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推荐7篇）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 篇1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的问题之一。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现状令人堪忧。本文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执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知识产权;重要性;执法现状;建议 一 引言

通过上“知识产权”这门公共课,我对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对知识产权有更深入的学习,我查阅了一些关于知识产权的书籍和网上的资料,使我对知识产权有了相对比较系统的认识,并同时,对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了全面的了解。我深深意识到,我国应制定相应的措施来扭转在国际知识产权战争中被动的局面,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刻不容缓。

二 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是指对智力劳动成果依法所享有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它与房屋、汽车等有形财产一样,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有些重大专利、驰名商标或作品的价值也远远高于房屋、汽车等有形财产。21世纪人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所谓知识经济亦称智能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新的发现和发明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产权保护对知识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知识经济的建立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经济的最本质特征是知识经济是以人才和知识等智力资源为资源配置第一要素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信息等智力成果为基础构成的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

智力成果从其实质意义上讲,是人类利用已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等,通过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说是通过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所得到的直接

产品。知识、科学技术等为代表的智力劳动成果本身是无形的,但是可以通过有形物品表现出来。这种无形的劳动成果与有形物品相结合便体现出了无形劳动成果的价值。所以说这种无形劳动成果是有价值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所确认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因此,确认知识产权的前提条件就是承认人类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智力成果是一种财产。也可以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就是一种承认智力成果是财产并应该予以保护法律制度。

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成为知识经济建立必需的法律条件。2.知识经济的正常运行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

智力劳动成果必需与有形资产等物质条件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智力劳动成果,往往是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转化为一种资产即无形资产,来投入经济运行的。知识产权是知识、科学技术等智力劳动成果转化为资产、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知识产权在将知识、科学技术转化为资产和生产力的过程中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知识产权做保护,智力劳动成果转化成资产和生产力就没有安全保障,当资产得不到保障时便不会有人贡献出智力劳动成果,生产力便不会快速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知识、信息的流通。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将转化为人才、信息的竞争,更是知识产权的竞争。进而形成知识产权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和竞争手段。所谓知识产权贸易,包括以知识产权为标的的贸易,它包括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转让和知识产权产品贸易。近年来以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为主要形式的无形商品贸易大大发展。

三 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迫切。对此,国务院高度重视,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已基本形成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和执法保护体系,这个体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国际规则、门类比较齐全;同时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条约和协议。第二,建立了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通过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依法查处侵权案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建立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沟通协调机制,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主要是定期与外商投资企业沟通情况,了解他们对保护知识产权、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问题、意见和建议。第四,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由吴仪副总理担任组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很短的时期内能做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特别是在立法方面所做的努力,已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尽管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从国内形势看,情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惩罚力度不够与部分保护标准超越发展阶段并存

一方面,法律规定的赔偿额较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部分地区执法不严,某种程度上存在地方保护现象;执法机构的执法水平和力量有限,国内只有少数法院具有较高的专利案件审理能力。另一方面,有些保护标准超出了我国的发展阶段,与国情脱节。比如TRIPS并未对软件最终用户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各WTO成员方根据本地经济发展阶段,选择软件最终用户应负的责任。目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把侵权界限延伸到非授权最终用户。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成员方只是将侵权界限延伸到经营性最终用户。而我国新修改的软件法对最终用户的责任要求超过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采用了最高保护标准,把侵权界限延伸到非授权最终用户。这样不仅增加了国内广大非经营性用户的成本,而且提高了执法的难度,使得自己背上了“执法不严”的包袱。

2.缺少维护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措施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授予知识产权所有者一段时间的排他性权利,换取其公开技术,以促进社会利用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柄双刃剑,适度保护将促进技术创新,过度保护将导致垄断,因此,需要相应的法律制约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反垄断法来制约滥用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如,美国有《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欧盟有《技术转让规章》,日本有《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中的反垄断指南》等。但是,我国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条款。面对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垄断市场,我们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和国内企业的利益。

3.知识产权权属政策缺乏系统性,制度建设滞后

我国知识产权权属政策的主要问题:一是职务发明权属政策重雇主轻发明人,过多强调雇主利益,对职务发明人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奖励报酬得不到落实。特别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导致大部分职务发明人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不高。二是公共资源的知识产权管理重保护轻扩散。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责权利不清,知识产权名义上归国家所有,事实上由承担单位所有,成果利用和转化无人负责。三是在对政府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放权过程中,强调了承担单位的利益,忽视了公共技术资源的扩散责任和监督管理。

4.多头分散管理,缺乏协调和预警机制

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涉及各行各业,贯穿于创造、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各个环节。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管理部门很多,除了专利、商标和版权的授权、注册和登记管理分别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和版权局集中管理外,其他诸如植物新品种、进出口的知识产权管理、科技项目和成果管理、药品、农产品知识产权管理等,分别由各职能部门管理。但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因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政策和管理之间不衔接,不能形成合力,最终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起来。同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缺少沟通渠道,信息不畅。一方面,企业遇到的问题不知道该找谁,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因为不了解情况,不能及时参

与有关事件的协调和处理。结果是,企业遇到的一些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未能及早引起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延误时机,最终酿成损失。

5.立法程序透明度低,征求意见不广泛,与产业界联系不够

国际机构和外企反映,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程序透明度较低,缺少公开征求意见的环节。国内企业和基层部门反映,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征求意见的范围不够广泛,不能充分反映产业界和消费者的意见。立法部门往往从法律和专业角度考虑的多一些,对产业竞争和发展考虑的少一些;对供应方考虑的多一些,替消费者考虑的少一些;有些规则和保护标准与实际脱离。

6.工业产权分散管理,行政管理与执法一体化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是按照工业产权分类,实行专利和商标统一集中管理。据有关方面对国际上86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设置情况的统计,1997年70%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专利和商标集中管理的模式;23%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专利、商标和版权集中管理;只有极少数国家采取三家分散管理模式。与国际上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专利授权、商标注册和版权登记分开管理,行政管理与执法一体化,自成独立体系。专利授权、商标注册和版权登记分别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和版权局集中管理,行政执法由对应的省市机构分头负责。目前,我国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人力和物力都相对不足,专利和商标分开管理,分散了人力物力,降低了效率。同时,授权管理与行政执法一体化的体制不利于监督和制约。

7.保护经费不足,适用人才短缺

知识产权执法和行政管理部门都存在人、财、物不足的问题。仅就知识产权 局系统管辖的专利行政执法来说,专利申请和专利保护经费收支两条线,专利申请和维持费上交中央财政,行政执法经费实际上由地方财政支出。而大部分地方把知识产权部门当作普通的行政机构,只拨行政费或事业费,没有行政执法专项费用。

少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地区从地方财政中划拨一部分资金作为专利行政执法经费,但都是临时性措施,没有制度化和专项化。

四、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措施

温家宝总理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概括起来说,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提升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根本之道,是我国企业应对跨国公司挑战、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生存之道,更是保护我国知识财产,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必由

四 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1.是加强宣传教育力度,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

分系统分行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社会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在“五五”普法中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内容,增强各界对保护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造成强大声势,增强社会公众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应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树立以下四种意识。一是培养全民知识产权意识。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并把专利知识列为科技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不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和企业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强化知识产权战略意识。把知识产权贯穿于技术创新全过程,把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经营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专利进攻与防御战略,大幅度提高企业知识产权拥有量和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提高品牌意识。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大投入,在扶持原有的品牌做大做强的同时,进一步培养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新品牌,提高商标保护意识,积极培育全国驰名商标。四是树立全方位保护意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的各种形式和途径来全方位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2.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着力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氛围

按照国务院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通知的要求,扎实抓好我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打击侵犯商标权、销售

伪造或擅自制造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打击盗版教材、教辅、软件和非法音像制 品的违法行为，打击专利、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的违法行为。同时，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推动各级政府带头使用正版软件，倡导广大消费者尊重他人知识产 权，购买使用正版图书、正版软件和音像制品。一是要优化舆论环境。以提高全 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为目标，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有针对性地组织知识产权 宣传教育，大张旗鼓地组织知识产权宣传活动。二是要优化政策环境。专利政策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专利活动、规范专利行为而采取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 策和措施的总和。要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三是 要优化法制环境。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通过司法、行政两条途径，及 时处理专利、商标侵权纠纷，严厉打击假冒、冒充专利、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有力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同时强化知识产权执法 手段和执法力度。四是要优化服务环境。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市场，鼓 励发展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事业单位和公众在专利代理、专利信息、专利实 施中介、专利战略研究咨询、专利评价评估等方面，提供全面、快捷、合法的服 务，鼓励各类创业服务机构为创业初期的科研开发人员提供办公场地、开发条件、资金筹措、人员培训、研究发展指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迅速 转化为商品并形成产业。3.切实加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宏观战略的对策研究 一是要加强对美、日等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情况的跟踪研究，及时了解知识 产权发展动向与竞争态势。二是客观分析知识产权竞争的优劣，制定与自身发展 相适应的切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战略。三是把知识产权战略切实纳入到地方、行业及企业的发展战略当中去。四是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如电子__信息、机电一 体化、新材料和中医药等领域 开展知识产权战略研究与运用工作，并在培育和 形成新的科技优势后，尽快将其提升为知识产权优势。五是鼓励企业对引进技术 进行消化、吸收、创新，进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改变企业长期以来重引进不重 消化吸收二次创新，重模仿不重创造，重成果评定和产品鉴定不重知识产权确权 的状况。4.加强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我们应当密切注视与高科技

企业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政策相关的国内外 法律法规和世界贸易组织 W T O、国际电信联盟 I T U 等国际组织和论坛的动 态消息, 及时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 对那些可能导致我国高科技产业 灾难性后果的以及那些可能危及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重要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

危机进行鉴定和识别。尽快完善《反垄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增大对反知识 产权垄断的保护力度,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范, 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充分发挥其鼓励创新和促进传播的积极作用, 又不致被 滥用来限制竞争。5.积极推进企事业单位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企事业单位是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的主体。加强对企事业单位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分类指导，编制相关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与办法示 范文本，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参考、借鉴；管理制度的设计，应有利于维护发明人 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激励发明创造，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实施；对市场经 济主体之间在合作、交往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权益分享等事宜，要制定明确的规 定；指导基层单位采取“突围”和“包围”、自创和并购等各种策略，有效规避 他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指导企业实施好“走出去”战略； 在对高新技术企业、工程中心和技术研发机构的考核评定中，应当明确将知识产 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的能力与水平纳入考核指标体系。6.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和知识产权统筹协调机制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分散的。应当尽快建立快速灵 活、合理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国内外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大幅度地提高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能力。一是要建立权威、高效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协调 机构，解决知识产权管理条块分割和部门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研究和制定国家知 识产权总体战略、政策和对策措施；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沟通各部门之间的 信息；研究跨部门的重大问题对策；监督检查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二是按工业 产权划分管理职能，实行授权管理与行政执法分离。目前，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 中出现了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融为一体的趋势。借鉴国际经验，按工业产权分 类，实行专利审查和商标注册集中管理。与此同时，实行__审查授权和行政执法 相分离，分别由两个系统负责。三是加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对有可能引发知识 产权争端，并对国家根本利益、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严重威胁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 篇2

2010年2月26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 对该法第4条有关违法作品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修改。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4条为:“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修改后的第4条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为什么要将上述第4条作如此的修改?这恐怕不得不谈到WTO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措施案, 这个案件的审理结果应该就是此次修法的原因与背景。

在这一案件中, 针对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规定, 美国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是《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的自动保护原则, 即享有及行使依国民待遇所提供的有关权利时, 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虽然中国提出《伯尔尼公约》第17条进行抗辩, 但并未得到专家组的认可。专家组经过审理, 裁定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了著作权国际公约《伯尔尼公约》和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1]。该裁决的生效意味着我国应于一年内对《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作出修改。我国为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及国际条约义务, 进行了本次著作权法的修改, 删除了“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虽然这次修改并不会对我国著作权保护机制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却存在着立法技术的欠缺与遗憾之处。

因此,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有关国际公约和WTO专家组对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决报告, 而研究对象则是著作权的自动保护制度与政府控制权力的边界划定, 希望通过考察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的原因与背景, 揭示修法对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变迁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

二、解读:双方的抗辩思路与专家组裁决

2007年6月7日至8日, 美国请求与中国就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措施问题进行磋商。日本、欧共体、加拿大和墨西哥等WTO成员相继要求加入磋商。由于双方不能在DSU规定的60天内达成协议, 美国于8月21日请求成立专家组并提出控诉[2]。由于本案的裁决结果直接关系到中国知识产权单行法律的修订与否, 中外各方都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一) 美国的理由及相关法条解读

美国政府提出的指控包括以下三项: (1) 知识产权刑事犯罪和刑事惩罚的门槛; (2) 海关对没收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处理措施; (3) 不给予未获批准出版发行的作品以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保护 (1) 。对于第一和第二项指称, 专家组驳回了美国提出的大部分请求依据[3]。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专家组关于《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的裁决意见, 因此文章将重点讨论美国政府提出的第三项诉请。

对于该项争议请求, 美国政府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指称:

第一, 中国违反了《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6款, 以及纳入TIRPS协议的第9条第1款的规定。具体条文如下:《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6款———本条所提到的作品在本同盟所有成员国内享受保护, 此种保护系为作者及其权利继承人的利益而行使;5TRIPS协议第9条第1款———全体成员均应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第1条至第21条及公约附录, 但对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规定之权利或对于从该条引申的权利, 成员应依本协议而免除权利或义务。但笔者认为, 该条规定旨在保证各成员国通过国内法给予作者及其继承人以著作权保护, 但该条款并没有设定具体的待遇标准与保护限度。

第二, 中国违反了《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 即享有及行使依国民待遇所提供的有关权利时, 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美国的指控对象是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美方认为, 《伯尔尼公约》明确规定所有作品创作完成时即在成员国自动享受保护, 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 这些手续既包括无须注册登记, 也包括无须在作品上加注任何版权保留的标记。而中国法律却禁止或限制很多作品的出版, 这种情况包括对有问题作品实质内容的审查和程序上对某些作品必须进行的形式审查和批准, 如《电影管理条例》 (1) 、《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中都有此类规定。自动保护原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 因此各成员国国内法作出的任何规定都应当符合这一原则, 否则就是对相关条约的违背。

第三, 中国违反了TRIPS协议第41.1条的规定, 即各成员应保证本部分规定的实施程序被纳入其国内法之中, 以便对任何侵犯本协定所涵盖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有效行动, 包括制止侵权行为的迅速救济措施和制止未来侵权行为的救济措施。这些程序的实施应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障碍并为防止这些程序被滥用提供维权程序和救济保障[4]。

(二) 中国的抗辩思路

针对美国提出的指控, 中方的抗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 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中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并不一定意味着该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禁止出版并不等同于否定自动保护原则。只要将涉嫌违法作品中的非法部分剔除掉, 其合法部分仍然受到中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也是设立诸多审查、批准程序的目的之所在[5]。

中国提出第二点抗辩的依据是《伯尔尼公约》第17条:如果本同盟任何成员国的主管当局认为有必要对于任何作品或制品的发行、演出、展出, 通过法律或条例行使许可、监督或禁止的权力, 本公约条款绝不应妨碍本同盟各成员国政府行使这种权力[6]。因此, 《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的规定就是《伯尔尼公约》第17条政府控制权力的体现, 中国政府对违法作品进行禁止和限制是在行使《伯尔尼公约》授予成员国的合法权力。

(三) 专家组的裁决结果

专家组对《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的裁决依据也主要分为三点进行阐释。首先是关于被禁止作品能否在中国获得中国《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 其次是中国行使政府控制权力的边界是否恰当, 再次是中国是否对被禁作品提供了私力救济。

针对第一个问题, 专家组无法认同中国提出的关于一个作品分成两部分以区别对待的做法。他们认为, 将依法禁止的作品分为合法部分和非法部分, 对合法部分进行保护, 对非法部分不予保护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由于非法部分与合法部分同属于一个整体, 无法通过审查将其分离。假如某作品在中国被禁止出版, 而权利人在面对第三方侵权的情形下, 专家组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审查以保护其中合法部分”的观点不具有可操作性, 难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7]。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中国政府认为《伯尔尼公约》第17条赋予了成员国对作品的发行等行使许可、监督或者禁止的权力, 而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行使的就是该项自由裁量权。但专家组认为:第一, 《伯尔尼公约》第17条的立法本意是不妨碍成员国通过诸如出版法等法律控制 (包括禁止) 作品的传播。但是, 它却并不允许剥夺著作权, 而仅指著作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可能受到的限制问题, 包括发行、演出和展出权利的限制。而中国政府所行使的“政府控制权力”过于宽泛, 剥夺了违法作品的所有权利, 包括著作权的实质性权利。第二, 依据第17条, 成员国政府的确有权监督、控制作品的发行、演出和展出, 这就是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所规定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法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8]。换言之, 第2款中已经对政府控制权加以规定, 第1款的规定有多此一举之嫌。

除此之外, 专家组认定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违反了TRIPS协议第41.1条[9]。专家组认为, 由于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规定对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予保护, 那么, 被禁作品的权利人就不可能获得私法领域的救济和维权。但是, 即使成员国针对权利人的特定行为规定了执法措施, 也不能免除成员国根据TRIPS协议第41.1条所应承担的义务———即确保向权利人提供针对任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维权救济途径[10]。因此, 对于此类违法作品, 中国政府并未按照TRIPS第41.1条的规定向作品权利人提供维权程序和救济措施。

三、修法对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影响

基于上文论述, 专家组最终认定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违反了《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该份裁决生效之后, 我国进行了著作权法的修改, 删除了“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从这次修法可以看出, 原《著作权法》第4条在立法技术上的确有些瑕疵, 第1款的规定并非必需、且容易引起理解歧义, 只须保留“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也可以达到《伯尔尼公约》第17条规定之政府调控的目的。但从另一角度看, 这次修改并不会对我国《著作权法》的未来制度变迁产生实质性影响。

《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将“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排除出受法律保护的范围,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非法作品的作者搭便车而取得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它所否定的只是作品的内容, 而不是出版、传播的程序。况且, 如果作品内容根本违法, 即使《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被删除, 仍然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对这类作品的出版、传播行为进行规制。

由此可见, 专家组关于中国政府并未按TRIPS协议第41.1条的规定向所有作品权利人提供维权程序和救济措施的裁决是值得商榷的, 但这样的裁决并不会对我国目前的作品审查制度及其法律规制产生实质影响。正如上文所述, 新《著作权法》只是赋予了“非法”作品作者以通过“私法”维护其利益的资格, 但其本身却违反了诸多“公法”的规定, 因此这种救济程序本身就是没有实际作用的。

四、进一步的展望与思考

本文之所以详细分析WTO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措施案中争议双方对原《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是否符合国际条约的辩论及专家组对这一问题的最后裁决, 目的是解读这一裁决及本次修法是否会对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机制产生实质影响, 以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变迁过程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作为裁决者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同时, 在此也要说明的是, 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看清引导法律不断完善的各种内外部激励因素和制约条件。

虽然上文已述, 本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并不会对我国著作权法的未来制度变迁产生实质性影响, 立法者删除第4条第1款是应对专家组生效裁决的明智之举。但此次修法却存在不少欠缺与遗憾之处, 除不少学者指出的登记制度没有入法实为一大欠缺外, 与本文论述有关的, 当属《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

对这一缺憾的讨论, 还须回归到国内学术界对原《著作权法》应否设置第4条第1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所进行的激烈争辩。有的学者认为, 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 应设置该条规定;有的则从法律的逻辑理性出发, 反对这一条文的设置[11]。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人大的几位学者, 他们认为, 从法律的逻辑性要求和立法技术上讲, 规范作品发行、传播的职能应当由调整出版、发行、新闻等关系的公法来承担。而《著作权法》是单行民事法, 不宜承担这些职能。当然, 这场争议随着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案的裁决已经有了法律上的修改结论。但是,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虽然确认了自动保护制度, 但却又在第4条第2款规定“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虽然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出版领域的违法现象会因本次修法而增加, 但在私法领域中, 突兀地横亘着这样一个公法条款, 违反了法律的体系化、逻辑化要求, 造成明显的立法技术瑕疵, 令人遗憾[12]。

当然, 本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只是一个起点, 而非终点。自动保护、国内监管, 这些问题都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中国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也应当展望未来, 提升前瞻性, 设计出既符合国际公约, 又能促进中国著作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优质”法律制度规范。

参考文献

[1]WTO, Report of the Panel, China 2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VIII.para.8.1 (a) .

[2]许楚旭.中美知识产权冲突及其启示,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91560, 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10月6日。

[3]Michael Geist, Why the U.S.Lost ItsWTO IP Comp laint Against China Badly, http://www.michaelgeistca/content/view/3645/125/, 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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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ina's response to Question No.2 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6]WTO, Report of the Panel, China 2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VII.para.7.17.

[7]WTO, Report of the Panel, China 2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VII.para.7.87.

[8]WTO, Report of the Panel, China 2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VII.para.7.120-7.139.

[9]WTO, Report of the Panel, China 2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VII.para.7.170-7.181.

[10]王迁.WTO“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美国赢得了什么?—评专家组对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裁决[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9, (7) :29.

[11]韦之.从伯尔尼公约看中国著作权法之修订[J].中外法学, 1997, (5) :91-95.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 篇3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行政法保护;公共利益;个人利益

收稿日期：2011-03-16

作者简介：张占锋（1979-），男，河北任县人，唐山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一、私有财产权行政法保护的执法缺陷

（一）部分行政主体漠视私有财产权

随着依法行政的实施，行政主体法治意识的提高，保护私有财产权越来越受到行政主体的重视。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保护私有财产权是行政主体的义务。这种义务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同于等价交换关系，是无偿履行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行政主体漠视私有财产，如有些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在这方面就存在模糊观念，将履行法定职责视为等价有偿的民事义务，再有就是有些公安机关对于执法中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造成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损害。公安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都直接涉及公民的财产权，由于特权观念的影响，存在无视公民财产权受到的损害的现象。

（二）滥用行政权的现象较突出

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行使原则不明晰，滥用自由裁量权侵害私有财产权的现象突出。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公权力，从根本上讲是法律赋予的，正是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才有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系统。因而，鉴于行政执法活动的复杂性、主动性等特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允许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是十分必要和合理的。然而，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产生执法的任意性甚至人为的扩大执法的范围，加大处罚的力度。在实践中的很多侵犯私有财产权的情形均发生于行政主体的裁量权不当行使上。如涉及公民财产权益的行政救助、行政奖励等给付行为之中，虽然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合法的财产请求权，但最终能否获取以及如何获取，通常依赖行政主体的裁量权限的行使。

其次，滥用行政执法权对私有财产权侵犯的现象突出。又具体表现在：其一，滥用行政处罚权侵犯私有财产权。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执法部门利用权力搞“创收”，超越法律权限乱罚款。其二，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侵犯私有财产权。主要表现为滥用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拆除建筑物、变卖拍卖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常见的有交警部门、税务机关、动物检疫部门在行政执法活动中，随意扣押、使用乃至损坏公民的运输车辆、生产器械、工程设备等现象。[1](P.34-38)实践中也存在虽然是合法扣押行为，但却因没能依法履行妥善保管的附随义务，致使财物丢失的情况。其三，滥用行政处理权侵犯私有财产权。行政处理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依法处理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特定权利义务事项的执法行为。实践中滥用行政处理侵犯私有财产权主要表现为行政征收行为的违法使用。“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不当征收和征用，是损害私有财产权的主要形式。从我国的发展来看，也不例外。”[2](P.53)行政征收行为是具有羁束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行政机关需按规定征收，但是，有些行政机关往往随意扩大工商管理费、城市管理费、资源使用费等的收费范围，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甚至重复征收，造成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3](P.42)再次，行政不作为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现象突出。行政主体不作为，不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公民私有财产权遭受不应有的侵害。如公安机关不履行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工商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履行行政许可的法定职责等。

（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现实的执法中，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表现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部分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到执法机关办事常遇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部分执法人员贪图享乐，吃请受贿，为一些违法者逃脱法律的制裁，成了金钱和人情的俘虏，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其二是部分执法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基层执法机构人员表现更为突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少数。其三是执法队伍的知识结构不合理。部分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纠纷大量出现，要求执法人员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经济、懂外语。而实际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人不多，三者兼而有之的就更少。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是靠人来维持的，因此，要推进依法行政，就必须高度重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二、私有财产权行政法保护的执法完善

（一）确立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执法原则

其一，依法行政原则。要求一切行政活动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在某一行政领域，只要存在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机关就必须予以适用且须正确适用而不能有所偏离。这一原则是行政执法活动准则的基础，也是行政执法最重要的原则。

其二，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是指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平等原则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都采取同一种处理办法，它只要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处理。平等原则的具体要求是没有正当理由不得进行差别对待，它并不禁止法律或行政机关根据事物的性质或情节的不同进行合理的差别对待。

其三，行政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已产生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变动这种行为，或者如果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变动这种行为时必须补偿相对人的基于信赖而遭受的损失。[4](P.23)

其四，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和为追求该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给私人的权利、自由与利益所造成的损害之间保持平衡。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括三個下位阶的子原则，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在我国的实践中，行政执法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时就应该遵守比例原则，尽量减少对私有财产权带来的损害。英国学者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也需要为特定的公共目的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限制；只有当相应的限制措施与立法所追求的目标成比例时，对于基本人权的限制才可以视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所必需的。

（二）加强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

首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将公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公之于众，从而督促其纠正的一种监督形式。社会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和强制性，但是它的广泛性、透明度和轰动效应也是其他的监督形式所不具有的。特别是对于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一经报道就会产生强大的社会震撼力，因为“一个事件负面因素越多，它构成新闻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题材的新闻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负面新闻有一种缺憾，而有缺憾的东西才更有吸引力。”[5](P.48)正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这种特性使其在对涉及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权力的监督中不可或缺，事实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加强对涉及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权力的国家监督。国家监督具有社会舆论监督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和法律效力，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既有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还包括司法机关的监督，尤其是作为司法监督的审判监督可以弥补立法的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相对人对之有疑义或异议，则可诉诸法院，由司法部门进行审查，根据法律的精神和现实情况作出能动的判断，就具体个案合法合理地解释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灵活公正地处理争议案件。

（三）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

第一，加强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和思想政治教育。执法队伍的素质高低，执法水平的优劣，是关系到法律能否落实的关键环节。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是依法行政的基础。行政执法队伍庞杂，执法任务繁重，法律政策性强，行政执法机关要树立公正廉洁的形象，使其执法行为高效廉洁，必须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只有从思想教育入手，通过上法制课、看展览，进行警示教育等活动，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感，提升正气。加强对行政执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自觉地推行依法行政。第二，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和业务培训，通过以制度约束、以考试促进、以学习强执法、以执法树形象等措施，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特别是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去除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在注重对案件事实调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正确适用法律及规范执法程序，确保行政执法行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第三，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退等具体制度，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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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淑智.制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3]刘雪屏.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私有财产权的保护[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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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1999,(1).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 篇4

【发布文号】国办函〔2010〕169号 【发布日期】2010-11-21 【生效日期】2010-11-2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任务分工的通知

国办函〔2010〕169号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国管局、法制办、新闻办、食品药品监管局：

为全面贯彻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0〕50号）要求，根据部门和单位职责，经国务院同意，现对有关工作任务提出如下分工：

一、加大生产源头治理力度

（一）加强对印刷复制各类出版物、印刷品、光盘、计算机软件及包装装潢、商标标识标签企业的监管，严厉查处非法印刷复制和非法加印、出售标识标签等印刷品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吊销印刷经营许可证，取缔无证照经营地下印刷复制窝点。（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公安部、工商总局负责）

（二）加大对新出厂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监督力度。（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商务部负责）

（三）加强产品质量监管，严格审查生产企业资质，坚决取缔无证生产，依法查处以假充真、冒用地理标志名称和专用标志的行为，依法查处伪造或冒用厂名、厂址、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行为。（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四）强化从种子生产源头治理侵权假冒行为，在粮食主产区，针对玉米、水稻等重点品种，加强品种真实性鉴定，重点打击无证和“套牌”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行为。依法查处滥用、冒用、伪造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产品名称、专用标志的行为。坚决取缔生产经营假劣林木种苗和侵权、假冒植物新品种的单位（个人）和窝点，打击无证、无标签生产、经营林木种苗行为。（农业部、林业局负责）

二、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五）加大市场巡查力度，严厉打击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行为；严厉查处侵犯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制止恶意商标抢注行为；加强市场监管，明确市场开办者、经营者及经营管理者责任，加强监督和检查。（工商总局负责）

（六）加强娱乐、网络游戏、网络音乐及动漫市场监管，严厉打击私自架设服务器、提供外挂程序，擅自从事网络游戏经营等侵权盗版行为，依法查处各类违法文化产品；深入开展版权执法专项行动，加强对图书、软件、音像制品的市场巡查，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牵头）

（七）加大对专利领域反复、群体、恶意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的打击力度。（知识产权局负责）

（八）加强商贸流通企业的管理和规范，要求企业加强配送商品管理，防止侵权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商务部负责）

（九）加强市场价格监管，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严肃查处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发展改革委负责）

（十）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药品、扰乱药品生产经营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

（十一）为专项行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配合开展互联网版权保护工作，协助对侵权盗版网站进行处理，停止境内违法违规的接入服务或域名解释服务，积极配合有关执法部门开展市场检查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三、强化进出口环节和互联网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

（十二）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查实的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企业的处罚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对外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对外贸易投资中知识产权保护预警应急、海外维权和争端解决机制。严格执行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做好重要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商务部、知识产权局牵头）

（十三）根据进出口环节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构成和区域分布，在重点口岸依法加大对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查处力度。（海关总署负责）

（十四）加大对假冒伪劣进出口商品的查处力度。（质检总局负责）

（十五）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互联网侵权盗版，重点打击影视剧作品侵权盗版行为；加强对视听节目服务网站播放正版节目的监督工作。（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文化部、广电总局牵头）

（十六）加强网络购物、电话购物和电视购物活动监管，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通信网络和电视网络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欺诈行为。（商务部、工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公安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四、加大刑事司法打击力度

（十七）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及相关商业贿赂犯罪活动及时立案侦查，重点查办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对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或线索及时审查，对涉嫌犯罪的抓紧依法立案侦查。（公安部负责）

（十八）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符合刑事立案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对现场查获、行为人可能逃匿或销毁证据的，要立即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公安部负责）

（十九）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防止有案不移、以罚代刑。（高检院、监察部牵头）

（二十）加强对地方法院审理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指导，依法从严惩治一批犯罪案件，出台有关司法解释。（高法院负责）

（二十一）指导律师依法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司法部负责）

（二十二）主动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履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和立案监督职责；支持配合法院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审理工作。（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五、在政府机关全面使用正版软件

（二十三）对政府机关使用计算机软件情况进行重点检查，督促各级政府机关对使用计算机软件情况开展自查自纠，进一步加大软件正版化工作力度。购买计算机办公设备必须符合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要求，更新计算机软件必须使用正版产品。（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国管局牵头）

（二十四）对政府机关需要采购的正版软件给予必要资金保障，将正版软件购置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将软件作为资产纳入部门资产管理体系。（财政部、国管局负责）

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

（二十五）大力宣传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和成效，及时报道专项行动进展和成果；曝光一批违规违法企业和个人，树立一批创造、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性教育，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向，及时解疑释惑。（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宣传部、新闻办牵头）

七、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十六）加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平台建设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受理机制，建立举报投诉奖励制度，提供快速、便捷的举报、投诉、申诉和咨询渠道，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预警应急机制。（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负责）

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政策和体制，形成长效机制

（二十七）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及时修改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及其实施条例。（工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法制办等部门负责）

（二十八）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完善知识产权确权和侵权诉讼程序，简化救济程序，加大民事赔偿和裁判执行力度，提高审判效率。（高法院负责）

（二十九）加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审核管理，坚决防止侵权假冒商品进入政府采购渠道。（财政部牵头）

（三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三十一）探索建立更有效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模式。（中央编办负责）

（三十二）研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加大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打击力度等问题。（知识产权局、商务部牵头）

九、加强督导检查，完善工作机制

（三十三）建立执法协作和重大案件沟通协调机制，督办重大案件，统计专项行动信息，通报进展情况，抓好信息交流。加强督促指导，组织联合检查组适时对各地专项行动进行督导检查，对表现突出的地方和部门给予通报表彰和适当奖励，并将有关情况汇总上报国务院。（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三十四）督促地方成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动员部署和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工作的监督考核体系，及时报送专项行动进展情况、阶段性效果以及案件查处情况；对本地区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对专项行动进行总结。（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国药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 篇5

发布时间: 2010-08-31 09:54:34作者: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加入收藏夹

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其特殊性表现在药品知识产权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法律规定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产权；其复杂性表现在药品知识产权的涵义非常广泛，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医药企业对药品知识产权的重视以及侵犯药品知识产权案件的逐年增加，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此，本版今日刊登两篇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文章，介绍我国司法实践中药品专利案件的处理，以及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药品商标侵权的预防，希望对医药企业更好地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有所帮助。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司法保护是其主要的救济途径。因此，药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是衡量我国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药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虽然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各个知识产权领域，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矛盾比较突出、问题比较多的领域主要是药品专利的司法保护。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受理的药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逐年快速上升，而且案件复杂性和审理难度也明显增大，不少案件甚至因此久拖不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也削弱了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保护功能和效果。

目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药品专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药品专利侵权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使得案件审理难度大、诉讼周期长，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往往被归类为复杂疑难案件，容易久拖不决，大部分案件的一、二审程序加起来都超过了3年，有些案件甚至一个审理程序就超过了3年，极大地增加了权利人诉讼负担和维权成本。另外，维权诉讼久拖不决，还将导致侵权行为继续蔓延和扩展，从而进一步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

第二，大部分药品专利侵权案件都涉及重大经济利益，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成为知识产权审判中的热点问题，有不少案件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涉外案件，对这些案件的审理将关系到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第三，药品专利侵权案件的复杂性和疑难度尤以其中的制备方法专利侵权案件为甚，而且这类案件在目前药品专利侵权案件的总量中占据着较大份额。其复杂和疑难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查取证难，难以查明被告生产被控侵权药品的真实方法，在诉讼中虽然可以由法院向有关药品审批部门调取被告的药品注册申报资料，但由于现行注册制度允许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变更工艺（只要不影响药品质量，则这种变更不需要另行申报审批），所以注册申报资料往往并不能反映被告在投产以后真正使用的生产方法；其二是侵权对比分析难，这类案件由于难以直接获得被告的真实生产方法，在诉讼过程往往需要由法院委托相关的专业技术鉴定机构到被告的生产现场进行现场勘验和取样检测，并根据勘验和检测结果进行相关的对比分析，为了做好上述工作，既需要深入了解涉案的专业技术，也需要被告给予配合，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较大困难。

第四，药品专利侵权诉讼往往还涉及药品管理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我国开展药品专利侵权诉讼的时间不长，无论是代理律师、审案的法官还是相关鉴定人员，对于药品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往往比较欠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相关药品专利侵权诉讼的正确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几个特殊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从立法上确认为了临床研究目的而制造、使用专利药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侵权纠纷案件时面临着适用法律上的困难。

欧美发达国家早已从立法上明确将在专利有效期内为了临床研究的目的而制造、使用专利药品的行为排除在侵权范畴之外，但我国的《专利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都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针对生产临床研究用药行为提起的侵权诉讼。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先后受理了美国礼来公司和日本三共公司分别起诉国内两家制药企业生产临床研究用药行为侵犯其药品专利权的案件；而且由于这种在专利有效期内即进行仿制药品临床研究的现象在我国制药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实践中还有更多的类似纠纷处于待诉状态。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必然面临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尽管现行《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条规定一般理解为：专为科学研究和试验而使用，是指以研究、验证、改进他人的专利技术为目的进行使用，而且使用的结果是在已有专利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技术成果。按照上述理解，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药品的临床研究，因为药品临床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并不在于产生出新的药品技术，而是为了获取该药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实验数据，以提出对其进行商业生产的申请。因此，在现行《专利法》中不能直接找到可以对这种行为给予侵权豁免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若想按照国际惯例对这类侵权诉讼作出不侵权的判决，则将面临难以适用法律的困难。

我国在建立专利制度之初，考虑到当时国内制药工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比较落后和薄弱，需要给予特殊保护，所以在1984年制定并自1985年开始实施的第一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对药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只对药品的生产方法发明给予专利保护。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现实国情来合理地平衡新药研发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对药品的生产方法授予专利权，可以使新药研发者对社会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获得适度保护，以鼓励和促进药品领域的研究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对任何一种药品来说，其生产方法在理论上应当不止一种，这样即使对其中已被发明出来的一种或几种方法授予专利权，只要不保护到药品本身，则在漫长的专利保护期内，随着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其他制药企业仍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研发努力，针对该药品发明出新的生产方法，并按该方法来自由生产该药品。在当时具备药品专利申请能力和条件者主要是外国制药企业的情况下，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采用了只保护药品的生产方法但不保护药品本身的做法，实质上是为落后的国内制药行业预留了必要的、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依据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取得生产方法专利权的药用化合物当中，已有不少药用化合物被我国制药企业研发出新的生产方法，从而使国内企业突破了外国专利权人的权利束缚而获得了对相关药品的自由生产权。

但是，当时有相当一批外国制药企业在向我国申请专利时，为了达到最终保护药品的目的，采用了规避我国上述法律规定的变通做法，以一种特殊方法专利的形式来谋求对药品本身的实质性保护。尽管这些不当申请已有不少被依法驳回，但由于部分专利审批人员在理解和掌握授权标准上的差异，致使这些不当申请中也有相当一批被授予了专利权。

这种特殊专利的权利要求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撰写：“一种用于治疗„„的药用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化合物A或其药用盐与药物上可接受的载体或稀释剂混合，所述的化合物A的结构为„„”。稍具制药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药品都是由具有特定治疗用途的药用化合物或其药用盐（俗称活性成分或活性组分）与药物上可接受的载体或稀释剂混合制成的，因此，以上述形式表述的专利，尽管其形式上是一项方法专利，但实质上却保护了以化合物A为活性成分的所有药品，是以方法专利的名义来达到保护药品本身的实际目的。由于这些特殊专利的权利人基本上都是外国制药企业，而且这种形式上的方法专利权实质上却保护了含有相关活性成分的一切药品，导致了权利人对药品本身的垄断，并将导致以下结果：我国的制药企业即使通过自己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发明了针对该活性成分的新生产方

法，并可以按照该方法来自由生产这种活性成分，但由于外国制药企业（权利人）通过上述特殊方法专利获得了对含有这种活性成分的药品的垄断权，国内制药企业都不能利用这种活性成分来生产相关药品。这就意味着，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通过仅保护药品的生产方法而不保护药品这种方式来为国内制药企业预留的发展和创新大门，却被不当授权的这种特殊方法专利堵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内制药企业通过自主努力找到新的合成路线，突破某一项已有的药用化合物制备方法专利的屏障，仍然受制于这种特殊方法专利权对药品本身的实质性保护，而无法生产该药品本身，从而严重挫伤和抑制国内制药企业针对已有的药用化合物制备方法专利进行创新突破以谋求发展的积极性。这样的法律实施后果，明显背离了立法部门当初在设计第一部《专利法》中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时的初衷和宗旨，损害了我国制药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应当通过启动专利无效程序宣告其无效，使我国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能够回归并恢复到立法本意上来。

药品标准与药品专利权之间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药品标准的行为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出版，能否用相关批件来否定企业在后申请并以该药品标准所载技术方案作为主要内容的药品专利的新颖性，或者说在药品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企业能否援引药品监管部门在先批准并记载着与涉案专利相同技术方案的药品标准批件作为已有技术而提出不侵权抗辩。其二，在同一药品技术方案既被收录进国家药品标准并要求生产该药品的所有企业必须强制遵守，同时又被原研单位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专利权人与因必须遵守国家标准而侵权的其他生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涉及上述两个方面冲突的诉讼案件，而且同一药品技术方案既被纳入国家药品标准又被申请为专利的现象，在前几年中药领域的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以及已有国家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因此，今后还有可能发生更多的类似案件。能否公正地处理好这些冲突对于保护原研企业的研发和创新积极性，提高中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之所以会发生上述药品标准与专利权之间的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药品管理制度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脱节和不协调的问题，反映了有关部门在审批和管理药品标准过程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通行的“一家研发、全国推广”工作思路，未能充分考虑并尊重相关技术方案的原研企业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基于这种创造性劳动所应享有的知识产权。

中药是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药品领域，在近年来我国每年受理的国内各类发明专利申请量中，中药专利申请量一直位居前四名之列。因此，对中药专利给予有效保护，对于鼓励和促进我国制药企业在中药领域的研发和创新积极性，弘扬和提高我国的传统医药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围绕着中药专利发生的侵权纠纷逐年增多，同时中药专利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案例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药技术方案本身具有区别于化学药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中药专利的审查授权标准与侵权判定标准不协调，从而难以针对中药技术方案的特殊性而对其给予有效保护。

众所周知，中药技术方案主要由组方和剂量组成，并不像化学药品那样系通过具体、严格的化学结构式来限定其技术方案，因此比较容易通过改变中药组方中的某种组分或其剂量而形成一种至少在形式上区别于原有技术方案的新方案。所以，在中药专利侵权实践中，被控侵权企业完全按照专利技术方案来实施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会在专利方案基础上对其组分或剂量进行部分改变后再予实施，这样被控侵权方案与专利方案就会不同，在诉讼过程中就只能按照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断。此外，在中药专利的审查授权过程中，由于大部分中药组分的药用功能及其常用剂量都是公知的，因此，为了体现专利申请方案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人员往往会从严掌握审查标准，导致相当多中药专利的保护范围都撰写得比较窄。这样，在按照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断时，由于法院对等同标准的掌握又比较严格，往往会得出不等同的结论，实际上就导致了上述中药专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经济发展 篇6

【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为各个国家所认识，所有国家都已经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自己参与全球经济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提上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已成为能否克服短期技术困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立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经济增长，一、知识产权保护的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体制，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带来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传统的国内智力成果保护领域走向知识产权贸易的国际市场。进入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使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知识产权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即使是有形商品的贸易中技术含量也在迅速增加，这使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内在联系。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所有WTO成员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协议之一。这个协议的通过，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中国，由于作为商品经济产物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较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和意识。在有了知识产权制度所形成的激励机制以后，又由于经济落后导致研发力量不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后劲，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的矛盾便一直困扰着中国。

本文在阅读了大量相关的著作，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和负面影响，从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在国际创新体系中地位的改变，我们的认识应该突破传统研究结论的局限，要看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收益。

（一）促进国内研究与开发投资和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一项最基本的职能是激励技术创新，对于中国也不例外。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起到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其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正向的关系。

发达国家之所以拥有非常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其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分不开的，因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激励企业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而中国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松弛，从而使企业缺乏研究与开发投资。

大量的数据可以表明，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研究与开发投资是不足的，中国亦不例外。因为厂商的研究与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决策，而这种决策又是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起到激励本国企业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从而最终起到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二）促进中国的技术扩散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扩散，这也是历史上发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两种类型的技术扩散：一种是通过市场化技术转移的方式发生的由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技术扩散；另一种是发生在国家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

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可以促进发达国家向中国市场化的技术转移发生，是因为如果发达国家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等交易的话，则发达国家的专利技术受到该国家企业模仿的概率就较小，发达国家企业经济利益受到的侵害就较小，发达国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等交易的收益就会比较高，从而会激励更多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方式把其技术转移到该国家来，也就是促进了发达国家向该国家的技术扩散。

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能促进国内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这是因为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方面会激励企业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也会激励技术创新者为其创新申请专利等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以商业或技术秘密的形式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发生在国内内部的技术扩散，只不过这种扩散是从一种发明到另一种发明的扩散，是一种观点到观点的扩散，而不是单纯的属于同一种技术的扩散。

（三）促进技术密集部门的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向中国企业技术转移的数量，而且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向中国技术转移的质量。当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发达国家倾向于投资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部门或产业；而当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时，发达国家倾向于投资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或产业。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不同的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说，软件、医药、化工、电子设备等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更为敏感，而在一些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诸如食品产业、零售企业就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较低。对于那种知识产权敏感度高，且其技术容易被模仿复制的高技术密集产业，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如果发达国家在当地的这些产业投资，就会担心其经济利益容易受到本地企业的侵害，因此会影响其投资的积极性。而对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由于其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敏感，即使当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很弱，也不会对其经济利益有多大影响，因此也就不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积极性。

因此，在一个经济技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低，发达国家出于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担忧，就会降低在中国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进行投资的水平，而较多地在技术密集程度低的产业进行投资，显然，这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

三、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我们发现，由于国内创新水平低、市场规模狭小且缺乏竞争力等原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如果以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标准，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有：

（一）降低国家的福利水平，加剧国际收入的转移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表现为持续加强的态势，这种加强会对国际收入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

由于在技术水平上和创新能力上发达国家具有显著优势，使它们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主要所有者和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出口国。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对国外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中主要处于技术进口国的地位。因此，对中国而言，发达国家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这必然会降低短期福利水平，这种福利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力度的加大将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在本国的有效覆盖面，使许多原本免费使用的国外技术置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内，当技术原来的使用量很大时，这种福利损失是非常大的。其次，对已经受保护的专利技术而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专利的价值。

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短期福利是不利的，由于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收入转移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

（二）加大制度建设和管理成本

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标准存在差距，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制度建设、实施和管理成本。

由于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规模主要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法制建设程度和司法效率相关，而与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构成严格的正比关系，因此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更难以承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成本。

（三）提高技术产品的价格水平

我们知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了创新企业的短期垄断地位，提升了专有技术产品的市场价格，增加了企业的预期利润；而同时伴随的是短期消费者福利的恶化。由于中国是技术净进口国，是专利技术的消费者，因而是价格上涨的主要受害者。

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价格问题的焦点在于制药业与电子信息业，因为它关系到过多的生命和健康状况，关系到国家工业信息化的持续发展。许多实证研究证明药品的价格对专利保护有较强的敏感性，但同时专利保护的改善也可能促使更多的跨国企业研制针对中国特有疾病的药品，并促进本地企业研发和创新。

（四）增加社会就业和企业转型的压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最直接的效应是导致社会经济中的模仿率下降，因此当政府实施更严格的商标和版权法时，侵权和盗版行业必然会被削弱甚至关闭。而现实中中国在大量的非授权产品的复制和销售行为，它们雇佣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劳动力，有的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因此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侵权和模仿业的转型，及相关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经济中的原有模仿行为的繁荣程度。如果在实施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之前，盗版与侵权的活动比较盛行，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势必会对这些行为造成很大的冲击，从而引起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收入转移、制度建设和管理成本、产品价格上涨、社会就业和企业转型力，中国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忽视的。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实施成本，避免潜在的社会冲击，中国政府应当实施有效措施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四、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尽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给中国带来诸如上述列举的一系列好处，但中国在世界科技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决定了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同化上，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与发展中国家结成利益同盟

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对抗中应该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结成利益同盟，用一致的立场和观点同发达国家抗衡，从而维护和提高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与发达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问题进行谈判时，必须把焦点放在“南北”双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来。

（二）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知识产权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

对于中国来说，在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过程中，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需要借鉴各国经验，加强与全国科技、经济、贸易、文化等各领域的政府政策的衔接，制定和实施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知识产权信息战略、知识产权人才战略、知识产权教育战略、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促进战略、知识产权反垄断战略等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的综合战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宏观策略的统一协调性，提高政府和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加强本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创新

中国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向发达国家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要认识到科技的驱动作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技术上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的技术创新存在两条路径，分别是自主创新和经由技术引进的创新。从事自主技术创新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储备和较强的研发能力，而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的条件。

同时还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本国的产业对外国的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扩大本国的技术知识存量，加强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以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国内产业的发展升级。经由引进的技术创新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复制和效仿等手段，直接将外国的产品设计等技术知识运用于本国的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另一种则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渠道间接学习其中的隐含知识，扩大本国的知识存量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毫无疑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国家企业的竞争力是这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决定部分。因此，必须加强本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创新。

（四）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灵活条款，建立知识产权反垄断策略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0条允许各成员国独立制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性法律制度，以限制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为中国建立反垄断策略提供国际法依据。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了反垄断法律制度，并且制定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规，认为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一样，不可以创立垄断地位。同时还提出了对各种许可证协议进行的方法，特别还对各种限制竞争的条款提出了分析方法以及应当对它们采取的基本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完善的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关键在于要以保障自由竞争为目的，而不是单纯针对本国或地方企业的利益采取一些狭隘的做法。加强非歧视的和公开的市场竞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本国的市场，又有利于自己民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地发展壮大。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现状 篇7

项目名称：建立公平运营体系，

助力中国创新经济

发起单位：微软中国

关于微软：

微软公司创建于1975年，是世界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企业，致力于帮助个人和企业发挥最大潜力。1992年，微软在中国北京设立了首个代表处，随着公司在中国的不断发展，相继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等科研、产品开发与技术支持服务机构。如今微软在华的员工总数超过3000多人，成为微软在美国总部以外功能最为完备的子公司。20来年，微软在中国不断发展，一如既往地履行其“扎根中国，致力于与本地经济共同发展”的长期战略和承诺，持续不断地履行其企业公民责任。

项目目标：

自1992年进入中国，微软随行中国的成长，见证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企业从注重做大到注重做强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创新，逐步提升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保护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方面的重视。随着中国改革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能否通过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向上调整中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都需要对市场的充分尊重、对秩序的一视同仁。

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于中国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经济极为重要。微软公司希望通过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中深化各界特别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携手并呼吁相关企业共同促进知识创新，在中国市场建立公平和谐的运营体制，打造中国创新经济，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实施路径：

1微软将通过教育、培训、扶植等多种方式宣传推广公平运营理念，弘扬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

通过微软校园先锋计划、微软创新杯等项目的持续开展，不断推动对企业未来领导者——学生群体的宣传和教育，鼓励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帮助激发学生群体的创新能力。

通过开展记者研讨班，帮助媒体建立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概念的正确认识，不断深化媒体对公平运营体系的理解，从而充分发挥媒体平台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作用。

针对中国市场，制定并持续推广的产品政策和多种销售渠道，满足不同客户(家庭、学生及大、中、小企业等)的需求。

通过“微软创新企业扶植计划”的持续开展，帮助创新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快速成长，为其提供包含软件、技术支持、市场以及融资渠道等多项资源，使企业实现良性创新循环，实现双赢、多赢。

2微软将继续邀请并联合相关企业、组织及个人，尤其是与以创新为导向的相关产业中的领军企业，共同投入到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公平运营体系，助力中国创新经济的活动中来，实现自身以及产业生态圈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