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推荐6篇）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 篇1

编号：X10—AQ－02 目前，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已陆续到场，但是施工人员调动频繁，施工人员极不稳定，调入与调出人员没有登记备案，没有进行入场安全教育。签于上述问题项目部安全组向各分包负责人提出以下要求：

（1）凡在施工现场人员必须到项目部安全组备案，向安全组提交花名册及身份

证明。

（2）凡新到施工现场人员必须接受入场教育，做到随进随培，否则查出立即清

除出场，并且每人处罚200元。

（3）要求各班组向安全组提交特殊工种上岗证，[中小型机手、电气焊工、电

工、架子工、信号工]严禁无证上岗。如私自安排人员操作，不管是出现直接还是间接事故，其责任由各队及班组负责人自负。如不遵守项目部安全规章制度，造成安全事故责任由各班组自负，其事故责任与项目部无关。

（3）如各分包或专业分包负责人，未将调动人员名单及特殊工种上岗证提交安

全组，未做入场教育，项目部安全组将视为违章行为。违章操作出现事故，其后果自负。

（4）以上各条施工队负责人愿意遵守，愿意遵守本项目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愿

意遵守安全技术交底中的规定，如违返上述规定出现事故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责任自负。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 篇2

一、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存在问题分析

1. 法律体系不健全

第一, 法律依据偏颇。我国已经出台的很多行政问责制都是各地级部门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出的,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与不足, 不能在全国范围推行。第二, 规章制度存在缺陷。针对行政问责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主要都是政府规章, 与行政问责法律法规相比更具可行性与针对性, 但是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例如存在典型的通体问责主体, 主要为行政“一把手”;行政问责事由描述模糊不好界定, 操作性比较低;行政问责程序缺位, 几乎没有严密的程度性规定。第三, 煤矿行政问责相对缺失。我国目前并没有颁布有行政问责制的转向法律, 煤矿领域存在的很多法律法规, 但大部分都是行政监管与技术相关内容, 缺失专门针对煤矿安全生产领域行政问责制的规范性文件。

2. 客体范围狭窄

行政问责客体基本为行政首长。根据责任行政原则, 问责对象应该是拥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以及行政人员等都必须要承担相应责任, 并且并无等级和职务之分。但是, 就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执行现状来看, 行政问责客体基本上都是升级职能部门首长以及市政府、区县政府首长上, 一般公务人员与省政府首长并不包括在内, 行政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 容易造成问责权责划分不清, 责任追求不明确以及行政问责结果出现偏差等。

3. 问责事由局限

第一, 局限重大事故发生。行政问责是指对行政问责客体的何种行为进行问责, 包括行政主体违法违规行为和引发严重后果的行政不作为。就我国行政问责现状来看, 问责事由基本都是重大责任事故, 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不发起行政问责。此种现象在煤矿是安全生产中尤其明显, 发生重大生产事故后, 行政主要是针对行管领导干部事后责任, 以事故调查结果来处理相关负责人, 而对于技术指标、煤矿生产从采矿许可等相关的行政部门与官员并在问责范围内。第二, 偏重事后责任追究。煤矿生产中的安全事故, 往往都是由复杂的事由引发而成, 一次性暴露出中很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侧重于事故后责任的追究, 对于引起事故的众多原因经常被忽视不被追究, 致使行政问责预防与减少矿难事故成为空谈。

二、完善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实施策略分析

1. 健全法律体系

首先, 制定统一行政问责法律规范。即在煤矿安全生产领域中, 制定一部专门的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法律, 内容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对异体问责进行明文规定, 保证监督体系可以有章可循;明确行政问责范围, 对现行的范围进行扩宽, 针对不同问责领域特点制定具体的问责范围;明确行政问责客体等。其次, 完善政府行政问责规章制度。在执行全国性行政问责法律基础上, 对地区政府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进行完善, 将区域特点与全国性行政问责法律相互结合, 消除中间存在的冲突条款。

2. 规范问责主体以及责任主体

首先, 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监督机关以及煤矿等, 对于地区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个民主党派以及公民、媒体点等都需要参与进去。对问责主体进行规范, 增强其多具有的普遍性、广泛性以及多样性等, 以求不断提高行政问责结果所具有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客观性。其次, 严格落实问责对象。煤矿生产安全行政问责主体是煤矿与当地政府, 但是却不仅如此。应该按照相关规定, 对于将安全生产纳入份内必承担的责任, 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组织与自然人, 应该就是加强对其的行政问责。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与行政管理职能机构, 上到国务院下到各级政府等;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与煤矿安全生产行管的中介结构和社会组织等。在所有问责主体中,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为主要监管主体, 而煤矿生产企业则为责任主体。

3. 扩大行政问责范围

首先, 加强对重大责任事故行政问责力度。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范围, 主要包括问责客体所有违法违规。基于煤矿生产过程中将行政问责重点确定在重大责任事故上, 无论是事前领导人员、监管部门以及生产人员的玩忽职守, 还是事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对上级的隐瞒、不作为等, 都会影响行政问责效率。因此, 必须要扩大行政问责范围, 不仅要涉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 同时也需要涉及到行政主体的决策失误、乱作为、监督失察以及官煤勾结等现象。其次, 对为造成重大事故违法违规行为追究责任。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构建, 必须要打破传统问责范围局限, 不仅需要针对煤矿生产重大安全事故, 同时还包括对生产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安全生产标准缺陷以及行政人员未造成重大事故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当行为等。扩大问责范围, 进一步有效控制影响煤矿生产安全的因素, 提高生产的安全性。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必须要加强对煤矿资源安全生产的管理, 加深对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的研究, 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积极寻找解决措施, 以求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 提高生产的安全性, 降低煤矿生产事故发生概率。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煤炭资源的需求程度也在不断加大, 相应的带动了我国煤炭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煤炭行业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煤炭生产的特殊性,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造成煤炭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 因此必须要加强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本文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关键词：煤矿生产,安全,行政问责制度

参考文献

[1] .江凌, 卢申伟.和谐语境下的权力运作——行政和解制度探析.行政法学研究, 2012 (01) .

[2] .陈鹏.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意义——对当前学说及司法实践的检讨.行政法学研究, 2012 (01) .

行政问责制问题与对策 篇3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党内法规;二是法律、行政法规;三是地方政府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

在第一个层面,有关行政问责的党内法规有很多。例如,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9年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2012年修订的《党章》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违纪的责任追究做出具体规定。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因责任追究而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制度。2015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加大了领导干部问责力度,除了2009年《暂行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之外,专门规定对于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舞弊行为等也要实行问责。

在第二个层面,《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有行政问责方面的规定。

在第三个层面,全国各地都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地方政府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例如,2007年《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实施,对安徽省行政问责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2012年《安徽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对近年来各地问责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责情形进行了梳理归类,使问责情形一目了然、清晰明确,党政领导干部可以对号入座,及时矫正自身行为,使问责机制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有利于避免问责的随意性。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不足

(一)行政问责主体不全面

目前,行政问责的主体局限于相对单一的同体问责(包括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问责和各级政府对所属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而异体问责效力还未充分发挥(包括各级人大、媒体、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对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和人员的问责)。人大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授予者与监督者,因而也自然应当成为行政问责制度的最重要的问责主体。但在实际情况中,人大的问责作用被虚化了,并没有发挥行政问责主体的作用。[1]即使人大对自己任命或者选举的官员进行了问责,一般情况下也是党政系统内部处理完以后,人大才启动问责程序,人大的问责呈现明显的滞后性。真正由人大、政协、社会团体、广大公民、新闻媒体等问责主体发起的行政问责案例并不多。从行政问责制度来看,对问责主体规定的还是有些笼统,异体问责主体未能有效实施其行政问责权力(利),更未形成行政问责合力,无法弥补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机制的局限性。这种单一性的问责主体不能有效地体现政府及其官员向人民负责的理念,影响了行政问责的实效。

(二)行政问责事由不丰富

当前,我国在行政问责的事由上,主要关注公共安全事件或者重大责任事故等“急性”事由,而对那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和政策软抵抗、不执行等“慢性”事由问责力度不够大。这不利于全面有效地对问题官员进行问责。公众有一种印象:当有官员因违纪被举报时,某些部门或者官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找冠冕堂皇的开脱理由。于是就有了水利厅官员上班赌博是为了“陪女同志度过更年期”,市长吸毒被查的事实被粉饰成“身体不适,住院检查”等等诸如此类挑战公众智商底线的谎言。这种“习惯性撒谎”导致了公众的“习惯性质疑”,久而久之,干部与群众间的鸿沟就会越来越深。这种“习惯性撒谎”因其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也应受到问责,但尚未纳入行政问责体系。

三、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一)推进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形成问责合力

行政问责制应该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从实际的角度看,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具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更能对官员产生威慑作用。可以从完善人大的监督机制、加强民主党派对政府问责的权力、加强媒体问责和公民问责等多方面来改进。应当突出行政问责主体的异体性,不能光搞体内循环,要善于借助外力,刮刮痧、拔拔罐,实现体外排毒。充分发挥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对政府的问责作用,从而有效地监督行政权力,防止权力滥用。

(二)丰富行政问责事由,实现全面问责

丰富行政问责事由,扩大问责范围,要将问责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突出问责的重点,使问责更加全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成效。政府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和沉痛代价迫切呼唤对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决策问责是应对政府决策失误的制度选择。[2]官员在行使职权、作出决策或者在组织生活、公共场合中只要有对党的权威、政府形象、公民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言行举止,如面对舆情危机,公开撒谎、糊弄公众,企图蒙混过关,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欺上瞒下、夸大政绩、隐瞒问题等,都要受到行政问责。这就包括官员在决策失误、指挥不当、领导不力、用人失察以及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等方面的问责情形。

四、结语

在整个行政问责过程中,问责主体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解答公众疑惑,向社会公开问责的启动、事实的调查、追责的期限、责任的认定、追责的依据和结果等信息。只有充分公开行政问责相关信息,才能真正引入公众参与,消除公众疑虑,使问责结果取信于民,这样的行政问责才能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这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行政权力的行使者都能做到权责一致、谨慎用权,才能真正推进责任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邱实.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路径探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2):30.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 篇4

一、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作用

(一) 教育及惩罚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对于行政违法行为的否定评价, 它让违法主体 (行政机关或者是公职人员) 承担产生不利后果的责任, 使其接受教训, 防止违法行为的第二次出现。除了教育违法者本人以外, 还可以对与之相关的行政主体进行警策性教育, 使大家都自觉规范自身行政行为。

(二) 安抚及补救

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失当可能给行政相对人权益带来损害, 国家对违法行政主体进行追究, 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受害者心理需求, 化解怨气, 利于社会稳定。除了精神上的安抚, 行政问责制度用恢复名誉、撤销违法、返还权益、纠正不当、赔偿损失等办法, 可以让行政相对人受损权益得到补救。

(三) 预防和警示

国家用立法形式让各类违法行政行为都能得到应有惩罚, 可以使各级工作人员明确自身义务, 加强责任意识, 自觉依法行政, 合理有效防止行政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

二、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构建的原则

(一) 权责统一

通常权利和义务存在数量关系上的一致性, 权利同义务的对等特点决定了行使行政职权权责统一原则。行使行政职权一定要谨记落实行政职责的核心, 也就是说, 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应当坚持职责第一职权第二原则。权力同责任间属于正比例关系, 越大的权力就有越多的责任, 权力同责任需时刻保持平衡, 如果权力超过责任, 则行政职责履行势必会受到影响。

(二) 以法问责

法律责任是否定式后果, 其适用范围要以法律规范所预先设定的为准, 无依据的责任不可以任意追究。而问责主体、问责权限、问责程序也应当以法律规范要求为基础, 违法的问责是无效的。

(三) 责任追究与工作改进相结合

一方面要追究违法行政主体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也应及时纠正行政管理漏洞, 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改进工作。要知道, 仅对直接责任主体进行处罚是无法达到工作改进目标的, 一定要针对行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

(四) 既要有直接追究也要有间接追究

直接追究同间接追究要相互结合, 既要依法追究直接行为人的行政失当责任, 也要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对领导进行工作失职责任追究即是间接追究的显著例子。

三、构建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明确责任行政观念

观念的明确是责任制度明确的前提, 在法律制度规范的过程里, 一定要按照法治社会需要, 达到权利同义务、责任间的有效平衡。所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均应当更进一步更新观念, 正确履行所属职责, 以达到预期的行政效果。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法律给行政主体以授权体现出两方面意义, 其一是给行政主体以职权, 其二是给行政主体以职责。行政工作人员绝对不能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而享受法外特权。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培训, 使其树立牢固的公仆思维, 提升认识依法行政的水平, 不断增强责任意识,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二) 认清问责主体属性

行政问责的主体同行政监督主体是有区别的。行政监督主体有广泛性特点, 既包括国家机关, 也包括机关外的普通公民与社团, 而行政问责主体则主要为行政监察机关及公务人员任免部门。要明确问题主体同公民及公民组织的关系, 问责主体可以对行政违法做出直接问责, 而国家机关外的公民及组织则不能直接问责, 只能以批评、建议、申诉、检举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

(三) 增加问责范围

行政问责适用范围很广, 在法治国家里面, 承担行政责任属于行政人员职权行使过程中的必然性要求, 每一种行为都要同相应的责任进行联系, 每一机关都要为自身的失职行为负责。不管是职务高低与权力大小, 都要成为问责对象, 并承担法律责任。行政问责人员以行政领导为主, 但是却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领导, 所有的行政工作人员都应当成为问责对象;行政问责内容也应当扩大范围, 从重大事故拓宽至每一项行政工作。因为不同行政主体存在工作内容及职责权限等方面的考评标准区别, 因此在规定问责情形时, 要采用定性及定量互相结合的手段, 争取做到全面和个别兼顾, 普遍性和特殊性兼顾。

(四) 严格问责程序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 篇5

一、推进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在党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推行行政问责制, 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有效顶层制度设计。这项制度对于搞好各级公务员的监督管理, 强化领导干部的履责意识, 逐步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 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 能够提高社会管理质量。这项制度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对自己的过失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代价, 这样, 有助于各级公务员倾听民声, 体察民情, 重视民意, 通过调查研究等手段, 谨慎科学做出判断和决策, 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进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二, 能够树立公务员队伍的良好形象。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为各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 避免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 在行使权力时增强责任心, 增强自律自警意识, 增强进取精神, 树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

第三, 能够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要求各级公务员更新理念, 通过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是一门很深奥的社会科学, 要想提高管理艺术和水平, 公务员就应该自觉博览群书, 借鉴古今中外执政经验。同时, 深入基层向人民群众学习, 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

第四, 能够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官场规则, 树立“无功就是过, 平庸就是错, 占位必司职, 无为就让座”的清风正气, 对于建立、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据有关材料和媒体披露出来的例证, 各地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 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职责权限界定不清。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 导致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 在追究责任时, 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因此, 只有科学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 厘清“责、权、利”关系, 才能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使行政问责制切实发挥作用。

第二, 问责领域不够宽泛。从一些问责案例中我们发现, 有些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把“问责”过多地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 只重视对上级机关负责。与此相对应的是, 没有对党纪国法负责, 对人民群众负责。

另外, 还存在着问责范畴不够宽泛, 主要表现在仅停留在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 而对其他方面的重大过失却不予问责, 同时, 还存在着问责监督环节缺失的问题。

第三, 问责制度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经查阅我国行政问责制所适用的法规、条例, 其中不少责任标准过于笼统,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监督制约机制欠缺, 问责常常被个人印象、人为因素所左右。长此以往, 行政问责难免会流于形式。

第四, 缺乏配套制度的保障。想要使行政问责制度顺利实施, 必须采取一些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 并且这些措施必须立竿见影, 行之有效。但是在当今时期,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严重缺乏相关有力的改革措施作为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畅实施。

三、对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与建议

目前, 行政问责制尚未进入稳定的运用阶段, 所以今后必须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索和完善, 同时必须着手健全问责体系和制度, 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府责任体系, 大力塑造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 推动政府行政行为科学化、规范化, 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一, 要明确规范问责对象的范围。必须将应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客体范围具体化, 即将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纳入问责范围。也就意味着不仅仅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 更要对各级党群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

第二, 要着力拓展问责领域。各级政府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必须对纳入问责范围的组织和人员建立评价制度和执行跟踪制度。同时依据经济损失、政治影响实施问责, 将政治、文化、道德等其他领域也纳入问责范畴。

第三, 要推进问责的法制化进程。在实践中, 要完善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立法形式对行政问责的标准、程序、范围、主体逐步加以归纳整合, 实现由人治型问责向法治型问责的过渡, 进而达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目标。

第四, 要强化公民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 应该确立公民及公民团体在行政问责上的监督地位, 并通过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和保护, 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 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 对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进行舆论监督, 从而对其产生政治压力, 发挥问责作用。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书 篇6

一、我国行政领导问责制的现状

1、逐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

作为行政领导问责制处分的主要依据, 不仅有中央的《国家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 还有地方陆续出台实行的问责办法。如2003年8月, 湖南省长沙市率先推出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2003年11月, 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党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2004年5月, 重庆市推出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

在新一轮问责风暴中, 该不该追究责任, 追究谁的责任, 更多的是依据事实和有关成文规定来进行。这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方式呈现出由权利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的新态势。

2、范围和层次不断扩展。

不仅对与发生重大事故有关的部门和行政领导要问责, 而且要对虽非导致重大事故, 但由于行政权力的不正确使用而造成公共利益的隐形损失的部门和行政领导进行问责;问责不仅限于出现重大事故、损失明显的过失行为, 而且包括对行政活动正常运行、行政效能、行政效率、行政质量、政府形象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或可能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的行为。此外, 问责还出现了从追究“有过”行政领导向追究“无为”行政领导深化的新趋势。不仅“出问题”的行政领导继续受到追究, 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也有一部分被罢官去职。

3、出现了权力机关的问责。

四川省沱江污染事故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省人大对省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的执着追问, 看到了很好的效果, 而且看到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异体问责的良好开端。人大在沱江两次受污染时都组成了调查组, 检查人大决议的实施情况, 对政府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和质询, 联组审议副省长的汇报, 并对汇报提出质疑。通过这些举措, 促使政府快速解决污染问题, 敦促政府提出长效的防治措施。 (2)

4、公众和舆论在行政领导问责中的作用增大。

盖伊·彼得斯认为, 参与式民主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在于“它强调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阶段, 而不仅仅是在政策执行后抱怨或提供有关政策执行方式的反馈信息。这种积极的态度能使错误在出现以前就可以得到纠正”。 (3) 在“海宁大火”事故、“嘉禾拆迁”案、“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中, 人们都可以看到新闻媒体积极参与, 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出现了媒体和社会监督合力推进行政领导问责制的大趋势。

5、推动了引咎辞职及其制度化发展。

2004年4月, 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严格规范。《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 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 不宜再担任现职, 本人应当引咎辞职, 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二、当前我国行政领导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基础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行政问责制最初是作为应对“非典”等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进入我国政治生活的。到目前为止,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行政领导问责制概念的使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对有关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机制、问责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歧也比较大, 这种状况与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相违背。

2、缺乏异体问责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我国问责主体更多的是同体问责, 即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 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官员的问责。这其实是一种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追究机制, 问责也仅仅是个形式。当前我国缺乏的是异体问责, 即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 包括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同时, 我国在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度, 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 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行政问责文化尚未形成

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领导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一些政府行政领导对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 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应急措施, 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一些群众也没有从内心认同行政领导问责制, 主体意识不强, 缺乏问责自觉, 把当地政府推行的行政领导问责制看作政府在“作秀”。

4、问责体系存在问题

问责主体不明, 导致问责制效果不明显。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分管范围内的责任追究工作没有给予足够地重视, 组织人事部门对应给予组织处理的责任追究事项关注也不够, 大多认为与己关系不大或没有多大关系, 提起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事情或问题就往纪检监察机关一推了事。

5、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执行难。

有些单位的行政问责制, 对行政失察、失职的行为或追究事项的规定过于模糊。问责制规定:集体决定的问题造成了失误, 应追究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难以界定, 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难以分清, 其他领导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更难以把握。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1、深化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的行政文化建设, 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 高效、廉洁的行政意识。确立社会主义的行政道德。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公正行政, 清正廉洁, 勤奋敬业的行政道德。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要以民为本、强调权责一致;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在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加强对行政领导的问责教育, 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

2、加快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

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 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 (4) 因此, 需要全面推行市 (地) 级政务公开, 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积极参与是以公民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和参与”。积极推行行政公开, 解决信息公开问题。一是有赖于全国人大制定《信息公开法》, 这是解决信息公开的最根本的法律保障。《信息公开法》应该确立这样的原则:信息公开才是原则, 不公开是例外。二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定期地向社会公众发布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 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应建立公开网站、公开电话, 直接听取公众的陈述, 了解公众的意见, 强化与公众的联系, 达成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让公众有了解信息和问责的畅通渠道。四是保障媒体的采访、报道权, 因为被公开的信息主要是透过媒体报道才能为公众使用。

3、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

如果没有对政府失责的惩戒, 就不可能有对政府履行责任的保障。在推进问责制的过程中应该把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将行政领导履行责任的业绩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 使行政领导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对工作的负责结合起来。另外, 根据党对干部保护的原则, 被问责官员“下来”后, 如果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定时间, 实绩突出, 符合选拔任用条件的, 仍可以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4、健全法律法规, 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问责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 政府对人民负责是责任政府的根本要求。然而, “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利益动机、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府权力的膨胀等特性, 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政府责任保障机制, 政府是很难主动履行其承担的责任的。因此, 建立一套政府责任规范与问责保障机制必然是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 (5) 同时, 应制定一系列与行政问责制紧密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 如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行政强制行为法、国家监督法等, 通过明确责任—实施问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 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5、强化异体问责力度

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要强化异体问责, 充分发挥行政体制外部的问责主体 (特别是立法机关) 的监督、问责作用, 对行政机关形成强有效的外部压力。在各类问责主题中, 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重要的体制外问责主体。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运用其监督权力, 行使各项监督职权, 对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人大作为最重要的问责主体, 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 罢免和撤销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问责权的主要方式”。 (6) 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 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责任人引咎辞职制度等, 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