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与运用（精选8篇）

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篇1

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殷革兰

摘要：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职业指导工作要有新的发展，理论突破是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许多职业指导专家运用发展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法，探讨职业选择和职业适应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目前我国职业指导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学习、借鉴国外职业指导理论对我国职业指导理论和实践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外；职业指导

我国的职业指导工作，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研究，对于新时期职业指导理论体系的形成、职业指导工作的开展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职业指导理论概述

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全面发展要归功于心理学，尤其是心理测验技术的发展。二战后，社会学家和职业指导工作者广泛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职业问题。5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众多的职业指导理论派别，职业指导理论趋于系统化和多样化。较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有：特性——因素论、人格类型论、需要论、心理动力论、职业选择发展论、行为论、决策论等。这些理论派别，尽管模式不一，见解各异，但各种理论之间互为补充，或者强调个人因素，或者强调社会因素，或者强调两者的综合。现将各理论派别作一概述。

1、个人取向。这类理论重在从个体的角度来探讨职业行为，重视个人的需要、能力、兴趣、人格等内在因素对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个人取向的理论又可大致区分为三类：以强调个人特性与职业特性相匹配的特性论模式（如特性—因素论、人格类型论）；以强调个人内在动机为核心的动力论模式（如需要论、心理动力沦）；以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个体职业行为的发展论模式。

2、社会取向。这类理论倾向于研究作用于个人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强调个人所处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在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包括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

3、综合取向。这类理论认为，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社会环境因素，都不能单方面决定个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既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个人所处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个人的职业行为。这类理论有行为论和决策论。

上述职业指导理论在学校职业指导工作中广泛应用的是特性—因素论和职业选择发展理论，现将这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特性—因素论主要以个性心理学和差异心理学为基础，承认人的个性结构存在客观差异，强调心理因素在职业选择中的匹配作用，重视心理测量技术的运用和问题的诊断。职业指导的过程由三步组成：第一步是评价求职者的心理和心理特点，第二步是分析各种职业对人的要求，并向求职者提供有关职业信息，第三步是人—职匹配，指导人员在了解求职者的特性和职业的各项指标的基础上，帮助求职者进行比较分析，以便选择一种适合其个人特点又有可能获得的职业。职业选择发展理论是一种纵向职业指导理论，重在对个人的职业倾向和职业选择过程本身进行研究。发展论认为，人们的职业意识和要求并不是在面临就业时才具有，而是在童年时就孕育了职业选择的萌芽，随着年龄、资历和教育等因素的变化，人们职业选择的心理发生变化。职业倾向形成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既与身心成熟程度密切相关，也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发展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人们历来把职业选择看作是个人生活 1 在特定时期出现的单一事件的观点，明确指出人的职业选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职业指导要研究人的职业心理发展阶段，根据人的职业成熟发展程度，通过日常有意识的教育工作来进行。同时，人的职业发展贯穿于人的一生，因而职业指导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

二、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

国外职业指导理论，对于我们确立学校职业指导的任务、形式、方法、途径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学校职业指导的任务。根据职业选择的发展理论，职业选择不是个人面临就业时的某个单独事件，而是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全过程。为此，职业指导应作为发展个体健全的职业自我观念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

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诸方面；从社会的角度讲，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合格的劳动者这一概念意味着个人不仅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专门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且要具备基本的“职业角色技能”，用发展论的话来讲，就是“职业自我概念”。因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包含着职业角色技能的发展，这方面恰恰是我国以往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基于以上认识，学校职业指导的基本任务在于：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职业世界，促进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包括职业角色技能与生活角色技能）的形成与发展。

2、学校职业指导的基本形式。学校职业指导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开设专门的职业指导课程；二是将职业指导渗透入各门专业课程教学之中。两种形式互为补充。

职业指导课程是通过正规教学的形式，由专职教师或职业指导专家担任教学工作，全面系统地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帮助学生探索自我，了解职业世界，合理地设计自己接受教育的计划和选定未来的职业。其教学方式多种多样，除课堂教学之外，还可采取其他方式，如利用补充读物实施职业指导或利用声像资料实施职业指导，此外还有参观与访问、劳动实习等。

职业指导的另一种形式是将职业指导渗透于各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任课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教学不仅传授具体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而且阐明这些知识与技能在职业领域中的应用，以及应用中所应遵循的各种规则。这样，学生不仅学到了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知道这些知识与技能的运用价值，以及如何在职业领域中运用这些知识。

3、学校职业指导的方法。学校职业指导的关键就是要全面了解学生，并使学生正确地理解自己。学校职业指导的方法主要有心理指导、信息咨询指导和校正性指导。

心理指导主要针对在职业选择方面个人心理准备不足的学生，指导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增进自我认识，并确定与个人特征相符合的职业领域。心理指导必须建立在对学生心理状况（包括能力、兴趣、理想、价值观、职业发展水平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心理测验技术和心理咨询方法的运用，帮助学生确定适合于自己心理特点和能力范围的职业领域。

信息咨询指导是一种通过职业信息的提供来帮助学生增进对职业世界的了解的方法。学生职业定向方面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缺乏对职业世界的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因而职业信息咨询服务便成为职业指导的一种常用的方法。职业指导者可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声像的等形式向学生全面深入地介绍社会职业状况，各种职业的性质、条件及发展机会等信息。在介绍各种职业资料时，指导者应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与分析，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有关职业的知识与自我进行对比性评价，从而收到良好的指导效果。

校正性指导主要针对职业选择错误的学生。这类学生包括：职业选择与个性心理、生理素质不相符合者，职业选择与个人能力、所学专业不相符合者，以及非主观原因引起的职业选择错误的学生。校正性指导应了解造成学生职业选择错误的原因并帮助他们去克服。

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日渐受到重视, 相比之下,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协同发展的研究却显得薄弱, 甚至有人认为这两类教育无法进行沟通与衔接, 这对职业教育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新的世纪, 职业教育的改革进程, 不但要求我们建立良好的职业教育体系, 更加需要重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问题, 探讨先进发达国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的经验, 在学习的同时结合起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国情,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 改革与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办学途径, 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同时, 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关系到整个教育的发展水平, 职业教育的结构关系到整个教育的结构, 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关系到教育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从教育类别看,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没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协调, 职业教育会缺乏发展潜力, 其生命力和活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 服务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是当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二、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中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

(一) 制定科学计划或方案, 推动系统化发展

20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实行高等教育双重制, 1966年政府公布了《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计划》白皮书, 设置多科技术学院, 在传统大学之外建立了独立的系统实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多科技术学院的课程分为学位课程与文凭课程两种, 学位课程提供学士学位和大学一样, 学制三年。在一些条件好的多科技术学院还设有研究生学位课程。但由于多科技术学院没有学位授予权, 因此攻读学位课程的毕业生要到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去取得学位。多科技术学院强调多学科发展, 但从整体上看, 多科技术学院仍偏重提供大学所忽略的技术性和实用性学科。日本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机构除了短期大学之外还有高等专门学校。1961年日本国会通过《高等专门学校制度法案》, 开始掀起设置工业高专的热潮。高等专门学校以初中毕业生为招生对象, 学制五年, 即把高中和短期大学连接起来进行5年一贯的教育, 其后两年的课程, 不论从学制年限上还是从课程内容的深度上, 都类似短期大学, 但职业性倾向更为明显, 且十分重视学生实验、实习等操作实践教育。由此可见, 在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衔接的过程中, 尤其要重视制定相关推进计划或方案, 推动两者进行系统化发展。

(二) 创建职业技术学院, 注重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日本高等专门学校也为学生提供转学课程, 学生学习五年毕业后, 经过考试合格, 可以转入四年制大学的三年级插班学习。由于这种转学形式限制较多, 为解决高专毕业生升学问题, 1976年日本文部省创建了长冈和丰桥两所科技大学, 以高专毕业生为主要招生对象, 录取后编入二年级或三年级。1991年日本大学市议会咨询报告提出设立专攻科 (相当于大学本科水平) 制度, 以便给高专毕业生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 对高专毕业生授子准学士学位。高专的设置不仅完善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层次, 也为其与普通教育的衔接提供了条件。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在其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平行的职业教育体系, 但这种类似于“双轨制”的形式仍然注重两类高等教育的沟通。

(三) 开展短期教育和培训, 满足技术人才需求

美国高等教育实行单轨制,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存在沟通, 二者的衔接集中体现在社区学院的转学功能上。初级学院在建立初期, 转学教育是其最重要职能。学院为希望毕业后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大学头两年基础课程, 学生毕业后可转入大学三、四年级继续学习。随着社区学院职业功能不断加强, 其转学功能在不断削弱。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在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进行。短期大学是日本借鉴美国初级学院建立的职业型高等教育机构。短期大学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注重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重视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培养。为了沟通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 短期大学也具有转学功能。学生在学习完规定的课程, 取得必需的学分后可以直接就业, 也可以升入大学三年级继续深造, 但从总体上看, 通过短期大学转学的学生比例通常比较小。由此可见, 开展短期教育和培训, 满足技术人才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可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提供另一条途径。

(四) 建立职业教育体系, 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

德国政府采取措施, 提出“培训所有人”的发展目标, 同时联邦教育部提出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专业化、个性化、面向未来、机会均等、体制灵活而且相互协调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 这也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改革指针和发展方向。这些措施保证了任何愿意接受培训的人都可以有培训的机会。同时, 德国政府加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贯通性和文凭等值性, 加强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性, 重视高等教育 (尤其是高等专科学校) 为职业教育服务, 承担部分职业继续教育工作。

三、国内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同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尤其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纵观以上国家的成功经验, 有以下基本共同点: (1) 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制定长远发展规划, 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衔接问题做出合理而科学的系统规划; (2) 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强调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3) 升学制度灵活多变, 与社会联系紧密, 重视短期学习和培训。

对于中国来说, 因为自身地域广大, 各个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复杂, 因此, 各个省 (市) 的职业教育情况也非常不同。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同性发展, 必须在强调教育发展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前提下,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来制定相应发展规划和指导方针:第一, 要努力学习国外“规划先行、统一指挥”的先进经验;第二, 在学习成功经验的同时, 要防止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思想, 努力做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三, 各个省市, 应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预测, 做好适合当地的规划和计划, 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和服务体系, 促进其合理发展, 为区间经济发展培养适合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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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篇3

一、国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的作用

1.政府财政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支持

日本职业教育经费一方面来源于个人和民间团体的捐款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采取法规手段硬性规定企业和行业承担教育经费，以保证教育经费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德国的“双元制”决定了政府和企业是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其中企业的投入占大部分。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公办学校，所以其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还是政府，企业和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主要通过购买培训来实现。韩国的职业教育以民办为主，实行民办公助的形式，政府主要通过对校企合作项目给予资金支持的方式对职业教育起主导作用。统观各国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模式，国情不同，模式各异，但无异都建立了一种符合本国特点的经费投入机制，从而强有力地保证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正常运行。

2.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教法律法规

以德国、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监督、管理和组织实施上，均是由立法的形式来保证的，而且他们在职业教育领域都有悠久的立法历史。各个发达国家由于国家体制、民族文化的不同，职业教育立法各有特色，但以法律作为规范、保障和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手段，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发达国家坚持依法治教，颁布了许多职教法规，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互相衔接、便于操作的法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统观职业教育立法，其法案体系完备，整个法案涉及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方方面面，从职业教育的内部发展到外在环境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其法规极具灵活性，经常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法的内容适时进行修订，使其紧跟时代的发展。法案内容具体而注重实际，又有经费保障，便于实施。政府主要承担服务协调的角色，一般不干预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具体办学行为。立法之外，发达国家还通过设立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在内的监督系统，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以法律形式完善了职业教育的管理和运行，促进了职业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3.行业企业在政府督促下积极参与职业教育

作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发达国家的行业企业普遍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为保障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的顺利开展，一些国家甚至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行业企业和学校参与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职业教育监督系统。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就是在法律框架下， 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最好范例。德国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以及各州的职业教育法和学校法等，都对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要承担的责任有明确规定。在韩国，依据《职业训练法》，凡员工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参与职业教育并对在职员工进行定期岗位培训。美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既弥补了教育自身的不足，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一些国家政府还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校企合作，例如英国成立了“培训与企业委员会”，美国创办了“高校与企业关系委员会”，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教育科学和培训部”等。

4.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完善的管理体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和完善，还有一些创新性的体制改革措施。如德国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会同雇主、工会、学校及劳动部门代表，对德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对职业教育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审视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来指引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制定并颁布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依法治教；出台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制定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以保障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者，主要发挥服务和协调的功能。职业教育的各具体实施部门间职责明确、分工合作，职业教育不单是教育管理部门独有的领地，劳动部门、就业部门、经济部门、企业组织等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的管理和决策。有的国家甚至把教育、劳动及就业部门合二为一，共同管理职业教育工作。教育部门与就业部门、经济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的密切合作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5.国家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教学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普遍强调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是发达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共同经验。其在重视教学质量方面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制订周密的教学（培训）计划和教学大纲，尤其是对企业组织的实践教学和实习培训，都制订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和目标，要求保证培训质量；强调学用结合，注意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技能；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教师的学历和资历、专职与兼职的结合、培训与进修、品德和技能的示范作用、考核等方面都有规定，还普遍重视提高职业学校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以此吸引优秀人才到职业学校任教；重视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要求学生树立职业责任感和事业心，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适合岗位需要的优秀毕业生。

二、思考与建议

1.政府要加大宏观引导力度

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赋予职业院校更多的自主办学权，尤其是鼓励职业院校自己决定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培养方向等。对学校因校企合作而进行的基础能力建设给予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如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以及购置和更新实训设备设施等；同时对于为学校教师实践锻炼和学生实习提供场地设施、捐助实验实训仪器设备的企业，要在减免税收、土地使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实质性的优惠和支持。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鼓励地方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支持他们在平等竞争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政府要充当校企双方利益关系协调者的角色。一方面，要大力支持并积极鼓励校企合作；另一方面，要从全局和宏观出发，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引导和鼓励校企之间开展多方位的合作。政府要站在经济和产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出台鼓励和引导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以调动学校和企业开展合作的积极性。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检查评估、评先评优等制度或活动来规范校企双方的合作行为，以提高其合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并尽力维护双方的合法利益，促进校企合作深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而产生长远效益，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校企合作机制，提高整个校企联合的层次。

2.政府要建立评估监督制度

校企合作的评价指标有很多，具体可以分为：可量化的指标，如合作培养人才的数量，企业的效益、成本、产值等方面；不可量化指标，如培养人才的质量、管理的科学化程度等。只有建立起有效的评估标准和评价机制，才能够检验校企合作正确与否、效果好坏、效益高低等。因此，校企合作开展状况的有效评估，是衡量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成效的关键。

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成熟的校企合作模式的评估应该是由市场来进行的。但由于我国校企合作还处于发展初期，单由市场来评估存在一系列的弊端，因此，为保证校企合作模式可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指导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与检验。

评估机制的建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指标体系要明确评估的原则、方法、标准、内容和程序等。这套体系的建立要聘请行业、企业、科研机构、职业院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专业人士和有关专家进行科学的论证和研究后予以确定。二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评估组织。由于校企合作的复杂性和涉及单位的多元化，对校企合作的评估必须有科学的规划，前期要做好计划设计，评估过程中要确保平稳有序地推进，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评估组织机构。这个评估机构应以政府部门为主，吸收行业企业、学校等单位的专业人士参与。三是评估结果的确定。评估结果的确定一定要客观、公正，要呈现给学校和企业一个合理公正的评估结果，以引导其合作健康发展。高职院校和企业也要制订具有本产业特色的合作评估具体指标，以建立起一个校企合作长效发展机制。

3.政府要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

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与行业的合作和联系还不够紧密、深入，产教融合不够，吸引行业参与、加强行业指导成为推进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关键环节，政府在这方面也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要鼓励和支持行业积极发挥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引导、指导等职责，主要包括：整合行业内高职教育资源，引导和鼓励企业举办校企合作教育；组织该行业内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并在校企合作中积极协调各种关系，指导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指导和帮助高职院校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树立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规范院校的管理模式；利用资源、信息和技术等优势，积极参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项目的验收；指导和支持职业院校利用自身优势，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结合；搜集并及时发布国内外该行业技术发展的新信息，引导高职院校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需要举办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教育行政部门对高职学校的教育教学评估和学校建设评估等工作。

二是鼓励行业深入到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根本出发点，政府要给予行业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充分发挥行业在职业院校建设规划、培养方案制订、专业设置与建设、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教材的编订与管理、学生的实习实训、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师资队伍的建设等方面的优势，促进行业在高职院校发展规划和办学实践中充分发挥指导作用，从而有效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合性和有效性。

4.政府要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教学与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保证，也是各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优秀人才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实训基地仅由学校来建设，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必须创建合理有效的机制，推进政府、学校、企业共同建立职教实习实训基地，并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

作为学校，一是可以有效缓解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二是可以满足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工作能力的需要，三是可以在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与企业加强合作和交流，同时为学校教师深入生产一线参与实践锻炼及企业员工接受系统培训提供有利条件。

作为企业，一是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社会知名度；二是可以缩短职业院校毕业生上岗后的磨合期，降低企业成本；三是可以对员工进行岗位技术培训和社会职业培训。因此校企共同建立实训基地，是保证职业院校和企业实现长期有效合作、实现应用性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1国外医学教育模式分类与借鉴 篇4

高等医学教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学专业之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教育层次和形式有所变化，或强调学历，或注重资格，或突出学位，各不相同。以目前情况看，按毕业后的第一学位或证书的授予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1博士学位授予型

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医学院指南》（2000年及截至于2003年6月30日的补充资料）为依据统计，全球有近半数（49.36%）的国家和地区为医学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有的国家授予内科学博士或外科学博士学位）[2]。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是此类型的代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等医学教育是在4年本科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后进行的。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为已取得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医学院再攻读4年医学课程，毕业授予医学博士（MD）学位。它们的医学教育制度中有三个可值借鉴之处：设置入学考试。世界各国高校的入学制度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考试制度”,一种是“证书制度”。考试作为一种标准，被用于决定学生是否能升入高校，而证书制度是学生凭中学毕业证书或其他证书就有进入大学的资格[3]。美国的本科毕业生在申请进入医学院前必须通过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MedicalCollegeAdmissionTest,MCAT），加拿大的学生入医学院前也要通过文、理和面试三方面的考试[4]。医学院特设的入学考试，保证了医学生的水平和质量，也保证了医学教育的精英特性。在学期间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美国医师考试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UnitedStatesMedicalLicensingExamina-tion,USMLE）共分为三个阶段，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一阶段的考试（USMLEStepⅠ），在第四学年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二阶段的考试（USMLEStepⅡ），否则他们将不能进入临床实习（Clerkship），不能毕业，也不能成为住院医师。实际上，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使学生获得实习期间和日后行医所必须具备的合法资格，也是避免引发医疗争议和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加拿大的医学生在毕业时也要通过一次标准化考试，以标志其知识和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否则不能从事医疗工作。毕业后区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岗位。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生毕业后，需申请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成培训后，其身份还只是全科医师，若想成为专科医师则需再经过几年时间的专科培训以获得资格。这样一来，由全科医师负责社区居民的普通疾病诊治和专科疾病转诊，不仅提高了医疗保健系统的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

1.2学士学位授予型

据统计，授予医学学士类学位的国家占总数的21.79%,其中以授予内科学学士学位或外科学学士学位的占绝大多数[2]。此类国家主要以英国、瑞典、新加坡等为代表。高中或大学预科毕业生进入医学院校学习5-6年，完成规定的课程和临床实习后，即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作为5或6年的本科医学教育，其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大体上与我国现行5年制的医学本科教育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尽管医学也属于普通本科教育形式，但由于有一整套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以及对医学院校每年的招生严格控制，因此在其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医学教育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精英教育水准；医学生毕业后，区分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就业岗位。严格限制招生名额与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比如，英国高校的招生对象为获得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人，但其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等专业由于名额有限，一般都采取筛选淘汰制招收大学新生[3]。瑞典高等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只为自然科学班级毕业且成绩达到4.8分以上的高中毕业生[5]。新加坡医学院每年招生不足300人，本科教育采取“严进严出”的方式，入学后还要通过每年的年考，由于最后一年的学位考试要求很高，评分极为严格，因此通过率较低，而未通过全数考试就不能被授予学士学位[6]。从另一项措施来说，英国、瑞典、美国等国家都已建立起一套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强调标准的严格性、统一性，把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扩展到大众化高等教育中[7]。毕业后区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岗位。据调查统计，英国的医学毕业生中，除10%改行或不能毕业外，大约有30%的人倾向于选择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师，30%选择成为全科医师（Gen-eralPractitioner,GP），其余30%不详[8]。全科医师的培训是从注册前住院医师（JHO）训练开始，由皇家全科医学学院来管理，为期3年。而专科医师的培养是由诸如皇家内科学院、皇家外科学院等各专科性皇家学院承担，从高中毕业进入医学院学习直到完成专科医师训练期共计需要12-14年时间，周期非常长[8]。瑞典医学院5年半的学习只是成为注册医师之前的训练过程，要想成为注册医师，要通过考试获得医师执照，还要做18个月的助理医师。之后，如果要选择从事专科工作，要继续接受4-6年的专科训练，方能成为专科医师[5]。在新加坡，其第一医学学位为内科学或外科学学士学位，学士学位是行医的必需资格。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可以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硕士学位是成为专科医师的必需资格之一。也就是说它将学位培养与专科医师培养适当地衔接，区分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培养途径[6]。实际上，上述几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国家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如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HealthServicesystem）、瑞典的全民医疗保险政策和新加坡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成效并有效降低国家财政在卫生保健领域的浪费，通过设置全科医师作为初级保健服务系统的“守门员”,使绝大多数居民对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入性大大提高，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明智之举[9]。

1.3医师证书授予型

高等医学教育只注重资格、资历或实际能力的训练，而不将学位问题放在第一位，医学生毕业后，获得医师执业证书，或毕业后通过国家医学考试成为注册医师。这种类型的高等医学教育形式在全球约占18.59%[2],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德国大学的医学专业实行定额报名，高中毕业生要参加医学生入学考试（TMS）。医学院学制为6年，期间分为4个教学阶段，并参加4次全国统考。毕业后能否成为临床医师，不在乎是否获得学位，而必须通过两个阶段的国家医师考试，拿到结业证书；之后必须进行2年临床培训，获实习证明书者可申请开业许可证，成为正式合格医生[10]。对部分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而且答辩合格者，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1]。法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分学校理论学习6年和临床住院医生实践2-5年，没有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层次之分。6年理论学习结束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根据成绩按比例分流为两个培养方向，未通过者转入2年的全科住院医生临床训练，通过者（1995年通过率为50%）继续攻读专科医学文凭，需要4-5年。“专科医学文凭”为法国临床医学的最高学历[10,12]。可见，德国、法国的医学生主要以获得证书或文凭的形式毕业，虽然也设医学博士学位，但这并非是从事医师职业所必需的。德国、法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设置的入学考试。德国的医学生入学考试，采用定额形式，其竞争十分激烈，这样能保证生源的质量，也确立了高等医学教育继续保持精英性的品质地位。多次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在德国，医学生在校6年的理论学习期间，每个学习阶段都要通过国家统考，毕业后还要通过国家医师考试，才能获得资格进入临床训练[10]。法国医学院的学生在6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也要参加国家统一考试[13]。在校期间参加国家设立的医学考试，从而获得一定的行医资格，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医学教育的必需过程，这可以让实习医师合法地接触病人而不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区分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就业岗位性质。法国医学生毕业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按比例分流成培养全科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两个渠道[13],有趣的是，博士学位不是成为专科医师的必需资格，恰恰相反，特别注重技能训练的专科医学文凭，才是医学教育的最高身份证明。另外，其按比例的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分流方式，是国家确保有足够卫生人力资源在基层服务的重要手段。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分析

基本情况

相对而言，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其过程比较复杂，但结果十分简单。学位类型。目前我国的医学学位为三级：学士、硕士和博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分为注重科学研究能力培养的科研学术型和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的专业技能型两种。学习年限。主要有3年制医学专科教育（毕业时不授予学位）、5年制（部分学校是6年制）医学本科教育（毕业时授予医学学士学位）、7年制本硕连读医学教育（前5年为医学本科教育，完成者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两年为硕士研究生教育，毕业授予医学硕士学位）和8年制本博连读医学教育（毕业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纯粹的研究生教育（硕士或博士）学习年限为2-4年。获得学位的途径。在我国，高中毕业生根据高考成绩和填报的志愿可能就读三年制高职专科，也可能就读五年制本科、七年制本硕连读或八年制本博连读。大专文凭的学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学习2-3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学士学位获得者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也可以继续深造，通过考取上一级学位的医学研究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实际上，学位的攻读也可以是不连续的，例如，专科毕业生可以采用同等学力的形式攻读硕士学位，本科毕业生也可以采用同等学力的形式攻读博士学位。另外，在我国，并不严格限制非医学专业人员报考医学研究生，有些在职人员也可通过申请在职学习获得相应的医学学位。临床实习资格问题。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中，临床医学的专科生和本科生最后一学年进入临床实习，七年制本硕连读或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学生最后三个学年均在临床实习，此外，大部分临床专业的研究生也至少有1年时间在临床工作。这些学生在进入医院之前均缺乏必要的合法身份，因为他们一般在毕业第一年后方有资格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在读期间没有设立国家统一考试，使临床实习生从事诊疗活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毕业后的身份。在我国，不论医学学位的有无，无论学习年限长短，也无论学习方式如何，任何一个医学毕业生，都是当然的专科医师。这就是我国医学教育制度唯一最简单的地方。

存在的问题

入学门槛太低造成医师培养质量的鱼龙混杂。目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许多医学院校将临床医学等精英性质的专业，也进行无限制的规模扩大。如此一来，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只要参加高考，达到相应层次的录取分数线，都有可能成为医学生。此外，入学门槛低还体现在专升本考试中，专业戒的跳转并无限制；医学研究生的报考也不受其原先专业的限制，甚至也可以通过同等学力的方式跨越学位。培养层次过杂形成医学教育的唯学位错误倾向。我国目前医学专业的学习年限长短差异过大。毫无疑问，短学制由于时间有限，理科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等素质类课程偏少，即使是医学基础课程也是“短平快”,因此其发展后劲有限，即使通过专升本或考研，也无法根本性地改变起点学历的水平。另一方面，从专科到专升本再到本科、研究生，为了追求学历和学位，许多医学生不断地应付入学考试、不停地重复学习相同的医学课程，也造成学生时间和精力、学校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临床实习合法性缺乏引发医疗纠纷事件增加。我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未安排任何涉及医疗合法性的国家统一考试，亦即在临床实习前并未获得作为实习医师的基本资格。实习生因为缺乏合法身份，连了解患者的病情都属于侵犯患者隐私权，更不用提实际的医疗操作了。毕业后从业岗位相同导致社会不公现象加剧。应该说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培养要求有较大差别，掌握知识的偏重不同，而我国医师培养的出口单一，没有明确的岗位分流。这将带来多个方面的不公平性问题：①无论学习年限、受教育层次的差别，都是当然的专科医师，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②所有专科医师都只愿意留在高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得不到也留不住专科医师，实际上也不需要专科医师，导致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平衡；③决策者主观上希望大专层次的医学毕业生去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但卫生保健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农村居民没有理由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医疗服务。

对我国医学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

国外小额信贷机构的经验借鉴 篇5

在国外小额信贷开展较早，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与国际上小额信贷机构发展

状况相比，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选取了孟加拉乡村银行

(Grameen Bank)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D)这两种种具有代表性 的模式进行介绍分析。

1国外小额信贷机构的基本模式

1.1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简称GB)孟加拉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其模式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 的扶贫模式，银行的业务对象主要是贫困农民，特别是妇女，给他们提供存、贷款

以及保险等综合业务。1983年乡村银行成立以后，短短30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组

织遍及全国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全国64个地区的68000个村，拥有780万会员、2548

个分行、24703名员工（2007年数据），经营状况良好，各项贷款总额达78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7.94%。

孟加拉乡村银行采取无抵押、不使用法律武器和无连带责任的低门檻政策以及

低贷款利息和高存款利率的优惠措施，面向穷人发放贷款，其主要特征有：

一、贷款时间短，持续性强。乡村银行的贷款期一般设定为一年（52周），贷款

人从借贷关系成立开始第二周进行还贷，以周为时间单位每周返还本金的五十分之

一．同时银行还会为贷款人建立还款激励机制，借款人初次可贷得1000元，若按时

还本付息，第二次可从银行贷款1500元，如此最高一次性可贷3000元，直至借款

人脱贫为止。

二、以小组为成员联保代替担保。贷款发放一般按照“二二一”的顺序，同一个

小组中首先是两个组员能获得贷款，贷款发放后银行会观察两周借贷情况再贷给另

外两个组员，等银行确认项目运作情况后最后才贷给组长，发放贷款时，5%的贷款

部分将作为基金被扣留。

三、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强调以妇女为主，有贷款需求的农民一

般出于自愿组成5人小组，5至6个小组再组成一个中心，银行不与单个农户直接发

生联系，而是与这些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

四、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度。按照规定每周召开一次小组会议，每半个月左

右召开一次中心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主要围绕收款活动展开，同时也会交流致富信

息，传播科技知识等。

五、银行资金来源多元化。GB模式最初的设计是“只贷不存”，其融资主要来源

于政府拨款、国际组织援助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GB开始实行股份制，允许会

员持股，逐渐由政府支助的扶贫性金融机构向商业化金融机构转变。目前，借款人

这一集体成为了乡村银行最大的股东，共持96%的股份，而政府只持有4%的股份。

随着不断的运作，乡村银行对低成本资金依赖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从商业资源

中获得了更多的可借贷资金，实现了乡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1.2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nit)模式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于1895年成立，直到1969年才正式开展小额信贷业务，面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BRI在1983年政府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取消贷

款补贴的时期引进新的小额贷款管理办法，于1984年成立乡村信贷部（BRI-UD)。

经过独立运营，BRI-UD3年后实现了收支平衡并于成立的5年后开始逐步赢利。由

于采取有效地运作手段，BRI-UD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还款

率，由从前需要政府补贴、严重亏损的国有银行转变为了一个经营成功的商业银行，成为印尼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BRI-UD主要采取的管理模式是：银行总部对央行和

财政部负责，下设地区人民银行、基层银行和村银行。村银行是基本的经营单位，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核算，村行在贷款权力下放后，拥有了贷款的决定权，对贷款 的规模和期限可以自定，同时具体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通过建立独立赢利中心，工作激励和奖惩制度，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和监控系统，规定将每年经营利润的10%

分配给员工。除此之外，BRI-UD还通过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流动服务等方式降低运

营成本，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2国外小额信贷机构的特点

目前各国的小额信贷机构无论从机制、目标还是从产品、内部结构或运营管理

等方面都各具特色，但是通过分析国际上典型的几个案例还是能够找出相同的经验，一是贷款对象以中低收入者和穷人为主。小额贷款机构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

务的同时还能为他们提供相关技术培训和信息配套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小

额贷款项目的风险，提高贷款人的还款能力和理财能力，一方面给中低收入者带来

实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信贷行为实行商业化。通常贷款具 有规模小、还款周期规律的特点，一般还会采取信贷激励机制以减少金融风险，确

保小额贷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贷款方式以小组担保为主。小额贷款的金融服

务模式主要是提供无抵押贷款。贷款人通常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互助组织，形成小

组担保，内部组员之间相互监督，这样在减少银行工作量和工作成本的同事还能达

到达到降低违约率、提高还贷率的目的。四是贷款利率市场化。以农民为主的中低

收入者由于缺乏正式抵押品，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只要小额信贷

机构的利率低于黑市利率，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具体见表5-1。另外，小额贷

款拥有额度小，还款期短，交易成本高的特点，保证了非贫困人口不会来挤占这些

贷款。因此，各国立足于小额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制定在商业贷款与高利贷之间 的利率，使小额信贷的利息能覆盖成本取得盈利，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

3主要成功经验

3.1公司机制设计具有独特的适应性

孟加拉乡村银行设计的“小组+中心+银行信贷员”的信贷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信贷员上门服务，且合理分工，每名信贷员需要负责10

个中心，约400名借款人的业务。乡村银行的某一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贷 款申请后，银行的工作人员会向小组组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借款人的信息状况，公

开透明的贷款程序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51]。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印尼人民

银行（BRI)也有其独到之处。作为BRI整个小额信贷系统核心的村银行广泛分布在

基层城镇中心地区或离市场近的位置，为了节约成本，村银行机构设置精简，同时

工作人员主要从当地挑选，要求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并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一方面充分利用农村本土化的社会资源来解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

还能降低交易费用。这种低成本的利用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是BRI小

额信贷业务良性循环并取得成功的基础[52]。

在风险控制方面，孟加拉乡村银行采取的联保贷款制得到了广泛认可。孟加拉

乡村银行将5个贷款户划分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之间对贷款进行内部评估、互相

鼓励、互相监督，并承担一定的联保责任。这种模式在农村地区具有独特的适应性，由于农民贷款缺乏可用于抵押的物品，而正规商业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对抵押和担保条件要求很高，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

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利用同一地区农民相互了解的优势，通过小组联保在无需

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为盈利创造了条件。这种对借款人内部的

激励机制替代了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乡村银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小组成员

出现违约情况，将会通过道德约束进行互相监督，借款小组召幵定期会议，集体培

训，积极交流，进行集中放款和还贷，使借款小组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和激励。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联保贷款制是信贷者的激励，BRI采取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则是对信贷员的激励，将信贷员绩效与工资挂钩，提高信贷员的积极性，从内部防

范风险。由于各个村银行独立进行财务核算，权责明晰，使经理和员工对自己村银

行的表现产生高度的责任感。衡量村银行表现如何，其标准不是覆盖面积和发放贷

款笔数，而是获得的利润。村银行将年利润的10%分配给员工，从而激励员工积极

提高村银行利润。为了促进村银行之间的竞争，BRI小额信贷部和地区分支行对表

现突出的村银行和员工实施奖励和个人认证。

3.2合理的贷款利率

在利率定价方面，孟加拉乡村银行与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都是根据市场情

况自行制定利率，利率水平较高，贷款年利率通常在20%至40%左右。高额的贷款

利率足以覆盖成本，同时获得高额利润。传统银行舍弃农村市场除了考虑农业生产 特点决定的农业贷款的高风险因素外，农村小额信贷交易成本过高，银行利润率过

低也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政府通常是通过发放低息贷款等福利主义政策来

扶持农村经济，尤努斯认为，对贫困人群的低息贷款的福利主义政策，一方面易使

受惠人群产生依赖性，养成其惰性；另一方面，少数有权势的阶层更有条件通过非

正常渠道套取低息贷款，而一般的贫困人群却很难享受到优惠。事实证明，在资金

稀缺的农村地区，资本的可得性比低利率更为重要，高利率的贷款需求极为旺盛，这也为小额信贷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3.3有效地政策扶持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非常重要。孟加拉政

府对乡村银行的发展不仅在带态度上给予肯定，还放宽了对其的政策限制：一是政

府在资金方面提供支持，以4%—5%的利率贷给乡村银行，累计超过了 50亿塔卡；

二是在法律方面予以支持，认可乡村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三是

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为乡村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四是在组织方面鼎力支持，孟加拉政府成立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和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

等，这些组织和项目无形中为乡村银行上了多重保险，更加有利于其发展壮大。而

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的发展得益于其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

正面激励，这种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小额贷款的蓬勃发展。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法

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减免营业税与所得税的优惠税

收政策、承担一部分对农民工的培训费用等，这都有利于小额贷款机构减少操作成

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篇6

股利政策是公司经理们所面临的重要的财务决策，同时它也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1956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而1961年米勒和莫迪利亚尼所提出的著名“股利无相关假说”，则成为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此后的近40年里。股利政策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企业金融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股利分配政策理论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践。

一、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理论的发展

（一）股利无相关假说

传统股利政策理论认为，投资者更喜欢现金股利，而不大喜欢将利润留给公司。这是因为：对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马”，是实在的，而公司留利则是“躲在林中的鸟”，随时都可能飞走。既然现在的留利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的股利，那么，在投资者看来，公司分配的股利越多，公司的市场价值也就越大。然而米勒和莫迪利亚尼则认为，公司市场价值的高低，是由公司所选择的投资政策的好坏所决定的。由于公司对股东的`分红只是盈利减去投资之后的差额部分，且分红只能采取派现或股票回购等方式，因此，一旦投资政策已定，那么，在完美且完全的资本市场上，股利政策的改变就仅仅意味着收益在现金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分配上的变化。如果投资者按理性行事的话，这种改变就不会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及股东的财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股利无相关假说”是建立在“完美且完全的资本市场”这一严格假设前提基础上的。＿而所谓完美且完全的资本市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存在税赋；第二，信息是对称的；第三，合同是完全的；第四，不存在交易成本。但是，倘若上述假设条件有所改变，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股利无相关假说‘为什么会被后来的经济学家视为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股利政策与公司市场价值无相关的这一推论，而在于它以隐含的方式告诉人们，在哪些情况下股利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公司的市场价值发生相应变化。后来的股利政策理论，大多是沿着放松上述假设条件的路径而演绎的。

（二）股利分配的税收效应理论

在不存在税收因素的情况下，公司选择何种股利支付方式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对现金红利和来自股票回购的资本利得课以不同的税赋（如现金股利的税赋高于资本利得的税赋），那么，在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在存在差别税赋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及个人）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因此，相对于现金股利保税而言，其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诚然如此，从逻辑上讲，一个好的股利政策除了应使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小化之外，还应使税收成本最小化。

（三）股利分配的信号传递理论

当信息对称时，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公司自身在内）都具有相同的信息。然而，现实中常见的情况却是信息不对称。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一般说来，高质量的公司往往愿意通过相对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把自己同低质量的公司区别开来，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股利政策的差异或许是反映公司质量差异的极有价值的信号。如果公司连续保持较为稳定的股利支付率，那么，投资者就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与现金流量抱有较为乐观的预期。不过，公司以支付现金股利的方式向市场传递信息，通常也要付出较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1）较高的所得税负担；（2）一旦公司因分派现金股利造成现金流量短缺，就有可能被迫重返资本市场发行新股，而这一方面会随之产生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会扩大股本，摊薄每股的税后盈利，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利影响；（3）如果公司因分派现金股利造成投资不足，并丧失有利的投资机会，还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尽管以派现方式向市场传递利好信号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为什么公司仍要选择派现作为公司股利支付的主要方式呢？这个难以破解的理论问题被布莱克（Black，1976）称之为“股利分配之谜”。

围绕“股利分

国外职业教育实训模式的借鉴研究 篇7

一.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实训模式现状

1.1德国职业教育实训模式

德国推行的是“双元制”实训模式。学生在职业学校接受专业教育为“一元”, 在企业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为“二元”。学生的实习、实训主要由企业组织实施, 同时在三年的职业教育中, 有一年的时间要到企业接受实践技能的实训。在校学习期间也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和良好的教学条件辅助, 各种实验设备是当时许多企业正在使用和将要使用的, 这就保证了学生毕业后能直接上岗。学校的仪器设备和各种工具, 有的由企业直接投资, 有的则为了开发新产品或技术创新, 由企业联合投资, 还有的是企业无偿捐献, 德国的企业承担了职业教育的大部分经费, 约占政府支付职业教育经费的4倍。

企业和职业学校是“双元制”实训模式下的“双主体”。受训的青少年具有“双重身份”, 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首先与企业签定培训合同, 学生也就成为了企业里的学徒。他们要接受“两类课程”的培训, 职业学校执行文化部分的教学计划、大纲, 以理论教学为主, 学习职业知识;企业执行培训规章、职业目标培训大纲规定的实践培训课程, 以技能培训为主。其中理论和实践之比约为3:7或2:8, 可见德国的“双元制”实训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实际培训为主, 职业学校教育为辅, 两者平行进行, 密切合作, 融为一体的形式。

1.2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实训模式

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以下简称TAFE) 实训模式。澳大利亚实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是TAFE学院, TAFE对学生实训教学十分重视, 着重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使他们能尽快地适应社会行业中岗位的需要。政府和行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政府除了进行宏观管理、负责课程开发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国家资格证书制度, 为TAFE的成功提供了基础。此外, 作为以就业为目的的TAFE, 行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参与TAFE学院的办学过程, 对于岗位技能培训进行投资, 还主导有关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宏观政策, 而且负责教学质量评估。目前, 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TAFE学院职业教育与培训离不开行业, 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TAFE的教育培训, 学校将企业看成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企业将学校视为企业未来员工的加工厂。TA FE学院与行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循环格局。因此, TAFE模式也可以归结为是一种以国家资格证书为基础的、行业主导的、互动互利产学合作的实训模式。

1.3其他国家职业教育实训模式

1.3.1英国的“三明治”实训模式

采用“三明治”实训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学生用一段时间学习理论知识, 一段时间到工厂企业参加生产劳动, 以验证理论, 接着再学习一段理论, 接着去实践, 如此交替进行, 直到掌握所学专业, 通过考试得到毕业证书为止。

在英国, 政府通过立法给予绝对的支持, 1964年“产业训练法”规定了“产业训练委员会”的设置, 在法律上保证了政府对产业训练的宏观控制, 保障了产业训练的有关各方在组织上的协调统一。1989年政府宣布成立培训与企业协会, 目的在于让企业在当地组织中起主导作用, 赋予它们培训青年的重任。

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与学校建立合作办学制度, 提供实训设备、场地外, 雇主在一些教育基金会等关键机构中任职;雇主直接参与学校领导班子;企业参与制定职业资格标准;企业参与对学校的评估;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学校提供资助;1988年起开展的“共训工程”, 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 以企业方为主。企业为学生提供业余或暑假打工的机会;为学生提供参观学习的机会以及对未来工作岗位的讲解;我学生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费用;企业还会为老师提供工作岗位, 支持企业职员到学校工作, 加强校企交流。

1.3.2新加坡的“教学工厂”实训模式

该模式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 结合本国国情实行的一种工艺培训模式。其特点是一种将先进的教学设备、真实的企业环境引入学校, 与学校教学有效融合, 形成的学校、实训中心、企业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训模式。这种模式以学校为本位, 在现有教学系统的基础上全方位营造工厂实践环境, 通过生产, 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 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和项目协调能力。

二、国外职业教育模式的启示

2.1深化政行企校联合

通过对上述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实训模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政府的支持在实训基地建设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根据我国实训基地方面的实情, 出台些相应的政策、法规给予大力的鼓励, 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规范政府部门、企业、学院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的权利、义务等具体事项, 保障我国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能够顺利的开展。

要积极探索实训基地建设的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政行企校合作的激励机制, 调动社会、企业、学校、教师参与实训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跨专业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鼓励建立董事会、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管理体制, 探索行业 (企业) 与高等职业学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发挥在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方面的优势。

2.2开拓多元化实训基地经费来源渠道

实训基地的建设离不开大量资金和设备的持续性投入, 而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经费投入不足是实训基地建设的一大瓶颈。仅仅靠政府划拨、高职院校自筹是不能满足其建设和发展的。高职院校必须转变观念, 开拓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渠道, 从而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发达国家的行业、企业也非常清楚他们出资给高职院校进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对于他们来说, 是何等的有利。经营者开办企业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要是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 单靠职业教育的理念或信仰去参与, 去投资, 那必然是不响应或者简简单单应付, 所以政府要出面调控, 这点值得我国的高职院校在筹措实训基地建设资金时借鉴。

2.3创新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在职业教育活动中, 要更新观念。首先要注重学生的主导地位,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也要转变观念, 不再做知识的传授者、讲解者, 而是指导者。教师在教学过程应该设置学习任务, 由学生或小组独立获取的知识、技能, 总结经验制定若干不同的实施力案, 锻炼其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综合能力。

其次, 强调“能力本位”培养原则。毕业生核心竞争力就是职业技能, 不仅具有知识基础性、心理稳定性、职业适应性、整体发展性相统一的职业素养, 还应具备面向职业岗位的应知、应会、典型性专业能力。因此, 在专业设置上, 课程设计上、教学内容安排上要坚持“能力本位”的原则。

再次, 管理创新的目的就是要促成实训基地各种环节和资源合理配置和协调有效。要引入企业化管理方法, 借鉴企业中实施的ISO9000系列 (质量认证) 、OHSAS18000认证等标准, 运用于教学管理中, 将实训基地企业化, 以实践为主, 岗位与职业标准作为质量依据, 由企业参与评价教学、教育质量的测评。

2.4提高教师水平, 达到“双师”素质

教师是造就人才的工程师, 高职院校培养人才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因此应该重视高职院校教师的培养, 逐步形成继续教育、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出国深造、专家培训等有机结合的培训体系, 全而提升高职教师整体素质。还要积极推动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教师培养培训, 安排教师到相关的企市业、教学科研单位进行顶岗实习, 通过锻炼“下厂实践”增加自身实践技能, 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技能, 达到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岗位技能的“双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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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日强李凯晨.以行业为主导:澳大利亚TAFE学院职业教育的特征[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 (4) :54-55.

[3]田丽娜杜晓英.西方国家高职实训基地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17 (6) :131.

[4]刘娜.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研究-以日本岐阜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为个案[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08:23.

国外反欺诈举措与借鉴 篇8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大力打击保险欺诈。其思路大体可以概括为“立法先行、政府推动、公司为主、行业联合、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共同治理。”

首先是立法部门制订法律法规，实现反保险欺诈法治化。在美国，保险欺诈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立法机构通过《反保险欺诈法》、《保险欺诈局法》、《车险承保前检查法》、《特别调查科法》等众多法案打击保险欺诈行为。这些法案对欺诈警示语、强制报告义务、特别调查科、承保前的车辆检查等事项作了强制性规定，对从事正常反保险欺诈的保险人给予民事法律责任豁免。在韩国，刑法规定：“故意导致保险事故，事故发生后投保，夸大收入及伤残情况，替换驾驶员及车辆”和“事后放置被害者及被害物，为骗取赔款进行长期治疗，虚报治疗费用、零部件，虚报夸大备品使用情况及修理费，伪装不明事故”的犯罪行为都认定为欺诈罪，即保险欺诈处罚适用于欺诈罪。

其次是政府制定具体政策，对反保险欺诈工作进行指导。美国要求大多数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一个内设部门——特别调查科，作为反保险欺诈的常设机构，专门从事对可疑案件的调查，为公司其他部门员工进行反欺诈培训；在保险监管机构内设立反保险欺诈局，在州政府所在地设立总部，另在一些城市设立分部，负责指导各保险公司反欺诈工作、调查重大欺诈案件、教育消费者等，并将涉嫌犯罪的欺诈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韩国在行政部的金融监督院内设有保险调查室，负责鉴定保险机构的保险犯罪预防状态、引导各公司强化特别调查功能和改善法律环境；在警察厅内设调查局智能犯罪科，各地方警察厅及警察署设调查组和机动调查队，除日常对保险犯罪进行调查外，每年计划性组织专项调查1—2次。

第三是保险公司发挥反保险欺诈的主体作用，实现工作常规化。在美国，反保险欺诈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的一种经营文化，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险公司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措施。英国保险公司内部设立了反保险欺诈部门，建立了基于心理学的保险欺诈计算机监视系统，识别保险欺诈索赔，检查文件的有效性，采用重置赔偿方法抑制保险欺诈行为。

再次是行业内部加强联合，实现资源共享。日本设立了非寿险犯罪预防委员会，由警署和非寿险公司代表组成，其分支机构遍及47个主要大中型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作用是促进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及城区之间有关反保险欺诈的信息交换，协助警署对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取证。美国建立了反保险欺诈联盟，由消费者组织、保险公司、执法部门等组成，主要工作是推动有关反欺诈立法，对公众进行反欺诈教育，对行业欺诈数据进行储存、信息交换等。英国建立了保险人联合会，通过设立反保险欺诈热线、协调保险人和警方联系、组织和管理各种反保险欺诈的数据库和软件等方式推动反保险欺诈工作。韩国的财产险保险协会建立了“黑名单”搜查系统，定期制作保险犯罪嫌疑犯及关系人的事故详情表，供行业查阅。

此外，部门之间积极合作协调，实现共同监管。英国保险人联合会下设反保险欺诈与犯罪局，作为保险人与警方联系的纽带，要求配备专门警力，加大保险欺诈打击力度；在案件侦察过程中，协助警方调查，向警方提供相关专业知识，加快案件处理进程。日本的非寿险协会与警署定期举行会议，配合对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取证，交流防范保险欺诈的经验教训。

另外，深入宣传教育，营造良好反保险欺诈的氛围。英国通过反保险欺诈热线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反保险欺诈，对于提供真实有效信息的举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引入市场机制，由商务调查公司开展专门调查。美国保险公司经常面向保户、潜在投保人、内部员工等开展多样化的预防性宣传教育活动，向客户传递诸如保险欺诈是犯罪、公众是保险欺诈的最终受害者等观念，从源头上堵住可能出现的各类欺诈活动。通过教育，公众会自觉抵制保险欺诈，也会向保险公司、监管机构提供有关保险欺诈案件的线索和信息。

经验借鉴

优化法制环境方面：深化部门合作，深入宣传教育。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法律对保险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刑法》对保险欺诈行为惩处较轻，罪行成立条件较严格，且采取的是列举式办法，无法穷尽保险欺诈的所有表现形式，导致有些保险欺诈行为逍遥法外。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对保险欺诈罪的主体、罪名成立条件进行准确界定，制定更严厉的惩处措施。建立对举报保险欺诈人员的奖励制度。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保险欺诈行为。

二是强化部门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在全国成立常设的反保险欺诈机构，由公安、司法、保险监管、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主要职责包括：与立法机关加强联系，提出立法和法律修改建议；开展打击保险欺诈的日常合作和专项行动；为保险公司和执法机关提供信息；加强公众教育和警示，为保险公司提供反保险欺诈培训；定期通报全国保险欺诈案件查处情况；组织反欺诈调查队伍，受理公众对保险欺诈的举报等。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一方面，引导公众正确认识保险欺诈的危害性。向公众阐述保险定价机制，使公众认识到，保险欺诈本质上损害的不是保险公司的利益，而是损害了众多投保人的利益。参与打击保险欺诈实际上是在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警示保险欺诈的后果。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宣传，公布黑名单，在社会上产生震慑作用，使图谋欺诈者望而生畏。

保险公司方面：转变发展方式，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加强同业合作。

一是重视风险防范，走集约型经营之路。建立科学的核保、核赔机制，提高承保、理赔人员的素质，在考核员工业绩时将业务质量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建立既重规模与速度、又重质量和效益的经营模式。

二是建立健全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完善产品管理，在开发保险产品时，应考虑查勘、取证的可行性，减少设计漏洞；制定保险条款时，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必须明确具体。做好承保审核监控，严格实行投保人实名和如实告知的诚信原则，严格遵守可保利益原则，规范操作，严格标的审查，加强风险评估。完善理赔制度，制定详细合理的理赔审查流程和操作程序，实行接案人、查勘定损人、理算人、审核人和审批人相互分离制度，防止串通骗赔。建立对查勘、定损和理赔工作的后续监督制度，建立错赔、骗赔责任追究制度，严防道德风险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