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广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论文（精选9篇）
影响广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论文
【论文摘要】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
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相差悬殊。
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应当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
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
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
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
(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
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
(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
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
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
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
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
一是对外开放程度。
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
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
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
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
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
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
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
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
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
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
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
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
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
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
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
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
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
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
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
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
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
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
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
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
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
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
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
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参考文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长, 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接受国之一, 但是, 由于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布极不均衡, 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地区。1979—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 东部地区约占80%, 中部地区约占8%～15%, 西部地区仅占2%～5%左右。
二、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很好地解释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决定因素。其核心是OIL模型, 即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其中区位优势是东道国吸引FDI的主要因素,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经济因素
在一系列著作中, 邓宁将影响FDI的经济因素概括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聚集水平、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通货膨胀率、经济外向度等。
研究表明, 影响FDI的首要因素是市场因素。市场规模及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正相关。外商将其工厂建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 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 可以减少运输成本, 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 并获取规模收益。
经济聚集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意义。群集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集中的生产设施区域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这些地区, 基础设施良好, 相关的产业配套条件好, 可以利用“产业空间”积聚形成特定的溢出效应。
劳动力成本也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关系外商的利润,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降低可变成本, 增加利润。
对外开放水平对FDI影响也很重要。它受一国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般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 其对外贸易就越发达, 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
(二) 社会人文因素
东道国的人文因素对FDI区域选择决策和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语言、民族、宗教、风俗、传统价值观、道德准则、教育水平、人口因素和商业习惯以及经济体制及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等。
(三) 自然因素
影响FDI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与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相关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等非人为因素。与FDI投资环境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 主要包括东道主区域的地理位置、区位面积、人口规模及其分布、地形、地质、气候以及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状况。市场地理分布状况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 地理上的接近是吸引FDI的区位优势, 可以降低生产及交易的成本。
(四)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由国内和国际关系两大类构成。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关制度是形成政治因素的基础。如果一个区域政府能够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调节并干预经济生活, 投资者不仅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而且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受到干扰。因此, 政治因素也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选择与设定
根据对以往不同学者的研究及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1.市场规模。该因素理论上应对FDI的流入有正的影响。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市场规模。
2.基础设施。考虑到交通设施的关键性作用及数据的可得性。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BASE) 来表示。
3.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不具备技术以及市场规模等优势, 廉价劳动力就成为吸引外资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劳动力成本与FDI可能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用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 (WAGE) 来衡量。
4.对外开放度。一般而言, 与国际市场联系越紧密、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越容易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本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TRADE) 来衡量。
5.集聚效应。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风险, 外商一般会选择外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投资, 表现为“示范效应”;或者一些规模较大的有影响力的公司选择在某地投资, 其原先的供货商为了维持这种供货关系, 也会跟随前者到当地投资, 表现为“跟进效应”。采用前一期的FDI水平来衡量集聚效应 (FDI (-1) )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88—2008年我国东部、西部、中部的29个省市 (除香港、台湾、澳门) 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严重缺失, 而且西藏的经济总量很小, 相对其他地区, 对全国的影响不大, 因此本文的研究不包括西藏在内。
由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是以美元来计量。本文用各年年均汇率将美元换算为人民币,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 以1988年不变价格为基数的CPI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对数据进行了处理。
(三) 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由上文变量的选择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FDIit=β0+β1lnFDIit-1+β2lnGDPit+β3lnWAGEit+β4lnBASEit+β5lnTRADEit+ηt+εit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 ηt表示与各地区相关的因素, 其他的为观察的因素。
(四) 实证分析及估计结果
为了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不同阶段, 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性, 本文将数据分成两个时间段:1988—1998年和1999—2008年。
数据来源:依据东、中、西部的GMM估计结果所得。
1.市场规模。
由表1可以看出, 第一时间段各地区GDP表示的市场规模在东、中、西部地区的系数都为正, GDP每增加1%, 东、中、西部的FDI当期值就分别增加0.5209%, 0.4565%, 0.1126%, 东部地区的市场作用比中西部的都要高。第二时间段各地区市场规模的作用在加强, GDP每增加1%, 东、中、西部的FDI当期值就分别增加10.095%, 6.5390%, 2.3715%, 巨大的市场规模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之一。
2.基础设施。
从表1可以看出, 基础设施与FDI成正相关, 基础设施的影响程度在减弱, 这与我们的预期结果一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作用比东部强。这可能是由于外商在东部投资更注重基础设施以外的其他因素。随着我国各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其对FDI的影响在不断减弱, 但相比较而言, 其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仍较强。
3.劳动力成本。
从表1可以看出, 劳动力成本与FDI成负相关, 这与我们的预期结果一致。第一时间段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增加1%, 东、中、西部的FDI分别变化-2.2806%, -2.3519%, -2.4714%。而第二时间段的情况完全不同, 东西部地区FDI与劳动力成正相关, 中部负相关。因为外商带来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 需要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来掌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 生活水平最高, 科技最发达, 是人才的聚集地。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投资会转向东部, 就出现了东部虽然工资较高, 但FDI较多。
4.对外开放。
从表1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系数都为正。对外开放系数每增加l%, 东、中、西部的FDI当期值就分别增加5.37487%, 4.8633%, 4.5446%。由于东部地处沿海且对外开放较早, 进出口贸易较中西部早, 所以对FDI的影响最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密切, 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作用正进一步加大。
5.集聚效应。
由表1可以看出, FDI在东、中、西部都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第一时间段FDI的前一期值每增加1%, 东、中、西部的FDI当期期值分别增加0.5209%, 0.4565%, 0.1126%。第二时间段, FDI的前一期值每增加1%, 东、中、西部的FDI当期期值分别变化0.5628%, -0.1633%, 0.2361%。总体反映出, 集聚效应在东、中、西部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程度不同。由于东部地区开放比较早又地处沿海地区并靠近港澳台地区, 所以前期聚集的FDI比中西部多, 当期的FDI影响较大, 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各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 FDI的数量越来越多, 集聚效应的作用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东部和西部的积聚效应作用在加强, 而出乎意料的是中部的积聚效应由正的转负, 即以前的FDI对现在的FDI产生了“挤出”效应。
四、吸引FDI的对策
第一, 加强对外开放, 提高市场自由化。对外开放程度已成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且其作用在加强。因此, 一定程度上加大中西部对外开放力度可以增加FDI。
第二, 基础设施是外资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 如果区域内的基础设施落后, 使得区域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容量小, 整体功能差, 必然导致区域内的外资企业对外辐射能力差。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加快完善基础设施。
第三,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规模庞大, 制造业仍然是FDI的首选行业。低劳动力成本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优势。但同时, 我国必须加大资本投入, 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顺应经济总体发展水平, 从而提高本地区吸收外资的总量水平和平均规模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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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西部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的FDI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我国FDI的流入得到了飞速发展。2004年我国实际流入FDI达60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FDI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在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FDI并没有均衡的进入到我国各个地区，从东部，西部两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1990年～2003年各阶段(见表)，中国利用FDI的85％以上投向了东部，而地域广大的西部地区却仅仅占到了不到15％。为什么FDI会有如此明显的区位选择的偏好? 本文在分析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多种因素中，选取市场规模、群聚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这五种因素分别从现状层面、实证角度进行东、西部吸引FDI的区位比较，进而给出了西部的定位。
数据资料来源:“中经网”和各年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一、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邓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影响FDI的经济因素概括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聚集水平、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通货膨胀率、经济外向度、国内投资率、储蓄率、贸易顺差、偿债率、债务率等。
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将成为影响FDI的最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及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产生正影响。跨国公司将其制造工厂投资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有利于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规模收益。
经济聚集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意义。群集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的生产设施区域集中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这些地区，城市群集中，基础设施良好，相关的产业配套条件好，可以利用“产业空间”积聚形成的特定的溢出效应。
劳动力成本也是国外投资者关心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外资企业利润率目标的实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亦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受一国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金融体系，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进出口贸易就越发达，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
2.人文因素
邓宁认为，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家的外资政策人力资源的差异、政治安全性，由于历史、人文、语言、偏好、商业习惯等形成的心里差距，以及经济体制及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等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由重大影响。
外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早期吸引FDI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优惠的外资政策降低了外商面临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减少了对环境的依赖。因此FDI总是偏好信息成本低的区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正是对信息成本的理性反应。高信息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而低信息成本会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人力资本是影响FDI规模和质量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也是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3.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发育程度、低廉且被广泛使用的中间产品等。自然资源禀赋及市场地理分布状况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地理上的接近是吸引FDI的区位优势，靠近创业者的出生地、土地资源丰富区、环境和气候地形质量有利地区、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等都是有利于FDI流入的微观区位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以降低生产或交易的成本。
简而言之， FDI区位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群集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等。
二、东西部吸引FDI的区位现状比较
1.市场规模
西部拥有广阔的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具有总体需求的快速成长期，这对于市场导向型的FDI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西部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市场容量小。截至2003年，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0365.80元4160.42元，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43倍和2.17倍。显然，西部地区偏低的市场化程度对引进FDI是极为不利的。
2.群集效应
尽管西部地区已经形成几个不同层次的聚集经济主体，但与东部相比，西部在发展聚集经济方面仍十分落后，聚集经济指数远远落后东部地区，集中表现在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尚未形成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竞争力强的城市群。
同时，西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据统计，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的综合密度为29公里/平方公里，这与东部地区1597公里/平方公里相差甚远。西部地区的铁路密度仅为全国水平的38％和东部地区的17％。西部地区的航空设施比较少，许多城市尚未通航，顺应全球时代的跨国公司所需的航班更少。因此，较低的城市化水平，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西部吸引FDI 的主要障碍。
3.对外开放水平
无论东部还是西部，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正在逐渐的淡化，依靠优惠政策引资已不再长久。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公共管理中存在手续繁琐强买强卖等执法不严的现象；法律法规的完善度，开放度透明度都不及东部；脆弱的信用体系和低下的商业道德已成为到西部投资的外商止步不前的原因。在社会意识方面，西部人的目光短浅，市场观念差，开拓创新的能力不强。并且西部产业准入标准的趋同使西部地区难以构造新的政策优势。提高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是增强引资的重要途径。
4.劳动力成本
沿海地区在过去20年里取得高速发展，主要是它拥有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廉价的劳动力。随着东部经济崛起，这一优势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过程中逐渐消失。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享有优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FDI的显著优势之一。但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及东部，劳动效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这一比较优势。所以，西部人均工资固然低于东部，但人均效率工资高于东部，相對生产率的劳动力价格并不占优势。
5.人力资源
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源对FDI选择的影响程度正在加强，外商更倾向在人力资源丰富的东部投资。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的比重东部地区为6.83%，西部地区为4.87%，东部地区比西部高出近两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于收入较低，人力资本投资受到限制，投资不足导致人力资本的产出不足，这大大制约了西部吸引FDI的规模和质量。
综上所述，市场规模，群集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这五大因素影响了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的差异，接下来本文将就五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定性分析提供数量依据。
三、影响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的实证分析
1.选取影响变量
(1)实际利用外资额（FDI）作为被研究对象，属于因变量，用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平均工资、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属于自变量，分别用X1、X2、X3、X4、X5表示。
(2)市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表示经济实力最常用的指标，因此用GDP表示市场规模。
(3)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聚集经济正是与基础设施的集中有关，所以用固定资产投资表示聚集经济。
(4)对外开放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理应用进出口总额表示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5)劳动力成本是要素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用平均工资表示成本因素。
(6)人才是人力资源的精华，我国将本科学历的人群界定为人才，通常用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表示人力资源。
2.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取得样本有东部8省3市及西部的11省1市，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为2004年。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接下来分别选取东、西部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模型。
3.模型的建构
假设模型:Y=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其中βi为回归系数(i=1,2,3,4,5）通过EVIEWS4.0软件运行，得到的是所选择的各个变量对FDI的系数，从而获得FDI分布的各相关变量的影响程度。
4.比较模型结果
东部结果：
西部结果：
东部地区:Y=20.39 X1+92.00X2+0.07X3－3.29X4+19.64X5
西部地区:Y=4.40X1+24.26X2 +0.08X3－1.48X4+15.62X5
5.对变量影响程度的理论分析
(1)在东部的结果中,仅X1变量通过P值检验(P值≤0.05),但并没有通过T值检验(T值≥2.44), 其他的X2、X3、X4、X5变量既没有通过P值检验，又没有通过T值检验。
(2)在西部结果中，X1变量通过了P值检验(P值≤0.05)，也通过了T值检验(T值≥2.36) ，其他的X2、X3、X4、X5变量既没有通过P值检验，又没有通过T值检验。
(3)比较东西部结果，我们发现，X1变量代表的市场规模对吸引FDI有正效应，其他变量X2、X3、X4、X5、所代表的聚集经济、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与吸引FDI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4)总体而言，模型建立的不成功，有些变量在现实当中是可以解释FDI的，比如，聚集经济在现实中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但在模型中并没有通过。
(5)模型通不过的原因：一是模型建立之初收集到15组数据，不符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至少收集30组数据的规则。二是从可行性角度分析，一方面，有些变量与FDI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比如对外开放水平与FDI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并没有特别权威的结论。另一方面，有些变量与FDI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由于不能量化，比如国家优惠政策，因此不能将其引入模型。三是在建立，模型的现实过程中，变量完全通过各项检验，方程拟合度好的情况极少。
(6)尽管模型理论上没有通过，本文仍旧从现实中影响FDI因素的角度出发，给出西部吸引FDI的定位。
本文从影响FDI区位分布的诸多因素中,市场规模，群集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这五大因素影响了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的差异，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对吸引FDI有正效应，而聚集经济、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与吸引FDI 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西部地区要实现有效的吸引利用外资，就必须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时机，不遗余力地打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增强吸引FDI 的能力，为西部经济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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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爆炸性的增长，知识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利润创造的主要要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企业意识到走出去已刻不容缓。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区域由集中化向多元化发展、投资行业和方式随地域不同而变化、单项投资规模相对较小等特点，然后对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投资国的贸易倾向以及投资国的技术水平并在此基础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字：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投资区域由集中化向多元化发展，影响逐渐扩大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集中性特征，主要对象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印尼、日本等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工厂，进行就地生产和销售，进一步维护和开拓了出口市场，并扩大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此外，通过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减小了经营风险，绕过了贸易保护政策，从而能够在有一定市场风险的国家开展贸易，扩大市场范围。
（二）投资行业和方式随地域不同而变化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贸易公司为主，逐步发展到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广泛领域，在不同的国家对外投资的方式所选取的行业也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在亚非拉和东欧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主要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以企业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投资为主，经加工组装成制成品后就地销售或再出口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借此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进行这类投资时，企业多选取技术成熟和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如纺织、家电、轻工、机械和原料药等行业在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各国进行投资时则是注重创立自主品牌，依靠消费者的认同来开拓海外市场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多通过并购的方式，借助国外品牌的影响力和国外企业的现金技术进行对外投资，例如联想投巨资并购的业务，并取得的品牌使用权。
（三）单项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一般较小，单个项目超过百万美元的不多。形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尚处于跨国经营的起步阶段，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在对外投资的规模上态度谨慎另一方面是由于参与跨国投资比较活跃的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它们的经营实力决定了往往追求投资少，见效快的战略目标。这些中小企业大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区域，因而投资设立的企业自然也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企业的形态和发展模式越来越复杂化，因而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也呈现出多元的特征。
（一）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水平理论，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存在着一种动态相关关系，该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量该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差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对外投资才会成为可能。一个国家的还代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是资本、技术等要素积累的成果。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是投资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才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否则如果资本尚不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不可能进行对外投资。
（二）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
一般而言，某一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水平与这一地区的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已有投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外投资的流量与其上一年末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每年投资流量的累积，代表了一个地区或国家已有投资的能力，是进行未来投资的基础。而对外投资存量的多少又被称为海外市场的开拓程度，对海外市场开发较好的地区和企业会促进和带动其继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开发度较高的地区，由于企业已经进行过投资，因而对于该市场的情况**道国消费偏好和市场结构，市场的成长性，市场的规模以及人均资本输出等影响对外投资的主要市场因素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这样一来继续投资就可以降低投资的信息成本和投资风险。同时对于比较熟悉的国外市场可以充分利用该国的优惠政策，合理规避各种壁垒，达到降低产品进入成本的目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变相的获得了价格优势，从而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这些经验和信息还可以为相关后来者提供借鉴，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形成一个良胜的循环，因而投资存量高的地区它的投资流量也相对较高。
（三）投资国的贸易倾向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当一国某产品对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时，为稳定与扩大海外市场份额，该产品商将趋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或采取购买、兼并当地营销网络的方式以支持日益扩大的贸易。
（四）生产效率
根据传统的区位优势理论，生产效率的高低对于投资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因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带来更高的报酬，由此会带动直接投资在国际间的流动。例如根据In-Mee Beak的研究，劳动生产率差异对大部分有显著影响，但影响随着税率和工资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企业倾向于在本地投资，而对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他们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五）工资水平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时要考虑要素的投资回报率，而劳动力成本工资正是成本的主要因素。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的研究，由于资本被假设为一定时期不变，当工资水平不同时，投资所产生的资本回报率也不尽相同，因而资本会从母国不断流入东道国，直道资本回报率相等之时，由此得出劳动工资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在国外市场的投资比在国内市场投资或其它外国市场投资成本低，相对的盈利水平就更高，投资会从较高工资水平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例如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发现相对工资水平是英国年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我国学者张炜、李淑霞、张兴也从宏观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通过脉冲影响函数证明了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与我国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六）投资国的技术水平
Kuemmerle提出了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认为现代企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自身已经具备的高科技来占据技术不发达的市场，同时再通过向科技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来获取新的核心技术的一个过程。他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开发和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增长。是开发母国区位创造的技术优势，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技术知识，开拓国际市场。所以，企业的投入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研发能力决定了其对外投资水平的高低。而是为了保证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增长，旨在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信息，增加母公司技术存量，从而提高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此时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科技能力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浪潮之中，获取跨国经营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技术、技术优势、获取或开发新技术，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
三、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站在我国角度，对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府职能，弥补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聚效应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借助于产业集聚和国别集聚最终表现为区域集聚.本文以江苏省引进外资的数据对FDI地区集聚的特征、效应和形成机理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集聚效应对外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不同产业和国别的集聚效应有着很大的差异.
作 者：韩剑 潘沁 徐康宁 Han Jian PAN Qin XU Kangning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刊 名：国际贸易问题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年，卷(期)：“”(3)分类号：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集聚 产业集聚 国别集聚
其中被解释变量:采取外商直接投资广东21个地级市的实际金额;解释变量:FDI的区位因素多而复杂, 且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 在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及在综合考虑各种经济区位理论的基础上, 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实证研究经验, 分别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均GDP;反应劳动力成本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反应开放程度的出口额;反应基础设施因素的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反应集聚因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进行定量。同时考虑到地理位置也是影响FDI投资的重要因素, 由于无法量化, 本文此处以虚拟变量来表示, 珠三角、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分别为3、2、1。
二、样本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广东省统计年鉴》相关年分卷, 时间跨度为2001年~2006年, 我们选取了广东省21各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它们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汕头、汕尾、潮州、揭阳、湛江、茂名、阳江、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
三、模型建立、过程分析及实证结果
根据本文所研究资料的特点, 我们选取了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 为了减少截面数据的异方差影响, 我们采取了加权的最小二乘法 (ols) 对该模型进行估计, 所有运算都运用Eview3.1来完成,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得到如下基本模型:
通过对基本模型做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其中, 表明该模型的解释率达到了86.4%, F统计量为31.54571表明方程符合该问题的讨论。其中c、ln (pergdp) ln (perwage) ln (open) ln (infra) ln (ind) ln (location) 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 (-2.670543**) 、 (5.499893*) 、 (-1.618923***) 、 (2.363989**) 、 (5.794847*) 、 (1.977553***) 、 (3.135875*) 均在1%、5%、10%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四、结论分析
1. 基础设施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 反应基础设施因素的第三产业产值占广东省GDP比重的回归系数达到了2.383773, 在所选取影响因素中高居于首位, 增加1%的基础设施, 可以增加2.383773%的FDI, 这表明, 完备的基础设施将极大增强广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2. 经济因素。
从回归系数的分析结果来看, 达到了0.895066, 增加1%的人均GDP, 将带来0.895066%的FDI增加。这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仍旧是是影响广东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3. 地理位置因素。
结果显示, 地理区位的回归系数高达0.638651, 说明区位因素也是影响广东吸收FDI的重要因素, 而在广东地理位置因素主要是指广东其他地级市距珠三角的距离和接受珠三角辐射的程度, 而珠三角, 前文已经分析出是承接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 同时也是跨国公司在广东的地区设立地区总部所在地。同时随着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迫切需求, 原来集聚于珠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向珠三角附近的地级市转移。
4. 劳动力成本因素。
从回归结果来看, 反应劳动力成本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系数为-0.503713, 符号为负, 提高1%的平均工资, 将带来高达-0.503713%FDI的减少 (此处如果考虑劳动力的质量将可能使得劳动力成本回归系数有所降低) 。说明了劳动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的产业转移为主, 大部分仍然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些企业在广东地区的投资更看重的是劳动力成本的高低。
5. 对外开放程度因素。
从回归结果来看, 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为0.289163, 长期来, 广东主要以吸收港资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 而港资主要以成本导向型为主, 主要谋求海外市场, 由此开放程度的高低将极大影响广东FDI的区位选择。
6. 集聚因素。
反应集聚因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的回归系数也达到了0.187866, 增加1%的工业企业, 可以增加0.187866%的FDI, 说明, FDI集中的地区, 大量相关企业在地域上集聚, 产生了规模效应, 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 提高企业的效率, 并且会因此吸引更多的FDI集聚, 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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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倩.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 2007年第4期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集聚；交易成本
一、引言
截止2002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外商投资国，外商投资使用总额达527亿，新华网在2015年7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FDI）4205.2亿元人民币（折合684.1亿美元），同比增长8%。外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是根据资源禀赋理论分析，我国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而外商投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提供稀缺资源，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资金输入。
外商的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资本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本要素，使产业集聚需要的配套基础设施能够迅速配置完成。第二，市場需求。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行投资，首先刺激的是国际市场的需求，让我国企业看到国际市场的广阔和前景，然后带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需求，有效缓解了我国产业集聚的资金紧缺情况。第三，技术外溢。
二、文献综述
产业发展过程中，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产业链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企业都会高度集中的聚集在一起，产业集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技术、信息交流等，这些有利因素的产生都使得产业集聚现象成为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优资源配置，把全球资源进行再分配，这使得各国越来越重视跨国企业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趋势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使用情况分布不均匀，这也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较大。以台湾资本为例，2005年台湾资本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占比很大，约为21.36亿美元，但却仅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几个地、市（县）就聚集了约70%的台商投资。目前，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广东东莞拥有台资企业近5000家，约占台商在大陆投资企业的1/10，累计合同投资金额达48.5亿美元，占广东台企的1/3。
扩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新设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稳定出口，增加进口，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继续提升。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与利用外资并驾齐驱。中国与冰岛、瑞士自贸区启动实施，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这些都是我国借助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我国经济的重要案例。
2.产业集聚的内涵及其与外资的互动机理
产业集聚就是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产业资本要素不断集聚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包括横向经济联系和纵向经济联系两种情况，降低交易成本，学习先进技术，掌握前沿市场信息，共同利用配套基础设施。首先，产业集群中的外资企业是整个产业园区对外开放的桥梁，外资企业使园区企业面向的不再仅仅是国内市场，世界市场的广大、美好前景展现在园区内的其他企业面前，促进其不断创新不断转型，开拓国际市场。然后，园区内的外资企业需要的基础产品加工以及配套设施都能够调动国内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积极性，这些企业集聚在一起，大大降低了对外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搜寻成本，使其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占据优势。最后就是外资企业具有技术外溢性。外资企业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先进，管理技术也比我国企业更加先进，园区内企业可以从这两方面不断学习、模仿，在考虑自身发展环境的特殊情况的前提下，不断进步，最终实现超越式发展。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数量不断增加，在2015年7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FDI）4205.2亿元人民币（折合684.1亿美元），同比增长8%。外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平衡。（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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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东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 调整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272-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FDI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于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在国内理论界却存在颇多争议。江小涓（2000）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能起到改善资产质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带动配套产业等作用。卢荻（2004）认为在产业发展层面上，外商投资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张婧、郭克莎（2001）等人则得出外商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中国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的结构偏差。田素华（2004）以上海为例阐述了FDI对上海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FDI有利于上海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第一、二产业发展的结论；王育红、陶勇、党耀国（2005）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引资策略；孔小文、王春明（2005）通过建立数量模型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徐晓红（2007）运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对浙江FDI与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FDI在浙江产业分布的失衡加剧了浙江产业结构的失衡。正确认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东作为东部沿海省份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环境，利用FDI发展迅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山东省引进FDI增长更为迅速。从2002年起，山东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第三大省，仅次于广东和江苏，实际利用FDI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85年的0.34％升至1995年的6.95％，2006年的14.39％。截至2006年底，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652.54亿美元，占全国FDI流入量的1/10。但是目前关于FDI对山东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研究较少，为了更好的发挥FDI对山东产业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促进山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对山东FDI与产业结构之间进行实证分析，分析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并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山东省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山东省三次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变量，以CYJGi代表（i=1，2，3）。三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先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换算为人民币，再根据1980年为100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P调整得到，单位为亿人民币，以FDI i代表（i=1，2，3）。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变量做对数处理，以LCYJGi和LFDIi代表。考虑到分行业利用FDI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样本区间为1992－2006年，样本数据来自《山东统计年鉴》相关各期。
(二)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可能具有非平稳性，因此，我们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为非平稳，我们将采用协整分析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应用最广泛的是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 中的ADF检验,其原理为对如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式中，εt为白噪声，△为差分算子，t为趋势因素，p为滞后期。原假设为H0:ρ=1，即Y有一个单位根，这说明序列是非平稳的。在检验单位根过程中，由给定的样本构造ADF统计量，若计算出的ADF值大于临界值,则接受非平稳的原假设，否则拒绝原假设。本文应用Eviews3.1对变量LCYJGi和LFDIi进行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项由AIC和SC信息准则、t检验法综合确定。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然后我们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ε1、ε2、ε3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形式为（0，0，1），得统计量值分别为-2.857142、-3.703736、-2.000292，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1.9699，因此残差项ε1、ε2、ε3为平稳序列，表明LCYJG1与LFDI1、LCYJG2与LFDI2、LCYJG3与LFDI3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由方程可见，三次产业实际利用FDI每增加一亿元人民币，第一产业下降0.2962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0.10034和0.04016个百分点。
3.变量的葛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只是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它自己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X滞后值的加入能够很好地改善对Y的预测，我们就说X是Y的Granger原因。反之，如果Y滞后值的加入能够很好地改善对X的预测，我们就说Y是X的Granger原因。运用Eviews3.1对各变量作因果检验，如表2所示。
三、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及因果检验，对FDI与山东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得出以下结论：山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化与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DI是第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第一产业利用FDI每增加一亿人民币，第一产业下降0.2962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利用FDI每变动一亿人民币，第二、三产业同方向变动0.10034和0.04016个百分点，FDI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明显大于第三产业。这主要是由于山东第三产业整体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除房地产、零售等行业外，多数服务行业对外资的限制仍然较严，外商在第三产业的投资较少，FDI在第三产业内还没有充分发挥带动效应。事实上，山东省从2002年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第三大省之后，FDI在第二产业的分布比例由2002年的82.09％上升到2005年的88.12％，在第三产业的分布比例则由14.64％下降到8.9％；相应的，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由50.5％上升到57.4％，第三产业的比重由36％下降到32.2％，FDI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不平衡加大了二、三产业的偏差。
相对山东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的产业结构已成为制约山东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其高级化、高效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因此，从积极发挥FDI产业结构外溢效应——提升山东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一角度来看，必须加强利用外资的产业导向，制定合理的外商引资政策。具体政策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外商加大对山东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山东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农业领域重点搞好交通、水利、用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对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发展优质、生态、特色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化水平。服务业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强对邮电运输、金融保险、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引资；在引进FDI的同时，注重加强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发挥FDI对相关行业的关联效应。
2．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再造招商引资新优势。山东要在硬环境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 尽快以软环境的优越条件形成吸引外商投资的比较优势。如简化审批手续,健全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涉外政务公开透明制度，加快投资环境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
3. 加强政府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力度，提高外商投资质量。今后山东在利用外资的工作中, 要从重数量、速度转到重质量、效益上来；从重项目招商、审批转到重引导、落实和管理上来；要把引进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技术含量，发挥FDI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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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商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责编：贾伟）
一、数据说明与平稳性检验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反映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 (企业) 个数、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这三个指标中,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水平。因此, 本文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 用FDI来表示, 该指标是经过各年的银行中间汇率换算所得的结果, 单位以亿元计算。用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利用外资的部分作为国内投资的指标, 用DI表示, 单位以亿元计算。以每年的从业人员数作为就业人数, 用EM表示, 单位以万人计算。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取自于1983-2006年的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统计资料五十五年汇编》。对1983-2006年的FDI、DI和EM的数据用Excel图标功能绘成如图1所示。为了减少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我们对以上三组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 即以LFDI、LDI和LEM来反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和就业人数的状况, 其相应的一阶差分用D (LFDI) 、D (LDI) 和D (LEM) 表示。下面的检验和实证分析部分都将借助于Eiews5.0完成。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我们采用ADF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检验时采用AIC最小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 检验顺序如下:从含常数项和时间项模型开始, 然后为只含常数项模型, 最后为既不含常数项也不含时间项模型。对变量LEM、LFDI和LDI及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由ADF检验可知:LFDI、LDI和LEM均没通过5%的临界值检验, 表明这三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 为非平稳性序列。而D (LFDI) 、D (LDI) 和D (LEM) 均通过了5%的临界值检验, 表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为平稳性序列, 即LFDI、LDI和LEM都是I (1) 的。为此我们可以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确定变量LFDI、LDI和LEM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注:检验类型中的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 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c, t为1时表示方程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为0则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k的选取以AIC信息量最小为准则。)
3、Johansen协整检验
(1) 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
由于LFDI、LDI和LEM均是I (1) 的, 那么这三个时间序列之间就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上述三个变量的协整关系。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最后滞后期K, K的选择依赖于VAR模型中各种选择准则取值的比较, 详见表2。
由表2可知, 根据滞后长度的选择准则, 由FPE、AIC、SC和HQ四种准则所得到的合适滞后期长度均为3期, 而LR准则所得到的合适滞后期长度为2期。结合各种取值的情况以及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同时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 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3。
(注:*表示根据相应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
对VAR (3) 模型的残差项进行检验, 自相关检验得到LM (3) =10.21717, P=0.3332, 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White异方差检验 (没有交叉项) 结果为, HT=110.8011, P=0.4074, 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为, JB=23.97377, P=0.5209, 表明VAR (3) 模型的残差序列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选择滞后3期的VAR模型比较合理。
(2) 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Johansen检验是对无约束的VAR模型施以向量协整约束后的VAR模型, 因此协整检验所选择的滞后阶数应该等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 即Johansen检验的最后滞后阶数为2期。通过对初始数据的分析, 我们确定观测序列没有线性确定性趋势且协整方程不含截距项。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3可见, 在5%的置信水平下, 协整方程的个数r=1, 表明LFDI、LDI和LEM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可以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和计量分析。
二、FD I、国内投资对中国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根据VEC模型和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 建立一个 (LEMt, LFDIt, LDIt) 三维变量的包含误差修正项和2阶滞后差分的VEC模型, 由于协整方程不含有截距项, 所以该模型也不包含截距项。
1、长期分析
VEC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LFDI、LDI和LEM存在着一个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的表达式为:
方程中系数估计值下面的圆括号内是渐进标准误, 方括号内是t统计量值。对ECM进行平稳性检验, 选择无趋势项无常数项, 根据AIC最小准则选择滞后阶数1, ADF检验值为-3.013249, 1%临界值为-2.674290, 由此可见ECM为平稳序列, 反映了序列LEM、LDI和L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长期来看, 我国国内投资的就业弹性为3.662596,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弹性为-3.709395, 表明国内投资对就业增长具有正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增长则为负效应。对长期而言, 加大国内投资能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及优化就业结构, 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增长表现为正向的挤出效应, 从而对我国长期就业表现为阻碍作用。因此国内投资长期可以促进就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会阻碍就业的增长。
2、短期分析
我们只关心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对就业效应的影响, 给出VEC模型估计方程:
其中, ECM (-1) =LEM (-1) -3.662596*LDI (-1) +3.709395*LFDI (-1) , 即为误差修正的滞后1期, 系数估计值下面圆括号内是渐进标准误, 中括号内是t统计量。误差修正项的系数说明在所考察的各变量之间在长期是否具备收敛的可能性, 方程中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值, 表明有向长期稳定关系收敛的趋势, 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由方程可知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显著但很小, 表明每年的LEM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约只有1.58%被修正, 这说明修正的速度比较慢, 因此就业从短期偏离到长期均衡所用的时间较长。VEC模型中, 国内投资的短期调整系数都为负值, 而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调整系数都为正值, 并且滞后1期的D (LDI) 、D (FDI) 系数和滞后2期的D (FDI) 系数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 这表明短期内国内投资对就业存在显著的负效应, 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这与长期恰恰相反。由于国内投资在短期内不可能很快带动就业的增长, 一般表现为就业增长要滞后于国内投资的增长, 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可以弥补这个就业时滞, 带动就业增长。因此, 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要大于国内投资带来的就业效应。
三、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1、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 我国FDI、国内投资和就业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
从长期来看, 国内投资的就业弹性为3.66, 表明国内投资每增长1%, 就业增加3.66%;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弹性为-3.71, 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 就业减少3.71%;说明长期国内投资比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但短期内我国国内投资的就业弹性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弹性为正, 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比国内投资对就业具有更强的影响, 这与长期的就业效应刚好相反。这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动就业的增长, 长期来说却有抑制的作用;而国内投资却恰恰相反。这种互补的就业效应, 为我们选择不同时期的投资就业政策提供一个参考。
2、VEC模型分析表明, 我国就业的短期偏离有向长期均衡收敛的趋势
误差修正项的系数约为-0.0158且t检验显著, 表明每年就业中短期偏离长期的均衡值有1.58%被修正, 但修正的速度比较慢, 因此就业从短期偏离到长期均衡所用的时间较长。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 也要通过国内投资来解决长期的就业问题。从长远的就业趋向来说, 应该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 提高国内投资的效率;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就业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 就业问题是个首要问题, 因此必须要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解决目前就业不足的现象。我国目前应采取积极的投资政策, 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解决短期性的失业问题, 同时加大国内投资来解决长期性的失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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