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半年总结

维稳半年总结（通用10篇）

维稳半年总结 篇1

半年来，我乡维稳工作在县委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维稳办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维稳工作的方针、政策，始终把维稳工作作为全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全乡干部职工上下齐心，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排查、防范、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了我乡的各项工作在稳定中发展和提高。现将2010年上半年维稳工作总结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维稳工作的领导 今年以来，我乡全面认真落实维稳工作的各项工作措施，从构建“和谐排楼”的高度，不断加深对维稳工作的认识，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切实加强对维稳工作的领导，将维稳工作列入了单位总体工作目标，制定了工作计划，与部门其它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纳入目标考核，定期总结。做到了党政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级维稳机构齐抓共管的良好乡面，确保了全系统维稳工作正常开展。

二、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一）健全制度。我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我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维稳工作，成立排楼乡乡矛盾纠纷“大调解”领导小组，建立了维稳工作机制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预案，坚持了定期排查制、依法调处制，台帐制、挂牌督办制、零报告制、责任追究等制度。

（二）加强排查。在重大节日前，我乡成立维稳安保领导小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网络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对不稳定隐患定期进行研判、排查，制定维稳方案。

（三）突出重点。半年来，通过不懈努力，全乡没有出现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和其它不安定、稳定情况，确保了我乡安定、稳定。

三、认真开展“天天攻坚”活动

我乡按县委安排部署，认真组织开展深化信访维稳工作“天天攻坚”活动，集中开展“领导接访、干部下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活动。一是及时开展排楼乡深化信访维稳工作“天天攻坚”活动，集中开展“领导接访、干部下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活动领导小组，由乡长周辉任组长，副乡长胡明贵任副组长，成员由相关股室中层干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乡党政办内，具体业务工作由郑伟同志负责。做到了机构落实，人员落实；二是根据要求制定了每周星期一为乡领导接待日，每周星期四为下访日，了方便群众诉求、降低群众成本，提高矛盾纠纷问题化解处理时效，避免矛盾纠纷积聚扩散、防止群众不满情绪激化演变； 三是加大对不稳定案件排查力度，在活动期间共自排出不稳

提灌站维修改造等到方面，我乡都进行了认真的办理回复。

四、完善机构，规范管理

按照县委维稳办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机构，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尽力解决好必要的工作经费，保证了维稳工作的正常开展；健全了工作制度，做到了图表上墙，资料收集规范化、制度化。

半年来，我乡维稳工作按照县委维稳办的要求，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在全系统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效。来年，我们仍将坚持不懈地努力开展维稳工作，确保以良好的社会环境。

维稳半年总结 篇2

7月1日,太原市质监局召开全市质监系统半年工作总结会,汇报总结201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太原市质监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孙乃俊主持会议,各区(开发区、园区)分局、市质监局各直属事业单位、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参加并汇报上半年重点工作和下半年工作计划,市质监局班子成员就各自分管工作进行点评,市局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上半年,太原市质监系统各单位各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按照市局年度工作部署,主动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继续坚定不移地“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基础”,积极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三大战役”和“反三违”专项行动,主动服务全市出租车车用气瓶报废和计价器检定工作,以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为依托,助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服务全市城中村改造,深入开展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农业标准化、服务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夯实质监基础职能,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履职,主动作为,积极创新,确保安全,稳步推进质监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就做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工作,会议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走在前面、作好表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形成上行下效、上率下行的良好局面。二是要科学苦干,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失职追责”责任制,完善特种设备法规体系和运行保障机制,健全分类监管、重点监督检查制度,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方式,强化监管责任、细化监管措施,用科学的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省城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三是要夯实质量基础,着力展示质监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的独特优势。切实把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技术支撑作用发挥出来,全面推进标准化工作改革发展,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共治体制,充分发挥“标准化+”效应,提升标准工作的引领作用。围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节能减排、公平贸易、民生改善等计量需求,增加量传溯源能力供给,增强计量的支撑能力。通过认证认可服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向市场和社会传递质量和信用信号,形成有利于企业提高质量、维护公平诚信的环境,彰显认证认可的桥梁作用。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双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技术支持,强化检验检测的保障作用。

维稳半年总结 篇3

随着上半年美术品拍卖成交额接近63亿美元的风头，整个艺术市场已经超越了2007年到2008年的顶峰时期。仅2011年上半年所创下的拍卖成交额已经超过了2009年一整年的总额。相比2010年上半年，艺术市场拍卖成交总额增长34%，如此令人意外的涨势归功于中国市场的异军突起和百年市场的结构选择。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美术品拍卖第一大市场，2011年上半年，此项殊荣得以巩固。凭借22亿美元的拍卖成交总额，中国名列英国和美国之前，排名第一（英国和美国的拍卖交易总额分别为16亿美元和14亿美元）。2008年，佳士得和苏富比占到市场份额的72%，但是在今年上半年，这对拍卖巨头失去部分市场份额，仅占到市场的53%。虽然这两家拍卖行仍然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但是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在中国市场已经不足以保全他们龙头老大的地位：全球十大拍卖行中的七家拍卖行史无前例地将重心放在中国市场，也颠覆了近四十年来的竞争顺序。

摆脱2009年拍卖行危机的战略依旧在执行。取消保底金额，需求和供应调解都创造了上半年历史性的最低流拍率。凭借仅有34%的流拍率，突破了 2006年35%的底线（2006年正值艺术市场投机浪潮鼎盛时期，几乎所有的拍品都以超高价格被拍卖）。艺术市场的调整也同样注意到了拍品叫价和合理价格之间的平衡点。2008年上半年，仅有66%的拍品估价在5000美元以下，但在2011年上半年，这个数据达到了72%。

拍品的最高估价也同样左右了叫价趋势，3年前，仅有73%估价百万美元以上的拍品找到了新主人，而在2011年上半年超过84%估价在一百万或以上的艺术品被拍走。总体而言，从一月到六月，不下944件作品超过了百万美元门槛，这比2008年上半年多出了200件，因此今年上半年成为艺术市场有史以来涨势最迅速的六个月。

2008年，艺术品价格随着金融风潮的席卷迅速提高，但随着几个月后金融市场的土崩瓦解，艺术市场开始急转直下，价格在16个月内暴跌31%。整个市场急需中国和全球拍卖行激进战略的迸发，以此重新将买家请回拍卖行。撇开炒卖不说，艺术品价格自2009年以来增长了36%，仅2011年上半年就增长 15%。2008年，艺术市场成交额主要来自战后和当代艺术家作品，2009年以来，买家将他们的拍卖重心转移到现代艺术和十九世纪艺术家作品上。2011年的100大最佳拍卖记录中仅有8件是当代艺术作品，相比在2008年，100大最佳拍卖榜单中有15件作品出自杰夫·昆斯，达明安·赫斯特，村上隆和其他当代艺术巨星之手。

另一个体现中国在艺术拍卖市场独占鳌头的参数便是，2011年上半年最有价值的百大艺术家排行榜上，两位中国艺术大师独领风骚。张大千和齐白石分别 以3.6亿美元和2.74亿美元位居排行榜首位和次席，并且历史性的超越了抽象派艺术大师保罗· 毕加索（近十年中，只有一年未能登上排行榜榜首）。今年上半年，排名前15的艺术家中有8名来自中国。张大千更是几乎以半年的拍卖成交总额持平了保罗·毕加索在2010年一年的成交额。

山东社区信访维稳半年工作总结 篇4

上半年来,我社区信访工作认真贯彻街道司法所和信访部门工作要求,把信访维稳工作摆上社区综治创建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健全信访维稳制度,突出信访重点,真情接待来访,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两委会始终从维护社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角度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构建良好的“五星级”平安社区创建工作环境提供了保障。

一、提高认识,树立信访工作重要重要意识

信访维稳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社区两委会、综治办全体人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做好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深入扎实地做好社区信访维稳工作，努力做好“五星级”平安社区创建工作。

二、建章立制,规范信访维稳工作行为

社区高度重视信访维稳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为了确保信访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我们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强化信仿工作的目标管理,把信访工作纳入社区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社区书记为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成立了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信访维稳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开展信访工作提供制度保证。

第一,实行首问负责制。为使信访工作成为信访维稳领导小组全体人员的职责和责任,我社区强化了首问接待责任制度,规范第一接待人为第一责任人,谁首问谁负责,谁接待谁报结,不推诿,不扯皮,认真做好和热情接待好每一位来访者,做到有接待、来信来访有记录,确保有人抓、有结果。

第二,完善接待工作制。一是在接待来访时, 要求每位信访工作人员坚持做到文明接待制度，耐心地听取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同信访人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和交流,能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

则说明理由,疏通思想,或约定时间给予处理和回复,从而减少信访案再访现象。通过文明接待,真正做到接访热心、听记细心、宣传解释耐心、解决问题诚心、让来访人舒心。

第三,落实跟踪服务制。社区两委会和综治办坚持“群众工作是大事,信访工作无小事”的理念,把信访工作作为社区重要事项安排,把社区群众的来信来访作为大事对待。为避免上访回访现象, 社区干部转变思路,改变工作方法,变群众上访为主动下访，切实做到让群众满意。

三、互相协调,确保信访工作取得实效

我们把坚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与信访维稳工作资源整合，进行有效调处，做到小矛盾不出组、大矛盾不出社区，作为社区减少信访、上访案件和重复信访的有效措施和手段来抓,对“苗头性”信访及时办，“热点性”信访跟踪办，“疑难性”信访重点办，力求标本兼治。一是坚持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发现小矛盾小纠纷迅速调处，杜绝因小问题产生上访苗头。二是对群众来访来信及时登记,当即处理,力争及时回复,迅速结案。对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因社区发展造成涉及的民生等问题,我们都做到有访必接、有信必查、有查必果，秉公处理信访,加大化解力度。

三、针对对现行政策理解不够产生的案件是,我们坚持在处理来信来访过程中,不仅处理来信来访的案件，而且还向来访人进行相关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减少社区群众的疑虑，给信访人予以满意答复。

通过我社区上半年的工作的认真开展，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向兄弟单位学习，以《信访条例》为准绳,以提高群众满意率为标准,为更好地促进我社区“五星级”平安社区创建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横梁街道山东社区

维稳半年总结 篇5

4.12日下午五点，学院党委苏敬书记紧急召集安保、学工等部门负责人，传达市委、集团关于反恐维稳的会议精神，并要求各部门紧急行动。张院长立即部署带领学工系统连夜制定应急措施、活动方案，加强并落实了值班制度的安排与检查，及时迅速的贯彻、落实了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

二、措施得当、行之有效

为了保证学校学生的稳定工作，制定了如下措施：

1、对来自新疆地区的学生采取专人负责制，使每个同学的去向和行动完全掌握在各负责人手中，保证万无一失;

2、制订各主管部门负责人16小时工作制，要求各系部班主任、辅导员24小时开机，保证信息畅通，遇到突发事件保证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3、安排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充实学生的业余生活;

4、安排“家乐福”轮流值班制度，以保证我院学生不参加任何违法活动。

5、制定学生书面请销假制度，对学生的去向做到心中有数。

三、迎奥活动、维稳爱国

1、20__年4月27日组织500余名志愿者参加“我为奥运做贡献”志愿者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志愿者活动，同学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为迎接奥运做出了贡献;

2、4月26日—5月1日召开了共青团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市学联秘书长许瑞同志、集团公司团委翁玉波书记、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全体领导、各系部主任书记、学工办主任、学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全体班主任、辅导员和560名学代会代表、254名团代会代表近1000人参加了开幕式。天津医科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城市职业学院等兄弟院校也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

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市学联秘书长许瑞同志、集团公司团委翁玉波书记、学院党委苏敬书记、张泽玲副院长均做了重要讲话。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共青团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第二届委员会、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第二届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第三届委员会和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第三届学生委员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程，得到了团市委、集团公司团委及学院各位领导的一致好评。

3、5月1日—5月3日开展了“五一”三天乐活动，有：特困生爱心慰问活动;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讲座;五一经典影片赏析;阳光体育系列“迎奥运”趣味体育比赛;吾爱吾家寝室设计大赛;读书评比活动;系列爱国主义演讲比赛;校园情景剧汇报演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了在校生的业余生活，对稳定校园秩序起到了保障作用。

4、20__年5月4日下午苏敬书记、张泽玲副院长带领我院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的9名同学参加了天津市“五四”表彰大会。

下午学工部、团委、各系部书记、学工办主任以及第三届团委会委员、学委会委员和9名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的同学参加天津交通职业学院“五四”运动89周年纪念活动座谈会。

张泽玲副院长在总结中，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找出差距，不断进取，践行“五四”精神，做学院发展的先锋;牢记历史使命，做学院党政的助手;落实行动，做示范校建设的示范并牢记黄市长提出的“志存高远，树立远大理想抱负;正视自己，真正掌握报效祖国的才干;学以致用，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通过参加表彰会和座谈会，同学们表示：要认清历史背景，理性爱国，带领同学们勤于学习，要用实际行动“爱国、爱校 、爱专业、爱工作”，继承传统，不辜负领导老师的厚望，做“四个新一代”的典范。

四、坚持不懈、继续努力

维稳半年总结 篇6

一、对“维稳”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 易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他说:“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做不成, 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式的改革, 它相对于深思熟虑的改革。所以社会秩序和制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 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及时解决了一些, 遗留下来一些。现在改革面临“深水区”, 深层矛盾逐渐显现, 加上解决问题的体制和机制不很通畅和健全, 使很多群众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 造成群众心中有怨气, 特别是长期得不到解决。被迫采取一些过激行为, 选择“敏感时期”越级上访, 甚至出现了“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不闹不解决”, 以“闹”的程度来决定问题解决的程度, 使法律、政策的底线受到挑战。

由于新老矛盾的积累和叠加,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诱因, 如官员的腐败,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征地折迁, 食品安全等问题, 造成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 没有有效社会管理方式去应对, 所以只能是被动的、救火式的、补救式的和“花钱买平安”。维稳政绩考核一票否决, 这就造成了对地方政府压力很大, 出现对稳定压倒一切“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 即片面地理解“稳定”即是“不出事”, “摆平”、“搞定”也是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摆平”, 单纯地压制“社会不稳定因素”, 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

由于对维稳片面化的理解, 一味的维稳, 不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百姓的利益诉求, 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尴尬局面, 并付出维稳的高昂成本。

维稳一定要安抚情绪,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公平公正处理, 疏导畅通各个法律程序等, 政府要多指引、倾听、尊重民意。

实际上维稳从来不是目的, 只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 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归结起来很简单, 就是温总理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 让社会更加公正, 更加和谐”。

二、政府在维稳方面显示出来的“强势政府”, 而忽视服务政府, 导致维稳工作事倍功半, 甚至走向反面

当前维稳工作的压力来自于发展过程的问题与维稳本身问题的叠加。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 而只是对这矛盾的态度不正确, 认识不足, 处理不当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正是由于这类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拿不准”、“不确定性”, 才使政府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焦虑, 使基层工作部门对复杂维稳事件采取或躲避、或就事论事、或过度反应的态度。因没有缓冲地带, 政府被迫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在维稳这个不可动摇的大事面前, 维稳的主体始终是地方政府部门, “被维稳”的总是百姓。这种定位, 一开始就把政府部门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无论如何, 政府部门总是对的, 而错的总是老百姓。在这样的维稳下, 某些政府部门即便胡作非为, 即便违法乱纪, 群众百姓也拿他没有办法。这种所谓稳定, 又能维持多久。

现实中, 有些社会管理者的权力十分膨胀;“强权”思维十分强悍;许多政府部门的“权力”意识总是强于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 导致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事件发生成为常态。进而使人们常说的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甚至胡乱作为等现象有经常化态势。目前社会管理明显滞后, 与中国政府的许多职能划分不清, 有限政府理念不够明确, 服务型政府建设缓慢密切相关, 也是社会自治很难得以有效改造的障碍和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 必须防止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倾向, 摒弃“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 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的错误认识, 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

在当前中国政府公信力减弱, 并有逐年延续乃至恶化趋势。在当前出现的社会群体性冲突中有个特别现象, 就是广大群众普遍不信任政府, 即使政府讲真话、做好事, 也不信任, 有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危险。公信力的缺失,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社会控制, 把群众正当合法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其实, 稳定有赖于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是一个不断实现、再实现的过程。在新形势下, 要维护稳定, 政府必须敢于面对矛盾, 及时回应公众质疑, 切实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 解决实际问题。要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 让有情绪的人、受委屈的人有地方, 有机会去表达。

三、现有稳定思维追求着“刚性稳定”, 结果是治标不治本, 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2009年以来, 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 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 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前提下, 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 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现在只要一提稳定, 就是社会的刚性稳定,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 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警力、物力、财力来“维稳”。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 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 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这种现象说明了有些地方政府在为民服务上不负责、不认真, 也说明这些职能部门不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而是在增加不和谐因素, 不是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应对社会风险, 而是在漠视群众利益, 增加社会矛盾和风险。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 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矛盾的社会。区分社会管理制度的优劣, 不在于社会上有无矛盾, 而在于管理社会的制度能否容纳矛盾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我们不认为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 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的的标志。正常的利益表达, 是群众百姓的自由, 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不应用维稳概念来压致民众的利益诉求, 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事实上, 自体内存在的局部“冲突”可以成为进化和发展的有益动力。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国家, 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内部冲突, 盲目压制这些冲突将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改良的方向视而不见。中国需要一个动态的、总体稳定的社会体系来实现自己发展。

四、对走出维稳困境的建议

如果仅仅只是自上而下地反复强调维稳工作的重要性, 只是着眼于如何遏制不断上升的群体性冲突、继续把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纠纷, 将之统统上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阶层和纷繁多态的社会心理, 缺乏创新社会管理方法, 沿用旧手段老办法去解决, 是很难走出目前维稳困境的。

1. 树立正确的维稳观, 应当从战略上改变维稳的基本思路, 从策略上改变维稳的具体做法。

战略上改变维稳思路, 就是把所有群聚事件的性质定性为抗议活动, 这样, 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是恐惧和敌视, 如临大敌, 而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给抗议的人一个足以服人的公正解决方案。

策略上改变维稳做法, 就是每当出现针对某一级政府一个抗议活动, 上一级政府的应对策略不是派警察镇压、抓人, 而是马上派调查组去调查事情原委, 搞清为什么会发生抗议事件, 并公正解决。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去做的过程中, 才能使国家秩序得到真正的稳定, 民主的制度会健全起来。人们的抗议行动趋于日常化、和平化、制度化, 个人或小群体利益和冤屈的民主表达机制会完善起来。每当有不公正发生, 就会出现和平抗议, 而各级政府应当去做的事情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些抗议提出的问题。

2. 要重新构建好基础秩序, 是提高维稳能力和实际效果的有效途径。

在改革过程中, 旧制度不断被破除, 新体制不断在建立。但新体制运行常常偏离初衷。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二是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出了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失败不在制度本身, 而在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出了问题。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只重视具体制度变革, 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很少关注, 甚至有时秉持一种机会主义态度, 不惜用毁坏“基础秩序”的方式来获得改革的暂时收益。其结果是作为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崩溃了, 建筑在基础秩序上的制度也就无法有效运行, 因为制度的运行嵌入基础秩序的。很多有效规则往往很简单, 因为制度不可能完善到没有漏洞的程度。比如, 乘公共汽车无人检票, 但很少看到有逃票的情况。因为钻这个空子要付出尊严、名誉、诚信等无形的代价, 而对这种代价的珍惜却是维持着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要真正实现维稳工作的“标本兼治”目标, 就是要在基础秩序重构的过程中, 不断“矫正”价值偏离与目标偏离的现象。维稳是将冲突转变为秩序, 维稳就是维护核心价值观底线的稳定, 维稳的过程是认同、信任、权威建构的过程。

3. 建立阶段性的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

实行分级缓冲处理, 阶段性地调和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确保改革有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环境, 实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 (下转278页) (上接234页) 谐因素”。缓冲体系建设, 主要指各类矛盾主体的党委、政府机构发生直接冲突之前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一是着眼于个体的自我约束, 矛盾的最终落脚点是个体。如果个体普遍加强了社会道德、理性、博爱、仁义等方面修养, 就自然拥有了自我克制和管束能力, 社会和谐也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二是着力于和谐家庭细胞的培养, 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组织机构, 家庭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三是着手全覆盖的乡村 (社区) 稳定网建设。在社会组织结构中, 家庭之上就是村组织 (社区) 。所有村和社区, 要以两委会为核心, 建立综治网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实行“群防群治”。四是着眼于发挥各类社团组织的积极作用。必须探索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摸式, 民间社团组织作为行业群众的自我约束机构, 是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领域的作用, 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五是科学管理新闻媒介和规范“独立第三方”介入的工作机制。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 要完全封锁消息或歪曲真相, 是不可能的, 允许媒体, 尤其是与地方百姓息息相关的地方媒体及时地在现场, 冲到事件第一线, 充分采访和报导事件真相, 是可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起一种富有弹性的“缓冲地带”的, 避免干群, 警群之间的短兵相接, 正面冲突。这是公正处理社会矛盾, 避免政府将一切矛盾揽在身上进而“引火烧身”的更好选择。独立第三方出现政府要保持科学开放的心态, 独立第三方介入处理当前重大群众事件, 是弥补政府公信力不足的一个有益的手段。

总之, 社会稳定是中国改革、发展能否顺利进行和是否按期实现既定目标的大事。我们要摒弃僵硬的维稳观念, 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形成一个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社会生态机制, 使中国社会稳定在动态中平衡前行, 这也是我们维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汪玉凯.从体制上抑制腐败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J].理论动态, 2012, (1921) :1-9.

[2]朱玲.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 2011, (12) :1-11.

[3]李群星.转变信访观念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J].理论动态, 2011, (3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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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半年总结 篇7

关键词：打错门；维稳；暴力维稳；维稳悖论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５３－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２８

作者简介：邹满玲（１９８１—），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矛盾凸显，利益冲突加剧。伴随着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工资拖欠、环境污染、涉法涉讼、医疗纠纷等问题，维稳工作应运而生。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只有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才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如今，如何理性和正确地做好维稳工作，切实提高应对不稳定事件的能力，已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门必修课，成为左右事件走向、关乎社会和谐大局乃至攸关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打错门”事件与暴力维稳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上午，湖北省委大院门口，武昌公安分局６名“信访专班”便衣警察围殴了一位厅级干部的妻子，持续１６分钟，造成官员妻子神志不清，全身１００多处淤伤，轻微脑震荡。事后，武汉公安方面一位负责人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７月２１日，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就此事件做出批示：“民警粗暴执勤，殴打群众，性质恶劣，必须依法严肃处理。要认真总结教训，举一反三，深入开展警风警纪教育，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广大干警宗旨意识、法律意识、纪律观念。”同时表示，“在各级政法公安机关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举报网站，接受群众监督”。［１］

“打错门”事件是典型的暴力维稳。其漠视公民权利，阻断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对于“打错门”，舆论焦点集中在“打错”上，原因是武昌公安分局道歉称这是“误会”。言外之意是领导夫人不能打，普通群众但打无妨。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关注“打错门”，还需关注“打对门”。 笔者认为，这种“暴力维稳”模式与维稳概念是不相符合的，是反维稳的，其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此种做法不仅严重增加了维稳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并且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二、维稳悖论现象的透视及深层次原因剖析

（一）维稳悖论现象的透视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维稳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２００９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１６％，总金额高达５１４０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２．６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接近。虽然我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维稳已成为制造不稳定因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而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强化维稳工作，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２］“打错门”事件充分说明了“维稳”维出了节外生枝的问题，导致了越维越不稳的后果。

（二）维稳悖论现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剖析

⒈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对弱势群体而言，上访是实现利益表达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和途径。从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话语权、利益表达渠道、组织化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看，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力量对比明显失衡，强势过强，弱势过弱。强势群体力量过强，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３］（ｐ５４）弱势群体力量过弱的原因在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和有效的表达手段。由于缺乏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声音在政府和强势群体面前显得没有力量，难以真正对合理的正式制度形成改革的压力。［４］孙立平指出，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利益上处于无力的状态。一方面，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５］（ｐ５４）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使得弱势群体把信访看成一种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司法救济的特殊权利。大多数上访者相信，信访是他们解决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最后希望，因而选择上访。

⒉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缺陷。信访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环境，客观上已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于建嵘认为，我国信访制度的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集聚。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不断诱发严重的冲突事件。［６］我国信访制度是一种“带病运行”的信访制度，已经从减压阀变成了增压器。许多上访人员都相信一个行动逻辑，那就是被他们视为对手的地方政府怕什么，他们就偏偏做什么。对他们而言，如何利用这种困境和压力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或获得制度外的利益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越维越不稳定的局面即地方政府越是阻止民众上访，民众上访的动力越大，并且行动逐步升级，直至采用各种激烈手段制造产生政治压力事件。［７］

⒊上访率的政绩考核指标。在我国，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生态中，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稳定为前提，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为了维护稳定甚至可以不惜给正常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８］在政府制度运行过程中，上访率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一方面，政绩考核是以“上访率”而不是“问题解决率”为指标，使得各级信访部门解决信访事件时趋于形式化；另一方面，弱势群体把“集体上访”当成保障自己权益的理性选择，他们认为只有“闹事”，“上面”才把“下面”当一回事。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用尽各种手段来控制和解决信访问题。因而出现了截访、拘留、罚款、劳教、判刑、 送精神病院等“强硬手段”和陪访、金钱收买、欺骗拖延等“怀柔手段”，最终形成一级压一级的恶性循环。

三、走出维稳困境：亲民、和谐、理性维稳

维稳半年总结 篇8

工作总结

今年，为进一步贯彻上级有关加强维稳工作精神要求，根据县维稳办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扎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强信息预警、立足疏导教育等工作，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为全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七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1.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镇党委、政府按照上级要求，下发了《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在全镇健全落实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对涉及全镇重点工程S225建设中的涉稳事项，按程序进行稳定风险评估，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纳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对S225沿线各村施工过程中出现实物丈量、征地拆迁的问题，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涉稳风险评估，以求把S225沿线各村征地拆迁对工程施工的影响控制到最低限度。

2.加强信息预警情况。全镇现建有村、社区综治维稳中心23个，维稳情报信息员23名，做到了每个村、社区有一 名专职人员。全镇以派出所为龙头，以情报信息员为抓手，以构建“平安烟溪”和“和谐烟溪”为目标，把不稳定因素，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同时，根据安维稳发[2010]7号得要求，加强维稳情报信息员和维稳网络参评员队伍建设和专项经费安排，并列入财政预算。

3.重视疏导教育情况。根据我镇历年影响社会稳定情况，对今年仍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制定解决方案，落实各级责任，分级处理。如针对老信访户采取“五包一”责任制，实行人盯人的办法确保稳控在当地；针对城镇移民问题，镇党委、政府通过调查研究，从解决移民的实际需要着手，做好了几件实实在在的工作，让移民顺心、安心和树立信心。去年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投资400余万元，对河堤街进行了修整硬化，切实解决了移民出行困难，优化了城镇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由于工作得力，我镇今年没有发生一起移民上访事件，没有一个移民上访；针对越战人员的问题，由于在去年春节前和八一建军节召开越战军人座谈会，了解和解决越战军人的实际困难，增加人文关怀，向全体越战军人发放了慰问金并将越战人员及其家属全部纳入农村低保，通过种种措施，改善了越战人员的生活水平，缓解了政府和越战人员的矛盾，到目前为止，今年我镇没有发生一起越战人员上访 事件。

二、主要措施

1.加强领导。成立了由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综治办、党政办、派出所等8个站所的负责人为成员，配备、配齐了综治维稳办的工作人员，并在车辆、经费方面给予优先保障，从而确保了全镇经济社会稳定。

2.狠抓责任。在全镇综治维稳工作会议上，镇党委书记与各村、社区主要负责人签订了综治维稳工作目标责任书，把综治维稳工作实绩作为各村、社区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考核体系。镇党委、政府下发[2011]11号《关于推行综治维稳“村为主”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细化落实了各村、社区的职责任务，并落实风险抵押金制度。村、社区每年向政府缴纳风险抵押金500元，由乡镇综治办负责管理，年内被评为全镇“综治工作先进单位”，押金退回，另给予责任人奖励；年内实现“三无一降”（无刑事案件、无治安灾害事故、无群体事件）工作目标，押金退回；年内综治工作被“黄牌警告”或“一票否决”的，押金转为罚金。

三、主要体会

1.提高思想认识是做好综治维稳工作的保证。社会大局的稳定，是顺利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和先导。面对复杂的社情民意，只有入社区、进农户，与广大农民群众代表交流，以心换心，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在此基础上，从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形成共识，出台方案，并予以落实，才能打开了工作局面，为其他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健全制度是做好综治维稳工作的基础。综治工作和安全工作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何抓住牛鼻子，这是搞好该项工作的关键。为此，我们健全以下工作机制：一是从政府到部门、社区和村，配齐、配足、配强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领导班子；二是政府与部门、社区和村签订综合治理和综治维稳责任状；部门、社区和村在所辖工作层面和辖区内单位、厂矿、经营门店签订责任状；三是形成督查机制和年终考评机制，从而达到责任落实到块、到人，做到事事有人管，管必到位，问题随时整改，整改必须有结果。

四、存在的问题

1.经费紧张。镇维稳中心由于经费拮据，缺少必要的投入，连必要的办公用品都难以购置，严重影响了综治维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对基层综治维稳人员的指导、培训力度不够。基层综治维稳人员培训，由于缺乏培训经费，没有统一规范的培训资料，培训内容单一，大多是以会代训，加之综治维稳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五、下步工作打算

维稳半年总结 篇9

2012年上半年维稳信访工作总结 我院维稳信访工作在卫生局的具体指导下，全院上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深入开展争先创优的活动，积极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与卫生行政管理相关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努力构建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现结合我院实际工作，就切实加强维稳信访工作自查总结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

为确保维稳信访和平安单位建设工作顺利开展，我院成立了维稳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了分管领导并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协调、督查、上下沟通联系和工作的落实。并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各个科室，细化到人，形成了责任到人、分工明确的抓落实工作机制，为维稳信访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组织保证。通过以上措施，统一了全院职工的思想认识，增强了责任心和紧迫感，确保工作顺利实施。

二、完善一整套的工作制度

为做好信访工作，我们从规章制度建设入手，完善了各种信访制度，做到各种制度上墙。硬件设施到位，设立了意见箱和举报电话，使病员群众了解知晓投诉渠道，充分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设立了病员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制定了领

导接访制度和公开接访日制度，成立信访调解小组，从而使全信访工作形成了级级有组织、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信访工作格局。

三、正本清源，减少上访因素

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切实工作是信访工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因此我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日常接待工作，处理好每一例初信初访。进一步加大《信访条例》的贯彻实施力度，不断强化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依法引导和规范群众的信访行为，教育和疏导其依法逐级有序信访，积极引导通过司法途径和法律程序解决。

在工作中一方面做到接访热情，记录详细，优质办信；另一方面认真查办、督办，及时化解矛盾，从源头上控制和杜绝重复信访、越级上访等情况的发生。今年，共接待来访、投诉类0宗，处理解决0宗，无群体性事件、无刑事案件、无重大责任事故、无严重负面影响的上访事件，我们都一一进行了调查处理，从而较好的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改善了卫生系统及其医务人员的形象，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人才维稳战 篇10

——阿尔德尼·福克斯

虚假的安心

员工流失率一直是公司人力部门最关心的一个经营参数，几乎所有公司的人力部门绩效考核都是以这个经营参数为依据的。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大部分人力资源管理者对于这个关键数值其实并不紧张。2008年到2010年的经济大衰退，再加上2011年至今的后危机时代，失业、低迷的经济形势以及遥遥无期的经济复苏使得大部分公司职员不敢轻易离职。在这一原因驱使下，员工流失率在四年中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1月，当全美失业率攀升至7.5%时，各个企业的职工离职率则降至历史新低。当年全美自由离职的人数只有200万人。这一数值已经打破了2001年新创下的350万的自由离职人数的纪录。

从2009年开始，离职比率一直维持着相当低的水平。人力资源的管理者们经常一脸无奈地说，“我们也希望经济尽快复苏，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也不错，毕竟离职率的情况是大家都乐意接受的。”

但是这一切从今年5月开始隐约地出现了改变的迹象。今年5月，全美失业率是8.2%，按照常理，如此高的失业率意味着一个较低的员工流失率。但是，不少企业的人力部门发出了警告：一个迫在眉睫的员工流失率危机正在到来。

员工失业率与流失率的比率关系其实只是一定人才供给关系下的特例而已。“高失业率=低离职率”只是一种不稳定的人力市场现象。实际上，随着连年不断的动荡经济形势，2012年下半年的离职率远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乐观。早在2012年年初就有不少媒体进行离职意愿的调查，现在，当时调查的84%的求职比率将转化为市场上巨大的人才流动趋势。

美世咨询公司的调研更有针对性一些。在美世咨询的调研工作报告中，人们可以对2005至2010年之前的企业人才流动情况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美世的数据显示，2005～2008年全美大部分企业的岗位流失率维持在了23%左右，与此相应的是，在此期间大部分美国企业的裁员比率维持在了20%左右。从2009年开始，世界金融进入后危机时代，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美国企业开始缓慢地复苏，企业的岗位数量开始放开，与此相应的是，企业的裁员比率开始缩小，至2010年，全美企业的裁员比重已经降至7%,但是令大多数人失望的是，低裁员率并没有换回低岗位流失率。根据美世咨询的调查报告，2010全美企业平均岗位流失率上升到了32%。2012年第一季度美世最新的报告显示，500强企业的美国公司岗位平均流失率达到了43%。

1.0版职工岗位流失率

为了有效应对岗位流失率，企业首先要对“岗位流失率”这个概念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从字面的基本含义来看，这个概念在于一个企业的在岗职工中，从岗位上卸任的不再负责先前岗位工作的人数与整体在岗人数的比值。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往往会将这一比值细化为自愿离岗与非自愿离岗两个分支概念。

长期以来，企业都将自己的控制重点放在了自愿离岗的问题上，因为在大部分企业的管理者看来，非自愿离岗是企业造成的，或者说非自愿离岗并不是企业反感的。相反，自愿离岗则是打了企业一个措手不及，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计划和工作布置，同时也对企业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是事实证明，企业的担心很大一部分是多余的，根据B&A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在受访的125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核心员工自愿离岗现象的企业不到50%，而且离岗人数较少。从整体上说，自愿离岗其实并不像企业原来想象的那样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

“非自愿离岗的职员，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企业的计划内员工流失率，因为是在计划内，企业一般不会重视这个数据的管理意义。”亚特兰大智囊顾问公司首席绩效分析师凯西·米德尔森·马丁如是说，“在我们看来，非自愿离岗现象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应对的一个课题。虽然从表面来看，自愿离岗的危害性没有非自愿离岗那么大，但是，我们相信破解员工流失率的关键在于对于这个课题的攻克。”

凯西的团队致力于企业在岗员工流失率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她在接受采访时直陈了自己对于传统降低流失率策略的批评意见。“员工流失率是在两个作用力的影响下实现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只重视对于一个作用力的控制。这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什么要忽视非自愿离岗这个概念？我们的企业没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更多地是一种臆想与一相情愿。而事实是：非自愿离岗与自愿离岗两种情况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凯西从几个方面归纳了两种员工流失率的关系，进而批评了偏重自愿离职率的错误做法。

凯西认为，大部分企业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如果要降低员工离职率的话，并不是简单依靠降低自愿离职率可以实现的。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自愿离职率本身并不高。企业完全可以把更多精力投放到非自愿离职率的控制上。否则，一相情愿地控制自愿离职率只会让离职率本身不会产生更大的变化。

凯西和她的团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两种离职率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

“简单地讲，企业都存在一种倾向，这就是宁愿牺牲大多数人的意志自由，也要保障处于管理位置的少数人的意志自由。”凯西向我们描述了二者之间最显著的一个联系，“管理上的确需要集中权力，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管理上独断专行而让大多数职员为错误的决策‘埋单’，并且产生矛盾之时还一味维护错误决策者的权威，这固然降低了自愿离职率，但是却极大地刺激了非自愿离职率。所以，我们的企业面对内部矛盾时，首先要做好的工作是查清是非曲直，分辨管理责任，对于错误决策者，不应姑息或者保护所谓的‘自愿离职率’，而应当拿出不惧管理者离职的勇气来保护更多职员对企业的忠诚度。”

2.0版职工岗位流失率

随着对于员工岗位流失率的研究一直在深入，企业的目光也从单纯的“自愿离职率”和“非自愿离职率”转移到了新的概念上来。

这些企业新近关注的员工流失率就是“可预防的流失率”以及“不可避免的流失率”这一对概念。人力资源从业者也经常用“可接受的流失率”与“不可接受的流失率”来描述上述新概念。

“可接受与不可接受体现的是我们人力从业者对于这一对新概念在感情上的价值取向。”马丁向记者分析道，“目前对于‘可预防流失率’以及‘不可避免流失率’的定义尚不统一。从内涵上讲，学界倾向于将‘可预防的流失率’定义为通过企业内部协调可以预知并加以阻止的离岗行为；或者离岗行为已经发生，但是通过企业自身努力可以加以挽回。比如企业要压低经营成本而宣布减薪，此时约10%的员工递交了辞呈，企业通过其他方式挽留住了其中的7%，那么这7%就是‘可预防的流失率’。而另外3%则有可能被称为‘不可避免的流失率’。”

在业界与学界，对于“不可避免流失率”的争议其实要激烈得多。有专家认为，这一概念不应该被定义为结果上的“不可避免”，企业行为一经做出，人力部门就需要预计哪里的员工流失率是必然的，这才是“不可避免的流失率”的真正含义，而且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含义上的流失率，才需要企业花费精力去挽回，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接受的流失率”，否则将被挽回的流失职员不计入“不可接受的流失率”是对企业在挽回工作上所付出代价的忽视。

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不可避免的流失率”不能完全等同于“不可接受的流失率”。特里·多丽丝就曾举出一个特殊的例子来分隔“不可避免的流失率”和“不可接受的流失率”两个概念。“每个企业都存在退休离岗人员，这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一定这种流失率就是‘不可接受’的吗？除此之外，企业在工作调动、厂址搬迁中，也经常早已预计到部分职员会离开岗位，这一可以预计的离职率也不能单纯地用‘可接受’或者‘不可接受’来形容吧？”

特里现在供职于全美B&G俱乐部，作为俱乐部的市场开发部主任，特里在企业内部负责370名员工的管理工作。“我从来不认为‘不可避免流失率’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在我供职的部门，每年都有职员退休或者因为调职的原因离开目前的岗位。我做过相关调查，退休职员或者调职职员都有3年以上的工龄，并且在所有类似离岗职员中，对企业管理不满的比率只有13%。所以，我们需要对离职率的‘可接受’或者‘不可接受’进行重新认识。”

那么特里所在的企业是如何来应对职工离岗这个问题的呢？用特里自己的话说，“我们从聘用一名职员起就开始预防他离岗。”

从2011年开始，B&G俱乐部在特里主持下推行了一个名为“亲密接触”的雇佣系统。在形式上，新的雇佣系统由一系列线上和线下的面试和笔试组成。根据特里的介绍，B&G俱乐部试图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发掘职员的聘用素质。

“聘用素质是我们团队所独创的一个概念，这一素质所衡量的员工能力在于这名员工对企业服务的兴趣和定力。它本身不涉及员工能力，而是通过预设一系列工作情景来评估职员在不同条件下对企业的看法。这种看法越客观、越积极，则我们认为这名雇员的聘用素质就越高，越能够得到B&G的青睐。”

新的模式一开始便受到了巨大的质疑。质疑焦点就是：新模式对于新职员过于苛刻，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要求新职员，特别是年轻人对企业有较高的忠诚度过于一相情愿。在这样苛刻的标准下，B&G的雇佣人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对此，特里异常坚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流失率是最低的！”

诚如特里所言，在过去的两年中，B&G虽然仅聘用了93名职员，但是在这批员工中，流失率只有7%，而且这7%的流失率是“不可避免的流失率”。

“在新模式下，我们团队意外地澄清了业界中两个流传甚广的谣言。”特里向我们谈了自己在B&G的收获，“首先我们替广大90后职员挽回了他们应得的声誉。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内部对于90后职员的评价历来不及80后职员。‘随意’、‘散漫’、‘无责任心’几乎成为了这一代职员的代名词。但是，在新模式下，90后职员体现了完全超越80后职员的职业素养和聘用素质。产生上述区别的原因在于这两代人成长环境的差异——80后职员的求职道路总体而言比90后职员要平坦得多。回顾历史，80后职员其实是搭上了一轮经济黄金周期的末班车。如果要经历什么考验的话，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他们而言几乎不存在实质和直接的影响。如今时过境迁，2008年虽然也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此时，80后职员的教育、性格，甚至职业都已经固定，因此危机本身不会令这批职员有太多的改变。

相反，90后职员则没有80后职员这般幸运，他们的中等、高等教育都是在危机背景下完成的，他们的职场生涯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危机而进行的。

“艰难的求职经历让90后职员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些可贵的品质。”特里分析道，“他们坚强，对企业极其依赖，极具感情，善于在压力下进行思考和决断，除此之外，对于时代赋予后代人才的客观优势，他们比80后职员更具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

第二个被特里团队澄清的误区在于：优秀职员倾向于跳槽或离岗，他们是高离职率或者流失率的“最大贡献者”。

这一观点在业界与学界流传甚久。事实上，不少企业的人力管理者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约束那些高绩效的职员的。

“这一观点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特里对我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问题一，这种看法只是一种逻辑的推理，缺乏实证的、数据的支持。所有采用这种逻辑的管理者，从心底估计也只能说一句‘大概是这样的吧’，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团队或者个人发表过支持这种论调的调研报告。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是这一论调掩盖了高绩效员工离职的真正原因。根据我的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全美500强企业中，高绩效员工一般不会选择离开岗位或者企业，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管理层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出路：整合解决员工流失率问题

片面地解决员工流失问题的思路只能得到片面的降低效果。因此，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呼吁企业从整体上全面地重视员工流失率问题。

“整体性的思维，其实这个概念也存在争议，”特里继续对我们说道，“一般而言，整体性思维的含义在于将上文提到的各种员工流失率加以整体性的考虑，即放弃之前那种偏重某一个数据应对方式的做法。对于若干数值平均用力，试图将整体的员工流失率加以控制。”

特里虽然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割裂处理思维。但是也不赞成整体性思维模式，尤其是在和整合模式相比较之下，特里认为后者才是降低员工流失率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