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丰碑的散文（精选13篇）
夜晚的到来，让喧嚣的城市安静了下来，外边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望着家的方向，眼前被一层湿气包围，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站在窗口望向家的方向，而家就在山的那头。
由于回老家的路太过于遥远和崎岖，每年我都在近年关的时候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去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山村，还记得那个时候，坐了一天火车和汽车之后再走上十几里的山路，家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一个很安静却很落后的山村，因为交通不便，村里很少有外人来。每次当我和妻儿拎着大包小裹走到村口的时候，远远的就能看见父亲那佝偻的身影站在破败的家门口向村口方向张望，儿子看见了爷爷会从妻子的身上下来，飞奔向父亲。我能看到父亲那浑浊的眼睛中流露出开心的光芒，这是见到家人后的开心。到家后父亲是忙里忙外的不停张罗，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家里一直父亲一个人。可能是要过年了，也可能是看到儿孙回来，父亲格外的开心，把家里好吃的都拿出来，吃饭的时候一直不停的给妻子和孙子夹菜，而自己却一直看着我们傻傻的笑着。过年七天假期里，父亲变着法的`做着好吃的，一有空就抱着孙子出去溜达。看着父亲吃力的抱着孩子，而脸却是不停的笑着，我忽然发现父亲老了，头发也不知从何时起开始白了。看着空空的家，破旧的桌椅，内心忽然一痛，这些年一直忙着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却忽略了这个从小生我养我的家，忽略了那个把我养大的父亲。
大年初六的那天下起了大雪，我和妻子准备回去开始上班了，父亲拎着和我回来时候一样大小的包裹，妻子抱着孩子，我接过父亲手里的东西想让父亲歇一歇，父亲回身又把孙子抱了过来。脚下的雪踩在脚底“咯吱咯吱”的响个不停，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到了村口，妻子把孩子从父亲的手上接过，看的出来父亲不想放手，他舍不得孩子，可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快走吧，一会雪会下的更大”，我张了张嘴，可是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妻子和父亲说了一些让他照顾好自己的话，汽车来了，这是我们山里唯一的一趟汽车，我们上车了，父亲站在那笑着看着我们，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以为是风刮的。雪似乎下的更大了，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当我再次回头的时候父亲的身影还矗立在村口，一动不动，鼻子一酸，眼泪掉了下来。
这几年都是去岳父岳母家过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孩子都会问我“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去爷爷家过年?我想爷爷了”，我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解释，我只能告诉他爷爷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还没有回来，而我的眼泪却再次的流了下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就这样的离我远去，离开了我的生活，多少次我都在睡梦中看到父亲佝偻的身影，多少次我在睡梦中都能看到父亲那浑浊的目光，恍然间我才明白，父亲那浑浊的目光为什么会那么殷切，这一刻我才明白父亲佝偻的身影为什么还会那么挺拔，他是多么希望我能回家几次，是希望我能多在他的身边呆几天，是希望，父亲的期盼并不多，也不过分，可是作为儿子的我当年却未能读懂，如今我读懂的时候父亲却与我两世界的分离。
黄先生是一位对我一生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师长。我在读大学本科时,他为我们班开设了老解放区教育、毛泽东教育思想等专题研究课。1964年我毕业留系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曾在一起劳动改造(我始终尊他为“黄老师”)。1979年我又有幸被调到了黄先生所在的教育学教研组,从此便有了进一步向黄先生讨教的机会,开始与黄先生结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不解之缘。他给予了我慈父般的关爱、教诲和指导。
一、启发我如何为人处事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两次面临专业方向的再选择。一次是1982年,系领导决定推荐我去美国专攻教育哲学。当时我一方面很想得到这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我的教学论研究方向而去开拓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所以十分犹豫。第二次是两年后,系领导鉴于当时教育系从事教学论研究工作的已有多位教师,再次动员我转专业研究方向。我请教了黄老师,他认真听了我的述说,了解我的困惑后,没有直白告诉我取此舍彼,而是启示我如何去寻找思考问题定位的坐标而不至于为眼下短暂利益迷住了双眼,影响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系里评职称时,我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已达到了条件,申报副教授职称应该没有问题,我也当仁不让。但因为指标紧张,有人劝我从全局考虑能否放弃这次职称申报,让给他人,当时我想不通,还给系学术委员会写了一封信。黄先生拿着我的那封信找我做工作,他语重心长的促膝谈心让我懂得了如何学会宽容、学会谦让,懂得了“为人正、为人真”的内涵,懂得了应如何真诚地去关爱他人而在群体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尽管这一“让”影响了后来我解决正高职称的时间,但我无怨无悔,是黄先生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就是一个楷模!
1992年,基于“人缘关系好”,我这个没有任何干部经历的副教授,突然被推上了北师大教育系系主任岗位。当时,领导班子中另三位副系主任劳凯声、史静寰和冯晓霞都是讲师,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不到42岁(我那年49岁)。说实在话,当时接这个活底气很不足。黄先生鼓励我们只要做到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一碗水见底”,大胆去做就一定能做好。我们很认真很敢干,也有很多新思路,常常几分钟就可以拍定一件大事,但带来的问题是工作粗漏不细,尤其是不会做人的工作。以黄先生为首的系里一批老教师成为我们的依靠,给了我们大力支持,为我们摆平诸多难事,使得系里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黄先生带头参加系里组织的所有集体活动,比如那年红五月歌咏比赛,他和许多老先生积极参与,结果教育系获得了全校一等奖。四年多的系主任经历,我当作是自己人生的一个磨炼。当我遇到难处、受了委屈时,我常会找黄先生倾诉,向黄先生求教,他总是耐心为我排解,给我安慰。正是黄先生和一批老先生的激励和支持,我们将工作做得还算有声有色,这一点被广为传扬。记得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陆有铨教授笑着对时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的施良方教授说:“您和裴老师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有黄济先生等一批老前辈的支持。”学习黄先生崇高的人品和境界,这是我逢年过节均带领我的学生去看望黄先生的根本理由。
二、引导我确立并开拓了教育研究方法这一专业方向
学会如何做教育科学研究,这是每一个年青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早在1987年,黄先生要我围绕教育研究方法写文章并参加在北师大召开的教育基本理论的年会,我遵嘱写成“谈谈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一文,他亲自和我逐字逐句讨论修改,此文后来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基于方法论对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黄先生提示我将教育研究方法作为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年多访学的两个研究议题之一(另一议题是研究美国的教学理论流派),我出国临行前他还亲自写条幅赠我。学成回国后他又亲自为我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一书(199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作序。继后,他又让我承担了《现代教育论》一书中关于教育研究方法共3章的撰写。正是黄济先生睿智的思想成就了我教育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向。
在教育研究方向这一领域,鉴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的现实,黄先生要我站在高位总体关注研究的重大前沿问题。诸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及其坚持与发展问题,教育科学的性质及研究方法的特点问题,关于教育对象——人的研究的复杂性和随机性问题,对历史遗产和外国经验的批判继承和借鉴问题,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问题,等等。我们曾多次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以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问题。黄先生指出,不站在哲学方法论的视角思考问题,就会就事论事,就不能很好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方法论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一般方法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及中外古今的关系等当前教育科研中的重要问题。
黄先生总是与时俱进,站在学术前沿。他提醒我要关注研究方法的多元、综合的发展特征,关注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关注心理学、脑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影响和有关研究方法的移植。正是黄先生的点拨,以及他的教育哲学观,助我在教育研究方法这条路上一步步前行。
三、对主体教育实验研究的帮扶
始于1992年的我所主持的主体教育实验研究,始终得到了黄先生的倾力指导。他多次亲赴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天津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以及北京的几所实验项目学校进行指导。他的报告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为节省科研经费(仅2万元的项目科研经费要维系三年的研究),黄先生和我们一起坐火车挤地铁乘大巴,住简陋屋子。一次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调研,黄先生坚持要随我一起骑自行车去,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对他说“不”。实验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为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朴素的衣着、谦和的话语而深受感动。只要他在场,我们也就感到有了主心骨。
黄先生得知主体教育实验研究被批准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非常高兴,亲自出席了2002年5月25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开题论证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有王策三、王道俊、韩庆祥、腾纯、文喆、谢维和、连秀云、赖德胜、许燕、郝京华等众多专家学者,10所高校、3所科研单位及91所中小学代表参会。黄济先生为大会做了“主体教育研究应关注人的社会性和坚持辩证思维”的重要报告。他首先表明了他反对纯自然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重申对“什么是教育”的理解,强调要关注人的社会性。在此基础上,围绕课程的分科和综合、怎样认识和评价班级授课制以及师生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黄先生的报告充满了辩证法。他认为,小学的学科,是一定能综合的,到了高中就需要以分科为主,以后到了大学,学科又是一种高级的整合,恩格斯讲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希望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非此即彼。就班级授课制的改革问题,黄先生告诫要重视历史,好好判断分析,做到改革要适宜要稳妥。要弘扬学生主体性,但这个过程不是任意的,不是自发的,需要教师很好的指导。最后,黄先生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重视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三是搞主体教育实验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黄先生分析,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教师的水平也有不少的反差。因此,虽然我们有了上位的高层的指导思想,但在做的过程中,要时刻牢记联系实际,脚踏实地,做稳做好。
我们的主体教育实验正是在黄济、王策三、王道俊先生等前辈倾心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八月家人转告,黄济先生几次打电话找我。我出差回来后立即去他家。原来他急于想了解关于学派的建构问题,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学派。我认为中国是到该出学派的时候了,否则不会带来理论研究的繁荣。黄先生听后又进一步追问了主体教育实验的情况。当听我介绍到一个大的团队,近年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所做的研究,研究成果扎根在土地上,尝试从主体性发展到“三力”模型(即决策力、领导力、学习力)构建中国基础教育未来发展之路时,他非常感兴趣,希望我们在扎根实践的同时要注意不断形成和提炼新思想新观点,他希望我抽时间多给他聊聊研究的进展,离开他家时他还将他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从这次深谈后我立即开始着手一方面继续向下扎根,另一方面加大对研究的向上系统总结梳理。遗憾的是以后再也不能得到黄先生的指点。
在我记事之初，家里有一个庭院，父亲在屋子前面种了一片甘蔗，春天绿绿的叶抽出来，修长而舒展，微风拂过，亭亭摇曳，好像汉唐时代的少女，身穿绿萝衣，翩然起舞。夜晚，春雨沙沙的清曼声音，伴我们入睡，如同天籁。到了深秋，甘蔗成熟，甜甜的滋味，这大概是我所知道的最甜美的味道了。直到如今，还经常想起那一片曼妙的绿和那甘甜来。
在院子里，父亲还种下了一些白兰花，让我们的院子飘忽着一种洁白的芳香。有一株白兰树长得很高大，它的枝丫可以坐下我和姐姐两个人。我们常常坐在花树上，看安徒生的童话，清风徐来，世界飘浮得很高很远。
有一年，父亲到海南出差。年轻的他经常不顾海里有鲨鱼而禁止游泳的警告，背着领导去大海游泳。他说只有在大海里中流击水，让自由的躯体徜徉于无边无际的水域之中，才真正会有飞翔的快意。
在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他会端一个小板凳，走十几里的沙滩去看一场电影。父亲在岛上和渔民相处得很好，他吹笛子给他们听，和他们一起出海去打渔。在遥远的海面看岸上依稀的灯塔散发出暗淡的光芒，看湛蓝的海面升起的明亮的圆月，泪流满面。
从海南回来的时候，父亲带回满满一公文包的珊瑚和一个渔民朋友送的海螺。我们看着那些形状细致的珊瑚，听着海螺在耳边的呼啸，总感觉他亲历的天涯海角，与我们如此亲近。
其实父亲从小就经历了很多波折和磨难，只是痛苦对于他似乎风清云淡。小时候他父亲早逝，兄弟三人要捡柴做农活，从早忙到晚才能吃上腐烂的菜叶和掺着糠的米饭，即使这样也从来吃不饱。可是阳春三月，他们总不忘自己做风筝，在田埂上奔跑着，让风筝飞得很高很高，掠过一大片一大片开放着的油菜花。“很快活啊。”他乐呵呵地说。
父亲做过很多工作，按他的话来说，工农兵学商，除了兵之外，他都有涉足。他最喜欢的是经营我们的果园。在很多年以后，当果园已经变成座座高楼的时候，提起父亲，很多人还记得他的果园。他们说，种得真是好。在被誉为“柑橘之乡”的家乡，父亲的果园是首屈一指的，他最先引进新品种，又种得最好。我还记得满树金黄色的柑橘点缀在碧绿的叶子间，他以玫瑰作为果园的围墙，四月开满玫瑰花，绮丽幽香。在很久以后，我读到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心里不免有一种柔软的温暖。
那一年，城市开发的推土机拆了我们家赖以生存的果园，昂扬生长的树木和花朵零落成泥。父亲当时有多种选择，比如回到以前的单位，到朋友的企业做事，或者做生意。父亲却买了两箱蜜蜂，高高兴兴做了放蜂人。随着花期，从四川到陕西到甘肃到陕北最后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远离尘嚣，追随一路的芬芳。
风餐露宿的流浪日子也许很苦，但父亲对于这段经历始终视若珍宝。
他说，太白山的森林茂密极了，遍山的野槐花，洁白馥郁。瀑布直下，珠玉四溅，烟雾飞散。在这里他们呆了三个月，在浓密的草地上搭起帐篷，步行至几十里之外的集市买米，有时候他们逮来野兔和附近的村民换粮食。清朗的夜里，四周一片寂静，野花的香味弥漫四野。他躺在草地上，看见很亲近的繁星，想点什么，或什么也不想。
在陕北，有满坡的羊，满坡的信天游，满坡的杜鹃花和满坡的云。他站在黄土高坡，扯着喉咙和那些裹着羊白肚毛巾的陕北老汉一起唱山歌，无拘无束，酣畅淋漓。
整整两年的时间，他吃夹着黄沙的米饭，他在雨水里淋浴，他的皮肤被漠北的风吹得干裂，他被蜜蜂蜇伤，他的衣服灰尘满布，他的手臂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他自己削成的绿笛已经被吹成褐色，我猜想他的笛声一定是从青翠的秦岭蜿蜒至苍凉的敦煌，飞到漠漠的塞外，再被风吹到水草丰美的草原。他在那些人迹罕见的美丽地方找到了来自心灵深处最初的感动。他接纳并享受所有的一切，路途的险阻、肌肤的疼痛和内心难以言表的喜悦。
在父亲58岁的时候，他和母亲一人骑一辆有着十多年历史的自行车从四川出发，走过重庆，走过湖北，走过甘肃，走过陕西，经过三十多个城市，神采奕奕地畅游五千多公里，历时六十一天，把一身皮肤晒成古铜。
“要坚强!一定要!”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去卫生室打针。每次都哭爹喊娘，“不许哭!要坚强!”父亲常这样呵斥。父亲是木匠，一堆杂乱的木料，进过父亲的斧劈刨平，然后打眼种组装，刮灰刷漆。一件精美的衣柜，便展现我的眼前。从小，我十分佩服父亲，他一喊我就鸦雀无声了。打针的阿姨挺纳闷的，父亲却笑笑一言不发。
有一次，父亲在刨木料。我突发奇想，爸你教我吧!父亲把刨子给我，让我试试;我学着他的模样干了起来，不是刨子刨不上东西，就是身子来回摇晃。一会儿整地忙头大汗，父亲在旁边笑了。你看这弓步要扎牢，双手要一起用劲。这样，他比划几下，我略有所悟，再干就好多了，可是一块板子没刨好，手上打起血泡。我退缩了，父亲说要坚强，坚持就是胜利。可我最终没有坚持下来，或许父亲心疼，他再也没教我。
如今，父亲节里，我已没了父亲，夏日的风，轻轻抚摸我的脸，如父亲大手在给我擦泪。“要坚强!一定要!”父亲的话语，如鼓槌重重敲在我心上。我懂父亲的心意，我们这个家要往前走，我们活着的人还要往前走。他知道我一生都需要坚强。然而，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又让我如何能坚强住?悲痛像湍急的河水，漫过我的心房，把我旋在漩涡里，不能自拔;望着别人在父亲面前，说说笑笑，而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只能面对父亲的遗像，倾诉思念。遗像里父亲安详依旧，而我早已哭成了泪人。我知道，对我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我会永远记住父亲的话，坚强的好好的活着!
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下田，必须在家认真复习。十天忙假的最后一天中午，父亲从田里收割小麦回来对我说：“进峰，我把羊拴在渠岸，感觉有点累，你去把羊拉回来。”父亲说这话时，我看到父亲的面容憔悴，说话有气无力。父亲说完头半低着，眼神没有一点光亮。我知道，父亲累了。
我连忙来到渠岸，四周的麦田早就收完，光秃秃的。此时正午，太阳很毒，周围没有一个人。我解开羊缰绳刚站起来，却听到了一个刺耳的哭声，放眼望去，父亲站在十多米远处，双目直直看着我，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抒了抒眼，再去看却什么也没有，只能听到一棵树上的蝉鸣声。我想，可能是我蹲下解羊缰绳后站起来晕眩出现的幻觉。
回到家，正遇父亲要去场里打麦子，我坚持要去帮忙，父亲却说，打麦子用机械，人只往机械里放麦捆，不是很忙，依然让我在家复习。
当晚，父亲带着铺盖去了打麦场，说要趁夜风将麦子扬出来，扬完麦就睡在麦场看麦子。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学校，便有同学传来话说，父亲夜里在麦场去世了。那年，父亲年仅四十九岁。
父亲一生辛劳且乐善好施，不论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手帮一把。在父亲去世后多年，常有外地朋友来家还钱，当得知父亲早已去世，都会悲伤不已，并说父亲在他家最困难时给他借了钱，帮了他最大的忙。
父亲的一位战友，离我家有几百公里，在我九岁那年，战友找到父亲，说自己的儿子突然患病，其妻残疾，家里实在没办法，想问父亲借钱给他儿子看病。父亲二话没说，把家里全部积蓄给了战友，并将圈里的猪卖了，把卖猪的钱一并给了战友。
在异省他乡，在偌大的医院中，在悲喜的人群里，我躺在病床上，一个人挂着吊针，饿着肚子，等待夜的来临。
今天病房里很安静，以至于我闭着眼都能够准确的辨别出，正在咯血的是左边邻床的爷爷，刚刚呕吐的是斜对面的伯伯，一直痛苦呻吟的是对面癌症晚期的叔叔。终于，窗外的天黑了，黑的恐怖，屋内更安静了，静的离谱。巨大的恐惧使我不敢闭眼，生怕闭上了就是永远。半睡半醒中我挨到了天亮，恍惚中感觉到有人在抚摸我的额头，好像母亲的`手。睁开眼，竟是我的父亲。
“我妈咋没来?”我猛地坐起来问他，“她没出过远门，家里又需要她照顾，我来就够了”父亲简短而迅速地回答，使我知趣的闭上嘴。父亲肯定是前天坐夜车赶来的，他的红眼球，他身上独特的火车味，都是证据。其实，这次父亲能来照顾我，我实在出乎意料，心里也是极不情愿的。一来是怕耽误他的工作，二来是我俩独处时气氛会变得很微妙。
医生查完房后，父亲拒绝了休息，说是有事出门一趟。我也如释重负，随后竟安稳的睡着了。
醒来，我惊讶地发现，床柜上多了一株绿植，娇嫩的花苞被蓊郁的绿叶守护着，积聚力量。这不禁让我想起早上邻床爷爷收到鲜花祝福时，我投去的艳羡的目光。原来一切都被父亲看到了。
几天过去，我们俩的互动很少，通常是父亲坐在床边，我躺在床上，对话依然是苍白简单。
那日中午，父亲提议要给我洗头，我一下呆住了，不知是否应该接受父亲的好心，还是继续忍受这蓬乱打结的头发。父亲像是发现了我的窘迫，赶忙说道：“我去问医生了，可以洗不碍事的。我看你一个女孩子家邋遢成这幅模样，真是不像话。”除了乖乖地接受，我又能说什么呢。
父亲有着宽大的手掌，粗大的指头，那手既无美感，又僵硬笨拙。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竟能轻而易举地疏通发结，细腻的手法温柔的按摩着头皮，非一个舒服就能够形容的。“爸你真专业”我忍不住赞美，父亲无言。吹头发时，父亲却突然说道：“你的头发又软又细真是像极了你母亲。”我笑了。
我出院当天，父亲也要回家了。他不放心我，再三叮嘱，我便向他炫耀自己的能力，我一个人都可以去住院，父亲沉默了。
回学校途中，过马路时，父亲竟然像小时候一样，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本以为我会害羞，会拒绝，但那一刻却只有深深的感动和不舍，希望时间能静止在这一刻。直到我要与父亲说再见的时候，父亲才松开他汗涔涔的手。
那天临睡前，我意外的收到一条来自父亲的短信：“丫头，这些天看你受了那么多的罪，我特别痛苦特别自责，都怪我平时对你的关心不够，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其实，我这个女儿又何尝是合格的，我在家惹是生非，父亲左右求人，才保住我上大学的机会，在学校我又肆意糟蹋自己，生病住院还得父亲跑来照顾。在闪烁的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看到他那刺眼的白发和佝偻的身躯。
一、责任源爱,萌生于心,信守承诺,放飞希望
记得入职时间不长的我怀着一种无以言状的激动与兴奋走向教室,一抬头看见薛××的妈妈,她走过来对我说:“孙老师,您好!不好意思,想占用您点时间,跟您谈谈孩子的情况。”“没事,您说。”她往后退了一步,笑了笑,这笑中带着一丝苦,一份无奈。“孙老师,我的儿子您也看到了,是先天性脑瘫,两岁多了就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和他爸跑了好多大医院,也没见好,我没工作,家里情况不好,目前,全家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这女儿了……”说着,她哽咽了一下,我愣了,赶紧握住了她这双粗糙而又冰冷的手,再看看怀中的男孩,没有任何表情和动作,只是软软地、静静地趴在妈妈的肩上一动不动。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全家唯一的希望!全家唯一的希望!”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孩子的失败,对一个教师来说,只是几十分之一的失败,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于是,我不断地充电,不断地学习,以前这样做只是为了做一个完美的自我,而从那天起我变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孩子们奉献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爱,这才真正地领会到了北师大“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校训的含义。因此,我们必须具备高度的育人责任感,才能托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放飞千万个家庭的希望。
二、润物无声,行胜于言,履行责任,奉献爱心
“孩子的未来,祖国的明天”这份深重的责任,不能没有爱,用爱哺育学生,用责任激励自己,才会让教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谱写出不平凡的诗篇。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因办学条件差,一年内已经先后走了七八位教师。当乡里实在派不来教师,乡亲们只好临时请了一位刚刚毕业、等待分配的女大学生来代课。
三个月后,女大学生的分配通知到了。那是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女大学生含泪告别纯朴的山民,一步一步走下山坡的时候,突然从她背后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声音响彻山谷,久久回荡。那是她第一节课教给孩子们的诗! 年轻的女大学生回头望去,顿时被这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几十个孩子齐刷刷地跪在高高的山坡上!谁还能走得动?谁能承受得起那天地都为之动容的长跪呀!
于是,她留下来了,这一留就是整整二十年。再后来,这位女教师积劳成疾,被送往北京治疗。当乡亲们把她接回山村时,人们见到的只有装在红色木匣里的她的骨灰!
三尺讲台,一生坚守,在平凡的教育教学工作岗位上恪尽本职,孜孜不倦,韶华荏苒,只为守望满园桃李;鬓添白发,痴心坐爱繁华落英,这就是我们的爱,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为了这份爱的责任,每一本作业我们都不敢马虎去改,每一堂课我们都不敢应付去上,每一个孩子都我们不敢轻言放弃,一言一行都要成为他们的榜样,这一切的一切我们不是为了应付领导的检查,不是为了得到同事仰慕,那正是我们在用心、用爱去履行教育的责任。为此,我们劳累着,但却快乐着;清贫着,但却幸福着;奉献着,但却享受着,我们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三、殚精竭虑,德优怀远,齐心协力,共铸丰碑
这份爱的责任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份永恒的承诺,这要靠无私的奉献去兑现它,而奉献付诸行动,需要心中的责任去支配它,因此,责任与奉献自古以来就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古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浴血杀敌、精忠报国的岳飞;今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造福百姓、无私奉献,直到最后一天的共产党员杨善舟,他们带着国家的使命,时代的责任,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看看吧,老师们,看看我们的同行张莉丽刹那间,做出了伟大的抉择,挽救了学生的生命,带给世界久违的感动;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教坛保尔张学成身残志坚,30年如一日,把一生献给了讲台,献给了大山,献给了他可爱的孩子们;环县一中老师孙扬,一生呕心沥血,创造了高考奇迹,所带学生69人全部进入二本线,64人进入一本录取线,却因胃癌在2012年高考前夕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们身边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把责任铭记于心,无私奉献的人,才会让我们的事业如此崇高,让我们的国家如此富强。
去年八月，我利用休息日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望了一直坚守在老家的父亲。说实话，我都是儿孙绕膝的人了，都需要别人来看我的人了，再去看别人，心里难免有些不习惯。但又没得办法，我又不是最大。总还有比我大的人。当然啦，这不单单指的是年纪。还有辈分。更有亲情。父母在世，儿女再大，儿女在父母面前也还只是个儿!是儿就要尽分孝!
临出发之前，给幺妹去了电话，说我马上要回家了。说我买了肉菜了。说你和四银快些来。说要辛苦你们烧火做饭了。幺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我坐上车，心中却泛起忐忑。忐忑又来自何处?却又拎不清。拎不清也就不去拎了。
公路两边的绿色倒是不少，可成才的树木倒也没见几根。房屋破旧，零星，没了往日的成排。鸡鸭声不闻，犬吠声难觅。往日的人畜兴旺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了。至于路面，倒比以前宽敞，平整多了。还铺上了水泥。再也没了以前的坑洼。坐在车上，只感觉嗖嗖嗖。至于以前的颠簸，早变成浮云了。车子倒比以前便利多了，下车就是老家的后门。隔着马路，就见幺妹他们早已等候在公路边上，正一脸的笑容，看着我。幺妹夫四银急忙冲过马路，接过我手中的袋子，颠颠地进屋收拾去了。幺妹随机也跟了进去。老父也站在公路旁边，笑。正眯着双眼，看着渐渐走近了的我。却不开口说话。老父那满头的银发，迎着初升的.太阳，泛着银光。老父的身子似乎比以前佝偻些了。我禁不住有些眼热。急忙走过马路。老父见我要开口，抢着说道，进进快进屋去吧。说着，侧过身子，让我先进。我推让了一下，见老父执意不肯，才惴惴走进了屋。
老父进屋后，并没有就坐，站在门边，仍笑过不停。脸上的肌肉还一抽一抽的。连带嘴巴都歪斜了。老父这是面瘫引发的后遗症。
我瞅一眼老父的身上，问，没得新衣?答，有啊。答，有几套呃。
我皱了几下眉，问，么不穿呢?
老父瞅瞅身上的衣服，答，自在些。答，搞么家也方便些。
我哭笑不得。却还是苦口婆心地说，你郎不穿，别个还说我们这做下辈的没管你郎的。
老父嘿嘿笑着，不再分辨。
说实话，我真不想老父一人呆在老家。有个霜风咳嗽，我们也不晓得。只等老父一人在家硬扛着。等晓得了，又严重了。我也搞不懂，老父坚守在老家又有个么用?
我看了一眼老父，说，你郎还是跟我去吧?又不是没得你郎吃的。没得你郎住的。你郎孙媳妇又在家，又有人照护你郎。你郎紧守在这里搞些么家嘚?再说了，你郎一走，幺妹他们也少了不小的负担。
老父还是嘿嘿直笑。等我逼急了，老父才悠悠说道，你姆妈说了的，一定要守着的。又说，这是你们的根嘚!等你们兄弟们累了回来好有个窝嘚!
原来，老父坚守的是我们的根啦!但老父这样的坚守，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奶奶爱说一句话：养儿来报父母恩，养女方知娘辛苦。当然，这是在旧社会的说法，现在的时代，儿女都一样，都有赡养和孝顺父母的义务。但是，有一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只有亲身经历过当父母的感觉，才能更加体会父母对我们的付出和辛苦。
有了女儿以后，感觉和父亲的关系突然融洽了许多。下班后回到家，两个人居然可以共饮一杯，很多工地上的事情两个人谈起来，我也不会觉得他很啰嗦，虽然他还是认为我很稚嫩和缺少经验。父亲渐渐老了，喝酒也不如以前多了，曾经40岁的生日喝了40杯的故事也只能当作神话或是谈资不会再上演了。也许有一天，他会不再忙碌了，独坐窗前孤独地拿着酒杯，看着我忙碌的身影，就像我小的时候独坐窗前，看着他忙碌的身影一样。我的身影，也带着他的身影、他的汗水、他的故事。
童年时代对父亲的记忆很差，只知道他很严厉、爱喝酒、爱打麻将，也许这些记忆都是导致我性格成长的因素。很多年后，当自己开始踏上工作的旅途，也面临着家庭矛盾的时候，我才开始重新梳理那些奶奶或妈妈讲出的故事，开始站在男人的立场上重新去评价那些指责父亲的故事或笑话。对他，我其实没有任何权利去抱怨或指责，唯有感恩。因为他的一切，其实都是付出给了我的。
学会遗忘那些坏的部份，记住好的部份，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幸福生活的达成因素。
十八岁那年，我高考失败了，整个人处在一种混沌和迷茫的状态中。父亲很担心。在医院住院的日子让我觉得人生都绝望了，在同学的眼中，我是一个神经兮兮、做事怪异的疯子差不多了。父亲抛下了所有的工作和事情，带着母亲一起到医院陪我。至今我仍有深刻的记忆：在三医院的那个篮球场，吃完饭后，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到外面散步，看着医院里的带着药水味的一草一木，讲述着同病房的林敏的故事。我第一次觉得，父亲其实也是柔弱的，特别是在看到儿子萎靡和迷茫的时候。为了让我去补习，父亲跑了很多路，也想了很多办法。他知道同学在我和寝室里的同学关系很好，当他到学校收拾行李的时候便对同学讲了我的现状，并邀请他们到我家来做客。那时候的我们家庭条件和城里的同学是没法比，但是父亲真诚的邀请还是打动了很多同学。那天晚上在我的家里，父亲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菜。其实我知道，他只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给我更多一点鼓励。
十九岁那年，我考上了泸州警校。虽然是一个很一般的专科学校，但他仍然很高兴。上大学时我心中的梦，其实也是他心中的梦。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对父亲提出想去绵阳找点事情做，打打暑假工，父亲希望我早一点接触社会，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150元就够了，他拿了200元给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问他要钱的时候，他都会加一点上去，多拿一点给我。他知道我不会乱花钱，也知道出门在外多准备一点钱是应该的。所以，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我应该认识到，他现在给我的，也许早超出了他应该给我的范围了。
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想起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但觉得仿佛超出了《父亲的肩膀》的范围了。童年的时候靠在父亲的肩膀睡着了、骑在父亲的头上玩耍、拉着父亲的衣角上街的感觉已经随着岁月的增长渐渐模糊了，但是有父亲在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踏实这种感觉是现在依然存在的，这也许是一种无形的肩膀吧。
岁月轮回，光阴飞逝，我的肩膀也需要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我相信，我的肩膀会和父亲的肩膀一样温暖宽阔、坚强有力。那篇朱自清的《背影》的情景又浮现在我脑海里，那个儿子天真的话语“前面的是妈妈和儿子，后面的也是妈妈和儿子”的话语让我更加理解了父爱传承的平凡道理。
在我青春流年里和父亲独处的时间，实在是少之又少，那屈指可数的几次竟然是与父亲劳动。想到此，心不禁一战栗，父亲劳动的样子不觉闯进眼眸。
我的家中，世代务农为主，到了父亲这代，打理过棉花厂，掏过几把子力气，就是没上过多少学。但是，那个年代的他已经有了出去打工的念头，于是，父亲和大爷远离老家背井离乡去向了城市。
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多，而父亲文化水平不高，无奈也只能做为工厂打工的工人，这一干，就划过我的童年。父亲和大爷多年的工人沉淀，就这样扎根在了城市。如若不是为了生活，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去向外地?父亲一走就是我的童年全部的时间，每年母亲或大爷回一次家，而父亲每隔两三年才回一次。从小时候的童言无忌，到现在我与他不健交谈，独处的次数没有几回，每每的，这个男人也束手无策的找话题，几多的感动是跟父亲干零活时。
父亲沉默寡言，只有在劳动时才焕发他那雄健的肌肉和耐劳的品质。过去，没有看到过父亲劳动的样子，只有岁月在他脸庞刀刻出皱纹，才明白劳动了一生的父亲，最放不下的是即将成家的大儿子和还在上学的二儿子。
那是第一次和父亲到干零活的厂子里，工厂很大，而我们干活之地在车间大门处。父亲是干零活的老手了，自从他不满公司里的死工资做零活，至今不知几个年头了。父亲很满足这种凭劳动多挣钱的.工作，不是那种悠闲自在的工作获取微薄的工资，他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苦点累点都抗过去了。而我作为家里唯一“吃干饭”的，自然不会死读书，我享受劳动的酣畅淋漓与快感，所以那次答应了父亲和他一起打零工的请求。
最初的我，不明白父亲的辛苦之处，自以为有钱挣便很有乐趣。每每听他说他的手臂、胳膊都划伤了，摔着了，我都不以为意，只是父亲擦擦药水过后我看到的深刻的一道伤痕，心里不免多了愧怍与理解;而就算我看到父亲血迹斑斑的手臂时，我还是不懂得如何去问候、去关心，一句虚假的阻挠的话。父亲没有白头发，我知道他就是有了，也不敢让它们长出来，因为他明白——家里还有成家、上学的儿子。
父亲这次还是带了他那掉了色的提兜，里面放了他的水杯和衣物，起初我不懂它们的用处，这次的中途干渴与擦汗我才明白了父亲的用意。现在，每当我看见手拿提兜，灰头土脸的中年男人，心中每每充满了敬意，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父亲对家里的承担与责任，这是一个父亲的默默无闻的付出。
这次零活是搬运货物，将生产好的弹簧装到几吨左右的大卡车上，装车，自然要与司机师傅交流，那次沉默寡言的父亲颠覆了我的印象，他会为了价钱跟司机胡侃半天，东扯西拉，话语滔滔不绝;他会为了装车快速和司机敬烟，他挤出的笑容背叛了他的意念，这些都是岁月赋予他的，改变他的，成全他的，我明白谁也改变不了什么，这就是父亲奔忙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
搬运初，我势头正旺，卯劲了把货物运到肩头摞到卡车上，三下五除二就把力气使尽了，头上不觉大汗淋漓。这时的父亲干的正酣，劲头没有减退，拿出毛巾擦汗，一刻也没停歇，我不甘落后，坚持干着，……父亲和司机打好招呼，喝水了再搬，父亲停下手里的活，拍拍身上的灰尘，试去脸上的泪滴，小心翼翼地跳下车去，慢慢地走到放提兜的地方，摸出水杯，打开后轻吹后，默默地递给了我。我不好意思接过来，说了声：“我不渴，你喝吧!”父亲摇摇头，又放到我的手边：“赶紧喝吧，快凉了。”于是我接过父亲的水杯，狼吞虎咽的喝了起来，再看父亲，口干舌燥却满怀希望，眼睛发亮的瞅着我，仿佛把我的童年瞧遍了似的。
搬运到了最后，我和父亲的体力都不支了，父亲似乎仍迸发顽强的体力，日薄西山了，我和父亲从下午到现在几个钟头了。我知道父亲找另外一个人零活工会更快，可他还是选择让我尝试社会的苦，让我珍惜生活的不易，明白甘甜得来的不易之处。
徐徐落下的太阳余晖很耀眼，照在我和父亲的身体，有种暖暖的感觉，像是那刻父亲望见我稚嫩的肩膀承担着重物一样，像我的眼神感激父亲一样;余晖斜射汗滴，亮莹莹的，充盈我的眼眸，而瞧见了父亲苍老了许多，岁月不留情，坚毅的脸庞有了岁月赠予的深刻，黑黢黢的肤色穿不透他男人的担当，粗糙的手掌托起一家人的希望，有正在成家的哥哥和正在上学的弟弟，都是让他考虑的对象。
此刻，父亲干活回来，我望见了他疲惫不堪的身体，投以崇敬的目光，父亲冰冷的眼神回赠了我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就是好好读书!父亲清早去干活，吃了昨天晚上未吃的剩饭，我在心里目送他离开，直至听不到脚步声，才起床，那个冬天，我再也没有吃一顿早饭!
劳动光荣，劳动的父亲，这是让我光荣的父亲。他虽沉默寡言，皱纹里都是对我的关爱，他虽本事不大，却诠释了一个男人的担当，如山之傲岸，水之深邃。
9月9日，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此刻，泪水不由得涌满双眼。
十年来，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十年来，我常常想写写我的父亲。
9月8日夜里，我打开电脑想写点东西，脑子里一直很乱，什么也写不了，于是就玩电脑上Windows系统自带的“蜘蛛”游戏。我以为那副牌很容易就能过去，但一次次退回重来，却怎么也过不去。就这样到了9日凌晨一点，更觉得心烦意乱。这时，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大哥低沉的声音：“爸不行了。”我似乎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有点发愣，大哥顿了顿又说：“已经落气了。”我一下子跪在地下，浑身颤抖不已。过了一会儿，我脑子有点转过圈来，就打电话给在省肿瘤医院陪护各自妻子的二哥和弟弟，商量立即赶回新野。
我们上午赶回新野时，父亲的遗体早已被大哥他们移到了他家一楼的大厅里，安放在了透明冷藏棺中。我们到家后，执事的亲友错开棺盖，掀开覆在父亲脸上的黄色锦帕，让我们看了看父亲最后的容颜。父亲因心缘性猝死而去世，脸色如常，非常安详。这使我觉得父亲只是睡着了躺在那里，随时都会醒来，我甚至疑心冷藏棺的低温会冻坏了父亲，使他无法醒来。
夜里，我坐在父亲的遗体边上，为他守灵。当兄弟、亲友们因为劳累躺在地上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望着静静躺着的父亲，忽然觉得死亡离我是那么的近，忽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父亲讳兆麟，生于甲戌年腊月初四，按公历算应该是1935年元月8日;他去世的这天是庚辰年八月十二，按中国传统的算法父亲享年66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虚龄33岁，33年之后父亲离我远去，我33岁。以前，父亲健在，我一直觉得死亡离自己是一个无限遥远的事情，因为不论什么都有父亲挡在前面，不必自己直接面对。此刻坐在父亲的遗体旁边，我忽然发现，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没了，一切都需要我直接面对了，包括死亡。这时我想，如果我的寿命和父亲一样，那我的生命历程已经走完了一半。以前我曾经对死亡充满了巨大的恐惧，此刻我忽然明白，死亡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生的本质就是这样。于是霎那间，我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但祖父弟兄两个，哥哥没有儿子，所以按传统的伦理，父亲应该过继给祖父的兄长(我们叫大爷)，做大爷的儿子。祖父的前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爷爷还中过秀才。以前听我父亲说过，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的侄子好像叫谭遂从京城回乡路过我家。那时已到深秋初冬，谭遂穿着单衣到我家寻求些吃食，吃过之后还写了一首诗。父亲能完整地背下那首诗，曾说给我听，我如今记得的只有最后一句：“天赐暂叫一刻安。”到我祖父这里，因为其父母去世得早，祖父似乎并没有读书。大爷是读了书的，写得一手好字，据说家乡那一带当时的碑刻什么的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后来做了中医。父亲因为名义上是大爷的儿子，就跟他学了中医。我小的时候，还在家里见到父亲小时候抄写的医书，整整齐齐的小楷。但父亲并没有做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考上了河南省供销干校，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
父亲于1952年被分配在了郾城县供销社工作，母亲被分配到了许昌地区供销社工作，他们结婚后母亲才调到了漯河市供销社。当时，供销社的地位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经济工作都是供销社做，郾城县供销社有两位还是三位主任都是县委常委。父亲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单位的各种材料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也打得一手好算盘，于业务工作也很熟悉。大约当时父亲在单位因为能干是很出风头的。但父亲为人却很耿直，看到不顺眼的事都要直说，而且说话又很直接，不大中听，为此得罪了人却不自知。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刚刚22岁的父亲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此后，父亲先后被送到内黄农场、西华农场、三门峡铁路工地劳改。到1962年7月，父亲获准返乡，他放弃了到农场的安排，回到了他的祖居地何坑，作为“五类分子”继续劳动改造。直到1978底，在没有正式平反前，父亲于冬至前返回郾城县供销上班。此时，历经磨难的母亲早已调回新野，我们四弟兄也都在新野。正式平反后，父亲调回了新野。调回新野的父亲本应对口到供销社工作，但县里认为他文章写得好，让他到县广播站做了编辑。后来，父亲又到县地方志主编《新野县志》，在退休后还受聘编写了几本专业志书，撰写了《邓氏族史》，发表了很多文章。父亲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史志办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边缘的部门，远不如在县广播站(后发展为县电台、电视台)实惠。但父亲编起地方志却很投入，所编的《新野县志》还获了奖，他也成为全国的史志先进工作者。他喜欢编地方志也不是为了图个虚名，《新野县志》主要由他主编、撰稿，最后主编由别人署名，他只署名副主编，他也没什么怨言。
父亲性格耿直，却是个热心肠的人，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十分宽容。他回到郾城后，见到那些当时整他，让他遭受20多年磨难的人，却坦诚以待，似乎完全原谅了他们。父亲回到新野，那些以前整过他的家乡人找他帮忙，他也真诚地帮他们办事。在他蒙难期间远远离开的亲戚，父亲在恢复工作后则备上礼品和我母亲一起一一看望，修好了关系，并帮他们办了很多事。直到今天，想起父亲，我都对他这种博大的胸怀感到由衷的敬佩。
父亲22岁被错划为“右派”，经过了差不多22年的改造，于1979被正式平反，又度过了差不多22年时光，最后离了我们。
他去世后，我常常深有愧为人子之憾。父亲于5月3日发现有轻度心肌梗塞，在新野的医院做了治疗。到10月22日再度出现心梗，由于当地公疗不负责任的治疗，使病情不断加重。后来检查发现，其实他第一次心梗时医院根本就没将血管疏通，我哥哥他们要求使用并承诺可以自费的特效药他们根本就没有使用，第二次又是如此。后来经过县医院的治疗，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心肌大面积坏死，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已不能再承受到郑州治疗的长途颠簸。在父亲去世后，我常常想，如果我早些把他接到郑州治疗，他肯定不会这么早地离开。这一点，从此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子欲养而亲不在。”父亲去世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希望能说给父亲，希望他能分享我的喜悦，希望他知道由他延续给我的祖先的生命流仍在继续并对社会发挥了积极的意义，通俗地说，他和他的儿子没有辱没祖先。父亲走了，我无法将这些说给我的父亲，于是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意义都大打折扣。当我的人生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希望能说给父亲，希望他能以他的人生经历为我解惑。父亲走了，我只有自己默默地面对一切。
担起一座山
一担粪桶
苍翠了一方地
山永恒
地永恒
你的青春与热情在永恒中
一点一点
渐行渐远
站在你的肩头
我伸手触摸蓝天
躺在你的怀中
我汲取飞翔的力量
父亲呵
我想成为一把扇
在夏天为你带来丝丝清凉
我想成为一炉火
在冬日烤热你那逢冬必皲的脚
你却告诉我
孩子
你应该成为飞鸟成为游鱼
天空是你的归宿
大海是你的故乡
父亲
只是你人生旅途上的匆匆
过客
陪你一程
伴你一段
父亲呵
你可看见
你深深皱纹中藏着我的泪光
你佝偻身形中寄着我的哀伤
父亲
朴实如草
憨厚似石
我们站在石上立在草中
一天天
长大
一天天
成就梦想
梦想中
有你深邃的目光
五月八日是母亲的生日，我们兄妹四人在四月集结的时候就商量好了，想趁五一假期的时候，提早把母亲的生日过了。原因简单，今年是母亲八十岁了，身体还板结，也是不容易，做子女的做个简单的形式道个喜，也是天理，另外听左邻右舍讲，八十大寿不宜排场，悄悄地操办只有吉利，生日可过早不可过晚。我们听得进这样的建议，省了心，也省了钱，也有了孝心。征求母亲意见时，母亲说：好的，大家来碰碰头、吃顿饭。
母亲同意了，我们就开始分工。我是老大，又是儿子，所以讲话有点中气。时间定好后，我就开始摊派任务，如一桌饭菜谁准备，准备到什么档次？蛋糕谁来买？买什么蛋糕，多少尺寸的蛋糕。还有烧菜的主厨、帮手等，包括我们这些人集结的时间、地等，用车情况等等。也用去了半个小时，也是简单事情复杂化了。原因呢？原因是我太民主了。但不民主不行，父亲坐在旁边不断插嘴建议，我们只好听一句议一句，最后才定当结束。
那天很快到了，一如预设的一样，那天的中午家里喜庆味道很浓郁。母亲穿了件新衣裳，端坐在正东面。老人家自然有些高兴，也有些泪花，她是感谢子女的操持，也是为自己长寿福分感觉开心。母亲许愿过后，我们替母亲切开了蛋糕，大家的手里都有了一份小小的蛋糕。分到父亲的时候，最小姊妹说了声：阿爸，血糖高，蛋糕少吃点。就很自然地给了一块比我们还小的蛋糕，父亲接过后却说说：我今早血糖不高！说这话时语气有点生硬。
大家觉得苗头不对，就忙着打圆场。大妹站起说：今早，阿爸的血糖肯定不高，因为今早是老娘的生日。大妹说这话时早就将一块比较大的蛋糕递给了父亲，并顺手将父亲手里的那块换了下来。父亲接过笑笑说，这块够了，吃多了，饭要吃不下的。我看得出，这其实都是无话找话了，是小妹好心却无意触怒了父亲，大妹又给足了父亲面子，父亲反过来又给了大家面子。因为今天的中饭大家必须开心。
趁着刷洗碗碟的功夫，我问了最小的妹妹，你怎么今天说这样的话？妹妹一脸检讨，我以为桌子上大家都在讲话，老爸的耳朵听不见的，所以随口了，而且是实话，是为了老爸好。
哪有女儿不为大人好的？关键是让父亲听得进你讲的话。
我以为父亲的耳朵背了。最小的姊妹说。
父亲的耳朵是有点背了，这是事实。那是今年春节以后的事情，我们全家小聚。一家人吃饭，满桌菜肴，丰盛是不消说的，而且都是大家欢喜的饭菜。全家举箸伸筷，其乐也融。我看父亲吃饭，筷子伸向肉类的比较多，顺便很轻地讲了一句：阿爸，你肉少吃点。父亲没有看我，自管自吃。父亲对于我的问话从来都是静听的，可这回？大妹听见了说，阿爸八十一岁，还能吃多少日子？随便，只要吃得下。我们兄妹意见相左，但都是为了父亲好，我们也就各自保留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的表现告诉我，父亲的耳朵是有些背了。
饭毕，父亲出去散步了。最小的姊妹在客堂门口伸了伸头，看见父亲已经走远，才回过头说：哥，我发现，老爸的耳朵有点聋了，她还告诉我，她已经试验了好几次，这是真的，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母亲和其他姊妹的同意，但是大家觉得，一个八十又一的老人，身体的某一个零件有点小问题，也是正常，只要不影响生命。我问母亲，因为只有母亲最清楚，因此也最有权利说。母亲笑了笑，好像吃不准，总体上是有时不聋的，有时是聋的。
后来的一次周末回老家聚餐，也在饭桌上，也是在吃饭，父亲的筷子老是伸向切细并且饭锅炖过的咸菜，一筷又一筷，最小的姊妹看着父亲的筷子，她的脸色在变，在变成懊恼、变成光火，最后又说了：阿爸，你咸菜少吃点呀！吃点青菜！父亲立马还口：我欢喜吃！说完将筷子再一次伸向了咸菜的饭碗，我们都哑口无语。默默地迅疾地吃好了夜饭。
这一次，父亲的耳朵一点也不背。
我后来发现，父亲耳朵是在他认为该背的时候背，不该背的时候绝对不背。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有些话是背的，对有些话是不背的；对有些人是背的，对有些人是不背的.。即使是他的儿女，和儿女生养的孩子也如此。
父亲耳朵的背有些小名堂的。
还是要说一件事吧。我们小两口，其实不小了，也老了。每一次回家，车还在家的东面的水泥地上开，快要到宅前的场地上转弯，父亲就听见了，就赶出来为我们拔去竹子做成的护栏。我们只说回来，没有说具体的时间，父亲从车子的响声里判断这是他儿子的车。这耳朵不是背，听觉灵敏着呢？也是，我们每一次离开老家，有时是轻轻的一句话，父亲也听见了、知道了。他立马走出客堂，看着我们把车开出场地上，转弯，目送我们回去，然后到场地上将护栏一根根插好。
这样的父亲耳朵背在哪里？我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父亲的耳朵知道。
但有些事绝对背。我的堂妹夫没有了，成服那天，我们兄妹四个都去了，问父亲给多少的丧钱，最小的姊妹问了父亲。父亲有点装样，给人感觉是听不清楚。最小的又请父亲去问问婶娘，父亲也不回答。最后，只好最小的姊妹出马，问了堂兄堂妹，这才使我们两家人包的丧钱的份额一模一样。对于这样的事情，父亲一个字也不想听，因为丧钱给多给少没有错与对，关键是辈分相同的人家要统一。那个时候，死去的人是不会计较的，计较的都是我们活着的人。父亲不参与，落得一身轻。
父亲的背耳朵，背的真是时候。
上个礼拜，父亲打电话来，说家里的玉米老了，要我抽空回家去拿一下，而且告诉我说，已经给我的妻子也打了电话，现在来电，想确认一个时间。电话的那头与这头，父亲说的话句句听得清，我们的话他也句句听得清。我最害怕的是父亲要确认一个时间，因为一旦时间确认了，父亲母亲又要宰杀鸡鸭，又要走地剪菜，又要上灶下灶，忙个不停的，为了避免父母的大忙，我的妻子，每次去老家都买好了生熟菜肴，到老家热一下就可吃了。
那次回家，傍晚还下着雨，父亲穿了件雨衣，去攀了许多的玉米，回来后，我和父亲开始剥掉玉米的皮叶，然后一个一个的扔进了篮子，这是父母要给予我们的玉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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