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管理

司法行政管理（精选8篇）

司法行政管理 篇1

今天召开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 ： 贯彻落实 各级 政法 和 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xx年 工作，表彰先进， 签订 责任书 ，安排部暑 20xx年工作。

20xx年 全市司法行政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和 市委政法委 的正确领导下， 在黄冈 市局 的精心指导下， 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 、 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 全会 、系列讲话 和各级政法、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 ，紧紧围绕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法治武穴建设大局，突出社会稳控、司法为民和队伍建设的工作重点，强化 职能，开拓创新， 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20xx 工作亮点 有： 1、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得到上级充分肯定。 20xx年经考察学习、选址查看、提出方案、协调筹备等，我们在体育馆建成全长100余米，由主题牌和32块铝合金边框展板构成的“法治文化长廊 ”，在沿江大道、科技街建成东起武穴市人大办公楼，西至武穴市农业银行，全程长1400米，在沿街电力电线杆上安装的64块宣传牌构成的“武穴市法治文化示范街 ”。在黄冈市“六五”普法总结验收中，得到上级充分肯定，并组织申报了全省首批法治文化示范点。 2、探索创新了异地法律援助协作新机制。 经多次专题调研、多方协商沟通，20xx年1月份，我局与温州市鹿城区司法局、温州市武穴商会共同设立了“温州市武穴商会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年共接受我市外地务工人员电话咨询或网上咨询30余人次，办理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案件12件，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 3、强力推行了法律顾问全覆盖。 认真贯彻落实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开展“一社区一 律师,一村(居) 一法律服务工作者”工作。在全市290个村、51个社区、100多家体制内单位、40多家企业实现了法律顾问全覆盖。 4、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有成效。 田镇司法所按规范化司法所建设，已投入30余万元，面积157㎡，去年底已搬进办公。大金司法所继花桥、大法寺司法所后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司法所，陈连洲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5、 维稳工作有社会影响力。 每月26日定期组织律师和局班子成员参与市人大组织的市领导信访接待日活动;组建涉法涉诉律师顾问团，组织法律工作者、局领导参与市里重大群体事件的调处，如参与梅川高中学生触电身亡案、梅川二医院和市肿瘤医院医疗纠纷案、哈尔滨农民工讨薪案等重大案件的调处。 全市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纠纷 1347件，成功1320件， 成功率达98%，摸排纠纷457次，预防纠纷394件， 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维稳社会效果明显，20xx年我局被评为黄冈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胜单位。6、制作了首部社区矫正工作专题宣传片。 为进一步宣传社区矫正工作，武穴市司法局联合武穴电视台制作了首部社区矫正工作专题宣传片——《在社区服刑》。该专题片共分为由谁监管、如何监管、安置帮教三个部分，时长约15分钟 ， 主要展示社区矫正工作全过程，并于4月11日——14日连续4天在武穴电视台综合频道、资讯频道《平安武穴》栏目播出。让全市群众和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矫正制度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 同时完成了16名特赦罪犯评审报请工作，法院100%接受裁定。7、 成功 开通官方微博 微信。 为加强 司法行政工作的 宣传，着力打造新媒体宣传平台 ，在原建立司法行政门户网站的基础上，成功创办开通了 公众微博微信号。截至目前 与官网同步， 已编发微信 9 条 ， 微博 52 条 ，有效扩大了司法行政工作影响力 。 8、顺利完成首批人民监督员聘任工作。 按照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和上级部署，经系列程序和初步核审，12名人民监督员正式成为我市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选任改革试点工作后首批人民监督员。8月22日举行了履职宣誓暨初任培训，标志新任人民监督员正式履行监督职责。 9、优化美化了机关工作环境。 修葺了危墙、修整硬化了道路、刷新了楼道墙面、加盖了防漏瓦，打造整洁安全的办公环境，提升了机关整体形象。10、扎实开展精准扶贫中心工作。 从8月份开始，积极响应 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 要求和部署，选派工作队，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大法寺镇西畈村、游亭下村和张秀九村，开展入户调查识别、走访慰问、制订帮扶措施、谋划脱贫产业。

20xx年工作存在的不足是： 1、法律援助窗口“临街、一楼”的要求未达到。 按照上级要求，法律援助窗口要“临街、一楼”，黄冈市其他县市都已做到，目前在黄冈市只武穴未实现。 2、 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建设滞后 。 按省社区矫正局要求，社区矫正场所设施要集接收报到、入(解)矫宣告、集中教育、心理矫治等集中教育矫正场所，内设办公室、警务检察室、宣告室、教育谈心室、心理咨询室、档案资料室等功能区域。尽管我市社区矫正整体工作去年黄冈市局年终检查排第三位，特别是监督检查、沟通协调、文书档案是工作亮点，但教育矫正场所建设目前滞后于其他县市，如浠水县心理咨询室已率先获得授牌的省级达标心理咨询室，蕲春县已列入第二批验收单位。 3、档案未完成“省一级”复查。 黄冈市去年有5个县市司法局通过了档案省一级审核，由于前几年一直因新建办公用房的原因，迟迟未参加档案省一级复查。 4、开拓创新还不足。 我们的工作前几年在全国有影响，如大金所被评为“全国先进司法所”、道交会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去年我们的工作开拓创新不够，有影响的特色、亮点不多。

20xx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 指导思想 是：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重要讲话及省市司法行政工作部署， 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 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常态，把 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 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信心、发挥职能、释放动能，全面提升司法行政工作能力和水平， 为实现武穴“ 现代港城、 创新 强市、城乡一体 、生态武穴”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20xx年重点要抓好的工作概括为 “五个切实”：

一、切实做好各类风险预警和防控。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首要任务，作为司法人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对社会矛盾、特殊人员、敏感案件的风险预警、防控和处置，当好平安武穴的建设者、捍卫者、实践者。 一是筑牢人民调解维稳“防线”。 加大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和工作指导力度，不断调整、充实、壮大人民调解员队伍;继续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服务大局和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推进人民调解案件“以案定补”制度;适时召开一次人民调解专题工作会，总结经验，推广做法;开展“金牌调解员”和“优秀调委会”评选活动;年内完成各类调解组织调解纠纷1500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7%以上。 二是构筑特殊人群管理“界线”。 规范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衔接、管理、教育、考核奖惩等环节，不断健全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审前评估、分类矫正以及考核评估机制，在减刑、解教等奖惩制度建设上实现突破;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基地以及公益劳动基地建设;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维护，发挥实时监管功能;认真做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 三是设立办理敏感案件“底线”。 加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重大敏感案件指导，不能为胜诉“创收”目的，误导、指使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激化矛盾。要始终把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放在第一位，竭力维护社会稳定，守住政治安全“底线”。

二、切实履行法律服务职能。 要按照市委“现代港城、创新强市、城乡一体、生态武穴”的发展定位，紧紧围绕“黄冈率先，全省争先，全国创先”的工作标准，适应发展新常态，积极主动履行法律服务职能，努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组织引导法律服务。 加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工作，做好“一社区一律师,一村(居)一法律服务工作者”全覆盖工作，力争做到质效合一;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争取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大力推广“社区律师”、“网格律师”，做到“零距离”服务;积极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主动参与化解社会矛盾、涉法信访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做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统一。 二是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管理。 要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律师工作会议精神，为法律工作者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加强日常监管、年度考核、机构准入管理，做到机构合理配备。 加强法律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清理整顿法律服务市场，规范执业行为; 三是推进法律援助便民工程。 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法援窗口的功能作用，努力做到群众申请法律援助能及时就地解决;继续加强和工、青、妇、残等社会组织的联系，伸展法援触角;在建立温州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深圳、广州等异地法律援助工作;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程序和服务标准， 继续加强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管理;完成法律援助窗口临街化，建立法律援助服务大厅。 四是要高度重视公证质量管理工作。 加强公证服务窗口建设，规范办证流程，扎实提高公证质量和公信力;借鉴外地经验，稳步推进公证改革。 五是规范司法鉴定机构管理。 推广湖北司法鉴定标识，引导司法鉴定机构走技术专业化、管理规范化、质量品牌化发展之路，常态化开展检查评查活动，树立司法鉴定结论公信力。

三、切实推进法治宣传教育。 要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做好“六五”普法的总结和表彰;扎实推进“七五”普法规划的编制和启动工作;推动落实国家机关“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和评估机制;完善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做好法治宣传橱窗的更新、维护、推广工作;依托“法律六进”，运用新兴媒体，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积极开展 法治单位 、 民主法治社区(村)的创建活动， 扩展深化“法务前沿工程”，加强与网格化管理衔接互动。

四、切实强化基础保障。 推动司法行政事业发展，必须同步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推进司法行政事业协调发展。按照“便民利民、优化职能”的原则，整合现有办公资源，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将五楼建成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收回一楼两间门面建成“ 临街化”的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窗口，打造更加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加强机关档案管理规范化建设，力争通过省一级审核; 加强基层司法所业务用房建设，重点建设开发区司法所;加大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争取田镇司法所创省级规范化司法所;推进司法行政信息化工作建设，利用好司法行政官网、微博、微信作用，做好司法行政对外宣传工作， 加快推进“互联网+司法行政”战略 。

五、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重要系列讲话精神，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结合“两学一做”主题教育，以班子建设带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素质;改进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加强制度建设，严格督查落实，逐步形成长效机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学习贯彻《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和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监督;全体干部一定要知责、明责、守责、尽责，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落实机制，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加强在职人员和新进公务员的业务知识培训，加强岗位练兵，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外出学习先进经验力度，力争今年再造辉煌。

司法行政管理 篇2

司法行政化是指, 司法审判机关 (法院) 不仅仅只行使审判职能还附加人事管理, 后勤保障等行政性事务, 将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相互交叉、混淆的现象。

二、司法公正的含义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 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它是法律的自身要求, 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其主体是以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司法公正的对象包括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前者是司法公正的根本目标, 后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关系反映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三、司法公正的表现

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司法审判的公正, 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 司法审判程序的公正。

司法审判应该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不应该出现违背程序的情况出现, 否则是非正义。

(二) 司法审判实质公正。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法官的判决完全是根据我国法律做出, 法官不得造法, 不得改法, 不得因人设法, 要做到独立审理, 独立判决, 而不是受其他因素影响。

四、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一) 法院组织机构设置的行政化

人民法院除了设置一名院长以外, 还设置了若干庭长, 包括民庭若干, 知识产权庭等等, 庭下面设置了若干司法审判人员, 以及书记员、法警、政治部、纪检委以及执行局等一大堆行政管理部门, 管理法院内部的人事任免以及后勤组织等各项事务。这种设置完全等同于行政机关的设置, 一级管一级, 案件不能落实的时候要逐层上报, 审判结果严重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二) 法院审判方式的行政化

司法审判的原则是有合议庭合议进行判决, 可往往在合议庭无法决定案件的判决时, 就会请示庭长来对案件进行提出判决建议, 往往判决结果都要由庭长、乃至院长进行“审批”一旦庭长和院长做出审判建议, 则合议庭的审判基本都会和庭长院长的意见达成一致, 但是往往庭长和院长对案件信息以及对案件的证据掌握都不是十分完备。对于有些疑难案件往往要送到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 审委会主要是对案件的案情进行简单的了解, 听取审判人员的阐述, 进而给出意见, 而审委会的意见合议庭往往要必须执行, 这样的内部程序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的, 但却是每个法院基本的程序。

(三) 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

我国检察院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而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不存在领导关系, 下级法院既有独立的审判权, 不受上级法院的影响和指导, 但是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认为下级法院院长需要撤职的, 应该须报请上级人民法院经上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从某种角度上讲, 上级法院决定着下级法院院长的任免, 对下级法院的人事任免权可以干涉。这是行政化的明显表现。

(四) 物质保障的行政化

司法经费属于国家预算的一部分, 由政府划拨, 受政府支配, 行政机关有权删减该经费, 司法经费在整个国家总预算或者总收支中所占有的比例并不确定和稳固。基层法官每年面临着巨大的案件审判, 过度的脑力劳动, 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刚刚能维持正常的温饱, 司法机关掌握着国家的司法权, 该权力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人身自由权, 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此重大的权力, 如果不为其提供充分的经费保障, 难免会发生异化, 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司法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无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特点将其各种经费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 都列入了同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 由同级政论司法行政化及其对策府提供, 由于司法经费没有从行政经费中独立出来, 而且经费的项目和标准也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 导致现实中司法机关只能依附于行政机关而行政干预和控制司法也成为可能。

摘要：我国的司法机关包括:检察院和法院, 法院有3000多个, 检察院3000多个, 法官大约有19万人, 平均每个法官每天的案件审判量为2.5个, 司法机关每天在履行自己的司法职责之外还要进行包括其内部行政工作, 例如人事任免, 强制执行, 后勤保障等不是司法审判职能的活动, 属于司法行政权的范围。但是司法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 设立的初衷在于更好的履行司法审判权而不是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 这不同于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充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而不是与行政机关相互交叉, 这样的模式不仅影响司法审判的效率, 而且司法审判的结果极其容易受到影响, 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和实现公平正义, 这也违反了依法治国的理念。

关键词：依法治国,行政化,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曹全来.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国情与司法改革[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2]王申.司法行政管理与法官独立审判[J].法学, 2010.

司法行政管理 篇3

关键词：单纯受贿 上下级 行政管理对象 礼金

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纯收受下级、行政管理对象财物的，称之为单纯受贿行为。此种情形中，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下级、行政管理对象谋取利益，下级、行政管理对象在送钱时没有提出具体请托事项。长期以来，此类单纯收钱行为能否认定为受贿，存在较大分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此类行为可构成受贿，但《解释》在具体执行中尚有不少疑问，亟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司法实务分歧

实践中，单纯收钱行为多发生在年节假日、生病住院、婚丧嫁娶期间，送钱和收受有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如婚丧嫁娶期间送钱的往往有礼单账册。送钱人具有模糊、概括的目的，如希望给予关照，但不具体指向某一事项。此种情况能否认定为受贿，存在争议。

肯定说认为，单纯收钱行为可以认定为受贿。接受先期感情投资的受贿方式是当前贿赂犯罪不断演化的一种新形式，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依照刑法以受贿论处。对于受贿数额，应当将历次收受的财物予以累计计算。[1]此种情况属于长期投资型贿赂，送钱人送出钱物，其根本原因是希望利用受贿人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如果在办事时才送钱，国家工作人员可能不会收受，因此要进行长期投资，送钱的过程中并不提出具体请托事项，但从长远看，本质上是要达到让受贿人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利益的目的。对此，华东司法研究网《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曾进行调查，所形成的《上海地区贪污贿赂犯罪情况调查》认为：上级领导在其下属并无明确请托事项的前提下，收受贿赂的行为能够认定为受贿。首先，它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次，上下级之间本身客观存在着一种现实的、概括性的利益关系。上下级之间本身就具有利害关系，所谋取的利益具有概括性。再次，尽管没有明确请托事项，但概括性的请托和意图谋利的目的，双方是心照不宣的。因此只要收受了一定数量贿赂的，就应作犯罪处理。

否定说认为，单纯收钱，没有具体请托事项或者实施谋利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受贿。2006年6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共同主持召开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上海市纪委相关处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和部分基层法院刑庭的负责同志参加了研讨。此次会议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无具体、明确请托事项的“感情投资”，一般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如果“感情投资方”多次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巨大，最后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具体请托为其谋利的，应当将多次收受的数额予以累计，以受贿犯罪论处。

二、司法解释规定及其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面对上述争议，《解释》基本采纳了肯定说的意见，其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确了收受下级或者行政管理对象超出人情往来范围的财物，即推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对此笔者认为，肯定说及《解释》体现了严厉打击腐败的要求，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执行中也存在诸多疑难问题需认真研究解决，具体如下：

第一，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在没有实施谋利行为，也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和承诺的情况下，简单地将收受财物超过3万元认定为受贿，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不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要求，这种扩大解释，有超出司法解释界限之嫌。

第二，《解释》未能有效排除亲属间馈赠以及亲友间禮尚往来。比如，行为人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某亲属谋利，在行为人子女结婚期间，该亲属送了5万元，如果该亲戚属于行为人的行政管理对象，是否就要以受贿论处？又比如，上级领导在下属生病期间看望并送了3000元，几年后的春节，下级送给其30000元，是否要减去上级此前送出的3000元，还是可以直接认定受贿？或者，如果行为人辩称下属的子女马上要结婚，其正准备在那时返还部分钱款，且已与家人商议过此事，又将如何认定？对此，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

第三，《解释》未能明确这里的3万元系单笔数额还是总额，既可能导致规避法律的现象，也可能导致将一般人情往来、礼金均认定为受贿的问题。首先，如果理解为单笔3万元，则这一数额较大，可以认为是超出了正常的人情往来，推定为与职权有关有一定道理。但理解为单笔3万元，也会造成容易规避的现象，如下级每次送2万元，如何认定？其次，如果理解为总额3万元，那么对单笔数额就没有限制了，这样会导致上级收受下级几百元，几千元，只要累计达到3万元，就是受贿，甚至造成所有礼金均被认定为受贿。实际上，单笔数额过小的，也很难认为属超出人情往来范围的财物。对此，有意见认为，可依据《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来把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把单笔数额限定在1万元以上。但理论和实践中对《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的“1万元”是指单笔数额，还是接受请托前收受钱款的总额，也有很大争议。且即便按单笔1万元掌握，也依旧难以解决规避法律的问题，例如元旦送5000元，春节送5000元，五一送5000元，端午送5000元，中秋送5000元，国庆送5000元，生日送5000元，对此也难以认定。

第四，在交易型受贿等复杂形式下，将“收受下属或者行政管理对象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必尽然合理。例如，下属花费10万元购买一幅画作并送给上级领导，上级领导表示一定要给其支付买画钱款，并付了8万元。经鉴定，该画的市场价格为12万元。此种情况下，上级是否系故意少支付钱款，少支付的钱款是否应当计算为超过3万元，能否以单笔数额较大推定超出了人情往来范围，均有较大争议。再如，建设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向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住房，开发商一般给予购房者98折优惠，但决定给予该国家工作人员97折优惠，如果多给的1%优惠相当于3万余元，则此种情况是否可不再考虑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而直接认定为受贿，也值得研究。

第五，在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况下，将“收受下属或者行政管理对象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能导致悖论。例如，国家工作人员谎称在某项工程中可以为行政管理对象、私营企业主谋利，并向其索要300万元后潜逃的。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视为有谋利方面的承诺。再如，在没有谋利事项的情况下，上级退休前一天，下属觉得需要表示一下，送了3万。如果将此种情况视为承诺，承诺谋利的内容是什么，显然缺乏合理解释。这时，就只能借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这一规定，将上述情况排除出受贿的认定。但是，将“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规定为衡量罪与非罪的构成要件，留待司法实践中把握，则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具有极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践中出现选择性执法的问题。

第六，《解释》只规定收受下级、行政管理对象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范围过窄，不利于惩治各种情况下收受大额礼金的问题，也容易造成各类案件处理的不平衡。例如，党委领导甲、政府领导乙均收受当地某老板10万元的，则党委领导能否认定受贿，值得研究，一旦无法认定，将造成甲、乙两案之间处理上的不平衡。

最后，受贿罪的法定刑较重，将收受礼金、礼品数额较大的均纳入受贿罪处理，可能会出现量刑过重的结果，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因此，对此类行为，不宜采取纳入受贿罪解决的方式，而应增设相应新的罪名来处理。

三、单纯收受财物行为的立法完善

对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实现），但单笔收受财物数额巨大的，确有必要以适当方式纳入刑法规范。例如，在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受贿案中，1999年2月，辽宁天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焦某经泰某介绍认识了马向东，为与马密切关系，通过泰某送给马向东50万元。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马向东虽收取了焦某的钱财，但没有为焦某谋取利益，其行为缺乏《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受贿罪。此类案件中行为人一次收受他人几十万、上百万元财物，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人情往来界限，这些财物的给予显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存在较强的联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大额财物的，确有必要完善立法、严密法网。

对此，有建议认为，应在受贿罪之外设置“单纯受贿罪”或“收受礼金罪”。例如，日本《刑法》第197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处5年以下惩役”。笔者赞成这一意见，首先，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礼尚往来的传统，如果删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将所有具有职务因素的收受礼品、礼金均认定为受贿，并以受贿罪定罪处罚，由于受贿罪起刑点较低（3万元，有特定情节的为1万元）、刑罚较重，将导致受贿罪认定范围过度扩大和量刑过重。其次，在单纯受贿行为中，行为人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受贿罪构成要件明显不同，且社会危害程度也有较大区别，对其不宜与受贿罪等同一致，而有必要增设单独的罪名。最后，增设新罪可考虑设置相对较高的起刑点和相对较轻的法定刑，有利于控制刑事打击面，实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此外，对正常社交礼仪范围内的小额礼金，如春节互赠子女压岁钱数百元的，不宜认定。至于是否在社交礼仪的范围之内，在判断之时，应当以公务员与赠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公务员以及赠与者的社会地位、赠与的金额、赠与的时间与形态等作为标准。[2]从赠与物的性质、状况、金额、赠与方式、时间、赠与者和接受赠与者的关系等方面考察，如果超出了正常交往的范围，损害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构成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达到了可罚的违法性的程度，便可判定赠与物性质属于贿赂。[3]对正常社交的礼金，也可进行总额限制，如美国《行政部门职员道德行为标准》规定，职员可以有限制的接受：在未主动索取的情况下，每次接受市场价格不超过20美元的礼物，但每一年度从任何一个途径所获取的礼物价值总和不得超过50美元。

注释：

[1]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0页。

[2][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页。

“司法局行政计划”司法工作计划 篇4

一、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完善法制宣传教育机制，努力提高公民学法守法的自觉性。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精心组织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五类重点对象的普法教育工作，突出农村基层“两委”干部的法律知识培训工作，确保“两委”干部每年学法时间不少于规定的课时。同时努力完善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党校法制培训制度、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积极探索建立非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的法律知识资格证制度。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推进法制宣传阵地向快节奏、广覆盖、高层次发展。进一步丰富“***普法网”的栏目内容和“普法之窗”专栏节目，不断强化新闻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不断完善市级“民主法治村”创建办法和创建标准，规范“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

二、狠抓基层基础建设，夯实调解工作基础，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司法所建设工作我们将根据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要求，继续做好规范化司法所工作。一是结合巩固“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成果的要求，继续组织开展好“人民满意好站所”活动，力争使1－**家司法所为“人民满意好站所”。二是加强对司法所工作的检查指导。通过经常性的检查、督促和指导，不断促进司法所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规范运行，不断促进司法所工作成效的提高。大调解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大调解领导管理体制建设，理顺大调解管理体制，认真围绕建设精干、快速、高效的市调处服务中心工作要求，进一步抓好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人员、经费、办公用房、办公设施和制度建设，确保大调解机制的高效运转。在此基础上，广辟社会矛盾纠纷信息来源，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覆盖整个社会的纠纷信息网络，努力实现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早排查、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切实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资源，积极开展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公调对接、访调对接、纪调对接等多种形式的对接活动，充分发挥调解优势，努力通过矛盾纠纷的直接调处、分流调处和督查调处等方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防止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办法、新路子，力争把大调解机制建成具有***特色的大品牌。人民调解工作我们将一是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重点是加强市属行业和跨区域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在扩大人民调解组织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健全制度、规范程序，不断规范人民调解组织。二是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的排查分析制度，建立定期和不定期排查分析制度，认真落实部门联动联调和突发性矛盾纠纷的应急处置机制，切实做好接边地区联防联调工作，积极探索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时预防、因事预防的预警机制。三是广泛开展调解人员素质教育和岗位练兵活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品德优良、业务精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热情服务的调解员队伍。四是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对已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我们将按照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原则，切实做好调处工作；对重特大社会矛盾纠纷，我们将认真落实责任制，及时组织力量做好疏导和化解工作，防止出现矛盾激化，切实维护我市社会的稳定。

三、稳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和安置帮教工作，强化教育和引导，努力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健全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体系、安全保证体系、方法体系、评估体系、保障体系五大体系，加大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示范区、示范点的扶持和建设力度，努力培育亮点，形成特色。不断创新社区矫正工作方法，积极推进心理矫正，努力提高矫正程序的严密性和矫正手段的科学性。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难点问题进行理论研讨，适时组织召开全市社区矫正工作理论研讨会，交流课题研究成果，推动工作实践。进一步完善安置帮教工作组织网络，加强安置帮教规范化建设。建立安置帮教工作信息化衔接管理系统，完善衔接登记制度。进一步健全安置帮教工作考评办法和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并组织做好检查考核。巩固完善“三帮一”等措施，整合社会帮教资源，着力提高帮教效果，确保帮教率和安置率继续保持在**和**以上，当年重新犯罪率**以下。

四、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监管，不断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切实维护有序的社会秩序。法律服务是我局的对外“窗口”，其诚信度直接关系到我局的对外形象。为此，我们将切实加强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诚信体系建设。一是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的制度建设，增强法律服务工作的透明度。全面推行法律服务公示制度、办案质量反馈制度、跟踪服务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服务诚信档案。二是加强法律服务执业监督。切实加强对律师、公证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监督，积极探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特邀行风监督员视察监督律师办案制度，推动法律服务行业的诚信建设。同时，认真规范公证程序，强化对公证员的执业监督，切实维护有序的社会秩序。三是加强法律服务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引导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诉讼和非诉讼代理、法律咨询等方式搞好服务，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和评先创优活动，规范法律服务行为，扎实推进律师文化，努力培养律师正确的执业理念、高尚的职业修养和良好的职业形象。四是认真做好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研究，合理配置法律服务资源，努力提高法律服务资源的利用率。五是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在努力实现依法应援尽援的条件下，积极探索为困难群体提供更有效法律援助的方法和途径。同时大力宣传法律援助知识，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群众知晓率。进一步完善民事法律援助事项先行调解机制，健全“**”法律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市司法所司法行政工作总结 篇5

市司法所司法行政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所的司法行政工作在市司法局和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年初的工作计划，以“服务一个中心，突出一个重点，抓好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提升司法队伍形象”的要求，扎实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创新普法与依法治理，杜绝安帮社矫重新犯罪，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依法治镇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务。

一、结合司法行政具体职能，服务征地拆迁中心工作。

随着宜昌副中心城市建设，已经纳入重

点项目建设区域。三峡珠宝项目，共征地800亩，针对征地拆迁纠纷群体性多、反复性大、冲突性强的特点，司法所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全程介入征地拆迁工作，妥善调处征地拆迁纠纷，保障征地拆迁工作顺利开展。宣传先行，预防为主。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和各种宣传渠道，广泛开展征地拆迁政策法规宣传工作，及时为群众释疑解惑，最大限度取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司法所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来访群众，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和疑虑，及时进行思想疏导，并尽快联系相关单位和部门及早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因征地拆迁所引起的矛盾纠纷。

及时介入，化解矛盾。以“矛盾不出村”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对现存的家庭内部矛盾或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所长李富修主动介入，及时调处解决，杜绝征地拆迁问题与其他矛盾相融合，严防纠纷结合，最大限度地防止群体性矛盾的发

生。

疏堵结合，以理服人。一方面加大征地拆迁工作的法制宣传教育，确保征地拆迁工作过程透明、程序合法，政策统一；另一方面在镇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下，通过帮助解决低保、帮助就业等方法切实解决一些弱势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深入村组开展征地会议。同时，对一些提出无理诉求、严重影响征地拆迁进程的，及时对其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打消他们各种不切实际、违反政策的补偿要求。截止6月，司法所已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各类涉及、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类的纠纷18件，受理各种咨询19批36人次。有效促进了征地拆迁工作平稳推进。

二、排查分析抓住重点矛盾，疑难纠纷直接参与指导。在，很多工作都与征地拆迁相关，很多矛盾也都是由于征地拆迁引起的。在这种大范围拆迁的形势面前，维稳工作就

被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上全年，镇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解纠纷36件，其中涉及房屋土地的纠纷就有19件，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纠纷大多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引起，例如以往的买卖双方并未签订合同，边界也未画清，现在就很难确定土地到底是归属于谁，只能看经营权证上面的名字是哪方。为了妥善处理征地拆迁工作中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各调委会在处理之前，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对问题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考虑，以赢得工作的主动权。针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同情况，制定方案，落实措施，实行目标管理，突出重点，包干责任，不使事态扩大化。对于一些较为严重，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矛盾纠纷，司法所一向采取迅速反应，及时上报，直接参与指导的措施。6月初，在司法所的全程参与指导下，我镇桂溪湖村调委会成功调解一起发生在桂溪湖村居民点建设工地的意外伤亡赔偿案件。从伤者还在医院抢救期

间，司法所就参与到为受害者家属争取医疗费用的调解当中，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6月4日上午，安排完后事的家属们将一封大红的感谢信送到了镇政府机关，同时为桂溪湖村委会送去了“为民办事、关怀备至，为民解忧、情深似海”的锦旗。此次纠纷的圆满调结，提升了司法队伍的形象，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认真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调委会率先进工业园区。

装备工业园作为镇重要的工业园区之一，园区内的各种民间纠纷也因区域生产经营活动的活跃而逐步增多。司法所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发现在园区整个开发建设过程中，因征地拆迁补偿、环境污染、建设工地的工伤事故等问题而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一直困扰着园区的正常运作，以往发生纠纷后也及时组织力量成功化解纠纷，但操作相对欠缺规范，急需一种新的规范的矛盾协调机制。工业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旨在调解本

片区园区内企业内部重大矛盾纠纷或调处不成功的、园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及附近企业内部发生的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企业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优化、整合企业调解资源，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通过向企业和员工宣传政策法规，预防违法案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切实保障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镇经济和谐发展与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园区调委会现在处于紧张的筹备阶段，关于成立装备工业园园区调解委员会的请示已经提交到镇政府，按照计划今年7月就能挂牌成立。

四、认真履行各项司法职能，努力提升司法队伍形象。

一是积极履行普法宣传职能，为群众安居乐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突出法制宣传的超前性，注重宣传教育的针对性、阶段性、层次性，通过法律

咨询、法律讲座、法制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先后深入20多个村组、社区、学校，因地制宜地开展土地征收、拆迁安置、安全生产、枪支管理为重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活动。4月初，司法所针对三一八国道与猇亭交界之地出现大批藏民兜售弓弩等管制刀具的违法情况，迅速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专项宣传教育活动。在出事地点悬挂宣传过街横幅五条、张贴宣传标语50余条、印制藏汉两种文字的宣传单500余份，发放给周围的农户和过街行人以及兜售者。

5月底，镇以当前“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集中开展系列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在5月28日召开了镇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上重点宣传《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食品安全法》等，并向各企业印发了《镇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以举办培训讲座、发放宣传资料、进入企业宣传等形

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与企业生产管理密切相关的安全法律法规。

通过多方面，多渠道的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并为“六五”普法打造良好的的社会舆论基础，营造和谐稳定的法治氛围。二是落实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新举措，教育矫正质量不断提高。管理监督加强。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行严格管理，开展矫正人员、刑释解教人员专项排查。对13名矫正人员、40刑释解教人员进行排查摸底，开展结对帮扶，加强帮教管控，确保了无一例矫正人员或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也没有在重点项目中闹事、阻工等事件发生。

审前调查落实。我镇司法所已经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审前调查的常态运行机制，明确调查范围、细化调查环节、规范调查文书，严格调查时限，努力提高审前调查结果在法院审判环节的实际运用。社矫文书规范。进一步健全社区矫正工

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职责。我所积极推进信息网络工作，实现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信息数据化传输。按照《湖北省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基础业务台帐和档案》要求，全面启用和统一规范基础业务档案。摸底排查深入。6月底前开展了一次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工作，做到了刑释解教人员底数清、情况明，5年内刑释人员和3年内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措施落实、档案齐备。

三是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服务困难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作用。加大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司法所坚持把法律援助知识作为普法的必备内容，经过发放宣传资料,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力争做到法律援助“进机关、进乡村、进家庭”。

加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度。司法所从各村摸排调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源，工作人员负责解答群众法律咨询并提供法律援助。另外，为保证法律援助的质

量，对于疑难案件一律经过所务会议认真研究，才制定援助方案。加大法律援助的延伸力度。司法所加强与综治办、残联、妇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开展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把法律援助触角延伸到辖区的边边角角。上全年司法所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起，咨询解疑25件34人次。为我镇桂溪湖村老人刘英解决了赡养问题。法律援助工作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促进和谐稳定。在达到这些目标的同时，还提升了我们司法行政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今后开展工作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仔细排查自身不足之处，真抓实干积极整改落实。

今年上全年我所的司法行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园区调委会尚未发挥功效。

2、法律援助工作进度相对滞后。

3、规范化档案管理有待改进。下全年主要工作目标：

1、积极围绕拆迁工作，做好维稳、纠纷排查、普法等相关事宜。

2、积极开展送法下乡活动，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3、进一步抓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帮教。

4、关注民生，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5、搞好规范化档案管理。

司法局司法行政信访工作总结 篇6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平安永顺建设实现新突破

1、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一是以加强法院、公安、检察调解工作室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司法调解对接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大调解” 工作机制。一年来，县法院调解工作室累计调处各类案件216件，成功率达99 %，作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决定书3例;县公安各调解工作室共受理调解案件 1063起，成功率达98.6%;县检察院调解工作室共受理各类案件49件，成功率达100%。同时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手段，我们还妥善调处了“12.31”生产安全责任事故138户受损害户的民事赔偿纠纷，为受害户挽回经济损失达800多万元。二是以稳步推进专业调委会建设为抓手，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加强医疗卫生和交通事故人民调委会规范化建设，完善联合调解、律师会诊等工作机制，健全受理调解、调解流程、协议签订和履行、回访、结案总结、归档管理等具体工作流程，一年来，县卫生人民调委会共受理医疗纠纷61起，成功调解59起，调解成功率达97% ，涉及赔补资金 108.2万元。县交通事故人民调委会共受理交通事故纠纷217件，调解成功196 起，调解成功率90%以上，赔偿金额达4万元。三是以深入开展“调解化积案，息访保平安”专项行动为契机，扎实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进一步提高信访工作质量和规范化水平，强化工作制度，坚持有访必接，接而必办，办而必果的工作要求，尽最大努力给信访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一年来，共受理来信来访74件，办理网上投诉1件，办结率为100%。自“大调解”工作格局建成以来，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380件，调解成功2369件，调处率达100%，调解成功率达99.5%以上，排查纠纷2198次，预防纠纷758件;防止民间纠纷自杀1件2人、防止民转刑案件12件642人，防止群体性上访33件360人，防止群体性械斗11件226人。及时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为推进“平安永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2、扎实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一是以贯彻实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为主线，扎实推进社区矫正依法有序开展，出台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年”活动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机构、队伍和网络三项建设。切实加强重点人群管控，认真组织开展半年度、年度和重大节会期间对各乡镇社区矫正对象的集中点验及社区矫正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检查日常管理、集中教育、公益劳动，排查走访、部门衔接、信息管理平台使用等情况，并根据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限期进行整改。二是严格社区矫正工作秩序。严格贯彻执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相关规定，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准确评估拟矫正人员的社会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实现审、矫工作的无缝对接，为下步实行社区矫正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为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威慑力和保障力，充分体现刑事执法的严肃性，今年以来，县矫正股联合县检察机关组织专门力量开展2次社区矫正专项检查行动，对1名不服从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罪犯，提请人民法院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三是建立了社区矫正信息管理平台，全面落实重点矫正人员24小时的GPS定位监管。7月4日，我局与县电信局合作，在全州率先建立了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完善了社区矫正人员的工作档案，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手断，对矫正对象进行24 小时跟踪监管。四是大力开展帮困送温暖活动，深入到各乡镇认真摸排矫正对象的生产生活情况，积极协调民政等部门，解决矫正安帮对象的生产生活困难。截止目前，我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88名，到期解矫140名，现有矫正对象348名，实行手机GPS监控定位矫正对象304名，开展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151件，给1名保外就医对象解决大病救助资金24000元，对符合低保条件的4名矫正人员落实了低保。

3、认真落实安置帮教责任。今年我县推行了安置帮教出来有人接、回来有人管、就业有人扶、困难有人助的“四有”工作模式，建立了司法所、社会、家庭、单位无缝对接机制，及时开展刑释解教人员摸排专项活动，准确掌握帮教人员底数和基本情况。深入开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帮教”活动，开通运行“基层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对全县刑释解教人员基本个人信息进行登记，实现了在网格内“基础信息网上录入、办事服务网上管理、工作过程网上监督、责任目标网上考核”的良好效果，加强了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常态管理。截止目前，我县共累计接收刑释解教人员783人，今年接收刑满释放人员155人，劳动教养改教人员 4人，无1人重新犯罪。

二、认真履行法律服务职责,服务永顺发展实现新突破

今年，我局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组织引导法律服务执业人员，积极融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截止目前，全县律师共代理案件486件，担任法律顾问52家，提供法律咨询达478人次，参与处置突发群体性案(事)件19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代理案件 382件，担任法律顾问11家，司法鉴定所办理各类鉴定258件，公证处办结各类公证276件。

一是强化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环境资源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县城综合营运开发等方面提供高效的法律服务。指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为农村、社区提供法律服务，覆盖面达80%。二是不断完善公证质量监管制度，开展“公证服务发展”专项行动，紧紧围绕我县城市综合营运、城南开发和重点项目建设，组织专门人员，主动联系跟踪项目，全力提供高效公证服务。三是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力度和广度，推进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出台了《永顺县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制度》，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切实做到应援尽援、能援多援。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县看守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四是大力开展法律服务专项整治行动，营造良好的法律服务秩序。今年，我们对全县境内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注册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全面澄清了我县现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底数，针对我县法律服务市场管理的现状，出台了《永顺县清理整顿法律服务市场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召开了全县法律服务市场的清理整顿大会，目前，清理整顿法律服务市场工作进展顺利。

三、深入实施普法规划，推进法治永顺建设实现新突破

今年是“六五”普法规划实施的中期督察年，我县按照“六五”普法规划要求，围绕我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积极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一是全面启动推进法治永顺建设。年初，我县召开了“五五”普法表彰暨法治永顺建设推进会，成立了法治永顺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县、乡(镇)和县直各部门、村(社区)三级普法网络，构建了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乡(镇)和县各部门各行业组织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大普法” 格局。二是以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为契机,突出重点、围绕主题先后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五月农村法制宣传月”、“青少年法制宣传周”、“6.26”国际禁毒宣传日、“12.4”法制宣传日和系列送法下乡活动，活动中共发放法制宣传资料5.5万余份，赠送普法书籍3000余册，接受群众咨询2600余人次。三是全面安装国家公职人员无纸化学法用法和普法考试系统。9月初，召开了全县国家公职人员无纸化普法考试工作培训会。在9月底，完成了软件安装调试任务，11月底，国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和普法考试工作圆满完成，普法考试参考率达100%，合格率达100%。四是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年初，我县出台了20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狠抓了地方、行业、基层三大依法治理工作, 以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为抓手,积极开展“法治乡镇、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2019年新创建33个，截止目前，我县民主法治示范村和示范社区创建达227个，创建率达70%以上。

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司法行政服务水平实现新突破

中美司法行政制度比较 篇7

一、中国司法行政体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中国人民政府民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 1949年11月1日, 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 具体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和任务。这标志着新中国的人民司法行政制度的正式创立。司法部是国务院主管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部门, 是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最高管理机关。而地方的司法厅、局以及乡镇司法所等机关构成了中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基层管理机关。

(一) 中国司法行政制度的主要内容

“司法行政制度, 是中国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程序的总称。它既是辅助国家司法权有效行使的重要行政制度, 又是规范国家司法行为的重要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是国家的一种特殊的行政活动, 它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依法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运用有效的法律手段对社会生活实施有效的管理。它参与各类诉讼活动并负责执行刑罚, 与各司法机关形成配合与制约的关系, 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司法行政工作又是国家的一种综合执法的活动, 它集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为一体, 既有执法性又有服务性, 既有广泛的社会性又有具体的专业性。

(二) 中国司法行政制度的智能结构

1、监狱制度。

根据《监狱法》的规定,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 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 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等。监狱的设置、撤销、迁移, 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批准。监狱设监狱长一人、副监狱长若干人, 并根据实际的需要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和配备其他监狱管理人员。

2、劳动教养制度。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肇始于建国初期。1955年8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 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 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 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 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 则进行劳动教养, 就是虽不判刑, 虽不完全失去自由, 但亦应集中起来, 替国家做工, 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 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 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做了原则的规定。从此, 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 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已具雏形。1957年8月1日,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这是中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1979年1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于12月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 经国务院批准, 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进行了详细规定。

3、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 是一种人民民主自治制度, 是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就曾指出, 在全国范围内, 有领导、有计划地建立和健全人民调解组织是人民司法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也是基层党组织在发动和吸收人民群众进一步参加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4年2月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明确规定了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 以及调解的原则、纪律和方法, 使调解法律化, 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1989年6月, 国务院发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吸取了以往的经验, 适应了新的形势, 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工作范围、调解原则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9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调解工作会议提出“调防结合, 以防为主, 多种手段, 协同作战”的口号以建立大调解, 大服务的格局为主要目标。2002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0次会议通过, 2002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社会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

4、律师制度。

律师制度起源于西方商品经济的兴起、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人权保障、实现司法正义的法治思想, 故而律师职业价值显然也源于商品经济、民主与法律制度和法治思想。律师是受当事人委托或者法院指定参加诉讼或非诉讼的法律事务, 为社会和公民提供法律帮助的人。律师管理体制基本是按照行政机关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根据《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 律师人员的调配、考核、奖惩、思想教育、专业培训, 以及律师经费的管理、律师机构的设置和各项物质设施的筹措等一系列组织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 都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来抓, 这也只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才能办得到。”

5、仲裁制度。

仲裁制度是指民 (商) 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 自愿将争议提交选定的第三者根据一定程序规则和公正原则做出裁决, 并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仲裁通常为行业性的民间活动, 属于一种私行为, 即私人裁判行为, 而非国家裁判行为, 它与和解、调解、诉讼并列为解决民 (商) 事争议的方式。但仲裁依法受国家监督, 国家通过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程序的制定以及仲裁裁决的执行和遇有当事人不自愿执行的情况时可按照审判地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进行干预。因此, 仲裁活动具有司法性, 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8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统一了全国的仲裁制度, 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习惯做法, 使我国的仲裁制度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

6、公证制度。

新中国的公证制度是借鉴前苏联公证制度逐步建立起来的。早在1946年解放区就有了公证制度的雏形, 这一年哈尔滨市人民法院首先开办了公证业务, 随后, 沈阳、上海等地的人民法院也相继开办了公证业务。建国后, 公证制度在我国大中城市得到了推行。1951年9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条例》规定, 公证由市人民法院和县级人民法院负责办理。1953年, 根据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精神, 公证工作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为重点, 主要办理公私之间签订的经济合同公证。1954年, 公证工作转归司法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1956年1月31日, 司法部在《关于公证业务范围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公证工作“应该大力加强并开展有关公民权利义务关系方面的公证业务”。于是, 公证工作普遍加强了对遗嘱、继承、收养子女、房屋买卖和租赁、委托书、亲属关系、失踪、死亡等方面的证明业务。1956年7月10日, 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 要在30万人口以上的市设立公证处, 其他的市和侨眷较多的县如不具备设立公证处的条件, 则应在人民法院中附设公证室;同时指出要通过公证监督合同的履行。2000年10月1日起, 司法部施行《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 从而推进公证机构向事业单位转制。改革后的公证机构不再是行政机构, 而成为执行国家公证职能, 自主开展业务, 独立承担责任, 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的事业法人, 今后国家不再审批设立行政体制的公证机构。

7、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 也称法律救助, 是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 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 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 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 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在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 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 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7年1月,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随后,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2003年7月16日, 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 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对我国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范围、程序、实施和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做出来全面、具体的规定。

二、美国的司法行政体制概况

美国的司法行政管理主要是指法院系统的行政管理。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和法律职业的自主性, 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无权就法院管理对法官和各法院发号施令。在历史上, 由于没有任何负责行政管理的机构来协调法院事务, 法官们曾经各自按照其认为合理的程序和政策行事。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20世纪初兴期的司法管理运动, 目前美国法院的司法行政权呈现出集权的趋势。

(一) 美国联邦司法行政管理机构

依照宪法赋予的设立地级联邦法院的权力, 国会对法院的行政管理也有着广泛的控制权力。国会要求法院每年进行汇报, 并且在法院系统建立了行政、教育和政策制定机构, 这些机构为法院和其他政府部门服务, 也为法院系统提供了与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和联络的机制。不过, 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上主要还是由法院系统自行组织和管理的。目前负有司法行政职责的机构主要有:

1、司法部。

美国联邦司法部成立于1870年, 负责联邦法院的行政管理工作, 其部长享有阁员地位。美国司法部的任务是保障法律的施行, 维护美国政府的法律利益和保障法律对美国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其部长是美国总检察官, 但是随着法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机构权力的扩张, 司法部的行政管理权力日渐衰落。

2、联邦司法委员会。

联邦司法委员会是联邦司法系统内部权力集中的最早的正式体现, 是国会建立的国家一级的联邦司法部门的政策制定机构, 主要负责法官们的道德标准和司法预算等重要事务。

3、联邦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局。

联邦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局于1939年建立, 这是联邦法院开始获得自我管理权的正式标志。它基本上负责联邦法院的日常运行, 包括制定并向国会提交联邦法院预算, 审核并分配法院的经费等。

4、联邦司法中心。

联邦司法中心于1967年组建, 其职责是在理事会的指导下开展司法行政管理的研究工作, 实施法官和其他法院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 以及衡量联邦法院所需要的新技术。

5、巡回法院执行官。

美国国会在各联邦巡回法院设立了执行官职位, 执行官由巡回区司法委员会任, 除对设在本巡回区内的联邦巡回区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的活动进行行政管理权外, 还负责制定预算和决算, 分派和指导非司法人员, 在备巡回区内与政府机构和州法院进行联络等等。

6、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行政助理。

国会与1972年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配备了一名行政助理, 其职责是协助首席大法官处理行政管理事务。“此外, 在美国的部分联邦地区法院, 如纽约州东区和南区、佐治亚州北区以及弗罗里达州南区等设有法院行政主管。承担通常由法庭书记官负责的全面管理工作, 后者则诸要素则管理和控制案件向法院的成交过程。”

(二) 美国的州司法行政管理机构

和联邦法院系统一样, 州法院系统的大部分行政管理权力集中在法官手中, 大多数州的终审法院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 负责州属法院的全面管理和监督。尽管和联邦法系统体系化的行政管理机构相比, 州法院系统的管理状况相对落后, 但是, 目前各州相继成立了由州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为首的司法委员会, 负责监督本州各级法院的司法业务, 制定法院行政管理的规章等工作。

(三) 美国的律师制度

美国的律师制度渊源于英国, 但并未继承英国律师制度中的分级制度、业务垄断等传统做法, 而是伴随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律师准入条件十分严格, 而且会对申请成为律师的人进行严格的道德品行调查, 没有劣迹才可以成为律师。美国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律师考试, 所有律师都是由所在州进行考试选拔, 尽管美国的律师考核相当的严格, 但还是有大批的人会报考律师, 因为律师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而且, 在美国的历届总统中, 有许多就是律师出身的, 由此足以见证律师在美国的重要地位。

律师是受委托人, 是委托人的代理者, 其权利和义务一般由此派生。也就是说, 律师代表其所代理的部门、单位或个人当事人, 代表当事人说话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 代表着当事人的权益;进入诉讼程序, 代表着由当事人衍生过来的权利。除代理诉讼外, 美国律师签署传唤证人的文件, 具有强制性。“美国的律师有法庭豁免权, 不必向法庭作证。如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失败, 律师不能在法庭上说, 不能透露当事人秘密;不能以诉讼是否成功来确立收费标准, 律师业不能做广告等。”

三、中国司法行政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不断发展, 旧的司法行政体制就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7年由中央制定并开始实行的, 其在当时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一些措施已经不适用于现在某些情况, 而且劳动教养制度的执法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劳动教养机关在审批和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难以对案件做出公平、公正的处理。由于执法上存在随意性, 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的不正常现象。而且, 劳动教养的程序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劳动教养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本应当为其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现行劳教法规更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规定, 导致程序规范严重缺乏。《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没有涉及程序上的规定,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虽规定有一定的程序, 但又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如第12条规定:“承办单位需查清事实, 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 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 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这一规定, 是目前行政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主要操作规则, 用这一规则与刑罚的适用相比较, 没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侦查、起诉和审判后才能交付执行的严格司法程序, 而且劳动教养决定一经做出立即交付执行。与治安处罚的适用相比较, 没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被处罚人在提供担保人或交纳担保金后可暂缓执行的程序规定, 没有向被劳教人员送达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规定, 更没有向被劳教人员告知复议权和起诉权的规定, 这与行政处罚法所严格要求的具体处罚程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律师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对律师考核时对律师从事者的品行、道德没有要求, 对律师在法庭上的权力不够尊重。比如近期在审判重庆黑恶势力头目时, 为其辩护的律师李庄也因涉嫌制造伪证和教唆犯罪嫌疑人制造伪证被判刑二年六个月, 而当时由于证人没有到场, 李庄根本就没有对证人进行必要的质问和辩论。事后法院却对外宣称, “重庆警方是在拘留证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词, 拘留证人取证这种方式本身就不合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有西对这些最后被法院采信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深表怀疑。这足以说明我国的法院对律师的权力和义务的尊重程度不够。

四、美国司法行政制度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尽管社会的根本制度不同, 但是美国的司法体制可供中国借鉴之处很多。首先, 美国法院系统的行政管理主要由法院系统自行组织和管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法院在诉讼中的中立地位, 同时又有助于保证法院工作的正常运转, 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法院系统的薄弱环节, 中国目前的法院都是由所在地政府拨付办公经费, 并对其进行管理, 这样就使得法院受制于政府, 没有独立性, 同时也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性, 使得更容易滋生出腐败现象。今后的改革, 可以考虑法院经费由全国人大或者是省级人大统一拨付, 在法院系统内部成立统一的司法行政机构, 并对目前的法院内部机构进行精简。这样就可以使我国的法院具有和美国法院一样的独立性, 从而加强了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其次, 法院系统的双轨制和上诉法院按巡回去设置有利于避免地方势力对法院尤其是联邦法院的影响。中国曾经有过跨行政区设立法院的实践, 目前的法院设置完全依附于行政区划, 这既不利于跨区域案件的管辖, 也使法院难以摆脱来自行政机构的不必要的压力和制约, 因此有必要实行司法管辖区和行政区划的分离。再次, 就法官的任免而言, 中国有必要学习美国的做法, 我国曾经有过把退伍的人员直接安置到法院当法官的做法, 这就使得法官的素质能力低下, 不能适应其的工作, 使得法院的工作效率和质量都不能让人满意。根据中国的国情, 应当重新配置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 何家弘先生就曾经提出:“可以把法官的任免权统一至省级人大常委会。”

尽管中国的司法行政制度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但是原来的某些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的司法行政制度改革不能只是自顾自的低头探索, 还要充分地学习研究和借鉴别国司法行政制度的成功之处, 再结合中国的国情才能真正地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改革之路。

摘要：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计划经济为本”的时代确立的。当前, 司法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改革中探索出适合国情并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体制固然重要, 但是其他国家的司法行政制度和改革对我们也是极具借鉴和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司法行政,改革,司法机关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中外司法体制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2]、王沪宁, 竺乾威.公共行政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3]、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4]、田穗生.中外代议制度比较[M].商务印书馆, 2000.

[5]、张立荣.中外行政制度比较[M].商务印书馆, 2007.

去行政化推进司法公正 篇8

“去行政化”，是近几年来广东司法系统推行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去行政化的一项尝试，广东省深圳福田区法院、佛山中院开始试行审判长负责制，这项改革被认为是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最大限度排除行政权力对审判权力的干扰。有媒体解读称，此项改革赋予审判长相对完整的审判职权，意在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让审判长成为“真正的法官”。

郑鄂从2008年1月开始出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此前，他曾任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郑鄂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有关司法改革的建议。

6月25日，郑鄂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表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改革创新是广东的魂、广东法院的魂，“我们也在尝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改革，我全力支持他们的改革，每项涉及的改革都要参与，都去听。”

以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突破点

中国新闻周刊：据悉，广东法院系统刚刚开展了审务督察工作，在督察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的对策？

郑鄂：前不久，广东高院组织了四个审务督察组对广州、珠海等8个中级人民法院及下辖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司法作风进行了审务督察。各地法院对此都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公车管理明显加强，“三公”经费管理规范，法院整体管理井然有序。珠海、河源等地专门成立了警车整顿小组，广州增城法院将公务用车情况张榜公布；佛山、河源等中院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审批和支出，今年第一季度“三公”经费大幅下降。但是，在审务督察中也发现少数法院存在一些问题，如窗口工作人员着装不规范，庭审不规范，个别法院管理松懈等问题。

对于发现的问题，督察组已责令相关法院立即整改。今后，审务督察工作将常态化，形成制度，落实每月督察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审务督察目的是为了促进司法公信力，在你看来，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有哪些？

郑鄂：客观地讲，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我们自身的，也有外部的，还有时代发展和对外开放产生的因素。

从我们自身来讲，目前，我们一些干警全局意识不强，研判新情况新问题不深入；队伍业务能力有待提高，部分法官知识结构老化，或者缺乏实践经验，准确适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不强；司法为民作风有待进一步改善，少数人对群众诉求冷漠麻木；仍有少数法官徇私舞弊，未能坚守法律底线。这些问题都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严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

从外因来看，主要是司法体制机制不适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工作实际不匹配、不协调。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司法改革重心已经从以前的工作机制改革转向体制改革，迫切要求顶层设计。

我们也在尝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广东推行这一系列司法改革，具体有什么考虑？

郑鄂：经过过去三年的努力，广东法院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的目标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同经济发展一样，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适应现实要求，就必须要转型升级。法院改革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传统的审判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必须寻找科学的审判方式。

基于这样考虑，我们提出来要“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但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我们就找法院存在的重要问题来进行突破，比如行政化的审判方式弊端比较大。法官应该职业化，而不能行政化管理。

例如深圳福田区法院、佛山中院正在推进审判长负责制改革，根本目的是遵循司法规律，围绕实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促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我们传统的审判方式，是以行政化为结构的审判方式。即法官承办完案件要层报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批，甚至有的案件最后还要上报审委会决定。审理案件的人不判案，判案的人又不审理案件，这种模式就是行政化的表现。

行政化审判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权责脱离、效率不高。有的法官会想：反正是你领导审批的，马虎点也没问题，最后总有人扛。但如果是法官自己做主的案件，他就会很紧张，很认真。这两者心态是不一样的。

此外，传统的管理方式也是行政化管理。比如：法院的人、财、物都归地方政府管，一旦地方政府有干预，法院就很尴尬。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化区域性管理。

法官职业化就是从法官遴选开始，一直到工作机制、审判机制的运行，全都以法官为主导。法院就是要围绕法官来发挥积极性。

脱离司法规律，用行政规律主导法院审判肯定是不对的，现在改革就是要回归审判规律，才可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更大步伐的改革还需顶层设计

中国新闻周刊：影响审判公正的因素，除了行政干预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因素？

郑鄂：我们目前的审判机制，事实上是源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审判机制，和当年的苏联模式是一样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有的体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任何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法治保障是发展不下去的。在此情况下，政府要求法院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比如征地拆迁、拖欠工资、假冒伪劣等等。

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来消化，现在是社会消化不了，问题都集中到法院解决，让法院去消化。法院有什么本事消化呢？有什么资源去消化呢？

目前，从基层开始90%都是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只占10%，全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比例。但国外不一样，国外10%是民事案件，商事案件几乎为零，90%是刑事案件。大量的商事案件分流到社会中去，由行业协会组织、贸易协会、仲裁机构等经济手段来消化社会矛盾。这就是市场机制。

而在中国，原本应该是由社会消化的问题，却要由法院来解决。这些年法院努力调解和化解纠纷，尽管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但只有加快社会建设，运用市场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在法官的选拔机制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

郑鄂：我个人认为，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必须有特殊的选拔机制，通过这样的机制能有力地树立司法公信力。目前，法官选任机制还是一种行政化的方式。

在法官遴选上，国外基本上是采取员额制，即一个法院有多少法官是法定的。而我们国家法官没有实行员额制，我们国家规定：只要公务员考试合格，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助审员经过院长任命，审判员人大任命，就成为法官了！

在我看来，法官还是要有个员额的。比如一个基层法院，要根据案件多少、难易程度决定法官的人数多少，这必须规定好，缺一补一。

在培训方面，国外是法官先培训再上岗，有关人才要经过严格的两年培训，才能报考法官，严进严出。而我们的法官则是先上岗再培训。

我认为，要采取严格的遴选程序，坚持严格法官条件，确保让人民群众最值得信任的人当上法官。要努力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在业务方面，要打破传统的案件审批制。既然他是法官，就要给他一定的助手，形成他工作的团队，法官说了算，案件办的对与错责任全是法官的，既要对当事人负责，又要对社会负责，对法院负责、对法律负责。这就是责任制。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整个社会似乎已经被固定化了，再往前推进改革很艰难。你认为法院该如何突破改革瓶颈？

郑鄂：应当说，法院改革不应当超过现行法律，所以我们现在搞的改革基本都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更大步伐的改革，就需要中央进行大的框架内的顶层设计。

我们目前的改革，都是局限在机制上改革，比如审判长责任制，团队负责制，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等。但是怎样遵循司法的规律，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体制机制，就需要上面的顶层设计。

我是看到希望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体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这些都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目标了。我感觉法院改革的机遇已经到来。

我认为，法院改革要潜心研究符合司法规律、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审判也要抛弃不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传统审判方式，又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改革要围绕老百姓的需要，围绕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不能只是为了自己方便去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