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精选8篇)
2012计划生育新政策
2012计划生育新政策根据2011计划生育新政策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几种情况的,才可以申请才育二胎,具体中国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
(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
(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
(七)男性农村居民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早已被人们争论很久, 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理论提出多种人口政策。19世纪8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指出达到产业收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人口数量为适度人口。它从产业收益出发, 提出人口过多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只有适度数量才是最好的。与之对应的是适度的人口控制论。我国7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初衷就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30多年计划生育斗争中, 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势头终于得到有效遏制, 即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又使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人口素质得以提高。与此同时, 人们今天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生育率较低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 现家庭养老及抵御风险能力随之降低。现针对已发生变化的人口形势, 为促进人口持续发展, 需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 对其作出完善和调整。综合多方面的思考, 我国推行二胎政策, 和一胎化政策对比, “单独二胎”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
一、一胎化政策的所带来的问题
(一) 人口素质“逆淘汰”
高尔顿最早提出的人口素质“逆淘汰”, 言简意赅的说就是社会对人口的逆向选择, 指低素质人口挤压高素质人口这种有悖于优胜劣汰的现象1。20世纪80年代后期, 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提出很多质疑。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是否是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别导致的呢?我国一胎化政策导致城乡之间的生育率差距较大, 造成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小, 同时造成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那么, 如何阻止这种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现象呢?其实, 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原因和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有很大关系, 所以, 唯有缩小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人口逆淘汰的这种倾向。从提高城镇人口生育率或降低农村人口生育率两方面来考虑。
(二) 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大一直都是国家的一个大难题。怎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中国即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老龄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政府和个人家庭负担加重、社会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的中国, 国库资金不足, 高额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国家承受不了。农村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四二二”、“四二一”等倒金字塔家庭模式, 首先, 赡养老人给并不富裕的农民带来沉重负担, 也是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次, 老龄、高龄人口的增多必然分担部分劳动力, 导致急需劳动力的中国带来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再次, 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产业结构、文化冲突、社会发展等方面带来影响。最终造成大量潜在问题凸显出来。
(三)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根因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滞留,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至今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等意识。除此之外, 家族香火的延续, 也导致农村家庭优先择男的现实。导致男女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的一胎化政策。在一对夫妇只允许要一个孩子的情况下, 外加中国传统观念滞留, 多数家庭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男孩。生物学因素是导致现今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婚姻的稳定收到一定威胁。首先, 性别挤压。男性过多无婚配对象现象严重, 光棍汉的社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其次, 家庭的不稳定。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不稳定。
二、顺应我国的人口国情,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弊
(一) 单独二胎政策的利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的利, 从大的角度来说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可以有效控制男女比例失衡现象。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滞留再加上“选择性生育”的形势下, 导致现今社会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下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问题的继续发生。
另一方面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胎化政策引发“独生子女下一代夫妇最多可能赡养12位老人”的社会现象, 同时给国家的经济也带来较大的难题。生育率的降低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这是必然的, 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2。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大大减少未来的社会风险。
(二) 单独二胎政策的弊
首先, 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二胎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财政支出、福利待遇政策、环境承受力等。从宏观层面看, 未来社会将面临的压力随之增加。其次, 增加个人家庭负担。笔者亲生经历, 现有点名气的儿童衣服专卖店, 一件冬季羽绒服最低价格500左右, 在这个高物价的年代, 养一个婴幼儿的花销难以想象。并且这只是刚刚开始。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现实问题。
摘要:从我国人口和经济的角度出发, 根据我国人口增长模型来证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阐述计划生育政策的衍变过程。政策随经济、历史、政治的变化而革新, 当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较大成就时, 同时引发一系列问题1。如我国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 这种现象造成国家人口发展的逆淘汰倾向。一胎化政策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出生率迅增的状况, 但直到今天, 在一胎化政策的实施下老龄化问题越演越热。与此同时, 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也成为当前特别重要的问题。对此, 国家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本文针对一胎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新政策实施带来的利弊做出以下思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性别比例失调,单独二胎
参考文献
[1]享辱曼保, 尹娟.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J].《理论月刊》, 2005 (11) .
2009年,还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的杨支柱,当听说妻子第二次怀孕后,出于喜欢小孩的缘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让妻子去做人流手术,而是做出了一个令同事和单位领导颇感意外的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大学教授的惊人决定
2010年,因妻子超生二胎杨支柱被所在学校解聘,同时接到北京市海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出的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罚单。
2011年1月,因为不满学校和计生部门的处罚,杨支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计生部门告上法庭。
杨支柱认为,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然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未规定“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但海淀区计生委的决定书认定他“违法生育”,把孩子看作“违法所得”,将损害孩子的基本权利。
此外,计生委向他征收“社会抚养费”虽然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上有依据,但并未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因此在法理上完全说不通。因为孩子在成为劳动力以后,给社会所做的纳税等贡献,通常都要大于他(她)没有劳动期间所享受的社会福利的总和。基于这些理由,杨支柱认为海淀区计生委向他征收24万余元“社会抚养费”显失公平,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这份征收决定书。法院审判结果不出所料,支持计生部门对杨支柱的罚款。
此后,失去工作的杨支柱一边要抚养孩子另外还要支付巨额社会抚养费,他甚至在微博上将签名改为“卖身交罚款”。
杨支柱将计生部门告上法庭的做法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不经意间成为社会名人。“我会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里面提出的问题让我哭笑不得。很多人问我如何逃避交社会抚养费,哪里是逃避计生部门的最安全的地方。简直把我当成抗拒交计划生育费的典型。”杨支柱无奈地对《科技生活》周刊记者说。
几年来,杨支柱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眼瞅着二女儿若楠已经两岁多了,社会抚养费已经被法院强行从银行账户上划走了。但是,杨支柱对于之前做的惊人决定不后悔。
“任何一个父母都不会因为要孩子而后悔,我反而为当初自己的决定感到非常庆幸。“杨支柱说。
从“两个正好”到“只生一个”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是七十年代,人们的一句顺口溜。
到了八十年代,这句顺口溜,已被“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所替代。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著名的“9·25”公开信,被视为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从此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被称为独生子女政策。并将其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在全国推广实施。
一晃40年,当年呱呱落地的孩子已为人父母,而作为国策,计划生育仍然坚定不移地在中国被执行着。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叶廷芳研究员联合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引发官方民间的极大讨论热潮,调查显示,多数网民赞成“叶廷芳提案”,“只生一个不好”渐成共识。
6年过去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叶廷芳在接受《科技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一直在关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历史背景
历史资料显示,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 ,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首先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叶廷芳认为,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不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但是,叶廷芳认为,“人多地少”就一定分不到饭吃吗?这一逻辑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自救能力,忽视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经济运行的特点。
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叶廷芳注意到,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非常危险的水平。所以,决定联合26名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递交提案。
“虽然有关部门给我的提案进行了答复,但是,他们的理由还是老一套,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少等等。
人口出生率不会无限增长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他撰写的《大国空巢》一书是很多中国计生委的工作人员都看过的一本书。但是,他的观点没有被中国的计生委采用。
远在大洋彼岸的易富贤在接受《科技生活》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时甚至认为,历史上还没有像中国这样采取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鼓励生育,出生人口攀升,也导致其后劳动力增加和综合国力提升。1949年后转而提倡少生,出生人口下降,导致1995年后劳动力下降和国力下降。日本现在已经后悔莫及。台湾、韩国、新加坡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受国际社会的误导提倡只生两个孩子,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快速下降。1980年代后相继鼓励生育,但难阻生育率剧降。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剧降;2005年鼓励生育,生育率未见上升。这些地区因曾“提倡二胎”而后悔莫及。
“人口的出生率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而不是会无限期地增长下去,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会让人们的生育愿望降低,人口出生率自然会下降,这一规律是被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所验证了的。”易富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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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20世纪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21世纪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日本已经先行一步,欧洲人口也即将负增长,中国人口或许将紧随其后。”易富贤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其实,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初是有时间限制的。上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刚开始实施时,中国人口增长迅猛,公共负担沉重,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为防出现新的生育高峰,必须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然而,党中央当时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前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只是阶段性的。
李慧忠曾经是北京物资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已经毕业分配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但是,回忆起2010年毕业论文的事情时还是记忆犹新。
李慧忠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是和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赵晓教授联合撰写的《计划生育调整已滞后十年》的文章。文章中指出,政府机构设置中存在“机构设置刚性”,俗话说便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各级政府专为计划生育设置了干部配比,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2005年到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事业费从226.39亿元提高到36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44%。
通过研究,论文得出结论,花费如此多的人力和财力,得到的却是以下六大弊端。
弊端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男女婴儿性别出生比接近120∶100。这意味着将有4000万光棍被判“无妻徒刑”,这会大大诱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强奸罪等恶劣犯罪,甚至引发社会断裂。
弊端二:“民工荒”。中国社科院报告称,6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乏力。
弊端三:未富先老。根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中国人口结构由小孩和青壮年多、老年人少的“金字塔型”,变为青壮年多、老人孩子相对较少的“橄榄型,中国在未来完全可能陷于“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
弊端四:人口素质逆淘汰。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一直存在“城市紧、农村松”的现象。由此,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社会事实上陷于精英淘汰,或者叫人口“逆淘汰”的生育机制。
弊端五:青壮年时期是人一生中赚钱最多、储蓄也最多的时候,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投资,但计划生育持续施行,势必将使中国人口结构从“橄榄型”变成“倒金字塔型”,届时居民储蓄率一定会明显下降,投资率也将随之下降。
弊端六:中国继续奉行计划生育的结果,将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因此下降。
赵晓强调,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接近枯竭,“人口负债”正展开,中国的“国策”调整已经至少滞后了十年以上。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警戒线
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志军由于生长在农村,从小就耳闻目睹因抓超生而拆屋砸墙、赶猪牵牛、围追堵截,闹得鸡犬不宁的现象。
“类似的心理创伤与不快记忆,也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使得网络上任何有关计划生育的批评,都能迅速获得一边倒的支持。”刘志军说。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领导政绩挂钩,甚至施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迫于压力,地方计生部门往往使出出格的手段。”叶廷芳说。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了2010年我国生育率只有1.181,也证实了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而不是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说的1.8。
“生育率只有1.18意味着中国每名育龄女性只生1.18个孩子,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全世界排名是倒数。”易富贤说。
根据2009年的资料,美国全国生育率为2.002,其中白人生育率为1.83,拉美裔生育率为2.53,黑人生育率在2.0,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生育率为1.74。
易富贤说,联合国有一个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就会下降到5亿人,那时候我们就占全球人口的8%左右;其实这种预测还过于乐观。我觉得假如不鼓励生育的话,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还不会达到5亿,可能只有4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发言权都将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心理问题
叶廷芳认为,人类生存始终与两种自然不能分离,一种是外在的自然,即“大自然”,一种是内在的自然,即人自身的本体自然。他不仅需要一个非血统的、亲疏不一的、广泛的人际沟通,而且更需要一个有血缘联系的、完整的伦理系统。这维系着人的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独生子女父母的疼爱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另一面是溺爱,它纵容儿童天性中的慵懒与放纵。”叶廷芳说,她曾询问过不少中学或大学的老师们,他们普遍反映现在的独生子女不少人冷漠、自私、脆弱。这还只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的第一代。可以设想,到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将会怎样呢?
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抚养费
杨支柱交纳的24万元所谓社会抚养费一直让他想不明白,这笔钱到底去哪里了。“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哪里还需要用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呢?”杨支柱告诉记者。
其实,社会抚养费的叫法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坦言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这让杨支柱感到困惑。
(参照计生委规定及我院休假制度)
1.婚假:
凡符合婚姻法规定的休假3天,年满23岁3个月的女性及男方为初婚者可享受婚假共计23天(要参照身份证、结婚证及男方单位的婚育证明)。
2.女职工产假:
正常产假为98天(可在产前休15天),难产增加15天(手术助产);多胞胎增加14天;晚育假增加15天;领“独子证”后增加30天。产后结扎输卵管的另增加21天假。
女职工怀孕满7个月~产后小孩未满1周岁,暂停上夜班,每4小时内给哺乳时间40分钟。
3.宫内放节育环:
自手术之日起休假3天,7日内不得安排重体力活。
4.取节育环:休息1天 5.计划生育人流及引产:
妊娠 < 2个月流产休15天;妊娠大于2个月~4个月流产的休30天;
国家部分
一、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一)基本条件
1、未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
2、本人及配偶均为本市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3、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现存活一个或两个女孩; 4、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
(二)标准
1、农村独生子和双女家庭父母每人每年1080元;
2、农村独生女家庭父母每人每年1560元。
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一)基本条件
1、未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2、具有本市城镇或农村户口;
3、现无存活子女或现存活一个子女(包括合法收养一个子女)被依法鉴定为三级以上残疾的;
4、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49周岁;
(二)标准
1、城镇及农村独生子女死亡的,其父母特别扶助标准
为每人每年3120元;
2、城镇三级以上残疾及农村残疾的独生子女,其父母的特别扶助标准为每人每年2760元。
重庆市部分
一、重庆市农村独生子女四级以下残疾家庭扶助
(一)基本条件
1、本人及配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2、本人及配偶均为本市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3、本人及配偶终身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依法鉴定为四级以下残疾,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
4、配偶中女方年满49周岁,年龄在60周岁以下。
(二)标准
农村独生子女四级以下残疾家庭父母每人每年2760元。
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独生子女父母从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至子女十四周岁止,每月分别发给二点五元至五元的奖励金,农村或城镇无业人员给予300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初婚的为
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晚婚的职工,增加婚假十个工作日;晚育的妇女,增加产假二十个工作日。增加的婚假、产假视为工作时间。晚育并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可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休假期间的月工资按不低于休假前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发给。晚育者产假期间,男方所在单位应给护理假七个工作日,护理假视为工作时间。
四、职工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后增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后按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增发基本养老金。
五、重庆市独生女高考加分
本人填写《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农村独生子女考生照顾申请表》,经批准后报考市内院校加5分。
长寿区部分
一、出生缺陷干预工程
结合长寿区实际情况,2010年12月区府办出台了《长寿区出生缺陷干预工作实施方案》(248号文件),建立了“政府统揽、计生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响应、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对出生缺陷实施三级干预,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在一级干预方面,实施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在二级干预方面,实施免费产前检查;在三级干预方面,实施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出生缺陷婴儿救助。
(一)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二)免费产前检查
(三)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
(四)关心关怀缺陷婴儿
二、放弃再生育奖励金:符合照顾生育条件,办理了《重庆市再生育服务证》后自愿放弃再生育的,奖励夫妻3000元。
三、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扶助金:经市、区计划生育专业技术机构鉴定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家庭,每年给予扶助金500元。
四、对2007年以来没有违法生育自愿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农村已婚育龄群众进行奖励,绝育的奖励200元,安环的奖励50元。
五、计划生育中年丧子夫妇救助制度
对符合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的中年丧子夫妇,由政府出资按每人每年900元标准购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对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条件的中年丧子夫妇,由政府出资按每人每年120元标准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的中年丧子夫妇,建立生病住院补助制度,即在生病住院后,按照医疗保险报销总额的10%给予补助,每人每年最高可补助3000元。
六、未成年独生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
未成年独生子女参加居民医疗保险一档标准的,个人缴纳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参加二档标准的按一档资助标准执行。
七、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财政专项补助
对部分贫困独生女和中年丧子家庭进行财政专项补助,全区每年补助200户,每户给予500元专项补助金。
八、部门帮扶贫困计划生育家庭
全区各部门每年帮扶3户贫困计划生育家庭,给予每户不少于300元帮扶资金外,还要帮助其脱贫致富。
九、资助贫困独生女上大学
对当年考上二本及以上的计划生育贫困女大学生给予每人2000元的助学金。
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2013年11月9日志12日召开的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决定》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新起点。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的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采访专家,全方位报道了本次三中全会。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展现了新一轮改革的构想和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很可能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决心,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美国《福布斯》杂志如此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美国以政治和媒体评论为主旨的“PolicyMic”网站称,此次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领导人10年的执政之路提供指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发展自然是各国的关注点。
日本媒体报道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下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政策方针,绘制出了新的发展蓝图。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今天,我们就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改革为大家介绍十大重点内容。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世界“70亿人口日”因此推迟了五年。然而,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光荣妈妈”带来第一个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工作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之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另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诶有一个政府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他接下来这样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光荣妈妈”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中国将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
50年代的光荣妈妈
(电视剧《父母爱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
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
(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2.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3.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一生育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个好” 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
第一、时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我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尽管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并非都是因为我们生育率高。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卫生部承认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开始负增长!
2.家庭独生子女化,让每一个家庭时时处于担惊受怕当中,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概括的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调查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又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对整个家庭精神上的打击就特别大。
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
3.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而目前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达到116.9∶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例应为102~107∶100。
由于我们传统的性别歧视,导致各国纷纷来领养中国女婴。荷兰三分之一的领养儿童来自中国,基本都是女婴。美国约有5万名从中国领养女婴,而且每年都会新增加6000多名。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澳大利亚14个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纷纷到中国领养小孩,而且都是领养女婴。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的性别失调现象会更加严重。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之。
4.整个社会独生子女化,是导致中国素质教育怨声载道、痼疾难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独生子女们生于安乐,能力急需提高。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不明确,为父母学,为老师学,厌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独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过高。
第三,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的学校背负着广大家长的殷切期望,只能牺牲孩子利益,顺势逐渐功利化。
第五、计划生育废止一胎化、实行两胎化政策是全社会广大民意的诉求,顺遂民意才是以人为本
独生子女的压力
空巢
失独家庭百万个
6万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中国人口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低到1957年的10.8‰;而这一时期出生率较高,1949-1957年期间基本保持在35‰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6左右;年出生人口在1700-2200万之间。这种出生率的稳定和上升相对于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二者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这一时期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
1962-1970人口增长迎来第二次高峰,1971-1975年是这次高峰的延续期。1963-1965年中国人口处于一个补偿性生育的出生高峰,1963年出生率高达43‰,其他年份也高达37‰以上,人口出生规模1963年更是高达3000万左右,其后两年也高达2700万左右。1966-1971年期间人口年平均出生规模高达2650万。这一时期,我国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4岁。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增长高峰。1971年至1975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口盲目增长没有得到有力控制。5年间出生1.02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18万人,形成了一个小高峰,是第二次高峰延续。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人口自发增长阶段;计划生育思想形成阶段;开始全面推行并严格控制阶段;政策调整阶段;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阶段。然而,在我国由于传统生育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困难重重。
二、我国生育文化转变的特点
1、转变过程滞后性
我国生育文化由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变。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人口是生产力的象征,人们倾向于多生孩子,并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人们不仅认为男孩是劳动力,而且男孩是香火的继承人。“养儿防老”也是人们生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男婚娶、女出嫁”的婚姻方式下,能够尽孝养老的只能是儿子。养育儿子有着养老保险的重要作用。同时儿子作为家中生产力的重要代表,父辈为获得更多的财富以满足整个家庭和自身养老的需要,势必追求生育儿子和多生多育。“男孩传宗接代”、“早生多生”、“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这样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压榨,人们生活水平较低,战争,疾病导致死亡率较低,人们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之进行土地革命、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不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而转变为走工业化生产道路。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出于不断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为现代生育观念创造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由于具有封建帝王统治的两千多年的特有国情,以及经济发展出于起步阶段,建国初期,传统生育文化仍旧占主流,人口发展迎来两次增长高峰,生育文化转变呈现滞后性。
2、城乡差异性
建国以后,城市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养老制度的完善,男女平等观念认识的提高等,都为生育文化转变提供良好的基础,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加速了城市之中生育文化转变的步伐。计划生育一孩政策执行的同时也加大了现代生育文化的宣传。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较为顺利。
在农村,传统生育文化仍旧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合作化等大生产运动还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没能摆脱传统家庭生产的特征,简单劳动力生产,家庭劳动里的多寡与家庭劳动成果收入成正比,人们没有控制生育的意愿。再加上教育,医疗,养老制度不完善,水平发展不高,现代生育文化没有存在的土壤,计划生育工作很有难度。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得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动力作用,这为实现农村地区生育文化转变的实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文化转变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生育文化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具有必要性,并且在城乡生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客观上,计划生育政策找到“生育率高-人口增多-家庭抚养负担重-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的突破口,倡导现代生育文化,促进生育文化的转变。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人口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村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动力性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生育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意义。然而,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继续发展经济,为现代生育文化提供现实基础,才能真正保持生育文化转变的成果。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村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动力作用,客观上推动生育文化转变的步伐。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我们正确的评判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为政策的调整也带来参考价值。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问题;对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与实施效果
建国初期,随着“人多力量大”观念的深入人心,国内的首次生育高峰期开始出现,后来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第二次生育高峰开始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生育高峰的影响下,人口盲目无计划增长的态势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实际矛盾越来越激烈,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日益改善,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社会面临的人口压力也越来越大。为此,在1971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晚、稀、少”的策略,1980年初,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近乎10亿,中央及时发布了“9.25公开信”只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独生子女。在1982年
9月,党召开了十二大,并正式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我国的基本国策。开始倡导“晚婚、晚育、少生、优生”,1984年,面对农村实施“一孩化”政策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略微调整了“一孩化”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这时逐步形成。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产生的效果,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进,很快降低了人口生育率,其取得的成就也非常显著:(1)少生了近乎5亿人,人口再生产类型也开始逐步由高出生率、死亡率以及高自然增长率,开始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与死亡率,有利于中国人口的科学发展。(2)人口增长影响经济、环境以及社会资源的压力也开始逐步缓解,(3)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经济飞速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然有很多好处,但在长达40多年的实施中,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现实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问题
我国要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口问题,人口数量的增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人口问题不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环境压力,影响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可有效缓解由于人口膨胀,影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一方面应肯定其贡献,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它给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引发的显著问题之一就是男女比例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别比失衡。我们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量来表示性别比,一般情况下,生物学规律是决定性别比的主要因素,应保持在103以上107以下。下图1为2006-2010年出生人口条形图性别比,由图可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正常值范围比一直高。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
在我国造成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有很多,如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养儿防老”思想等,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人开始渐渐不重视女孩,造成女婴死亡率高以及给女孩提供相对比较差的生长环境等,这样造成我国的性别比越来越偏高。
性别比长时间的失调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剩男”问题,据有关部门预计截至到2020年,我国的光棍数量可达到3000万,同时性别比严重失调后,对建立与稳固家庭婚姻关系也是十分不利的,若家庭不稳固,便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固。单身男性的增多很容易引发性犯罪,以及拐卖妇女事件等。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人口素质下降。人口素质也可以说是人口质量,主要指身体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我国的人口素质在“十一五”期间有了很大提高,但与越来越激烈的综合国力相比还是很难适应,计划生育实施后可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危害到了人口质量。
(三)加速人口老龄化。我们通常把人口中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称为人口老龄化,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时,我们把这两种类型的人口都称作老年型人口,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带动下,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这逐步加快了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
生育率下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我国实施了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后,大幅降低了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使人口老化速度加快,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一种催化剂,催化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给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对策建议
(一)工作思路要明确。应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武装自身头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创新体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生育水平平稳降低,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大幅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科学合理分布,促进我国人口大国逐步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让人口、社会经济以及环境资源实现最终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重视“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让生男生女一样好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主动、积极开展一些关爱女孩活动,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让两性实现公正、平衡发展。对各种技术越轨行为应进行严厉打击,加大对哪些用医学手段鉴定婴儿性别的惩罚力度,部分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还应重视独生子女的教育工作,不溺爱子女,培养独生子女的社会责任感,让独生子女能独立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三)重视发展经济,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不断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应逐步改善家庭养老结构,完善社区老年服务建设,让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紧密结合,不断夯实养老保障体系。
四、结束语
总是,要想更好的解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引发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了解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与实施效果,认清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积极主动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由人口大国逐步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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