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垄断性成本调查（通用6篇）
2016年05月16日06:32 综合
制图：张芳曼
别让垄断加重企业负担（产经观察·降成本 盼实招①）
——对两省四市53家企业垄断性成本的调查
本报记者
“煤价都降成‘白菜价’了，电价为什么不能跟着降？”“为什么油价降了，物流成本却总也降不下来？”
近日，本报记者对浙江省的杭州市、嘉兴市和河南省的郑州市、洛阳市的53家企业成本状况展开调查。调查中，不少制造业企业反映，虽然煤、油等原材料价格一直在降，但一些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
企业最不满意“变压器基本电费”
“只要装了变压器，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200万元”
制造业企业多是用电大户，电费是企业成本中的一大块。
中国一拖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环保标准持续提升，用煤、用气都逐步转换为用电，用电成本逐年上升，2015年企业全年用电已超过2亿元。河南一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也介绍说，电费占到该企业生产成本的30%以上，最多时每月上交电费1000多万元。
调查中，企业反映最不满意的是“变压器基本电费”制度。企业只要装了变压器，即使不用电，也要长期交纳不低的费用。
河南一家企业反映，近两年企业有时会停产不用电，即便如此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200万元。一个月不用电、也不报停，就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600万元。” 这位负责人说，企业一年只有两次报停权限，其它不用电的时候，只能白白交数百万元变压器基本电费。
“变压器基本电费相当于装机费用，为何还要年年缴纳？即便有维护成本，是否也可以大幅降低？”浙江金杭包装负责人也反映，变压器基本电费太高，每个月要每千伏安30元。据了解，这种变压器基本电费制度规定，企业在向售电部门申请变压器安装容量后，不论企业该月是否用电，供电局都会依据装机容量向企业收取基本电费。郑州一家大型制造企业财务总监告诉记者，目前郑州地区基本电费有两种收费方式，一种是装机容量×20元/月，一种是最高负荷（不得低于装机容量的40%）×28元/月，导致企业多用电多交钱，少用电也不少交钱。
不少用电大户为降低成本，搞自备电厂。但企业反映，自备电厂需要交纳的政府性基金和备容费偏高。一家电解铝企业负责人介绍，自备电厂每度电需缴纳的基金及附加、备容费占企业电价比例为23.3%，使每吨铝成本增加近1400元。“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很多省份都出台了一些自供电减负政策，比如内蒙古电解铝企业自发自供电只收取3分钱备容费。”这位负责人说，电费成本高，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特许经营成了“只此一家”
企业要排放废水，由于特许经营，当地只有一个废水处理公司，每年最多来回收两次。企业只好把废水堆放在厂区里，严重影响正常生产
“为什么油价降了，物流成本却降不下来？”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负责人说，公司一年物流成本占到总利润的3%，高达1.8亿元。该负责人纳闷，“据我了解，物流公司也没挣着什么钱，很多时候不得不超载才能保本。”
据有关方面测算，从全国情况看，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约为GDP的18%，而美国约为8.5%，也就是说，在创造等值GDP时，中国企业在物流上的花费是美国的2倍多。在路网不够发达、离港口较远的省份，物流综合成本还会更高。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指向高速公路、铁路等具有垄断特质的行业。多家企业认为上述部门管理成本太高，希望降低高速公路收费，包括让一部分高速公路回归公益属性，“看起来政府和一些市场主体收费少了，但能够降低区域总体的物流成本，长远看对地方经济有很大好处。”
第七二五研究所负责人认为，在降低物流收费的同时，“铁老大”们还应提高效率和服务。“我们基本还是通过汽车运输，对铁路运输货物不太放心，因为出现过损坏的情况，希望能像国外一样，不同物料用不同种类的车厢装载以保障运输质量。”
一些特许经营，对企业来说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浙江嘉兴鼎美电器反映，企业每年要排放60吨至80吨废水，然而由于特许经营，嘉兴只有一个废水处理公司，每年最多只能来回收两次，企业只好用中转桶把废水堆放在厂区里，一堆就是几百平方米，严重影响正常生产。“我们去正规厂处理三废，要求爷爷、告奶奶，跟政府打招呼才能挤上去。而‘野处理厂’天天打电话要提供服务，价格只是正规厂的一半。”鼎美电器有关负责人说。
各类前置性评估、年检，简政放权后多数交给了第三方机构，看似企业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选择价格优惠、服务好的评估机构。但实践中，一些企业发现，相关部门往往有合作的评估机构。“与政府部门有合作的评估机构，评估检测通过率高，但价格也高；没有‘背景’的评估机构报价低，但很可能无法一次通过评审。这也是一种垄断，逼得企业多花钱选那些‘红顶中介’。”郑州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理顺“市长”与“市场”的关系
“抢直供电试点就像抢春运火车票一样，多数企业分享不到电价改革的红利”
“电力、物流等成本与企业息息相关，尤其占制造业企业总成本的比例很高，也是国家降成本六大‘组合拳’中的重要两拳，希望真正能够打拳到肉。”调查中，企业普遍渴望加大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来自这些领域成本的切实降低对企业减负效果会很明显。
在反映最强烈的电力领域，企业普遍建议减免或取消变压器基本电费，不少企业表示还希望尽快普及企业直供电政策。
山东、江苏等地已开始启动的直供电试点，让河南和浙江两省企业分外“眼红”。中国一拖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与洛阳热电厂仅一墙之隔，双方均有很强的合作意向，但现在洛阳热电厂必须先把电上网，一拖再从电网买电。记者从工信部经济运行监测协调局获悉，山东省2015年用户累计减少电费支出3亿多元，今年年初使用直供电的试点企业已达500多家。而江苏省早在2012年就被列为电力直接交易试点，2015年试点扩围后使用直供电的工业企业增至364家。
“浙江紧邻江苏，特别是纺织、机械等行业，两地企业成本接近。但江苏实行直供电后，用电大户成本明显下降。”浙江的一些企业表示。河南不少企业反映，大用户直供电很难享受，只有少数配额。“抢直供电试点就像抢春运火车票一样，许多企业分享不到电价改革的红利。”
“希望能够尽快尝到输配电成本下降的甜头。”湖北、宁夏、安徽、云南、贵州等第一批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日前成果落地，让还未纳入今年输配电价改革的企业格外关注。据悉，输配电价改革今年将覆盖全国一半以上的省级电网。
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看来，进行了多年的电价改革能否顺利铺开，是打破行业垄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像解扣子一样，一个扣子解开了，下边的就顺溜了。这些领域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进入形成竞争，企业反映的这些成本肯定会下降，服务质量也会越来越好。”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取核心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比如苹果公司开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极大地拓展了市场, 赢得了宝贵的商业机会, 而拒绝研发智能手机的诺基亚等手机厂商则遭遇了滑铁卢, 市场竞争优势锐减。反面例子也有, 如重庆啤酒控股子公司研发乙肝治疗型疫苗的不成功, 导致十个跌停板的惨剧。那么企业应该如何选择研发类型, 是做一个率先研发的创新型企业呢, 还是做一个跟进他人研发成果出来的跟进型研发者呢?如日本、德国、法国等率先研发高铁技术, 中国则是跟进型, 美国更是在中国之后跟进。孰优孰劣, 如何选择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大量的学者们针对企业合作R&D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Kamien等 (1992) 分析了几种不同研发竞合模式下的技术进步[1]。Katz (1986) 建立了一个四阶段模型, 得到企业R&D投入水平的纳什均衡[2]。Poyago-Theotoky (1995) 分析在企业合作R&D中, 内生溢出的存在对企业的影响[3]。Antonio Tesoriere (2005) 分析了寡头垄断市场上存在单向研发外溢的情况下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企业的研发策略行为, 并构筑结构图进行系统分析[4]。Been-Lon Chen等 (2010) 通过分析研发溢出效应的大小对研发稳定状态的影响, 发现专利可能导致较高的研发不稳定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应加强专利保护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率[5]。 张汉江等 (2008) 研究了双头寡断市场上的企业研发投资与生产产量决策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其关注焦点是研发成功率而不是技术溢出效应[6]。 方海燕等 (2008) 研究了双寡头竞争模型中, 产品差异化市场上的企业的R&D策略行为的绩效评价[7]。赵世海等 (2010) 对存在网络外部性和投资溢出环境下的企业研发行为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网络外部性, 产品兼容性以及投资溢出等对企业研发策略的影响[8]。 王健聪 (2011) 利用博弈分析框架, 分析技术溢出条件下产业内研发投入与技术选择问题, 为寡头垄断条件下企业间研发协同提供了理论依据[9]。
与以前的文献研究不同在于:首先, 本文研究的是研发投资阶段的研发投入决策和研发成功之后的生产经营决策, 没有考虑生产一段时间之后的技术溢出, 这是因为即使那样的研究也不能包括研发之后的所有阶段, 而且会涉及以后多阶段利润的折现问题, 优化目标的表达式会较为复杂, 不能突出研发决策中的主要矛盾。其次, 所考虑的技术溢出是在研发阶段的溢出, 所以考虑的是双向溢出而不是单向溢出。第三, 本文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研发成本降低幅度的二次函数的形式, 反应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的效益规律, 更加合理。第四, 本文从实际出发, 讨论在第一阶段两个企业都选择跟进研发策略的话, 意味着两者在第一阶段都没有研发的情况, 研究更具有合理性。本文建立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先求解生产经营的Cournot均衡, 并代入求解研发投资决策的Stackelberg模型, 再求研发策略类型选择的整个均衡, 并对其进行数值分析, 得到具有经济意义的结论, 可以供企业研发决策时参考。
1 基本假设
一般地, 企业i有两种研发类型策略:率先研发策略和跟进研发策略。率先研发指企业i不考虑对手的选择, 直接就进行研发的策略。跟进研发指在观察到竞争企业的研发行为决定研发、观察到对手没有选择研发后也不选择研发的一种策略。创新型企业总是选择率先研发策略, 例如苹果公司率先研发视窗操作系统, 率先研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是一个企业, 一个国家甚至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根本动力, 但是需要承受研发可能失败带来的巨大风险。而看到苹果公司推出智能手机后, 微软公司收购诺基亚、谷歌收购摩托罗拉, 从互联网进入智能手机, 可以算是跟进研发的典型行为, 相对于率先研发来说, 所冒风险相对较小, 同时受益也相对较小。那么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应该选择率先研发还是跟进研发呢?本文就是从理论上分析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
按照动态博弈的分析描述框架, 建立起企业研发类型策略选择对局的扩展型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 Late表示跟进研发策略, Early表示率先研发策略。πi (L, E) 表示企业1率先研发、 企业2跟进研发时企业i的均衡利润, πi (E, L) 表示企业1跟进研发、 企业2率先研发时企业i的均衡利润, πi (E, E) 表示两个企业都率先研发时企业i的均衡利润, πi (L, L) 表示两个企业都选择跟进研发策略时企业i的均衡利润 (i=1, 2) , 选择跟进研发策略即意味着第一阶段 (本文研究这一阶段) 两家企业都不研发。
假定市场上只有两家企业, 企业1和企业2生产的是同质产品, 在同一市场上进行产量竞争, 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的逆需求函数为线性形式:P=1-Q=1- (q1+q2) , P是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 Q是市场供给。qi是企业i的产量。
企业i研发前的单位生产成本分别为ci. 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创新降低生产成本,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研发具有外溢效应, 企业i (i=1, 2) 研发后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i (E) =ci-xi, 企业j (j=2, 1) 不研发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j (L) =cj-θixi. 其中, xi表示企业i研发确定的成本降低幅度, θi表示企业i的研发技术溢出因子。企业同时选择研发时的单位生产成本变为:ci (E, E) =ci-xi-θjxj, 企业的溢出因子满足条件:0<θi<1, 此时的技术溢出因子是双向的。
假设研发成本投入函数为二次函数的形式γx2i/2, γ>0为创新率。
2 求解研发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这是一个嵌套有Cournot产量决策的研发投资决策的Stackelberg对局, 共有四个均衡结果。下面分三个进行研究, 由于对称性, 其中一个不需研究。
2.1 两个企业都不研发
企业通过最优化自身产量达到利润最大化即进行Cournot竞争, 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求解上述博弈得到:
2.2 单个企业独自研发
亦即一个企业选择率先研发另一个企业选择跟进研发策略, 在本文分析的这一个阶段, 表现就是一个企业研
发另一个企业不研发。分两阶段对模型进行求解。在第一阶段, 企业1率先研发, 优化研发水平x1, 企业2跟进研发。在第二阶段, 企业通过最优化自身生产达到利润最大化即进行Cournot竞争。
这个Stackelberg对局中, qi为qi (x1) , 即在观测到研发水平之后的生产产量。求解得到企业1的最优研发投入水平:
和
企业1研发前后的利润水平差异为:
结论1 在产量竞争的古诺模型中, 企业1选择率先研发, 当
结论2 企业研发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下, 研发企业的研发溢出越多, 企业的研发动力越小, 研发投入就越少, 即研发溢出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
证明 由
如果企业2选择率先研发策略而企业1选择跟进研发策略, 与上述讨论是一个对称的情形。容易得到类似的结论, 此处直接给出结果:
2.3 两个企业都选择率先研发策略
同样分两阶段对模型进行求解。在第一阶段, 企业1和企业2同时进行研发, 优化研发水平x1和x2. 在第二阶段, 企业通过最优化自身生产达到利润最大化即进行Cournot竞争。
式中, qi为qi (x1, x2) 即在观测到研发成本降低幅度后的产量。
求解上述博弈得到:
和
其中,
由于表达式的参数众多, 不易直接得到分析结论, 故结合整个博弈树的求解进行数值分析, 分析见下节。
3 博弈树求解及其数值分析
按照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定义, 采用剪枝法求解, 得到以下四种结果:
①如果π*2 (E, E) -π*2 (E, L) >0, π*2 (L, E) -π*2 (L, L) >0且π*1 (E, E) -π*1 (L, E) >0, 那么两个企业都会选择率先研发。
②如果π*2 (L, E) -π*2 (L, L) >0, π*2 (E, E) -π*2 (E, L) >0且π*1 (L, E) -π*1 (L, L) >0, 那玫企业1会选择跟进研发, 企业2选择率先研发。
③如果π*2 (E, L) -π*2 (E, E) >0, π*2 (L, L) -π*2 (L, E) >0且π*1 (E, L) -π*1 (L, L) >0, 那么企业1会选择率先研发, 企业2选择跟进研发。
④如果π*2 (E, L) -π*2 (E, E) >0, π*2 (L, L) -π*2 (L, E) >0且π*1 (L, L) -π*1 (E, L) >0, 那么两个企业都会选择跟进研发。
为了使结果更具直观性, 选择其中一个结果, 对结果③进行数值分析。由结论1可知, π*1 (E, L) -π*1 (L, L) >0在
再讨论π*2 (E, E) -π*2 (E, L) 和π2 (L, L) -π2 (L, E) 的大小。假定模型中θ1=0.5, c1=5, γ=1, 确定θ2, c2的取值范围:θ2∈ (0.1, 0.3) , c2∈ (6, 10) 。
利用Mathematica软件分别对上面两个函数做出三维曲面图 (如图2和图3) 。
从图2可以看出, 在纵轴的0点以上部分满足π*2 (L, L) -π*2 (L, E) >0, 从图3可以看出曲面上所有的点都位于纵轴的0点以上部分即满足π*2 (E, L) -π*2 (E, E) >0, 所以只要图2中的取值都位于纵轴的0点以上部分且
4 结语
本文建立了基于研发投资溢出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对企业选择率先研发还是跟进研发的研发策略均衡进行了求解。通过对得到的均衡结果分析发现, 在寡头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两个企业在两种研发策略的选择时, 受到研发成本系数γi、研发溢出水平θi和企业单位生产成本ci等诸多因素影响, 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现实中不同产业的企业的五花八门的研发策略选择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相关的企业只有根据自己掌握的上述相关信息决定自身的研发策略类型。
研发成本系数与研发溢出水平之间的单调递减是保障企业选择率先研发的基础, 即研发溢出水平越高, 只有更低的研发成本才能支持企业选择研发。研发溢出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这里的知识产权保护既包括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包括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等诸多方面。换句话说, 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越到位, 企业之间的研发溢出水平越低, 企业进行研发的积极性越高, 即使研发成本系数略高一点也能承受。另一个方面,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低成本高效益的研发越来越少, 即研发成本系数越来越高, 研发越来越难, 如何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鼓励企业更多地投入研发经费成为一个需要有关方面认真思考的问题。
摘要：研究与开发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本文研究具有双向外溢效应的寡头垄断市场上成本降低型研发策略的优化选择问题。建立了从研发策略类型选择、研发水平选择到研发后产量选择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建立博弈树得到了最优产量、最优研发水平和研发类型选择的条件并进行了数值分析, 可供企业研发决策时参考。
关键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与开发管理,Cournot均衡,Stackelberg均衡,技术溢出
参考文献
[1]Kamien, Mulle, Zang.Competing research joint venture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992, (2)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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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汉江, 陈声益, 李敏.双头垄断市场中新技术研发投资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8, (2) .
[7]方海燕, 达庆利.具有R&D产品的伯川德竞争下的R&D策略的研究[J].软科学, 2008, (8) .
[8]赵世海, 幸昆仑.网络外部性下基于投资溢出的企业研发行为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 2010.
交强险推出之时打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旗号，社会公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该险种频频发难。但由于交强险的核算过程并不透明，到头来数学功底深厚的有关部门，很有可能给出一份该险种并无暴利的官方答卷。因为很显然，交强险是建立在一种“强制”基础上的垄断险种，而垄断行业的所谓成本，是不能以常理度之的。如果需要，他们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经营成本做上天，并且绝无“假账”。
道理很简单。在我国，垄断企业大都荫庇在行政保护之下，不是有特许经营的金字招牌，就是所处行业有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躺在垄断经营的温床上，谁会在乎经营成本的高低呢？如果被人诟病“暴利”，要求公示成本，那么好，就将成本提高上去。具体办法很多，可以增加原材料的成本，可以大幅增加员工收入，可以增加管理环节费用——少花钱、多办事难上加难，多花钱、少办事的办法可就多了去了。成本大幅提高后，垄断企业还会郑重其事地对社会公众说：你看，我们是市场经济，企业是要盈利的，在这个成本基础上，企业的利润是合理的。
事实上，垄断企业的这套说辞我们早有领教。
银行业近年来新增的收费项目层出不穷。银行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不收费，银行就无法对系统进行升级，客户也就得不到更好的服务。电信资费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向前艰难地走着小碎步，但高昂的话费和不合理收费项目仍然是消费者不能承受之重。电信企业于是对消费者说，没有高收费，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就无从谈起，你们的通话质量就无法提高。铁路部门也常常诉苦，票价不能涨，铁路的经营压力太大，这样难以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石油巨头据说还时有“逼宫”之举，要求发改委提高油价，理由是成本上升，再不提价恐怕要闹“油荒”。
这些垄断企业的话里话外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控制成本我们不会，我们只会提价。并且，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经营活动，看做了对消费者的施舍。原因在哪里呢？恐怕不在企业的觉悟，而在垄断本身。只要企业在行政保护下做独门生意，其成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绝对高位。社会公众要求“合理控制垄断企业利润率”的想法虽然没错，但如果垄断企业的成本一天比一天高，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消费者。即使每天开一次价格听证会，每天公示一次成本，垄断也还是那个垄断。
其实，迫使垄断企业降低成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放开行业准入，引入真正的行业竞争。如果那样，垄断企业一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成本。他们会蓦然发现，原来自己松松垮垮的裤腰带，也是要勒一勒的。而勒“裤腰带”并不需要太多技巧，在地摊上买几本管理学畅销书，也就学会了。
http://news.qq.com/a/20111202/001302.htm
2011年12月02日16:28中国广播网冯雅我要评论(10460)字号：T|T 中 广网北京12月2日消息（记者冯雅）据经济之声报道，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调查后，中国电信 今天下午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相关声明，表示将高度重视并积极主动配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并对有关价格行为进行了全面自查。
中国电信表示，通过自查，发现与其他骨干网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质量未完全达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没有实现充分互联互通。同时，在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价格管理不到位，价格差异较大。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电信目前已经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
整改方案具体内容共有四方面：
一，中国电信将尽快与中国联通、中国铁通等骨干网运营商进行扩容。二，降低与中国铁通的直联价格，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质量，实现充分互联互通。
三，将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管理，按照市场规则公平交易，并梳理现有协议，适当降低资费标准。
四，将大幅提升光纤接入普及率和宽带接入速率，五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价格下降35%左右，并立即着手实施。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今天下午向记者证实，收到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中止调查的申请，正在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所 谓“中止调查”，是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的涉嫌垄断行为，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 消除该行为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中止调查的决定应当载明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的具体内容。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对经营者 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联通声明：提升宽带接入速率 下调宽带资费
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中国联通ISP互联网专线接入业务启动调查工作以来，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主动配合，进一步深入学习了《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的价格行为进行了全面自查。自查中发现公司在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价格管理不到位、价格差异较 大。此外，公司与其他骨干网运营商之间的互联网互联互通质量也需进一步改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联通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中国联通将认真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不断完善互联网专线资费管理制度，积极配合其他骨干网运营商进一步提升互联网互联互通质量。“十二五”期间，中国联通将持续加大宽带网络建设投入，深入推进宽带网络“升级提速”工程，大幅提升光纤接入普及率和宽带接入速率。同时，公司将进一步下调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资费水平，并尽快组织实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内容摘要：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和企业边界调整。不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垄断的不同界定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演变，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对现实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和目的、法律执行、行政垄断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企业边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垄断交易费用反垄断法企业边界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反垄断法被视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经济自由的宪法”，自1890年作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美国的《谢尔曼法案》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都相继出台了本国的反垄断法，并将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尽管各国反垄断政策不尽相同，但是内容框架却具有高度一致性：禁止限制性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集中或并购的监控构成各国反垄断政策的基石。反垄断法的这些法律内容是对企业经济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判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和企业边界调整。不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垄断的不同界定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以后，交易费用范式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深入影响。经过长达13年的修改讨论，于2008年8月正式生效的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已然对中国企业的边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
垄断是“竞争的缺乏”（Fisher，1923），传统经济理论对垄断的分析总是与竞争相联系的，由于将企业仅仅视为由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函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装置），传统经济理论认定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企业行为都是“不正当行为”（反竞争行为），以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为参照系，垄断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由于没有考察交易费用维度，“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理解的企业行为便寻求从垄断角度解释，由于我们对该领域的很多现象都无知，结果频繁将这些现象诉诸于垄断”（Coase，1972）。“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科斯，转引自William Landes，1981）。威廉姆森也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由于忽视交易费用和追求效率的目的，一遇到特殊的市场现象，就从“垄断”的角度考虑，从而将很多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为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认为与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相比交易费用分析的主要特点在于：市场和企业是用于完成相关一系列交易的可供替代选择的工具；一系列交易应该经由市场在企业之间进行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取决于每种方式的相对效率；经由市场签署和履行复杂契约的费用，一方面随着与契约有关的人类决策制定者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客观特性不同而有所变化；尽管妨碍企业之间交易的人为因素和交易因素与企业之内的情况存在差异，但同样一种因素都是适用于两种情况。因此，对交易的对称性分析要求既要承认内部组织的交易限度，也要认识到市场失灵的交易根源。除此以外，交易费用分析的主要特点还包括：行为假设，主要是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生产函数；企业诸多经济活动不能纯粹从技术角度考察或归因于市场力量，而是交易双方节约交易费用的理性决策。作为区别于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的新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交易费用经济学将交易费用节约作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判定标准，并运用该假说重新审视传统微观分析视野中“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puzzling economic phenomena），使得垄断“一无是处”的观点得以矫正。
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阈内，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对垄断的分析本身存在逻辑谬误。众所周知，新古典范式中垄断区别于完全竞争的最大特点在于垄断厂商是价格控制者（price-controller），而完全竞争厂商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垄断厂商可以利用价格歧视实现利润最大化。价格歧视的本质是垄断厂商通过差别定价攫取消费者剩余，然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可以发现垄断厂商实行一级价格歧视后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构成的社会福利总和与完全竞争时完全相同，由此无法推论垄断是无效率的经济现象。面对如此自相矛盾的结论，只能放弃交易费用为零的理论假设，但是一旦引入正交易费用，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随之发生变化，新的约束条件下原本“无效率”的行为可能具有了效率含义。
将垄断定义为竞争的缺乏，则垄断程度表现为企业的市场力量，即控制价格偏离竞争价格的能力。而增加市场力量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合谋（collusion）协议和排他（exclusion）协议，前者是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合作或共同行动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典型形式为卡特尔；后者是通过施加交易条件、设置进入障碍等方式限制排除竞争对手以维持和加强垄断力量，典型如纵向一体化、纵向约束等。基于上述分类，反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也主要针对合谋性行为和排他性行为。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维度，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合谋性协议（卡特尔限定价格行为price fixing）及排他性协议（纵向一体化、纵向约束）等被传统理论视为反竞争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发现这些行为在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交易费用范式对垄断和竞争政策一直存在显著影响）。
（一）合谋性协议的交易费用分析
对卡特尔通过限定价格、产量或划分市场份额的方式获取垄断利润行为的分析几乎成为竞争经济学中“尘埃落定”的论题（Whinston，2006）。成功的卡特尔本身的形成和维持就需要耗费社会成本，而且在获得垄断利润的同时，由于价格高于竞争水平，还会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因此，研究卡特尔的重点不再是它是否存在效率损失，而是卡特尔能否形成及能否长期存在，而对此类问题的分析则需要引入交易费用范式，因为“交易费用方法富有吸引力的特征之一是，它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协议的研究”（威廉姆森，1996）。
卡特尔是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通过确定价格、控制产量、操纵投标、分配顾客、按产品或地区分配销售额、确定贸易惯例、设立共同销售机构等方式谋求垄断利润的联合组织，一个成功的卡特尔是一个能使卡特尔成员获得最大限度利润满足的卡特尔。交易费用经济学从“协议”角度研究卡特尔，认为卡特尔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协议的签署、监督和执行。由于签署协议需要对所有成员的成本、决策方式等诸多信息及相互作用进行了解，并明确防范和补救措施，给定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即使卡特尔成员公开的合谋协议被认定为合法的，该协议也只能是一个不完全合同而不是完全合同。不完全合同为协议各方留下了未明确划定的权利的“公共领域”，直接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卡特尔成员提供了谋求私利的可乘之机。以统一定价的卡特尔为例，由于卡特尔组织确定总产量和价格的原则是组织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单个卡特尔成员的利润最大化。而且由于采用等边际成本的原则在内部分配产量份额，结果低成本成员将获得较多的产量份额，而高成本成员产量份额低，酿成卡特尔内部“分配不公”。此时，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卡特尔成员便具有了违背协议的动机，因此，监督协议的实施并对“欺骗者”实施有效制裁便成为卡特尔成功的关键。监督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违反集体行动的卡特尔成员，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及不对称信息问题，有效监督需要耗费高昂的测度成本。在卡特尔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协议的实施和监督只能采取非公开的形式进行，因而对“欺骗者”的制裁也只适用于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ing）而不能求助于法院秩序（court ordering），否则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然而私人秩序又面临卡特尔内部所有成员形成“一致行动”的协调成本，因为尽管所有成员可能一致认为发生了某件违反事件，而且该违反者应该受到制裁，但是并非所有成员都愿意参与执行制裁。总之，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制约了成功卡特尔的形成，而且即使是业已形成的卡特尔也可能由于面临高额的监督协调成本而难以长期维持，如果卡特尔难以形成或很快瓦解，将卡特尔列为反垄断的范畴便无必要。
（二）排他性协议的交易费用分析
由于前述的交易费用理论已经对纵向一体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因此本节主要以纵向约束（vertical restraints）为例对排他性协议进行交易费用分析。纵向约束的本质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是介于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之间的混合治理的治理结构，其具体形式包括价格约束和非价格约束。常见的价格约束包括零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特许经营费、歧视性价格折扣等，而非价格约束则包括排他性经营区域、排他性购买（或叫排他性经营范围）、排他性销售、搭配销售等。
零售价格维持是纵向约束中最具争议性的论题，因为它同时具有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和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的双重效应。对于RPM的反竞争效应，传统经济理论已经从RPM容易导致零售商和制造商卡特尔化及设置进入壁垒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因而RPM的交易费用分析主要针对其促进竞争效应。将RPM视为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契约安排，是契约双方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目的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样就会发现RPM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零售商之间相互搭便车问题，还能有效降低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契约的履约成本。现实中同一制造商的商品往往由多个零售商经销，成功的产品经销不仅要求零售商确定富有吸引力的价格，还要求零售商提供商品展示、营销网络、广告宣传等营销服务。由于这种营销服务具有正外部性，即承担营销服务成本的零售商并不能完全获得相应的收益（不提供营销服务的零售商同样受益），因而会出现零售商之间相互搭便车的现象。RPM通过规定零售商销售商品的最低价格，有效遏制了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迫使追求更多利润的零售商增加对营销服务的投入，缓解搭便车问题。RPM降低履约成本的优势也与营销服务有关，因为制造商要求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的不仅是有形商品本身，还有围绕有形商品的一系列无形服务。鉴于有限理性和高昂的测度成本，即使零售商的行为是可观测的，其是否提供了与制造商理念一致的服务也难以被第三方所证实（比如零售商是否微笑服务，是否向消费者详细介绍产品功能和使用说明），制造商便通过RPM规定零售商的最低零售价格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并以终止契约这种“可信的威胁”保证契约执行。在这里，最低零售价格帮助零售商降低了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是对零售商忠诚执行协议和提供更多营销服务的激励。简言之，对于类似RPM这类具有反竞争和改进效率双重效应的排他性协议，需要综合权衡其利弊以决定其是否适用于反垄断制裁。
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反垄断法是在国家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主体呈现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的经验，经过多方博弈和艰难的立法进程形成的。作为一部综合的反垄断立法，反垄断法将对包括企业、个人、组织在内的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变也必然影响具体的制度安排，包括交易的治理模式的选择，改变不同治理模式的效率边界。
（一）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总体评判
《反垄断法》通过政府对经济主体垄断行为的管制以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自由竞争，改善社会福利状况。与所有政府管制一样，垄断的公共管制不仅需要社会耗费资源来建立和维护这套管制制度，还会增加管制当局与被管制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及被管制者相关经济行为交易的交易费用。包括经济主体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谈判费用、服从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交易费用会形成交易障碍，导致全社会交易活动总量减少。当然，由于对垄断的公共管制维护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了所有经济主体参与自由竞争的权利，从而为个人创业及中小企业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又具有扩大全社会交易活动总量的效应。因而，总体而言，反垄断对社会交易活动总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反垄断不仅影响社会交易活动总量，还会影响交易活动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配置。由于反垄断法普遍将纵向一体化、横向并购等科层治理模式及纵向约束、零售价格维持等混合治理模式纳入反垄断审查范围，势必增加上述交易的交易费用，压缩企业的效率边界。
（二）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具体分析
具体到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可以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和目的、法律执行、行政垄断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虽然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中国曾经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投标法》、《电信条例》等相关的竞争法律和条例，但是在制定综合性反垄断法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为此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欧美反垄断立法的成功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将合理原则（Rule-of-reason）作为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原则。反垄断法中的合理原则是与本身违法原则（Perse rule）对应的一种基本立法原则，是指对市场上的某些限制竞争行为并不必然地视为违法，其违法性视具体情况而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具体地、仔细地考察和研究相关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目的、方式和后果，权衡其竞争效应和反竞争效应，以判定其是否违法。在中国反垄断法有关垄断协议（第13、14、15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17、19条）及经营者集中（第28条）的条文规定中都体现了合理原则。合理原则避免了本身违法原则可能导致的对违反判定过于简单化、过度行政干预等的反竞争效果，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留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由于合理原则并不是一味反对限制竞争行为，而是充分考虑该行为的正反面效应，因而使企业很多竞争效应大于反竞争效应的限制竞争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从而有利于企业边界扩张。但是，该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裁量的“公正”和“高效”：公正要求执法机构不滥用自由裁量权，将自由裁量变为自由执法，提供管制“俘获”的机会；高效要求执法机构优化程序、降低调查取证成本。如果上述前提不成立，“政府失灵”可能导致本不是“市场失灵”的行为被界定为违法，或者增加正常交易的交易费用，阻碍企业实施合理的并购、集中和排他性交易，压缩企业效率边界。《反垄断法》总则第1条明确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就保护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而言，中国的反垄断法与其他各国并无区别，不同的是中国的反垄断法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立法目的。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界定，而且在第1条中与消费者利益并列，显然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包括消费者利益，可能如第15条列举的“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定义可能干扰对限制性竞争行为违法与否的判定，导致反垄断法的滥用，增加企业对反垄断法的服从成本，不利于企业之间实施有效的交易活动。
由于历史因素和中国反垄断执法职能的路径依赖，《反垄断法》在执法机构设置上采用了“双层治理”模式，即成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国家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进行垄断执法。“双层治理”模式维持了有关部门分别执法的现有格局，避免了重新建立独立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成本耗费，而且能保证反垄断法公布后及时实施。但是“三足鼎立”的执法机构设置，形成事实上的反垄断执法权分置，如国家商务部主要负责与经营者集中相关的垄断行为的执法，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的主要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国家工商总局主要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的工作。执法权分置增加了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执法过程中的“偷懒行为”，对某些垄断行为的执法会出现相互推诿，执法不力，而对另一些垄断行为又可能多头执法，执法过度。另外，低效率执法可能导致受利益驱动的当事人不积极诉讼，而是利用诉讼折磨竞争对手或从经济上拖垮竞争对手。总之，执法权分置容易形成执法机构“选择性执法”，增加执法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合法行为的交易费用增加，有碍于企业边界扩张。考虑到反垄断执法与国有企业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关系，反垄断委员会将国资委及各行业监管部门作为组成部门。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现实，可以推定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会对国有企业和存在主管、监管部门行业的企业边界带来实质性影响。
《反垄断法》中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该法的中国特色（西方反垄断法和竞争法中基本没有行政垄断条款），该法在原则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同时，还专设第五章，用第32至37条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了具体规定，明确禁止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由于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往往阻碍企业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反垄断法》对妨碍商品跨地域自由流通、限制招投标行动和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予以禁止，有利于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不言而喻，对行政垄断的限制更加有利于发挥企业作为科层治理的适应性效率、增强其内部行政控制和激励强度，从而有利于拓展企业的效率边界。
参考文献：
1.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张群群，黄涛译.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Williamson，O.E.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
3.Williamson，Oliver E.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
点评1:整改声明的目的有三个:一是用行业条规作说辞, 给主管单位一个交代并搏得支持;二是给反垄断据调查部门一个暗示, 我遵守了行业条规没错, 有错也是国家体制造成的, 暗地里用行业条规对抗《反垄断法》;三是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给反垄断调查部门施加压力。面对两大电信巨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整改声明, 发改委绝不可轻易中止调查, 将反垄断调查变成内部整改, 而应予严厉惩罚以体现《反垄断法》的威慑力, 还市场一个公平竞争的大环境。
点评2:如不出意外, 两家企业要求中止调查的申请被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意味着这场备受关注的反垄断案将告一段落。和铁路等行业一样, 电信被认为是一个自然垄断的行业, 政府对该行业实施了准入限制, 这种准入限制, 构筑了壁垒, 意味着该市场中原有的企业拥有了不受竞争威胁的特权, 使它们事实上成为垄断企业。消费者的利益来自企业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 如把企业保护起来, 那么企业的这种创新动力就消失了, 消费者的利益也就受损了。在竞争越激烈的行业, 消费者的利益就得到越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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