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精选8篇）
二00六年九月五日
XXX医院成立于1973年，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民族医院，也是全区唯一保留的旗县级蒙医药研究所。建院三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医院占地面积1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固定资产1000万元。编制床位80张。在册职工153人，其中蒙古族136人、汉族17人。多年来，在继承、挖掘、提高、丰富蒙医药这一灿烂的民族医学遗产，为全旗各族人民的健康事业，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共同繁荣，作出了一定成绩。近年来，与北京军区总医院、沈阳医学院中心附属医院、沈阳红十字会医院、内民大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建立技术协作关系，为我院人才培养和中旗患者到外地就医提供良好的平台。我院多次受到旗盟区级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一、坚持蒙医药科研工作，充实民族医药宝库，为各族人民健康服务
几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党和政府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坚持民族医药宝库的挖掘、整理、提高，发扬和科研创新工作。克服了人员、环境、资料、经验、资金少等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发扬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的硬骨头精神，先后编写出版《蒙医常用方剂选》、《蒙医乡村医生手册》、《宝音扎布肝病防治》、《斯日吉米德》、《长寿奥秘》等171万字的医学工具书，丰富了民族医药宝库。多次承担旗旗、盟、自治区，乃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科研任务。其中《蒙医药实验治疗肝病》、《哈屯塔拉哈治疗宫颈糜烂》成果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尼哈其塔拉哈治疗妇女病》成果获兴安盟科技进步二等奖，《呼和散治疗出血病》课题完成了各项实验任务，待专家鉴定。《蒙医药治疗糖尿病》课题市级立项研究。《雅顺赛音治疗骨质增生》、《其顺格根治疗高血脂》准备申请立项。
二、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推动医院医疗技术的发展
医院依靠医务人员业务技术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医疗技术的高低取决于医务人员技术素质。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平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旗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我们始终把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作为推动医院发展的原动力，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实施。一是把专业基础理论强，业务技术过硬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选拔到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达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二是抓好抓实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坚持以“三性”、“四新”为主，紧紧围绕蒙医蒙药特点，积极申报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并一一落实。三是结合日常工作，加强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训练。采用床边教学、病例讨论、床头交接班、专题讲座等形式强化“三基”业务水平，不断巩固医学基本功。四是鼓励他们报考专业对口的学历提高班。参加长短期专业培训，到上级医院进修深造，并在学费及其他待遇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努力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截止到上半年，全院专业技术人员基本都到省级医院进修深造一遍，技术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他们开展的乳腺癌根治术，脾、肾切除术，大隐静脉高位分段拨脱术、胃癌根治术、胆囊切除术、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治疗以及脑外、手外、骨外等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医院技术空白。五是定期邀请上级医院的专家教授来院讲学，进行技术指导，在临床实践中以传帮带的形式帮助提高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素质。良好的学术气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使他们及时了解掌握学科发展信息动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5篇，省级论文42篇。医务人员学历档次逐年上升，专科以上学历人员数占到了专业技术人员的56%。注重科室建设，人才培养，狠抓医护质量，连续五年在全盟医疗护理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三、民族医药传情谊，团结友谊开鲜花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各民族的团结。我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蒙古族占总人口的83%。我院职工队伍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由三个民族组成。蒙古族占职工总数的92%。医院日门诊量90人次左右，其中53%为蒙古族，40%为汉族，7%为其它少数民族。医院做为公益场所，各民族频繁交流是一大特征。医院职工之间、职工与患者之间团结和谐，是对医院工作的顺利开展都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重视高度民族团结工作。为了加强职工与职工、职工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医院要求蒙族职工学汉语、汉族职工学蒙语，做到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相互理解，互通有无、相互友爱、相互尊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对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为了便于汉族同胞了解蒙医药药品说明书用蒙汉两种文字表述。在人才的使用上无论汉族、蒙族，只要有能力、有技术、就可以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量才使用、人尽其才。医院不仅要求职工搞好内部的团结，要求职工与患者之间也搞好关系。有一次叫王秀艳的汉族患者，患宫外孕生命垂危，当时家属不在场，身上仅有80元钱，这位患者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外科主任双宝同志果断决定,抢救生命要紧,其它问题后考虑；一边联系血源，一边做手术,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这位患者病愈临走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怎样感谢才好，她激动的说：“蒙医院不愧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啊！”。还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内科来了一位汉族姓佐的心梗患者，已不省人事，家属又无力搬动毫无办法的时候，内科主任包长顺不顾自身患有高血压病，毫不犹豫的亲自把患者从一楼背上二楼病房进行几个小时的抢救，次日凌晨才安全地把这位患者从死亡线上解救过来。在该院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医院这些年来从未发生过民族矛盾而影响工作问题。由于民族团结工作搞的好，医院多次受到旗、盟、自治区表彰奖励。
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创建人民满意医院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基础。毛主席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有让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从事一切的时候，工作才能见成效。因此，我们从抓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入手，组织全院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有关文件和报道，让职工们认识到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现代医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加快医院的发展，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推动医院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说才能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就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最终的落脚点放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号召职工积极投入到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用实际行动体现对这项工作的积极性。我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为切入点，积极开展旨在提高服务质量、技术质量、优化环境、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为内容的系列活动，以活动为载体，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一是举办蒙医院职工专场文艺晚会，展示职工风采；承办全旗首届蒙医杯科尔沁民歌大奖赛，宏扬民族文化，在电视台开辟蒙古语“乌力格尔”专栏，丰富观众文化生活等等，通过文化搭台，扩大民族医药影响；二是组织职工积极参加旗委宣传部、旗总工会、旗主管局举办的演讲、歌咏、大合唱、体育比赛、智力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展示蒙医院精神风貌，展现新时代白衣天使的斩新风貌，既锻炼了职工队伍，又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三是开展“辛苦我一人，幸福千万家”、“无假日医院”活动，解决群众节假日就诊难问题。积极参加“创百佳医院”、“白求恩杯”竞赛《医院管理年》活动，树立优质服务意识。推行“文明用语20句”、“禁语40例”，提倡文明行医，礼貌待患；开展“送去温暖献爱心，优惠医疗为灾民”、“献爱心一助一活动”，为遭受水灾、雪灾、旱灾及特困下岗职工减免医疗费，送医送药下乡，扶贫捐款捐物达3.5万元，宏扬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开通急救热线、创建无红包医院”的“双通一创”活动，对急救病人各科室，各环节一律开绿灯，先抢救后付费，体现时间就是生命价值；制定医务人员廉洁行医“十公开”、“十不准”制度，蒙医院“十四条社会承诺”制度及“医德医风建设规范”、“医务人员仪表规范”等制度做到医德医风、职业道德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开展“做主人，比奉献，我为医院添光彩”活动，职工们自己动手制作、拆洗、缝补住院病人被褥，漆刷床头柜等，为患者创造舒适的住院环境。开展职工民主评议行政领导，对医院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把医院当成自己的家，开展建家、议家、评家活动，提高了职工参政议政能力，增强了职工的民主管理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改革，推行“住院病人一日清单”制度，让患者明明白白消费；实行病人选择医生制度，做到医患两相知；实行院长挂牌门诊，听取病患呼声，适应医疗市场需求；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降低成本，减轻患者负担；开展“放心药房”活动，让医患用药双放心。总之，医院的各项活动把握了正确的舆论导向，置职工于各项活动当中，让职工自己评价自己，用实践结果自己教育自己。通过活动增强了职工职业素质，讲究职业道德，树立职业理想，遵守职业纪律，熟练职业技术，职工情操得到了陶冶，职工思想得到了净化，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扎根于职工的心灵深处，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热心为患者服务，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助人为乐已成为全院职工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服务态度，清洁的就医环境和较高的医疗技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好评。1987年评为旗级文明单位，2005年评为盟级文明单位。
民族学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一门独立的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科,又称人类学,以文化为基点,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人类学关于医学体系的分类中,西医一般是指科学的医学体系,而民族医药一般是指拟人论和自然论两大体系(1)。我国的民族医药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入手,以全新视野探讨民族学与民族医药的关系,与读者共勉。
1 思想上都注重整体观
整体观是民族学的基本学术立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1]”民族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各内容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民族学研究是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来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而印证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2]”。民族医药,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医药体系,是一个民族跟疾病作斗争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活动、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生育观念等不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医疗行为,也必将影响其医学思想、医学理论、医学技术[3]。即民族医药与民族的其他部分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很难单纯地研究民族医药的某一部分并弄清楚。民族医药同样要求从整体观出发,对影响民族健康的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2 内容上都注重文化
民族学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学术同仁都把文化人类学的学派称为民族学派。中国的民族学界认为,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4]。即文化具有相对的特性。文化相对论是民族学的基本立场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流派提出建立在对早期“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学理论的批判基础上的理论。早期的民族学研究,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认为西方民族高于那些落后的“野蛮”民族[5],民族学就是研究“野蛮”民族。19世纪晚期出现的传播学派,主张反对进化论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然后向其他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6]。20世纪初,“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学理论才得到纠正。美国历史学派代表博厄斯主张民族平等,提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必须在每个民族的特点中来研究每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不应该用自己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7]。
博厄斯的学生赫斯科维茨对此深化并加以系统化,创立了文化相对论学派,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文化价值没有共同的等价物,不能用欧美的道德观念作为评价其他文化的尺度,人类学应该维护每个民族独立发展的权利[8]”。
民族医药也强调对文化的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民族医药归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并积极主张推动民族医药“申遗”,认为“申遗”是保护民族医药的良好契机[9]。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藏医药等名列其中。这表明民族医药也是一种文化。我国的民族医药,是由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医药构成了我国民族医药的整体—中国民族医药体系。这个体系是“和而不同”的,彼此之间自成体系,具有层层嵌套的分形自相似特征(2)。而我国“各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轨迹不同,和主体民族之间相互影响深浅不同,加上有的有文字,有的无文字,各民族医药文化的积淀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10],”必然形成风格炯异的医学文化和医疗知识体系,在生命观、疾病观、就医方式、医患关系等方面折射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因而在作出理解和解释时必然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11]。
20世纪50年代,在一项公众对健康项目反应的研究中,人类学家首次使用了“医学人类学”一词,并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该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了项目推行的促进健康的手段为什么不总是成功或不容易建立的问题,分析了项目失败背后的文化因素。得出:医学人类学以文化相对论为学术立场,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能以别的文化标准妄加评判某一种文化,应该以该文化主体的解释为准。
3 方法上都注重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所谓田野调查方法,“就是民族学工作者亲自深入民族聚居地区居住体验,通过勘测、询问、交谈、直接观察等手段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和技术[12]”。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对田野调查具有开拓性贡献的是美国的民族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于1846年被塞纳卡部落氏族接纳为养子,他利用这一身份对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于1851年发表了被誉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易洛魁联盟》。到了20世纪初,当代民族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20世纪中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民族学者的责任》中提出了“马凌诺斯基革命”,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工作的新局面[13]。其理论和实践对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民族学田野调查在某些场合中被称为“参与观察”。
田野调查也是民族医药重要的工作方法。我国大量的民族医药都散落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要挖掘开发,必须开展田野调查。笔者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虽然该县目前已经在桐木镇建立了瑶医医院,在县城也设有瑶医门诊部,有的的乡镇还开有一些私人的瑶医诊所,但在这些医疗机构里从事瑶医药工作的人数加起来仅占该县瑶医总数的一小部分,大量的瑶医依然散落在广大乡村里。散落在民间的瑶医,大多具有一技之长,且在当地具有广泛影响力。以下是笔者于2007年7月调查到的2个典型个案
个案1:罗香乡琼伍村龙军屯瑶医—蓝甲(化名)蓝甲,男,罗香乡琼伍村龙军屯人,农民,擅长各类疑难病痛的治疗,用药独特能治疗不孕不育症等。同屯李某的奶奶身上长毛,身酸,不开胃,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病情严重。蓝甲诊断后,采用瑶医针灸技术配以大瑶山采摘中药治疗,三天就把李某奶奶身上的毛给挑了出来并能吃饭,有精神。县某医院副院长的爱人每餐只能吃半碗饭,在自己工作的医院治疗了很久都没有好转,便找到蓝甲。蓝甲起初不肯给她治疗。后经一周多接触和观察病人,蓝甲同意给病人治疗,仅用五天就医好病人。同村的李某,结婚三年还没有生育。曾到柳州某医院去检查,被诊断为不孕不育症。于是求助于蓝甲,蓝甲把脉诊断后给李某开了几副药吃,一个月后,李某就有了身孕。
个案2:罗香乡大垌村官窑屯瑶医—黎甲(化名)黎甲,男,罗香乡大垌村官窑屯人,农民,平时帮人杀猪营生,擅长解蛇毒与治疗烧伤。在解蛇毒方面,黎甲仅用一味药就能解大部分的蛇毒,解毒最快的仅用两个小时。黎甲强调绝对要防止蛇毒攻心,一旦被攻心就无药可救,且只在病人第一时间找他治疗时才会施药救人,找过其他医生看过不会再替该病人治疗,治疗独特。他替人治疗主要是助人为主,不为财,没有开诊所的打算,也不培训外人,曾拒绝广西壮族自治区某蛇毒中心的培训邀请。在烧伤方面,黎甲的技术也得到了众人的赞扬。大垌村委双合屯吴某于1996年在蒸酒的时候,整个脸头被酒锅里串起的蒸气烧伤,嘴开不了,眼睛睁开困难。家人为减轻他的痛苦,将他放到冷水里,导致发炎,随即采用在伤口面上放油葱等土方法,但不见效,便请黎甲治疗。黎甲看一眼伤口面,用一副土药敷上,吴某就不疼了。半个月后,吴某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疤痕。要让像蓝甲、黎甲这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民医”下山进城造福人类[14],需要广大的民族医药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参与观察”,才能积极抢救与挖掘民族医药,为人类健康服务。
4 目的上都注重应用
“回顾民族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学不仅是各民族实际生活状况的调查和文化理论的研究,它还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15]”早期民族学的应用主要用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殖民官员都要学习有关的民族学课程。20世纪60年代,大量的殖民地走上独立自由之路,民族学在这方面的应用才逐渐消失。民族学在我国的应用成果是令人瞩目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民族学的应用与实践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原因是“与国家的民族工作密切相关[16]”。20世纪50年代,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反响很大。近几年来,在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医药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应用也是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目的之一。当前,我国民族医药总体上还处于恢复振兴阶段,“特别是少数民族医药长期停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偏僻地区,受到当地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未能为全国人民充分认识和应用。许多患者急需某种民族医药,却又苦于找不到购药的门径[17]。”要“让全国的基本医疗接受民族医药,让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接受民族医药,让全国人民接受民族医药,并促进民族医药堂堂皇皇地走向世界[18]。”仍需各方尤其是民族医药工作者的努力。2007年10月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为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加强民族医学临床应用研究、扶持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开发与使用、发挥民族医药在基层卫生工作中的优势与作用、积极发挥民族医药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2010年3月11日,国家卫生部与广西签订《共建兴边固疆卫生惠民工程协议》,提出实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有利于深化新医改工作,推动广西乃至全国其他民族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民族学与民族医药既有相似性,又有各自特点,两者是互通互补的的统一体。民族医药为民族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和实践空间,有利于民族学者化知识为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与进步,又为民族医药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实现民族医药又好又快的发展。民族学与民族医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衔接与契合,将会出现双赢的局面。
摘要：本文从思想、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入手,探讨民族学与民族医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衔接与契合,以全新视野促进两者“双赢”。
关键词：民族学,民族医药,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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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于民族医药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十一五”重大科研专项中就设有民族医药专项，同时正在编制的“十二五”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中，也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医药发展的基本思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医药事业长期处于譬如研究机构规模普遍较小、设备简陋、人才不足、缺乏整理逐渐失传、用药过于粗放甚至药性不明等因素造成的困境中，特别是由于最能体现传统医药特色的传统药物一般为多种化合物的混合物，在如何阐明或识别它们的有效成分、生物活性及其药理机制这一关键问题上缺乏指导性的学术思想方法创新，更是制约了对民族医药的深入研究和开发。
毫无疑问，谁能突破民族医药的瓶颈，谁就将改写民族医药的历史！
2011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因其在民族医药学领域做出的开拓性工作，被世界艺术、科学和传播协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Arts，Sciences and Communications）授予终身成就奖。美国传记研究院选择他为Greatest Mind，将把关于该位科学家的条目置于新版“Great Minds of the 21th Century”的最前列。
这位谱写了民族医药新篇章的科学家就是中南民族大学刘向明教授。
“反向药理学”
——药物研究新模式
传统医药学几千年来为人类的繁衍昌盛和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里面既包含长期与疾病作斗争所获得的真知烁见，也存在谬误……
选取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被证实确有疗效的传统药物，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进一步确证其效应，阐明其药理机制和识别相应的有效成分或药效物质，为传统药物的现代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为传统药物的安全性评估和质量控制奠定基础，为创制新的化学实体药物发现新的先导物。刘向明等形成的这一传统药物研发路线的出发点与国际上一些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在研究印度草医药中所提倡的“反向药理学”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反向药理学指的是药物发现先于对其作用方式和机制了解的研究模式，即以在历史上长期使用来治疗疾病，并已被证实具有很高安全性和功效的传统药物为化合物资源，通过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整合已证实的临床经验和实验观察，并通过进一步的预临床和临床研究将先导物开发为候选药物的严格科学方法。这一过程中“安全”是最重要的出发点，效应变成有待确认的事情。由传统知识所激发的反向药理学将以往的“实验室——临床”的药物发现过程颠倒为“临床——实验室”的相反路径，这种研究模式的创新性在于将有生命力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处理结合起来，更快地提供更好和更安全的先导物。于是，那些在长期临床应用中显示出较高功效和较少毒、副作用的传统植物药作为发现新的先导物的基础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
传统药物的化学成分复杂多样，是获得新的先导物的丰富资源。但是至今开发极少，究其原因，一是这些药物及其成分虽然有较好的疗效，但其作用机制和靶点却并未在现代科技的水平上得以阐明；二是原药物是具有多种药理效应的多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究竟哪些成分能产生原药物的效应并未得到确证。
刘向明敏锐地认识到，与单一化学实体药物的情形不同，传统药物的药理研究既要阐明其药理作用，又要确定其产生特定药理作用的药效物质；药理作用要通过确定产生它的药效物质来揭示其本质，而药效物质的确定又依赖于药物作用机理的阐明。这既是从药效物质和作用机理二者的相关性来阐明传统药物临床疗效的科学根据的关键问题，也是按照反向药理学研究模式，如何从传统药物获得能体现原药物良好性能的先导物的方法学问题。
以往的做法往往仅单独研究从原药物中分离的化学成分或原药物本身的效应，没有把原药物的效应和其化学成分的效应联系起来，忽略了传统药物研究中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原药物本身所具有的多种药理效应和其成分的效应可能并非完全一致。因此，这种方式的研究很少有助于阐明原药物的药理机制，也不能准确地确定哪些成分在什么程度上产生了原药物特定的药理效应，更难以判定分离出的化学成分之间是否仍然保留着原药物中化学成分之间产生特定药理效应的相互作用关系（很少研究原药物多个成分的联合效应）。
针对传统药物研发中这些基础性的关键问题，以确有多种疗效的傣药龙血竭的镇痛效应为生物学背景，刘向明提出了以传统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为参照，将其成分(组合)的效应与原药物本身的效应作比较，寻求能替代产生原药物本身效应的化学成分(组合)作为研发新药的先导物这一新的方法学的基本原则。
为了实践在新的方法学指导下的药物发现过程，刘向明建立了传统药物药效物质的操作型概念，针对特定的药理效应，根据它便于通过传统药物和其成分（组合）的药理效应之间的比较来确定某一成分（组合）是否为原药物的药效物质。将其与反向药理学的研究理念相结合应用于传统药物的研发，由此形成了传统药物药理机制与物质基础研究的框架，它提供了传统药物研发中从随机地追踪偶然的发现到形成一条有组织的路线来寻求先导物的范式转变。
“龙血竭”
——民族医药研究的大捷
龙血竭是百合科龙血树属植物剑叶龙血树含脂木材的醇提物，也是传统药物中的一味常用药材，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等作用, 有“活血圣药”之称。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并在止血、镇痛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因而龙血竭中产生镇痛效应的化学成分极具开发成一种安全有效、成瘾性低的新型镇痛药物的潜能。但在其各种制剂的使用说明书中，龙血竭的镇痛机理和药用成分都是不明确的。现代分子生物学认为表达于动物神经细胞上的纳离子通道和辣椒素受体在疼痛信号的传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药物通过对它们的抑制，阻碍疼痛信号的传导，产生镇痛效应，因而成为镇痛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遵循上述独特的方法学，首先根据痛觉的产生和传导机制，刘向明等应用膜片钳实验技术观察到龙血竭对纳通道和辣椒素受体具有调制或抑制作用，在分子水平上确证了龙血竭的镇痛效应，从而提出了有别于以往将龙血竭的镇痛作用简单地归纳为消炎止痛，而是通过直接干预外周痛觉信息的传导过程来发挥其镇痛效应的新机理。然后以龙血竭的药理效应为参照，从有效部位到个别成分，逐级定向筛选出对上述靶点具有药理活性的化学成分或化学成分组合，通过对药理效应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识别出的能（近似）替代龙血竭产生镇痛效应的药效物质是其化学成分剑叶龙血素A、剑叶龙血素B和龙血素B的协同组合。刘向明等还结合组织器官或整体动物模型对所确定的药效物质进行更深入的药理和药效学研究。这项研究是在新的方法学指导下成功阐明传统药物的药理机制，确定药效物质的范例，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传统药物的效应怎样由它的若干种化学成分相互作用而产生，也表明一些在单独使用时无效或低效的化合物联合作用时会产生显著效应，给人以深刻启示。总之，这是在民族传统药物研究领域里刻苦攻关所获得的大捷，它象征着在这个领域里前进航线上的坚冰正在被破除。
“一穷二白”
中崛起的民族之路
当荣誉到来时，不禁令人心生羡慕；而对于处于并非优越科研环境中的刘向明竟能在传统药物的现代研究这样一个复杂领域里取得突出成就也不免使人感到惊奇。但是谁又能想象刘向明在研究过程中经历的种种磨难呢？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没有丰富的材料资源作为借鉴，没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做支持，凭空谈项目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纸上谈兵。当时刘向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境况。
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了解民族医药特色和效用的人少，对其具有较为深入和全面认识的人更少，缺少可以借鉴的先人经验和可用的实验材料；另一方面，我国民族医药学研究属于全新的课题，相关研究项目和认识均处在初级阶段，因此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的几率不高，加之刘向明身处以民族教育为特征的民族院校和原数理科学的学术背景，也易遭到误解和排斥，很少得到各类基金的资助。
非常有限的物质资源造成的困难并不能阻挡刘向明在科研道路上前进的步伐，他依靠崇尚理性、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产生无穷的动力。他投身于科学研究的实践，逐步了解到所处领域产生困境的根本原因，凝练出所要研究的关键性科学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学。明晰的研究路线使得他能以尽量小的物质代价来实现和体现他的科学思想。敏锐的灵感、独特的观察力、批判性的思维、唯实的品格、永不气馁的精神和似乎与生俱来的善于利用众人智慧的能力是刘向明这样的科学家的素质。“Great Minds of the 21st Century”的主编C.A.Mitchell在将刘向明归入Greatest Minds时的发布信中评价他体现了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所说的话；“智力就是适应变化的能力”。在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正是需要刘向明这样的科学家。
民族医药的研究之路还很漫长，路上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神秘世界，刘向明已经走在了这条崛起的民族之路上，让我们静静的等待，等待刘向明为我们描述民族医药更加美丽的世界。
医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学创造与医学积累。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就是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中华民族医药其中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
在我国，民族医药、民间医药与中医药并称为中国传统医药。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医学，至今具有无可争议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中国传统医药的当然代表。民族医药不是中医药的某个分支，而是中医药的姐妹。民间医药则是蕴藏在民间的养生习俗、单方验方、草医草药和医疗方面的一技之长，他们并不一定受到中医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很难归属于某个民族医学，人们一般通称其为“民间草医”。民族医学和中医学有着相似的哲学思维、医疗特点、用药经验和历史命运，都属于中国的传统医药。
同时，中国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也是世界传统医药的一部分。在2002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中，对传统医学下了确切的定义，指出“传统医学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传统医学疗法包括药物疗法(如使用草药、动物器官和/或矿物)和非药物疗法（如在基本不使用药物的情况下进行，比如针刺疗法、手法治疗及精神治疗）。
二、我国民族医药的政策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4年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中指出：“民族医药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医药事业，不但是各族人民健康的需要，而且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200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认真发掘、整理和推广民族医药技术”。
2002年12月4日，卫生部、教育部、人事部、农业部在《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在中等医学专业中可保留卫生保健及中医(民族医)类专业”，在谈到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时，要求“增强全科医学知识和中医药学(民族医学)的教学内容”。2004年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民族医药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要认真做好挖掘，整理、总结、提高工作，大力促进其发展”；“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村和偏远山区、牧区，还要注意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要高度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吴仪副总理强调：“我们都在讲中医药是国粹，要努力保护，加以提高，但是不给予积极支持，连起码的政策都不落实，又谈何重视，谈何保护，谈何提高？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坚决落实好既有的政策，把对中医药的支持落实到行动上来。同时，要不断研究制定新的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政策”。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在附则中规定：“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从1977年版开始，在所收载的“中药药材”中开始包括少数民族药材，在中药成方制剂中包括少数民族成药，这是《中国药典》第一次出现民族药的概念。
三、我国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民族药企业的出现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时期。当时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它的前身是药王山医学利众院与“门孜康”合并而成的拉萨藏医院)因门诊量增大，国内外对藏药的需求明显增加，藏医不仅要在门诊看病，还要自己动手配药、粉碎、制丸、包装甚至发药。1964年，为了满足藏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藏医院扩建藏药厂，同时派专人到北京同仁堂学习先进的制药技术。1982年，由中国药材公司筹划并投资，在内蒙古的通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的蒙药厂。1996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时，由江苏省投资近7000万元在拉萨援建了现代化的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今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传统藏药进入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发和西部大开发形势的鼓舞下，一批民营的民族医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如奇正藏药创办于1993年，金诃藏药创办于1996年。至目前为止，全国的民族药企业约130家，主要包括藏、蒙、维、苗、傣、彝六类民族药，2003年销售约50亿元。
四、我国民族医药行业质量管理状况
民族药的国家标准，共计1178种，其中制剂865种，药材313种。具体情况是：《中国药典》1995、2000年版共公布民族药药材5种，制剂33种。1995年9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藏药部颁标准，其中藏药材136种，制剂200种。1998年10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维吾尔药部颁标准，其中维药材115种，制剂87种。1998年11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蒙药部颁标准，其中蒙药材57种，制剂177种。关于这一点，有人理解为民族药的国家标准只有藏药、蒙药、维药三种。其实，到2002年12月，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经专家评审已经将435个民族药地方标准转为国家标准(减去与以往标准重复的实为405种)。至此，民族药的国家标准共计1178种，即药材313种，制剂865种。其中，藏成药318种，蒙成药177种，维成药96种，傣成药37种，苗成药154种，彝成药81种，壮成药1种，景颇族成药1种。2000年版《医保目录》收入民族药47个。
五、进一步提高民族医药质量信誉水平是民族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总的来说，我国民族药的发展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我们的民族药企业大都是新兴企业、民营企业和西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目前还属于弱势企业，市场影响力不够，很多企业存在资金少、药品销售主渠道不畅、进入医院比较困难等问题。同时，由于有关民族药的宣传工作非常薄弱，许多民族药的性味、功能、主要疗效等内容未能被群众了解，如民族药的说明书没有特色，普通老百姓看不懂其中的术语。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中医和西医行业的从业人员对民族医药学习掌握也很不够，影响了民族医药的普遍使用，以上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民族医药，努力提高民族医药企业质量信誉度，是促进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的重要任务。
六、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是提升民族医药质量信誉度的有效手段
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全国各行业、各地区企业单位质量信誉、产品(服务)品质和用户服务信息的专业查询平台，由中国质量协会主办、相关行业协会联办，中华民族医药学会是联办单位之一，具有很好的社会公信力。民族医药企事业单位参加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即可通过该平台更加有力地配合企业进行广告和商业宣传，树立民族医药企业的良好形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广大民族医药企业通过共同的努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彰显民族医药企业形象，我国民族医药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并获得全面发展。
附录：中华民族医药学会简介
中华民族医药学会是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学术团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积累非常深厚，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大量的医药文化。除中医学以外，还有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壮医学以及苗、瑶、彝、侗、土家、朝鲜、回、哈萨克等几十种民族医药。它是一个伟大的医药宝库，也是当代依然有科学生命力的医药卫生资源。
中华民族医药学会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94年2月18日，1997年11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全面开展学术活动，现有会员一万一千余人，团体会员35个。从1998年开始，相继主办或承办了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与各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学术组织联合召开了藏医药、蒙医药、苗医药、土家医药、壮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等学术研讨会，促进了这些民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连续举办了“中华民族医药论坛”，首次提出“让民族医药下山进城，造福人类”，对“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医药走向世界”、“民族医药与西部开发”、“民族医药面对入世”、“民族医药与社会保健”、“民族药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等重大课题，组织专家和企业家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华民族医药学会对各地的民族医药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认为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表现。对民族医药的继承和发扬，是对民族文化应有的认知和尊重，也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对现实存在的传统医药资源的必要开发和合理利用。中华民族医药学会根据深入的调查和会员群众的意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加强民族医药文献整理的建议》、《关于推荐民族医药专家进入国家药典委员会的建议》、《关于适当放宽民族医院院内制剂审批标准的建议》、《关于民族医药立法的建议》、《关于让更多的民族药进入“医保目录”的建议》、《关于推举民族药进入“国家基本药物制剂品种目录”的建议》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民族药部分遴选方案的建议草案）等等，对民族医药工作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医药学会多次提出“抢救民族医药，保护民族医药，把根留住”的学术呼吁。发掘整理民族医药要采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腔热情、深入细致的态度，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保护民族医药主要要保护人才，保护文献文物，保护药材资源，保护民族医药文化园区。同时认为民族医药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抱残守缺，不固步自封，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民族医药的发展，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临床能力为人民造福。
中华民族医药学会会长为诸国本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常务副会长措如·次朗教授(西藏藏医学院院长)、王永炎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副会长罗布桑(蒙古族)、买买提艾力·麻合木提(维吾尔族)、岩拉(傣族)、尕布藏(藏族)、巴图(蒙古族)、(旦科藏族)、蔡景峰(汉族)、黄汉儒(壮族)、陈士奎(汉族)、罗达尚(汉族)、哈木拉提·吾甫尔(维吾尔族)，秘书长王永炎(兼)，副秘书长刘成起(常务)、黄福开(北京藏医院院长)。学会办事机构设秘书处、学术部、科技开发部、编辑部、对外联络部、民族药非处方药(otc)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和藏医药养生保健分会等分支机构，并建立了藏、蒙、维、傣、壮、瑶、侗、土家等专家委员会。
当今世界有两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非常突出、非常复杂、非常敏感，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我们感觉离我们很远，但2008年发生的拉萨“3·14事件”、2009年发生的新疆“7·5事件”，就使我们感觉到，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因此，我们开设这样一门课程，介绍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况、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中的宗教因素、地区性民族问题热点、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热点、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途径、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演变对我国民族工作的警示等内容。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大家了解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概况，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掌握民族问题对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和平的影响；认知和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增强从国际视角看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能力。
授课方式：以讲授为主，穿插讨论。期间，观看1—2部相关民族问题的电影。
考核方式：论文考核。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绪论：民族和民族问题（2学时）
本章主要讲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之一：关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论。包括民族的定义、民族的形成、民族的发展演变和民族的消亡。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揭示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科学认识民族现象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民族
（一）民族定义
1、人们对民族的不同认识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它是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人们对民族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古希腊学者曾使用“民族”一词，并开始记述民族的一些特征。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西方民族学的发展，“民族”一词在西方国家使用日益普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对民族进行新的界说。nation——民族；
中国古代有对民族共同体的特定称呼，也对民族的特点有过记述。《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北面、东北——胡；东面——夷（东夷）；东南、南方——越（东越、南越等）；南方、西南——蛮（南蛮）；西北——狄、戎等。“东夷、西狄、南蛮、北戎”
中国使用和定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是在19世纪后半期。
2、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
1913年，斯大林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民族特征论述的基础上，在分析当时欧洲和俄国民族实际情况，批判国际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民族理论过程中，给民族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3、民族的基本特征
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是民族识别的主要标志。
共同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它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彼此交流思想感情、交往联系所使用的语言，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共同地域是民族的又一个特征。它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是民族形成的物质条件之一，对民族的其它特征的形成和发展有制约影响作用。
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的第三个特征。它主要是指经济的联系性，或叫经济活动方面的社会联系，是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消费过程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中的组织形式、联系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第四个特征，它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综合反映，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是抵御民族同化的深层堡垒。主要表现为对同一民族的自觉的归属感。维族、回族中一个人受侮，视为整个民族受侮辱。
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
4、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区别
民族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共同体。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氏族、部落是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血缘联系不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
民族共同体不同于种族共同体。民族是具有四个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种族是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集团，它是以生理特征为区别的标志的。
民族共同体不同于国家共同体。国家不—定要有共同语言，如多民族国家；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
民族共同体也不同于宗教共同体。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宗教共同体是基于同一宗教信仰组成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是基于四大特征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与宗教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一个民族的人们可以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可以改信不同宗教，几个民族也可信仰同一种宗教，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宗教不是组成民族的必备条件，也不是划分民族的基本标准。
5、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实践运用
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中国的民族识别等工作实践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的民族识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灵活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取得很大成就。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o年到1954年，经过识别，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黎、高山等民族早已被确认外，其他被确认的少数民族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侗、东乡、纳西、拉古、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7个民族。民族学家黄现璠对壮族的确认,方国瑜对纳西族的确认,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
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78年年底，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么佬、布朗、讫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哈巴等16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7年。1979年确认了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
现时，在全中国的未识别民族人口大约有73万人。
被归纳为未识别民族的中国国民，其居民身份证上民族栏目会填上人群（未识别民族）的名称。例如僜人在居民身份证上民族栏目为：僜人Dengren。僜人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积累与发展，衍生出灿烂辉煌的多民族文化，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数千年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在众多的民族之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民族成分因其独特的习俗和文化而尚未识别，如夏尔巴人、克木人、白马人、摩梭人等。这些特殊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旅游的拓展，激发了人们的地理发现热及民间和传媒自发的考古兴趣，使得深居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慢慢被熟知。夏尔巴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是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群，至今仍属中国的未识别民族之一。他们深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因为向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夏尔巴人与生俱来的登山天赋让英国登山家亚瑟·韦克菲尔德感叹不已，他写道：“这是老人、妇女、男孩和女孩组成的花花绿绿的搬运队伍，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上，他们背着80磅的器材设备却能攀登自如，一些妇女甚至还背着孩子！晚上，这些„高山搬运工‟睡在帐篷外边，只找一块大岩石挡风，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夜里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
（二）民族形成
1、民族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民族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特定人们共同体存在形式。
第一，民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地缘关系的确立是基础。第三，国家的建立为某些大民族形成提供了政治保障。
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民族，其社会性质是不同的。
2、民族形成的过程和时间
在民族形成以前，人们共同体只有氏族、部落之分。
从氏族部落解体到民族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社会过程。
到原始社会末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发生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分工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一切加速了氏族制度的瓦解，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向民族的地缘关系过渡，前者最终被后者所取代；氏族部落的分散的地方局限性逐渐被民族的统一性所取代。
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逐渐形成；民族是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国家的伴生物。民族形成的过程，是和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部落制度向国家制度过渡的过程相一致、同其始末的。
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确立初期的过渡时期形成的。
3、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
第一，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原生民族是从部落发展而来的，一般都经过了血缘部落到地域部落的过程和部落联盟的阶段。
第二，从原生民族分化组合形成次生民族。在原生民族形成后的演变过程中，有分化、同化、组合现象，这一过程中民族重新组合或形成有它自己的规律。
第三，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下形成再生民族。在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下，大规模的洲际移民，在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大洲混合催生了许多新的民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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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发展
1、民族发展的一般动力和制约因素
民族形成后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民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它的社会生产力，分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由落后转向先进，民族由低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影响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因。民族关系是影响和制约民族发展的重要外因。自然条件对民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2、民族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类型
民族形成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民族在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形成以后，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发展阶段。民族和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分为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基本历史类型。
不同的民族类型，标志着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
3、民族发展的基本模式
第一，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按照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正常的民族发展模式。
第二，民族社会的滞后发展。民族过程长期滞留在某种社会形态中，未能及时实现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和过渡，被认为是落入了滞后或畸形发展的轨道。
第三，民族社会的跳跃发展。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民族的跳越性发展。民族跳越性或跨越式发展，只有在具备一定内部条件，同时受到外部因素强烈影响和刺激的推动下才能发生。民族跳跃性发展对民族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这种发展也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4、民族发展的主要内容
第一，物质生产的发展与物质文明。民族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社会生产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
第二，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制度文明。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
第三，精神生产的发展与精神文明。包括民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精神信仰等。
第四，族体形态的发展与体质文明。包括族群生命力和个体生命力的增强和优化。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民族发展，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质量的提高，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增强。
5、社会主义社会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
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优越的社会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进道路。社会主义时期，在保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内容的前提下，民族特点得到发展，各民族之间共同性日益增多，差别性日益减少，各民族日益接近。但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四）民族消亡
1、民族消亡的含义
民族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将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走向消亡，它是一个历史范畴。
民族消亡不是指个别民族的消失，而是指世界各民族的特征和差别的最终消失，即民族融合的实现。民族融合是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民族消亡是民族融合实现的标志和结果。
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缓慢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能用人为的、强迫的、爆发式的突变方式来实现。
民族融合是一个过程。民族融合因素的不断积累为民族融合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
民族融合因素是指民族发展过程中，民族相互交往联系中出现的共同性的因素，是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习俗、信仰等各方面逐渐形成的实现民族融合的某些必要条件。
民族融合因素和民族融合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概念。
民族的消亡是民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民族消亡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2、民族消亡的条件和时间
民族融合是在全世界民族范围内实现的世界性过程，是民族发展的最高阶段的最终结果。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民族消亡的决定性因素。民族消亡这一自然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这一物质力量的高度发达。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消亡不可逾越的物质基础和历史阶段。社会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是民族消亡的重要条件。
民族消亡只有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进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民族融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任务之一。
总之，全世界各民族高度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族融合必要的前提条件。
3、民族消亡的途径和规律
马克思主义根据民族发展的规律，指出了民族消亡的途径。民族消亡是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
民族消亡是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的。
民族特点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客观发展过程，决定了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独特的过程和特点。
民族发展与民族消亡间是辩证关系。民族特点的充实与民族融合因素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是互为条件的。民族越是发展，民族间共同性的东西越多起来。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种情况将更加明显。
但是，民族融合是客观规律，民族融合不能作为人们的行动纲领和口号。人为地干预和违背民族发展规律是非常有害的。在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理论上曾出现过差错的历史教训应该记住。
二、民族问题
（一）什么是民族问题
1、民族问题的概念
民族问题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方面讲，民族问题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一切矛盾问题。从广义上讲，民族问题还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民族和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2、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
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以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形式反映出民族关系。
间接关系：民族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或其他国家机关的矛盾和问题。民族问题的内容可以包括：政治对立、经济利益冲突、文化碰撞、军事对抗„„
3、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
民族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民族差别的存在。这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因。民族差别通常是指每个民族在四个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差别在民族社会中普遍存在，一旦有条件，它就会在民族之间交往接触过程中，成为产生民族问题最直接、最基本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的诱因。二是人为因素。在私有制社会里，民族内部存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扩展、延伸到民族之间，导致民族问的压迫剥削和矛盾斗争，进而形成为民族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执政党和政府由于某些主观认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有关民族政策、措施不当，而出现民族问题。
（二）民族问题的特性
1、普遍性：民族问题在世界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目前，全世界共有2000（一说3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截止2008年，联合国会员国为192，2011年7月南苏丹分裂出去建国，成为第193个）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民族多，国家少，这就决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疆界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历史上的移民、战争、文化传播、经贸往来等各种原因，民族的分布地域逐步扩大，超出一国或几国范围之内。如遍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现象，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陕西村（这些人被称为东干人，已达近12万）、美国加拿大的唐人街。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完全没有任何异族成分的“单一民族国家”。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其实，在日本北海道北部沿海就生活着一个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口仅有2.5万人，还有近70万的朝鲜人。
一个国家多个民族的存在，就必然产生民族问题。由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在日常交往中，各民族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摩擦，而且很容易上升到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层面上。同时，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殖民时代的民族侵略民族隔阂，以及现行政权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失当等（如元朝实行的等级制度，日本对华侵略），也造成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普遍存在的状况。当今世界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很少，只是问题有轻有重，矛盾有大有小，表现是否突出和不突出。
2、敏感性：容易引发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民族问题一般涉及的不是社会的个别或少数成员，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一个民族一旦在诸如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受到歧视、干涉和破坏，就会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损害，往往会因此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并有可能很快从一方面的问题，波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地方，甚至一场足球赛、一次交通事故都可能引起武装冲突，像小孩打架这样的小事也会触发两个民族的仇杀。
新疆“7〃5”事件性质——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起因误导为“6〃25”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2009年6月25日23时许，在旭日国际有限公司实习的女生黄某某在厂内准备回宿舍时，被一名新疆疏附县男员工追逐，从而引发疏附县员工与其他员工的争执、斗殴。造成120人受伤,其中2名员工死亡。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这次事件是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近日通过互联网煽动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向BBC表示，有1万名维吾尔人，因为不满当局对广东韶关玩具厂发生的涉及维吾尔人的群殴事件的处理，走上街头和平抗议，要求当局惩罚幕后黑手，“释放”被强迫到内地工作的维吾尔族人。乌鲁木齐“7〃5”事件已经造成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的156人(汉族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
3、复杂性：政治化倾向显著，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
世界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显著。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已远远不能满足于在原有国家内获取的政治空间，而是要彻底冲破现有国家的束缚，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如，阿塞拜疆境内纳卡州亚美尼亚族人企图脱离阿塞拜疆,进而同民族母国亚美尼亚合并而导致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争；土耳其境内建立库尔德斯坦独立国家的运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谋求独立问题；南亚次大陆锡克人的分离运动；泰米尔猛虎组织企图建立“泰米尔伊拉姆”的独立国家；车臣的独立运动等，都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上政治倾向最为突出的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全球的热点和难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宗教之间的差异也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纠纷。对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宗教的介入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强了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使原本就是复杂多端的民族问题难以解决。如在前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非常复杂。塞尔维亚族、黑山族、马其顿族以信仰东正教为主；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穆斯林族（一部分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因信仰伊斯兰教而形成的一个民族）、阿尔巴尼亚族信仰伊斯兰教。在科索沃地区，塞族与阿族的矛盾分歧不仅表现在民族的不同上，也反映在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异上。一个美国基督教牧师焚烧古兰经，引发阿富汗数千人示威。联合国驻阿机构遇袭，导致12人死亡，7名联合国雇员被杀（2011.4.1）。
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由外国传入的，这些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众多的信徒，其中有的宗教在一些国家中被奉为国教。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就会影响民族关系。
4、国际性：民族问题往往超出一国的范围而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表现之一，世界上跨境民族的存在。跨境民族（或跨国民族），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境线而居的同一民族。跨境民族久居边境、跨国而居的特点，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国外的同源民族发生连锁反应，引起他们的声援和抗议，甚至牵涉到邻国政府的介入，引发边疆地区动荡以及邻国间关系紧张。例如，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2500万俄罗斯人特别关注，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来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平等权利。斯里兰卡境内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斯政府于1997年采取大规模行动时，印度境内的泰米尔人迫使印度政府对此做出积极回应，9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进行军事协助和食品支援，使猛虎组织得以保存。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在其邻国马来西亚是主体民族，这使得泰国同马来西亚的关系始终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表现之二，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方面。当今世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是国际社会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少数民族问题往往被放在人权的议题下讨论，从而产生了国际社会中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问题。这样，民族问题也就具有了国际性，通常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会形成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制裁。从现实实践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通常会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的内政，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遏制他国的发展等。
如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利用，1999年3月24日，为排除东南欧地区最后一个被西方体系视为异己的米洛舍维奇政权，北约宣称南联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或“大屠杀”，以“保护人权”之名，对南联盟发动了代号为“盟军”的空袭行动，将南联盟拖入战争的深渊。当时，欧美为策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闹独立，美国公然将已被其列为恐怖组织的“科索沃解放军”从恐怖名单上删除，使其摇身变成了“自由斗士”，并以暴力行动对付塞尔维亚驻军和塞族人。而当塞尔维亚政府进行反击时，美欧则借此发动科索沃战争，并最终促成科索沃公投独立。（科索沃解放军根本没有能力挫败自己的敌人，到1997年11月，据估计,被美国正式列为恐怖组织的科索沃解放军只能召集到仅仅的200人。）
5、重要性。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六个关系到”：关系到国家主权，关系到领土完整，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边疆巩固，关系到经济发展，关系到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6、长期性：民族共同体将长期存在，其消亡是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后。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民族交往日益频繁、利益的多元性等因素带来了民族问题方面的许多新情况；同时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关系进行破坏„„，各种民族问题的解决也需要长期的过程，比如民族意识。
目前许多民族问题出现了三个基本动向：一是“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二是“国际化倾向。”三是民族问题有明显的暴力倾向：表现在它与恐怖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正在日益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在当前特定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民族问题上制造事端 推行其“西化 ”和“分化”战略，增加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三）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
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的内容主要是：一民族地区的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水平还低，与发达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二是因民族差距的存在，在经济权益、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还时常发生影响民族关系的矛盾和纠纷。“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换言之，主要是缩小各民族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
《世界民族问题概论》讲稿：绪论
同繁荣的问题。其特点主要是四个交织：
1、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
2、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
3、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交织。
4、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交织。
（四）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存在将是长期的。这是由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第一，民族特点、民族差别将长期存在。只要民族长期存在，就会有民族差别；只要有民族差别，就会有民族问题。
第二，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是民族问题长期性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没有消失，国际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
第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民族隔阂的残余，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这也是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一、民族志学
民族志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一般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民族志学家的特色是要对他们所研究的族群或文化保持开放的心灵。
（一）民族志中的指导概念
1，文化
唯物论文化定义：文化是社会团体中一切可观察现象的总和，包括行为、习俗及生活方式。
唯心论文化定义（认知定义）：文化包含了想法、信仰和认知，以形成特定团体的特质。民族志学家需要了解文化行为和知识以合适地描述文化和次文化。
文化诠释是民族志学家的主要贡献，文化诠释牵涉到研究者在社会团体现实观的架构下，描述所见闻的能力。文化诠释奠定在仔细收集民族志的资料基础上，再加上民族志研究方法与技巧、文化诠释以及各种基本概念共同形塑了民族志研究的本质。
2，整体观
民族志学家研究时要以整体的观点来获得社会团体全面且完整的图像。他们要尽可能的描述一个文化或社会团体。这样的描述可能包括群体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和环境。
3，脉络化
脉络化的资料牵涉到使用更大的视野来观察，脉络化协助提供一种更全面和精确的资料。4，内在观点
内在观点，也就是内部人或当地人的现实观，是大多数民族志研究的重心。内部人的现实观有助于了解和准确地描述状况和行为。当地人的观点也许不符合“客观”的真实性，但却能帮助田野调查者了解社会成员从事工作的原因。
5，外在观点
外在观点是外人的、社会科学的现实观点。一个好的民族志学家需要同时具备内在和外在两种观点。
6，无主观判断的方向
无主观判断的方向需要民族志学家保留有关既有文化行为的个人价值批判。民族志学家在探讨另一个文化时必须摒除对陌生行为的价值评判，但又不能完全中立。我们都是所属文化的产物。我们有个人的信仰、偏见和喜好。社会化已经深植人心。但民族志学家却能借由详述和尝试公平地看待另一个文化来消除许多明显的偏见。
7，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多样性
文化间的多样性指的是两个文化间的差异，而文化内的多样性是指一个文化内次文化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用逐一探讨偏差的方式来比较两个不同文化的描述——比较他们的政治、宗教、经济、血缘和生态系统及其他方面。而文化内的差异却容易被忽略掉。民族志学家进行研究时需要拥有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多样性观念，它们能使一个人的认知天赋发挥到极致，让民族学家用新的角度看待熟悉的事件，以及会注意一些行为和例行事物不为人所察觉之处。
8，结构和功能
结构指的是社会结构或群体的形态，例如血缘或政治结构。功能则是指群体内成员的社会关系。大部分族群具有可供认知的内部结构和协助管理行为的一套既定的社会关系。
民族志学家必须记述组织的基本结构以了解其内部作业。民族志学家也要描述一个组织和另一个组织在功能上的关系，以解释社会文化系统的运作方式。民族志学家运用结构和功能这样的观念作为审视的依据，他们从研究团体中获取资讯，建立结构，然后再编织出社会
功能。
9，象徽和仪式
象徽是激起强烈情绪和思维的一种扼要的表达方式。象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标注了一个社群内历史的影响作用。象徽能让民族志学家审视文化，同时也是深入探讨文化信仰和行为的工具，象徽往往是仪式的一部分。
仪式是不断重复的象徽性行为，在宗教和非宗教生活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
民族志学家把象徽和仪式视为一种文化速记的方式。象徽有助于初步的了解和重要文化知识的具体化。
10，微观和巨观研究
民族志学家的理论倾向和问题的选择将决定采取微观或巨观的方式。微观研究适用贴近的角度，就像用显微镜一样，观察一个小型的社会单位或社会单位内可辨识的活动。
巨观研究则把焦点摆在大图像上，典型的民族志会把焦点放在一个社区或特定的文化系统上。
11，操作主义
操作主义就是指定义测量的方法。田野调查者并不要把结论做得令人印象深刻，而是应该尽量定量或确认民族志看法的来源。明确告知如何由一项导致其结论能使其他研究者更有具体的方向得以接手，或是有得以证明或反证的事物。
（二）方法和技巧
1，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在自然的背景环境之下，长时间和人们一起工作。民族志学家在原来的环境中引导研究，在所有真实世界的诱因和压迫下，观察人们与他们的行为。田野调查的优点之一在于对资料数据提供常识性的观点。田野调查者使用各种方法和技巧来确定资料的完整性，这些方法和技巧造成研究者的认识主观化和标准化。
民族志学家是一种人类的工具，将一个研究的问题、一个社会互动或行为的理论，和各种概念上的指导方针挂记在心上，民族志学家跨进文化或社会的处境去探索这样的地带，并收集和分析资料。依靠所有的感觉、想法和情绪，而这人类的工具是最敏感且知性的资料收集工具。民族志学的方法和技巧帮助指引民族志学家透过个人观察的荒野，正确地辨别并分类形成社会处境的各式各样令人迷惑的事件和行动，民族志学家从田野调查开始走过社会及文化的荒野。
2，选择和取样
大多数的民族志学家使用大型网路方式进行参与观察——在最初的时候，尽可能与每个人交往混熟，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将焦点缩小至研究族群的特定部分，大型网路方式在特定互动的细微研究开始之前，能确保一个事件的广角视野。
民族志学家通常使用非正式的策略开始田野调查，最常用的方法是判断取样——也就是以研究问题为基础，民族志学家依靠他们的判断来选择这次文化群或单位中最合适的成员。3，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不但要参与被研究人群的生活，还要保持事业的距离，以便适当的观察和记录资料。理想上民族志学家会在团体里生活和工作6个月到一年，或者更久，随着时间学习语言并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参与观察需要长时间密切的和被研究者接触。
4，访谈
访谈时民族志学家最重要的资料收集技巧，访谈可以解释并把民族志学家观察到和体验到的东西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它需要言词上的互动和交谈所必须的语言。非正式访谈时民
族志工作中最常见的方法，研究者使用非正式访谈去发掘文化中各种意义的分类，在整个民族志工作中，非正式访谈对于发掘人们在想什么和比较两个不同人的想法是很有用的。
（三）民族志的工具
笔和纸、数位录音工具、个人数位助理、GPS导航工具、笔记型电脑、桌上型电脑、资料软件库、相机、数位摄影机、电影与数位录影、网际网路。
（四）分析
思考、多方验证、模式、关键事件、地图、流程图、组织架构图、矩阵、内容分析、统计、具体化
（五）写作
研究计划、田野记录、田野记录的组织、备忘录、研究期中的报告、研究期末的报告和论文及书本、深度描写和逐字的引用话语、民族志的现在时态、民族志学家的存在、民族志的报告、文学作品
二、教育民族志学
教育民族志是教育研究者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教育民族志一般有两层涵义:一层是教育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这种“教育民族志”的产生与“教育人种学”有密切的关系;另一层是作为方法的教育民族志,主要是一种搜集资料的路径与方法,其中以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为主。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大致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
最早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赫维特(Hewett),他在1904—1905 年先后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学与教育》和《教育中的种族因素》两篇文章,这是美国教育人类学家从事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开始。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纷纷把人类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即6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 质的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使人类学研究成为时尚;另一方面,是随着教育民族志这门学科不 断发展而进入成熟时期,即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以及西方殖民政策的失败,使得当时的 人类学家们失去了殖民地这片曾经的研究的“异邦”,不得不转向对本国文化的研究;同时,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也促使诸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各种教育问题,尤其是贫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这使得质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教育社会学、教育民族志等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我国学者将民族志方法运用于课堂作微观研究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叶澜 教授针对我国中小学缺乏“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提出“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教育学研究要获得第一手资料,就必须深入学校、课堂现场,即在学校中、课堂中进行科学的、人文的研究。简言之,就是要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学校研究和课堂研究,将学校、课堂作为教育、教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获得的“田野”或“场域”。
斯平德勒曾指出：教育领域的族志学与其它领域在具体方法应用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真正的差异是观点的悬殊，即世界观的差异。他就此概括出教育族志学研究在世界观上的五大注意要点：1，注重研究对象。即资料提供者在特定情境中的重要作用，不应把他们看成被试，而应是指导者；2，强调研究不带个人偏好，一切从实际出发；3，必须遵循一切行为都发生于一定背景中!，不但这些背景在不断变化，而且其中的人也在随之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则；4，应把特定班级“ 学校” 团体或社区都看成是文化和社会组织在地区" 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变异的不同顺应方式；5，强调学校教育的功能是传递文化，而且传递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
方法与步骤：
（一)确定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对象
研究者选择并确定研究对象时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研究者所要从事的课题内容、研究对象的条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等。从研究者所要从事的课题内容来看,尽管学校或课堂不是研究的对象,但在什么样的学校或课堂中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却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对象的条件,主要包括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指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接纳 程度与参与研究的态度、积极性等主观因素;客观条件是指研究对象在研究课题方面开展的已有工作、教学环境、学校文化等。
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这是如何从大量的被选择的研究对象中确定自己进行教育民族志研 究对象的最主要的因素,因为这一因素直接关系着研究成果的信度与效度。
（二)教育民族志中的“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的核心方法。观察有参与观察法和非参与观察法之分,但教育民族志强调研究者的参与观察。所谓课堂参与观察是指观察者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观察对象活动之中,通过与观察对象共同进行的活动,达到从内部进行考察、探究这些活动的发展和内在涵义。教育民族志参与观察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方法:一是“参与者的观察”,二是“观察者的参 与”。
学校和课堂观察的内容选取,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对教师的观察。二是对学生的观察。三是对课堂教学过程的观察。
学校和课堂参与观察中要积累三大类的素材,以便为撰写民族志报告做准备。第一类素材是有关学校文化与制度的整貌概观。第二类素材是指研究者观察到的校园生活或课堂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是一种“学校生活的非思索性素材”。第三类素材是一系列的人类学说明,以及对被研究学校教师的叙说风格、典型的口语表述、学校文化、教学模式等的说明,这是对被 研究者思维方式的一种间接描述。
(三)教育民族志报告的撰写
撰写教育民族志报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叙述结构、叙述方法、叙述者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一《民族医药与方剂学》的特点
本教材的编写, 以实用为宗旨, 是编者采访和收集各家少数民族民间常用中草药知识之经验及精华, 以及有关文献及结合自身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总结汇集而成。与其他中草药与方剂学课程的教材或专著相比较, 本教材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1. 民族性
壮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 她源于我国南方古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部族, 她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 有1500多万人口, 其中居住在的广西就有1400万人, 其余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和广东等省。壮族中草药属于发展中的民族药, 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基本上处于民族药和民间药交融的状态。且由于地理、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壮族中草药学别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比如, 壮族聚居地区位于东经99°57′~112°, 北纬21°31′~26°45′之间, 山地连绵, 气候湿热, 草密林茂, 素有“岭南多毒”之说, 所谓“岭南多毒”, 一指岭南气候条件适合生长的毒草、毒虫、毒蛇多;二指气候炎热, 草木、动物腐烂后污染水源造成水毒、蛊毒多;三指岭南先民在狩猎、战争中利用草毒、蛇毒制成的毒箭多。所以壮族人民非常善于解毒, 而且解毒的范围较广, 包括解蛇毒、虫毒、食物中毒、药物中毒、金石发动毒、箭毒、蛊毒等。广西著名的蛇药就是壮药的一大贡献;壮族居住区地处岭南亚热带地
[责任编辑:李锦雯]区, 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壮族人早有喜食蛇、鼠、山禽等野生动物的习俗, 因此动物药应用较为普遍, 民间历来有“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用药经验。所以, 《民族医药与方剂学》在章节题目的确定以及内容的介绍方面, 都重点突出壮族中草药的这些地方特色和发展特点。其目的就是通过教学,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提高学生学习壮族中草药的兴趣, 巩固学生的壮族草药和方剂学专业思想, 让学生立志为振兴壮族中草药学和民族医药卫生事业而努力奋斗。
2. 民间性
壮药属于传统药物范畴, 是壮族人民心传口授流传于民间, 并形成传统经验所使用的取自自然界的药物, 它除了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性外, 还有很强的民间性, 如生草药药性口诀“草木中空, 善于之风, ……上山采药, 有所适从。”就是流传于右江流域民间有关壮族草药药性的常用口诀, 口诀中描述的草药药性就是壮族人民在实践中运用眼、耳、鼻、舌等感官来识别植物、动物、矿物的形、色、气味, 从而鉴别出哪些可供药用、哪些不可供药用、哪些有毒、哪些无毒等, 逐渐形成了对“药”的感性认识, 根据医疗实践反复验证, 然后归纳总结药物的功能, 通过口尝各种药物, 来指导临床应用;堪称是中国最古老的靖西民间端午药市, 至今已绵延一千多年, 对传承右江流域壮医药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民族医药与方剂学》在章节题目的确定以及内容的介绍方面, 不但重点突出壮族中草药学具有壮族民族特色和发展特点, 而且介绍了壮族中草药是来源于民间及其在民间的发展应用情况, 其目的就是通过教学, 增强学生的“发掘于民间, 服务于民间”的意识, 提高学生学习壮族中草药的兴趣。
3. 实用性
自20世纪70年代在右江民族医学院开设《民族医药与方剂学》这门具有民族医学教学特色的课程以来, 其主要教学对象是药学专业的本专科学生, 其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药学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 能在药品生产、检验、流通、使用以及药物研究与开发等领域从事药物分析鉴定、药物设计、一般药物制剂制备以及临床药学服务等部门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 《民族医药与方剂学》的编者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培养目标, 把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 首载上编为总论, 分为6章, 主要介绍学习中草药的方法、植物学的基本知识、上山采药的基本原则及中草药的性能、配伍运用等知识;中编为各论, 分为18章, 主要介绍18类300种中草药的正名、别名、来源、植物形态、植物彩图、生境分布、采集加工、药理、性能、主治、用法、附方、附注等知识, 且每种药后附有2~3个方, 共600多条方;下编为常用方剂, 分为20章, 主要是介绍壮族医学中常用的验方、偏方共170多条;本书的编排特点是图文并茂, 药方合一, 重点突出实用性, 其目的是使学生能“学而至用”, 从而达到培养适应老少边山穷地区各族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需要的药学专业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
二《民族医药与方剂学》的教学
1. 结合广西壮族地理、饮食等知识
壮族草药与方剂学是无数壮医及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升华, 与壮族地区的地理、饮食等密切相关。因此, 学习壮医药必须对此有所了解。比如, 壮族聚居地区位于东经99°57′~112°, 北纬21°31′~26°45′之间, 地处岭南亚热带地区, 山地连绵, 气候湿热, 草密林茂, 很适合各种动植物生长繁殖, 因此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而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喜食蛇、鼠及各种山禽的习惯, 因此动物药应用较为普遍, 民间历来有“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用药经验。因此, 在给学生讲授《民族医药与方剂学》特别是讲授动物药时, 适当讲授广西壮族地理、饮食等知识, 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掌握中草药的相关知识。
2. 开展阅读实践课
壮族由于刚开始无自己的文字, 所以壮医中草药没有像中医的《神农本草经》那样的经典著作, 有关记载散见于历代文献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些壮医中草药专著相继问世, 这些文献资料对学习研究壮医药特别是壮族草药十分重要。所以, 我们在教授理论课的同时开设了相关的阅读实践课, 指导学生阅读这些中草药文献资料。如浏览《壮族通志》、《广西地理》、《壮族百科词典》、《中国常用中草药》、《中草药学》、《广西本草选编》等与壮族地理、饮食、医药相关的书籍;利用网络收集与壮族、壮医药相关的知识, 如浏览“中国壮医药在线”等网页, 使学生对壮族及其民族文化有更多直接的感受和了解, 从而激发学生对壮医药特别是壮医草药的学习、研究和创造的热情和兴趣。
3. 参观靖西端午药市
靖西端午药市始于唐宋, 盛于明清,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是在一年一度的仲夏时节由农民自发赶集发展起来的传统药市, 是群众性传播壮医药文化、寻访防病消灾健康生活的重大节日。每年的端午节期间, 我们都会组织药学专业的学生到广西靖西县参观药市, 通过端午药市展览、销售、应用的中草药实物、文字说明以及教师的讲解, 使学生直观地认识壮族中草药特别是右江流域的道地药材及其对人类健康作出的贡献, 对学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药学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 能在药品生产、检验、流通、使用以及药物研究与开发等领域从事药物分析鉴定、药物设计、一般药物制剂制备以及临床药学服务等部门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在教授《民族医药与方剂学》时要以实践结合理论的教学方法。本课程共30学时, 其中理论课20学时, 见习课10学时, 比例为2∶1, 同时适当安排学生上山采药, 目的是教授学生在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重点见习、实习壮医中草药的道地药材, 如马兜铃、千斤拔、龙船花、闭鞘姜、阳桃、两面针、鸡蛋花、刺芋、金锦香、南蛇簕、薯莨、马鬃蛇、褐家鼠、蟒蛇等, 在实践中学会运用眼、耳、鼻、舌等感官来识别植物、动物的形、色、气味, 从而形成对“药”的感性认识, 使学生学习本课程后真正能“学而致用”, 不仅可以为更多的壮族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而且可以把壮族中草药这种回归自然的绿色疗法发扬光大。
【摘要】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是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产生活中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孕育发展于云南特有的自然环境与民族传统中。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差异及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常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传承方式的不同具有可持续性或间断性的特点，是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关键词】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传承方式；传承特点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0-0155-02
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是云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治病、防病、保健的医药知识文化的总称，是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医药科学文化的抽象与概括，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它孕育发展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等条件下，并随之发展变化以不同的方式世代相传，体现出相应的特点。
1文献传承方式及特点
文献传承是指通过图文形式把民族医药文化相关信息记载下来并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传承方式。是在一定的时间和自然环境下民族大众与疾病作斗争的情况记录。文献传承存在于历史上有文字的民族，其中有较多的医药知识积累和医学理论的梳理[1]。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关于本民族医药文化知识的相关文献记录，并且有专门的医药文化知识文献。如傣族的《罗格牙坦》（傣语名《坦乃罗》）；彝族的《医药书》、《聂苏诺期》；藏族的《晶珠本草》、《医药异名释》；纳西族的《持尔松律》、《古徐律》等书籍，专门记载了本民族的医药文化知识。
文献传承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化传承方式，受制于知识文献化的程度，因此它不是适用于云南所有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主要适用于傣、藏、彝等民族自身[2]。该传承方式具有科学性、历史性、真实性特点。笔者认为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文献记录是民族医药传承比较有效的载体，能够促进形成完整系统的民族医药文化知识体系完成。如傣族医药文化中的“四塔”“五蕴”理论，藏族医药文化中的“隆”、“赤巴”、“培根”三因素说，彝族医药文化中的“二气六路”观等，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医药科学文化体系，主要与其相关文献记载有关。历史性主要体现在其文献所记载的信息内容能够为本民族医药科学、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储备和有效的信息资源，为研究工作提供可考证数据。如经过相关理论工作者、研究人员等整理出版的傣医药文献《档哈雅》、《傣族医药学基础理论》；藏医药文献《藏医精要》、《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彝族医药文献《彝族医药史》、《彝族医药》等，均以大量的文献记载为理论来源。真实性主要体现在民族医药文化有关文献所记载的内容，通常是对作者诊断、用药、治疗、操作流程、运作方法、使用器械、经验教训、医药案例等的真实记录。
文献传承需要有民族文字作为记载条件，而云南各民族由于所居住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等原因，导致了其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文献传承还体现出了不平衡性特点，即有的民族医药文化有完整系統的理论体系，如傣族医药文化、藏族医药文化等。有的只有零星的记录，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系统性。如白族医药文化、景颇族医药文化等。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使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该多样性也使得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在文献传承中体现出了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
2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及特点
言传身教是指通过口耳相传、语言上的讲解传授和行动上的示范实现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方式。由于历史等原因的影响，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差异明显。其中民族医药的传承除了文献记录的完整性系统性于零星记载差异之外，还有很多民族的医药文化没有文字记载，而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予以传承。如哈尼族医药文化、阿昌族医药文化、独龙族医药文化等。同时，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传统发展文化的影响，言传身教一直以来是我国传统医药科学、医药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例外地也是通过言传身教为重要途径实现自己的历史传承。
言传身教主要包括家传、师承、民间口耳相传三种形式。其中家传和师承是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传统方式[3]。家传是指家族内部的世代相传，俗称“传内不传外”。由于家传局限于家族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所以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特点，不利于民族医药的发扬光大。师承是指师徒传授关系，即师父传授，徒弟学习与继承。相对于家传而言，师承打破了家族成员的局限性，师徒关系既可以产生于家族成员之间，也可以建立在家族外其他成员之间，因此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进步性，有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继承、发展。民间口耳相传是指民众间的口说耳听。由于相传于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具有大众性与生活化的特点。同时也因其大众性和生活化的特点显得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显得比较零星，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总体上讲，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具有一定的“保质”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它通过传承人世代的实践探索、验证，对民族医药文化进行筛选提炼，使其越来越正确，越来越科学。另一方面，这一传承方式是以大脑为文化的记录载体，如果不能有后继的传承人不间断的将其延续，在某一代传承人的生命结束时其记录的文化便随之消亡。同时，由于个人之间的差异性，后世传承者未必就能全面、有效地继承发展前辈传承者的文化积累。这也是很多民族医药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失传原因之一。
3学校教育的传承方式及特点
以学校教育的方式传承民族医药文化，主要是通过学校培养的专门人才，科学、有效、规范地继承、发扬民族医药文化。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传统生物医药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现代医药产生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多的更加关注以天然药物为主传统医药文化。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民族医药文化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所认识及使用，在人类健康事业中的价值和地位也随之被证实并受到青睐。因此，培养专门的民族医药文化专门人才、发掘民族文化资源、继承发扬民族医药文化便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学校教育作为传道授业最重要的手段，专业教育能使受教育者接受全面、专业、优质的培养，系统地学习和继承相关专业知识和其它各种知识，自然就成为民族医药传承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理想选择。
云南作为民族医药文化大省，发展民族医药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民族医药文化专业人才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通过学校教育培养高级专门民族医药文传承人。如：早在1987年，云南中医学院就招收了云南民族医药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又与迪庆藏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联合开办了多期藏医、傣医专门人才培养的本科教育。2004年组建了云南中医学院民族医药研究开发中心。2006年开始招收傣医方向的全日制本科生[4]。2011年成立了以傣医药、藏医药、彝医药为基础和支撑的云南民族医药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云南中医学院民族医药学院。现已培养了20余名傣医学专业高级民族医药人才，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输送了新动力。
由于学校教育是有序、規范、科学、系统、开放、择优进行的，所以通过学校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以传承民族医药文化，具有专业性、针对性、科学性、开放性、先进性等特点，能够积极、科学、有效地推进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但由于历史发展等原因，学校专业教育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专业覆盖面不广，很多民族医药文化人才的培养还没有对应的专业。相对社会发展需要及水平而言，还体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不完整性。
4产业化发展的传承方式及特点
产业化发展的传承方式是指通过展民族医药文化产业来实现文化自身的传承。如自1914年彝族医生曲焕章研制出云南白药并产业化以来，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的传承方式得以逐步展开[5]。除彝族医药文化之外，傣族医药文化、苗族医药文化、藏族医药文化、瑶族医药文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实现了产业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云南民族药文化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彝医药、藏医药、傣医药为主干，苗族、壮族、白族及纳西族等民族医药为辅的体系[6]。
产业化发展的传承方式具有效益性的特点，它在传承民族医药文化的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民族医药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传承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它能吸引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到其中，有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发掘、抢救、保护、传承等。另一方面，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可能会导致民族医药文化传承遭到无节制无保护的开发利用而受到破坏。如对天然药材资源的过度采伐将会导致民族医药文化的后续发展缺乏相应的资源基础。
5小结
文化的传承方式关系到文化本身的发展前景及其命运，科学的传承方式有利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作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世代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关于疾病治疗、预防，保健方面的智慧结晶，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由于受生活环境、发展水平、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方式丰富多样，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多元性、不平衡性等特点。对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历史传承及其特点进行逻辑梳理，是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和民族医药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郑蓉，王梅.论民族医药文献发掘性整理出版[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7）：750-752.
[2] 向光富.论云南少数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基本制度[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27（5）：140-144.
[3] 赵富伟，薛达元.中国民族医药传承危机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7（增刊 ）：15-21.
[4]郑进.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概述[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9（增刊）：4-5，7.
[5]郭家骥.云南民族文化发展报告[J].贵州民族研究，2004，24（3）：78-89.
[6]张宏柱，刘卫东.云南将民族医药产业列为经济发展示范[N].中国医药报，2012-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