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写中国梦

文学书写中国梦（精选8篇）

文学书写中国梦 篇1

一个民族的梦想，也应该是浸润其中的众多个体的梦想，是无数细流小溪汇成的江河海洋，个体与民族在其间交融与共，相存相依

一些作家经常犯这样的毛病，写个人、历史、情感，活色生香，游刃有余，一旦表现的内容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就忘了创作的基本规律，概念化、口号化随之而来

随着中国文学活跃度的增加和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让中国文学在世界舞台展示华彩，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力量，也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张江：在不久前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文学是文艺的重要构成，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体。在实现民族梦想的征程中，文学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价值、放飞梦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文学是筑梦的工程

於可训：梦想不仅是文学起源发生的原初动力，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一种内在精神特质。在诸多关于文学起源的学说中，从巫术说、游戏说，到劳动说、精神补偿说，都包含表达人类内心愿望和欲求的因素。这种愿望和欲求，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和梦想。在中外文学史上，描写人类各种梦想的作品不计其数，从嫦娥奔月到地心漫游，从世外桃源到乌托邦，人类用文学的方式，写下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追求美好生活和理想世界的梦想。这种追求不仅作为神话和幻想题材，同时也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原则，贯穿于不同创作风格和流派的文学作品之中，从现实主义追求的典型性、浪漫主义崇尚的理想化，到现代主义关注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都是文学追逐生活梦想和存在理想的表现形式。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学的这种精神特质，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志士仁人，变革图强，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未来。“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将未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从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唤，到李大钊对“少年中国”“青春中华”的期待，乃至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所讴歌的新生，都是新一代知识分子除旧布新、改造中国的梦想。这种梦想到后来革命文学兴起，就成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所书写的社会理想，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文学人物斗争、前进的精神力量。从左翼文学描写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到抗战文学反映军民的浴血抵抗，以及嗣后为迎接全国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都是朝向建设新中国这一新的社会理想。当这一新的社会理想成为现实，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理想和更合乎理想的生活目标，用理想的光芒烛照现实，把求实态度和理想精神结合起来，不但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反映现实、推动时代的精神动力，同时也是引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前进的艺术方向。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就是在这一理想精神的引导下，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反映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践，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历程。今天中国人的梦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书写这样的中国梦，既是当代中国文学崇高的责任，也是它无上的荣光。当代作家应该而且也必将以更加出色的创作成绩，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一页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

民族的梦与个人的梦

张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当然也包括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梦想，也应该是浸润其中的众多个体的梦想。具体到文学，每一个诗人、作家，他们各自梦想的萌生和实现，都与这个民族的梦想交融与共，相存相依。

柳建伟：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以我粗浅之见，应该有以下两个要件：一是在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二是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梦是江河海洋，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是无数细流小溪。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应该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放飞梦想并实现梦想。

放飞梦想和实现梦想，必须立足于自身条件，结合现实，否则只会是白日做梦。在美国名校读书的比尔·盖茨中途辍学，与几个朋友开始追逐创业的梦想，最后建立了微软帝国。大约20年前，中国一个叫马云的青年萌生了做电子商务的梦想，而今他所创立的阿里巴巴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他们两个人都是从自身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重设或修正自己的梦想，并最终成就梦想的典范。个人的梦想，需要坚持，也需要适时修正。35年前，我跟着社会潮流走，考上了计算机专业。后来我发现计算机专业并不适合我，再加上读到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我开始关注文学。如饥似渴读了几十种古今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后，当作家的梦想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我决定在文学的天空里，放飞自己的人生梦想。三十几年过去了，创作之路虽然崎岖，创作之艰辛虽然有时苦如黄连，但我一直坚持走下来，终于从一个操作计算机的工程师，变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

人人都有梦想，人人的梦想都能实现，这样的理想世界，当然很难建立。但是，让多数人实现梦想，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文学应坚持自己的独特方式

张江：文学可以筑梦，也需要筑梦，但前提是，一定要以文学的方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让文学汇入国家和民族的话语交响，不是要求文学家发出政治家的呼喊，也不是要求作家给出社会学家的行动路线。文学，只有站定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声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它的存在才有价值、有意义。

张柠：作家书写中国梦，必须坚持文学的方式。这里有一组关系，必须梳理清楚。其一，文学的发展需要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惟其如此，文学才能规避孱弱的独语，在与万千大众的和鸣中收获厚重与博大。其二，在国家和民族的叙事交响中，文学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特方式，否则它的存在就会被淹没，进而失去意义。当前，中国梦凭借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已经成为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全民族的共识，文学当然需要汇入其中。但同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学能不能坚守住自己的独特方式，充分运用和发挥自身所长。

一些作家经常犯这样的毛病，写个人、历史、情感等题材，怎么写都好，活色生香，游刃有余。但是，一旦表现的内容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立刻就忘掉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忘掉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将自己变身为政治宣讲者、政策解读者，概念化、口号化随之而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一问题始终存在。说到底，这是对文学独特存在方式的放弃，是对文学基本规定性的忽视。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的文学要想书写中国梦，必须找到和坚持文学的独特表现方式，通过优美的语言、诗意的笔触、丰满的形象，传递温暖、感动、激情、力量，让梦想在心灵深处找到安放之所，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搭建起精神的桥梁。

因此，中国梦不应该被处理成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它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也是千千万万鲜活的生命个体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它可以驻足在一个企盼的眼神中，也可以融化在一声嘹亮的歌唱里，它可以是一个少年的出门远行，也可以是一个老者的翘首遥望。梦想，唯有具体而生动，才具备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除了思想之深刻，还必须化无形为有形，将深刻的思想意象化、感性化、审美化。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它的独特优势。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梦想进发的途中，文学能否发挥独特作用，实现独特价值，关键正在于此。

文学梦也是中国梦

张江：文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名片。历史上，中国以唐诗宋词享誉世界。今天，中国文学需要重新起航，以更加辉煌的成就走向世界，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这一梦想，属于文学，也属于整个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

杨剑龙：关于文学与中国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文学梦也是中国梦的内容之一。文学是一种精神创造物，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我理解，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既包含经济硬实力，也包含文化软实力。就此而言，让中国文学光荣绽放，在世界舞台展示它的华彩，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也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自从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之后，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就告别了单一的自我参照，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成为共同的梦想。中国文学自然也不例外。纵观历史，中国文学历来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感召力，且不说《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也不说唐传奇、元杂剧，就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老舍、巴金、曹禺等人的创作，都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学活跃度的增加和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走向世界”更是成为中国文学的强烈愿望。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即便是莫言、余华、麦家这样的作家，虽然海外知名度较高，但与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影响力还不能相比。最直接的体现是，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的学习和摹仿相当普遍，外国作家学习和摹仿中国作家却非常少见。如何让中国文学重返辉煌，再谱华章，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文学书写中国梦 篇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 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 同时, 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 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 内涵复杂多样, 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 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 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 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 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 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 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 但数量不多, 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其中, 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 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 同时, 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 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 合理的批判道德等, 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 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 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 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 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 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 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 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 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 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 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 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 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 试图超于潮流, 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 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 同时, 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 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 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 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 年代初, 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 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 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 年代中后期, 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 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 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 换言之, 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 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 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 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 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 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 同时, 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 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 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 “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 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 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 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 “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 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 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 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 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 因此, 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 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 逐渐深入认识“蛮性”, 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 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 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 2014 (1) :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7) :103-104.

文学书写中国梦 篇3

张书记在谈起宁夏方方面面兴趣大发，如数家珍一般有问必答。

两区建设是宁夏腾飞的翅膀、跨越发展的金钥匙

有记者问：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外界很关心，宁夏 “两区”有哪些特殊性？

“两区”建设的批复，为宁夏的大发展、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如果“两区”建设只是个空壳，没有真金白银的特殊政策，就难以形成吸引力。张毅说：“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沿海、沿边地区改革开放的经验，借他人之长，尽快取得成效。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支持，给予宁夏‘两区’建设特殊政策。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宁夏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既然是试验区就要敢于突破，在‘试验’二字上做文章，试验别的地方没有做的、不能做的，从而推动改革、带动发展。”

张毅说，开放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大开放才能有大发展。宁夏地处西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相比，开放的力度显然不够。这既是差距也是潜力。要通过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使“两区”建设成为宁夏腾飞的“翅膀”、跨越发展的“金钥匙”。

眼下，宁夏各级党政干部正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推进“两区”建设，银川综合保税区力争今年9月封关运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也力争在国家的支持下，今年有个政策大框架。

打造慈善产业的政策洼地、扶贫助残的道德高地

去年召开的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推进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宁夏将采取哪些措施确保1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记者问。

张毅说，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宁夏目前仍有100多万贫困人口。为此，我们提出大力实施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战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我们启动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把35万生活在不适宜居住、不适宜发展环境里的贫困群众基本搬迁出来，再用5年时间帮助他们基本脱贫致富，这些贫困群众有望在“十二五”告别“苦瘠甲天下”的地方。

针对残疾人较多的实际，我们提出打造“黄河善谷”的构想，积极探索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就是依托现代慈善理念，打造慈善產业的政策洼地、扶贫助残的道德高地、企业家慈善家投资兴业的理想福地，通过发展慈善产业带动贫困地区发展和特殊困难群体脱贫致富。

宁夏解决100多万人脱贫致富的任务重、难度大，仅仅依靠宁夏自身的财力还难以完全解决，我们既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需要国家各部委的支持和帮助。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让贫困群众早日拔掉穷根，与全区各族群众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应该说，“黄河善谷”建设已初见成效，招善引资实际到位资金74亿元，意向投资近200亿元。当然，“黄河善谷”要持久，还得进一步出台更加实在、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财政上要进一步给予补贴，银行贷款上要优先予以考虑。随着“黄河善谷”建设的推进，企业入驻，慈善产业不断发展，残疾人和特殊贫困群体就业、脱贫就有了盼头。

“黄河善谷”建设要绿色“聚”变生态崛起

张毅还就宁夏三面环沙，防沙治沙压力较大，将如何兼顾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问题谈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老百姓对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关注。

建设“和谐富裕新宁夏”，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宁夏生态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面临的形势仍然很严峻。

一方面，受资源条件限制，调整结构、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产业格局决定了宁夏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技术含量等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宁夏地处内陆腹地，属于干旱少雨的生态脆弱区，抵御沙漠侵袭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我们要巩固现有生态建设成果，继续坚持封山禁牧，实施林业保护工程，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植树造林、治理流动沙丘等措施加大防沙治沙力度，抵御黄沙吞噬土地，加快恢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构建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

文学书写中国梦 篇4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2016届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即将从工程大的怀抱飞向祖国的蓝天，走上新的人生旅途。我很高兴地宣布，经4月07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共有540名同学获得硕士学位。值此机会，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向为你们成长成才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的导师和教职员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倾力支持你们成长、长期关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建设发展的家长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的视频短片，回顾了大家的研究生求学之路。还记得初入工程大时，你们脸上探寻的神情和坚定的目光。在工程大短暂的两年半学习时间里，你们潜心钻研、刻苦攻关，实验室里挑灯夜战，图书馆中奋笔疾书，午夜静谧的校园、凌晨疏朗的星光，陪伴你们一路前行。在这里，你们找到了自己喜爱的研究领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你们接受了学术训练，经历了学术探索，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完善自我。

你们和工程大在一起的这些年，学校始终坚持依托上海现代产业，主动服务地区经济的办学宗旨,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依托，以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构筑与行业协同育人、协同办学、协同创新的 “三协同模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在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迈向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道路上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综合办学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你们是工程大飞速发展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和贡献者!

这些年，你们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致力于学术探索和独立思考，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研究生教育的各项学习任务，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有28名研究生被评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54名研究生被评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有32名研究生凭借优异的综合素质获得由教育部颁发的国家奖学金;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了1项全国一等奖、27项全国二等奖、30项全国三等奖;在全国大学生全国创新实践系列活动等重要赛事中也取得了上佳的成绩;你们在校期间共发表了89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A类以上高水平论文82篇，B2类及以上高水平论文800篇;申请专利152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并公开76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66项;软件著作权10项。

同学们，我为你们的成长感到欣慰，并祝福你们在今后的每一天、每一年，都有新的收获和成长。

此时此刻，我感到发生改变的不仅是你们，还有这个时代。在同学们即将离开书写青春的校园，离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踏上新的人生旅程放飞梦想之际，作为校长，给你们三点建议：

一是希望你们要勤于积累，终身学习。

英国作家格拉德威尔曾提出过“一万小时”的理论：一个人要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在这个领域里面取得成功，一定要至少花费一万个小时的努力和积累。大家在校求学科研是这样，走出校园工作创业同样如此。积累需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积累需要有切实的行动，积累还需要平和的心态，厚积薄发，切勿急躁。刚才讲话的导师代表杭鲁斌教授，正是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从事并联机器人机构、现代机构学、数学机械化等方面的研究，在这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年来，杭鲁斌教授在包括机械工程学报、ASME Transaction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和会议上共发表了60余篇论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2项、实用新型8项，作为主要作者出版著作《机器人机构拓扑结构学》。可见，学习需要日积月累，成就事业也需要积累，积累是一种毅力，是成功的前提。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勤于积累的有心人。

二是希望你们用创新思维，去发现新世界。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中，“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相继提出，为大家带来了太多的机遇，但当机遇来临时，你们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钱学森先生曾说过“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他还指出，“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同学们，创新一词的英文为Innovation，原有三层意思，一是更新，二是创造新的东西，三是改变。创新需要更新惯有的思维模式，创造出新颖、独特、有价值的思维成果，并改变现状。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颠覆式创新大量涌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个时代的你们最富创新思维、最具创新活力，希望你们未来能将创新意识融入学习、工作的点点滴滴，敢于并善于超前性创新、跨越式创新甚至颠覆性创新，拥抱你们的“创时代”。

三是希望你们善于奉献包容，乐享新世界。

泰戈尔说过：“激情和奉献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衷心希望你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继承和发扬工程大人的奉献精神，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敢于吃苦、乐于奉献、善于包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筑起“中国梦”。工程大人常说“思路决定出路，气度决定格局”，希望同学们也能多立足长远和全局，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包容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从我做起的担当，少一些毫无意义的抱怨;包容我们身边的人，多一点欣赏，少一点苛责;更要包容我们自己，多一分从容，少一分焦虑。要以平和的心态去实现成长，乐享生活，赢取成功!

同学们，你们处在民族复兴的时代，你们正当蓬勃青春的年纪，新的世界等待你们去探索、发现和创造。希望你们能带着创新的精神，带着师长的教诲和嘱托，去创造属于你们的时代业绩。我衷心地祝愿你们承载着工程大的精神和荣耀，走向明天走向世界，做一个勇于追梦、敢于筑梦、勤于圆梦的工程大人!今日一别，没有灞上折柳，但你们的身上，已经烙下“工程大人”的印记。母校将永远关心你们、帮助你们、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永远铭记母校、关心母校、支持母校!

文学书写中国梦 篇5

各团支部（各班）：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历次讲话精神，引导和鼓励我院学生志存高远，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绚丽光彩，根据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关于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我的梦”征文活动的通知》（粤社科联通〔2013〕8号）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中国梦·我的梦”征文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征文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讲话精神，结合自己思想实际谈谈如何实现个人理想，如何把个人理想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二、征文对象

文学院全体学生。

三、征文要求

（一）题目自拟，体裁以议论文为主（小说、诗歌除外）。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字流畅，有新意、有深度，且未公开发表，篇幅不超过3000字。题目下方注明学院、专业、班级、姓名、联系方式。

（二）每班至少5篇征文，于2013年5月13日前以班级为单位，将征文及汇总表统一交至田师216办公室组织部，电子版统一发送至文学院团总支邮箱zwtzz@163.com，汇总表应包含题目、作者姓名、联系方式及班级名称等信息。

希望各团支部（各班）能够高度重视此项活动，积极发动宣传，组织班内学生踊跃参加。

附件：

《关于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我的梦”征文活动的通知》

文学院 团总支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关于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我的梦”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高校党委宣传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历次讲话精神，引导和鼓励我省大学生志存高远，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绚丽光彩，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决定联合举办大学生“中国梦·我的梦”征文活动。

一、征文主题

征文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讲话精神，结合自己思想实际谈谈如何实现个人理想，如何把个人理想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二、征文对象

我省的全日制高校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

三、征文要求

题目自拟，体裁以议论文为主（小说、诗歌除外）。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字流畅，有新意、有深度，且未公开发表，篇幅不超过3000字。

四、截止时间

至2013年5月30日止（以邮戳为准）。

五、评审奖励

主办方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50篇，分别奖励2000、1000、500元，并颁发获奖证书。

六、组织发动

各高校党委宣传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要在本校通过校报、网站、海报等多种方式，发动大学生踊跃投稿；对本校所有稿件进行初评，评出10篇优秀稿件。主办方设立组织奖若干，对认真组织推荐优秀征文的高校党委宣传部进行表彰奖励。

七、其它

各高校党委宣传部将本校初选征文用A4纸打印（标题用黑体小二，正文用仿宋小三号字体）附在《大学生“中国梦·我的梦”征文活动

审批表》之后（一式两份，审批表可在省社科联网站（http:///）下载）；在5月30日前统一寄（送）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省社科联701室（邮编：510050）。电子版请同时发送至83868017@163.com。主办方不接受个人征文。

联系人：曹富生； 联系电话：020-83863531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章）

我的文学梦,我的作家梦散文 篇6

或许是偏于内向，从小我就喜欢文学，喜欢用笔尖上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周围的生活景象。

认识文字，是从小学的作文开始。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只知道自己很喜欢语文课，很喜欢写作文。记得每次老师布置的作文作业，我的作文时常被老师拿来当典范在课堂上念给全班同学听。每当听着老师念我的作文时，心里比得了奖状还要美呢!

初中二年级时，我和其他两位同学有幸代表学校参加县文教局举办的“读写杯”写作大赛，我个人荣获了二等奖。当我捧上老师颁发给我的一本红艳艳的荣誉证书时，我真是太激动了!一路欢呼雀跃着奔到家，让爸爸看，让妈妈摸。那一刻，文学的种子便一下子根深蒂固的扎在了我的心里。

我要当作家!我要追求我的文学梦!

然而追求理想的路上是需要执著的精神和艰辛的付出的。我在空闲的时间一边阅读着各种文学读物、刊物时，也在尝试着写一些文学性的稿子，并把自己自认为写得很不错的稿子信心满怀的发给各个报社。可是，发出去的稿子如泥牛沉海，一去不回。一天，两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写的手稿也在这日日月月中，如涨潮的水，一点一滴，一撂又一撂的.涨着。但仍未见报一篇。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灰心，不丧气，因为热爱，只管认真的读书，潜心的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我的不断努力，终于我的首篇处女之作诗歌《夏》在发表在《石家庄日报》文艺副刊上。那一刻，我的心情甚为激动。经过自己的努力，我终于向着文学的殿堂迈出了一步。仅管在别人看来，只是微小甚微的一步，但却给了我信心倍增的勇气和力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文章也先后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但总感觉与写得手稿比起来收效不大。

就在我感觉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在的北京数字文化“大礼堂·忆童年”征文比赛中，我幸运的认识了吉林作协副主席兼某文学杂志社主编王爽老师。王老师为人特别实在，真诚。在我向他道出心中对文字的困惑并把自己曾经写的文章发给他数篇后，王老师逐一进行了认真的品读，并对我写的文章给予了中肯的意见。他说：“写文章，要耐得住寂寞，语言要凝练，不要浮澡，不要急于求成!”

后来，由于地域上的距离，王老师几乎成了我网络上的专职文学老师。我再写的每一篇文章，都经他严把审查，根据文章的内容，他会给我适度的提些建议或意见，让我对文章再进一步进行精加工修改。

在王老师的细心指导和推荐下，我先后又在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让我感觉离自己的文学梦又近了些。

尽管前面的路还很长，在行进在文学的道路上，是要付出别人难以想像的辛勤和汗水的，但为了自己始至不渝的文学理想，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

茨威格传记的文学性书写 篇7

一、透视灵魂的肖像描写

茨威格在传记创作中，文学技巧的运用是多样的。其中肖像描写是他常用的技巧之一。细腻、生动、传神的肖像描写为读者呈现了栩栩灵动的传主形象。茨威格善于准确捕捉传主形象中最能传达性格本质和心灵信息的部位，并进行深度细致的雕刻，揭示传主最深处的灵魂秘密。通过这样的刻画，复活了传主的生命，让读者如同亲见传主从尘封的历史中悄然走来，看得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听得见他们的心跳。从而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渴望认识了解传主的迫切心情，而且提高了传记作品的艺术效果和美学价值。

在《三大师》中，茨威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容进行了细致雕刻。茨威格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张平凡的农民的脸，土色的脸上是痛苦犁下的道道沟痕。“泥土、岩石、丛林，这可怜的地貌，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的深刻之处”。“扁平、无血色、无光泽，黒糊糊……”[1]然而，在描述完这些凡俗之后，茨威格笔锋一转，告诉读者这无美可言的脸却会令人越看越着魔，这是因为在这农夫一样的脸上矗立着蕴藏着一个无限世界的、闪着思想与灵魂之光的高额。

“这高额使面部昏沉之气一扫而光，隆额闪着白光，这思想的大教堂从阴影和黑暗中突起，它像经过锻打，又像松散的泥土之上、零乱的须发之上坚硬的花岗岩。所有的光亮全都汇集到脸的上部，人们打量他的长相，似乎看到的仅仅是这宽大、有力、帝王似的前额。衰老的面部越是因病而憔悴，这高额就越是发亮、越显宽阔，它像一片天空，笼罩在残疾和衰弱的身体上方，显得高远、坚毅。上方是思想的光辉，下面是尘世的痛苦”。[1]

这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高额的描写可以说是散文诗，茨威格的艺术风格完美地融合到了传记书写中，让读者已然目睹了陀氏那闪耀天才光芒的高额，并从高额上读出了他思想的伟大、灵魂的深邃与波澜壮阔，也感受到了他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充满疾病、痛苦、厄运的悲惨一生。茨威格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完美无缺的矛盾产物，而陀氏的面容正是凡俗与超凡的相并存。

茨威格对陀氏高额的着重描绘即是对陀氏灵魂的雕刻，笔墨之间满溢着茨威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与深情，以及对他的伟大思想与灵魂的赞颂。如此肖像描写既提高了读者的趣味，也有助于读者对传主的深度理解。

二、蕴含丰富的轶事与细节

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挖掘并呈现传主生活中的轶事和细节，揭示传主复杂真实的性格和人性是传记书写中精彩之处。

在《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中，茨威格所阐述的正是：轶事与细节能够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复杂多样的人性秘密。在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叙述中，茨威格就注意到了传主的爱情轶事，并通过对传主与弗森终生坚贞不渝爱情的细致述写，让读者了解了传主不为人知的、最深层的人性本质，丰满、生动了传主个性。

茨威格认为，只有历史本身才有足够的笔力写出王后凄楚的、扣人心弦的爱情牧歌。王后在十八岁时在舞会上与同龄的弗森一见倾心，到生命的终结走上断头台，从没放弃对弗森的爱，而弗森也是以生命为承诺深爱着王后。他们的情爱之路走地很艰辛。迫于责任与王后的身份，王后谨慎地处理着自己的感情。他们经历两度长期的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是紧密相连的。茨威格强调，他们之间的感情绝不是男女调情的关系，而是一种持久的爱情，他们爱得深沉，爱得热烈，生死不渝。当王后身陷绝境时，她寻求的是一位忠诚正直、勇敢无畏的男子汉，弗森正是在这时奋不顾身的来到王后身边，给予她心灵的慰藉与帮助。王后给弗森的誓言充分证明了她对爱情的忠贞。她说：“无论我们中间如何关山阻隔，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我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3]茨威格研究大量资料证实，王后在走向断头台的最后日子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眷恋她的情人。她让人用蜡复制了她戴的刻有弗森武器的戒指，托人转给弗森，并附言：“请告诉他，那上面的题词从来不曾象现在这么真实”。[3]弗森武器纹章下的题词是“一切都使我想起你”。说完这句撕心裂肺的话，王后的爱情帷幕凄美落下。

茨威格说：“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就要揭示他心灵深处的秘密;更重要的是，不了解一个女人的爱情生活，就谈不上洞悉她的个性”。[3]茨威格通过细致地研究史料及相关文件和当时的历史情况，真实地呈现了王后的爱情故事，让读者从新的角度即女人本色的视角，对王后有了更完整和全新的认识，了解了王者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把遥远历史中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直被认为是举止轻浮、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的“赤字王后”的人性的另一层面，即对爱的真诚与坚贞不渝。激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阅读趣味，更提升了读者对人、人性、历史的认识与思索，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深入思考与把握。这正是轶事在书写传主独特的一生中散发的别样光辉。

在《玛丽·斯图亚特》中，茨威格对玛丽临刑前的精神状态，以及她为赴死精心挑选衣着的细节进行了详尽描写，揭示了女王性格中桀骜不驯、倔强不屈、坚强刚毅的品性及王者的气派。首先，当她听完死刑判决书时，平静地划了个十字，毫不惊奇，没有丝毫的恐惧，并说没有比这消息更让她欣慰了，而且把死亡看成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胜利而心向往之。接下来她便精心地准备着自己的远行，一件一件的挑选衣服，斟酌每一个细节，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尽心思挑选盛装，着装精细到每一个扣绊，并花了两小时更衣。断头台上，她的大红绸衬裙、火红手套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壮观而令人难忘。她双手抱住木砧，仿佛抱着自己倾心相爱的死去的未婚夫，等待着被砍头。直至最后一刻，她始终保持帝王气度，以完美的形象、大无畏的心迎接了死亡。玛丽以勇气、镇静、尊严、完美为自己的死亡抹上了纯洁和庄严的色彩。传主的死亡是她一生中最后一个行为，茨威格通过丰富的细节为女王的生命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让读者领略了女王的人格风采及人性中坚韧不屈的特质;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同情与理解。

蕴含丰富的轶事与细节呈现给了读者更加丰满、鲜活、真实、完整的历史人物，并展现了复杂多样的人性特质，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及传记的艺术效果。

茨威格的传记创作既遵守了“传记家的誓言”，又尽展了文学性与艺术品格的独特魅力与风采。布拉福德说：“传记必须写得有趣、漂亮。它必须是一场精心构思、巧妙编导、完整无缺的演出。”[6]茨威格奉献给读者的正是一场场“完整无缺的演出”，是“真”与“诗”互融互构的完美上演。

参考文献

[1][2]斯蒂芬·茨威格:《六大师》.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 1998年版.第72页.73页.

[3][4][5]斯蒂芬·茨威格:《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刘微亮.宣树铮.史津海.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年版.第237.327.374.230页.

文学书写中国梦 篇8

摘 要：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在新时期一直呈繁荣的局面。吴培显先生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另辟新径，从叙事话语范式视角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进行新的梳理。它联系中国当代文坛内外因素，集中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突出了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特征，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进行了“另类”书写。本文粗浅分析该书的著述特色，阐述其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研究中具有的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吴培显 当代小说 叙事话语范式 历史语境 “另类”书写

中国当代文学历时50余年，历史虽算不上漫长，但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研究和撰写却一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首先表现为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数量之多，更突出了中国“文学史大国”的称号；其次表现在编撰思路和体系的花样翻新上，学者们往往试图按照自己的文学史观和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力图构建新的文学史框架体系。但是，文学史观以及学术研究的惯性思维模式使得当代文学史著述又总难免体系僵化的缺憾和大同小异的单一感，难以跳出一种传统的陈陈相因的体系模式，用吴培显先生的话说，即套用社会历史阶段分期的框架而做“填充式”研究的“泛王朝体系”的文学史模式。正如中国古代文学一般是以王朝更替为文学史分期界线一样，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大多以建国后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为分期界线来划定若干阶段，实质上仍是沿袭“泛王朝体系”模式，使得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轨迹被历史事件生硬切割，“文学史”失去了“文学之史”的本然意义。同时，百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另一问题是文学史缺乏“灵魂”，“缺乏足以支撑一部文学史的核心范畴，缺乏明确的、贯穿性的理论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1]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研究背景上，吴培显先生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对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和丰富促进的贡献。

《初探》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系，详尽地考察了当代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历史，深究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叙事文学的结构与批评原理，肯定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优点，同时对它的缺憾和局限提出了批评。叙事学理论将文本看作一个不受外部规律制约的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极力摒除制约具体的叙事法则的社会、历史、作者意图和心理因素等对作品的干预。按照文学创作规律，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孤立存在。因此，叙事学由于隔断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形成了狭隘的批评立场。吴培显先生在全面分析、比较西方叙事学的优劣长短之后，开创性地提出了“叙事话语范式”这个理论命题。该命题借鉴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既注重文本内在，又强调文学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注意考察叙事行为背后所隐含着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关注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对一部作品的影响，从纵向或横向的方面客观公正地考量文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叙事话语范式”保留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优点，弥补了它的不足，融合了认知范式、讲述范式和语体范式，拓展了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这样，相比之下，《初探》的理论框架既显得更为合理，更具有辩证色彩，显示出独特的理论风姿，同时又自成体系地从叙事话语范式视角切入，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进行了新的梳理，联系当代文坛内、外因素，集中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突出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内在特征。

吴培显先生指出，曾有理论家在探究文学内在规律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美与艺术的创作来说……无论创作之前和之中都是在某种‘范型的支配和规范下进行的”[2]，当代小说同样如此。无论是具体作家的创作历程，还是某一阶段上的群体创作特征，当代小说大都体现着某种潜在“范型”的支配和规范。从建国初期的文坛来看，对创作起支配和规范作用的主要是这样两种“范型”，或者说两种“叙事话语范式”，即牧歌叙事话语范式和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这也是中国小说进入“当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小说创作整体上纳入了“牧歌”和“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的支配与规范之中。[3]《初探》认为，研究小说，不能不在叙事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在某种程度上讲，小说创作的理论就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小说美学就是叙事美学。而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从远古神话、传说，到传奇、话本，再到成熟形态的古代小说、新小说，以至现代派小说，也首先表现为叙事艺术技巧这一形式要素的发展。”[4]（p28）因此，面对浩繁的当代小说，论者选择从文坛整体动态和具体创作实践层面，对当代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了综述和评析。《初探》体系严谨，结构合理，且宏观把握与微观考释并重。在对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发展进程的历时性梳理中，论者发现并概括出了以下几种主要的叙事话语范式：牧歌叙事话语范式、羽扇纶巾叙事话语范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思辨叙事话语范式、叙事崇尚叙事话语范式、提纯叙事话语范式和直击欲望叙事话语范式等。文学创作是人类有意识性和目的性的创作活动。作家对文坛的整体背景的认知不尽相同，导致了他们在叙事层面上也各不相同，因此叙事话语范式具有多元性特征和动态变异性特征。于是，这些划分在具体实践中又被细化，以期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发展进行更为准确的跟踪式批评。《初探》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小说在叙事层面的不同探索，揭示小说叙事话语的演变轨迹，从而彰显出当代小说被以往研究所遮蔽的一些层面。

《初探》首先对“牧歌叙事话语范式”作了厘定，并认为这一叙事话语范式可以作为“对1962年前当代文坛整体叙事话语范式的一个概括”。[5]（p46）即所有文学形式都在主导意识形态规约下组成对中国新生活的“颂歌”大合唱。在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论是以城市为题材的浪漫化“青春牧歌”叙事话语，还是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时代新气象的牧歌叙事话语，都充满了喜逢盛世的热烈礼赞。以致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大众狂欢话语与严峻的现实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牧歌”所具有的天然、纯化、理想色彩等本质完全蜕变，“小说创作成为图解新政权、政策的工具”。[6]与许多文学史论著不同的是，吴培显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所谓“阶级斗争”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体现是十分微弱的，它并未改变小说叙事的话语方式。很多人以为“整个十七年的文学旋律就仅仅是阶级斗争的鼓角和两条道路的火并厮杀声”，而《初探》则认为这是对十七年文学总体基调的一种误读。其依据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基本定性在认识和观念的分歧上”、“关于生活矛盾和冲突的讲述，其效果恰恰是强化了其叙事话语的和谐色彩和牧歌情调。”[7]（p50）吴培显先生以浩然为典型个案具体分析了以1962年为界的文坛叙事话语的这种转向。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调整，文坛的叙事话语范式开始整体转向，由太平盛世的牧歌叙事话语转变为对抗、仇恨叙事话语。如浩然的叙事话语范式就是从最初构建的集体化田园牧歌的“金光大道”上，逐渐走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武器”[8]（p51）的认知歧途。论者还细致地考释了以王蒙为代表的“浪漫化青春牧歌”叙事话语，非常敏感地从王蒙对“官僚主义者形象”的刻画中捕捉到了一种潜在的倾向，即林震对党的领导机关干部形象的浪漫化理想化的设计中，暗含着“作家以及作家所代表的一代青年的认知范式的影子”。[9]（p56）

论者对“争先”风尚牧歌叙事话语的把握非常精准，抓住了这类叙事话语的主旨意向，即“着重看取生活横断面中的‘新的因素”，[10]（p59）如谷峪的《新事新办》反映了移风易俗等社会风貌和人物心理，蕴含着历史性变革的意义。《初探》从叙事话语范式角度客观地肯定了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作用。但在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中，因为作家刻意强化这种“争先”风尚，这一叙事话语范式烙上了极“左”的浮夸印记。在阐述集体化田园牧歌叙事话语范式时，论者探究了浩然式集体化田园牧歌形成的原因，浩然的一生都对集体化有无法释怀的深厚崇拜情结，他在创作中刻意粉饰和美化农村生活现实，即使在集体化遭受严重挫折时，他的叙事中也一如既往地洋溢着祥和与温馨之气。然而，赵树理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冷静，清醒地发现了集体化背后的某些潜在的负面因素，并在创作中秉承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把这些消极因素展示出来。于是，赵树理式的乡村牧歌叙事话语就与当时文坛主流的叙事话语范式格格不入，属于“不和谐旋律”的乡村牧歌叙事话语范式。论者高度赞扬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对他正面讲述的干部们的做法表示了怀疑。进入新时期，牧歌叙事话语范式又焕发出新的活力，传递出新时期的新政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喜悦与忧虑，反映了时代民众的心声。

战争题材小说在文学史上一直层出不穷。由于受文坛内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战争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此类题材小说中总结出了“战争牧歌叙事话语范式”。新中国经历了浴血奋战才建立，因此20世纪50—80年代中期，英雄崇拜和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文化主旋律，既而文坛整体创作中也充满了英雄崇拜的认知和审美倾向。在分析了这种叙事话语范式产生的背景之后，论者接着指出这种叙事话语范式与传统小说叙事的全知全能讲述之间存在的差异，在这里作家不仅是西方叙事学中全能的上帝，还担当了“英雄”的代言人。同时，论者还将在叙事中充盈着理想英雄的本色和气概的抗战题材小说，概括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叙事话语；讲述解放战争的小说突出英雄共性，强化英雄意志，凸现英雄的传奇色彩，是“班师英雄的传奇式”叙事话语。

对于在小说创作发展史上源远流长的“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论者更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以1962年为分水岭，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在当代小说中经历了一个从“先进/落后”对比到“好人/坏人”对抗的模式转变。其中独树一帜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正反对举叙事话语，避免了简单化和表面化，具有独到深广的艺术意蕴。这种叙事话语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人们在接受惯性中形成了“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审美心理和判断法则，束缚了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这种倾向在“穷人/富人的宗族复仇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楚河汉界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煽仇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体现最为显著，人物活动被按照阶级属性机械演绎，故事讲述图解先验逻辑，强化阶级斗争的“激烈、复杂、尖锐”。正反对举叙事话语的这种先验的阶级属性定位的弊端，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反腐小说中得到延续，造成了小说人物形象性格简化、作品审美内涵淡化。

此外，《初探》对文坛上出现的新型叙事话语也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概括。思辨叙事话语范式中，以物质生活准则论折射出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的悖谬性；在善/恶二元基础上的历史文本重读式叙事话语中仍带有先验的善、恶冲突色彩；正统历史观念的解构式叙事话语，用历史偶然性消解历史必然性，解构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文化思辨叙事始终灌注着历史使命意识，审视传统文化，批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人本思辨的兴起标志着文坛整体上的文学观念的变更，摆脱了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疏离了种种非文学的外在干扰性因素，从而让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念回归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之中。叙述崇尚叙事话语范式的出现对小说创作的文体自觉产生了革命性意义。8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虽然大多表现出一种共同性的叙事崇尚，但《初探》注意到了它们不同的意义取向，具体分析了东方意识流叙事话语、迷宫式叙事话语和蕴藉化叙事话语三个基本范式。通过与西方意识流的比较，挖掘出东方意识流叙事话语充满着理性控制色彩的特质。结构崇尚与叙事展开的拼贴式、迷宫式叙事话语对“现代形态小说”的生成功不可没，但在现代形态的探索中，叙述崇尚也逐步走向了极端化，沦为某种艺术的文本空壳。人性礼赞的简约化、蕴藉化叙事话语弥补了前两类范式的局限和弱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便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以往研究界对汪曾祺的小说评价视点仅限于“文化”层面，吴培显先生从“抒情的人道主义”视角透视出汪曾祺独特的人生观念和认知方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与人生姿态。

社会的转型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和文化观，新时期文坛对这一现象迅速作出反应，新写实小说改变了关于“人”的观念，认为“万物”是“人”的尺度，形成了非牧歌叙事话语范式，对中国文学发展构成了一次大的超越。提纯叙事话语范式是思辨叙事话语范式带有极端倾向的产物，对抽象意义上存在的“人”的认知，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如余华和残雪的小说。吴培显先生赞许了抽象提纯叙事话语范式为文学的“认识自我”开创了新的认知方式，开拓了文学的想象空间，批评了该叙事话语疏离历史语境的“主观真实”的缺失。

总之，经过作者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精辟论述，作为全书核心范畴的“叙事话语范式”得到了新的阐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透过作者的论述，我们也察觉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一些被遮蔽、被忽略的事实。论者从叙事学的层面对小说的发展史进行历时梳理，这不啻引入了新的研究小说的角度，也是对当代小说史的“另类”书写。它让我们明白，“当代小说的自身运行轨迹，并非完全循着社会历史的阶段性更替而变化，而是与叙事话语范式的演进密切关联的。中国小说史进入‘当代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小说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置于‘牧歌和‘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的支配和规范之中；恰是这两种叙事话语范式的延续、递嬗和分化，构成了新时期小说的演进和繁盛，而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现代形态的形成，又是与对这两种叙事话语范式的超越和解构相伴随的。”[11]

注释：

[1]吴培显：《文学史观的局限与盲点》，《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2期。

[2]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

[3][11]吴培显：《当代小说的演进与叙事话语范式的分化》，《创作评谭》，2005年2月号。

[4][5][7][8][9][10]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龙其林：《当代小说史观的理论拓展——评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