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增长对策

新常态经济增长对策

新常态经济增长对策 篇1

作者：李程骅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要系统认知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着力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新型城镇化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面向“十三五”及未来一个阶段，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05-06 十八大确定的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着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持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对我国持续推进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培育消费、投资和创新集聚的新增长点，将产生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一、新型城镇化开启经济发展新空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发展的立足点是提高单位空间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倒逼产业升级与城市空间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十八大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明显不同，那就是在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合理增长速度的维系下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再让速度掩盖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愈积愈多的社会风险。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龙源期刊网 http:// 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面向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将会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同时也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形成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裴长洪、李程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但总体来看，工业化仍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新”之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当代中国所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道路，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在得益于土地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集中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300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水患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李程骅：《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化推进方式，加快实施大中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战略，才有可能系统的地破解这些问题的病症。因此，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实施产业体系重构、空间布局优化，服务能级提升的战略行动。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快转变为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城镇化。总体来看，我国当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到2013年，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人口总量和消费规模均将大幅提升，特别是重点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由此开启巨大的消费空间，再造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新的强大引擎。

龙源期刊网 http://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消费不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土地、农民工及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种政策的全面纠偏，将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现代服务经济增长。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看，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敢于消费，追求高质量的消费将成为新趋势、新动向。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居民住房的结构性升级，由此带来城镇的住房需求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依据《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设定的我国总体上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假如未来有30%的新增城镇人口买房，就可新增3000万套的住房需求，由此带来关联消费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并带来流通渠道、商业业态以及消费理念与行为的变化，将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参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启动》，《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23日第1版。与此对应，新型城镇化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向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公共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产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新型城镇化在全面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又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化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量投资空间。李程骅：《新型城镇化开启巨大发展空间》，《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第7版。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搭建的载体和平台，在系统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新的“四化”同步，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的巨大的高质量的投资增长空间。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带动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的大提速，包括交通设施、电力、通信、燃气、自来水、污水处理和生态修复等，多个行业的建设投入极为可观。当前，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也是投资和消费的新平台、新增长点。前不久，针对即将实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国家财政部曾有一个大概的测算，在未来七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至少需要投入42万亿元。参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国家财政部网站2014年3月20日刊载。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四化”融合，必须坚持高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对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要有直接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写，这就要求城镇化必须坚持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市场化力量介入的“真金白银”的直接投资。对此，国家统计局曾有测算：自2001年以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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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城镇化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速的降低，即从过去服从于赶超目标的需要、追求超高速的增长，转向保持平衡稳定、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还是经济系统中的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一种均衡状态，包括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推进方式的服务业发展、城市与区域的现代化进程，都将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常态化诉求。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规划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纲领，那么顺应经济“新常态”、把握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城市转型的互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服务业增长率持续提高、结构优化以及主要城市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系统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大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活力，全面开启城镇化的创新空间。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和创新要素的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创新的载体。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尚未到达5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2014年，一产占国内生产总值92%，二产增加值比重42.6%，三产48.2%。，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在对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让这种“潜力”和“红利”形成有机的转化和互动，让城镇化、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挑战。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不能再与民争利，直接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推进城镇化，必须摈弃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等，这些系统性的举措，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促进城镇化投资的持续增长和健康运转，延长服务业的产业链。

龙源期刊网 http:// 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的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最根本的动力是持续的创新，创新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必须告别对传统的路径依赖。当前，各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已经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进行了系统的安排，进一步放松或取消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巨大的市场能量正在加快释放。刚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试点地区，鼓励试点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化机制体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体系和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伴随着试点城市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以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的重点突破，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5到10年的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具有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创新驱动之路，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失去核心驱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义就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无论是内容和形态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需要升级甚至“腾笼换鸟”，只有在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来推进生产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重构，强化新产业体系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创造产业集群的新型生态，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新要求。尤其是要注重融入互联网思维，把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与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进行有机融合。把产业结构的转型、产业集群的重构，落实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上，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企业“按需生产”，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怪圈，从而培育出系统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新生态和新的治理结构、新的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不应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应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定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主要靠现代服务业的引领，必须在准入门槛、税收政策上有大的突破，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放松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能级，还能通过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实现从“管住人”到“服务人”发展理念的转变，城市创新发展，必须在人的现代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引进一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可根据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实施人性化的户籍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强化所有城市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幸福城市”、“和谐城市”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 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批中国城市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对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新趋势、新要求，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在两个层面得到实施，一是全面提升整体的城镇化率，没有城镇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区域和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加快主要城市的转型发展的步伐，构建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城市网络。因此，国家层面对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势，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会加速提升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强化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新型价值链，全面提升我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其次，科学把握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镇产业空间新秩序。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了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龙源期刊网 http:// 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求是》，2012年第14期。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

再者，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导向，促进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协同发展体系。

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尤其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必须继续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只不过这种带动不再是传统产业的低水平转移、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而是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从而形成集中型的均衡、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

面向“十三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还必须与“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推进，实行前瞻性的呼应与互动，为“一带一路”大战略注入新的内涵，全面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质量。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型，已经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必须大力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镇治理方式的变革。要站在现代服务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世界城市体系的平台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新优势的战略行动入手，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实践国家层面的“以开放促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基本战略思路，在法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政策和人才进出等“软环境”方面，加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要加快推进经济的“去行政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去地方政府化”，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多层次的“造血”通道。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状况，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通过权责关系的划分，进一步调动各层级政府的动力。要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要素集聚的特点和规律，实施对应的人口政策。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无不来源于人才、人才资本，大城市不能无限大，但如何

龙源期刊网 http:// 执行人才落户政策、优化人才结构，确实考验城市决策部门的智慧。毕竟，对创新型企业和人才的吸引、集聚，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新常态经济增长对策 篇2

一、新常态下我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经济新增长点是指在一国、一地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能够带动整个经济或一个大的行业迈上新台阶的新兴产业或行业。根据我区实际和面临的环境条件,在大量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我认为新常态下我区有潜力的“新增长点”,分别是现代煤化工、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高端装备制造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

(一)现代煤化工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要求必须加快发展煤化工尤其是现代煤化工产业。目前,我国现代煤化工产品中,除二甲醚产能过剩外,烯烃、天然气、燃料油、乙二醇、芳烃等产品国内均产不足需,有些对外依存度还在逐年增大,而国内相关技术已经得到大工业装置运行验证,且经过了进一步优化升级,不存在技术风险。加之当前煤炭价格较低,使产业具有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只要科学布局、适当控制产能规模和项目建设节奏,不仅能增加相关产品市场供应,缓解国内供不应求矛盾,还能提升煤炭转化率,延长煤化工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十一五”以来,我区依托资源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 加快开展现代煤化工重大项目示范建设,煤化工发展布局不断优化 ,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 从全国来看,内蒙古已走在了煤化工产业发展的前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区现代煤化工的发展还面临着水资源相对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保护压力大,人才、技术储备薄弱等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新型化提升传统煤化工,选择性发展现代煤化工,多元化发展精细化工,示范性发展新一代煤化工”的思路,推动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向着持续、高效、环保、资源合理利用、产品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型化提升传统煤化工,就是在当前国内传统煤化工产能全面过剩的形势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对一些效益差、规模小、消耗大、污染重的落后产能坚决淘汰;同时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煤化工产业,促进传统煤化工产业新型化发展。选择性发展现代煤化工,就是在当前国内现代煤化工大干快上、市场风险集聚的形势下,根据煤化工产业不同的风险点采取集中布局煤制气,适度发展煤制烯烃、乙二醇,控制发展煤制油的差别化发展思路。多元化发展精细煤化工,就是在我区煤化工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深化、完善既有技术,加快产品链的延伸,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实现煤化工产能就地消化、产品多元转化。示范性发展新一代煤化工,就是大力引进、发展比现代煤化工五大路径更先进、更高端、更环保、效益更高的煤化工技术。把我区打造成为始终引领煤化工前沿技术、占领产业制高点的国家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

(二)绿色农畜产品

近年来,随着国内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同以及潜在需求的释放,我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业发展动力强劲。从需求市场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理念的普及、膳食结构的提升以及饮食文化的演进,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和健康、营养、便捷食品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追求。从发展条件看,在市场高价对绿色产品的高额回报之下,来自全区6600万亩旱作农业区和13亿亩草原的农畜产品,220万亩设施农业和数百万头(只)集中舍饲的牲畜,都不难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从战略选择上看,一方面我们国家“吃饱”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吃健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农牧业领域长期存在“增产不增收”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农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把过去“产量优先”的战略调整到“产量与品质并重和效益优先”的方向上来,大力发展现代优质高效农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金大规模投向现代农牧业及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实现效益优先,要从做好绿色、有机、无公害品牌和原产地标识即“三品一标”基础工作起步,从提高加工、包装和市场营销水平着手,着力打好绿色牌,大力拓展新兴销售渠道,建立健全不同区域交易市场和电子交易平台及特色网店等现代营销体系,积极推进我区牛羊肉、粮油、果菜、饲草料、山野货及林下产品等绿色农畜产品与消费市场的有效对接及其自身的价值兑现,培育农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通过品牌经营、市场营销,保持和巩固我区在全国的畜牧业大区和商品粮主产区地位,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加快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健全以公益性服务机构为主导、以农牧区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为基础、农牧科研单位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结合自治区各地实际,因地制宜,构建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公益性、盈利性组织相互补充、分层发展、专业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发展现代农牧业的同时,格外重视保护农牧民利益,建立农牧业产业和资源开发中的农牧民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高端装备制造

装备制造业是我区少数不依赖资源发展的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技术资金密集、市场需求大、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也面临着相对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说,把内蒙古建成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对于提升我区产业层次、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区装备制造业面临着更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必须突出特色,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领域寻求突破。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加快我区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需要坚持自主培育与承接转移相结合、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相结合,深挖市场、瞄准高端、主攻特色、再造优势。需要以我区及周边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为核心市场,以系统配置生产要素为支撑条件,以规模效应突出、带动性强的产品为主攻方向,挺起龙头、配起龙套、延伸链条、壮大规模、提升层次,实现产业新型化、高端化、规模化,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其中,需要抓住以下几个着力点:一要突出特色,做大规模。我区是国家重要的军事装备生产和科研基地,在核电装备、大型专用锻压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优势,在载重汽车、风电装备等方面也具备相当的竞争力。因此,我们要围绕市场需求,发挥自身优势,选准突破方向,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尽快在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领域实现新突破。二要立足基础,优化布局。要推进资源向优势地区和企业集中,支持基础较好的工业园区成为我区产业集聚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力争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形成几个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产业集聚的装备制造园区,为把我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奠定基础。三要做强龙头,集群发展。要继续扩大骨干企业规模,推动一机集团、北方重工集团等龙头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发展,逐步形成具有工程总体设计、系统集成、成套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同时,要不断延伸产业链,支持上游有色金属加工、钢铁等行业。根据装备制造业对关键零部件的需求,发展配套延伸加工。要支持中小企业围绕整机生产,加快模具、零部件生产,发展配套产业,培育一批技术先进、发展潜力大、配套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逐步形成特色产品优势突出、专业协作分工合理、配套体系较为完善的产业发展格局。四要创新驱动,“两化融合”。以规模效应突出、带动性强的整机产品为重点,着力提升关键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制造装备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推动我区装备制造业向先进制造领域延伸发展,实现产业整体向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方向发展,产品向基础、高端和战略性转型,工艺和技术水平向业界先进看齐。尽快提升装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将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应用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FMS(计算机柔性制造)、SCM(供应链管理)等信息化技术改造生产流程,提升我区装备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四)以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产业

我区发展云计算产业拥有土地、地理环境、能源、气候、区位、政策六大优势,从2010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云计算产业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我区云计算产业链当中的数据中心得到快速发展,对促进我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起到重要作用。纵观国内云计算产业发展的先行地区,有的是互联网产业发达,有的是软件企业众多,而像我区这样以数据中心的集聚为切入点发展云计算产业的,在国内尚无成功的案例和现成的模式可循。要实现云计算产业化发展,必须立足我区实际,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既要发挥自身优势,又要尽快补齐短板;必须在落实好《内蒙古自治区云计算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思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按照“基础先行、梯次推进、产用衔接、联动发展”的思路,加快推动我区云计算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基础先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二是夯实云计算产业基础,重视发展以网络运维、软件开发、信息规划与咨询等为主的信息服务业,为云计算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梯次推进是首先围绕数据中心探索各种服务模式,发展相关产业,实现数据中心的产业化;其次利用数据中心产业的规模优势、价格优势,吸引产业链上游的硬件设备制造商,中游的平台软件开发商以及下游的云终端、云服务企业向我区集聚,逐步实现全产业链发展。产用衔接是指产业发展与应用紧密衔接,依托数据中心优势,加快建设政府、企业、社会、行业等各类应用的云平台,通过这些项目吸引软件开发、互联网运维、云集成服务等企业入驻我区,以应用撬动整个产业发展。联动发展是指把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带动电子信息制造、软件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两化融合”、“三网融合”、“四化”同步发展,推动全区信息产业整体升级。

二、我区适应新常态、培育新增长点的政策建议

立足当前形势,着眼于做好2015年的经济工作,我认为,既要科学把握经济减速趋势的客观性,同时也要防止经济由“减速”演变为“失速”,更加注重结构化调控,在确保经济增速和就业稳定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化解各类风险,为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

(一)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防范经济“减速”演变为“失速”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转向以后的常规发展,未来我区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放缓,这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要注重防范经济“减速”演变为“失速”。一是推动结构性减税。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放宽范围并降低门槛;更好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促进研发投资增长和企业技改升级,激励更多的创业型企业发展,切实发挥税收政策效应。二是扩大有效政府投资。为有效防止经济惯性下滑,有必要以政府投资来扩大支撑和带动社会总投资增长回升。扩大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选择,应充分考虑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将投资方向主要定位于加强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民生以及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二)强化政策的针对性,积极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类风险

一是加强对房地产市场预期的引导。当前,房地产市场最需要的就是稳定预期。要加快建立房地产风险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对商业银行房价下跌的压力测试,制定分级防范的处置预案。同时,各盟市要以合适手段引导市场预期,及时根据本地区的房地产行业状况,适时适度调整本地区的调控政策,同时准确地向社会解读调控政策的变化。二是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定向扶持。小微企业对稳定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重要意义,要建立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市场化手段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三是加大对现代煤化工、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等新增长点的定向支持。可以考虑组建现代煤化工、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的风险补偿基金和专业金融机构,加强定向支持力度。四是采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落后、过剩产能的生产成本,更好地使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尽量避免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利用财税、金融政策,激励企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兼并重组。同时,按照中央要求,加快清理越权减免税和变相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处理过剩产能的同时,让真正有活力、能够成为产业升级引领者的企业脱颖而出。

(三)加大推动改革创新力度,为培育新增长点创造良好环境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增长 篇3

董双珠（1989.12-），女，黑龙江哈尔滨市，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2014级研究生在读，专业：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

摘 要：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提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创新驱动增长”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依靠创新激发出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才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所需要的新动力。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增长；新动力

一、创新驱动的内涵

创新主体将现有的，或者新掌握的知识，技能，企业战略与文化，商业模式与规划等无形创新要素与现有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物质资源相结合，通过加工，改造，整合等方式，不仅实现了新式创新要素推动旧式物质资源转型升级，而且挺高了劳动者自身的素质和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从而大大增加了人力资本的输出能力，产出相应增加，形成内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源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创造性破坏”不是简单地对表象的形态进行创新，而是从其内部进行破坏，通过打乱、重组内部要素，破坏旧有的结构，从而创造出能适应新形势的经济结构，持续不断地促进经济增长，即所谓的“熊彼特动力”。在经济新常态下，“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二、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必要性

不得不提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政府所主导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速度得到显著提高。而且它不仅加快完善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了我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长期化结果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其潜行在经济系统之中的巨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暴露出来，产能过剩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企业技术创新乏力、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现象频发，官员腐败、社会矛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叠加交错浮出水面，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最主要的是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外生即虽然我国的创新产品数量居世界前列，但大多数的创新产品技术含量都很低，即创新的先进技术都是引进和模仿的，创新的先进产业大都是加工代工型的。这种模式的技术创新基本上属于国外创新技术对我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采用的创新技术，是国外已经成熟的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因此这种技术创新的意义在于跟上国际技术进步的步伐，但不能进入国际前沿。由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是指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进行管理创新，就可能产生比物质投入对经济增长更为强大的推动力。所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内生性增长就必须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大力提高科技创新对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贡献率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将重点放在自主创新上，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人才是强国的关键。科技进步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紧密想联系，只有立足基础，提前部署，统筹全局，集思广益，从引进，吸收创新，过渡到自主创新，抢占科研制高点，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战略。

在当今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不仅包括一些前沿性的，对国家的军事等有重大贡献的创新，还包括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抑制通货膨胀，保护环境等方方面面，我们应把目光聚焦在具有重大实用价值，对国家的综合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领域，艰苦奋斗，悉心研究，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以企业带动产业，以产业辐射产业，实现不同领域之间技术，资源，信息的深度融合，加强示范作用，实现各个领域的联动发展，同时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切实将科研成果运用于具体的现实领域，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稳步发展，政治民主健全，文化空前繁荣，社会和谐有序，生态清新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全国家创新体系

过去30多年的实践表明，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的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深刻领会并且坚持落实改革创新，并把其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科技创新领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政策方面鼓励自主创新，并且着力以经济发展带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是当前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政府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坚持经济科技两手抓，在繁荣经济的同时，把增强创新能力作为企业的主要使命，以基础研究为起点，应用研究为重点，实现理论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注重科技管理的科学性以及资源利用的高效性。加强科技创新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创新环境，提高全体公民的创新意识，激发创新热情，在全社会建立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充分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活力，以集体的智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作为创新发展的养料，让科技创新在这片地域开阔，养分充足的沃土上开花结果，实现腾飞。

3.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培养经济内生动力

创新驱动型经济是新常态经济，它用发展促增长，摒弃单纯的GDP增長观，努力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主创新道路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迫切要求。在关注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创新优势，统筹全局，以原始创新为主导，协同创新为关键，同时兼顾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建立完善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及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实现经济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以政策为导向，积极投入资金，技术，资源等创新要素，由市场经济主导创新的发展方向，加快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像现实生产力转化，减少政府干预，充分释放市场机制的活力，建立市场中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的有效体系，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充分释放资源的内在潜力，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强国之路，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钟经文.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4-07-28

面对经济新常态 篇4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在11月的APEC会议上全面阐述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包括：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增速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从传统经济增长点转向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作为当代大学生，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充分认识不同以往的发展变化。认识是适应的前提。认识理解新常态，才能积极适应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深刻认识从严管治党的新要求，深刻认识经济运行变化的新趋势，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深刻认识群众需求多样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倡导清廉文化的新风气。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树立新常态下的新思维新理念。比勤奋更重要的是理念、眼界和勇气。理念的领先优于资源的领先。没有新思维新理念，就不会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高度自觉，就不会有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思想境界。只有理念领先，才能打破惯性思维，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获得改革创新的更大勇气，以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的节奏迅速提升工作水平。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消除等待观望的心态。等待观望，不在状态，虽谈不上违法乱纪，却有涣散作风、松弛纪律之弊，也是一种变相腐败。各级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从严管党治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真正在思想严起来、整改上严起来、正风肃纪上严起来，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四新”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摆脱为官不为的状态。为官不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大敌。全会对做好当下工作和谋求长远发展做出部署，成就事业需要好状态、干部成长需要好状态、凝心聚力需要好状态，当前要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等问题，切实从僵化、教条、懈怠、背时的茫然状态中解放出来，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为适应新常态、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担当新作为。

习总书记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新常态，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积极认清形势、适应形势、驾驭形势。要“转”，使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紧跟时代步伐；要“变”，在作风、精神、能力上积极适应新要求；要“干”，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奋发有为，以开拓创新、知难而进的智慧和勇气，肩负起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责任。

周围的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新常态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下，将有一批新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诞生，这些新兴企业在初创阶段，可能实力一般，但是发展空间比较大，因而更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关键要看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是否转变，如果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业就不存在多大的困难。另外，在基层，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很大，很多岗位急需大量的毕业生。在基层咨询点前，每天都有很多来咨询的学生。由此可见，在新常态下，小微企业就业、自主创业、基层就业等成为许多大学生的新选择。

学习经济新常态心得体会 篇5

学习经济新常态心得体会

**本人参加了县委中心组理论扩大学习会，认真聆听了**书记的讲座，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结合工作实际，本人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现将学习体会汇报如下：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

第一，要从昔日的ｇｄｐ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

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6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 者：杨世君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G061.2 关键词：新增长理论   知识   农业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分析 篇7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率甚至高达两位数。但是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使得经济发展模式、结构组成等不仅有了量的巨变, 更是产生了质的跨越, 如果还是拿过去的标准衡量中国经济不但不准确, 而且也不现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必然, 也是风险释放的要求, 我国应主动迎接新常态的挑战, 主动认识新常态, 如果固步自封只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一、正确认识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

新常态是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阶段性的判定, 经济现实需要我们正确认识新常态的内涵, 经济增长进人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而是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 改变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最终实现长期稳定性增长。新常态指的是一种趋势性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 经济管理的政策制订都以科学认识和发展趋势为指导, 并且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动力转换和增长速度都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根据,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要主动引领, 引领的重点在于维持经济增长、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1.环保、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巨大需求

环境保护、城镇化建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面对资源短缺的现实, 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正在逐渐增强, 人们认识到需要使用绿色无污染资源来代替高能耗的工业资源, 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已然成为具有巨大市场前景的投资领域; (2) 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增长的空间。目前,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交通、通信建设和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如我国的电机容量虽然总体上可以赶超发达国家, 但是人均占有量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平;核能发电、宽带网速等也需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但是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必须转变以往的基础设施融资管理制度, 基础设施融资应从银行贷款中分离出来, 这样才能有效促进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 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 同时减小基础设施的融资成本, 从而降低我国的总债务率。 (3) 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近年来, 我国经济增速虽不如以前明显, 但受各方面发展的影响, 外国资本还是不断投入到中国市场, 如在2014年, 国际资金直投量同比减少8%, 但是中国市场的外资投入量反而逆势增加, 并且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2.微观经济充满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形成了多种微观经济主体, 不仅有国有企业, 还有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工商企业, 它们都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蓬勃的市场朝气。在新的政策背景下,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管理有了明显进步, 一改往日效率低下、办事拖拉的弊端, 企业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很好地发挥了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比较明显, 近两年, 民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超过12%。经济政策的一再简化和放开促进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微观经济主体表现出强大活力。

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需要快速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新常态背景下, 我国提倡经济发展从能源消耗式向技术创新型转变, 这也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需要。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1) 巩固农业的根本地位, 保证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仅要满足人民奔赴小康生活的需要, 还要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速度相吻合。 (2) 大力发展工业。工业制造具有企业联产度高、资金需求量大、可以大量缓解就业压力的特点, 大力发展工业需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淘汰过剩产能。目前我国制造业虽然具备了一定规模, 但是设备制造等还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水平, 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因此亟待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 推动我国从制造业大国逐渐迈向制造业强国。

4.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处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 技术创新替代资本投入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新常态下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应着眼于积极推进科技发展, 合理借助国际创新的力量, 紧紧抓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潮流中, 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 经济质量的“加速”。

5.提高服务水准,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对于新常态下改变经济模式和改善实体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准, 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和服务业共同繁荣的时期。工业的高度发达需要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提供保障, 反过来现代化服务业也需要较强实力的工业做基础。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 促进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有机结合, 最终达到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三、结束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具高速发展的潜力, 但这个潜力需要我们主动去赢取。在当前新形势下, 亟需解决产业发展的内在矛盾, 着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保证质量效益的前提下实现中高速增长和包容性增长, 从而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所确定的政策, 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形成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薄伟康.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潜能分析[J].东南学术, 2014. (6) .

[2]刘振林.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J].经济, 2015 (14) .

新常态经济增长对策 篇8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人社工作如何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认真思考和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首先，我们要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一个认知。包括新常态的特点、新常态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新常态的持续时间、新常态是我们追求的发展状态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并不断作出调整和改变。有关新常态的特点中央概括为三点：低速增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新常态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有经济学家认为：“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由此也开始进入经济的周期波动历程。到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轮周期。2010年，进入了新一轮即第11轮经济周期”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刘树成，1996），最近一轮周期从1991年开始，历时10年，1993年以来，经济周期进入收缩阶段，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9年的7.1%。

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新一轮周期就要开始，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进一步回升的迹象，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到了8%以下。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收缩期，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经济接近衰退，日本经济低迷不振长达10年，中国经济是缘于自身周期波动的原因，即经济还没有彻底走出低谷，还是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遭到了来自外部的制约，这一问题不仅有现实的政策含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实际上，经济体量达到较高位置时，增长率下降也是正常的，因为基数大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呈现出一种“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表现为五个波动特点：

第一，波动的强度：理性下降。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高峰从前面几个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11%至15%左右。进入新世纪后，在第十个周期，峰位控制在14%。

第二，波动的深度（波谷的位置）：显著提高。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在前几个周期经常为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每次经济调整时，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均为正增长，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局面。

第三，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由过去最大的近50个百分点，降至改革开放之后的6、7个百分点。在第十个周期，峰谷落差仅为5个百分点。

第四，波动的平均高度：适度提升。1953—1978年（以1952年为基年）的26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6.1%;1979—2010年（以1978年为基年）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9.9%，比过去提升了3.8个百分点。

第五，波动的长度：明显延长。在前8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平均为5年左右，表现为一种短程周期。而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在第9、10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延长到9-10年，扩展为一种中程周期。特别是在第10个周期中，上升阶段由过去一般只有短短的1、2年，延长到8年，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②。

显然，新常态是经济周期的反映，是一个客观存在，即与世界经济周期密不可分，也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我们需要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把握规律认识规律并作出主动积极正确的决策。

其次，我们要对经济新常态对人社工作的要求有一个新的认知。人社工作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我们不仅要从政治、战略、人才、改革、维稳等方面看人社工作，也要从经济角度看人社工作，从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人力资源供给需求、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等角度看人社工作。

第三，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经济低速增长对就业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要保8，就是GDP要在8%的增速上才能满足每年1千万人的新增就业压力，现在是7，按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120万人就业的话，降低一个百分点也会有120万的就业压力产生。也有专家认为不会有那么大，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弹性系数③也在增大。

面对就业新形势，国家采取的新政之一就是鼓励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再次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政策手段。虽然创业带动就业并不是一个新的理念或者提法，但在新常态下，创业带动就业有了新的意义。每年新增注册小微企业100万个，就可以解决至少100万-200万人的就业。更重要的是只有全社会都意识到创业的意义和价值，投身创业，中国才有希望。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政策整合协同。天津的“科技小巨人计划”“铺天盖地，顶天立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关键渠道，80%的就业需要中小微企业解决，我们工作的重心毫无疑问要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创业就有风险问题，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企业的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如何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创业失败由谁买单，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否则，创业之风难以大兴。以浙江省为例：作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最高的省份，浙江省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4%，而西方国家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普遍可以达到20%。④

低增长也有一个结构和区域问题，并不是无差别的低增长。初步核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332亿元，比上年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增长8.1%。从地区上看，中西部地区增长快于东部地区，这些都预示着就业增长点的差异。

我们需要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的人社工作规律，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要继续加强与教育部门的联动，将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让他们适应社会，在精神层面树立正确的创业理念。资金支持、导师辅导、创业孵化，学校层面可以探索保留学籍的创业鼓励政策、人社部门可以调整应届毕业生政策（毕业生失去应届生身份后可能会给其就业机会带来不利影响）、增加创业就业实习补贴（让更多企业愿意接受学生实习）;

要对创业失败者实行“社保兜底”，一些创业失败者往往会遇到人生低谷，一晃几年过去，一些人会感到还是“吃财政饭的保险”，这样的例子多了，创业的人就少了，千方百计抱“铁饭碗”的就多了。我们需要探讨失业保险对再就业的作用，让失业保险金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让失业者也能够有安全感，也可以有过得去的生活保障和尊严。对于有创业意向的群体给予财政支持，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功能。

要对中小微企业实行政策倾斜。人社部门的政策要“锦上添花”，但更要“雪中送炭”。中小微企业在社保缴纳方面遇到人工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经济新常态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挑战，更有机遇，政府部门应当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改革的实践中更接地气，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向改革和转变工作作风要红利。

注释：

①②经济学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成功驾驭宏观经济，2011年06月28日08∶22 来源：经济参考报。

③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④创业成功率为何不能破4%大关——记第十三届“挑战杯”特等奖获得者陈敏洵及其团队，2014年02月18日 10∶01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02-18 作者：吴雅兰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开发标准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