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精选8篇）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1

李小勇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2003年12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李小勇系福建省委党校科社、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福建 福州 350001）

【内容提要】 反腐败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首先是要严密各种制度，防止产生腐败。其中的关键是要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其次是要创新各种制度，严厉打击腐败。改革反腐败机关的运作机制，严厉刑罚制裁，提高刑法的可操作性，改革反腐败刑事追究程序。

【关 键 词】反腐败/制度创新/防止产生腐败/严厉打击腐败

考察发达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反思我们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严密制度以防止腐败，严厉制裁以打击腐败，即“使人不能腐败，使人不敢腐败”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举措。问题是，如何严密制度使人不能腐败？如何严厉打击腐败分子的制度使人不敢腐败？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索、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关键在于标本兼治的制度创新。

一、严密制度，防止产生腐败

反腐败要注意避免走入重刑主义误区，[1]重视事前的防范和事中监督，使之难以产生腐败，故防止产生腐败应成为制度创新的重点。

1、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很多论者在分析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时，都认为权力缺乏监督制约是重要原因。然而，究竟在权力运行的哪些环节缺乏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第一，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实行纪委垂直领导体制。我国反腐败工作查处了一批要案大案，如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吴文达[2]、丁仰宁等腐败案件表明，加强对党委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具有紧迫性。现行对党委主要领导监督制约的主要机制是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下级党委会。这样的机制主要问题是有监督权的上级纪检委，对下级党委存在信息不对称、知情不够的问题，同级党的纪检委虽掌握地方政情民意，但又无权监督党委会，同时，人大目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制度上均不能监督同级党委，政协的监督主要方式是民主协商，没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另外，人民检察院和政府的监察部门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不可能对同级党委主要领导进行监督制约，这就存在了对党委主要领导，也就是人大、政府、政协、政法机关的一把手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如何健全对党委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机制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完善其运行机制。首先是提高纪委的政治地位，赋予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发挥其了解政情民意的信息优势。其次，实行纪委垂直领导体制，人事、财务独立于地方，使之不受地方党委政府的干预。再次，赋予纪委列席党委会议的权力，跟踪监督主要决策，使之掌握充分的信息，将监督的起点提前，突出事前和事中监督，改变目前纪委忙于事后查办腐败案件的形象。再次，完善纪委的反腐败责任制，对于应当履行监督职责，应当查办的腐败案件，各级纪委疏于履行职责的，纪委有关责任人要承担法律和纪律责任。

第二，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笔者强调：

（一）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任命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质询、弹劾和罢免程序，对渎职、腐败官员要经常性地行使质询、弹劾和罢免权。

（二）突出人大对其任命官员的事前和事中监督，发现可能存在问题的，人大就要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防止出现腐败以及腐败进一步蔓延。

（三）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尤其是政府的财政监督。目前财政资金的运作法治化程度低，财政预算刚性不强，执行过程弹性大，领导随意支出未列入预算内的资金，而下属的财政部门又难以对此进行制约和监督。另外，各地公共工程超预算严重，腐败问题突出，人大要有专门的调查委员会，针对公共工程支出问题进行深入审核调查，发现问题就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为强化人大对财政监督的力度，建议人大内部成立会计监督委员会，类似西方国家议会中的会计院。

（四）建立人大监督的法律和纪律责任。目前人大的主要工作是审议立法案，通过人事任免案等，其监督职能发挥得极其有限。

第三，公开性制度建设。笔者以为要借鉴国外政务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强制性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种决定的理由，包括集体会议讨论的各种观点，以及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应向有关当事人和社会充分公开。要加强立法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允许社会旁听人大会议，参加立法及其他重大事项决定的听证。司法方面，要放弃司法神秘主义，突出说理性，司法审判过程中合议庭成员的意见以及审委会各成员的意见，不要作为国家秘密，而是要作为判决的理由及其形成过程，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对于反腐败工作有重大意义的公开性制度建设，是规定公开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本人及其家属财产的数量、种类、地点、来源，以接受群众监督和举报以及有关机关的核查。当然，公开性方面的制度建设关键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很多腐败分子不怕举报，就怕媒体曝光，目前新闻媒体受官方控制程度很高，缺乏相对独立性，时常官员唱戏，媒体喝彩，其监督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要通过新闻立法，确立新闻自由、公正、客观原则，保障新闻媒体独立采访报道的权利，以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

第四，完善人民群众信访监督制度。我国在执行信访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实践中不允许越级上访，对上访群众以各种理由进行压制、打击、报复，甚至刑事制裁问题，[3]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信访制度沟通和监督功能的发挥。笔者以为，首先要允许人民群众越级上访。正是因为问题在下面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才去越级上访的。其次，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信访中发现有问题的官员一定要调查处理，对于不切实履行信访职责的官员要追究其失职责任，对于压制打击报复上访群众的官员要追究其法律和纪律责任。调查和处理权可由纪检和监察部门来行使。再次，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上访权利。建立信访的登记、答复制度，期限处理制度，重要案件的信访人（证人）的保护制度。最后规范的越级上访制度，凡信访案件未能在基层得到处理的，信访人就可以进行越级上访，同时信访人可以要求纪检和监察部门对有关信访部门及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第五，巡察工作制度化。2003年中央向地方派出巡察专员，对地方高级干部和金融、人事、土地转让等重大专项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笔者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巡察工作条例，使巡察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权威化。要通过制定规则，赋予巡察专员监督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干部，专项检查金融、人事、土地出让、国有资产流失、海关等容易发案领域的工作等职责，赋予巡察专员以直接受案权、提请纪委等有关机关调查权、提请对有关官员违法违纪责任的追究权、提请党委会和人大对有责任官员的弹劾和罢免权等职权。

2、健全干部人事制度。

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主要是委任制，官员对上负责，他们的提名、选拔、晋升，主要由上面决定，必然导致他们热衷于往上走后门，拉关系，找靠山。要制度上遏制吏治腐败，根本性的是民主，即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扩大民主，在干部管理上实行监督的民主化。

扩大民主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扩大基层直接选举的范围。将目前在村级直选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县级机关的直选。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法院、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均纳入直接选举的范围。改革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党内要提出多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允许候选人之间就其政策主张进行电视辩论，但要求辩论的内容不得违反现行法律和政策规定，否则其他候选人可以要求法院确认选举无效。通过候选人之间的辩论，让选民明辨候选人的道德、水平、施政才能，选出最佳人选。二是扩大党内民主。由于党居于执政地位，掌握巨大的权力，党内民主的水平直接影响人民民主的水平，扩大党内民主对于发展人民民主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扩大党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决策权，实行票决制。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方针政策问题、发展战略问题、人事提名问题等，都由委员会通过投票方式来决定。其次，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通过差额选举来产生。再次，改革委任制干部的产生办法。改变由某个人或少数人来选少数人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一般委任干部，采取公开考试，公开答辩，向社会公示，择优选用的机制；对于重要委任干部的选用，采差额方式，被选人辩论，集体投票决定。事实上各地正在推行的干部竞争上岗，就是在选任用人领域实行竞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干部竞争的规则，保证竞争合法有序地进行。

在干部的管理上要突出对干部的监督。对干部的管理不是要去干预他的法定工作，甚至包办代替，而主要是监督。要加强监督，就要严密各种监督制度。要保持监督的持久动力，就必须保证监督的民主性。只有人民以及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才能有持续不断的监督动力。而要保证监督的民主性，就必须加强党和国家体制的民主性，这其中实行干部任期制、选举制和竞争制尤为关键。干部任期结束，要继续当选，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政绩，否则，在竞争的情况下，他就难以继续当选。为了能够继续当选，他就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持续不断地履行好自己监督的职责，保持对干部监督的持久动力。

3、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的大量存在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原因。每一项行政审批权都可能被滥用，成为机关创收、个人腐败的机会。很多论者，强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于反腐败的重大意义，[4]笔者深为同意。这几年，政府及其部门自觉地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关部门利益的实质性审批事项仍然保留较多，给产生腐败留下许多制度性的温床。因此，严格控制行政审批，是防止腐败所必需。当前要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彻底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把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予以清理，严禁借行政审批来收费，来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并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规范行政审批的实施，落实“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借以铲除腐败产生的温床。同时，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管理、监督，可以借鉴“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离模式，借以发现行政审批过程的问题，杜绝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腐败现象。[5]

4、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化配置方面的制度建设，阻止权力进入市场。

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导致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大量生产资料由市场来配置，双轨制导致的腐败也基本得到遏制。但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协议转让方式，市场配置率很低，转不转让，以什么价格转让，主要由官员决定。这里就存在巨大的腐败机会。事实上，各地的土地转让不少存在腐败的问题，与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率低存在直接关系。虽然我们推行经营性商业用地以拍卖方式进行配置，但有些地方仍然以各种理由，以协议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另外，应当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金融机构贷款，也存在不按市场法则，而按领导批示和其他非正常方式放贷的问题。从各地查处的一些金融腐败案件来看，违法干预贷款、非法发放贷款比较严重。非法转让土地、非法干预招投标、非法干预贷款等问题实质权力并未退出市场。因此，阻断权力进入市场应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中的关键就是继续完善并认真落实经营性用地的拍卖办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以及各种金融法律法规等，强化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监督查处力度，对于利用权力干预土地

出让、招标投标、银行放贷的，要严肃追究其法律和纪律责任。

5、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

有论者强调建立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反腐败有重要意义，[6]笔者同意这个判断，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建立了这方面的制度。据笔者的观察了解，我国的这方面制度实行的效果并不好，各地腐败官员的巨额腐败财产并没有因为实行这些制度而得以完全暴露，甚至很难因为这些制度而得以暴露。这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腐败官员有些是通过家属收受贿赂，对其腐败得来的存款、不动产和其他贵重物品，并不以自己的名义储存和登记，而是以亲属的名义进行，有些甚至不去银行存款，也不去进行不动产登记，有的存款于境外，还有的以自己或亲友的名义到国内其他地方投资，非法洗钱。对于这些，我国目前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尚不能解决。完善这些制度，一个办法就是要求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重要岗位的官员，不仅对自己的财产，对其家属的财产（包括存款、不动产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也要进行申报，说明财产来源和线索。凡未申报的官员及其家属财产均以财产来源不明罪给予治罪没收。其次，要加强对官员出境的审查控制，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官员携款外逃。在国内难以隐藏财产的情况下，腐败官员势必想尽办法转移资金到境外，这就要求中央派出要员到官员外逃和资金转移比较集中的如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调查腐败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情况，从中发现非法财产的线索，追缴非法转移的财产。再次，就是建立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开制度，以接受社会和其他机关的监督。

6、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增加地方财力，遏制执法腐败。

1995年以来，我们实行分税制，这对于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分税制的弊端已经体现，主要表现为欠发展地区执法经费短缺和财政赤字严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鼓励趋利执法，导致执法不公，执法腐败。为了改变因地方财政短缺而带来的制度性执法腐败，改革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就要必要，尤其对中西部欠发展地区。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适当扩大地方税收所占的份额，增加地方财力。

二、创新制度，严厉打击腐败

我国目前打击腐败的制度尚不健全。要彻底震慑腐败分子，遏制腐败行为，务必要创新打击腐败的制度体系。

1、改革反腐败机关的运作机制。

作为主要调查腐败行为，打击腐败分子的机关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在体制上运作不是很顺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这三个机关都受双重领导，人事、财政、办公设施均受地方党政领导和支配，其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不强，其反腐败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6]二是目前“内部规定查处领导干部案件要经同级党委批准，而不少领导干部对反腐败要存在种种模糊认识，怕影响经济，影响政绩，影响声誉，有的领导干部法制、纪律观念不强，习惯于以言代法（纪），以权压法（纪），使得纪检、监察、检察机关难以真正依法依纪办事，有线索不让报、有案不让查、触犯刑律未能依法惩处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效。”[6]笔者深为同意所引文章作者对目前反腐败机制存在的弊端所作的上述两个事实判断，不仅如此，目前实行的廉政连带责任制更使得有些领导不愿意在本地方和部门进行深入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会使他本人受到牵连，连带承担法律或纪律责任。三是反腐败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问题。究竟哪些案件由纪委调查，哪些案件由监察部门负责查处，哪些由检察机关来查处，规定不清楚，往往纪委和监察合署办公，使用“双规”（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双指”（是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措施，变相强制，进行案件调查，觉得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就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由检察机关进行证据转换，依法定程序提出公诉。这样一个运作机制，一个问题就是将法定反腐败的检察机关置于纪检和监察的从属地位，有违法治原则。其次是三个机关各自掌握的查处标准不统一，可能存在扯皮的事情，难以形成反腐败的合力。再就是证据问题，纪委和监察没有刑事案件调查权，其取得的证据不能用于刑事诉讼，等到检察机关进行证据转换时，又给被查处人留下很大的翻供空间，给刑事追诉造成困难。还有就是由于目前纪委和监察部门查办的腐败案件，要不要移送检察机关，标准是什么，由谁决定，对构成犯罪的不移送要不要承担责任以及由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规定尚不明确，实践中以纪代刑的问题就可能发生。最后是查处期限长，人力物力重复使用，效率不高，也损害被查处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目前这样反腐败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笔者以为有必要进行下述改革。第一，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人财物不由地方控制，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第二，查不查处领导干部完全依据法律规定来办，不必向同级党委请示同意，因为法律代表了全党的意志。第三，对于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方面的职权分工问题，笔者认为，还是应当确立检察机关为查办腐败案件的主要机关，纪委和监察作为事前和事中监督的的主要机关。这是因为：首先这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查办腐败案件的全部职权，而纪委、监察部门的职权有限，比如这两个机关严格说来只有违纪调查权，并无调查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他们不能对嫌疑人实施强制，他们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有违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当然限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受到传唤时间的限制，因嫌疑人拒不交代问题，而不能进行调查时，可以请求纪委协助调查，由纪委对嫌疑人（限于中共党员）进行“双规”。其次，要走出反腐败的重刑主义误区，必须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而由纪委和监察部门承担事前和事中监督，符合这他们的职权特征。再次，由检察机关主要承担腐败案件的调查，也不影响纪委和监察对腐败官员的党纪和政纪追究。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发现被调查官员不构成犯罪，但需要追究党纪或政纪的时候，可以将案件移送给纪委和监察机关，由他们追究党纪和政纪责任。有罪的腐败官员经法院判决后，由他们追究党纪和政纪责任。目前理论界有种观点认为，为加强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将纪委、监察、检察机关的反贪法纪部门合并，成立廉政公署，赋予廉政公署以极大的权威，负责查办腐败案件。笔者认为，这种主张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数量庞大的党员干部的确需要严格的纪律约束，也的确需要一个像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职能的机构存在，将现在的纪委合并到廉政公署，是否再要成立一个纪委来？如果再要一个纪委，又何必合并呢？同样的理由适用于监察部门。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查办腐败案件的机关的政治地位和权威，因此在整合机构时，可以考虑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分解调整，将其反贪和法纪部门独立，赋予其极大的权威性，并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将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职能附设于法院。

2、严厉刑罚制裁，提高刑法的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了最高可判处死刑的严厉制裁措施，这对于威慑腐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不相协调的刑法规定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凡被认定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不管数量有多大，最高只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这样的刑罚规定，实际上给腐败分之规避严厉的刑法制裁提供了绝佳法律机制。新加坡刑法规定，凡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均以贪污论处，这就显著提高了官员谋取非法财产的法律责任，有力地震慑官员的非法行为。新加坡的这一刑事立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另外，为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可操作性，配套地要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补充刑法条款或者进行法律解释，规定凡未申报的财产均作来源不明的财产。再就是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应当包括其家属收受的来源不明的财产。

修改刑法的有关条款，增加规定贿赂犯罪的严格刑事责任，增强刑法的可操作性。在贿赂犯罪中，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用语。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这是个模糊用语，很难界定某个利益是否正当，如某包工头具备相应施工资质，为了取得某工程的施工合同，维持职工的生存和福利，而向发包方的领导行贿，这里的施工合同就很难解释为“不正当利益”。再如，长期分居的夫妇，为了调动工作，而向有关领导行贿，也很难将此种情况下的解决夫

妻分居问题解释为“不正当利益”。但这些案例中的行贿、受贿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严格依照罪行法定主义，只要不能证明利益的不正当性，就不能定罪处罚，显然，这就会放纵犯罪。这里的关键就是行贿人不能向公职人员行贿这个客观行为，至于谋取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重要。再如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件，不仅难以界定，[6]而且也有违官员应为民谋利的权力运作要求。问题的关键是受贿罪的构成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主观要件，而在于客观上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他人财务这个行为。因此，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可以不要求是否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的主观要件，只要客观上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就可以认为构成犯罪。这就严格刑事责任。至于利用职务便利的其他犯罪，如渎职罪等，主观要件并不重要，可以不作为犯罪构成要素，而将此类犯罪规定为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于贪贿性质的犯罪，由于侵害的是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职人员有这种犯罪，即表明其不具有担任公职的道德素质，在认定其犯职务犯罪判处主刑的同时，就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以维护公共职务的廉洁性。至于非职务犯罪，则可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3、改革反腐败刑事追究程序规则。

现行刑事调查程序对于反腐败有很不利的一面，主要问题有：一是传唤时间不超过12小时的规定。由于贿赂犯罪在证据上没有物证和第三者证人，主要靠口供定案，只要嫌疑人能顶住这12小时的传讯，检察机关就必须放人，这样就难以对腐败分之形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促其交代犯罪事实，严重束缚了侦查机关的手脚。[6]腐败的单行立法，改革这些程序制度，对于搞好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二是技术侦查手段受到限制。对于电话监控，检察机关就不能进行，只能通过公安机关来实施，这就有可能泄密，因此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甚为必要。三是没有建立有效的奖励和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贪贿案件中举报人的举报对于发现案件线索和调查取证极为重要，为搞好反腐败工作，一定要鼓励举报。可目前我们在鼓励举报、保护举报人方面作得很不够，有时举报材料还会落到被举报人手里，非但案件难以继续查下去，举报人也会遭受被举报人的打击和报复。贪贿案件中举报人往往又是重要的证人，建立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对于揭露和证实腐败行为，打击腐败分子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许道敏、陈正云.制度反腐败论[J].法学家，1999(6).[2] 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2001被“双规”，其腐败问题正在调查和处理中。

[3] 这方面的报道网上到处可见，兹录几条于下：“天府热线”（最后访问日期2003年9月10日）报道，陕西省扶风县农民郭廉子、郭广林和郭宏谋因村委选举和村财问题上访，而于2000年6月被扶风县法院判刑。2001年11月被宝鸡市中级法院依法宣判为无罪，并予以释放。“中华网”（最后访问日期2003年9月10日）报道，河南省唐河县五位农民上访竟被判刑。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2

其一预算公开中存在的问题。第一,预算外透明度大大低于预算内透明度。在进行预算工作之时,未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其中。这就导致在展开预算公开工作之时,相关工作人员可能进行变通执行,与实际要求相违背。与此同时,预算外收支总体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性资金来源层次不同,进而导致从预算内到预算外,法律对其的指导和约束作用逐渐降低,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透明度也随之降低。第二,内容透明度大大低于程序透明度。在制定预算报告时,内容存在缺失,比如针对预算的收支问题,在报告中并未提出相应的对比数据。同时对预测的财政收支状况,在公开时并未提供相应的依据。缺少具体的预算目标的阐述,以及数量指标,预算支出信息无法完全的体现出财政使用的具体情况。第三,现实透明度,落后于可能透明度。预算公开的部分内容较少,并未充分体现公众热点关注的部分,几乎属于可有可无的部分。而预算数据、报告等内容更多的面向政府和人大公开,并未充分考虑社会的知情权,没有做到真正的预算公开。

其二反腐败模式的缺陷。我国特有的以规制用人为核心的执政党反腐败模式在有其特殊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虽然近年我国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由表及里地进行整治,但是目前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模式存在不足。在腐败发生的三个要素中,腐败主体是最为关键的,从主体的角度出发遏制腐败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从客体和桥梁的角度出发展开反腐败斗争。这里所说的腐败的客体就是腐败所指向的公共财物。对人的规制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拔任用民主化、思想道德教育、干部考核、专项行政规定约束等。虽然选拨任用的民主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干部任用中的买官卖官, 但是其对反腐败作用的发挥局限在选拨过程中,一旦选拨结束,官员上任以后,这一制度的作用就难以再发挥。

二是实现预算公开和反腐败建设的法律保障。

预算公开是预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预算公开工作并非仅仅依靠个别人就能够完成,必须有制度作为保障,才能推动整个工作的长久坚持和发展。因此,预算公开制度应朝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方向发展。

一要实现预算公开立法。第一,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层次。2007年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也针对预算公开方面进行了规定。然而这部法律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并未清楚的规定公开内容范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进而导致预算公开工作开展之时人为因素较多,随意性较强。部分政府在进行公开之时,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针对其中的重要信息,比如政府转让土地收入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公开。然而在实际工作当中,政府却刻意将这部分内容剔除在外,仅仅是公开部分可有可无的内容。其次,立法层次较低。这部法律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部立法,是以行政法规出现。导致该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与此同时,该法律所约束的对象和制定的对象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容易出现偏袒,甚至出现为自身谋福利的状况。第二,《预算法》的修改。进行预算管理时,最根本的依据是《预算法》,但该法中并未提出预算公开的相关事宜。应对该法进行修改,立足于目前预算公开的要求增加和修订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公开内容、原则等,做到有法可依。首先,进一步明确主体范围,落实相关责任。预算信息公开的主体,应当包含各级政府、指定机构、部门。政府具有预算公开的义务,是公开的主体之一,其他的包括党务部门、人大等通过国家财政供养的结构,也应当积极加入公开队伍当中。其次,规定预算公开范围,具体包括预算内容和过程两方面的范围。要求在开展预算公开工作之时,应当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收支预算等进行公开,同时做好预算公开内容的细化工作。在预算过程之上,应当将预算编制、执行等进行公开,实现全过程化的公开。然后,规定公开程序。从公开的每个环节、步骤上实现程序化发展,促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要加强工作参与。第一,编制征询制度,针对预算制定当中的重大事项部分,要充分接受群众意见,邀请专业人士、财务人员等参与其中,也可以通过网络、问卷等方式,充分了解社会各界的看法和意见,提高预算编制质量。第二,对预算草案进行公开。除去必须保密的事项之外,编制的预算草案应当进行公开。针对草案中各界群众的看法和意见,不断完善预算方案,促使预算执行符合预期目标。第三,公开预算执行过程,接受公众监督。第四,预算绩效公共评价制度。针对预算方案的具体执行,或者预算项目支出执行结果进行综合考评,并以此为基础帮助公众了解政府履行责任和义务的情况,以及具体的资金使用情况,所获得的效益情况等。

三要坚持信息公开原则。第一,坚持“公开为原则”,公开预算信息。预算信息的公开关系着公共财政的透明程度,政府是为民服务的政府,其自身是没有资金来源的,其所有资金都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与纳税人,因此,政府要坚持“公开为原则”,公开预算信息。第二,坚持“保密为例外”,公开预算信息。公众作为纳税人,虽然对政府资金及其相关预算有权进行知晓,但对受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不能对外公布的保密性的、涉及国家机密的预算信息,公众是无权知晓的。由此,政府对不能对外公布的具有保密性的预算信息,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合法的保密行为。第三,正确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严格遵守“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的信息公开原则。政府要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就要在预算信息公开之前对相关预算进行分析,确定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不能公开,不能借着“国家保密法”的幌子将有问题的预算信息进行隐藏,不予公开。而应按照相关程序来,将能公开的预算信息进行公开,而不能公开的信息严格保密。

三是增强预算公开意识的建议。

一为公众方面。一方面,增强自我权利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权利得到很大的提升。公众应不断增强自身的权利意识,提高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对于政府的财政信息,属于公民有权要求进行公开的,民众要努力的去争取,从而增强政府进行预算公开的意识。积极参与到政府财政透明化、公开化的运动中来,从侧面提高政府对预算公开必要性的重视程度,减少腐败的可能。另一方面,树立公众自身纳税人的意识。有权利就有相应的义务,公众树立纳税人的意识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履行相应的义务,还要求公民参与到财政预算的相关活动中来,真正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纳税理念。

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间还缺链接 篇3

对于这件事，多数官员坚持“沉默是金”，周久耕局长从事发之后就“不在局里”，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县委书记杨光远则是“喊冤”。在这三种方式中比较，无疑杨光远的辩解是最为可取的。有回应总比没回应好，某些官员惯有的不予理睬的傲慢,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辩解也总比打击报复好，那是典型的公权私用。

杨光远称自己是被网友误会了，他举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其佩戴的手表并非是价值52万元的劳力士名表，而只是一只价值2000多元的梅花牌手表，还是他用援藏津贴购置的。当然，目前人们还无从判断网友与杨光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对孰错，但这种“自证清白”的姿态和行为首先应得到认可，在当前还应得到鼓励。杨光远虽然也说过“已委托专人为自己开始维权”这样的话，在杨并没有更过激或不当的行为之前，我们也应该对这样的维权姿态作无罪的推定。

假如杨光远的“名表”真是梅花牌，在法律上杨光远确实有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通知相关网站对涉嫌侵权的信息进行删除，还可以要求已经构成名誉侵权的网站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等，甚至诉诸法律。网民虽有对官员保持“合理怀疑”的权利，但在官员已经有确凿证据反证怀疑的事项不成立时，也应及时停止怀疑，避免对守法的官员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问题恰恰在于，为何目前只有一名官员站出来向公众说出自己手腕上的“名表”不过是只“山寨版”?其余多数官员保持沉默，反而增添了民众的合理怀疑。网络监督或公民监督到了这一步，理应有反腐机构介入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及时给公众一个真相。早在两年前，最高检察机关就曾发文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应抓住新闻媒体曝光的问题，深挖案件线索，加大查办力度。那么，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大约也是有必要的。

但事实上，反腐败从来不是一件“依申请”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件必须“依职权”进行的国家行为。或奢侈名表、抽高价名烟的官员有可能涉嫌受贿，或者涉嫌财产来源不明。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调查，“收到举报”从来就不是一个必备的选项。从媒体报道中发现线索，从案件调查中发现线索，已经成为“腐败发现机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反腐败上， 检察、 纪检等反腐机构要增强主动意识。

网络舆情汹涌，昭示着民众并不缺乏反腐的热情。对于公权力机关来说，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尊重民意表达，并更好地汲纳和整合民间智慧来推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已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4

2013.10.07 09:57

来源： 光明日报作者： 曲新英 张作祥

腐败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致命顽症，它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形象，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侵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不除，民心不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现阶段，切实有效地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已经成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成为凝聚民心的一项重大工程。而加强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建设，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有效手段。

廉政文化建设：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

廉政文化，是以廉洁为核心，以文化为载体，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内容的文化。廉政文化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折射出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文化最大的功能是化人，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教化、引导和约束功能，对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廉政文化

建设，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是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免疫工程。

廉政文化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道德性是廉政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廉洁从政是以高尚的道德操守和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廉政文化的着力点是提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促进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崇高的道德信念能给人以鼓舞，纯洁的道德情操能给人以理智，正确的道德规范能给人以准绳，高尚的道德素质能给人以约束。“官”气正则民风清，廉政文化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引导、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氛围。

廉政文化具有社会引导的功能。腐败问题的产生与社会风气、群众的道德价值观密切相关。民风、社会风气与党风、政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端正了党风、政风，可以直接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而端正了民风和社会风气，就能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社会根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能够起到弘扬主旋律，鼓舞和激励人心的作用，能够通过陶冶灵魂，对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情操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廉政文化具有监督约束的功能。廉政文化的监督作用在于，它能通过唤起人们的监督意识而能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进而激发人们的监督兴趣，也能够通过公共媒体报道廉政动态和揭露腐败问题而引导人们去监督。同时，廉政文化还具有规范约束的作用，通过宣传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权力观等，从道德、思想和制

度上约束和控制人们的行为，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而促进廉洁自律。

廉政制度建设：健全反腐倡廉的制约机制

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除了要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之外，还要切实推进廉政制度建设。廉政制度是廉政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本质要求，它不仅是现代法制社会对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廉政建设取得实效的有力保障。

要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要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切实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管理机制。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厘清权力边界，明确责任主体，推进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和公开性，规范权力运行，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要完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努力将廉政风险防范工作融入各类日常管理制度和流程之中，真正实现风险防范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使其能够可持续发展。要实行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建立民主决策工作机制，完善财产申报、岗位轮换、职务回避等制度，尤其是要把提高执行力作为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执行中体现制度的价值，在实践中检验制度的效果。要把风险防范理论和质量管理方法应用于反腐倡廉实践，吸取其他领域的相关经验，积极开展源头防治腐败的有益探索和研究。

要完善群众参与机制。依靠群众的支持参与，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消除腐败最有效的途径。只有形成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才能有效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和各种不良倾向。要有效解决影响制约人民群众监督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民群众有效参与监督、愿意进行监督、敢于实施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功效，是有效应对和从源头解决各类腐败问题，整体提升反腐倡廉建设水平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5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反腐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由于“权力反腐”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所以在这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权力反腐”又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关键词]反腐模式；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 D6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41-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法律和制度的空隙，这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反腐败作为突破口，为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反腐斗争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的“权力反腐”。最近，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航程，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权力反腐，是指“以权力为主导、通过领导权力意志推动、以权力制约平衡关系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反腐模式。”我国目前所设置的反腐职能机构，党内设有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设有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设有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根据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600多人。”[1]与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数量相比，“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2]可见，全国检查机关侦查的腐败案件数量只占纪检监察机关的21%。并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数十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都是由中纪委直接查办的。由此看来，目前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实际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历史，不难发现由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反腐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推动反腐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以权力为主导，靠领导者权力意志推动的反腐模式，它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迅速。在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领导者特别是党委一把手，通过运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制定决策，发布命令。可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调用国家公共资源，使各方面资源能够得到迅速地有效整合。纪委办案，特别是成立纪委“专案组”，一般调用纪委下级机构和公检法系统资源来全力协助配合。二是执行效率较高。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纪委作为主要反腐机构为了尽可能地肃清腐败顽疾，取得明显的反腐成效，往往会调用一切政治权力资源，采用常规和非常规手段进行强力反腐。许多腐败官员落马，都是在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就被纪委“双规”了。毫无疑问，权力反腐作为一种反腐模式在执行效率上是明显高于其它类型反腐模式的。三是短期效果明显。权力反腐，对于腐败治理能达到敲山震虎、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在提高社会信任度与执政合法性等方面取得短期明显的收益。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虽然权力反腐在当今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对于遏制腐败势头、扭转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权力反腐”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权力反腐”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权力反腐是靠领导权力意志推动的，本身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和滞后性，并且对腐败的发生不能事先起到有效防范作用。虽然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还远未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还未建立起来，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未能真正形成，所以腐败的根源也就不能彻底消除。显然，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靠“权力反腐”始终是无法解决的，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反腐”。第二，“权力反腐”可以获得暂时的突出效应，但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反腐推动力上，过分依赖党组织和领导人推动，不可避免地会压制或削弱其他组织力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权力制约协调的结构配置上，容易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构也可能遭遇权力扩张和缺乏制约的组织困境，党内权力与国家权力结构之间无法形成良性的制约协调机制；在不断强化党的动员力量的同时，政党本位也可能使反腐体系逐渐呈现封闭性、单一性的特征，导致社会参与的角色困境。”[3]第三，“权力反腐”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权力反腐”的实质是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在腐败治理中的集中体现，“在强调权力反腐的体制下，惩处腐败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受到制裁的官员只是整个腐败群体的一部分，腐败也就蜕变成了一种‘博弈’。”[4]所以，“权力反腐”也容易造成反腐权力的扩张和越位，导致党纪高于国法，人治大于法治，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不利于根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由此看来，“制度反腐”是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首先，“制度反腐”是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的客观要求。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5]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根本方式只能依靠制度。所以，当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需要适时地将“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其次，“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法律是制度的具体表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复杂难题，“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切入点，也将为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再次，“制度反腐”是执政党走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使纪委实际上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人大、政协、政府和司法机关却扮演着从属和配合的角色，以司法为核心的反腐机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实行制度反腐，既充分发挥了司法机关的主体作用，又促进了执政党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节点时期，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转型，是我国今后反腐败斗争的未来走向。“制度反腐”之所以能够保证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和持续性，这是由“制度反腐”的根本性、法理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第一，“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反腐”依托宪法和法律权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随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影响和干预，让任何腐败分子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一是可以避免产生负面效应。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制度的程序和规范，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败斗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反必究。二是可以避免情绪干扰。采取科学理性合法的手段和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三是可以避免盲目性。摒弃了带有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运动反腐模式，坚持依法有序进行反腐。第三，“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单纯依靠权力反腐败对于少数官员来说，也许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约束机制，但它却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廉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机遇。”[6]而相比之下，政治和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就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和法律上对权力运作进行了刚性约束，有力地保证了反腐败制度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和常态化，使得整个国家的清明廉洁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制度反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首先，全党对于“制度反腐”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最近，一些高官腐败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表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已经付诸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全会中还是第一次。其次，反腐败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日益完备。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党章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制度规定。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一系列党内规定，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再次，人民群众对于“制度反腐”的热切期盼。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能力日渐高涨。担心“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的不在少数。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不断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斗争成果，必须适时地将反腐败斗争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度反腐”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是即便在目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二是要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制度建设上来，不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学规范，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还有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等等，要实现这种制度建设的规范化、系统化、精细化和实效性，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三是“制度反腐”真正要发挥其功效，又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建设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总之，“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参考文献：

[1]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EB/OL].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

[2]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工作报告[EB/OL].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3]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4][6]吕元礼，李超.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J].学习论坛，2006（6）.[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路径和机制研究”（11BZZ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邓超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任中平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6

1、《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正确 错误

2、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正确 错误

3、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正确 错误

4、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正确 错误

5、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正确 错误

6、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三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正确 错误

7、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正确 错误

8、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正确 错误

9、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

正确 错误

10、对在干部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正确 错误

11、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控制三公消费，遏止公款浪费要基于财政透明的提升。

正确 错误

12、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既要让人们看到立见成效的变化，更要研究长期有效的机制。

正确 错误

13、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正确 错误

14、反腐败必须先反特权。

正确 错误

15、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正确 错误

16、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习近平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对全党干部的郑重告诫。

正确 错误

17、我们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既要让人们看到立见成效的变化，更要研究长期有效的机制。

正确 错误

18、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正确 错误

19、强化监控体系要具有灵敏、有效的监控体系。

正确 错误

20、强化监控体系就要具有及时的纠偏的机制。

正确 错误

21、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正确 错误 22、2004-12-12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

正确 错误

23、国有企业的纪检监察机构应当结合年度考核，每年对所管辖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正确 错误

24、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当切实维护国家和出资人利益，不得未经企业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捐赠、赞助事项。

正确 错误

25、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二年内，不得在与原任职企业有业务关系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中介机构担任职务、投资入股，或者在上述企业或者机构从事、代理与原任职企业经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正确 错误

26、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当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职务消费，不得在有正常办公和居住场所的情况下用公款长期包租宾馆。

正确 错误

27、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从业规定》受到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正确 错误

28、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因违反国家法律，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被免职的，三年内不得担任国有企业的领导职务。

正确 错误

29、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从业规定》构成犯罪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

正确 错误

30、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将廉洁从业情况作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的重要依据。

正确 错误

31、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受到警示谈话、调离岗位、降职、免职处理的应当减发或者全部扣发当年的（）。

职务薪金 全年薪金

绩效薪金、奖

年中奖金

32、《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合法权益，努力实现国有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依法经营、开拓创新、廉洁从业、诚实守信 依法经营、开拓创新、诚实守信、勤勉敬业

依法经营、廉洁从业、诚实守信、勤勉敬业

廉洁从业、诚实守信、依法经营、与时俱进

33、《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适用对象不包括（）。

国有独资企业领导班子成员 国有独资金融企业领导班子成员

国有控股企业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

国有企业职工

34、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离职或者退休（）内，不得在与原任职企业有业务关系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中介机构担任职务、投资入股，或者在上述企业或机构从事、代理与原任职企业经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五年 四年 三年

两年

35、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 36、1923年召开的（）通报了一些党员因违反党的纪律而被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根据党的章程规定开除违反纪律的党员和停止党员参加会议的权利。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

37、早在（）党中央就郑重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制定的反腐倡廉文件。

1925年10月 1926年2月

1926年8月

1927年2月

38、中国共产党首次设立的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是（）。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 39、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受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制定和通过了（），决案增设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一章，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修正章程决案》

40、坚持反腐倡廉工作方针，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历史经验、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 阶段性工作部署

长期性工作要求

反腐倡廉具体任务

41、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42、我国在历年腐败指数及世界排名中，1996年排名第（）。

50 80

43、（）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十五大报告 十六大报告

十七大报告

十八大报告

44、（）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指出：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第15届 第16届

第17届

第18届

45、胡锦涛明确提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

主要标志 核心标志

关键因素

重要标志

46、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服务。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47、坚持反腐倡廉工作方针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历史经验、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 阶段性工作部署

长期性工作要求

反腐倡廉具体任务

48、（）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党员领导干部 所有党员干部

县处级以上干部

所有任职干部

49、《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一条第一项所称“以借为名占用”是指利用职务和职务上的影响，以借用名义占有或者使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财物超（）。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18个月

50、《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主要责任人是：（）。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 领导班子成员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51、我国在历年腐败指数及世界排名中，1997年的排名是（）。

41 58 66

52、《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称的“重大决策事项”不包括的是（）。

企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大措施

企业发展战略、破产、改制、兼并重组、资产调整、产权转让、对外投资、利益调配、机构调整等方面的重大决策

企业党的建设和安全稳定的重大决策

年度投资计划

53、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切实维护国家和出资人利益。不得授意、指使和强令财会人员进行违反（）企业财务制度的活动。

中央财经方针 国家财经纪律

国家政策

财务规划

54、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切实维护国家和出资人利益，不得未经企业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赞助事项。

赠送 大额捐赠 捐赠

大额赞助

55、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未经批准兼任本企业所出资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合团体和中介机构的（），或者经批准兼职的，擅自领取薪酬及其他收入。

一般职务 技术职务

领导职务

职务

56、《廉洁采购管理规定》采购人员应遵守保密纪律，不属于这一规定的行为是（）。

开标前泄露不得公开的标底或与标底相关的重大事宜

伪造、变造采购记录

泄露与采购有关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

泄露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和其他信息

57、《廉洁采购管理规定》要求在采购活动中，严禁商业贿赂行为，下列中不属于的是（）。

接受供应商昂贵的物品

接受供应商提供的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接受供应商在采购活动中以明示方式给付的折扣、佣金等

接受供应商提供的房屋装修等

58、《系统领导干部廉洁从业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不得有下列哪种行为（）。

按照规定应当公开、公示的事项而未公开、公示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泄露、传播酝酿讨论情况

在干部考核工作中隐瞒或歪曲事实真相

安排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入行

59、本单位、本部门或者本系统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按照（），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60、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

全面领导责任 重要领导责任

直接领导责任

主要领导责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61、四大考验主要有（）。

外部环境考验62、反腐倡廉要（）。

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加强思想建设 增强自我净化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执政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63、十八大后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新目标，（），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方针

64、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就是要（）。

反腐倡廉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须警钟长鸣 制度完善与提升执行力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取信于民

65、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

严格要求 实事求是

权责一致

惩教结合

6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67、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免职。责令公开道歉 停职检查 引咎辞职 责令辞职

68、改进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积极开展专项治理，改进工作作风要见实效

完善制度，持续推进 69、反腐倡廉要（）。

加强组织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

70、四大危险主要有（）。

精神懈怠危险 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危险

71、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

廉洁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是治本之策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72、铺张浪费绝非小事，它（）。

脱离我国基本国情 背离优良传统文化

败坏党风

败坏政风和社会风气

73、十八大报告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

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

公众参与

74、“八项规定”主要有（）。

改进调查研究 精简会议活动

精简会议简报

规范出访活动

75、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不得腐的警告机制

76、坚决抵制享乐和奢靡之风，即（）。

新形势下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铺张浪费绝非小事

遏止公款浪费要基于财政透明的提升

77、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要采取措施，取得实效，包括（）。

对照检查 梳理问题

制定措施、完善制度

加强监督、务求实效

78、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

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完善权力制约体系 强化政策执行监控体系建 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

79、“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主要表现有：（）。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打折扣

做选择和搞变通

80、以下属于“八项规定”的是（）。

改进警卫工作 改进新闻报道

严格文稿发表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7

一、法律规范和制度是预防腐败的工具

制度是个人和组织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习惯的总和。它是“关于人们 (个人及组织) 行为的规则, 是关于人们的权力、义务和禁忌的规定”。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宪法和法律中规定了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有关内容, 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有关政策。制度执行时带有各种惩罚性措施, 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核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 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影响, 在人们具体的工作中适时体现。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制度在具体执行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式制度的采用。即用来规范人们行为而专门设立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 它是一种外在的约束, 具有强制性, 规定人们可为、不可为的相关条例;一种是非正式制度, 它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它们同样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从结构看, 法律的强制力特色鲜明, 震慑力强, 制度相对偏弱。我们在分析某些党员干部在来自贿赂、好处等糖衣炮弹的诱惑下衰退败阵, 犯罪的原因是他们不把制度当回事, 冲破制度界限, 打开了触犯法律之门。

二、直面党员领导干部思想蜕变状况

1. 视“三重一大”为儿戏的领导干部。

号称“清水衙门”的武汉大学, 因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案件[1], 让大学这块远离腐败的“净土”被玷污。此案与高校位居高层领导人严重违反“三重一大”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不执行党风廉政制度, 权力滥用, 不受制度约束, 重大建设项目、工程承包发包不进行公开招标由个人拍板决定、捞取“好处费”有很大关系。

2. 高额的招生录取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索贿案[2]中, 北航教授、副教授, 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庞宏冰、高峰、刘天平等人要挟被录取的学生家长出10万元方可拿到录取通知书, 收取考生额外费用几十万元的案件浮出水面后, 震惊社会各界。

3. 教材购销中捞好处。

2004年, 四川省10所高校、两所中专学校发生51起教材购销案件, 共42人 (含书商行贿案9件9人) , 涉案总金额1 000万元。

三、腐败案原因分析

纵观以上腐败渊源, 无一不是公职人员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谋取私利的行为。我们透过每个人违纪违法的轨迹, 不难发现以下共性的原因即制度生存环境存在的漏洞。

1. 公共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监管。

高校行政化趋向过大, 高校领导人集官、学、商于一身, 特别是“一把手”, 权力、权利、责任关系倒置, 权力不为责任负责。目前在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 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1/3。从一些典型案例看, 都是高校领导人严重违反各项制度造成的。“党的活动业余化、政工干部兼职化”, 重要支出“一支笔”审批、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 “一把手”的权威“一手遮天”, 党委的核心作用被弱化, 民主集中制成为摆设。

2. 公共权力监督体制“罚不上大夫”。

中国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主要有五个: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政府及司法机关直接对同级党委负责, 对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主要体现为党内监督。群众对公共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无法行使, 没人对贪腐底细知根知底, 没有事实难以检举, 贪腐泛滥, 却“罚不上大夫”。

3. 各项管理制度难以执行。

制度是各项事业管理的基础和核心。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是腐败的“轮回”的根源。各腐败案例中最多的是窝案。权力过分集中、把管理制度当“摆设”, 缺乏实际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产生窝案的原因。各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但领导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绝对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高官们通过严重违反“三重一大”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进行“卖官”;通过违反工程招标和采购管理制度, 让没有资质的承包商中标, 采购高价产品, 从中捞取好处费;通过违反财务管理制度, 设“账外账”、“小金库”, 所得资金成为各级领导的私有“钱柜”。

4. 纪检监察机构被闲置。

出现腐败案的这些高校, 内部管理制度成册, 按上级规定什么制度都有, 但监督却处于真空地带。一些高校内设纪检监察机构不仅无法发挥对同级班子成员的监督作用, 就连检查处理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一些违规问题也被限制, 还有纪委书记分工负责检查环境卫生的现象。当一个领导干部既不能自律, 又拒绝接受监督甚至打压监督者时, 其手中的权力必然是恣意滥用, 最终走向腐败。

5. 司法腐败的滋生。

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司法制度和机制方面的漏洞造成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个别人员利用法律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的腐败行为表现出司法腐败的特性———“贪赃枉法”。首先, 法律的内容过于宏观, 具体条款细则不明, 导致法律适用的变通性增强,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伸缩性大;其次, 司法隶属关系地方化倾向, 使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对司法活动的干预权, 增加了司法腐败的机会, 地方保护主义为形成腐败铺垫了温床;最后, 司法管理体制行政化趋势增加了审判与法律监督过程中的行政命令成分, 干扰了司法公正程度, 降低了依法司法的工作原则。

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构筑思想蜕变防线

从目前国内反腐倡廉形势看, 建立和制定新的反腐倡廉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组成部分, 但已经不是制度建设的重点。中国已经建立起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牢固的。今后一个时期, 在深入探究腐败根源、腐败表现的新形式、新特征的基础上, 应重点做好堵塞制度漏洞, 加强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廉洁用权, 按制度办事的具体操作性工作。

1.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度。

高校在反腐败的具体制度建设方面操作时无人监管的空间很大, 漏洞较多, 规范反腐倡廉基础工作和基本组织结构、基本工作原则的监管的程序不到位, 有时因反腐倡廉阶段性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所以,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和“清风校园”建设意见等, 要强化监督, 着眼防范,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执行力度。

2.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认真开展廉洁勤政先进事迹示范教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等活动。利用党委中心组学习、支部党员大会学习、党课和举办领导干部培训班学习, 组织党员干部观看《毁灭之路———胡长清犯罪纪实》、《背叛与忏悔》等典型案例、剖析材料、警示教育片和专题讲座等,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和规定的精神实质, 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和纪律观念, 主动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做到遵守党的纪律不动摇, 执行党风廉政制度不走样。

3. 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中国巡视制度、舆论监督制度、询问与质询制度、罢免或要求撤换及处理制度等比较全面, 但落实制度的深度却欠缺, 特别是在党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 工程建设中的暗箱操作防御制度以及防止民主集中制蜕变为“一把手”集中制等制度建设方面, 需要增加强制性的具体操作和监督办法。

4. 完善落实制度, 规范权力运行。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重大事项报告、严格执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和《“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以及年终领导班子成员作述职述廉报告等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及内部规章制度。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行政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在监督工作中的组织协调作用, 要按照着眼防范、主动监督、关口前移的原则, 建立完善与人事、组织、法律、财务、审计等职能部门与人员有机结合的长效监督机制, 及时有效地防止和纠正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到管理者特别是领导层管理者的权力行使到那里, 有效监督就延伸到那里, 通过完善职代会、民主评议、党政领导与干部群众联系的“直通车”等形式, 切实保障群众对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拓宽监督渠道, 延长监督触角。

5. 做好反腐倡廉专项法律建设工作。

反腐倡廉建设取得实效需要以法律作为支撑和保障, 以此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权威性和威慑力。目前, 中国针对腐败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缺乏, 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 针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党纪政纪处分制度不配套, 多以党法党规或党和政府文件出现形式较多。虽然公务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与腐败出现的新形式、新特点相比, 还有许多需要修改完善之处。党纪政纪处分过程中的责任认定制度、违纪违法的证据制度、违纪违法的惩戒程序制度以及受处分人的申诉制度等还需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网综合, 2009-10-18.

反腐败与制度建设 篇8

关键词：反腐；惩治；防范；法律体系建设

一、我国惩治与预防腐败法律体系的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针对反腐屡出重拳，一批高级别干部被查处，腐败的蔓延之势得到有效控制，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多发易发。根本原因是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但尚未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系统的、整体的预防腐败机制。

1.法律法规规定

我国现有的涉及反腐败的法律，《刑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为惩治腐败、定罪量刑提供重要依据。具体规定有：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受贿罪、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并且针对以上犯罪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九更加细化了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标准。《刑法》等法律法规在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针对一些新型犯罪手段规定比较原则化，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及时有效地惩治犯罪。

2.政策性文件、条例、规章制度、行政法规

我党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同腐败作斗争，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党纪、政纪、纲要、规定、条例等来治理腐败，主要有：《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共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八项规定）、《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等。这些党纪政纪规定以其灵活、针对性强的特点在打击腐败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党纪政纪规定也具有重复性、滞后、低效、缺乏长远规划等局限性，不利于形成制度合力。

3.国际条约方面

目前，我国签署的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国际条约主要有两个，一个是2000年12月12日签署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另一个是2003年12月10日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后一个是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全面、最完整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为缔约国开展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二、我国惩治与预防腐败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立法方面

首先，尚未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系统的法律体系，不能全面反映惩治腐败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分散、零乱，法律法规制度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统一，存在系统交叉、权责不清等现象。

其次，没有建立统一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专项法律，部门法与党纪政纪规定等相互混同，造成多头管理、分工不明等现象，党纪政纪对同种违纪行为的认定标准和惩戒程度不同的现象。

2.實施方面

首先，我国的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不强，权力过于分散。在法律体系中的实施单位，目前的反腐败机构体系主要是由检察机关、纪检委和监察部门和国家预防腐败组成。

其次，惩治腐败机构部门众多、标准不一，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缺乏系统性、常态化。严重影响了反腐败制度体系的规范性和制度的执行效力，这一现象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已有所改观，比如纪检监察机构和检察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已趋于常态化，但仍缺乏制度规定。

再次，监督机构、监督方式众多，但监督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我国的监督机构有：人大监督、党的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但存在监督不力的现象，如从党内监督来看，在现行体制下，纪检委与同级党委政府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纪检委是监督者，党委政府是被监督者，但纪检委作为监督者又受被监督者同级党委的领导，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导致监督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惩治与预防腐败法律体系建设的建议

1.立法方面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法律体系。完善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规定，科学设定良性规定，这一点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已得到体现。整合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党内法规等各种规定，查漏补缺，去除重复规定，精简规定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标准不一的情况发生，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腐败治理制度体系。

2.司法方面

在机构设置方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建立法院、检察院省以下垂直管理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不受当地行政机关干预，充分行使审判职能和检察职能。

进一步明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管辖范围和惩治法律规章制度，实现权责分明。进一步明确“两个主体”责任，落实党委领导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同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同时，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中完善纪检监察机构和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制度，有效保障案件移送的规范化。

3.宣传方面

公开透明是保障案件公平正义的重中之重，我们在推行阳光行政、阳光司法的基础上还应加强舆论宣传，在发挥报纸、电视等常规宣传媒介宣传的同时，充分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宣传作用，大力宣传反腐倡廉的同时，除涉密案件外及时公开案件信息进展情况，澄清谣言，避免造成不当的社会舆论。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我们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做到依法反腐、依制度反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陈洁.试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J].法治与社会，2012年第32期.

[2]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3年第03期.

[3]《商君书·修权》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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