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推荐8篇）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篇1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同时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

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人口损失；残害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财产损失:间接损失至少有50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数目同样是巨大的惊人的。”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进步:延缓中国发展近半个世纪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事实摆在眼前，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XX（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段沉痛历史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洗雪

百年耻辱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一、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1.跻身四强之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于1942年1月1~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联合国宣言》的签名是分两批进行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排在26个国家之首；其他22国则于第二天签字，并按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签名方式表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与美、英、苏同属二战四大强国。“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

大的发言权，1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474页，[美]罗伯特·达莱克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频频出席大国会议。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本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另外，1944年夏天中国还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3.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各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使中国在创建联合国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八年抗战为中国洗雪百年国耻

1.1943年废约高潮的掀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等等。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

2.收回并明确了台湾的领土主权。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了台湾、澎湖等领土主权。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篇2

关键词：辛亥革命,现代化,民主,影响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和传播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政治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农、工、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结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人人心，这一切都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大门。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在于：

1 推翻清政府，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性和稳定性的政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扫清道路。尽管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看，这个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但辛亥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接缔造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谱写了开篇。近年来，一些人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的清王朝通过自身的改良也能够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否认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伟大历史意义，否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这种观点的要害是没看清楚清王朝的腐朽性，看不清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没有认识到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多次丧失现代化发展机遇的主要根源。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才能达到，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是成功，辛亥革命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赶走了一个皇帝，更重要的在于它彻底结束了作为封建社会制度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从这时开始，无数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民主共和政治第一次由理想变为现实。尽管在这之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丑剧，但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们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阴谋最终都遭到了失败。

2 实现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

首先，创建了新的民主政治构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议会、宪法、责任内阁制、五权宪法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形式，奠定了民主共和国的雏形。这种新的政治形式，与以往的政治形式完全不同，它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所控制的状况，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同时，由于新政权实行政治现代化的意图符合当时人民大众的利益，人民群众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给予新政权合理而稳定的认同，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和相当高的程度上获得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权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地贯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了现代化之路。南北议和以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维持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设。为了实现基本政治主张，宋教仁积极行动，组建国民党、致力竞选活动，运用各种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监督，等等，这使中国政治现代化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是政党政治的开创。政党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方式以及权威产生的方式。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人了政党政治时代，政党的普遍成立，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广大群众能通过人党这一途径参与政治，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表达自己阶级的利益要求，这又反过来使新政权获得一定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

3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思想上的大解放，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篇3

【中图分类号】K256.3

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深入到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场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野蛮、屈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1.进出口税限于值百抽五，且中国不能自行修改。《南京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望厦条约》进一步规定：修改税则须得到“领事等官议允”。一八五八年税则更规定，除丝、茶、鸦片3种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许多商品包括食品、西药、纸张、钟表甚至化妆品和烟酒，凡外国人“自用”者均可免税进口。

2.减轻吨税。一八四三年《通商章程》规定：外商船舶改按吨位交纳吨税，每吨交税银5钱（150吨以下的船每吨1钱）。《天津条约》更将吨税减为每吨4钱。

3.内地税也受条约限制。《南京条约》作了原则限制：“每两加税不过某分”。《天津条约》更具体规定：凡洋货进口后运往内地，及土货由内地出口（限洋商承运者），除交纳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外，可向海关再纳一“子口半税”（2.5%）即可“遍运天下”，不再交纳常关税和厘金等内地税。而华商、国货则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丧失关税自主权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海关关税失去保护本国工农商业发展的作用，其结果，一方面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封建经济所起的分解作用；而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农业、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导致一些手工工业急剧萎缩，对外贸易长期巨额入超。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中叶的自强运动开始步入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了100多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篇4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三、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四、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五、激发了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一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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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法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场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后，英，发，美，俄等过强迫中国套上了这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和耻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战后国家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成为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半独立国家，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夺取了许多利益，由此改变了清政府的国家主权地位，具体表现是：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鸦片战争后俄国透过各种条约侵吞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十使中国遭受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英国割占香港岛，建立了一个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列强有在五口逐渐建立租界，这使得在中国东南沿海就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性质的城市，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2。中国关税自主权被剥夺。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交纳的关税税率，中国政府务必同英国政府商定，战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这样中国海关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丧失，反而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料的工具。

3。巩同国防的重要权利---海关主权遭到破坏，清政府也允许侵略者兵舰和商船巡行与各口岸，为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

4。规定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国首先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5。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清政府给一国家的特权和利益，其他国家都能够享受。此外，条约虽未提到鸦片贸易，但鸦片贸易实际以得到清政府的默许。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夺取的侵略特权，疯狂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古老的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样的社会还能是封建社会吗?中国不再是封建社会。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战前，地丰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大矛盾：既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一样，“封建主义”不但包括地丰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当权的各种封建半封建的反动势力以及之后的官僚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不但包括农民阶级，还有近代新生的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三、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正是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由此革命任务也会有所改变。

四、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变化的同时，思想领域也发生，变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腐朽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残酷的压制反清和进步的思想，乾嘉学派的一些读书人，也只是埋首故纸堆，绝口不谈政治，那时，中国思想“万马齐暗”死气沉沉。

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封建斗一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空谈义理，无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他们开始应对社会现实，揭露腐败现象，呼吁革除弊端，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这就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魏源也是新思想的侣导者。他不仅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我制造船炮。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大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新思想是主张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我一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对开阔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起了用心作用。

魏源向两方学习的思想启迪了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的牢笼，应对现实，放眼环球，去重新认识世界，探索救国之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其中重要的有姚莹的(糠?纪行)，徐继深的(瀛环志略)。此外，中国还出版了几十种介绍西方军器制造的书籍，涌现了一些研制新式兵器的专家。

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是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思想一方面带有鲜明的时代变化的印记：一方面又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纲常色彩，这就是那个时代新思想的特色。

新思想萌发的另一表现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1859年冬，洪仁轩为振兴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一(资政新篇)他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严重问题，从政治，经济，文教和外交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意见，他不仅仅重视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而且主张效法西方民主政治。(资政新篇)虽然没能实现，但他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是时代巨变，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他们中的代表：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付之实践。太平天国时期，洪仁轩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它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新思想对洋务运动，维新派都产生了影响。

五、激发了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一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把负担加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旧税之外巧立名目，增加捐税，地方官乘机敲诈勒索，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濒于绝境，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由于鸦片走私和五口通商，使中国的白银超多外流，造成银贵钱贱，老百姓完粮纳税都要用银两，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日益不满。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篇5

摘要:1840-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文旨在阐明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认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鸦片战争;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篇6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

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9页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4）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5）[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6）转引自秦国荣：《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5月，第65页

（7）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100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

（9）参见，余能斌：《中国民法法典化之索源与前瞻》，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转引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载《法学家》1997第5期，第25页

（11）参见，马作武：《传统与变革——从日本民法典的修订日本近代法文化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

（12）转引，严斌彬、陈月秀：《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服》第2000年第1期，第36页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16）转引自，田成有、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6页

（1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0）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21）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2）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2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第355页

（25）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

（26）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83页

作者简介：

高军（1972—），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213001

Email:gdhzgaojun@sohu.com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篇7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民族，翻译活动的开展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都对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题材的选择、翻译的思想基础与翻译的目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翻译活动的进行也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迁和文化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国的翻译活动肇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共三次大的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近代的翻译事业开始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期间的中国翻译活动，着重探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并分析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在翻译目的与选材两方面的重大影响，旨在帮助译者了解文化和社会历史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在翻译时做到尊重历史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

2.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条件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晚清时期，中国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人与西方科学知识彻底隔断了。欧洲18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工业革命，以及凭借科学技术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尤其是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海外殖民地市场。欧洲各国为了扩大其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军事行动，极力打开中国市场。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1]中国政府不敌外来势力的强大侵略，在鸦片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种贸易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了贸易交往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40年到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随着《中法黄埔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的自由传教权，英、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涉足东南沿海，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宣教他们的宗教文化，极力向中国人传播他们的基督教理念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2]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极力想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于是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出版图书、创办新式学堂等，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外来侵略给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中国政府的愚昧腐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任人鱼肉，不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大批的爱国者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翻译活动也因此而盛行起来。

3.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这些都是一向固守华夷观念的国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在固有的内忧和新生的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惊觉起来，痛定思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吸取其中的教训，他们反对卖国投降，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要求改革弊政并抵抗外国侵略。与此同时，主张学习西方，进而探寻解救中国的有效途径，经世致用的思潮也随之而起。

经世致用，或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其基本意思是在遵守儒家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经邦安国，济世利民，建功立业。[3]在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爱国之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以免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隶。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他从事翻译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目的是“制敌”。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曾这样提出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夷情，因此要了解夷情，就要从立译馆、翻夷书做起，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高水平。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翻译工作被上升到了“天下第一要政”的高度。爱国之士们从中国当时的需要出发，将翻译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政治、科技、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4.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目的的影响

中国古代翻译的主要内容多数与宗教翻译相关联，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传播教义，为异国宗教服务，并为我国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了翻译的政治性目的。至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虽然也是宗教界人士，但翻译内容则开始突破宗教领域，而涉足科技翻译，并且已经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这就已经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发展到爱国主义精神了。[5]

而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对宗教的翻译日益减少，对科技文献的翻译则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它肩负着“富国强民”的重担，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绝大多数翻译家，都表明了一种非宗教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这一时期，为了抗夷制夷而“师夷之长技”，国内设翻译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属翻译馆等，所做翻译活动均以力求解救民族危机为目的，翻译的实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5.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选材的影响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至明末清初时期，则由佛经翻译逐渐转向了科技翻译，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科技翻译的高潮，但西方文化的渗透仍然是极其缓慢的。[6]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西方传教士多对中国敬畏有加，加之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极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和强烈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文人也盼望国家强大，以抵御西方列强，并开始寻求救国之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翻译选材从自然科学逐步发展到社会科学和文学等领域。

鸦片战争之前，洋务派作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认识到中国在科技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自强兴国。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通过洋务派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封建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洋务派有他们不可救药的局限性和反动性，他们依然顽固地维护中国当时的封建帝制。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翻译的选材，致使当时翻译的内容只局限于兵工技艺、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诸书，并且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女平等”等内容的书籍。[7]这一时期对社会科学题材的著作，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却是附带的、零星的，不占主体地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西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重要特征。

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许多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枪炮火药和轮船机械的落后，更在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落后。对此，梁启超认为“西方之所强者不在兵”，并提出要逐步扩大对西学引进的范围。之后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已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和各种学术论著。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当属严复，以1898年其翻译《天演论》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学习并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热潮，一大批社会科学名著陆续被翻译出版。[8]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中国，更能深入群众的文学作品才能起到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作用，因此，文学题材的翻译在此之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

6. 结语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其特殊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使得翻译无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目的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对宗教文献的热衷，逐渐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翻译，最后更是广泛地渗透到了文学领域。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历史文化背景，还是政治事件，都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译者在翻译时都必须重视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翻译史中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才能做到在翻译时顺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要求，达到翻译标准中真正的“信”。

摘要：任何时期翻译活动的开展都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制约, 这种制约对翻译的目的、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诸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讨论了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期间中国翻译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 总结分析了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 论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翻译,历史文化,活动影响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张军.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英语翻译[D].吉林大学, 2008.

[4]崔波.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与翻译出版[J].编辑之友, 2005, (6) .

[5]何素芳.中国史上政治介入对翻译活动的作用和影响[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5, (5) .

[6]张景丰.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J].语言与翻译 (汉文) , 2002, (3) .

[7]吴莎, 屠国元.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11) .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篇8

[关键词]奥帆赛；青岛市；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3-0021-05

青岛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伙伴城市，承办奥帆赛为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一机遇将极大地推进青岛的现代化进程，加快青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一、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及其标准值的确立

城市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关于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比较权威和成熟的是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成立的城市指标体系课题组所给出的指标体系。本文以该体系为基础，充分考虑青岛实际和其他城市指标选择的动因以及数据的可获性，广泛听取专家意见，确立了青岛城市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标准值(见表1)。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思路：结合研究目的，首先对所有单指标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选择合适的趋势外推模型，按照1990～2001年的发展轨迹计算出2007年的趋势数据，然后与2001年、2007年的实际数据与增长情况进行比较，2007年实际数据超过趋势外推数据的部分和增长率可视为奥帆赛的贡献。

研究方法：第一步，采用目标趋向方法求得各单项指标的实现程度。各指标的实现程度利用简单的经济模型g=Xi／Yi(正指标采用)和H=Yi／Xi(逆指标采用)求出，其中，Xi表示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值，此处分别取2001年、2007年的实际指标值和2007年的预测指标值，Yi表示指标标准值，Ii为各指标的实现程度。

第二步，采用加权平均法对单项指标实现程度求出一级指标指数，即经济现代化指数、社会现代化指数、生活现代化指数、城市建设现代化指数和国际化指数。然后采用德尔菲法给出各指标相应的权重，采用模型In=∑KiIi(Ki为权重，Ii为各指标的实现程度，In为相应的现代化指数)求出相应指数。

第三步，对上述五个指数同样进行加权平均处理，求出现代化综合指数。然后再对指数以不同权重依据通用模型(In=∑KiIi)计算出现代化综合指数，同理求得2001年、2007年现代化综合指数以及预测出2007年的现代化综合指数。

第四步，比较指数，得出结论。通过比较2007年实际指数和按照2007年预测值求出的现代化指数可以得到奥帆赛举办对青岛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度和促进青岛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具体时间。采用模型12001*(1+a)⁶=12007和a=(12007／12001)-1(其中12001为2001年的指数，a为现代化进程，12007为2007年的指数)，选择不同的指数值可以求得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以经济现代化为例，分别取2007年的实际指数和预测指数求出不同的a值，比较二者，就可以求出奥帆赛对青岛经济现代化的贡献度，即：v=a-a’(其中v为奥帆赛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度)。在求得现代进程的基础上，即a为已知数的基础上，采用模型，2001*(1+a)=12007分别取2007年的实际指数和预测指数求出不同的n值，比较二者n-n’就可以求出奥帆赛使得青岛经济现代化提前的时间t。

必须说明的是，准确量化奥帆赛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比较困难，即使没有奥帆赛的举办，由于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影响，青岛近几年现代化进程可能也会加速，此处的v和t只是为了说明奥帆赛在加快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奥帆赛对青岛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评价

(一)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2001～2007年全市第二和第三产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5.7％，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996～2001年的增速，奥帆赛效应明显。

依据设立的权重和研究方法，可以求出经济现代化指数2001年为0.53，2007年达到0.92，而由2007年预测值计算出来的指数为0.78，可见青岛市这几年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筹办奥帆赛对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明显(见表3)。

从2001～2007年的预测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53～0.78)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6.6％。从2001～2007年的实际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53～0.92)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9.6％，实际值比趋势预测值大约快3％。如果按实现年份来看，单纯考虑经济指标，实际上青岛市2008年年底就可以达到经济基本实现现代化，而按照预测的趋势要到2011年才能实现经济基本现代化。可见，奥帆赛筹办阶段青岛市经济现代化进程提前了3年。

(二)社会进步现代化进程分析

近几年，青岛市社会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依据给出的权重和方法，可以求得社会发展现代化指数分别为：0.77(2001年)，0.97(2007年)，0.90(2007年预测)(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2001年的社会发展现代化指数仅为0.77，2007年现代化指数达到0.97，接近基本实现社会发展现代化水平。从2001～2007年的实际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77～0.97)来看，现代化进程为年均4％，按此速度，自2001年起社会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大约6～7年的时间，即2008年下半年就可以达到基本现代化水平。从2001～2007年预测数据求出的现代化趋势指数(0.77～0.90)来看，现代化进程为年均2.7％，按此速度，社会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自2001年起还需要10年，即2011年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实际值比趋势值大约快了1.3％，社会发展基本现代化大约提前3.3年。

(三)人民生活水平现代化进程分析

据给出的权重和方法，可以求得生活水平现代化指数分别为：0.71(2001年)，0.92(2007年)，0.88(2007年预测)(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2001年的生活水平现代化指数仅为0.71，但是2007年现代化指数达到0.92，通过1990～2001年的数据预测到的2007年的数据可求出现代化指数为0.88，小于实际的0.92，说明实际发展快于预测。从2001～2007年的实际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71～0.92)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4.6％。按此速度，生活水平达到基本现代化自2001年起需要大约8年的时间，即2009年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基本

现代化标准；从2001～2007年的预测数据求出的现代化趋势指数(0.71～0.88)来看，现代化进程为年均3.8％，按此速度，生活水平达到基本现代化自2001年起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结果显示奥帆赛筹办期间青岛市人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进程大约提前了2年。

(四)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现代化进程分析

奥帆赛对城市建设往往有比较大的推动作用。综合评价见表6。

由表6可以看出，2001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状况现代化指数为0.68，但是2007年现代化指数达到0.92，接近现代化的标准。通过1990～2001年的数据预测到的2007年的数据可求出现代化指数为0.84，小于实际的0.92，说明实际发展快于预测。

从2001～2007年的实际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68～0.92)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达到5.2％，按此速度，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状况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自2001年起需要大约7年左右的时间，即2009年可以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从2001～2007年的预测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68～0.84)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3.6％，按此速度，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状况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自2001年算起还需要大约11年的时间，即2012年可以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这说明筹办奥帆赛对青岛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状况贡献率为年均1.6％，进程提前了大约3年。

(五)国际化进程分析

国际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上海市初级国际化的标准值，青岛市2001年已经实现了初级国际化。综合评价见表7。

由表7可以看出，2001年国际化指数为0.99，已经接近国际化初级水平，2007年国际化指数达到1.16。通过1990～2001年的数据预测到的2007年的数据可求出国际化指数为1.02，小于实际值的1.16，说明实际发展快于预测。从2001～2007年的实际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99～1.16)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2.7％；从2001～2007年的预测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99～1.02)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0.6％，大约快了2.1％。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外向度指标选择的是比值，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2007年出口额大大降低，数据上显示国际化程度不够。

三、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综合评价

(一)现代化综合评定

上文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化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估。由表8可以看到在选择的22个指标中，2001年有7个指标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主要集中在国际化和环境保护方面，两个在0.90之上；2007年达标数10个，在0.90之上的6个，主要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而0.90之上的指标中普遍在0.95之上，评估结果显示2008年已经接近基本现代化水平。

综合上述所研究的不同层面的指数，可得出现代化综合指数，如表9所示。

由表9可以看出，2001年的现代化综合指数为0.69，表示青岛市已经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69％，2007年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0.95，已经接近基本实现现代化水平。通过1990～2001年的数据预测到的2007年的数据可求出现代化指数为0.86，小于实际的0.95，说明实际发展快于趋势预测。

从2001～2007年实际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69～0.95)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5.6％，按此速度青岛市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自2001年算起需要大约7年时间，即2008年年底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2001～2007年的预测数据求出的现代化指数(0.69～0.86)来看，现代化进程年均为3.7％，按此速度青岛市达到基本现代化标准自2001年算起需要10年的时间，即2012年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

由此可以看出，举办奥帆赛对青岛市现代化进程的贡献率年均为1.9％，使得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大约3年多的时间。2008年将实现青岛市“十一五”规划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二)贡献度分析

从奥帆赛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度来看，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由表10可见，奥帆赛对经济现代化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国际化，再次是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而对生活现代化贡献度最低，值得我们注意。当然也不能把这些全部归因于奥帆赛的推动和影响，但是奥帆赛对各方面的发展肯定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城市现代化进程本来也是在不断变动的，量化比较困难，对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进行量化可能会因为指标及其标准值以及指标权重的变化而变化，本课题只能在力求客观准确的基础上进行推论。

(三)结论：奥帆赛对青岛市城市现代化进程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本课题通过具体指标的选取和趋势分析并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自2001年青岛承办奥帆赛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化五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2001年以前相比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由2007年实际值计算的现代化指数明显大于对2007年的趋势值预测指数考察，奥帆赛效应明显。综合量化来看，奥帆赛筹办期间，青岛市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每年增速约提高大约2％，城市现代化进程与趋势预测相比提前了3年多，奥帆赛对青岛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推动和影响效应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