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一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一（通用8篇）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一 篇1

一、《乡土中国》相关介绍

（一）作者

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社会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58年曾被打为右派，罢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1945年至1952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期间著成《乡土中国》。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二）书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初版与1947年。一共由12篇文章组成。

本书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辑录而成书。书中，作者语言通俗简介，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二、乡土中国文化特点

（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人民自古与泥土为伴，靠种地谋生。“以农为生的人，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泥土是搬不动的，因而形成了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即是说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社会圈子；而区域内却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表现为对人无缘由的信任和对自然规律的灵活运用。

（二）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关系越远人情越薄。第二，公私相对，比如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家庭这两对关系中，判断国家是公是私的结论就会截然不同。第三，克己而不克群。第四，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因所施对象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不同。

（三）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乡土社会靠“礼”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礼，不同于“文明、慈善”等的含义，而是一种成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成就了人们对事物的熟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自然就形成了经验、形成了传统。靠传统过活是灵验的，“照着做就有福，不照着做就出毛病”，于是人们就从心底产生了对传统的敬畏，这敬畏使传统得以延续。不同于法律和道德靠社会舆论的外力推行，传统的推行方式是依靠内力，依靠人们心里对传统的信服。传播礼的理想方式是教化，即通过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习惯。知礼是责任，小辈如果在行为上出了不合规差错，那么长辈一定也犯了教化不到位的错误。古语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大抵就是这个道理。在乡土社会，称得上德高望重的人必对礼知之甚多。而乡土社会用来解决矛盾的方式，即评理，就是通过德高望重的“长老”对纠纷双方教育一番，说的大家都心服口服，不再纠纷。

（四）乡土社会奉行长老统治

社会继替，是指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乡土社会因其地方性，可被看作是变化极缓慢的静态社会。

长老统治是来源于社会继替的一种权力。每个人都来人间走一遭，要学礼。学习并非天性，需不怕困、不惮烦，因而要有外力加以强制。这种外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是教化性的、爸爸式的权利，即长老统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长老统治的一个实例。

三、联想及思考

用《乡土中国》中所述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可以解释我国的农民工现象。

（一）户籍问题

中国农民工流动呈现出大雁迁徙似的特点——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节和春节回到原籍。我们发现老一辈的农民工很难在打工的城市扎根，新一代农民工又因为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样难以做到彻底的迁移。

农民工流动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点，究其文化原因，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所决定的。农民自古靠土地为生，即使在现今的社会现实中一部分人弃农打工，但存他们骨子里的对土地的眷恋和务农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不仅要简单的思考户籍开放与否的合理性，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考虑，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欠薪问题

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农民工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导致的欠薪问题尤为严重。一般而言，我们将其归咎为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提出解决措施时，“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这一项必不可少。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一 篇2

我对中国的佛教建筑抱有浓厚的兴趣, 加上近来研读《佛教文化概论》, 学到了不少佛教知识, 我决定以此作为这次读书笔记的主题。

在研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后, 我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并试着作出解答:

1 佛寺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其总体布局有些什么演变

佛教产生于印度, 相传为释伽牟尼在公元前6至5世纪所创, 并于东汉明帝永平10年 (公元67年) 由西域僧人传入我国。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建造了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引自《中国寺庙文化》) 。由此开始, 佛教建筑在中国整整延续了18个世纪而没有间断。

《魏书·释老志》这样记载白马寺:“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 从一级至三、五、七、九”。所谓“依天竺旧状”, 应指的是有一座“塔”, “重构之”指的是多层楼阁。这就是当时佛寺的主体。和后世的楼阁式木塔一样。佛寺早期, 它只是一座塔, 带有浓郁异国色彩。

南北朝时期, 国家动荡, 僧人参政, 统治者有意识的利用佛教统治人民。这时佛寺建筑有了大发展, 演变出了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东汉以来的浮屠祠式, 规模日趋庞大, 以多层塔为中心, 围置廊院。《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汝南王曾在东汉灵台顶部建造砖塔, 改为佛寺。二是利用或改造府第为寺院, “以前厅为佛殿, 后堂为讲堂”, “王侯第宅, 多题为寺”, 此类佛寺是典型的中国建筑。

是否这两种形式在今后并行发展了呢?历史证明隋唐时期的佛寺极少有以塔为中心布局的了, 或寺旁另建塔院, 或建双塔, 或塔阁并峙, 可能都是过度形式, 大量而典型的布局多受唐初道宣和尚所著《戒坛图经》的影响——前殿后堂, 围以廊院, 正面山门, 四隅角楼, 两侧小院。塔的地位渐从中心到侧, 再到后山, 甚至被抛弃。这样的演变应如何解释呢?

这要从塔的最原始作用说起, 塔最初是为存放舍利而建, 作为陵墓性质的塔自然是寺的中心。但人们想见到佛, 而不能满足于对着一个藏着佛的舍利的建筑祈祷念经, 于是佛像产生并越造越高大, 进而代替了塔的地位, 佛像需要建筑来遮风避雨, 于是容纳佛像的建筑被越来越重要。中轴线上的天王殿、大雄宝殿, 都是容纳重要佛像的建筑, 从保留下来的佛光寺大殿的规模气势就看得出此类建筑在佛寺中最重要的地位。

另外, 楼阁类建筑也广泛被应用。佛寺高阁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独乐寺观音阁及乐山大佛那已损毁的楼阁。高阁出现在寺院建筑的格局, 是和佛教中的密宗信仰的兴盛有关的。

密宗, 出于古印度后期佛教密教, 唐开元初传入, “信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经藏, 讲求即身成佛、快速成佛。”据其信仰, 修法需筑坛——“曼荼罗”。坛上供奉多种佛及菩萨, 且是高大站像。 (引自《中国建筑史论文集》) 这种功能要求促成了建筑空间的变革, 逐渐形成了以高阁为主体的平面布局形式。

高阁在寺院中的布局主要有: (以下引自《中国建筑史论文集——唐宋高阁建筑》)

(1) 高阁居中:高阁占领佛寺正殿的位置, 形成一种新的寺院空间。

(2) 两阁对峙:东西二阁对峙是一种很普遍的格局。唐诗中有“双楼夹一殿, 玉女侍玄元”的诗句, 除此之外, “双楼夹一阁”的布局也很多。

(3) 三楼相连:敦煌壁画出现了不少三座楼以阁道相连的处理。立面上三楼都是正立面朝前的, 不同于两阁对峙中的侧立面朝前。但此种形制未留下任何实物, 只见于壁画。

(4) 三门之制:山门, 唐又称“三门”或“中门”, 多为楼阁式, 对日本建筑有很大影响。

(5) 其他建制:如角楼、钟楼、经楼等。

唐代佛教建筑中楼阁建筑发展较快, 不仅代替了塔的位置, 也对寺院建筑布局建制有较大影响, 产生了多种布局方式。

宋代以来, 轴线位置上的阁常常置于大雄宝殿之后, 虽地位不及唐时显赫, 然而常以其宏大的体量、精巧的结构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赞叹。《石林燕语·癸辛杂识别集》载:“汴城楼阁最高而见者, 相国寺资圣阁”即相国寺之后阁。

综上所述, 佛寺的基本布局演变可概括为:从“独塔”走向“前塔后殿”再走到“前殿后塔”再到“前殿后堂”然后是“前阁后殿”最后到“前殿后阁”。

2 为何唐代以前的佛寺保留下来的极少

或许这也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翻阅资料时, 看到梁思成先生苦苦寻找唐朝时期的木构建筑, 看到日本人叫嚣研究唐代木构建筑只有去日本时, 我想日本的木构建筑正是唐代从我国传入的, 他们保存下来的只有唐代的建筑并不奇怪, 可是为什么木构建筑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国, 留下一栋唐代以前的建筑如此之难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翻阅了一些书籍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等) , 找到了一些解答:

(1) 当然根本原因应当归结于木结构本身难以持久存在, 木材是有机物, 由于易燃、易腐蚀难以长久的保证不坏, 许许多多木构建筑或是被大火烧了或是遭到虫蛀随着一场地震轰然倒塌。我们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建筑, 很多都有遭遇火灾并屡次修复的记载。所以, 以木材为材料的佛寺建筑, 难以保存。

(2) 但仅仅由此解释似乎不够深入, 或许可以从政治角度找到一些答案。中国历朝历代更叠总是遵循不破不立的原则。于是要么迁都, 要么就烧房子。最为惋惜的是那楚霸王项羽把三百里阿房宫附之一炬。或许许多包括佛寺在内的建筑就是因为妨碍了新统治者的统治而惨遭厄运吧。

(3) 佛寺本是可有可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 只是被作为统治工具而传承了下来。但当其过度发展, 甚至有损统治者利益时, 必然会遭到封杀。《唐会要》卷四十七记载辛替否上疏:“今天下佛寺盖无数, 一寺堂殿, 倍陛下一宫, 壮丽甚矣, 用过度矣, 是天下资财而佛有七八。”可见建寺之奢靡。在唐武宗时期, 曾拆除天下寺院四万余所, 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后来, 五代末年, 周世宗大举灭法, 又废天下寺院三万余所, 从此隋唐佛寺一蹶不振。

或许正是以上原因造成了我们缺少唐代以前建筑的现状。

以上是我在看过一些相关书籍后, 总结出的对中国佛寺建筑较为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一方面记录研究, 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文中推理如有不妥之处, 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3

正文结构：

一、作者简介：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写作背景

2、主要目的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2、文字下乡

3、差序格局

4、家族本位

5、礼制秩序

6、乡土地缘

四、《乡土中国》中的乡土社会中统治方式

五、《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一、作者简介：

1、费孝通（1910~2005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背景：《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

（2）、目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在当时,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

（2）、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四）、家族本位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5）、礼制秩序

乡土中国既不是靠统治者的恣意来统治的人治社会，也不是像西洋通过普遍的的法律来维系社会的法治社会，中国是一个靠传统礼俗来维系其基本秩序的“礼俗秩序”。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对称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治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俩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母的是在配合人们得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于礼是主动的。礼是可是为人所好的，所谓“富于好礼”。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正确，只是主动的服从于成规罢了。礼治可能必须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威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他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六）、乡土地缘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儿谣里 “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意义。血缘和地缘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中国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聚了，那是因为社群需要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逼着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耕地。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他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勇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地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都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在订立契约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紧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四、读费孝通在下面几节里主要讲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统治进行方式。

（一）在“无为政治”里。费老总结论权力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冲突和剥削统治产生了权力，一种认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分工产生了权力。一个来自于暴力，一个来自于契约。费老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同时存在，前者成为横暴权力，后者称为同意权力。接下来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这两种权力都很微弱，因为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剩余价值不多，横暴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被陈胜吴广之流推翻；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所以依赖社会分工存在和壮大的同意权力也很微弱。最后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维持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依我的生活体验，中国农村的权力基本上还是以同意权力为主的，因为上面说到“礼治社会”，所谓“礼”难道不是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协调达成的一致吗？乡绅和长老们的调节纠纷的权力和威信，不是同意权力吗？

（二）在“长老统治”里，费老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它产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Paternalism。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是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是基于血缘事实和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必须遵从长辈的意愿，以适应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社会，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父母并不从教育孩子这件苦差事上面得到实际的好处，父子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孩子们受到的教化是全方位的、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而且教化的权力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又扩大到成人之间，这就是长幼之别，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长幼分得这么清楚，兄弟姊妹叔伯，每个前面都要加一个数字“大哥”“三姐”“二叔”，相比之下，英语中只有brother、sister、uncle等。

（三）在“名实的分离”中，费老又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与教化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不同，时势权力产生于社会变迁。哪个占主导是由社会变迁的速率决定的。如果社会的变迁速率慢得和社会继替的速度相同，那么就没有革命的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社会变迁被父子之间的更替消化掉了。但是社会变迁快到社会继替消化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旧的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加速的改变和革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时势造英雄”，由有才能的人出来充当文化英雄或者政治英雄，推动社会向前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苏俄的专制统治和沙皇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横暴权力，而前者是时势权力，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带领苏联国家和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这样也可以理解英国为什么可以不流血的实行各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就在于社会的领导者可以及时顺应社会变迁和历史潮流，所以不致发生流血革命。

回到乡土社会，“中国思想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是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相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儒家经典只有那几部，但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诠释版本，一代又一带人对经典做着自己的诠释，经典诠释著作要比经典多得多。形式没变，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中国人虚伪的劣习也由此而来，因为长辈和经典的权威不可侵犯，只有通过歪曲解释和阳奉阴违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就像费老说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

五、《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4

有人评论的好：“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却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恐怕已经很难有哪本书能够像《乡土中国》一样，将中国底层的乡土社会进行如此细致而又深刻却又通俗易懂的描绘与分析了。虽然此书写于几十年前(1947年出版)，但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乡土中国》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找到共鸣。

费孝通在这本书中对我过底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描述，相信所有中国人在读完此书之后都会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感，而后微微一笑。费老虽然一再强调，这本书只是适用于对于底层的乡土社会的描述，可是，城市人不都是由农村人发展过来的吗?如果他们的上一代不是农民，那么他们的上上一代也一定与农村与土地有过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5

首先，它面对的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通过社区调查追究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在一个靠农业起家的国家，农村占据绝大部分的领土，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回到以前，按费孝通老前辈的意思说，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生于泥土、长于家族、教于礼教的社会。虽然那里有现代人看来尚未开化的“愚”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私”，然而这的确是一个无为政治下的太平这会。其次，它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发展做了一些暗示，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缘会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等。

一、乡土本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的相对剽悍、豪放，南方人的相对柔弱、婉约，这与北方平原的旷荡和南方山水的缠绵是分布开的。土地养活着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和土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节。土地之于乡土社会就如同水之于鱼，离开了它就不能生存，土地与人的完美结合也培育出了五千余年古国古的农业文明，如此互利双赢的买卖，又有谁舍得丢弃了呢。在在物质生产能力极不发达，靠天吃饭的年代，拥有土地的心情，我不知该如何去描述，我想那就和今天处于小康社会的心情差不多吧。于是，与其说乡土社会的人不舍得土地，不如说土地束缚住了乡土社会的人。于此同时，乡土社会有了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土地的固定性征服了人口的流动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了一个环境内人们彼此熟悉的社会。我想正是这种惯于熟悉的环境而形成的惰性让乡土社会与现代充满着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阻碍了中过的现代化。

二、文字下乡

在两篇论文字下乡中，费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阐述了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中的不必要性，而这不必要性正是建要立在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部非常熟悉的乡土社会。

文字与语言比较，依费老当时所言，文字适于间接传播并且有产生歧义的毛病，而语言则适于间接传播。我们就当代来看，语言在现代可以通过语音设备进行长距离的传播部分取代文字长途传播的功能。乡土社会在空间上因土地的限制而不会太大，并没有使用文字传播的必要，又因为彼此之间以及彼此对环境尤其是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熟悉，语言传播减少了相当部分的歧义;再从时间上来看，我认为语言更有适应环境小范围变化的可变性，因此用语言比用文字在同代和代际之间传播更具时效性。在乡土社会语言是优于文字的。

关于乡土社会中人“愚”的问题，肥老的解释是，乡下人并不愚，愚是学习能力问题，而乡下人不识字只是知识积累问题，乡里人也有城里人不知道的知识。由此我的感想是：在社会发展，乡土的封闭性被打破的必然趋势下，文字下乡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并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是，而是当局如何抓住时机，提高文字下乡效率的问题。

三、差序格局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我看来并不是指社会的冷漠，而是指乡土社会中合作的状况，在左邻右舍关门不见开门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天地里，怎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呢?乡土社会确实是一个“私”当头的社会，人们都以“我”中心，考虑与人交往营建生活圈子，赚取社会资本。这一切的根源我认为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自然是因为自给自足，虽然交换在小范围内存在，但人们的生活大多依赖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合作则多在自家土地上自家人之间产生。要强调的是，在物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年代，一心忙于自家的生产而无暇顾及他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费老把差序格局和传统格局对比，突出了西方社会的合作分工细致、权利义务分明与中国乡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鲜明对比。

四、乡土社会价值体系

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乡土社会虽然范围小，但它毕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有着它独特的价值体系。就私人而言，有维系私人的道德，就社会而言，有礼治秩序、男女有别、无讼等观念。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6

它不像我以为得那样生涩难懂。文中常有生动的实例，如“文字下乡”一篇提到，教授的孩子虽在学校成绩好，被夸聪明，但与乡下孩子在一起捉蚱蜢时，却远不及他们灵活敏捷，这有力阐释了一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与个人所处环境的需要有关，乡下人也并非愚的道理。

它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远离生活。“差序格局”一篇中提到“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想想自己的生活，的确拥有与自己关系远近不同的人形成的如“波纹”般的交际圈。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办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通过此书我也了解到，作者费孝通先生，原来是这样一位富有勇气与探索精神的开拓者，着实令我敬佩不已。

在这本书中，还有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土社会这种中国人民世代繁衍生息形成的固有结构，是保存还是被改变……大概会引起很多人的沉思吧!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7

所以一遍读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又从头读了一遍。这一遍我慢慢感悟到了这14篇小论文之间的关系，也在脑海中慢慢搭建起了这种“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体系”。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费孝通先生提到这本小册子不能说是完稿，只是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我想，如果非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用先生常在书中提起的一句――“生于斯，死于斯。”

这句话乍看只是个表面现象，为何用它来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呢?且听我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

首先，“生于斯，死于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横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自出生起就定居在一个地方，所见之人、所遇之事皆是熟悉的;二是纵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且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不会搬迁。这是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安土重迁，也可说就是“乡土”一词的来源。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理解先生提出的各种概念观点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

譬如先生所论述的文字下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横向上看，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文字是间接的说话，那么既然可以面对面用语言直接交流，又何苦多此一举来用文字呢?甚至连语言有时都显得累赘了，在熟人中，我们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指石相证”。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紧跟着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季节与季节的变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代如此。“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粘着，时间里没有阻隔，个人的个别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须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这样的社会里，记忆是多余的，记录也就跟着多余，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了。

又如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就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从横向上看，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事物都很熟悉，而从熟悉里得来的个别认识就足够他们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这样的个别认识我们称之为经验。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不大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于是经验得以累积和传承，成为了传统。传统足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人们于是对传统产生敬畏，毕恭毕敬地依着传统行事，礼治也因而得以维持。维持礼的力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传统规则的服从，并且慢慢将这种服从内化为了自己的习惯，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克己”，而非“依法”了。

也正是因为传统的权威性和人们对传统的崇拜，乡土社会的生活可以看作是接近于完全由传统所规定的。先生于是提出了一种发生在这样的社会里的权力――长老权力。长老权力并非政治权力，而是一种教化权力。就如前文所说的，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里，环境总是代代如是，年幼者正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年长者已经遇到过的问题，年幼者总可以通过请教年长者来解决问题，年长者也就因此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了。

无论是从横向上理解还是从纵向上理解“生于斯，死于斯”这句话，我想都没有词能比“熟悉”与“稳定”更好地概括它的直接结果了――从熟悉里得到信任与经验，在稳定中形成传统与教化，这个“熟悉”与“稳定”就是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之基础了。

乡土社会虽是“熟悉”而“稳定”的，但并不代表它是完全静止的，只不过它变化得很慢，慢到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正是这样安定的社会以及从中衍生出的长老权力，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变迁方式，作者称之为“注释式”。长老权力不容反对，“注释”维持了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了变动的内容。如此一来，名实分离，既尊重了传统的权威，又满足了变迁的需要。

至此，我不过是照着自己的思路，拣了一些内容谈了谈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当然也可能存在偏差，顶多算是我自圆其说解释自己为什么用“生于斯，死于斯”来回答“乡土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生于斯，死于斯”不仅仅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表面生活状态，更牵扯着文化传递、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等一系列社会要素。

仅凭上文的论述，书中的许多内容我无法一一详述，理解上也很浅薄和局限。例如上文所述“礼治”的社会规范，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结构以及依着社会结构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这个角度来理解。先生提出了一个形容乡土社会中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即使是在“生于斯，死于斯”这样熟悉而稳定的社会中，其内部的联系也并非均匀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一个差次，也就是伦，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推开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每条路线都系着不同的道德规范，遵守这种种规范就称之为“礼”，所以这个“礼”说得具体些便是指伦理纲常，再具体些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孝”“弟”“忠”“信”等一系列的道德要素。因而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克己复礼”了。

《乡土中国》自1948年首次出版至今已有整整70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裹挟下，乡土社会一直发生着变迁，许多东西随之消逝，也有许多正在兴起。一方面，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丰富多彩，充满挑战、机会和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人们。山里的孩子渴望随着读书声飞出大山，从小以泥土为游戏的孩子正努力用笔替代锄头，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追求向往的生活。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农民工问题、拆迁问题等种种问题。无论是自愿走向城市，还是被迫与土地分离，乡土社会都渐渐地被人们抛在了越来越远的身后。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曾经的田野矗立起了高楼，即使在仍然以农为生的地方，通信、公路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也已延伸至此，手机、互联网、智能终端在乡村得以普及。文字下乡、法律下乡、国家机构下乡成为常态，意味着“无为而治”“长老统治”等等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与意义。我们最终从礼治走向了法治，从血缘走向了地缘，从欲望走向了需要。

只是蓦然回首，人们又纷纷开始感叹起乡愁。上班堵车时汽车的尾气让人们怀念清晨新鲜的空气;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怀念“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变幻莫测的世界让人们怀念与泥土为伴时安定而平和的日子;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让人们怀念熟悉温暖的面对面社群……可惜，即使是集体式的回望与怅然，也注定阻碍不了由每个人共同推动的社会变迁。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意味着陷入了市场的怪圈，故乡却已成了回不去的地方。终于，“生于斯”不过是上天注定，而少了“长于斯”，“死于斯”也只剩可怜的一点乡土情结了。

毋庸置疑，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正在瓦解，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思想皆在变化。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偶尔怀念过去也无可厚非。惟有不忘来时之路，方能实现未来之梦，从不停歇的前进是不合适的，就像现在，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人情淡漠的问题恐怕还需我们停下来从乡土社会中去悟得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正在走出乡土，《乡土中国》一书也永远闪耀着它的价值，呼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之对话。

因为是作业，写的确实有些冠冕堂皇了，所写内容也参考了很多文献，不过还不至于虚情假意，对先生的敬佩也是发自内心的。

尚未读这本书之前，书的名字丝毫没有引起的我的兴趣，听起来就像是介绍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这般。读后，却令我有些激动了，写得真实、深入，如果没有一双“慧眼”和怜悯之心，一定写不出这样的书。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 2 篇8

费孝通（1910~2005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