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精选8篇）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篇1

一、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范围

今天我们就不谈自侦案件范围的演变过程了，而是就事论事，谈谈现行《刑事诉讼法》构架下，自侦案件的范围。刑诉法第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根据这个规定，职务犯罪包括以下四类：

1、贪污贿赂犯罪，即刑法第8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按照第8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犯罪，共12个罪名，包括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单位受贿、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单位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罪。现在应该是13个罪名了，根据刑法修正案

（七），在刑法第388条增加一款，“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 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两高最近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四），将该款定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即刑法分则第9章规定的渎职犯罪，共36个罪名，包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枉法仲裁罪等；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共7个罪名，包括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员、报复陷害、破坏选举等；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注意：这一类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需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200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了被大家简称为“30条”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决定》，就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其中第9条中规定：“对重特大渎职犯罪案件所涉及的必须及时查清的案件，经上级检察机关同意，可以并案查处”。这是“并案侦查”一词在法律文件中的正式出现，也是当前 检察机关查办渎职犯罪案件过程对相关案件并案侦查的法律依据。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并案的对象。需要并案侦查的是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犯罪案件所涉及的其他案件。二是并案的条件。包括：（1）检察机关查处的必须是重特大渎职犯罪案件；（2）并案侦查的是必须查办重特大渎职犯罪案件需及时查清的案件；（3）查办案件的检察机关自己无权决定并案侦查，需经上级检察机关批准。2006年，我们运用并案侦查措施，对两起涉嫌组织卖淫犯罪立案侦查，并深挖出其背后“保护伞”，成功侦破靖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陆某某、治安大队大队长朱某某等四名公安干警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贿串案，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该案的查办经验在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反渎职侵权侦查工作会议交流并被检察日报刊发。如果检察机关为了查办公安干警的渎职犯罪，而将组织卖淫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即便等到公安机关将案件查证属实了，检察机再来查公安人员的渎职犯罪，是否查得了就要打一个大大的“？”。我们都知道，查处与渎职犯罪有关的其他案件（通常被称为原案或前案）是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原案不成立，查处渎职犯罪就是没有失去了根基，何况查办渎职犯罪还必须依赖于原案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证据。因此，由公安机关查办原案显然是很不现实的。当然，不仅仅是公安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如此，查处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案件所涉及的原案，检 察机关都可以根据办案的需要予以并案侦查。

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困难

1、发现难

公安机关侦查的普通犯罪案件，一般有具体的被害人，一般会留下较明显的能被人所感知的犯罪现场、犯罪痕迹，犯罪一般会因为被害人报案、控告或被人发现而暴露。因此普通犯罪侦查一般不需要研究案件的发现问题。而我们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侵害的大多是国家、社会的利益，除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犯罪外，暴力色彩淡薄，一般没有具体的被害自然人，不直接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公民控告、作证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像普通犯罪案件那样高；犯罪行为与权力相结合，作案手段狡猾隐蔽，加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潜伏期较长，影响及时发现，因而犯罪行为一般不会自行暴露，属于隐性犯罪。

2、查处难

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的智能型犯罪，犯罪主体文化程度一般较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较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有些甚至是熟悉法律、懂得侦查的司法人员，因此反侦查能力比较强。主要表现在：作案前精心谋划、充分准备；作案时手段狡诈隐蔽，不留破绽；作案后采取种种伎俩对抗侦查，如转移赃物，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等。一些证人慑于权势，怕打击报复而不愿作证，及时勉强作证也容易产生反悔 心理，有些人则因得到了好处（比如贿赂犯罪、渎职罪中的受益者）而知恩图报拒绝作证。举例：送钱录音。

3、定性处理难

刑法分则中对各罪状的叙述较为简单，但真正落实到具体案件的定性处理上，难度是相当大的。先以受贿罪为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刑法第385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还有前面谈到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叙述得很简单，文意也不难理解，但收受财物的手段却是多种多样。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罗列了几种，比如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什么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优惠金额是市场价格的10％，还是20%？实际购买价是等于甚至是低于成本价？都很难说。目前有的人又提出优惠高于市场价10％以上，且优惠总额50000元以上，可以认定为明显低于市场价。再有就是关于特定关系人，什么叫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那 再追问一下，什么是情妇或情夫？有人下了个定义，除配偶以外，与之长期保持不正常性关系的人。什么叫长期？三个月？六个月？等等这些问题在实践中都需要探索，处理起来较为困难。

下面再举个渎职类犯罪的例子。渎职犯罪嫌疑人收受他人贿赂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徇私舞弊的，该如何处理？刑法三百九十九条最后一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受贿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情况是针对司法人员的（这里我们姑且撇开是否合理），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非司法人员收受贿赂后渎职犯罪的情况也被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由于立法原因，对渎职类犯罪的量刑相对较轻，这样一来，基本上最后都不会以渎职罪名定罪处罚。某镇国土所副所长李某收受贿赂并滥用职权案中，法院审理认为“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李某犯滥用职权罪一节，经查，对此节犯罪指控，事实存在。但根据刑法理论，行为人滥用职权给他人谋取利益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又接受他人的贿赂，则同时触犯滥用职权和受贿罪2个罪名。此时滥用职权给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只不过是受贿罪得以实现的条件，属手段牵连，应择一重罪处罚，即本案只能以受贿罪对被告人李某定罪处罚。”

4、阻力大 犯罪嫌疑人有地位、有职权，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有些甚至与一些人结成荣损与共的政治、经济利益体，查处一人就会遇到一批人的阻挠；个别领导存在不把犯罪当犯罪的错误认识，把贿赂说成是礼尚往来，不正之风，把渎职犯罪说成是没有经验，对实在讲不出多少开脱理由的案件，就会说“一贯表现好，有贡献，要看主流，不要一棍子打死”等等；部门保护主义大伞的遮挡，一些人从局部或部门利益或个人声誉出发，对腐败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的宁愿内部黑也不愿外部丑，知情不报。

5、手段少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的手段主要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鉴定，再辅以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勘验、检查在侦查实务中使用尚不普遍。近年来，我们还使用了跟踪、守候、化装侦查等手段。（2006年靖江洗浴场所）总的看来目前检察机关尚未从立法上获得完全的技术侦查权力，无法适应现代职务犯罪智能化、隐蔽化的特点。《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已将技侦手段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而按照规定，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如果需要使用某些技侦手段时，必须报批，然后由公安、安全部门执行，这显然不能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翻新的职务犯罪手段相适应，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不符。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肩负的使命艰巨而光荣，困难再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开拓新的局面。

三、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职能

1、发现犯罪。前面已经谈到，职务犯罪线索发现困难，案源匮乏一直是制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除了传统的“两报”（反贪靠举报，反渎靠看报）外，要求我们侦查人员主动出击，具有敏锐的嗅觉，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党委政府关心的问题，从有违常理的不正常现象着手，去挖掘职务犯罪线索。

2、惩治犯罪。通过侦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事实，使犯罪嫌疑人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3、预防犯罪。通过侦查活动，宣传法治，教育群众，提高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并震慑和警戒妄图以身试法者；另一方面，可以总结和把握有关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发现有关单位和行业在管理上、制度上的漏洞，为健全制度，加强管理，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提供依据和思路。

此外，职务犯罪侦查还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措施。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侦查办案流程。内容书上都有，这里只作个提醒。

四、职务犯罪侦查办案流程

（一）线索

1、线索受理

案件线索来源包括：（1）本院举报中心移送的；（2）上级人民检察院和本院领导交办的;（3）有关单位和部门移送的;（4）办案中发现的;（5）犯罪嫌疑人自首的；（6）侦查部门直接接受的控告、举报；（7）从其他途径发现的。

2、线索管理

侦查部门直接受理、自行发现的犯罪案件线索，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批准后处理。处理后三日内报举报中心备案。

侦查部门应当指定专人统一管理案件线索，并建立案件线索库，实行微机动态管理。

备案。反贪分级备案，反渎市院统管。（我市反贪也要求市院统管）

3、线索评估

对案件线索应当及时审查、评估。评估后，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1）认为具有初查价值的，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批准后,按初查程序和要求实施初查，并填写《受理案件登记表》；

（2）认为不具有初查价值的,或者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或者属于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批准后，移送举报中心处理或处理后报举报中心备 案；

（3）认为暂不具备初查条件，但有待查价值的，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批准后，列为缓查线索，缓查线索应当由专人统一保管。

（二）初查

经审查认为应当对案件线索初查的，应当制作《提请初查意见书》，报检察长批准。《提请初查意见书》中应包含初查方案。

注意：

初查要案线索，应当坚持党内报告制度。报告一般在获取一定证据之后、正面接触被查对象之前进行。

开展初查工作，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至少有一名检察官。

初查过程中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

（三）立案

立案由检察长批准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立案决定书》。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且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和私分罚没财物犯罪案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事 立案：

（1）必须通过侦查措施取证的；（2）证据可能发生变化或者灭失的；

（3）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进一步扩大的。以事立案的,侦查人员应当制作以事立案《提请立案意见书》，报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填写以事立案《立案决定书》。

以事立案的案件经过侦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制作《确定犯罪嫌疑人意见书》，报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确定犯罪嫌疑人后，不需要另行立案，直接转入收集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阶段。根据案件侦查的需要，可以依法使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

以事立案的案件，经过侦查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终止侦查。发现案件不属本院管辖的，应当移交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确定犯罪嫌疑人后发现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件。

（四）强制措施

1、拘传

拘传持续的时间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2、取保候审

3、监视居住

4、拘留 两个“24小时”

（1）对犯罪嫌疑人执行拘留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

（2）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侦查部门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

5、逮捕

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侦查部门应当制作《逮捕通知书》，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

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侦查部门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同时，告知其逮捕羁押期限及权利义务以及不服逮捕决定享有重新审查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若不服逮捕，自告知之日起五日内向侦查部门提出或经看守所、驻看守所检察室转告、转交侦查部门，并附申辩理由。侦查人员应将告知内容如实记入讯问笔录。

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侦查部门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签字的告知文书、讯问笔录复印件、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的意见及理由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和侦查监督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并做好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准备。犯罪嫌疑人服从逮捕决定的，侦查部门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签字的告知文书及讯问笔录复印件送侦查监督部门备案。

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的规定。

（五）侦查

1、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应当首先查明其基本情况，讯问其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事实或者作无罪的辩解，然后向其提出问题，并如实记录。

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侦查人员应当告知其权利和义务。

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必要时，侦查人员也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量要求犯罪嫌疑人自书）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开始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将对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告知情况应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2、询问证人、被害人

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进行，也可以通知其到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证人不同意在上述场所作证的，可以在其认为合适的场所进行，但应当在笔录中注明。

询问证人需要录音录像的，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进行，并参照本章第一节有关规定执行。

3、调取、扣押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

4、查询、冻结存款、汇款

5、搜查、鉴定

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提出异议，经审查认为其意见合理，报检察长批准，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侦查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鉴定结论，可以只告知其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其他内容，告知过程应当制作笔录。

6、勘验、检查、侦查实验、辨认

（六）侦查终结

案件侦查终结前，侦查人员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侦查终结意见书》：移送起诉、移送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起诉意见书》、《不起诉意见书》

撤销案件：人民监督员程序

案件侦查终结前，侦查人员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出示《申 请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权利告知书》，告知其权利后，要求其在告知书上签名。（1）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2）超期羁押的；（3）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4）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5）办案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

（七）律师参与诉讼 参见律师法

（八）监督

立案、撤销案件、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向纪检监察部门备案。

（九）提请注意

1、安全问题

讯（询）问场所的各项设施必须符合安全防范的要求，确保无安全隐患存在。

2、笔录问题

讯问或询问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和《询问笔录》需要交由犯罪嫌疑人或证人阅读，认为笔录没有错误的，应在笔录上逐页签名、捺印手印或者盖章。在笔录末页写明：“以上共 几页笔录我已看过（或向我读过），与我讲的一致”，并签名、捺印手印或盖章、署明日期。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篇2

关键词：证据材料,调取,自侦案件,问题,对策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证据的调取做了明确规定,但办案人员在调取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依旧存在。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很好地治理,不仅影响到案件的办理质量,更重要的是还将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整个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受到损害。

一、调取证据材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手续不完整,取证过程不合法

实际工作中经常存在以下情况:其一,有的侦查人员不按规定程序收集、提取、固定证据。调查发现,实践中,有的没有制作提取笔录,有的虽制作了提取笔录,但内容简单笼统,没有制作过程的详尽说明,或缺少见证人等相关人员签名。其二,有的办案人员调取证据时,将许多与案件无关的材料也做了调取,这样就加大了查证的难度,不仅加大了工作量,还降低了办案效率。导致其证据的形成链条不完整,来源存疑,影响了证据的同一性和真实性认定。其三,有的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经分管领导批准,仅凭个人意志和判断,擅自调取证据。有的办案人员通过打白条的方式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取证据,甚至没有任何手续,违法强制提取。其四,有的办案人员只是让持有人在调取的相关证据复制件上签名或盖章,未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对相关情况进行书面说明。

(二)退还材料不主动,工作方法较随意

办案单位不积极主动退还、返还无关证据材料,只有被调取证据单位要求退还才给于办理;被调取单位由于主观原因,不愿或不敢主动要求办案单位退还、返还调取的证据;由于原调取单位破产或改制,无法退还。如某检察院办理的某国营企业杨某贪污案件,由于企业破产后转制为私营企业,导致案件办理终结后调取的会计资料出现“四不管”现象,即原单位不复存在,无法接收;原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认为企业已破产,没有保存的必要而不愿接收;破产清算组在企业破产程序完成后已解散,不能接收;新成立的企业为私营企业,对原单位资料一律拒绝接收。至今此案已过去十余年,会计资料仍堆放在检察院无从处置。

(三)相关法规不熟悉,收集证据不充分

从现实情况看,部分办案人员由于对证据的理解不透彻等原因,在办理案件时不知道怎样入手收集证据,有时虽然能够根据案情分析出需要哪些证据,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收集到确实充分有效证据,往往都是凭自己的认知和逻辑推理在取证。这样的证据的证明要求就得不到保证,收集的证据也不够确凿充分,对案件的定性处理难有说服力。

(四)科学技术在发展,传统手段不适应

随着电子账簿和财务软件在企业核算中迅速普及,这些打破传统手工记账方式,依靠高配置电脑、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完成的无纸化办公,已经对调查取证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调取会计资料时,手工账与电子账应一并调取。实际工作中,不乏涉案单位存在两套账的现象,电脑中的账证资料尤为重要,错过时机电子数据随时都有被删除或改动的可能。为了查清嫌疑人犯罪事实,必然要运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去发现和收集证据。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丰富查案手段,扩展调查取证方式方法已经成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理念的影响,以及《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调取相关规定并不完善,相应的,对办案机关的证据调取义务规定较少,以致在证据调取中产生了以上这些问题。对具体原因笔者分析如下。

(一)执法理念有偏差,内部监督不到位

在办案过程中,有的办案人员只注重实体不注重程序;有的办案人员认为只要办理好案件,程序上乱些不要紧;有的办案部门认为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是自己人给自己人过不去,不仅不积极配合,甚至产生抵触情绪;纪检监察部门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工作监督跟不上。在思想上错误的认为这是“小事”,“无关紧要”,“影响不了大局”。而实践证明,这不是小事,因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此可见证据的调取的重要性,它不仅影响办案的质量,关系到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还关系到检察队伍建设。

(二)证据管理不系统,法律规定不健全

有的办案部门把所需物证、书证等证据调来后,既不登记也没有专人专管,有的没有物品存放室,在办公室随便乱堆乱放。查完或结案后,只要案发单位不来要帐,就不退还,长期存放在办公场所,导致了丢失证据现象发生的可能。现行法律法规对调取证据在使用期限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致使调来的证据有的常达数年未能退还、返还。

三、对策及建议

(一)树立程序公正理念,提高取证工作认识

检察机关取证过程是一种司法行为,要确保在查办案件取证过程中不违法,就要提高对调查取证工作的认识,树立规范执法的理念,不要因为取证程序违法,导致证据无效。若辩护律师揪住“把柄”不放,提出证据不规范不合理的质疑,那该证据的证明力还有几何?所以要切实树立“有法必依”的执法观,切勿因小失大。

(二)加强业务培训技能,提高证据质量水平

加强检察人员在收集和取得证据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树立规范执法的理念。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证据材料,只有经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质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为法庭所采用,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在检察实践中只有按照人民法院审查、判断和采信证据的标准作为查办案件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尺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质量,经得起诉讼的检验。因此,应邀请有关法律专家学者以及上级部门一些有办案经验的检察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基层检察人员调查取证工作的认识和水平。

(三)强化证据裁判意识,提高证据定案效能

要树立证据是诉讼的基础和核心的理念,把证据裁判原则贯彻于侦查的各个环节。一是要增强证据能力意识。切实把证据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同等看待,从内容、形式、来源等各个方面确保指控证据合法、确实、充分。尤其要时时想到,其证据能否经得起法院审判的检验。二是要增强证据保全意识。收集到的证据要及时进行固定和保全,不要因意客观因素导致证据证明力削弱而变得一文不值。三是要增强证据甄别、补强以及印证意识。要严格按照“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要求收集审查证据。注重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及时补救瑕疵证据,对非法证据在排除的同时,进行必要的重新取证等转化工作。

(四)探索取证方式创新,提高查案科技含量

一要用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可对嫌疑人存款账户进行查询、冻结的权利。二要学习借鉴,拓展思路。要有意识、有目的的丰富查案手段,拓展工作思路的效果。三是针对互联网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加快对电脑记账、财务软件、电子商务等与案件相关知识的研究。采用复制、数据采集、鉴定、摄像等方式,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技术固定电子证据,提高查办案在调查取证工作中的科技含量。

(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我们应充分借鉴相关部门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和完善调查取证工作制度,制订一套科学、规范的取证方法和操作规范,明确调查取证的方法和范围,统一调查取证工作的标准和尺度,并以此为契机,规范调查取证工作行为,提高调查取证工作水平和效率。

一是对调查取证的审批权限、范围进行明确。确需调取证据的,必须经分管检察长批准,防止越权现象、防止乱调取、防止对调取证据范围的随意扩大。二是严格调取证据的程序,保证调取的证据的质量。必须由侦查人员持检察院的证明文件进行提取,对于能够调取原物或原件的证据,尽量调取原物或原件。另外对于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或无罪的证据也应一并调取,对收集到的证据要及时进行固定和保全,不要因为客观因素导致证据证明力削弱而变得一文不值。三是明确责任、专人管理,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对调取的证据纳入日常化管理,办案流程与监督制约有机结合,办案部门、综合部门、纪检监察三者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明确专人负责管理,有效地规范调取证据的行为,使执法行为得到规范。四是严格退还手续。必须填写相关的退还清单,经分管检察长批准后,由办案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或涉案单位一同到自侦部门的综合部门办理手续,严禁办案部门代办代领。

四、结语

调取证据虽然只是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中的一个环节,但“一棋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大家都很明白,它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涉案单位的正当权益和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取证环节贯穿案件的始终,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坚决落实、细节上特别谨慎才能有把握打胜仗。

参考文献

[1]刘占昌,蒋智.基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检察官,2012(7).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篇3

关键词：技术侦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和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这一立法定义阐明了技术侦查必要的两个内容：秘密性和技术性。秘密性是指技术侦查是一种秘密侦查的技术手段，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侦查线索和证据的一种手段。技术性是指技术侦查以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为依托进行的一种侦查活动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实施。技术侦查具体包含其中侦查手段：电子侦听、电子监控、电信监控、邮件检查、密搜密取、外线侦查和网络侦查。

二、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的必要性

1.特殊的犯罪主体

职务犯罪的主体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同于普通的刑事案件犯罪主体，职务犯罪主体本身具有高智商、高学历的特点，在国家机关工作时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职务犯罪主体利用自己正常职务和法定身份为掩护，进行职务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过程极其隐秘，往往没有直接的见证人和之情的第三人，而且职务犯罪侵害的事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侵害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也没有直接的受害人，如果不利用技术侦查手段无法及时发现职务犯罪的发生。

2.隐匿的犯罪证据

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一对一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侦查人员对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侦查人员几乎无法收集可供勘察的现场证据。侦查过程中职务犯罪主体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事先得到消息，在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及时销毁证据、转移证据和赃款赃物，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情况十分突出。如果不利用技术侦查来提高检察机关在取证方面的效果，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往往会陷入被动。

3.被动的侦查模式

基于传统侦查措施和方法下的职务犯罪证据收集方面的劣势，侦查人员不得不采取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来获得职务犯罪的有关证据的线索，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侦查人员无法收集到充分完整的证据。另一方面由于新刑诉法规定使得律师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介入侦查，检察人员获取口供的难度加大，从而更加无法依赖口供破获案件。技术侦查的在职务犯罪当中的运用可以很大程度上使得侦查向由案到人的模式转变，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电子证据等确定犯罪事实，即使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也可以认定犯罪。

三、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权中的地位

1.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检察机关职能的核心所在。技术侦查取证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对公民隐私权的干预，公民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正是要保证技术侦查使用的合理和规范，检察机关的监督应该贯穿整个技术侦查的过程当中，首先应当细化审批内容，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技术侦查过程中技侦措施的内容和实施步骤等关键内容进行更加细化的审批和控制。新刑诉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同时掌握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这样权利过于集中，在无法把决定权向检察机关倾斜的情况下，必须要发挥检察机关强有力的监督职能，实现决定权和执行权的相互制约，才是权力的有效配置。

2.严格控制适用主体，保障人权，防止权力滥用

在技术侦查实施的过程中，很容易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秘密获取物证等措施，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通讯秘密和隐私，公民不容易发现，更无法用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这样强大的具有侵略性的侦查技术，不应该轻易扩大适用主体，在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掌握较为全面的技术侦查手段的情况下，如果

四、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实施过程中的职责

1.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协作

检察机关制作技术侦查决定书交予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可以就决定书中的法律手续、是否有明确的适用对象、具体实施步种类和操作步骤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内容有不明确的或者需要改进补充的与检察机关商议后修改决定实施技术侦查。在公安机关执行技术侦查的过程中可以派专门人员进行监督和协作工作，最后公安机关将收集到的证据和资料交与检察机关，有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需要补充侦查。技术侦查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并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部门，而是应展开紧密的协作，这样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掌握职务犯罪案件的进程和证据信息，从而及时调整措施和战略。

2.检察机关对证据的保存和保密

《刑事诉讼法法》第150条规定：“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检察机关在掌握公安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收集到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必须严格界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不能随意向外界透露，要采取相应的秘密帮张措施。另外第152条还规定了：“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有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也就是在使用技术侦查掌握的证据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技侦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身安全，对证据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

3.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救济措施

当技术侦查侵害到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当事人享有享有向有关机关赔偿和补救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技术侦查和监督技术侦查的过程中，也应当对侵犯公民相关权益的后果承担一定责任。检察机关在制度方面应该规定具体的技术侦查有关的救济措施和救济方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求偿权应为救济措施的主要内容，在技术侦查措施可能会侵犯到当时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在取证结束后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认为确有侵害事实，无论是适用国家赔偿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应当对当事人作出必要的赔偿。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篇4

民事、行政检察活动是检察机关履行我国法律赋予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法律监督中的二项监督。民事、行政检察活动除了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外，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判裁确有错误的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这些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行政当事人申诉案件实践中不断总结，就办案程序制定了一系列内部规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检察机关办理民行案件程序逐步完善，民事、行政监督地位日益凸现。随着人民群众、单位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到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但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问题，诸如办案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立法上还不够完善，办案的透明度不高等，作为检察机关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改革，就成了一个活动的领域。一九九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办公会议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以下简称“试行规则”），笔者认为，虽然该“试行规则”在实践操作中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作为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案件的一项改革，有其科学之处，保证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办案中的公开、公正、合法性，其中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这一规定，克服了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案件暗箱操作的弊端，使民事、行政案件审查置于公正、合法的前提之下。笔者仅就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的概念

最高检“试行规则”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可以根据案情或当事人申请，决定听取当事人陈述。”第十五条规定：“根据案情或者当事人请求，可以分别或者同时听取当事人陈述。？？”其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形式。这一规定反映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既可以是检察机关提出，也可以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二是并非所有申诉案件都必须经过这一程序，而要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采用这种形式，最终决定权归属检察机关。三是对于决定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的，由检察人员主持、双方当事人围绕法院原裁判是否正确各自阐述事实和理由。根据“试行规定”规定，笔者认为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的概念应表述为，民事、行政案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经受理审查决定立案后，在检察人员主持下，围绕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申辩意见的一种形式。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基于法院原判决或裁定，因而必须根据当事人的申诉理由、证据，结合审查法院的卷宗材料进行。实践中，一般只要当事人的申诉符合受理条件，检察机关就应当受理，受理后，一个月内决定是否立案审查，而此时往往不能借调到法院的审判卷宗。因此，只有在借调到法院卷宗材料，再经审查才能作出是否决定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故而应在立案后决定是否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公开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是什么性质，在实践中有不同的称谓，有的把它称为“听证”，有的把它称为类似再次庭审。笔者认为，检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篇5

调查取证权

李红

抗诉是目前我国立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唯一方式，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一种监督。2007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民事抗诉的条件，充分体现了程序正义地位的上升，但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权并未在期待中出现。法学界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是否可以在审查抗诉案卷外，进行调查取证，一直有较大的分歧意见。近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民行处办理了一起抗诉案件，其中县检察院运用了调查取证权，发现了能够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并对该案的抗诉。由此引发笔者对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思考。

一、基本案情

徽县泥阳镇村民童某在修建砖木结构偏厦房和前檐廊檐并在廊檐上搭建石棉瓦简易灶房时，占用了房后是一条东西走向历史形成的大路路面。影响了邻村村民和该镇供销社的通行。被该镇供销社、该村村委会、和村民郭某以侵占路面、要求拆除非法建筑为由，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县法院审理后认为，三原告仅提供了自写的书证，不能证实被告实际侵占了路面，修建了非法建筑。三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判定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判决，向徽县人民检察院申诉。

徽县检察院在审查案卷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查取证.查明被告的全权诉讼代理人童红云未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徽县人民政府徽集建（1991）字第0691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四至明确，房屋长、宽清楚。经检察机关提取 核对该证,并向董红云调查，其本人承认超建、超占的事实存在，并承认在原审中作了虚假供述。这一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遂提请陇南市院抗诉。市院经审查，作出了抗诉的决定。

二、立法现状 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和行政审判活动中有调查取证权，但检察机关是否有调查取证权并未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仅《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此做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以《办案规则》的形式加以规定，其适用效力是有限的。且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是否有调查取证权也没有规定，这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构成明显的不和谐。

三、对检察机关赋予调查取证权的必要性 依据以上案例、立法现状以及办案实际，笔者认为，行使调查取证权，对民事行政监督确有必要，理由如下：

第一，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一种，理应包括调查权。“实际上，每一项国家权力的正常运作和实现，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手段和措 施。”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权作为检察权的一项子权力，是公权力的一种，也应当配臵相应的保障制度。否则，民事抗诉中的调查权就只能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而存在，而不能成为检察实践中运行的权力。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而完整的检察权不能仅仅由起诉权和批捕权一张嘴和一个图章构成，应当包含同样具有追诉意义的侦查权。同时，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权对民事行政诉讼的介入，不能视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代理，其意义在于对民事行政方面严重违法行为的社会否定，进而引起形式上的国家追诉或国家干预。所以，调查取证权对民事抗诉有效运行具有重要功能，是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

第二，调查取证权是保障抗诉权顺利实施的重要措施。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检察机关要实施抗诉权，办理抗诉案件仅仅通过书面审查方式，即借阅原审审判卷宗。在审判案卷不能全面反映审判过程与裁判结果合理性的情况下，要查明真相，调查取证是基本的、必要的手段和措施。通过调查取证，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以及裁判的合法性，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保障，这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职责的必要前提。若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认为原审判决是正确的，还可以帮助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既维护了司法权威，又减少了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诉累和诉讼成本。如果连调查取证这样基本的职权也不赋予的话，就会难以胜任和担负起民事行政监督的职责，民事行政监督就③

②① 3 会流于形式，收不到应有的监督效果，更谈不上实现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目的。

其次，在由申诉人、被申诉人双方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的前提下，因为与案件审查结果的利害相关，双方都会尽力找出对对方不利的证据并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如上述案例所述，这样就常常出现证据不足，或者可以说是证据的空白地带。检察官极有可能对某些证据产生疑问，如果不进行调查，检察官作出的决定说服力明显不足，赋予检察官调查权，有助于防止其获取片面信息，排除受到申诉人、被申诉人双方的语言及辩论技巧的影响，以及双方在枝节问题上过多的纠缠以致拖延案件审查，有利于提高诉讼监督效率。

第三是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目前状况下，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知识、财力、信息等方面的差别，表现在举证能力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加上我国司法救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利用检察职能予以调查取证，实行公力救助，可以弥补法院审判中可能产生的缺陷。检察官对案件中发现的疑点，进行调查取证，可以查明申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视听资料以及不允许个人查阅的档案材料、他人的储蓄存款情况、涉及国家机密、企业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的证据材料；可以查明被申诉方的妨碍行为致使申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以及其他可作为证据材料为被申诉人方占有而不宜向材料所有者调取，或调取遭到拒绝的；可以查明申诉人自身具有特殊情况，包括年迈、体弱多

④病、有残疾或经济困难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无力取证的。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查明案件真相，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弥补了申诉人自行收集证据的不足。

第四是有利于有效监督法院的审判行为，有利于查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的职务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它不直接参与庭审调查、法庭辩论等过程。而所谓事后监督，就是在监督对象的行为发生终了之后，通过审查、核实、评断、裁决等过程，纠正违宪违法的事实及消除负面影响⑤。因此这种监督的事后性客观上造成了检察机关无法了解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无法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大多数的抗诉案件中，对于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关系到生效裁判合法性的事实问题的审查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检察机关对相关事实的调查。通过调查取证，对案卷中存有疑点的地方进行重新调查，可以对在审判过程中因法官的业务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不当裁定进行监督，对证据采信、收集等存在的缺点进行弥补，从而激励法官提高业务素质，增强责任感；可以对在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问题进行调查，从而揭露司法腐败分子，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我院2008年查办的徽县法院何敏强枉法裁判案，就是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的证据，认定了何敏强的枉法裁判行为，伸张了公平正义，促进了社会和谐。

四、调查取证权对民事行政监督的负面影响。

调查取证权在民事行政监督工作中，无疑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运用不当，则会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 在:一是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对检察院调查取证获得的证据作为抗诉理由不易接受。二是调查取证权运用的过滥过多，会出现“当事人动动嘴，检察官跑断腿”的现象，既浪费司法资源，又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以至阻碍民行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三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活动中进行“调查取证”，是国家公权介入私法，会打破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诉辩平衡”关系，也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违背，导致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不平等，违背了民法基本原则。

五、调查取证权的正确运用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是提高检察机关监督能力的有效支撑和保障。从长远来看，势在必行。但如何正确运用调查取证权，充分发挥其在民事行政监督中的职能作用。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调查取证的启动应遵循确有必要、有限救济原则。首先，要有正确的动机，在充分审查案卷的基础上，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前提下，发挥监督职能，启动调查取证。其次，检察机关办理民行申诉案件应以审查案件为主，积极引导申诉人举证，非确有必要，一般不予调查取证，防止检察机关包揽查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大量的调查取证上，而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却坐堂阅证，使举证责任颠倒。

二是调查取证的范围应遵循相对限制、有限查证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15种抗诉事由。除第（六）条适用法律错误不用调查外，其他14种事由存在着程序违法、事实不清以及其它违法的情形，不同程度的都需要调查，才能查清事实，才能证明原裁判是否违法。所以，调查取证的范围应与《民事诉讼法》的抗诉事由相一致，不 能滥用调查取证权。三是调查取证的运用，应遵循程序公正、合理实施的原则。其一，调查取证的实施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主，以检察官的主动发动为辅，尽量从源头上就保证调查的性质不变成纯粹的侦查。同时，无论哪种启动方式，都要受到检察机关内部“承办人—部门领导—主管检察长”审批程序的严格控制，防止调查取证权的滥用。其二，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向被调查对象出示证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及时制作笔录。其三，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时，必须处于中立位臵。检察官通过调查获得的新证据，在庭审上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出示，再由当事人双方围绕着证人和证据进行质证。检察官不与控辩双方进行辩论。该新证据最终是否可以被确认、是否影响再审判决，则由法官决定。

[参考文献] ①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中国法学，1997,（6）． ②王功杰,民事抗诉调查权研究，人民检察2009,（18）．

③见刘竹冬、肖秀敏《社会公共权力配置与检察权定位分析》。④江宪法，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

检察院自侦文书之初查部分 篇6

XXX人民检察院提请初查报告 检

初查[

]

号

一、被举报人（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被举报人（被调查人）

，出生，身份证号码，族，籍贯，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写清其身份），工作单位，职务

，职级，现住址

等。

二、线索来源

三、举报内容（写明涉嫌的主要问题）

四、处理意见

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条，提请对XXX涉嫌犯罪线索进行初查。

五、初查工作方案

（一）初查目的、方向、范围和调查的问题

（二）初查的人员配备、分工及组织领导

（三）办案期限、步骤、方法和措施

（四）办案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

以上意见妥否，请审示。

承办人：年

月

日

使用说明：本文书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一条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试行）》第十二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控告、举报、自首以及案中发现的线索进行初查时使用。XXX涉嫌XXX案安全防范工作预案

一、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证人）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证人）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了解掌握被讯（询）问人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如患有疾病应特别写明。

三、人员配备、分工及职责明确案件承办人、司法警察或负责看管人员的配备、分工、职责以及安全防范的具体措施。组织好看守被讯（询）问人的人员，并向其交待注意事项，做好讯（询）问结束后办案人员与看守人员的衔接，不能出现空挡。

四、安全措施

1、环境准备。讯（询）问前对讯（询）问场所进行细致检查，消除不安全因素。

2、医护准备。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准备必要的救治药品，制定相应的救治预案或请医护人员到场监护。

3、搜查、检查、采取强制措施等环节注意事项。

五、突发事件处理可能出现安全问题预想及对策。对办案中出现的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处理、报告的方法；针对讯（询）问过程中被讯（询）问人可能出现异常情况的应急措施。

承办人：

****年**月**日

使用说明：本文书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安全防范工作及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在初查工作中，为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突发紧急情况而使用。XXXX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接触被查对象）党内报告书

（文号）XXX党委（党组）：

1、被查对象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工作单位、职务、职级、是否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政治面貌、现住址等）

2、被查对象涉及的主要问题。

3、事由和依据。（可查性依据、法律依据、需要接触被查对象理由）。经研究，因初查工作需要，必须接触XXX核实有关问题。特此报告。

XXX人民检察院（加盖院公章）

批准人：XXX

****年**月**日

使用说明：本文书依据《辽宁省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党内请示报告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在初查职务犯罪要案时使用。XXX人民检察院接触初查对象审批表 案

由 线索来源 初 查 对 象 性别 年龄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住址

涉嫌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篇7

2009年以来, 钦北区检察院共受理刑事申诉案件13件, 其中不服法院刑事判决、裁定9件, 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决定4件。经审查, 立案复查6件, 其中维持原不起诉决定1件, 不予抗诉3件, 提出检察建议1件。从我院近年来办理的刑事申诉案件情况可以看出有以下特点:

1.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受理的比例较大, 占整个立案复查数的83.3%。

2.从复查结果上看, 复查后纠正案件的比例不高。我院2009年以来办理的只有1件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复查后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其余的申诉案件均维持了原决定或裁判。

2.从申诉案件原处理过程上看, 其中多数案件都经过了检委会讨论, 有些案件还曾向上级检察院业务部门汇报, 说明申诉案件普遍具有复杂性及疑难性, 易成为涉检矛盾纠纷的根源。

二、存在问题

(一) 受理审查阶段存在问题

1. 刑事申诉的期限没有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46条规定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在接到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可以申诉, 检察机关必须复查, 但对七日以后的申诉期限也没有限制。刑事申诉的无时间限制, 虽然有利于保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但也会给司法机关带来过多的工作压力, 给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带来困难。由于案件事过境迁, 复查中获得的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的准确性和证明力就会相对降低, 物证绝大多数已被处理掉, 或已失去了有效性, 这些状况使得刑事案件结案后, 时间越长,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难度越大。

2. 刑事申诉的审级和次数没有严格限制。

《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8条至第12条就基层人民检察院至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管辖范围作出了规定, 依据《规定》, 刑事申诉的审计和申诉次数并没有严格进行必要的限制。实践中刑事申诉人可以向任何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一次申诉被驳回后, 申诉人仍可以继续提出申诉。这样, 既形成了大量的积案, 也增加了检察机关不必要的工作量, 从而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使人们对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和人们法院已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法律严肃性产生怀疑。

3. 刑事申诉受理后是否立案复查及未立案复查案件的审查期限没有限制。

《规定》仅第34条第2款对上级检察院或本级检察长交办一种情形的立案复查审查期限进行了规定, 即在收到交办文书后10日内立案复查, 对其他两种情形并未作出规定, 这样立案复查的期限标准就出现了不统一, 容易导致复查工作的透明度不够, 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较大。另外, 根据《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复查刑事申诉案件, 应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办结。案情复杂的, 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该规定仅仅适用于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案件, 未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期限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如此在实践中, 便容易出现未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

(二) 立案复查阶段存在问题

1. 对刑事申诉案件的监督效果不够明显。

以钦北区检察院为例, 所立案复查的6件刑事申诉案件中, 除了有1件提出检察建议外, 其余的均维持了原来的决定或裁判, 监督效果仍不够明显。首先, 就不服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来说, 在考虑处理结果时, 往往以法院能否改判作为是否提起抗诉的标准, 如果没有改判的可能, 一般不会提起抗诉。而随着法治化水平的提高, 法院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处理也非常慎重, 给检察院抗诉可留的余地很小。其次, 立案复查后若需要提出抗诉的, 要由控申部门提出抗诉意见, 连同案卷一并移送审查起诉部门审查, 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较强的程序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检察机关抗诉效率。而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处理决定的申诉, 虽然案件的决定权与申诉复查权实行了分离, 但依然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 难免出现监督力度不够强的局面。

2. 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工作仍需进一步落实。

以钦北区检察院为例, 近年来所办理的刑事申诉案件无一例采取听证会等公开审查形式进行。该项工作在落实中易存在徘徊不前的局面, 既难以贯彻体现“检务公开”, 也使得申诉人与检察机关在对证据事实及适用法律和程序方面认识不一致时, 易导致久诉不息。

3. 办案人员配置不足。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是控申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 也是检察机关对于刑事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对控申部门的干警有着较强的业务能力要求。而基层检察院控申部门干警通常为2至3名、年龄整体偏大, 却要承担着受理举报、控告申诉、处理涉检涉法信访维护社会稳定、法制宣传等多头的工作任务, 难以保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刑事申诉复查工作, 从而制约了控申工作的发展。

三、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受理审查工作的建议

1. 完善期限规定, 提高刑事申诉的时效性。

鉴于当前刑事申诉没有期限的问题, 有必要对刑事申诉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刑事申诉期限以五较为适宜, 即从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或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中的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算五年内。理由如下: (1) 五年时间为申诉人提出申诉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准备, 申诉人足以利用此期间保护其合法权益; (2) 避免了因时间太长给司法机关调查处理申诉案件带来的困难, 有利于复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高检察机关刑事申诉办理工作效率, 减少积案; (3) 可以增强申诉人及时申诉的意识, 避免或减少长期反复的缠诉缠访, 降低息诉息访工作的难度。

2. 刑事申诉次数、级别管辖相对固定, 节约司法资源。

针对《规定》中刑事申诉的审级和次数没有严格限制, 建议对于向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申诉, 由作出原处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处理, 经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查后, 申诉人仍不服,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经过两级人民检察院复查后, 可以不再受理。同时对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作出一定的灵活规定, 即对经过两级人民检察院复查的、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的申诉,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必要 (如有新的理由和证据) 时, 可以再次复查, 维持或改变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复查决定, 但以一次为限。

3. 刑事申诉受理后是否立案复查及未立案复查案件的审查期限明确化, 提高办案效率。

为更好地开展立案复查工作, 对案件受理后是否立案复查及未立案复查案件的审查期限均应明确予以规范。根据当前的办案实践, 可建议制定如下规定:检察机关收到申诉材料后7日内审查是否受理, 并告知当事人;受理1个月后决定是否立案复查, 其中不需要立案复查的, 应在决定之日起3日内告知当事人不予立案复查及理由;决定立案复查的, 也应当在决定作出之日起3日内告知当事人。

(二) 完善立案复查阶段的建议

1. 强化监督意识,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对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申诉案件, 发现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的, 积极提出监督意见。在监督重点上, 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冤错案件, 特别是注意发现裁判不公背后隐藏的司法腐败;在监督方式上, 用好用足现有的法律监督手段, 力求多样化, 注重实效, 在坚持抗诉方式的同时, 加强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运用。对受理的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 努力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对经复查作出维持决定的案件, 不简单下结论了事, 而要与申诉人面对面沟通, 尽最大努力化解申诉人心中的“疙瘩”, 将依法处理与解决实际困难、解决思想问题融为一体, 以缓和矛盾, 真正化解申诉案件。

2. 加强公开审查工作, 完善申诉案件公开审查机制。

积极开展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工作对减少反复申诉及缠诉的作用很大, 因此, 检察机关应出台申诉案件适用公开审查程序的相关规定, 规范办理申诉案件的程序和细则, 要以举办“听证会”为切入点, 但又不局限于“听证会”一种形式, 而是把公开审查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以公开为手段, 以公正为目的, 以公开促公正, 不断深化检务公开, 宣传检察职能, 密切检群关系, 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整个过程中, 始终坚持做到“三个公开”, 即程序公开 (办案前的检务公开、办案中的与当事人的见面公开) 、证据公开 (展示证据公开) 、法律和政策公开 (结案后的答复申诉人公开) , 从而加强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透明度。

3. 加强控申队伍建设, 保证高质有效地履行对内制约对外监督的职能。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篇8

一、辩护律师会见权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第37条对委托辩护律师和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更明确、更早

新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和旧法比较，在“讯问”这个词的后面去掉了一个“后”字，使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更加明确，同时赋予了律师真正能在侦查活动一开始就介入到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

（二）律师会见程序更简化、更容易

新法规定，一般案件，律师凭“三证”（执业证书、律所证明、犯罪嫌疑人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看守所要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新规定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侦查过程中律师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而且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上述规定表明：一是今后绝大部分案件律师会见无需批准；二是对于三类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只在侦查环节需要侦查机关批准；三是“如果看守所没有接到侦查机关关于这三类案件的事先通知，不能以自己认为属于这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律师会见”[1]。

（三）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更自由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目的是使被羁押、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向律师陈述案情或者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充分寻求到律师的法律帮助，使其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修改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保障律师会见权是硬任务

1.过去自侦部门有时利用法律规定中的“后”字做文章，拖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辩护人的时间，等到固定好嫌疑人的笔录、收集到主要证据以后，再履行告知义务，往往到侦查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律师才能见到犯罪嫌疑人。新法修改后，自侦部门必须在初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履行告知义务，不能再拖延告知的时间。

2.过去看守所有时拖延安排会见的时间，使律师真正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往往很晚。但是，新法规定除了“三类案件”，看守所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阻碍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将面临被律师申诉控告的后果。

（二）获取证据难是大问题

1.有罪供述难。新法的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概率会增加，出现前后供述不稳定的情况。比如贪污受贿犯罪，通过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明白赃款去向在构成犯罪中的作用，如果赃款用于公务活动就不是占为己有，就可以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犯罪嫌疑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后，就可能推翻原来已经据为己有的供述，编造用于公务活动的种种理由，使案件难以认定。过去检察机关撤销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就常有这种情况发生。

2.口供印证难。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关联案件，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分别会见各自当事人后，律师之间可能就案件事实进行沟通。律师再次会见时，可能有意无意地把有关情况透露给犯罪嫌疑人，而检察机关又无法监听得到。

3.调查取证难。由于律师的提前介入，可能导致证人不实事求是作证，有时关键证人的一句话就能使案件化掉。比如对于受贿款存到犯罪嫌疑人个人账户中这样一个事实，犯罪嫌疑人可能狡辩是单位领导让他以个人名义存的公款。律师介入后，则可能有意无意地把嫌疑人的辩解透露给有关领导，假如该领导为了保该犯罪嫌疑人也说是公款，是他让该嫌疑人以个人名义存的，案件就难以认定。自侦部门为了弄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索取新的证据，甚至是他人作伪证的证据，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

三、自侦工作应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修改的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充实、丰富和发展了侦查阶段辩方的权利，要求检察机关各诉讼环节都要听取辩护人意见，在审判阶段还增设了庭前会议程序等等。诸多新规定体现了控辩双方“友好的、敌对的合作关系”2，针对这种新型控辩关系，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必须在尊重并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前提下，结合侦查工作特点采取应对措施。

（一）从对抗视角出发的应对办法

1.功夫下在初查上。为避免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检察机关要改变以往重侦查轻初查的观念，前移办案重心，把初查作为攻坚任务，在线索初查上花大力气、投入大量精力。提高初查的证据标准，做到孤证不立案，证据链条八分熟再立案，力争达到立案后即使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事实，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案件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

2.重点放在讯问上。案件立案后，讯问就成为重中之重。一是第一次讯问是关键。要提高重视程度，做好详细计划，制定讯问策略，明确哪个事实问哪个事实不问，确定先问什么后问什么，选择是外围突击还是直接切中要害；二是律师会见后再提审很必要。对于社会阅历比较深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来说，会见时律师的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他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然后想办法规避法律。因此，律师会见以后侦查人员马上提审犯罪嫌疑人，可以发现口供的变化，通过分析口供变化的原因以及对案件走势的影响，再重新部署侦查策略；三是取证配合讯问少不了。要调整侦查审讯模式，改变审是审证是证的传统做法，在审讯的同时，由另一组办案人员根据口供情况取证，用证据印证口供的真伪，扣紧定案的证据链条。

3.细节体现在取证程序上。侦查人员要注意取证程序上的细节问题，诸如取证人数不能少于两人，两份或多分笔录在取证时间上要错开，笔录要让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签字，侦查人员要在笔录上签字，询问证人必须个别进行，搜查要有搜查证，搜查笔录要有见证人签字等等。

（二）从合作视角出发的应对办法

1.正确行使批准律师会见权。根据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45条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范围的规定，律师会见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是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利。正确行使律师会见批准权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律师会见的时间上，不能用批准权加以限制。对于符合会见要求的，不能拖延批准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对于不宜马上批准会见的，不能在整个侦查过程中拒绝律师会见的要求，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二是在律师要求会见的次数上，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对于辩护律师会见后又多次提出会见要求的，自侦部门有权根据侦查工作的进展程度决定是否批准，在不影响侦查工作的前提下，准许律师会见；三是在需要批准的案件范围上，不能做扩大解释。如不能把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的案件纳入限制会见的范围，侵犯辩护律师的合法诉权。

2.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新刑诉法第159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自侦部门应当重视辩护律师的意见。听取律师的意见，要重点听取以下内容：一是听有没有无罪证据，比如赃款去向不清、主体身份不明、客观行为不属于犯罪情形等；二是听有没有罪轻的证据，主要是有没有检举立功、投案自首、犯罪未遂、中止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情节的证据，也包括辩护律师提出的属于性质较轻犯罪的意见；三是听有没有请求变更强制措施的要求和理由，对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要经过审查、调查，然后做出决定。

3.与律协建立合作机制。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要与律师协会建立长效的合作工作机制，明确律师会见、调查取证的要求，明确律师履行无罪、罪轻证据告知的义务，明确检察官听取律师意见的责任，明确检察机关批准律师会见的具体规定，使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能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罪轻的人不被重罚。

注释：

[1]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