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精选8篇）

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篇1

径，在这里我仅从现代民主治理的角度谈谈对和谐社会的几点认识。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政通人和、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有序、尚同一义、博爱互助等等，既是我国古人追求的“大同世界”，也是西方人向往的“理想国”。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迄今最理想的和谐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完全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不复存在，人性得以完全解放，人们的创造力获得充分释放。可见，使社会更加和谐，一直就是人们孜孜不断地追求的东西，是人类的理想目标。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社会事实上是利益多样化的社会，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作用下，社会利益分配或迟或早会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逐渐形成，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一经形成，它们不仅有经济上的要求，而且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和其他社会要求。它们需要有合法的正常渠道来表达其利益要求，并要求国家的政治决策充分体现其利益需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应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处于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个人有机会申诉其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和睦相处。

和谐社会是一个合作和宽容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社会的和谐是各种利益群体和各种思想观点同时并存，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种相互融洽的关系，是古人所追求的“和而不同”。因此，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宽容的氛围和精神，要容忍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存在，尊重别人所做出的不同选择，特别要保护少数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尤其要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公共道德，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是一个团结的社会、互助的社会、合作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和谐社会当然需要人人友爱、家庭融洽、邻里团结、社区敦睦，但是，如果公民与政府处于互不信任、互不合作，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纵使人际环境再好，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一个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的社会，一个政治参与和政治透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简而言之，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善治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和法治的社会。社会生活的和谐，必须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一个动荡不定、秩序混乱的社会决不能使人们安居乐业、和睦共处。和谐社会需要权威和秩序，它要求，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始终有一个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有能力驾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它还要求，无论社会变化如何之大，社会生活依然遵循着基本的秩序。当然，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不能再建立在“传统的稳定”之上，而是建立在“现代的稳定”之上。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就是法律和制度，没有对法律规范的充分尊重就没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因此，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社会和谐的深层基础在于全社会之间拥有一种普遍的认同，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纽带。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不睦，说到底是因为缺乏相互信任。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

说，人是天性合群的动物，唯其如此才能组成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合群，是因为能够相互信任。人类若没有足够的相互信任，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正因为信任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种文化，不把它当作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和谐社会的建构：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就没有社会的团结，就不能形成普遍的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直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古人在****多年前就提出的“天人合一”问题，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老子和庄子都明确主张“天与人一也”，“天与人不相胜”，“治人事天，莫若啬”，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充分尊重自然，平等地对待人与自然，使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协调发展。和谐社会要求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社会经济的增长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进而言之，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统筹，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也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协调。

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篇2

一、作为职业共同体的新生代技工

在英文中, 职业“profession”是指需要专门技能、尤其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传统工作。新生代技工职业是指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并从事某种专门技能工作的职业。虽然不同行业对技能要求不同, 但对于技工职业中最本质的内涵就是技能。

“共同体”一词的英文为community, 德国现代社会学大师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最早研究共同体。他在书中指出, 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浑然天成的有机整体, 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是“一种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英国当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更具体地指出了共同体的功能, “‘共同体’给人的感觉是不错的”, 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 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 (roof) , 在它的下面, 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 在严寒的日子里, 靠近它, 可以暖和我们的手”, 那是一个“安全”和充满“友善”的地方。在共同体中, 共同体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依靠对方”, “如果我们跌倒了, 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没有人会取笑我们, 也没有会嘲笑我们的笨拙并幸灾乐祸”[2], 大家彼此信任, 相互依赖。一般而言, 共同体有三种基本形式, 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宗教共同体。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不断深入, 以及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的不断加强, 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形式, 诸如科学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工程共同体等, 技工职业同样也是一种共同体。

我们国家把技工划分为五个等级, 即初级工 (五级) 、中级工 (四级) 、高级工 (三级) 、技师 (二级) 、高级技师 (一级) 。但是, 技术工种很多, 诸如变电检修初级工、初级提取工、热力司炉初级工、电焊初级工汽车修理初级工等等, 不同的工种对技能有不同的要求, 不能一概而论, 其他技工类型可以以此类推。因此, 技工职业共同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以技工等级为标准, 可以划分出五种共同体类型, 初级技工共同体、中级技工共同体、高级技工共同体、技师共同体、高级技师共同体;依据工种不同, 可以划分出不同工种的技工共同体;依据技工成长的阶段, 可以划分出新生代技工共同体和非新生代技工共同体;还可以依据一般看法, 划分出高技能技工共同体和非高技能技工共同体。

新生代技工职业共同体是随着社会快速转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等当代中国社会特征而逐渐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它具有如下特征:知识素质不断提高、职业理念不断强化、自我价值不断强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与老一代技工相比, 新生代技工的相互交流和自我表现意识比较强。如果说老一代还固守传统观念, 要“留一手”, 怕徒弟超过师傅, 新生代技工更强调自身的不断进取。因此, 新生代技工职业共同体是个特色比较鲜明且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职业共同体。

二、作为价值认同的新生代技工

Identity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 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系统特性, 也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社会心理学把社会认同理解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表现;社会学偏重于社会现象的一致性 (比如身份、地位和归属等) , 人们对此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强调社会认同是个人通过范畴化将自己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 并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主观性态度。社会认同度指的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某种职业的认同程度, 比如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管理职业的社会认同度就比较高, 公务员报考人数不断刷新就是一典型例证;有些职业不是人们认同, 而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 比如清洁工、农业劳动者等, 从某种程度上讲, 新生代技工也在此之列。

新生代技工的认同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即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主要体现在人才观上。什么是人才?技工是不是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明确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 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一些高技术企业高薪聘请高级技工的事例表明, 技工是人才。然而, 企业招聘中的学历要求和公务员报考的学历限制, 使新生代技工处于尴尬的境地, 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这种危机直接影响着新生代技工的身份认同。如果新生代技工能够清楚地把握自己, 不被日常化的现象所迷惑, 依然坚持自我的价值和意义, 那表明新生代技工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情况却相反, 伴随着社会认同危机, 新生代技工的自我身份感变得愈来愈模糊, 个人身份认同也出现了危机。表现在:第一, 依赖感丧失, 自卑感浮现。制度化管理是提高企业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主人翁”地位的跌落给新生代技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第二, 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的合理关系被模糊。个体与企业之间应该是“精诚合作、共度难关”的团队精神, 而生产方式的多元化则使个体与企业实践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很多高技术人才丝毫找不到过去“老大哥”的影子。第三, 跳槽或转岗, 意味着职业认同危机导致身份认同危机。当社会认同与个体身份认同都出现危机时, 还谈新生代技工的价值认同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由此,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世纪以来的“技工荒”现象。

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0—2020年) 》中, 国家要求把高技能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工作, 并确定了技能劳动者的发展目标, 即到2015年, 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1.25亿人。为实现远大目标, 首先必须给予新生代技工以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 技工是人才。其次新生代技工应该树立身份认同意识, 技工社会价值与其他行业的社会价值具有共生性和同等性, 在职业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作为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新生代技工

整体主义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的一种哲学流派。个体主义认为,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 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 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 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个体的幸福和利益。整体主义则认为, 社会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体的集合体, 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 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 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 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

方法论整体主义是相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而言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又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 它把整体分解成假设的基本的构成性“部分”, 然后再根据那些仅仅具有原子性质的和只具有外部关系的“部分”之间的关系, 重构整体的理论框架[3]。遵循这种方法论, 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 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方法论整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holism) 认为, 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特有属性, 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 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因此, 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 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 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 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方法论整体主义要求从整体上理解、分析和深入解读新生代技工群体。在化约主义一度横行的时期, 整体被解构, 工人阶级成为一个一个的工人个体, 新生代技工也成了一个一个技工个体, 富士康“十三连跳”就是化约主义的后果或表现, 工人只能通过个体的无力反抗来争取薪酬要求和自身价值实现。这样讲, 并非要新生代技工像富士康“十三连跳”那样, 而是呼吁社会各方面要把新生代技工作为整体来看待, 这个群体代表着新时代工人的素质, 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担当着“中国制造”的真正实现。因此, 充分认识、理解和肯定这个群体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对该群体自身还是中国技术行业乃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伴随“技工荒”的出现, 新生代技工边缘化问题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之中。新生代技工是“中国制造”的“脊梁”, 高技能技工已经成为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之“核”, 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塑造新生代技工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社会理论视角解读新生代技工不失为一种尝试。职业共同体、价值认同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等都可以成为新生代技工的研究范式, 其目的在于“去边缘化”。

关键词：社会理论,新生代技工,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5-48.

[2][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2-3.

社会流动理论视野下农村养老分析 篇3

关键词：社会流动；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 F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2-90-2

1 社会流动理论概述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在其《社会流动》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社会流动”这一概念，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到如今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社会学理论。他指出“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或社会的事物及价值，即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移动”。而我国社会学家钟玉英在其《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指出“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动态变迁的一种反映。它指的是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职业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职业的变动。”[1]一般来讲人口的社会流动是其空间位置和社会位置两者的结合。

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从较低（高）的社会位置向较高（低）的社会位置移动。从较低的社会位置向较高的社会位置流动一般伴随着收入的增加、权力的增大和声望的提高。水平流动主要是指人们在同一社会阶层的横向流动，人在流动前和流动后在收入、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状况基本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水平流动虽然没有改变人的社会地位，但有利于改善个体的生活环境，以更好的发挥人的才智和能力。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同。索罗金认为导致社会流动的因素有人口特质、环境变化以及天生能力等方面。吴增基，吴鹏森指出以下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结构类型，封闭型社会结构流动性低，反之，开放型的社会结构流动性高；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他们规定着社会流动的界限和机会；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流动愿望和社会流动行为的内在因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社会流动的根本动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为我国人口社会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如今，我国人口的社会流动十分的频繁。

2 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分析

老年人口需求，既包括人口需求的共性，也包括老年人口需求的个性，这两类需求既有区别和侧重，也有交叉和共存。[2]这主要是基于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比较。同时，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生活的老年人在需求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下面将从经济（物质）需求、服务需求、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对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做相关论述。

经济（物质）需求：主要是指老年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医疗费用，为了满足其服务和精神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如参加庙会。老年人这些经济需求的满足随着年龄的增大，个人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自我将无法完全实现。而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讲，老年人经济（物质）需求的满足显得更加艰难。他们主要依靠土地来获得收入，情况好一些的早年会有一些积蓄或者子女会给一些生活补贴。

服务需求：主要是指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生病照料等方面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将不断下降，这些需求的满足只能依靠外来帮助才能实现。在农村地区，医疗、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差，或家庭本身比较贫困，给这些老年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在偏远山区，做饭、取暖基本依靠柴火，生活必需品的购买需要到距离家比较远的集市。

精神需求：在物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源于追求心态平衡、获得充实和尊严的心理渴求，具体体现为：精神慰藉的需求、保障自尊的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文化生活的需求。[3]在农村生活的老年人，由于其本身居住的相对封闭性和分散性，加上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交际圈不断萎缩，使他们可接触的人越来越少，这些需求的满足渐渐的主要是依靠子女、配偶、亲属及邻里来实现。而随着亲友的疏远、配偶的离世、子女的外出等，满足其精神需求最主要的因素----人缺失了。

3 社会流动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通过各种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向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这一流动引起的供养者与被供养者在空间上产生距离，使供养者难以满足被供养者的各种养老需求，尤其是在服务和精神上的需求。下面将具体分析农村人口社会流动给农村养老带来的影响。

3.1 空间流动导致农村养老的空间冲突

被供养者的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必须是建立在一起生活，或生活空间距离很小的基础之上。然而，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具有在时间上比较久，空间距离上比较远的特点。这就使父母养老需要的各种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很难或者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且在农村地区没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力量很难进入，所以除了来自邻里的帮助得不到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援助。但如果供养者放弃外出，在家供养老人，而在农村经济收入很难支撑起供养子女和父母的双重责任。同时，老人由于身体状况比较差，易生病，医疗费用偏高，如遇重大疾病，很难拿出钱来为其治病。所以，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引起的供养者与被供养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可避免的导致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与物质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双重矛盾。

3.2 空间流动引起养老者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即习惯让子女等家庭成员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在老了之后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4]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养老观念正在逐渐被打破。供养者的外出，使他们接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养儿防老”、“反哺”等传统观念习俗开始淡化，思家念家的情怀变得淡薄，并且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同时，供养者由于接受了新的观念，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和被供养者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从而引起两者在观念上的冲突，情感交流不畅，子女很难顺从父母的意思，使“孝顺”中的“顺”难以实现。在生活方式上，年轻一代由于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在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消费方式等方面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产生冲突，导致两代人难以生活在一起。无论供养者选择呆在农村照顾老人还是离开农村都将给老年人的养老带来挑战。

3.3 空间流动引起家庭成员地位的变化

年轻一代外出务工，一方面实现了其在经济上的独立，另一方面改变了家庭经济贡献的结构。供养者对家庭的依赖性不断下降，使得他们对父母的尊从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父母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供养者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增加，而被供养者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本身从事农业生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不断下降，使家庭中的话语权和资源支配权由父母向子女转移，不可避免造成父母因家庭地位的下降而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

3.4 空间流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老年人的生活负担

外出务工对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但这并不绝对。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将自己的子女交给父母供养，老年人因需要供养孙辈而增加了生活负担；第二，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人，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一般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耕种，同时，土地仍可以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然而，在农忙的时候没有子女在身边帮助，很多重活累活都还得自己来扛，无形中其负担加重了。第三，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大多学历比较多低，多为产业工人，收入不是太高，对有限的收入的分配时，优先满足其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得很有限。

参 考 文 献

[1] 钟玉英主编.社会学概论[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09：116.

[2] 刘金华著.中国养老模式选择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06：58.

[3] 肖雪著.促进老年人阅读的公共图书馆创新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06：65.

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篇4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影响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缺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1、多吉才让：《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救灾工作资料汇编（1）》，2001年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民生问题 篇5

来源：绿色新闻网 作者：王宇 发布时间：2008-6-16 21:24:00 浏览次数：1145次此信息由 杨燕 志

愿者发布 [提要] 摘要：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紧要﹑最根本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解决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关键词：民生；和谐社会；制度保障…

摘要：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紧要﹑最根本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解决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

关键词：民生；和谐社会；制度保障

引言

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曾经将民生问题概括为衣、食、住、行四要素。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问题的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民的衣食之忧，进入新世纪，民生问题更加突出的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是提高民生质量

“和谐”指的是合乎逻辑或规律的状态，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合理搭配、协调、协同的关系。和谐社会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勾勒出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权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等九大目标任务，字字体现民情，句句蕴含民意，条条关注民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将“和谐社会”的目标概括为“五有”，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充分说明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是解决好民生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核心问题是要提高民生的质量。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即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

二、和谐社会视野中民生问题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物质文化生产飞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生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基础比较薄弱而且不平衡，民生问题面临着诸多新课题、新矛盾。一方面，原有的一些带有基本生存性质的民生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比如目前我国还有两千多万的农村贫困人口仍处在温饱线下，城镇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因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导致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住房难等具有个人保障与发展性质的新的民生问题也日渐凸显，成了当前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在新时期，我国民生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

（一）教育问题

现代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推动，人才培养要靠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和民族兴衰的关键，教育的公平发展是构成社会和谐最可靠的基础之一。目前我国的教育水平日渐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随着基础教育管理权的下放以及教育与经济的关联逐渐增强，很多教育机构选择了将大多数教育资源投入到一小部分所谓的重点学校，尖子班，优班等等，开始走向精英教育路线，这种现状产生的后果是人为地制造了差距，同时铸成了农村的一大批被视为“基础薄弱的差校”和“垃圾学校”。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我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很大。当东部地区已经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变革的时候，很多偏远西部山区还处在前工业时期，基础教育非常薄弱，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短缺、办学硬软件低、质量水平差等方面。

第三，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处于不利地位。城市外来的民工子女，他们不能享有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在享受义务教育时处于不利地位。

（二）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对于社会和谐、家庭稳定和个人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保证就业压力很大。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就业现状不容乐观。

第二，职业供求比例不匹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但长期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而且职业供求不匹配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2003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者之比值相当悬殊。有的供过于求，如：北京的美容美发岗位为18∶1，剪裁缝纫工为6∶1；天津保险业务人员为8∶1，采购人员为9∶1；沈阳的数控操作工为6∶1，模具钳工为7∶1。与此同时，还有求过于供的，如：天津的机动车驾驶员为1∶31，维修电工为1∶56；南京的计算机工程师为1∶8，保险业务员为1∶10。第三，高素质劳动力分布不均。比如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高等学府相对集中，历年的大学毕业生很大一部分要在当地谋取就业，必然造成了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同时二级城市高素质人才短缺的局面。

（三）收入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总量有了大幅提高，国民财富大大增加。在分配领域一直倡导“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分配原则对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已经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在经济繁荣，分配有序的背后，还存在一些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善必将影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第二，分配格局有待改善。目前社会存在着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不少人利益受损、心理失衡，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第三，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很浓的平均主义色彩，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败的关键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化解收入分配的矛盾，势必会造成三农不稳的局面。

（四）社会保障问题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保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总的来看，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保障面窄。社会全体公民都应成为社会保障的主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参与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还远远不够，同时社会保险制度本身的执行成本也很高。

第二，制度不统一。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以社会保险费征缴和发放为基础、以部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居民生活救济为辅助而形成的一套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方面。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在征费率等方面没作具体规定，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制定或修订了本地区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这就造成了不同区域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在具体规定上都有别于其他地区。总体来看，发达地区征收费率低，不发达地区征收费率高，这严重阻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第三，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有待用制度解决，贫困人口和大量的失业队伍的存在，不仅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而且这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如果得不到保障将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三、解决民生问题关键在完善制度

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对此，党中央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由此，笔者认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最关键的是用制度来保障。

（一）实现教育公平是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

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的大事。面对目前教育不公平的现状，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责任，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拨款，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办学环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要保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以及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等的权利。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风尚。

（二）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是维持生活稳定的基础

要加强政府引导，制定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能，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要加强对大学生和退役军人的就业指导和服务；要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通过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三）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首先，完善收入分配法规，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初次分配由市场决定，再分配由政府调控。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调控作用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而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只有把握好这两个对象，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再分配不足往往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分配过于倾向低收入群体也不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因此，政府在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时要做到，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只要对高、中、低收入的调控中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也必将有益于社会分配制度的完善。再次，通过强化社会责任，借助政策并用立法引导大家参与慈善公益事业，逐步把第三次分配的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带来了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大量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群体，因此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论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建构特征 篇6

社会认知理论经常被广大学者误解为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延伸,属于新行为主义理论阵营,其原因是他们忽视或未理解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研究范式.文章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来分析社会认知理论,发现其基本研究范式、关键性概念和心理的建构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一致,因而社会认知理论应该是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阵营.

作 者：龙君伟 Long Junwei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S） 年，卷(期)： 23(2) 分类号：B842 关键词：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篇7

1 社会排斥理论的内涵

“社会排斥”理论最早是由法国勒内·勒努瓦在1974年提出, 而对社会排斥进行全面研究是在20 世纪90年以后, 并将社会排斥分为三种不同范式:“团结型”、“特殊型”、“垄断型”。我国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唐钧认为:“社会排斥是游戏规则造成的。而社会政策研究的目标就是要修订游戏规则, 使之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 从而趋于更合理、更公平。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双刃剑, 在它使一部分人成为‘赢者’时, 另一部人就会成为‘输者’。[1]”通过对我国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发现, 我国学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研究:第一, 认为社会边缘群体是由于自身条件的差异而导致参与社会活动受阻, 从而遭到社会排斥;第二, 社会边缘群体在面对困境时已尽自己最大能力去解决, 但因制度的缺陷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公, 而形成的社会排斥;第三, 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出不同的社会政策, 从而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公, 让社会资源不能平等提供给社会群体, 使得部分人群不能完全参与社会活动, 最终导致社会排斥的出现。

2 失地农民体育遗忘的根源——社会排斥

我国1995 年《全民健身纲要》和2009 年《全民健身条例》这两大体育类的行政法规颁布实施以来, 我国群众体育快速增长, 特别是在《全民健身条例》实施以后, 资金的投入、政策的扶持, 让我国群众体育得到飞速发展, 但农村体育却呈现出发展缓慢的迹象, 在农村体育与城市社区体育之间的失地农民体育更是逐渐被边缘化, 致使很多失地农民的体育权益得不到保障, 失地农民不仅在制度上, 而且在文化、经济等方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 这些排斥的不断累积与加深, 使得失地农民体育渐渐被人们所忽视, 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2.1 制度的不到位

失地农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也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一种特殊的身份, 现在大部分失地农民都是属于已拥有城镇户口却不能享受城镇人口权益的公民, 很多制度不适合他们, 还有一些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到位而成为摆设, 制度的不到位让失地农民逐渐受到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基于我国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城镇人口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就业保障、工伤保险等方面, 因为制度的不到位, 所以让失地农民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享有其权益。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 我国现在农村户口的居民大病可报销医药费高达70%左右, 而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以后, 便不再享有农村户口所带来的权益, 他们现在的医疗保险最高只能报销40%的医药费, 而具有城镇户口的公务员的医疗保险医药费报销比例却能高达80%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失地农民在很多方面还不能享受其城镇户口为他们所带来的福利, 而是被现有的政策排斥在外;其次, 在就业制度方面, 由于失地农民以前进行的都是以农活为主的生产劳动, 当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便无法继续劳作, 失地农民很大程度上跟不上城市的步伐, 而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 导致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另谋职业时候, 也只能在较为低端的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徘徊;最后, 在管理制度方面, 由于失地农民的数量是近几年才达到一个峰值, 所以很多地方的管理制度方面还不是很完善, 导致政府在管理与组织方面表现乏力, 而针对失地农民体育方面这块的管理制度至今还未出台[3]。

2.2 文化的排斥

文化排斥是同一地区的不同观念文化的群体之间的排斥, 这种排斥往往是针对这一地区的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征。失地农民所遭受的文化排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村文化就是落后文化、是不入潮流的文化, 失地农民要融入城市生活, 不仅需要在观念上接受强势的城市文化, 还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一些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的文化排斥;第二, 失地农民还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受城市居民的歧视, 因城镇化的发展让大部分失地农民在短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一些城市居民对此抱有嫉妒、仇富的心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失地农民产生一种排斥, 认为失地农民尽管现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是与城市不相符合的;第三, 部分媒体报道对失地农民产生负面的影响, 如在哪里失地农民“长坐”导致交通堵塞、哪里失地农民因打牌赌博导致家庭失和等, 这些方面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的偏见。

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失地农民而言, 进入城市生活, 他们对城市社区体育活动的了解程度可以说微乎其微, 更不用说对一般赛事规则、方法的了解了, 失地农民在参加体育活动常常是没有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组织与指导, 而社会的排斥又导致他们也不愿主动去学习, 这样不仅降低了失地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积极性, 而且还伤害了失地农民参加体育活动自信心。

2.3 经济的排斥

尽管失地农民在得到政府的安置款项或企业的赔偿款后, 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失地农民却因此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 只能另谋生计。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程度的限制, 他们所找的往往都是一些无正规合同、收入低下、工作环境差的工作。随城镇化不断的加深, 更多的失地农民成为了城市务工人员, 导致城市就业形式愈发严峻, 一些较好的工作岗位都纷纷提高工作门槛, 致使很多失地农民在城市中不能找到很好的工作, 使得他们虽然身在城市中, 却是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 成为了城市中的弱势群体[4]。

2.4 空间的排斥

由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对失地农民一般都是远离城市高档社区地区进行统一安置, 并以楼间距不到10 米的五到六层的小高楼为主要失地农民居住的环境内缺乏空余场地来安放体育设施,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

3 从排斥到融合——失地农民体育健全的手段

社会排斥违背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 让失地农民的体育被边缘化, 这样不仅不利于我国全民健身体系的建设, 而且还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最终影响到我国中国梦的打造与完善。

3.1 完善户籍改革, 保障失地农民体育权利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 “二元户籍”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它代表着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资源配置上的差异。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将一部分的失地农民从原来的农村居民户籍转变成城市居民户口, 但在很多方面失地农民却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参与体育活动是作为我国公民人权的一个体现, 应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 而失地农民体育权利的缺失,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户籍制度的不完善所照成的权利失衡。因此在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 如何让更多的失地农民参与到体育生活中来, 发挥体育特有的社会功能, 促进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 从而逐渐消除社会给失地农民带来的社会排斥。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首先, 将失地农民体育管理工作纳入到街道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中来, 并逐步完善失地农民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其次, 建立和完善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管理制度等, 让失地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为失地农民提供良好参与体育活动的条件;最后, 完善并建立各种体育组织或体育社团, 来组织更多的体育活动, 让更多失地农民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增多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交流的机会, 促进社会融合[5]。

3.2 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课程, 改善失地农民就业环境与锻炼环境

经济水平是失地农民进行体育消费的前提条件, 虽失地农民在得到安置款后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改善, 但由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大家一致认为无论怎么都需要为自己养老储蓄一定的资金。所以很多失地农民在拿到安置款后大部分人都会采取放在银行而不会进行消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改善:首先, 在保障失地农民日常的经济消费后, 不定期为失地农民开展就业培训课程, 让失地农民掌握更多的生活技能, 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其次, 国家出台一定的措施, 保障失地农民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就业机会;再次, 对失地农民进行劳动法的教育, 让失地农民学会利用劳动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得到实现;最后, 根据失地农民对体育需求情况, 加大对体育公共设施的投入, 增强体育公共服务力度, 改善失地农民的体育锻炼环境。

3.3 消除心理隔阂, 建设失地农民体育文化

相互信任是开展社会活动的基石,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隔阂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才能打破, 建设失地农民体育文化不仅能增强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而且还能削减他们之间的社会排斥。可从以下一些方面来进行:第一, 保障失地农民能参与城市具体同等机会参与运动竞赛、社会体育组织的权利, 并鼓励失地农民参与城市间的运动会;第二, 尊重失地农民群体的传统民族体育文化, 建立以失地农民为主的体育文化的基站, 并通过此基站举办各种体育竞赛或体育活动, 来充分调动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第三, 充分运用媒体的力量, 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形象进行正面的宣传, 并利用媒体的力量引导失地农民进行科学的参加体育活动。

3.4 加强社区体育组织管理, 使失地农民体育融入城市社区体育

失地农民在为城市的扩建与城市的发展, 奉献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 因此失地农民应享有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社区体育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产物, 是现代城市文明和进步的体现, 现已成为城市群众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平台。因此失地农民参与社区体育,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体现:第一, 充分肯定失地农民为城市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让他们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 同时包涵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第二, 逐步建立以失地农民为对象的体育组织, 并加强对该组织的管理, 为失地农民营造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第三, 为失地农民安置小区聘请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对失地农民参加体育活动进行科学的指导与教学, 让失地农民充分享受体育所带来的欢乐;第四, 举办邻里社区之间、单位之间的体育竞赛, 通过体育竞赛来增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友谊, 消除他们之间的心理隔阂。

4 小结

失地农民无论在是在制度、文化、经济等维度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社会排斥, 这将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严重影响着我国“中国梦”的建设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建立。纵观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 失地农民体育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以人为本的思想, 才能让失地农民体育边缘化问题得以解决。而反观社会排斥, 失地农民体育活动有助于消除社会排斥, 从而让失地农民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失地农民体育是一个严峻的工程, 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共同管理, 这样才能充分发展失地农民体育, 让失地农民真正享受城镇化给他们带来的益处, 才能更加体现全民健身的全民性;才能更加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利用社会排斥理论对失地农民体育问题进行研究, 发现失地农民体育被遗忘的主要原因有制度的不到位、文化的排斥、经济的排斥、空间的排斥等四个因素, 提出完善户籍改革, 保障失地农民体育权利;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课程, 改善失地农民就业环境与锻炼环境;加强社区体育组织管理, 使失地农民体育融入城市社区体育;消除心理隔阂, 建设失地农民体育文化等建议。

关键词：社会排斥,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体育

参考文献

[1]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5 (14) :25-30.

[2]王岐富, 曾小玲.城市化中失地农民体育文化生活发展研究[J].体育科技, 2013, 3:14-16.

[3]王凤仙.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农民工体育权益保障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6 (21) :15-17.

[4]沈克印, 周学荣, 田雨普.农村体育发展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3 (34) :35-38.

儒家旅游理论与现代社会 篇8

[关键词]孔子；儒家；传统；旅游理论；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1—0084—05

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儒家，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儒家的因子，其区别只是所占比重的大小而已。同样，中国传统旅游理论也与儒家的思想息息相关。

儒家旅游理论的产生来源于长期的社会实际。从中国旅游的发展历程看，旅游活动要早于旅游理论。据记载人文始祖黄帝就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而夏禹则“予乘四载”，即乘车、船、橇、横(登山鞋)四种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他“东至搏山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址抿、孙朴、续椭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共肱、一臂、在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最后死于浙江省的绍兴，所谓“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亦“会稽之山”，今绍兴有大禹陵供人们拜谒，即是禹葬于会稽的明证。自禹而下，还出现了“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糜不穷览”的旅游始祖神“修”，以及以商贸旅游而著称的王亥，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旅行家周穆王等。但是，旅游理论的产生，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

春秋时期“礼废乐坏，大小相踰”，为更广泛更普及的旅游活动创造了社会条件。所谓师者尊长受徒课学，天下求学者趋之若鹜；各色人物相互串联交流，游学布道，纵论天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宗师们对日趋发展的旅游提出了理论上的重大思考。孔子首次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旅游理论，指出仁人君子应该热爱上苍给予我们的山山水水，从自然生成的山山水水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升华人生。孔子对千百年来中国人旅游活动在理论上的第一次总结和提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旅游理论奠定了中国古代旅游理论的基础和开了古代中国的旅游理论研究之先河。对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巨匠王夫之认为：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情之所动，必与物而相应，则不期乐而自乐。而知者则乐水也，临水而悠然自得，其昭旷之怀，有适焉者也；仁者则乐山也，入山而恬然自遂，其翕聚之情，有安焉者也。

并且指出：“山水之乐，皆造物自然之理；动静之体，则阴阳合撰之能；乐寿之效，皆性命自然之效。则为仁为智，要以体道而成德”。王夫之对旅游活动中内涵的“仁”、“智”、“道”、“德”的认识，是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旅游理论最好的诠释和发挥。

考察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理论，是建立在山水与仁智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主客观之间。从客观上讲人与山水有着极为密切的依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山水是人类生存资料的主要来源，关系到民计民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孔子也说：“山川神祗立，宝藏殖”。因此，中国人对山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山神、土地、河神、龙王是老百姓几千年来拜祀的神灵，至今仍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从旅游活动来讲，则反映出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并由这种认识上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不同审美层次的人看待山水也不一样。在中国旅游文化中，山和水与文化是血肉关系，来自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无山不峻无水不灵，是人赋予了山水的鲜活生命。

山水作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蕴含着雄、奇、险、秀、幽、奥、旷等自然美的形象，因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它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并且很早以前就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无论宗教意义上的神山神水，还是人们游览中的名山大川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出人们由依赖山水转化为人与自然的亲和与协调，并由此产生了以山水为对象的审美意识，自孔子而下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乐山乐水，而且涌现出一批批山水游的文人墨客，他们在山灵毓秀的氛围中提升旅游文化的内涵和品位，奠定了人与自然异质同构的相互感应关系，把儒家的思想推向一个人文化的新高度。并且作为旅游活动的一个永恒主题，必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游观山水，放回自然，本是人之性情所在，然而，孔子首次将“仁”融入到旅游理论之中，则赋予了新的内涵。“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左传》讲“礼”462次，讲“仁”33次，是把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在内，讲“仁”109次，由此看来孔子不以礼为核心而是以“仁”为核心的。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赵纪彬先生则统计为：“《论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五见”，不知何故。什么是“仁”呢?“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能行五者(恭、宽、信、敏、忠)于天下为仁”，“仁者先难而后获”等。所以，孔子对自己“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的旅游理论是这样解释的：

子张曰：“仁者何于乐山?”孔子曰：“夫山者岿然高。”子张曰：“高则何乐尔?”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鸟兽繁焉，财用出焉，而无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无私，兴吐风云，以通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成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乎山也”。

由此可见，孔子之所以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理论，就是将旅游与最高生活境界的“仁”联系起来，在乐山乐水中回归自然，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孔子“仁”的基本意义是爱人，但不是抽象的概念，孔子是提升为有道德的人，有高尚情操的人。在《论语》一书中爱与仁相关的，或者说是内含仁爱的有四十余处。但“爱人”是出发点。这是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大小相腧，无有爱人之心，只有王霸之道。所以孔子要用“爱”来改变每况愈下的社风。有专家说：“孔子仁学的哲学性意义是从属于

服务于其社会政治目标的”。此言不无道理。反观今天社会之另一面，是“仁”者渐少，“爱人”者日稀，矿难频频发生，假药夺害人命，为富者不仁，返贫者屡现。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孔子的仁爱思想，如何继续光大到整个社会，以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来净化当今社会中所反映出的种种人性和意识上的颓废。

由于“仁”具有道德本身内容上的不同层次，个人修养上的不同层次和为政实践中的不同层次的特点，于是又有了仁德。为此，孔子有意识地将“仁”注入到旅游理论的同时，又提升为“君子比德”的思想理论。史称：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日：“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蹊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慨，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也”。

水是生命源泉，因此中国人对水所寄托的情感和希望也最大。大禹治水，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化身。通过观水，孔子悟出人生及社会之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化和志等。《淮南子》称：“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上以勇力辨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人们为什么乐水乐山，后人的解释是：

夫知者何以乐水也?日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夫仁者何以乐山也?夫山嵸巃嶵，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之所以乐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乐山之谓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旅游理论的发展与升华，从中可以领悟到人生之真谛、万物之根源、自然之变迁、民生之要则、国家之构成。特别将乐山乐水提高到与国家构成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其位置之重要。《淮南子》称：“山为积德，川为积刑”，则发挥得更加具体。因而，高诱注曰：“山仁，万物生焉，故为积德；川水智，智制断，故为积刑也”。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对孔子旅游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旅游理论当中，孔子“君子比德”思想的融入起着开创性的历史作用，同时又启迪着后人对游山玩水的新认识。孟子说：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致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认为观察自然物要和人的精神之间相互感应，所说观水有术“之术”者，指人物对山水的认识，对美的发现与合乎道的法则。而王夫之则认为是圣人之大道和道之有本。指出：

今夫观水者则有术矣，非惊心于浩渺之无涯，而循其津岸以穷之也。至于海，则其水大而澜亦大矣。夫澜之所以大者何也?其从出者本之天一之生，而不乘乎时盈时涸之涓涓者也。于此观之，则知水之本无量，而后渟泓者不测也。

以水“比德”和“观水有术”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理论上的提升。《管子》说：“水，具材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正因为水为万物之源，因此人们如何认识水、善待水便与道德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而“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

在旅游家眼里水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可与人相互沟通。谢灵运在《游名山志》中称：“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将山水与衣食等同起来，不能不说是中国山水文化的一大特色。而艺术家们则认为：“岳镇川灵，海涵地负，至于造化之神秀，阴阳之明晦，万里之远，可得之于咫尺间，其非胸中自有丘壑，发而见诸形容，未必知此”。只有胸中装着山山水水才算是山水。

孔子的旅游理论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了两汉时期有了重要的突破。《淮南子》称：“所谓乐者，游云梦，陟高丘，耳听九韵六茎，口味煎熬芬芳；驰夷道，钩射鹔鹴，之谓乐乎?”而枚乘则提出述说原委、增长知识、开拓胸怀的观点：“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此物属事，离辞连类。……澡溉胸中，洒练五藏，澹澉手足，满面颓濯发齿。揄弃恬怠，输写淟浊，分史狐疑，发皇耳目”。而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彪提出“历九州岛而观风，亦渐入之所虞”的旅游观。显然，这一时期旅游观点的更新与理论上的提高及强盛统一的汉朝息息相关。而人与自然、生命与环境的亲和是永无止境的，以数千年游山乐水形成的人文化的诸多表现而构成的文化与理论，同样是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下，推陈出新，绵绵延长，生生不息。

在中国，大凡一个理论的产生、传播与发展，除了时代背景外，个人的影响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历史的积淀。孔子之所以能够创立旅游理论，很大程度上与春秋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相关，这是中国历史上学术空气最自由、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儒、道、兵、法等家，涌现出老子、孔子、孙子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巨匠。其中老子、孔子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大师，而孙子则成为世界公认的兵圣。他们的思想不但影响着中国人，而且影响着整个东方和世界。但是，经过历史无情的筛选、扬弃和演变、发展，到西汉早期司马迁父子作《论六家要旨》时，已不足六家。而今天能触摸到并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道诸家而已。所以，从历史的积淀看，孔子的旅游理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正是儒家学说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结果。

作为儒家的一代宗师，孔子所创立的旅游理论通过儒家的传播，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旅游理论也可以说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旅游理论，所谓“九流皆出儒家”者即是。在发展孔子旅游理论的先贤当中，有一位特别引人关注，他就是文化大师列子。列子，又叫子列子、御寇，春秋末战国初年人。列子一生好游，走过许多地方，所见甚富，常常将民间文化提炼为文学语言，教化社会。所以列子留给后人的寓言特别多，颇有启迪，如“愚公移山”、“纪昌学射”、“杞人忧天”等，其教育意义至今熠熠发光。特别是他在长期的旅游实践中产生了深刻的理论认识。史载：

初子列子好游。壶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其所

见；我之游也，观之所变。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而日固与人异欤?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

壶丘子，即壶丘子林，是列子的老师。这是对旅游理论的新创意新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旅游之快乐，在于所玩之没有陈旧的。其他人游，是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而我则不同，看到的是事物的变化。列子的这段话，对天今天的旅游理论来讲也不过时。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旅游活动的新鲜感，也就是“游何所玩无故”，在今天仍是旅游者的主要目的之一；二是通过旅游活动观察事物的变化，即“观之所变”，则又上升了一个层次，进入到理性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难能可贵。而壶丘子提出的“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进一步对旅游提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外游与内观”观点的首次提出，表明人们通过长期的旅游活动，体悟到“外游”只是要求事物的完备，追求的也只是一些有变化的事物；而“内观”则是当作一个世界，不断地在更新发展，用不断发展的自我再去旅游变化着的外部事物，才是完满的旅游。所以列子听完老师壶丘子对旅游的认识后“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壶丘子对旅游的认识，可以说是理论上的一大突破，通过自我审视而观游，把自己融入到旅游当中，时至今日依旧是旅游活动的最高追求，毫无疑问也是中国旅游理论的精华之所在。

我们说自从孔子创“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理论开始，中国的旅游理论就与儒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于在今天的旅游理论以及处理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关系时的既开发又保护，在保护下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等诸多观点的形成和具体的措施实施，无一不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但是，我们看到传统旅游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融入了相当成分的道家思想。至少追溯孔子旅游理论中“君子比德”与老子“上善若水”的渊源关系，可以看出孔子在创立旅游理论的过程中曾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而后人在发展这一理论时，又大量地融入了老子的道家思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有学者提出：“旅游文化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它是过去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并且与旅游目的地的政治文化密切结合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概念，旅游文化不断地体现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吸纳了一种均质化的政治议程，暗示生活在一个特定旅游地(场所)的人以相同的总体方式活动，并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群体划出界限来确定该群体的身份；另一方面，如果仔细地观察被描述者的行为模式，便会发现这些模式其实并非真的可以划出界限”。我们认为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所要体现的正是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情结，因为“旅游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活动从根本上讲是创造文化的活动。在旅游文化的创造过程中，旅游者必然把自己塑造成‘文化旅游者’，而不是文化的旁观者”。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当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旅游理论时，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探讨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君子比德”等传统的旅游理论并不矛盾，这充分说明传统旅游理论至今焕发着生命的活力，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亡。

我们欣慰地看到儒家创造的中国旅游理论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扬弃和积淀，包括道家等思想的融入，直到今天才最终形成，而且仍在不断地发展着，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同样也是中国旅游文化的核心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