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翁精神故事

主人翁精神故事（精选8篇）

主人翁精神故事 篇1

铁人王进喜，对于我们80后的一代是不太熟悉的，只是经常听到老人们在耳边述说铁人怎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忘我拼搏的精神，听完后最多也只是感到现在的我是幸运的生在了幸福的年代里，从未真正去设想老一辈们走过的到底是一种怎样艰辛的道路。2013年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我们组织学生观看一系列有关铁人的影片时，当我们手捧书卷向孩子们解读“大庆精神”的内涵时，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内心涌动太多的感受。感动中一个身影便在我脑海浮现，一个名字跃然于我的眼前......他就是今天我故事的主人公，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却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融入血液，植入灵魂，用心领会，用行权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三十几年来，甘于奉献的马场小学负责人王庆全。

马场小学在我镇最西北，属于农村偏远学校。本村的老师就只有一名，其他教师要每天的跑通勤，为了赶车而晚来早走，这样在教学管理上就出现了漏洞——先到学生的没老师管理，教学时间不能完全保证，安全上也有极大的隐患。为了更好的教育管理学生，让家长放心的把孩子交到学校交到老师的手里，于是家在县城的他，成了学校的守护者。星期日的下午他就从百里之外的县城赶到学校，周五下午放学后才赶最后的一班车回到县城。清晨，自己动手煮一把挂面，匆匆吃上两口，趁着通勤老师还没到他就组织到校的学生打扫班级内卫生开始上早自习。晚上，老师们离开学校，他又默默的拿起扫除工具带领值日的学生把学校的走廊、操场打扫的干干净净，天黑了热上中午的剩饭当晚餐，走进学校的值班室，他忙碌的一天才落下帷幕。就这样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孩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地“引领”着老师进入工作状态。多年如一日，白天他是学校的老师，晚上他是学校的护工，默默守护着学校，守护着孩子们。

其实王校长上有高堂，下有幼子，家务事繁多琐碎，多年来却从没有因家务事而请假。2014年王校长的妻子查出患有糖尿病，同年2月突然患脑梗入院。由于马场小学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他没能及时赶到医院而被前来的亲属们一顿数落，妻子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不能自理，驻守学校的他也未能守侯床边悉心护理与照顾而是托之亲友。孩子读书、参加工作，因学校工作忙，他也从未送过、看过。这期间他付出了多少心血，牺牲了多少个人利益，亏欠了家庭多少的感情债。可他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把更多的情和爱洒向了学校，奉献给了大山的孩子们。

是责任和使命的驱使，让王进喜超越自我、透支生命，用47岁的年轮践行了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言。是责任让王老师三十余年如一日地工作在边远的农村小学，三十余年如一日地矢志不渝地从事着最平凡的教师工作，三十余年如一日地用满腔热忱去热爱着教育事业。尽自己的所能，倾自己的心血为农村的孩子照亮一片光明的前程，为农村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作为一名大庆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先辈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作鼓舞；作为一名胡小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因为我们身边有王老师这样的榜样的力量作动力，内心无比充实。我坚信：一个英雄，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一个个榜样，一曲曲壮歌，一代代相传！

身边的榜样 大山的脊梁

主人翁精神故事 篇2

在从一种罕见的肌肉疾病恢复之后, 弗里曼就积极参与2 0 1 0年2月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比赛过程中弗里曼遭遇了一些挫折, 包括他的血糖水平骤降导致他在比赛过程中虚脱。

“那简直太让人失望了。”弗里曼说,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告诉孩子们尽管糖尿病有时候让你没有办法参加比赛活动, 关键是要不断前进, 不断努力。”

为了帮助弗里曼分享这些信息, 他今年扩大了年度露营旅行活动的规模, 并制作了一系列新的网络视频, 包括记录弗里曼奥运经验, 和关于毅力、接受、决心的个人故事。

8年来, 弗里曼探访了超过3000个参加糖尿病友夏令营活动的孩子。该夏令营在传统的露营活动中设置了一些特殊的环节, 来提供孩子们医疗和社会支持。今年弗里曼已经参加过全美14个夏令营, 在那里, 他将与营友、家长们、工作人员交流, 并且参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每一站中, 孩子们最重要的问题永远是他是如何在日复一日控制自己的糖尿病的同时保持最高水平的竞争力。而弗里曼的答案也永远相同:尽可能的了解糖尿病至关重要, 但是除此之外, 频繁的血糖测试、拥有家人、朋友和医疗团队的支持, 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我想要告诉这些孩子, 即使患有糖尿病, 他们也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完全不需要将自己封闭起来, 我希望我的故事对他们能有所启发。

《故事报》的“精神污染”案 篇3

《故事报》当年由抚顺市群众艺术馆主办。被诬为“精神污染”时，每期发行量已高达260万份。1983年秋，报纸还在正常运行当中，大祸突然从天而降。

那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要编辑部准备两套从创刊到最近一期的整套《故事报》，分别送市委宣传部和省委书记郭锋处。第二天一上班，市文化局党委书记与几名本局的同志，来到《故事报》编辑部，严肃宣布：《故事报》暂时停刊整顿。随后，省委工作组也进驻。

编辑部紧急集合开会。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奉天拆白党》一稿是怎样出笼的？《故事报》编委、编辑杨尚青介绍：“拆白党”系自然来稿，作者沈阳人，其他情况不详。稿件首先由他审读，提出备用。他在发稿单上签有审读意见，大意是：我们不要过多地刊发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应注意挖掘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品。这篇稿子可考虑刊发，如一时拿不准，可开个会，大家议一议（大致回忆）。他将稿件签完，就出差到外地着手建立发行站去了。20多天后，他回到编辑部，《奉天拆白党》已经见报。他还特意找出发稿单，见上面由编辑部主任、主编、支部书记、艺术馆馆长均分别签字：同意；同意尚青意见；同意可以发表。

杨尚青介绍完情况，即建议，将原发稿单调出查验。主编金某在惶惶不安中，从文件柜里拿出所有稿件档案。经查，所有刊发过的稿件，均一一存档，唯独《奉天拆白党》的发稿单缺失。杨尚青预感问题严重仍紧追不舍，要金某做出解释，金某嗫嚅着说，这个发稿单丢失，原因不清楚。稿单上原有签署意见，记不得。此时，支部书记高凤奎发言说，杨尚青的回忆基本属实。

看看天色已晚，主持会议的原文化局党委书记冯志恩宣布散会。

30年后，杨、冯均已离休。一天朋友聚会，杨尚青偶遇冯志恩，当年与《故事报》冤假错案有利害关系的金某已过世，胡乔木也逝世，杨便毫无顾忌地向冯问起当年关于“拆白党”发稿单存档不翼而飞的事件，当时为什么正追到关键时候，冯竟突然宣布散会呢？冯说：“当时呀，明镜似的，那发稿单除了金某故意藏匿或销毁，还会有其他别的结论吗？组织上已经心知肚明了，在当时要让他承认这个事实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与你不同，出事之后，他非常害怕。他的父亲是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他本人又是“摘帽右派”。后来艺术馆所以让他担任《故事报》主编，是因为他对《故事报》比较熟悉、热心。想不到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他能不紧张吗？”

《故事报》被诬为“精神污染”，起因是上海艺术馆的两个人，给上海《解放日报》写了所谓的揭发检举材料，《解放日报》发了内参。说抚顺《故事报》发表了许多不健康、对读者有毒害的作品。其中有《奉天拆白党》一稿，详实地介绍了旧社会嫖妓的全过程。胡乔木不调查，不调阅涉案作品，就在内参上作了批示：如查实，编辑、作者、发行人员，均应按刑法严肃惩办。

据事后听说，辽宁省省委书记郭锋曾打电话询问中央领导人批示以《故事报》为典型反对“精神污染”，有何政治背景，但没有获得确切的消息。郭锋审读了已经出版发行过的几十期《故事报》后，告诉省委宣传部，并未发现黄色的东西，我看顶多也就有些灰色罢了（大意）。紧接着，重点审读“精神污染”代表作《奉天拆白党》的省、市两级工作组也先后传来消息：《奉天拆白党》非但没有旧社会嫖妓全过程的黄色内容，而且应该说不失为一篇优秀作品。在全部已经出版发行的《故事报》作品中，也未发现有不健康乃至黄色描写的作品。但省委宣传部的一些同志却主观臆测，胡乔木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同志，决不会空穴来风，更不会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轻率地做出如此重要的批示。于是便将抚顺市市委宣传部分管报刊出版工作的副部长杜贤书叫去，进行谈话，令杜贤书负责追查、交出有精神污染内容的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报》。杜贤书当时对此虽然有些义愤填膺，却也不敢辩驳，但最后，他还是在省委宣传部同志面前，斩钉截铁地说：“我敢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保证，《故事报》绝对没有第二种版本。绝对没有！”

此时，从中央宣传部来的一位新闻局局长到抚顺市坐镇。随后，北京新华总社派来两名女记者。在采访完市委书记、宣传部、文化局和《故事报》主编金某等一干人之后，两人又坚持要采访杨尚青。听完杨尚青的采访介绍后，两人与他热情握手道别。

两记者回京后，新华社对《故事报》“精神污染”事件，并未发表任何文字。

但《辽宁日报》社的一位记者到抚顺市采访其他方面的消息，恰遇《故事报》主编金某，金某就主动向其“介绍”，杨尚青有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作品的“背景前科”。因此，《故事报》发表的一些有问题的作品，大部分都经他编发，云云。事后，《辽宁日报》便以《水正落，石欲出》为题，在一版刊出该报记者的采访，称杨有写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作品的前科，因此《故事报》有问题的作品大都由他“编发”。

第二年春，“污染案”悄悄有些平息。因为查无实据，杨便首先拿起法律武器，将《辽宁日报》采写《水正落，石欲出》的记者告上沈阳中院法庭。法庭虽然接了案，却也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上牵中央、胡乔木，下涉中央辽宁省委的机关报，无奈只好传当事记者到庭，进行所谓“调解”。

法庭上，该记者表现得非常“谦和”。杨尚青问他，什么是编发？与签发有何区别？又问他，我写过什么“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发表在何处？该记者一律答以“我有愧”，从不正面答复。并称，他到抚顺市原有别的采访任务，只是在某一个场合，偶遇《故事报》主编金某，就顺便采访了他。回到报社，向赵总编进行汇报，总编批示：立即见报。第二天，就在《辽宁日报》头版刊发了。

当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沈阳中级法院对此类案件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调解为当事记者向杨尚青道歉，报纸表态，只能以“刊发由杨尚青撰写不涉及《故事报》内容”的稿件，以示“平反”。

这段事背后还有另一番缘由。

一年前，金某未经编辑部讨论，下聘书将上海《故事会》某主编聘为《故事报》顾问，并邀来抚顺向编辑部讲课。此举遭到以杨某为首的部分人的抵制，可能是此事触发了上海两名告状者。

原来两名告状者均为上海艺术馆上海《故事会》的工作人员。当时上海《故事会》的发行量向上增长，抚顺的《故事报》也长驱直入上海。也许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阵地，先投书《辽宁日报》，并未引起重视。几日后，以杜撰出的所谓“精神污染”的“事实”，向上海《解放日报》投书。胡乔木根据《解放日报》的“内参”，做了“严厉”的批示。

杨尚青在结束了对《辽宁日报》记者的诉讼之后，先后给胡乔木写了3封信，不见只字回复。但抚顺市市委从宣传部的3位部长到市委书记刘振华、副书记祁茗田，纷纷找他谈话。有的安抚，有的撇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杨尚青又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写了一封申诉信。信发出后的第十一天，杨忽然接到发自北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挂号信件。

杨将中纪委来信及市委宣传部接胡乔木电话记录抄件，一并交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振华，要求公开见报，为《故事报》及部分被诬作品平反。并提出，抚顺《故事报》应对上海的两个诬告者进行司法诉讼，要求赔偿，刘振华说：“让我考虑考虑吧！”后刘调任山西省副省长，当然就再无下文了。

胡乔木通过中纪委的复信，声称他并未收到寄给他的3封信。

半年之后，《故事报》复刊。组织上决定，《故事报》仍由金某任主编。

报纸虽然复刊了，但大家发稿更小心了，一些稍有锋芒的稿件都被退稿，后来，这些被退稿件大都被发现刊载在其他故事报刊上。《故事报》复刊后10余年一直未超过5万份。一蹶不振，实在无奈，于2009年夏天宣布停刊。

延安精神小故事张燕莎 篇4

盈江县第一小学五年级221班张燕莎指导教师：冯转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茫„„”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一个小女孩。

那是一个空气新鲜的早晨，妈妈和我去街上买菜，街上的人不是很多，一个个来去匆匆。在路边我看到一个女孩，他圆圆的脸蛋，乌黑的头发，月牙儿似的眉毛和一双蓝宝石似的眼睛，高高的鼻子，红红的小嘴闭得紧紧的，正在东张西望，看她的样子挺着急的，手上还拿着钱包，我瞥了她一眼，走了几步，便看到一个老奶奶，拉着一个早点铺的老板问：“老板，刚才我来买早点的时候，你看到我的钱包掉了吗？”老板说没有。老奶奶挪着艰难的步子走向另外的摊点„„正当我对老奶奶充满无限同情之心的时候，一句清脆的声音传来：“奶奶，这是您的钱包吗？”“是的，是的！”老奶奶紧皱的额头舒展开了。“看看数量对不对，找你好久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呀!好孩子！”“不客气，奶奶再见。”小女孩像一只快乐的百灵鸟走了。

用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 篇5

——访作家熊召政

◎文/ 本刊记者 李宇清 刘延霞

很难用一种身份去界定熊召政。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写小说、话剧剧本，也写诗歌、散文，同时他是历史学家，是书法家。他说，自己其实只有一个头衔：书生。在中国，“书生”一词意味着家国情怀，意味着社会责任。看熊召政的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认真——认真读书，认真写书；听熊召政讲话，可以感觉到他的尊重——尊重历史，尊重读者。而在采访中，我们时刻感觉到的，是这位“书生”内心的热度。

“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更替，不是异族入侵”

《秘书工作》：您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您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传达什么？

熊召政：写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历史观，是通过你的历史观反映出来你所追求的、坚持的价值观。比如我正在写的《大金王朝》，是继《张居正》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目前完成了第一卷《北方的王者》。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一个阶段的特殊性，通过这个特殊性反映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罗贯中写的魏蜀吴，是一个汉人的圈子，是一个“小三国”，而辽金宋则是一个很大的“三国”，所以我就此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大三国”。论据是什么呢？首先，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有辽史、金史，这说明中国的正统是承认这两个朝代的，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且当时所有的官方文件，包括辽国、金国的，用的都是汉字，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个“大三国”，面积比“小三国”大很多，“小三国”涵盖七百多万平方公里，“大三国”则是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贝加尔湖、北方四岛、库页岛等，那个时候都是中国的。

还有一点，为什么从金国的角度来写？是因为金灭了北宋。北宋当时有八十万“野战军”，金国只有六万，为什么八十万打不过六万？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北宋每一次打仗时任命的太监及监军都是不懂军事的，真正优秀的指挥员没有权力。还有就是腐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官场腐败，文恬武嬉，兵不思战。北宋灭亡以后，很多贵族跑到了南方，回忆亡国的整个过程，他们很沉痛，有个大臣写了16个字来总结教训：“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人们觉得战争非常遥远，一直过着太平、安逸的生活，丧失了忧患意识。宋徽宗在位十七年，把国家变成一个娱乐化社会，可谓“天天都是嘉年华”。在他之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这样一种豪迈之气。他上来以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整个社会渐失英雄气概和硬汉精神。娱乐至死，实干兴邦，这是我提炼的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只讲汉文化，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汉民族是中华民族一个最大的有机部分，但不能涵盖整个中华，中华的概念是多民族的概念。我就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告诉大家，不是一个异族的、野蛮的、低劣的民族侵略了高贵的、文化发达的汉民族，而是一个草根的、廉政的、硬朗的民族战胜了腐朽的、没落的、贵族化的统治集团，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更替，不是异族入侵。

“中国精神要通过中国故事来展现，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见、体会得到”

《秘书工作》：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您也参加了，总书记还和您有过交谈。当时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熊召政：那天座谈会开完后，总书记走过来跟我们每个人握手。轮到我的时候，总书记说：“我知道你，《张居正》就是你写的。这书写得很好，我看完了。”

会上总书记的讲话，最触动我的还是关于民族文化的追求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我想，中国故事既是五千年的故事，也是当下的故事；既是历史的故事，也是现实的故事。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怎样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健康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梳理我们的历史，让它对我们的国民、对我们的改革有借鉴和启示意义，需要去认真思考。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某些现象作出了一些批评，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文艺创作有浮躁的问题，文艺不要当市场的奴隶，不要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等等。我想，中国精神要通过中国故事来展现，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见、体会得到，那么文学作品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历加阅历，构成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资历”

《秘书工作》：除了写作之外，您还参过军，下过乡，经过商，并在机关工作过。这些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帮助？

熊召政：古人讲，成就一个作家，成就一个学者，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卷书，是指从书本上获取的知识；万里路，是在大地上得到的体验。读书与实践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阅历。经历加阅历，构成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资历。我曾经是战士、知青、商人……这是我的经历。每一个领域带给我完全不同的社会接触面，每一次阅读带给我不同的思考和借鉴，这是我的阅历。经历和阅历多了，就是我的资历。

一个人的经历对于创作，不是有没有用，而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好。比如说我书里描写的危机处理，危机来了宋徽宗的处理能力很弱，但是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反应就很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在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哪个地方出个什么事情，阿骨打是第一时间去处理，宋徽宗这边则是先要一层层上报，过几天群臣再开会讨论，表现出来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弱。我们说雷厉风行，雷厉风行也是需要判断力的，判断力就来自于一个人的阅历。从这一点上看，各项工作都是相通的。

“公文和文学不一样，它不是随意挥洒，而是字斟句酌又条理分明的文字” 《秘书工作》：秘书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写材料。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不同，但好文章有相通之处。能否谈谈您写作的心得，给大家一点建议？

熊召政：我也写过不少公文。我曾经在县文化馆工作，一到县里有大文件、大材料要攻关，比如每年年底的全县工作总结，都会把我找去。不到30岁时我被调到省文联，那时全省文代会报告的写作我也参与了。公文和文学不一样，它不是随意挥洒，而是字斟句酌又条理分明的文字，要在规定的文本框架内写出新意来，不能信马由缰。

好公文，应该达到我们对翻译的三个要求：信、达、雅。我很喜欢习总书记的讲话，魅力四射，充满激情澎湃的力量。起草公文，一定要自始至终充满激情。如果你把公文当成八股文来写，那肯定不好看。举个例子，现在雾霾有时很严重，当天空的雾霾让我们感到生存的环境受到了压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心灵的雾霾会让我们的精神矮化，如果由此作为开头再谈精神文明建设，效果就不一样了。写公文要有这样一种由此及彼的想象，这样一种语言的张力。

有时候在开会时我会设身处地去想，如果自己来写这个讲话，我会怎么写。我会把自己放进去，想象我的领导在这个场合会怎么讲。他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表达习惯，每一样都要充分考虑，最后写出最接近领导语气、又符合内容要求的文章。你写那么多形容词，没有实在内容，这不是领导；不能把精神、把魂儿提炼出来，这也不是领导。

当秘书要有积累。比如领导说今年要开个会，讲环保问题。你做秘书工作，所有的资料都应该在你的案头，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到巴黎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你要知道应该提炼什么。我研究过明朝帝王师，那些明朝皇帝的老师后来大都成了皇帝的秘书。像宋濂，他是明代国家制度的设计者，经手的所有文本都条分缕析，工作做得很细很完整。宋濂本来就是思想家、学问家，有这些基础，他做秘书就非常优秀，能很好地给朱元璋出谋划策。

还有，一个人只有永远充满好奇心，才能把工作做好。写《张居正》的时候，我花了五年时间扎进故纸堆，把明代276年逐一认真研究；现在写《大金王朝》，转到了宋代，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你本来是中餐厅的大厨，现在让你当西餐厅的大厨，食材的来源不一样，烹调的方式不一样，用的调味品也不一样，那么你就要重新从头去学、去做。比如澳洲龙虾要用什么料、用什么火去烤，这和四川的回锅肉做法完全是两回事。我当秘书，今天领导让我写一个环保方面的材料，过几天可能又让我写一个作风建设方面的材料。环保和作风建设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当秘书的就要有好奇心，而且是主动地充满好奇心，你渴望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任务。要有研究的心态，让自己投入进去。

“今天的人不要把自己降格到为生存而工作、为工作而努力”

《秘书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写文章，不仅需要方法和技巧，更需要一种态度、一种精神。

熊召政：我曾跟人说，作家就应该像司马迁那样在寒窑里写作。当秘书，写文章，要坐得住冷板凳。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界开天辟地的人物，在他之前，中国没有完整的史书体例，这个“纪传体”是他创造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混沌未开的情况下开创出来的，这很了不起。现在的人容易丧失斗志，从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风雨洗礼，一遇到大的挫折，精神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谁能比司马迁受到的冲击更大？当他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候，当自己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刑余之人而遭人唾弃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完成《史记》？那就是理想。当一个秘书也好，当一个作家也好，当一个哲学家也好，当一个科学家也好，永远支撑着自己前进的就是理想，这是第一。第二是信仰，司马迁的理想是完成《史记》，他的信仰就是中华民族。他不信仰这个民族，他就没有动力把这个民族的列祖列宗的东西分门别类地留传给后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不要把自己降格到为生存而工作、为工作而努力。一个人，要为理想而奋斗，为信仰而终生不渝。

一个投入全部身心、充满理想信念的人，和一个仅仅在工作层面认真努力的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我在看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例子：宋徽宗时，按照两国约定，金国要归还当初石敬瑭割让出的燕云十六州。但是北宋这边工作失误，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如金国掌握的详细，第一轮谈判立刻就陷入困境。金国明确指出，当年石敬瑭向契丹请兵解围时，燕云十六州都属于后唐的领土，但具体交割时，只剩下十三州，平、营、滦三州在此之前已被辽兵攻占，因此，这三州不在归还之列。消息传回汴京，徽宗急召大臣商量，希望能提出一个方案，迫使金国兑现承诺，但在场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能说清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沿革。后来，在这三州的争夺战中，双方都花了很多气力。在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上，北宋那些文臣竟然没有人提前主动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皇帝身边不乏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但在这件事上有这样的表现，难道不是少了一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吗？ “读书不能‘偏食’，要学会享受每一种精神大餐”

《秘书工作》：历史上的这些故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今天的党员干部应该如何学好历史、用好历史？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吗？

熊召政：“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陶渊明的读书方法。阅读面要宽，读书的种类要多。如果你一辈子只吃川菜，你永远也不知道潮州菜、扬州菜、本帮菜的味道。中国的菜系都吃过了，你也不知道法国餐、意大利餐的味道。所以永远要有好的胃口，不排斥，不能说这个味儿我不喜欢就不吃。读书不能“偏食”，要学会享受每一种精神大餐。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固然都错，但是首先你要知道，是“古”和“洋”开拓出今天的样子。秘书更要如此，比如大数据来了，应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必须知道。又比如“互联网+”提出来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学……究竟有没有互联网不能加的东西？那我首先要把“互联网+”搞清楚，然后再看看它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世界潮流是怎样的，在中国又有什么意义。从一个概念延伸下来的所有东西，你都要去跟踪调查。可以“不求甚解”，但一定要“解”。凡是最新的学问，一定要涉猎、要了解，否则你就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的人。

说到读史，首先要明白学历史不可能一蹴而就。初读历史的人，常常找不到门，感觉到读这本书糊里糊涂的，读那本书也是糊里糊涂的，这是第一阶段，就是所说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什么没有办法从历史中跳出来呢？比如你给我一套陈寿的《三国志》，在历史观上我就受他的影响，就评判不了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错，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的。一定要经过长久的积累，掌握很多的资料，才有批判与反思的能力，所以读书第一要建立多读、研读的习惯。第二要在多读、研读的基础上，找出一本书中值得借鉴吸取的地方以及它的不足之处。第三要最终从书中跳出来，有一种归纳的能力，能从看过的书中归纳出一条历史的经验来。这种归纳的能力没有几十年的努力是很难拥有的。

“忧患让你能发现问题，担当让你能解决问题”

《秘书工作》：读史不易，写历史小说更是不易。您用十年时间创作了《张居正》，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一场改革。张居正这个人物身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他推行改革的智慧，对今天有哪些启示？ 熊召政：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作了一首《怀张居正》：

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摧之。

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

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

昭昭史迹留嗟叹，社稷安时宰相危。

张居正上任时，面临的是腐败成为常态的一个官场。“政令不出北京”，离开北京皇帝的诏书御旨就不起作用了。为什么？“政以贿成”，就是所有的政令都要通过贿赂才能办成。还有就是空谈，很多大人物身边都跟着几个神汉，热衷于搞迷信，却没有建立官场的政信。

上任第二天，张居正给北方的大总督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何德何能坐到了这个位置上，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对国家施以改革。我知道改革非常艰难，但是我作好了准备，哪怕所有的明枪暗箭朝我射来，哪怕所有的陷阱在前面等着我跳，都无所畏惧。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当时凸显的问题是财政问题，张居正却从整顿吏治这个根子上下手，大胆地清除贪官和庸官，先从中央部门开刀，三个月裁了六千人回老家。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张居正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可以说没有给自己留后路。然后是用人制度的改革，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清流就是讲原则但做不了事情的人，这样的人能不用就不用。循吏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能干实事、干成事的人。这就扭转了官场的风气，把一批改革的精英推到各级岗位上。张居正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人才就在身边，就看能不能发现。再有就是改革体系不改革体制。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官场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山头，这个像毒瘤一样一定要割掉。不动体制，就是朱元璋定下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改变。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篇6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两种不同的内在精神, 如何对其进行理解, 是近年来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另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 忽视其精神价值, 由此而导致了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同时, 出现了很多负面问题。特别是面对技术应用给社会所带来的大量负面影响, 人们对科学的价值和人类的未来产生了怀疑、悲观失望甚至否定的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 正确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和处理二者的关系, 对于正确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 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在近代社会形成的两种精神文化, 正确界定它们的含义是正确理解二者关系的重要前提。对此, 人们曾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说明, 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从一般意义上说,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是贯穿在科学研究和人文探索中的精神实质, 是展现科学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 就其实质而言, 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念以及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因此,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两个内容丰富, 且又相互对应的概念, 它们表现了两个系列的价值观念, 各由其相应的观点、追求、信仰、理念、态度, 以及行为准则、规范和方法构成。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 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 在本质上它表现为约束科学家及其活动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从文化渊源上看, 科学精神的形成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科学认识过程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 以对象性的自然界作为指向和尺度, 其目标是如实地反映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认识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等理性手段, 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严密把握。科学认识尽量排除认识过程中主观性因素的干扰, 即使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严格地以客观规律为前提。因此, 科学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不仅如此, 科学其根本是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是一种求知精神。科学在求知的过程中, 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 体现着科学工作者永不衰竭的创造意识和进取精神。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独立的怀疑的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构成了科学精神的实质和核心, 是科学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因此, 科学不仅是对“物的研究”, 更是一种“理性的启示”。在近代, 正是自然科学的诞生才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真正的科学精神融人文精神于一身。科学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是为了促进人类进步、个性完善和自我解放。科学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目标。真理不是教条而是过程, 追求真理首先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科学发现具有独创性, 科学精神体现出时代精神。正是开放的心态、创新的冲动、权利的意识、效率的观念等科学意识, 使现代人具有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精神风貌, 从而适应现代化的多方面需要。这是科学精神的永恒魅力[2]。

二、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 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人文精神关怀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和谐与进步、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精神体现在追求人生意义的各种文化创造过程中, 这种过程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把人文精神理解为在形上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的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人文精神既是一种行而为状态, 又是一种理想目标, 这个理想目标必须在现实状态中才能真正展现自己。

人文精神本身并非道德, 而是道德的根据。人文精神围绕人生价值提出一系列选择依据, 诸如精神、主体、个性、人性、自由、信念、气魄、襟怀、思想、激情等价值尺度。人文精神使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价值, 发展自己的能力, 完善自己的品性, 提升自己的境界。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自然状态是自在状态, 人文状态意味着人有一种超越性。人文精神是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理想目标。有了人文精神的这种超越性, 人才能够去进行文化创造, 而这种超越性的核心就是自由。无论从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而言, 自由都是文化创新的根源。思想文化启蒙在于运用自己的内在理智去摆脱蒙昧, 进入自由境界。在此意义上, 康德说启蒙只需要自由。恩格斯也说过, 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自由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价值, 在每个历史阶段上都有其崭新的含义。

从人文精神的实践性来说, 人文精神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 一种处世心境, 更是一种生命承诺。虽然与道德相比, 人文精神更为抽象, 但并非无迹可寻。人文精神必然要通过人的道德行为和价值选择表现出来。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 就已超出道德范围, 而完全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了。苏格拉底对待死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当时并不是非死不可, 然而他宁肯去死。在他看来, 不公正地处死他, 足以证明他做出了在永恒意义上更有益、更高尚的事。只有人才会自愿舍弃物质生命, 去成就那无形的精神理想。在此意义上, 人文精神要求具有康德讲的那种“绝对命令”的性质。它不仅有高度的道德操守, 更有一种殉道精神。

人文精神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 以人为尺度去衡量宇宙万物;人文精神作为对人之生存意义的思考, 着眼于对人类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完善的思索;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入世态度, 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世界与社会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与介入方式, 是人文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一种规范与生命态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人文精神甚至体现在像王国维、蔡元培、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生命中。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 是这个知识阶层的精神特征。赋予生活与生活经验以价值意义, 这是人文知识分子还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理由。如何使个人生活经验获得历史感与普遍意义, 如何使个人存在与历史存在相联系,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真实的经验从来都是生存性经验, 生与死、有与无、善与恶、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禁止与诱惑, 人生处境从未能脱出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两难“尴尬”。人文知识分子的崇高职责, 就是要追问和回答生存意义问题, 而生存意义只能在对生存经验的探索中获得。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看到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道德、伦理、宗教在人类经验世界中产生的意义。这也就是说, 生存经验本身并没有“自足的”意义, 其意义要通过人文表达才能实现。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人生是有过经验而难以体验其意义的, 而没有意义就意味着经验的丧失。个体经验、民族经验以及人类往事, 一再被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式讲述, 被赋予历史性甚至宗教性, 这是日常生活获得意义的方式, 也是人文精神的价值之所在。

真、善、美的东西, 是现实感、价值感、历史感在生存经验中的结晶。任何一种具有启示性和感召力的精神产品, 都体现着真、善、美。人文精神作为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思想, 是一种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生成过程;人文精神作为信仰追寻, 不应囿于抽象理念的追寻, 而应进一步转化为个体的现实的操作方式。个体的操作方式受内在自律性制约, 这种内在自律性表现为一种“人格意识”。对人文精神的追寻, 最终落实在个体价值人格的确立上。在大众文化中, 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趣味的追求上;在精英文化中, 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独立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批判意识上。一般说来, 注重个体的价值追求, 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 倡导不同个性之间的平等共处, 体现着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

三、如何看待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由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的内在精神, 共同构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 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及角度, 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即使从近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形成看, 它们也是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的。它们都产生于对宗教神学蒙昧主义进行批判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价值观念的变化, 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人文文化领域, 它呼吁人性的解放, 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 提倡科学实验, 反对迷信, 重视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才得以形成。

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在近代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倾向开始滋长。当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一经在西方得到响应, 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追求, 对自然的不断探索就成为近代以来一股强大的洪流, 滚滚向前。当休谟以“是”与“应当”的区分来取代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念时,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逐步展现开来。这种分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为两种文化的对峙, 以科学知识及科学操作为内核的文化领域, 与围绕人文研究所展开的文化领域, 各自分别构成封闭的文化领地, 二者之间无法进行交流, 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鸿沟。这种对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程度的提高愈演愈烈。两种文化对峙最终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对立, 导致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一化和片面化, 造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严重失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对立思潮的泛滥, 就是这两种精神对立的必然结果和体现, 其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近代以来, 随着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兴起, 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 导致了科学主义和惟科学的倾向。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上, 出现了科学的霸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要手段的科学技术被过度强化, 似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工具。这样, 科学技术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就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它不仅成为物质生产的决定者, 同时也成了人类精神的主宰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科学精神被极力张扬以致被扭曲, 科学理性和原则被看作人类惟一的理性原则, 科学规范、科学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无条件地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 排斥了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所倡导的普遍价值观, 工具理性逐渐取得了对价值理性的胜利。这样一来, 作为主体的人反倒成了对其对象的认知结果的奴隶, 人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逐渐丧失。由此在许多方面导致了真理与德行的分离,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 伦理与人的实际需要的分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严重分裂直接导致了20世纪的人类文化危机, 使人生活在普遍的意义失落和价值危机中, 人们感到焦虑不安, 迷茫不解。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战乱, 意识形态的对抗,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人口、资源、环境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问题, 都构成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科学文化对人类的严重异化。因此在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 全球经济获得辉煌成就的同时,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3]。

由于科学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无限张扬和对人文精神的排斥而导致的人类文化的危机, 导致了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但人本主义基于人们对科学理性的悲观失望, 无限夸大人的非理性一面, 过分强调人的意志、情感、生命、潜意识以至本能的作用, 将人文精神无限地发扬光大, 同样造成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 西方一大批人文学者公开对科学采取敌视态度, 他们都将战争的残酷, 机械文明的非人性, 核武器的恐怖, 环境的恶化等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致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极端思潮。这种以人文精神否定科学精神的倾向, 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的文化精神,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互补的。只有二者并重, 才能保证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重视一方、贬低一方或强调一方、忽视一方都是十分有害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科学精神能保证人文精神得到真正的实现, 事实证明, 科学精神不仅能够通过科学知识的创造、普及与传播, 来提高人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推进社会的文明化, 而且能够注入社会, 推进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道德化。特别是科学的发展, 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5]。人文精神则能保证科学精神的正确指向, 首先是人文观念为科学活动提供指导性的原则。“人是目的”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文信念, 在很大程度上对科学的工作方向具有规范作用, 使科学的发展同人的目标要求相一致。要想真正地认识世界, 必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使用综合交汇的方法和视线, 这样才能达到追求真理、讲究价值的完美统一。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和对立是当今时代不可忽视的一大严重问题。理性主义科学观把科学视为理性的化身, 将科学等同于真理, 因而使科学获得了特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并由此傲视和否定其余一切文化。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同时, 也在承受着它对自然的破坏、对社会的干扰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折磨。有的人为了获得科学荣誉, 不惜采取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手段, 违背了科学的一般原则, 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一些伪科学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 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也冠以高科技产品而欺骗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 它就是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 就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科学不崇拜任何东西!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迷信和伪科学的盛行, 不仅反映了科学精神的不足, 也反映了人文精神的不足。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人文精神应该具有现代科学意识, 科学精神应该充满高度的人文关怀, 这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成岗.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文化危机[J].社会科学辑刊.1998, (4) :5-7

[2]卞敏.终极关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江苏社会科学[J].2005 (5) :99-104

[3]韩文莆, 赵红光等.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J].2002, 10 (2) :73-75

主人翁精神故事 篇7

“小米”让人们生发联想。“小米”古称“粟”，“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米”又是“社稷”内涵之一，是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已有七千年的栽培史，养育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是国家根基的作物。北京皇城的社稷坛，“社”是土地神，“稷”就是农业之神。

“小米”创始人雷军和“百度”掌门人李彦宏，对中华古典诗词有着同样的执著。让雷军顿悟的一句佛家语——“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这与今人常说的“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蕴含相同的哲理。“梦里寻她千百度”的竟是“一粒米”，意味隽永，异曲同工。更有故事的是在《雷军：世界需要我的突围》一书中的记述：雷军吹响了“小米”创业的“集结号”、完成了“创始人拼图”后，海淀保福寺桥边的一家小公司悄然开张了。“那天早晨5点钟，黎万强的老爸起床煮了一锅小米粥送到公司，我们一起喝小米粥，就开始创业了！”这种情景，让人想到雷军用“小米加步枪”的精神闯荡世界的意味。据说雷军尤其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如今也只能借用一句“车如流水马如龙”来形容“小米”手机门庭若市的销售场面了。

“不惑”之年的雷军，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五星红旗”体制下培育出的“三好学生”。《硅谷之火》点燃他的IT梦想，“两年修完四年的课程”，笑纳武大奖学金，学子创业已然成为武汉电子一条街的“名人”。23岁“北漂”踏上中关村大地风云际会求伯君，成为金山的栋梁之才，“研究‘盘古’尽管败北，却为开天辟地积蓄能量”，“词霸”和“毒霸”相继问世，“托起金山的未来”。无奈地忍痛割爱“卓越网”，祸福相依却成为一个富翁，“烧不死的九头鸟”啊，历练为最佳“天使投资人”，诞生了“顾问帝”的投资哲学。最为精彩的故事，雷军毅然由“软”变“硬”，创办“小米”科技，进入商业3.0时期，在搅局中颠覆传统的“性价比”，博得“米粉”的欢呼声，铸就新的辉煌。互联网时代，“人生易老天难老”，40岁尽显“老态龙钟”，可是雷军一想到联想的“长青树”柳传志是40岁创业，华为的“硬汉子”任正非43岁起步，“人，因梦想而伟大”，于是下定决心向风口浪尖扑去，“弄潮儿涛头立”。

中关村人踏石留痕。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人，柳传志“不知老之将至”继续拼搏，王文京婉拒“红帽子”，王选谢世，段永基谢幕……大有“风萧萧兮”之感。改革中期的第二代人，杨元庆联想接班续写辉煌，王志东“另起炉灶”点击新路，冯军坚持抗鼎爱国者大纛……。改革攻坚克难的今期，李彦宏固守百度搜索一家独大，张朝阳“抑郁”后正在觅求新路……。惟有隶属第二代的雷军，“老革命”开辟新途径，喊出“世界需要我的突围”之时代最强音。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雷军是神州大地改革开放“大时代”造就的“互联网英雄”。

成语故事与主人公 篇8

成语与主人公

卧薪尝胆（勾践）背水一战（韩信）投笔从戎（班超）破釜沉舟（项羽）指鹿为马（赵高）纸上谈兵（赵括）东窗事发（秦桧）凿壁借光（匡衡）叶公好龙（叶公）围魏救赵（孙膑）负荆请罪（廉颇）精忠报国（岳飞）东山再起（谢安）图穷匕见（荆轲）慷慨悲歌（荆轲）杀妻求将（吴起）赴汤蹈火（嵇康）约法三章（刘邦）铁杵成针（李白）程门立雪（杨时）乐不思蜀（刘禅）四面楚歌（项羽）江郎才尽（江淹）煮豆燃萁（曹植）韦编三绝（孔丘）退避三舍（重耳）金屋藏娇（刘彻）十面埋伏（项羽）马革裹尸（马援）多多益善（韩信）老当益壮（马援）刮目相看（吕蒙）七部成诗（曹植）宝刀不老（黄忠）才高八斗（曹植）一身是胆（赵云）封金挂印（关羽）单刀赴会（关羽）望梅止渴（曹操）草木皆兵（苻坚）口若悬河（郭象）木人石心（夏统）将功折罪（凌统）因势利导（孙膑）运筹帷幄（张良）弄假成真（孙权）拔山扛鼎（项羽）枕戈待旦（刘琨）如坐针毡（杜锡）老马识途（管仲）对症下药（华佗）梦笔生花（李白）出将入相（李靖）出奇制胜（田单）数典忘祖（籍谈）力不从心（班超）人面桃花（崔护）一马当先（黄忠）一诺千金（季布）一言九鼎（毛遂）一去不返（荆轲）一目十行（萧纲）一字之师（郑谷）入幕之宾（谢安）人中之龙（宋纤）起死回生（扁鹊）大器晚成（崔林）抛砖引玉（常建）两袖清风（于谦）其貌不扬（然明）将计就计（曹操）胯下之辱（韩信）毛遂自荐（毛遂）一饭千金（韩信）按图索骥（孙阳）东施效颦（东施）洛阳纸贵（左思）孺子可教（张良）完璧归赵（蔺相如）鞠躬尽瘁（诸葛亮）精兵简政（李鼎铭）焚书坑儒（秦始皇 初出茅庐（诸葛亮）南柯一梦（淳子棼）入木三分（王羲之）神机妙算（诸葛亮）一字千金（吕不韦）鸡鸣狗盗（孟尝君）七擒七纵（诸葛亮）半途而废（乐羊子）狗尾续貂（司马伦）胸有成竹（文与可）千金买笑（周幽王）怒发冲冠（蔺相如）请君入瓮（来俊臣）破镜重圆（徐德言）病入膏肓（晋景公）草船借箭（诸葛亮）前度刘郎（刘禹锡）匹夫有责（顾炎武）天作之合（周文王）对牛弹琴（公明仪）用兵如神（诸葛亮）目不窥园（董仲舒）百步穿杨（养由基）鹤立鸡群（嵇ji绍）闻鸡起舞（祖逖ti）梁上君子（陈寔shi）一鼓作气（曹刿gui）瓮中捉鳖（李逵kui）千金买骨（郭隗wei）惊弓之鸟（更羸lei）画龙点睛（张僧繇you）一鸣惊人（齐威王）九世之仇（齐襄公一箭双雕（长孙晟）风声鹤唳li（苻坚）三顾茅庐（刘备 诸葛亮）手不释卷（刘秀 吕蒙）悬梁刺股（苏秦 孙敬）汗流浃背（杨敞 周勃）期期艾艾（周昌 邓艾）高山流水（俞伯牙 钟子期）多行不义必自毙（共叔段）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诸葛亮）三过其门而不入（大禹）大事不糊涂（吕端）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吕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项庄舞剑志在沛公（项庄）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韩信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