用寿命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对建筑技术也提出了更具灵活性和可更新性的要求,日本著名的“百年住宅建设技术”和“KSI住宅技术”由此开始得到实际应用。
5. 第五阶段:1995年~2004年—创造未来城市
住宅不足早已成为历史,为适应社会的新要求,建设更安全、更有魅力的未来城市,公共租赁住宅责无旁贷。这时日本社会已进入了高龄少子的时代,“住宅与都市整备公团”改名为“UR都市机构”,注重老人院和幼儿园等设施的配套,普及了通用设计、无障碍设计,并不断推陈出新,图11是UR都市机构召集6位日本著名的建筑家设计的时尚公共租赁住宅,一举打破了单调死板的公共住宅的形象,创造出新的时代魅力。
6. 第六阶段:2005年至今—从城市建设走向城市再生
进入21世纪,UR都市机构提出了在城市再生、居住环境再生、灾害复兴、郊外环境四个领域从城市建设走向城市再生的方针。
就公共租赁住宅的再生而言,由于需求的降低,现在新建的数量已经很少。对于现存的住宅,除了做好维持管理以外,还要通过改造、翻新甚至拆建的方式进行整理。图12是2010年由UR都市机构与民营建筑公司共同进行的旧住宅改修技术开发的公开实验。
三、经验与教训
日本的公共租赁住宅建设不是仅仅为了提供居住的空间,而是从一开始就与普及新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一时成为新生活和高品质的象征,带动了全社会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住宅用标准部品制度”推广了部品的应用,提高了住宅的品质和居住水平。在注重可持续性方面,公共租赁住宅导入了系统设计和SI分离(结构体与内装设备的分离)等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并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住宅的设计提倡新的居住概念,在住宅建设技术的发展中起着领导作用。今天,对旧住宅的改修技术的开发也同样在公共租赁住宅的领域里率先进行。
因此,日本公共住宅建设的社会意义绝不局限于解决某一历史时期的住宅问题,而是对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还极大地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住宅产业的发展。但是,几十年的建设历程中也留下了很多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
首先,早期住宅建设的大规模开发和大量供应带有不少盲目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没人愿意住甚至没人住的积压住宅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
其次,虽说当初以高质量和高性能为建设标准,但一些当时预想不到的因素(如50年来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十多厘米、高龄化社会少不了电梯等)成为住宅可持续使用的最大障碍。
再次,当初只重视建设费用而忽视了维持管理费用,而现在后者却成为沉重的负担。旧住宅的大规模改修或重建费用,甚至远远超出当初的建设费。
最后,负责公共住宅建设和管理的机构全都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吴东航,章林伟,主编.日本住宅建设与产业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吴东航.日本住宅产业的形成以及所体现的意义.中国住宅,2010(7)
[3]吴东航.日本的公共住宅建设经验带来的启示.中国住宅,2010(12)
美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美国实力远超其余国家,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它的海外利益发育、培植和拓展都远远领先于中国,总结美国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的经验教训,启示作用重大。
第一,从结构上看,由于美国海外利益出现已久,对这一利益的认知已经很成熟,加上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原因,海外利益作为国家利益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美国各个层次的国家利益之中。
建国初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对于欧洲及全球事务并不关心,加之爆发过一次内战,国内建设被放在首要位置,其对外政策总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商业资本,保证资本的原始积累。直到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首次明确表达了美国对于海外利益的关注,把美洲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后,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巨变,美国的国家利益逐步向世界各地延伸。冷战后,美国一强独霸,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在很多地方都有美国的军事力量存在。
通过考察美国国家利益的发展,会发现美国的海外利益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壮大和海外军事力量部署而出现,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美国当前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决定了它的海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在2000年7月出版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到美国国家利益按重要性划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大类。其中几乎每项内容都包含着美国的海外利益。
第二,从内容上看,美国对海外利益的界定非常清晰,并有长远的战略利益诉求。此外,美国还把自身海外利益的内容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体系的稳定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美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具有针对性,效果明显。
纵观美国的海外利益,分布在国家利益体系中的各个层面。在生死攸关的利益层面,包括海外利益有:预防和降低美国海外驻军遭受核及生化武器攻击的威胁;保证美国盟友的生存,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的活力和稳定等。在极其重要的利益层面有:防止重要地区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出现霸权;在重要地区防止、控制和结束冲突等。
第三,从海外利益的分布来看,美国海外利益的地理分布广泛,且与海外利益内容密切相关。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持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它的海外利益与国内利益紧密交织,其分布遍及全球,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很难把它局限于某一区域。
2000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出版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书,对之后10年美国在世界主要地区和重大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归纳,按利益的轻重次序列出五个地区和六大问题。在五个地区的生死攸关的利益是: 1 .中国、日本和东亚。与东亚主要潜在战略对手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确保韩、日保持独立、自由,并在重要的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与美积极合作。2 .俄罗斯。防止俄向美发射非核武器;与俄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确保俄核武及可用于武器制造的核材料安全可靠、万无一失。3 .欧洲与北约。确保欧洲盟国的独立与自由;北约仍应是联系欧洲与北美的强大而有效的政治军事联盟,应将其地理范围和使命扩大到欧洲以外。4 .中东。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和自由、保障世界能源供应稳定、不使该地区仇美国家获得新式或更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5 .西半球。确保美边境不出现敌意或崩溃的国家。
第四,从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的手段来看,美国具有全方位、多手段、多层次的特点。首先,美国的海外利益广泛分布于全球,但美国并没有全部都靠一己力量去维护,它通过结成盟友和组成国际组织的方式,减轻了自身的负担。如在“9·11”之后,美国就一直鼓励中亚各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支持它们参与欧安组织、北约和其他西方组织。而且,在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特别强调了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振兴其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保持其海外影响力。
其次,美国充分运用外交、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等多种手段维护和拓展本国海外利益。通过外交手段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制定国际贸易、投资及领事保护等法律;设立保护和支持海外投资经商的政府机构;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使用军力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保证石油产地、输油管线和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海外军事基地是维护其海外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部署了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成为保护美国海外利益的坚强后盾。而且军事基地兵力强弱直接与海外利益大小相一致。比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调整了其全球兵力的分配,缩减了西欧地区的基地规模,增加了在东欧及中亚地区的基地数量。
最后,美国通过把自身海外利益与国际体系稳定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相连接,通过承担和履行必要的国际责任,扩大其利益存在的合法性,间接实现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承担了巨大的国际责任,提供了很多的公共产品。通过加强文化的对外输出和物质的对外援助,美国扩大了其国际社会影响力。这些都让美国政治上受到支持,经济上得到回报,安全保障上得到加强,不仅维护了既有海外利益,而且也大大拓展了美国的海外利益。
日本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三大国,它的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也是发展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在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政治利益的维护和拓展上,日本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汲取。
海外政治利益
日本海外政治利益的拓展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国力迅速提升。随着日本实力的提升,也开始加入了殖民行列,对亚洲邻国进行扩张,向外拓展海外政治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首先扩展的对象就是朝鲜。1905年,日本宣布吞并朝鲜。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起草《田中奏折》,成为鼓吹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从吞并朝鲜到二战开始,日本海外侵略的步伐一直不停,而且比较顺利。二战日本最终战败,本土被战胜国驻军,标志着日本海外政治利益扩张的失败。
二战后,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一度超过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始重新考虑扩张海外政治利益,恢复所谓“正常国家”,但由于其对自身的侵略历史缺乏反省,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政治诉求顾虑重重,使得日本海外政治利益的扩张遭遇障碍,效果不显著。
海外利益扩张——海外直接投资方式
日本海外经济利益扩张在二战前是伴随海外政治利益扩张而进行的。
二战后,日本经济实力快速发展,加上历史原因,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张先于海外政治利益,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海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
日本海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经济发展目标首先是恢复与扩大国内经济。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日本很快进入经济成长的道路,与此同时,日本对外投资也迅速增长。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依时间顺序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国家。
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规模极其微小,领域也有限。在1951年-1962年间,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额为439万美元。投资地域倾向地理相近的东南亚国家,以资源开发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投资中心。这一阶段,日本海外直接投资重点是为了获取资源,确保本国资源供应。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投资产业主要是能源型产业。
70年代末,随着石油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秩序混乱,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方向发生转变,发达国家所占比重逐渐加大,1991年底,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中,发达国家比重由10年前的46%提高到65%以上。这一阶段对外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资源开发,也开展了对制造业、商业方面的国际投资。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巅峰阶段。投资规模在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后连创记录,平均每年增加100亿美元之多。1989年达到了675亿美元,比1988年增长了40.9%,由此一跃成为投资大国。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对外投资连续三年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投资进入调整过程。
世纪之交,日本投资方向逐渐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据日本海外投资银行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日本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高达54亿美元,是2007年17.8亿美元的3倍。日本海外合作银行对62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58%的企业视印度为最具前途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比一年前的50%大幅提高,而认为中国是最佳投资目的地的比例由68%降至63%。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动向促使日本企业更加灵活地在亚洲选择投资地点,重新部署战略性分工体制,但中国仍处于日本在亚洲投资体系的核心位置。
海外利益扩张——对外援助方式
二战后,日本仅用10年时间便从战争的废墟中实现了经济复苏,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跻身援助国行列,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崛起为援助大国,20世纪80年代末跃居世界援助国首位,到了21世纪稍稍落后:2001-2005年下滑为美国之后的第2位,2006年再次下滑跌到第3位,2007年排名第5位。
日本希望通过对外援助谋求三方面的政治利益:国家安全、政治目的与双边关系。对外援助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其政府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冷战后政治化日趋明显。
日本政府1992年6月制定了明确的援助理念和原则——《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强调援助的原则是环境与开发兼顾;回避军事性用途和助长国际纷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武器进出口等;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引导他们市场经济发展,关注基本人权和自有保障。随后,日本政府于1998年通过《有关政府开发援助的中期政策》的文件,与以前的大纲相比,添加了一些新的要素,更加关注贫富差距、艾滋病、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而且认识到为市场化经济建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给予知识支持的重要性。2003年,日本政府对1992年制定的“ODA大纲”进行修订,推出新版大纲。旧大纲对ODA的目的和理念的基本表述是“人道的立场”,而新大纲表述的则是“国民的利益”。这是日本ODA大纲首次明确表明对外援助考虑国家利益。
其次,日本通过对世界各地区的援助,维护其影响力,改善和提升其国际形象。二战后至今,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援助占绝大部分,目的之一是改善其侵略者的形象,缓解亚洲各国对它的敌意。
再次,以发展援助为手段,实施日本的大国战略。日本在获得经济大国地位后,力图谋求恢复成“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日本在1990年的《外交白皮书》中,提出要进行国际合作的构想,即通过扩充日本ODA,进行和平合作等发挥国际作用。对外援助成为日本的主要外交手段。例如,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日本一方面对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慷慨解囊,另一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最后,日本的对外援助也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日本利用对外援助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有两种:1 .通过援助,保证日本的原料来源,维护自身经济的发展。例如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因为受到中东国家限额供应,日本遭受沉重打击。为此,日本调整中东政策,公开支持阿拉伯国家,并且加大了对中东的援助,以换取其对日本的石油供应。2 .运用相关援助项目促进与受援国的关系,为经济贸易上的合作创造条件,为国内大公司开拓市场。二战后初期,东南亚国家是日本援助的主要对象国,其原因就是东南亚是日本的重要市场,经济利益所在。
日本对外援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援助”与“合作”之间的界限不清晰。这主要是由战后日本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外关系所决定的。作为战败国,选择以“经济合作”代替“对外援助”的概念,是日本外交的一种必然选择。纵览战后日本官方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文件,很少出现“对外援助”的字眼,多以“经济合作”或“资金合作”来表述。这里的“经济合作”概念的范围比“对外援助”概念更广泛也更模糊,典型地反映了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基本特征。不但日本政府对他国真正的对外援助被归入“资金合作”,而且民间经济合作也被列入其中,甚至不属于“援助”行为的战争赔偿和出口信贷也被当成了“资金合作”的组成部分,使得战争赔偿的被动性与对外援助的主动性混为一体。
第二,日本对外援助以日元贷款为主要援助形式,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助开发能力为宗旨。日本通过向受援国提供日元贷款,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以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另外,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考虑,日本也向受援国提供无偿援助,但所占份额不大。
第三,日本的对外援助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经历了数次较大的转折,对外援助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对外援助基本上属于“开发援助型”,冷战后,逐步向“战略援助型”转变。日本对外援助类型的变化,与日本总体战略目标的转变密切相关。二战后,日本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经济中心主义”是这一时期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冷战后,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的总体战略目标开始向争当“世界政治大国”转变。基于此,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做出了相应调整。
看了<<软件测试经验与教训>>第7、8、11章节后,对照以前的工作情况,感悟比较深的是以下几点:
1、回想测试BA100项目时,和开发工程师的关系处得非常紧张,出现问题相互责备;开发工程师曾经提出不要打击和嘲笑他们的要求。看完了与程序员交互这一章节后,明白程序员不是编码机器,有感情,大多数人都非常在乎所在工作。我们作为程序员的正式批评者,要避免正面冲突情况,要有团体合作精神,相互帮助相互信任;这样会让他们愿意共享信息,使测试工作更有效。向领导只反映所发现的问题不是反应程序员的能力。
2、我们在测试过程中提出一些理解有误或是路径不明确的问题,也有一些描述不清楚的问题;今后严格要求自己,发现问题就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提出令人信服的问题,并准确清楚描述问题,一步一步地将问题给出,没有多余步骤。使问题描述易读,容易理解。只谈论所看到的现象,不要猜测内部问题的性质,避免开发查找问题时花大量时间。
3、在测试BA100项目时,开发工程师没有做好准备就发布版本,测试员拿到版本直接升级或安装,结果发现正常功能无法执行,但是还在继续测试,或者大家需要退回旧版本重新等待开发再次发布;对于正常功能无法执行的版本我们应该拒绝这种测试版本。我希望以后项目使用冒烟测试,就是发布新版本时,安排一名测试员花上半天时间运行冒烟测试,其他人员等改版本通过冒烟测试才投入测试;这样就不会浪费大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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