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分析（精选8篇）
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分析
一、案例：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节节攀升，其中财政收入更是以持续两位数的高增长让人刮目相看，为了分析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原因，我从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了包括GDP、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以及房地产投资等可能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近十五年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二、回归模型建立
Y=+1X1+2X2+3X3 其中：Y=财政收入X1=GDP
X2=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3=房地产投资
三、统计数据：（单位：亿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财政收入 ***611444***89042***649387605***518
GDP 6079471***0289677992***333***8******0507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73762869111036***05116******
房地产投资 3149 3216 3178 3614 4103 4984 6344 7791 10154 13158 15909 19423 25289 31203 3624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使用EXCEL回归结果检验结果如下：
第1页
回归统计
Multiple R R Square
0.998878772 0.997758802
SS 5.71E+09 12821362 5.72E+09
Adjusted R Square 0.997147566 标准误差 观测值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 残差 总计
df 3 11 14 1079.619537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MS F Significance F
1.9E+09 1632.363 7.5474E-1
51165578
t Stat P-value Lower 95% Upper 95%
-5798.111236 2045.92279 0.020105687
0.1530528
Intercept GDP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房地产投资
-1876.09422 1781.937-1.05284 0.314993 0.086579244 0.030202 2.866698 0.015332 0.01352142 0.025319 0.534034 0.603943 1.060447108 0.290672 3.648262 0.003832
-0.042206241 0.06924908 0.420682626 1.70021159
五、模型的回归分析解释 根据上述结果，可把模型描写为：
Y=-1876+0.0866X1+0.0135 X2+1.0604 X3 统计中：
相关系数，-1R1，正为正相关，负为负相关，越接近1相关性越高。式中R=0.9989，表示模型的表现出非常高的正相关。
判定系数（决定系数），为相关系数的平方，在判定相关性时通常用判定系数R2，越接近1相关性越高，本模型R2=0.9977，同样表示相关性很高。
R2,是对R2进行修正后的统计量，结合了样本量和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在与另一个加入其他解释变量的模型比较时常用。
标准误差：样本统计量的标准差，指任何一个统计值的误差有约68.3%的可能性在一个标准误差内。这里误差值为1079.62亿。
观测值：即样本量。这里我选取了近15年的数据，故观测值为15。
: degree of freedom自由度,自变量的个数。这里回归分析的自由度为3，残差自由度为15-3-1=11，总自由度为15-1=14
样本数据平方和。
第2页
样本数据平均平方和。
: 方差分析统计量，H0:0（回归模型中所有自变量不是因变量的主因）；H1:0（回归模型中有自变量是因变量的主因）。建立方差分析统计量F=
SSR/1，回归模型所有变
SSE/(n2)
量联合显著性检验，在数值足够大时可拒绝原假设，本题中F=1632，足够大，拒绝原假设H0，H1成立。
F检验的显著性检验，其值为F检验的p值，比如取95%的置信水平，则Significance F<0.05时可拒绝原假设，总体样本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显著。本题中Significance F=7.5474107,足够小，所以F检验的显著性极高，本回归模型有效。
截距，当所有自变量为0时自变量的值。这里指当GDP、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房地产投资为0时，财政收入为-1876.09亿（理论值）
系数，这里指、
1、
2、3各值，可直接代入假设模型。标准误差 : 这里是指以上、
1、
2、3各值的标准差。
t Stat : 样本（系数）检验，建立假设：H0:0（该自变量Xi为因变量Y的主因）；，然后建立t检验统计量：H1:0（该自变量Xi不是因变量Y变化的主因）
t=
sYX/(XiX)2
i1n
=
sYX/(XiX)2
i1n
,根据自变量的t 检验可以确定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
响程度。本题中对于X1、X2、X3的t Stat分别为2.87、0.53、3.65，根据t分布，X1、X3对Y
影响足够大，而X2的影响很小。
上述t检验的p值，指自变量t检验的置信水平。如果取95%置信水平，则当p0.05时拒
绝原假设，t检验的有效性超过95%，此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此题中GDP和房地产投资的p值分别是0.015和0.004，对因变量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p值为0.604，显然对因变量财政收入没有大的影响。
：下限95%，上限95%。自变量95%可信区间的上下限。
六，案例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国家财政收入受GDP和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比较大，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即随着GDP的增长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对财政收入的带动效应尤为明显。而作为居民财富标志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国家财政收入影响较小，说明财政收入并不是随着人们的财富水平的增长而相关增长的，说明国家的财税政策可能存在某种层面的不合理性。而近期房地产投资热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对财政收入的追求。
关键词：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国家机器,法治
在民主发展过程中,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一样, 都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这也是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所提出的发人深思的问题:第三波民主化会像前两波民主化浪潮一样出现回潮吗?新兴民主国家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制度的巩固?林茨认为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机器和经济社会构成了巩固民主的五个场域,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了从民主转型到民主巩固的实现。因此, 本文借鉴这一框架对中国民主现状进行分析, 从中看到我国民主建设的成果与不足, 从宏观上探析支撑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需场域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社会
国家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如果不存在一个主权统一国家, 就不可能形成保证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经过六十多年的国家建设和民主实践, 不仅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先进性, 而且也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中国发展成就证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治理的方式, 已经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得到广泛认同。
从社会层面上看, 在基层民主实践中, 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在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运行的有效性上也都得到的充分证明。这表明,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 其程序与规则都已得到了政治社会的广泛认同, 同时无论是精英领导者还是作为普通的民众都在熟悉社会主义民主的规则, 政治实体正在民主轨道中运行。当然, 我国现在社会主义民主还处于发展阶段, 民主制度具体的运作方式还需要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正如温家宝同志所强调的, 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认为, 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 应该贯穿到基层民主各个角落, 在此基础上继续使民主选举扩展到地级市甚至到省一级。因此, 民主巩固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 用俞可平的话来说就是“增强民主”的过程, 我们现在从“存量”做起, 在“存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以实现民主的“增量”。
二、经济社会
经济社会是得到社会——政治性认可的规范、制度和规章以协调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下方政府行政权力为起点, 从经济领域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变革,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主体日趋多元化, 企业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民主经济、民主管理也运用到了企业经营中。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变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国资本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这些经济成分自然也分解了原有社会结构。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等新生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 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他们需要参与到民主运作过程中, 以期民主决策中更多地反映自身的利益。从农村到城市, 社会结构的分化表明利益主体的多元, 而政府的下方权力也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各独立主体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公民与社会团体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参与式民主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催化剂。市场经济意味独立的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在获得经济利益的过程中, 各经济体必须以法律为准则进行公平的竞争。市场经济的背后体现了自由的诉求, 一方面, 自由资本的流动要求的打破某一经济主体对资源的垄断性经营;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为公民、社会团体表达利益诉求, 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民主条件。自由平等的市场需要法律的保障和完善, 《物权法》的制定与实施事实上从法律角度界定了公民的自由, 它承认公民对于自己财产的合法占有, 并且保护公民的合法所得。
经济社会这一场域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更应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 实现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而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 使得中国社会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在稳定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如何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表达诉求, 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尤为重要的是,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毒瘤在市场经济过程不中不但渗透到经济社会, 而且也腐蚀到了政治与国家机器, 而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则是遏制腐败蔓延的一剂良药。
三、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可以是国家、家庭以及市场组织以外的人和组织, 其中很小一部分是近年来人们熟知的所谓“非政府组合”;更大的一部分是“非营利组织”;还有更大一块是“草根组织”, 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在家庭、国家、市场以外占据的空间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或社团的外部效应, 即这些社会团体可以为自己的成员提供表达的渠道, 可以用自己动员起来的力量来对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政府回应自己的要求, 从而制衡政府, 使之不能滥用权力。一个日益发展的公民社会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 一种与公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状态的形成, 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好发展。在中国社会组织的逐渐发展壮大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和成熟的反映。据统计, “民间组织 (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迅速发展, 从1996年的18.4万个增加到2005年的32万个 (其中全国性社团1500多个) , 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53.2万个。”
从民主政体运行来看, 这些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代表了各自组织的利益需求, 他们通过吸纳具有共同利益的公民参与到组织中。当某一民间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有利诉求时, 其成员会参与到影响政府决策活动中来, 相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考虑到这一组织的需求, 并通过对话与协商平等的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 而政策的执行更会受到民间组织的监督, 以保证政策的执行情况反馈到相关政府那里。因此, 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 本身能够加速民主的运转, 而作为民间组织的纽带, 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作为一种内在支撑, 公民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能够更好的培养公民政治素养, 教育公民如何形成价值认同与参与能力, 如果说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那么公民文化则是促使成员相互信任的重要条件。
民间组织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关系到民主化的进程与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 由于民间组织发展那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使得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过程中影响力还不够。主要原因是, 民主机制和参与渠道尚不健全, 很多民间组织为了维护其成员利益不惜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活动影响政府行为, 比如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不断出现, 其很大的原因是公民没有很好的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诉求。问题的另一面则反映了国家机器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利益集团所腐蚀, 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频发, 从而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这不但会影响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 而且会严重的削弱民主质量。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影响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 但并不意味着直接影响民主政治, 其所需要的条件便是国家机器对于民主制度的有效安排。
四、国家机器
从国家机器这一场域来看, 在国家和社会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中政府力量依然不可或缺。面对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诉求, 没有强有力的统一力量, 是无法实现社会利益的有效协调和整合。如果说专制政府主要是为了实现私人利益, 那么民主政府旨在实现公共利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公民权利加以捍卫和保护, 而要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并且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 民主政府必须具备汲取自愿的能力, 这需要选择一支有效的官僚队伍可为政府服务。
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 政府的主要职能一是提供公共服务, 二是维护秩序稳定, 调节利益纠纷。政府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得公信度是检验社会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 能否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能否将自身利益与整个社会、国家利益相统一, 政府实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关键。
政府的活动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来具体实施, 而行政人员在政府活动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的行政不作为或腐败行为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度, 降低政府与重之间的信任值。众多周知, 当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同时也导致了公民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持不信任的态度, 政府也失去了公信力。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 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政府权力的滥用, 腐败问题呈现出日趋扩大之势。“开始有人还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去做, 但不久胆子便大了起来, 甚至变得肆无忌惮, 而且这种事很快便从个人的特殊行为变成一种普遍的行为。”
令人欣慰的是, 腐败问题已经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法律上不断建立健全严惩腐败的法律法规;在机制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不仅要让公民更好的监督政府, 加强社会群体的监管作用, 还要提高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性, 赋予其相应的监督权力, 同时更应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使公民通过自身参与能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权力, 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力。这一民主运作过程本身有利于提升了政府公信度, 更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与品质。而这一切举措和行为都离不开健全法律法规的保障。
五、法治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二者紧密联系, 没有法治的民主很容易出现“多数暴政”或者是沦为少数人的专制。法治不仅仅意味着制定了法律, 专制政府也会制定法律来为其服务, 法治的精神要求被遵守的法律必须是“良好”的法律, 这就是宪政主义的价值理念。“一个国家即使存在比较详尽的法律条文或诉讼制度, 只要其最高立法者的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 或者其最高司法权不能与最高行政权真正分立, 相互制约, 那就仍然是法制国, 而非法治国。”宪政主义认为, 宪法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公权力一方面要受到宪法的制约, 另一个方面公权力要保护私权利, 它体现了自由与人权的精神内涵。因此, 法治对于前面四个场域能否获得相对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法治进程,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法治在民主政治社会中得到了深入的体现。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带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国家战略目标, 领导人对于法制重要性认识则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1999年,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 法律的权威上升到新的高度。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 标志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市场经济意味着法治经济, 政府要从过去的依靠计划、行政手段转变为依靠市场、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同时, 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政府的治理手段与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政府行为走上了法治的轨道。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载入宪法, 标志着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在此之后, 颁布的一系列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保证了市场经济在法治轨道运行, 公民的权利也得到有效的保证, 例如《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出台不仅规定了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 而且也限定了依法行政的法律范围。随着法治这一场域的进一步影响, 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会有制度保障, 更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综上所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不是一蹴而就, 也不能照抄照搬,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 努力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中国民主建设发展中, 政治社会的建设明确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公民社会和法治精神的培养, 诚信高效的国家机器以及完善的法治理念又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保障。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国家机器、法治这五个场域的相互结合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场域探索,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也是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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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特点
1、贸易摩擦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产品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并不突出。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数量比例占全部案件的97％，发展中国家的立案数量比例仅占3％。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截至2005年底，在世贸组织成立后的11年里，针对中国的469起反倾销案件中，发达国家发起165起，发展中国家发起304起，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占总数的64.8％。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措施64起，其中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超过60％。2006年，欧盟和美国之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或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总共有19个，其中发达国家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16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39起，调查的产品包罗万象。这说明，使中国出口屡屡受挫的反倾销壁垒主要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印度是全球使用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1995年至2005年印度对其他国家共发起反倾销立案425起，印度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诉讼案也是最多的，涉案金额也最大。目前已累计对中国发起了90多起反倾销调查。2006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8起。目前，印度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主要有化工产品(25种)、药品、焦炭、石墨、瓷砖、电池、灯具、手电筒、玻璃、卷尺、生丝、帘布、运动鞋、传真纸等。由此可见，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贸易摩擦将会愈演愈烈。
土耳其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占其全部反倾销案件的37.6％，2006年土耳其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4起。特别是2004年3月，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即将取消之前，土耳其等国的纺织行业组织提出《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继续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行配额管理，得到50个国家的90个行业组织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50％以上，尽管这一提案未能获得通过，但从中可以看到国外对中国纺织品的抵制态度。目前土耳其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产品有彩电、轮胎、钢丝绳、管件接头、闹钟、文具、打火机、门锁、锅盖、合叶。
2006年巴西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达到9起，超过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对华反倾销传统大国，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主要涉及机械、电器、工艺品、机电产品等诸多产品类别。
2、涉案金额日益攀升
在某些领域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摩擦在涉案金额上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诉讼案中的大案要案开始增多，个案涉案金额逐渐增大，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个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印度对我国立案频繁，数量居高不下，但以往每笔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并不高，远远无法与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案动辄上亿美元的涉案金额相比。2002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6400万美元：2003年对中国产品发起的6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也仅为2830万美元。但近两年，特别是2005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大幅攀升。仅2005年5月18日发起的丝绸反倾销案，涉案金额就高达1.8亿美元(据我海关统计，调查期2003年4月～2004年9月内，我国对印出口绸缎总额为1.8亿美元)，为印度历来对我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最高的个案，也是纺织品一体化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反倾销案。
2004年12月，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绒纤维和绳绒线纤维进行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7700万美元。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金额最高的一起。
3、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概率高
由于各级政府及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诉讼案重视不够，对其反倾销法律制度缺乏了解，应诉不积极，加上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法案有一些不规范和不合理之处、以及困扰我国出口产品多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的大多数案件都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加征了反倾销关税。
巴西作为南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倾销诉讼审理过程中，对美国产品反倾销诉讼调查的立案多，但实施保护措施的少：而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诉讼调查的立案多，实施保护措施的也多。据巴西贸易维护局统计，截至2002年，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有25起，只有8起执行反倾销税，占立案总数的28％；巴西对中国产品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18起，12起征收反倾销税，占结立案总数的60％。
在非洲国家中，南非和埃及是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两个国家。截止2004年底，南非共对中国产品发起31起反倾销调查，尚未完成调查的涉案产品有12项，但对中国产品已征收反倾销税的就有17类产品，占已结案的89％。在1996年至2004年，埃及对中国发起了12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有11起实施了贸易保障措施，加征了反倾销关税，占诉讼案的92％。
4、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明显居高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对我国反倾销平均加权税率来看，美国为99.9％、澳大利亚为51.8％、加拿大为49.9％、欧盟为36.9％。如2005年欧盟对中国自行车的反倾销税率是30.6％～48.5％，2004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木制卧室家具征收反倾销税是1％至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关税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一般在50％～250％之间，墨西哥为273.3％、巴西为110.2％、南非为96.6％。如在2004～2005年期间墨西哥对来自中国的26种商品征收了反倾销税，其中有19种产品的反倾销税是105％—533％：1993年墨西哥对我国出口的鞋类征收1105％的反倾销税率，这在反倾销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税率如此之高，比发达国家的制裁措施更为严厉，迫使许多中国商品退出其国内市场。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
从现实来看，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急剧增加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来白发展中国家的因素，也有我国的原因：既有与发达国家反倾销案件相似的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
1、中国出口贸易的迅猛增加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原有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对外
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接近30％。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大幅提高，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在1980年仅为第26位，而自2004年开始上升到第3位。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不足1％增加到6％，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总额则从3％上升到20％。
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原有利益格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自上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持续缓慢，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又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这严重地制约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挤占了发达国家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严重威胁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地位，而且也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
与此同时，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量也不断增加，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失去国际市场的同时又面临着来自国内市场的冲击。例如2004年上半年，广东彩电企业对土耳其的出口同比增长1倍以上，土耳其彩电市场基本上被中国彩电企业所占据，直接导致2004年8月土耳其对进口的原产于中国的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
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相似
目前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出口商品结构相似，都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玩具、鞋等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两大类工业制成产品，比较优势趋同，经济互补性较差。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超过了贸易总额的一半，相当部分尚处于典型的简单加工和组装的发展阶段，加工贸易出口也是以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且低价竞销现象普遍存在，给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机会。显然，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很容易与发展中国家同类出口产品发生冲突，并且冲击到的可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其产生实质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有可能使其整个工业体系陷入困境。比如，中国的纺织业整体水平大大高于印度、斯坦兰卡、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斯里兰卡的纺织品出口占该国全部出口的95％。但其纺织业很难同中国竞争，中国的纺织品大量出口到世界市场，很容易使斯里兰卡的整个纺织行业遭遇困境。
由此，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目的，必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诉讼和超出寻常的保护措施，使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最终被挤出这些国家市场。
3、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诉讼案的应诉率偏低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重视开发发达国家市场，关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对美国、欧盟的反倾销的应诉率几乎是100％。但对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应诉率非常低，据测算，目前还不到40％。
中国企业不积极应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大企业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重视不够，而小企业则不愿承担或者承担不起昂贵的应诉费用。对发起国裁决程序的公正性缺乏信心也使不少企业放弃应诉。
在国际上，各国审理反倾销案有一项基本规则，在立案审理过程中，如果被调查方或被诉讼方不应诉、不提供可靠的资料、不提供有效的证据，审理机关只能听信申请方的资料，并依此作出裁定。不积极应诉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治性后果和频繁的反倾销诉讼。这是促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频繁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的主要根源之一。
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并不健全，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违反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而政府机构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促成了这些国家更加频繁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三、应对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对策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在我国继续注重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同时，也应重视加强协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尽可能减少贸易摩擦，有效地利用这些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一直在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摆脱出口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出口贸易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出口贸易对发达国家一直保持较高的依赖程度，不仅导致了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而且使我国出口受制于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另外，我国很多产品在欧美市场遭受反倾销后，便开始转移到亚非市场。如果在亚非地区再次遭受反倾销，那就可能意味着我国出口商品全球市场的丢失。所以，如何有效地应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是我国对外贸易策略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1、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宣传，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差异和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和开放的矛盾心态。同时，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失业、贫困等共同的挑战，很多国家的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对政府保护的依赖程度很高，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心存恐惧。因此，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时，应加强对自身优势的宣传，让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方面，也应使用外交手段促使发展中国家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妥善处理双边贸易或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充分利用国际援助带来的机遇，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务和商品出口：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共同繁荣：组织培训项目，介绍我国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地位。
2、建立并完善敏感商品的出口预警体系
构建有效的预警机制是避免贸易摩擦发生及减少贸易摩擦影响的重要途径。这需要政府贸易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密切配合。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和信息，在国家层面上协商解决争端；行业协会随时提供国内外的动态数据和分析报告：大企业成立国际市场信息研究部门，小企业则可通过自主聘请咨询机构以跟踪国内外市场。对这些国家主导产品的生产、供求、价格、产能、技术革新、产业结构等系列问题进行跟踪和研究，确定主要产品的预警线，当出现反倾销指控迹象时，立即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保证本产业不受冲击。
3、积极应诉，灵活抗辩
一旦我国出口产品被立案调查，企业应依照法律程序积极应诉，这样才能保住现有的出口市场，同时为开拓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奠定基础。
政府和商会协会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包括资金支持)。政府应加强同发起国磋商，商会和协会帮助企业进行分析案件，指导企业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发起国的当地法规制订具体的应对方案，并在专家、律师的协助下，就具体应对措施和谈判细节做好准备。
对于某些国家的歧视性做法，尤其是几家反倾销大国不公正裁决，中国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迄今中国还没有向该组织提出过任何诉讼)。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应诉反倾销调查时还应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要寻找既熟悉当地法律又与当地反倾销当局关系密切的律师，还要主动争取进口国利益关联体的支持，如当地进口商、产品受益者、进口国的学者等，他们能帮助我方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举证材料，这有利于我方争取较好的审查结果。
4、鼓励企业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
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我国经济摩擦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战略性直接投资，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缓解经济摩擦。发展中国家一般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国企业可以将适用技术和成熟产业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从事加工贸易、建立生产制造装配企业，不仅可以较大地满足东道国扩大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释放我国国内产业中的过剩产能，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
5、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有了较快增长，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硬实力增长迅速外，软实力和巧实力也在不断地增长。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周边地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
一、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
中国作为邻国最多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V型线的左端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陆线，有中亚五国问题，阿富汗冲突、印巴冲突、印中争端等问题；V型线右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线，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的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之争、中朝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之争以及南中海之争等。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②。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而伊斯兰原教育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在中国西北边疆的传播，严重影响穆斯林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这一思潮不能有效遏制，那么，伊斯兰极端势力必将成为中国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大患，并危及到中华民族的最高国家利益??国家统一。
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三）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③。
（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90年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储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④。进入21世纪，日本决定建对付“中国海军舰艇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的“进攻型”的转变。
（五）南亚半岛和中国安全
在南亚的印度半岛，印度自称是一只大象，印度21世纪的宏观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所以，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马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奋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
（六）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七）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二、增强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从苏联解体以及冷战历史教训得出，国家的竞争主要是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发展中心，以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1．促进经济稳固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是否安全，已经成为世办各国，面临重大问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成为世界各国安全战略的突出任务，在21世纪，我们经济发展存在以下不利因素。
（一）石油、土地、水战略性矿产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
（二）而在金融领域，中国财政到地方财政，存在大量赤字成为威胁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存在因素；人民币浮动汇率出现经常性的汇率波动，导致国际游资投机行为，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产生金融风险，而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积累了制度及金融风险，金融体系脆弱性比较明显，“地下钱庄，洗钱和员金外逃现象愈演愈烈”。
（三）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加大了国际间贸易摩擦和矛盾，且对国际市场产生依赖性。
（四）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不利地位、缺乏经济安全保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探原新的方法和有效途径解决面临的弊端。
（一）增加经济安全观念。就是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做好预防，保障国家须介安全免受威胁，或把威胁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不受破坏性的冲击。
（二）把科学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打造创新国家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由传统的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扩张来完成发展的途径向以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为主的新途径，经济发展以人为本，追求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
（四）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用信化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提高我国整个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以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增加社会吸纳社会闲散劳动力，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这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经之路。
（六）加强金融全权制改革，监对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加以完善，特别是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使金融体制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规避和降低金融风险、改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2、加强国防建设，维护中国的安全
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台湾地区的台独势力及其活动，国家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不断被侵蚀，面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传大复兴。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对维护中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应理直气壮的发展国防现代化
当代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中国国防力量依然落后，而中国威胁论对制约着中国国防建设。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别国言论，威胁论是它国面对大国崛起由不习惯到习惯，有反对遏制到逐步接受的过程。中国就是在威胁论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西方国家逐渐接受中国的崛起，威胁论反而下降。只要我们国防力量保持在积极所规定的合理水平，我们就应该大胆投入，不必顾虑中国威胁论。中国通过积极军事外交，宣传我国和平崛起国策，并且在国际社会担负起负责任大国，国际社会会把中国军力发展视为正常的。
（二）自主建新，建立军事新思想
在科技强军上，向跨越式发展道路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宏集型向科技宏集型的较变，以信息化作为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应考虑建造航母舰队，以捍卫中国海洋，国土和重要海上通道安全。建立一支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信息化高的陆军部队，以及战略空军部队。
全军提高军事感慑和作战能力。
（三）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军事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也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信息化时代对军事人员的要求也是全面的，除了政治素质上，最重要的是科技素养，军事院校要从提高学员的创新能力开始，加大培训力度和培养步伐。同时建立一种能留住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样才能培养大批军事人才，提高国家军事力量。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作为国家力量的软国量，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和国家安全运用的手段，是一个民族必须守望好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五大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⑤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手段对我国文化进行渗透。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传播其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求使之成为加强接触、落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现代宗教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西北地区迅速蔓延，鼓吹“圣战”，采取暴力手段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某些西方国家还继续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把宗教作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手段，而我国新疆，西藏等地之所以出现民族分裂活动，与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宗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进齐”。⑥因此，我们要制定独特的文化战略，以维护中华文明。
（一）弘扬中华文明，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民族认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产物。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去汲取体现最深刻的人生和灵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自强不息、厚德戴物”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都迫待弘扬，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精神情怀，复原力和凝聚力，中国要实民族的崛起，必须利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的崛起。
（二）加强文化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
在文明多样性的今天，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从而实现不同文明间互知、互谅、互补，进而达到共识，共存的目的，让世界人民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促进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提高国家形象。在文明交流中，我们必须克服文明狭隘主义，心怀开放精神，学习西方文明中的追求幸福、崇尚智慧，热爱自由，践行民主，张扬正义的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等人文类文明精华。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
（三）要坚持文化创新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但是，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文化在继续，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也应该创新，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传统文化精华，摒弃糟粕，同时大胆汲取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融入中华文化，才能进一步壮大文化的整体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免疫力和抵抗力。
三、加强中国安全的国际举措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因此，我们要把握发展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国际安全环境，对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利益的拓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睦邻外交
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以维护地区和平等稳定出发，妥善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问题暂时搁置，待历史事件成熟解决，防止霸权主义从中得利。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睦邻外交。
（二）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疑虑和戒心，而美日等国家发表所谓“中国威胁论”，企图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因此，为了消除周边国家的戒心和疑虑，积极开展首脑外使双方准确地了解双方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方针，加强国家间的关系。首脑外交对于中国和邻国之间增加信任，巩固关系起促进作用。
（三）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
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经济交往，因此，双方经济往来能促成双赢，在经济外交中，我们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在上海组织加强了地区经济合作，倡议与印度和巴黎斯坦等南业国家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促进经济外交，从而促进国家安全。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以此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争取和掌握国际安全运筹的主导权需要发展中国家。
（四）开展国际军事交往，增强军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国际的合作，在东亚复杂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只有通全广泛的军事合作来维护地区稳定。努力同周边国家在安全与防劣的双边及多边的战略磋商和对话，增强相互了解信任。尤其同周边国家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参与海上搜救，打击海盗，打击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维护和行动。此外，中国不断扩大多种形式的对外军事交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与义务等国际军事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平做出自己贡献，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出安全国际环境。
（五）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 随着国际性组织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为了积极参与自己周边地区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对话和合作，于1996年参与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积极成为东盟的对话国。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为中国和周边国家提供了一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提倡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国家关系，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新秩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⑦。上海合作组织还在反恐打击分裂势力，国际犯罪，以及军事互信做出了贡献，但还应该加强这方面合作，但还应该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功能、促进多边机制基础的巩固还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上海组织，“准成员”地位争取中立“8+1”机制，以此同周边地区建立多边机制框架。在东南亚地区，充分利用东盟组织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11月6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中国在区域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随经济关系的紧密，双方的认同点逐渐增多，中国多次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阐述方在新形式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双方对此达成了一种共同认同，因此，中国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地区安全机制，以带动周边地区和平安全进程。
四、结语
近年来，袭警事件越来越多，而且选择越来越恶劣，情节越来越严重。这就是这些年来中国警界高层一味强调“和谐”的后果，这就是这几年来中国警察被自己的领导给“解除武装”的后果。中国是全世界200多个大小国家中，唯一一个不给警察佩戴枪支的国家。全世界的警察，只有中国是不允许警察随身佩戴枪支的。所以说，不带枪支的警察，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没啥区别，都是赤手对空拳。人家手里有刀，而且杀红了眼，而你只能拿肉体去挡，你就是平时训练得再好，也是敌不过的。
电影、电视上警匪片中的警察形象都是假的，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办案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曾经给派出所和刑警队当过协警，属于保安队员一类，也可以叫临时工。现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都是警力不足，所以才会有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以前我还不相信什么警力不足之类的话，但现在干了这行快有三年了，才慢慢发现真是这样的。
在中国，所有警用枪支武器，一般都要集中交给本单位的某个部门，放在保险柜里集中保管的。除非刑侦、缉毒等一线实战单位因为确实有办案需要，才会在填写暂借申请表，写明用枪时限和原因后，由部门领导签字呈批，再由主管领导签字批准，之后再到管枪的专门人员那里领枪。使用完之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内交回。这个过程和手续繁琐而又费时。而且在这整个复杂的环节中，如果哪一个有事不在，就要等候很长时间。这就往往造成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或突发事件，确实需要持枪去处置时，往往领不到枪支，就只好每人拿一根棒子去执行任务。有的警察没有棒子，就在现场周围找块砖头拿在手里用来防身自卫。有些聪明点的警察甚至把自己儿子的仿真玩具枪拿在手里冒充真枪。你别说，有时候还真能起到点作用，把罪犯给镇住，乖乖束手就擒。怎么样，搞笑吧？
这是一种让人心酸而无奈的“搞笑”。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情形，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期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段，我们国家的社会治安是很好的。那时候的警察，基本上是全员配枪，而且要求枪不离身。那些年，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黑社会”这一说法。举个例子，当一个身穿便衣的警察下班时间陪妻子逛街，路遇两伙人正在打架斗殴，这个警察拔出武器，一个人就能把这两帮人全部镇住、制服。那时候的老百姓思想也比较单纯，对警察是敬畏的，也觉得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觉得警察能够保护他们。那时候的坏人和地痞混混对警察是害怕、服从的，因为他们觉得警察能征服他们。
可是看看最近这些年，也不知道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一切好像都颠倒过来了。违章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抽交警耳光，逼交警下跪。盗车贼驾驶偷来的车辆逃跑途中，路遇前方警察设卡盘查，掉头逃跑；设卡的警察开车去追，盗车贼因为过于慌乱，把车开翻在路边，死亡了，结果死者家属居然能够不断上访告状，质问警察为什么要追。更为离谱的是，主事的审判部门居然因为不堪其扰，为了平息无理取闹的上访事件，营造所谓的“和谐”，最后判决警察有罪，离职，入狱，给死者家属支付赔偿金。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警察现在越来越软弱，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也只能发生在中国。地痞流氓可以当众殴打羞辱警察，并扬言“打的就是警察”；拒捕的重犯敢于从容不迫地和警方对抗，拔枪打死前来抓他的警察，然后扬长而去；闹事的暴徒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掀翻警车，焚烧公安局和派出所，用棍棒和砖头暴打手无寸铁维持秩序的警察。这一次可更好，奥运会前夕，竟然有人直接冲进国家重要都市、安保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核心办公场所，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杀死赤手空拳的警务人员。丢人哪！
放眼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警察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国家政权，保护人民安全，主要职能就是打击和震慑犯罪的。任何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得很明确，警察就是一个国家暴力机关，他理所应当是强势的，有一定特权的。美国是全世界标榜最讲“人权”的国家，但美国的警察权威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美国，哪怕你是一个良民，但是当警察喝令你站住接受盘查时，你如果敢表示不满或辱骂警察，人家当场就可以拘捕你。你要是再敢过分一点，动作过激一点，甚至敢于跟人家发生肢体冲突，你看人家敢不敢一枪毙了你。
可是，在中国，这几年警察被各种各样的“上级”和五花八门的制度，已经折磨得没有什么阳刚之气了。国家的法律对警察权益几乎没有什么保护，而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冒充无辜群众的刁徒的保护条款，却数不胜数。宪法和刑法都规定连普通公民都有正当自卫的权利，怎么到了警察这样一个本应该是强势的群体这里，就反过来了呢？
现在，警察稍有过失，动辄撤职、开除。甚至个别地方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执法严明，对警察的处理更是超出正常幅度，目的就是为了换来老百姓说一句“好”。怪不得现在警察下了班都不喜欢穿警服，因为各种制度、法规对警察的限制和约束太多，让警察无所适从。假如警察下班时间路遇歹徒抢劫、行凶，或者坏人打架斗殴，如果你恰好穿着警服路过现场，你是管还是不管？管的话，你无法震慑和制服人家，弄不好还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不管吧，马上就会有人指指点点，搞不好第二天还会有各类媒体炒作，说你不作为。警察也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脱了那身警服跟你我是一模一样的，你以为他们就比别人厉害多少？总之一句话，在中国做一名警察，难啊！
中国的警察现在已经成了“四不像”。一个国家强力机关，放着繁忙的本职工作都还忙不过来没干好呢，又要动不动承担起民政部门的职能，搞什么形象工程、阳光工程，发动警察自己掏腰包去扶贫济困，好像警察个个都是高薪阶层似的，全然不去考虑警察自己也有家要养。弄这些额外的“花活”，增加警察的负担和压力也就罢了，更狠的是，警察被自己的上级把最基本的那点“阳根”都给阉割了。枪都给收了，你说这警察还叫警察吗？
公安部门自己解除武装，把自己给缴了械，这纯粹是典型的因噎废食。警察的领导们收枪的目的，无非是怕枪在警察手里惹事，追究其责任来丢了乌纱帽。这一方面跟领导的魄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家这种动不动个别警察出了问题，处理起来就株连九族，不问青红皂白连撤几级的荒谬制度。
警察违法犯罪就跟普通公民一样，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难道普通公民犯了法，也要一并追究处理他的父母家教不严，追究处理他的老师教导无方吗？简直是可笑之极。再说了，警察如果真的要存心违法犯罪持枪杀人，即使没有枪，他一样会用别的手段去杀人，关枪什么事？用这个逻辑，每个老百姓家里的菜刀都能用来杀人，难道说为了怕歹徒用菜刀杀人，就把全国老百姓家里的菜刀也收了吗？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中论文
论文题目：对中国贫富差距的分析与思考
学生姓名：000
学号：000
所在院系：经济管理学院
所在年级、专业：0000级 000
任课教师：完成日期： 2012年11月
对中国贫富差距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本文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持续拉大然后阐述了中国贫富差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后提出了中国贫富差距改善的措施。
关键词：贫富差距；分析；解决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经历的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从中央到老百姓、理论界，都在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人民生活总体上普遍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却比较突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等问题，被称为“拉美现象”或“中等收入陷阱”。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了《2008年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单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
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
二、我国贫富差距表现分析：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2）、除了城乡之间。
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3）、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措施：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1）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5]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2）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
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4）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6]
（5）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
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1]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 《2008年亚太财富报告》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
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
华时报，2008-08-29
[4]唐钧贫富差距：事实与原因[N]价值中国网，2010-05-23
[5]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2
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中, 绩效管理一直沿用最为传统的绩效管理方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 在近几年的使用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发现了传统的绩效考核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 一部分企业开始寻求更为科学合理, 对企业更有发展意义的一套绩效考核体系, 国有企业的改变尤为明显。目前较为流行的方法有KPI, 强制分布法, 成对比较法, 平衡积分卡, 360 度评价法等等。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影响, 这种起源于英国的方法在中国的实施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2 问题研究
郑敏芝表示, 战略性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点:
2.1 从目标导向到战略导向
2.2 从关注绩效到关注人的发展
2.3 从单向考核到组合考评[1]。对比来看, 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在执行绩效管理的时候缺少的就是上述三点。其中关注点由目标导向转为结果导向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企业能否成功转型绩效的关键。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目标导向的绩效考核着眼点并不如战略导向那般长远, 只是针对眼前的既得利益以及阶段目标来进行考核, 弊端十分的大, 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不具有帮助的作用。然而战略导向的实施, 会让企业的全体员工参与到企业的规划与发展中来, 从而实现企业的长期性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而要实施战略性的绩效管理, KPI则是必经之路。对于企业来说, 能否完美的实施KPI也是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关注的从关注绩效到关注人的发展, 这与第一点遥相呼应。关注绩效即为目标导向, 关注人员的发展即为战略性的关注企业的发展。[2]苏义林 (2010) 指出确定KPI指标要明确以下几个要点:a.指标应当比较稳定, 在业务流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KPI也不应有较大的变化。b.把个人目标与公司的整体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要用全局观念来思考问题。c.对KPI要进行规范的定义, 可以对每一个KPI指标建立“KPI定义指标表”。d.关键指标应当简单明了, 容易被执行者所接受和理解。但是在目前的KPI的应用中, 许多的企业并没有遵循以上的要点来确定指标, 甚至有些指标制定的十分随意, 这是中国企业应用KPI的普遍弊端之一。当KPI的指标指定的并不科学完美, 那么KPI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从而对企业实施战略性的管理形成一定的负面作用。王宇戈指出, 我国企业在KPI的实施中其实还存在另一些弊端。其一, 没有进一步将绩效目标分解到企业的基层管理及操作人员。其二, KPI没能提供一套完整的对操作具有具体指导意义的指标框架体系[3]。建立有效的KPI绩效管理体系就是以KPI为指标来对企业员工行为进行有效约束, 与此同时还要发挥KPI绩效管理体系的战略引导作用, 有效规范企业员工的个人行为, 使其能够更好地与企业战略目标发展相符合[4]。因此, 规范KPI的实施成为中国企业提高绩效的首要任务。在当前中国的背景下, 好多企业在应用KPI的时候显得较为流于形式, 对于员工的行为是否和企业的发展相挂钩关注甚少, 甚至并不关注, 认为只要绩效的指标已经分解完成就完事大吉, 这种是万万不可取的。同时, KPI的另一大弊端就是, 此类方法并不是对企业的所有员工都适用。一般是高层管理人员, 销售人员, 生产人员等等才适合KPI考核。而公司内的其他员工, 如工程师, 基层员工等等就并不适用KPI的考核。主要原因是考核结果不能层层分解层层量化, 即使强行将公司的战略目标分解到这些人员的身上, 实施起来也是十分的困难的。像这类员工更适合较为传统的绩效考核方法。针对以上问题, 可以从以下的几方面着手进行改进。首先, KPI设计指标首先要确定下来公司的战略, 根据BSC的思想, 企业部门KPI指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解: 成本控制类指标, 部门业绩类指标, 内部协调类指标以及部门学习成长指标[5]。企业自身的战略目标可以是强化管理, 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些机制变革等, 也可以是提高技术, 生产效率等等。主要应该根据生产, 经营管理, 内部管理等作为企业的战略重点。第二步是总结出公司级KPI。根据分解出的企业的战略, 进一步确定公司级别的战略重点KPI, 第三步就是根据公司的运营步骤和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 确定每个部门的KPI。使得每一个KPI都可以分解落到实处。具体的应用方法有鱼骨图, 应用PDCA和SMART循环来确定指标。第二, 确定好需要进行KPI考核的人员, 不要盲目的将所有员工都列入考核行列中。同时需要确定好, 需要进行KPI的员工, 他们的那些行为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发展, 企业希望员工出现哪些绩效, 不希望员工出现什么行为, 都要在KPI的制定中体现出来。从而实现公司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第三, 由于KPI一般为量化指标, 量化的标准较难以确定。公司在确定指标的时候应该将量化的程度和标准考虑进去。总之, 应该以任职资格体系为基础, 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KPI绩效管理体系, 通过薪酬制度、岗位轮换制度、培训教育制度、资格晋升制度体现对员工的激励, 不断提升员工的能力和绩效水平, 才能实现真正的战略导向的KPI绩效管理。
3 结论
绩效管理的要点是经过战略分析确立关键的要素, 再把这些关键成功要素和员工的绩效行为联系在一起, 确立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然后是对关键的流程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分解确立关键业绩指标KPI。企业在部门KPI指标体系的分析确定过程中可运用平衡记分卡的思想, 将指标分为成本控制类, 部门业绩类, 内部协调类以及部门学习成长类四大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鱼骨分析法进行深入分析, 从而建立企业部门KPI指标体系。事实上, 基于KPI的绩效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是一个战略步骤,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 企业需要各个相关系统的大力支持。KPI指标体系的确立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 有来自于企业内部的、也有来自于企业外部的, 实施过程中怎样处理这些难题和怎样对这些难点进行有力的把握对KPI体系的确立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企业必须确保整个绩效管理运作过程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及时地反馈, 才能更好地实施企业绩效管理。[5]
摘要：我国正处于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过渡时期, 此段期间企业的人员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把管理的各个模块相比较, 不难看出绩效管理对于个人和公司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公司的前景和员工个人的能力开发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因此改善绩效管理即意味着提高公司和员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绩效管理方面此前一直沿用较为传统的绩效考核模式。但随着改革的推进, 许多国有企业也开始改变自己的绩效管理模式, 其绩效管理正摒弃原有考核方式, 向着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考核方式转变, 比如目标导向的KPI已经变成分析绩效管指标的主要手段和依据。这不仅使得公司的战略目标和员工的联系更加紧密, 更可以使得员工的行为标准有据可循。但是, 目前为止许多公司新的绩效管理模块在进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 例如在KPI的实施中就碰到有诸多问题。
关键词：绩效管理,国有企业,KPI
参考文献
[1]郑敏芝, 宋延军.战略性绩效管理:组织发展的推进器[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 03:63-65, 72.
[2]苏义林.基于KPI的绩效管理体系设计[J].科教文汇 (上旬刊) , 2010, 09:187-189.
[3]王宇戈.基于KPI考核指标的绩效管理体系应用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08.
[4]张玲.KPI绩效管理体系在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新通信, 2013, 24:85.
當前劳工问题的新特点
早在200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近两年来,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职工队伍中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行为过激,对抗性加强,处理难度加大;事件的重发率高,择机性强;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地区和行业性特点突出,困难职工群体是事件的主体;组织倾向明显,一些地方出现非法组织”。事实上,进入2010年,工人维权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是经济抗争而非政治抗争。目前我国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主要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主张,针对的也非国家公权机关,而是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等经济目的。
第二,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更为复杂。早几年,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如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工厂没有代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他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而最近出现的问题,则更多的是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主要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制度等。
第三,抗争行为相对克制,没有发生较大的社会冲突。工人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冲突,大多由于有些工人因下岗而无工可罢,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一些已停工的企业采取上街游行示威等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以引起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所以经常会引发一些冲突事件。而当前的私营企业工人的抗争相对理性,主要是采取停工等方式在厂区内示威,对社会公共秩序影响较小。
第四,抗争依据多元化,从“政治伦理”到“生存伦理”。国有企业的工人维权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我们长期宣传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而私营企业工人维权依据的则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他们提出的诉求是工资太低、工作环境太差并因此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等。
“工人阶级”含义的变更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损害工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去争取所谓的“经济效益”与投资。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一方面有人以寻租手段侵占国家或集体资产,另一方面部分工人成为缺乏社会保障的失业下岗工人。而在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及新生民营企业中,工人成了生产线上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的机器人。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工人成为最弱势的一环,自然希望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的状况因两大基本因素的改变而发生了若干变化。
第一,“工人阶级”的含义在变更,身份、阶层和利益出现分化。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为其贴上标签时反而“失踪”了。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封为“工人阶级”时,这个“阶级”也因为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获得基本的认同。当然,整体意义上“阶级”的“失踪”,并不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产业工人,仍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并不以阶级的形式存在,它被学界称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
进一步考察会发现,随着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经理权威主义的兴起并制度化、私营企业的发展和部分企业的倒闭破产,作为“职业群体”的产业工人也在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完全的雇用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在具体企业中就有干部、以工代干人员、固定工、合同工、农民轮换工、协议工、临时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等多种身份的群体。这些身份的背后,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抗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制的深入推进,工人阶级的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下岗失业工人开始出现,他们原有的主人翁地位和“老大哥”身份被逐步消解。此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雇佣工人,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资方按照规定履行义务,他们就会很满足,不会提出额外的要求。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不再局限于维护已有的权利,他们有新的追求,主张新的权利,质疑资方现有规定的合理性。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已悄然更新换代。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来城市打工是为了贴补在农村的生活,很多人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比如赚了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抚养子女等。他们想回农村老家,因为他们的根还在那里。这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仅仅局限于维护已有的权利不被侵害,提出的要求也仅限于劳资双方事先商定的一些事项。
1990年代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城务工者越来越多。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就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理想特别强烈。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已登上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相关资料显示,在近期一系列事件中,策动、领导及参与的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寻找权力、资本和劳动者三方的均衡
在一个群体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在我看来,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当政者制定出明确的社会行动规则,还需要掌握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恪守这些社会规则并赋予它符合人性的内容,更需要劳动者实现利益组织化以形成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
当前中国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基本上都是劳动者用政府的法律规则挑战资方,这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中立姿态,既不站在资方的一边,也不站在工方的一边,这样得出的结果才会是合理的。不过,政府部门也应该有所作为,让劳动者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与资方博弈,不能把这视为不稳定因素,否则劳动者就可能把对资方的不满转移到政府一边,甚至挑战政府的规则。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尽快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
一种传统的思维是,工人寻求组织化保护一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许多企业要么没有建立工会,要么工会在企业中成了一种发发福利品的机构,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而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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