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推荐11篇）
同时以政府消费和出口为先决变量,以GDP､居民消费和投资为内生变量,利用3SLS法建立一个联立方程组作为湖南的宏观经济模型｡
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消费对GDP等重要变量的乘数效应较大,因而应加大对政府消费的调控｡
在此基础上,结合ARMA模型和宏观经济波动模型对以前的GDP､消费和投资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系统化分析方法量化以上变量的无警区间,结果表明湖南未来几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波动将趋于稳定｡
关键词:宏观经济模型;联立方程;预测;无警区间
一､引言
湖南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高于全国[1]｡
采取什么措施来缓和湖南经济波动,并且对湖南经济波动进行预警,对于湖南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防止湖南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促进湖南经济波动的良性循环,意义非常重大｡
经济波动与投资波动､消费波动是紧密相关的｡
在乘数-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形成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
消费､投资､GDP中的任何一个的波动超出了正常的运行区间,都会涉及到其它的指标,严重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紊乱｡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用联立方程组表达的宏观经济模型,利用多个方程来表达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以便于从结构上系统分析湖南经济波动情况,确定各个指标正常的运行区间,以使整个系统都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所谓宏观经济模型,是指以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从总量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国民经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可用来评价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
经济波动是指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一定规律的现象, 由经济扩张期和经济收缩期构成。如何使经济波动的振幅减小, 延长扩张期, 缩短收缩期, 是经济运行中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作为以资源型经济为主导的山西, 在经济总量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方面存在着诸多特殊性。因此, 全面认识山西经济波动的特征, 采取有效措施来缓和经济波动, 对于维持山西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大意义。
2 山西经济波动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山西在“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但其中存在的经济波动幅度大的问题更值得深思。因此, 需要对山西的经济波动状况做一个系统的分析。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因此本文用GDP增长率的波动来衡量经济波动。
由图1可看出山西省30多年来的经济是发展与停滞, 高涨和低落交替演变的过程。从总体上看, 山西经济共经历了四个波动周期。
1978年—1981年是第一个波动周期, 这三年的经济波动时间短, 但幅度却很大, 是迄今为止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周期。1981年—1991年为第二个波动周期, 经济增长于1984年到达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21.6%。本轮波动历时7年, 较为平缓。第三个波动周期是1991年—1999年, 本轮周期扩张期振幅为8.9%, 收缩期振幅为5.8%, 总体较为平缓。从1999年开始, 山西经济进入第四轮波动周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山西2008年的增长率明显下降, 并于2009年达到波谷。2009年至今, 山西正经历第五轮波动周期, 2011年山西省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发展, 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
3 山西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特点
3.1 与国家周期波动情况相比, 山西省的周期波动更为剧烈
从图1中可以看出, 过去40年在山西省GDP波动中, 最大增长落差与平均增长落差分别为39%和23.2%, 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个和15.6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山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接近, 同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但从此之后, 山西经济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第二个经济增长周期内, 山西经济开始缓慢增长并逐渐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第三个经济增长周期, 山西与全国经济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1998—2007年10年间, 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14%;山西省除个别年份以外, 也基本维持在7%至14%左右的区间内。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2009年, 山西全年增长率仅为5.4%, 成为1981年以来山西经济发展的“新低点”,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经济波动周期短, 振幅大, 经济发展不稳定, 是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3.2 经济周期波动的路径逐级抬高, 逐步趋向高位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日趋成熟, 山西经济增长呈现出逐渐加快的趋势:1981-1991年, 山西GDP年均增长8.7%, 1991-1999年提高到10.3%,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7年, 进一步提高到13.1%。改革开放以来, 在1992-1997年和2001-2007年两个时期内, 山西经济呈两位数的高速度增长, 第一个时期年均增长12.0%, 第二个时期年均增长13.1%, 与第一个高速增长时期相比, 第二个时期更长, 增速更快。
3.3 经济增长波动幅度逐步平稳, 发展的稳定性不断增强
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逐渐趋于平缓并维持在高位。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波动幅度随着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而减小。1981-1991年, 经济增长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差20.8个百分点;1991-1999年, 相差8.9个百分点;1999-2009年, 相差10.4个百分点。这一趋势标志山西省经济活动逐步趋向成熟, 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4 山西经济波动的原因及实证分析
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因此, 本文利用1991-2011年间的样本数据, 把投资、消费及出口引入同一模型, 考察他们对山西经济波动的影响, 其中投资总额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度量, 消费用最终消费度量, 用GDP来度量经济波动。利用eviews3.1对影响山西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
LnGDP=-0.385+0.043lnTZ+1.096lnCS+
0.019lnEX
(0.19) (12.73) (29.38) (34.07)
R2=0.994 F=1005.42 D.W=0.552
模型通过了各项检验, 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较高, 拟合程度较好。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影响GDP的诸因素中, 消费的影响最为重要, 其边际倾向最大, 当消费增加1个百分点时, 引起GDP增加1.096个百分点。投资的影响次之, GDP对投资的边际倾向为0.043。与投资、消费相比, 外贸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以下针对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
4.1 消费对山西经济波动的影响
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重要影响。消费需求的过高或过低, 以及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投资结构的矛盾, 都会造成经济的波动。
近年来, 山西省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全省GDP增长13%会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6%, 零售总额的增长快于GDP增长4.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 消费需求的增加对于拉动山西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但是, 山西省的消费需求结构存在一些问题,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不平衡。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明显超过农村居民, 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贡献率,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总量上看, 2011年, 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为1031.01亿元, 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为2461.52亿元, 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为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2.4倍。从消费结构上看, 山西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和41.1%, 而农村居民的消费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 在耐用品上的支出较少, 如果将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考虑在内, 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将会更大, 这对于山西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4.2 投资对山西经济波动的影响
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 投资形成了生产手段和生产能力, 投资规模和投资率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 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投资必然会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对经济增长有害无利。
改革开放以来, 山西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速的影响由1978年拉动6.8个百分点上升到2011年的9.1个百分点。可见, 虽然投资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比消费弱, 但仍是拉动山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与此同时, 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投资比例不协调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偏重于第二产业, 这种情况造成山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农业抗灾能力不强, 同时, 第三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 消费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弱。这种投资结构使得投资成本过大, 同时还加剧了地区与产业发展不平衡, 从根本上阻碍了内需的良性发展。因此, 如何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 合理确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进而推动山西经济的发展是当下山西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4.3 外贸对山西经济波动的影响
对外贸易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但它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挥着“发动机和助推器”的作用, 对外贸易额与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重要诱因。
山西作为中国内陆的资源大省, 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有限, 影响力排在投资与消费之后。从总体上来说, 外贸总量偏小, 依存度较低, 增速落后, 2011年山西外贸总量与增长速度在中部六省中位列倒一。另外, 山西外贸结构过于单一, 2011年出口产品中煤炭、焦炭、镁的比重占同期全省出口产品总值的53.7%。同时, 山西省出口地区较为集中, 特别是对美、韩、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依赖度较高, 对东亚和欧盟市场的出口额更是占到总额的50%以上, 当金融危机来临时, 国外需求将大幅下降, 山西经济的波动将难以避免。
5 促进山西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5.1 扩大居民消费, 形成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第一,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要解决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没钱花”的问题, 想尽办法提高居民收入, 进一步发掘居民的消费潜力。第二, 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加居民消费信心的关键就是加速构建覆盖全省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条件, 使老百姓解除医疗、教育、住房、失业等后顾之忧。第三, 改变居民消费观念。要积极推广信用消费, 网络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 逐步改变人们保守的消费观念, 建立积极的消费观念。
5.2 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技术改造与投资支持, 促进山西省传统支柱行业的转型与升级, 逐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 加快培育优势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 围绕建立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 着力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 投向正在发展和壮大的新兴产业, 促进全省传统支柱产业。
5.3 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 充分发挥外贸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首先, 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优化投资环境, 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其次,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 立足比较优势, 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 高度重视技术创新, 充分发挥现代高新技术对改造传统出口产业的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外商参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与改造, 加大对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资源消耗少的高技术项目的支持力度。
摘要：经济波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山西经济波动为研究对象, 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波动的周期及特点进行了分析总结, 在此基础上, 运用Eviews3.1进行多元回归, 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方面分析了经济波动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波动,波动周期,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刘树成, 樊明太.中国经济波动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0, (5) .
[2]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J].经济研究, 200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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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怀英, 郭冰.山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3, (4) .
表面上看，解释2009 年贸易盈余收缩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备选理论是，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此前几十年未见的剧烈收缩。这样的解释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与其他时期的历史经验似乎缺乏一致性。观察全球OECD国家工业增长率的历史波动情况可以看到，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收缩非常猛烈，这一收缩似乎可以通过出口渠道对中国贸易盈余发挥很大的影响。
研究过去十余年全球经济增长与中国的贸易盈余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提醒我们，理解中国贸易盈余在2009年的收缩是一个迄今为止在大量讨论中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但是本身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题目。理清这一收缩过程的关键原因，对于我们理解未来几年经济和市场的基本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全球过剩产能向中国的出口
导致2009年贸易盈余下降
首先，我们将贸易盈余按照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行分解。分解后，2009年贸易盈余的下降主要来自于中国在工业制品领域出现了非常大的贸易盈余收缩。由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在2009年的大幅下跌，初级产品的顺差占比实际上是在改善的。那么，为什么2009年中国的制成品贸易盈余会出现这么大的收缩呢？我们提出的解释是：2009年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由于需求的崩溃，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全球的过剩产能被集中出口到中国市场，从而形成了中国进口上升和贸易盈余下降的局面。
首先，全球的过剩产能向中国出口这一局面之所以在2001年没有出现，原因也许是，当年全球的过剩产能可能主要集中在与IT 和半导体技术相关的领域，这与当时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并不匹配，从而很难向中国市场出口。
那么，在2009年这一出口实现的背后，可能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越来越快速和更深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二是2002年以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扩张都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繁荣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基础上，这使得经济结构至少在增量意义上越来越趋同，因此当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以后，在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的过剩产能就有可能大量地向中国市场出口，这类出口造成的压力就产生了中国贸易盈余非常大的收缩。
全球同步去产能化的影响
如果上述解释大体正确，那么由此可以形成以下几个推断：
第一，如果全球经济在2009年没有出现如此剧烈的收缩，中国贸易盈余的下降幅度将会小得多，中国经济2009年的增长率就会更高一些，也许不会低于10%。在这一意义上来讲，应该说中国内需增长在2009年是相当强劲的。
第二，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健康程度和复苏进程会比全球其他经济体更快一些，那么2010年中国贸易盈余很可能会继续收缩，尽管收缩的幅度不会像2009年那么大，毕竟全球经济产能过剩的程度总体上来说处于缓解趋势中。笔者个人倾向性的看法是，2010年贸易盈余的规模在2009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20%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第三，如果我们前述的解释是成立的，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去产能化过程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去产能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没有出现过的。
换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去产能化过程难度可能会更大。即使自身的产能过剩消除了，如果没有全球经济的强劲和可持续的恢复，那么全球大量的过剩产能仍然可以向中国出口。这进一步表明：
第一，中国与产能过剩相联系的系统性通货膨胀压力是全球通货膨胀压力波动过程的一部分。如果经济自身的去产能化导致了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这将很快地通过进口的扩大而得到熨平，从而使得中国的系统性通货膨胀起伏更紧密地成为全球通货膨胀起伏的一部分。
第二，在全球的去产能化有较大进展之前，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中国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意愿的较大扩张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如果澳大利亚的煤炭有非常大的过剩，中国煤炭行业的价格和盈利能力都会始终受到很强的约束，这一约束会妨碍企业去扩张固定资产投资的愿望。
第三，中国经济政策的去刺激化和正常化，将成为全球经济政策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脱离全球经济的恢复进程实现去刺激化不易。
短期经济如何波动，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众多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中，凯恩斯经济学派用总需求和总供给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成为主流的短期经济波动理论。该理论系统的阐述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周期，以及从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如何形成，各种政策如何通过影响总需求或者总供给来形成短期经济的均衡。具体来说，可将该理论整理如下：
一、经济周期的衡量
在众多的经济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GDP）被认为是衡量总体经济状况的最概括的指标，它衡量经济的总收入和总支出。GDP的增长变动，代表着经济的周期波动。我们由GDP的核算课程中可以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即GDP=C+I+G+NX。因此，GDP的增减变动，可以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增减变动，分析GDP变动的原因，就可以分别分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变动原因。
衡量经济运行好坏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失业率。短期经济繁荣的时候，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就下降；反之，短期经济衰退时，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上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和GDP存在着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奥肯定律。以美国的经济数据为例子，通过计算失业率的变动和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函数：
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3%-2×失业率的变动
该公式表明，对失业率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实际GDP增长通常下降2%。短期中，失业率和GDP的这种高度负相关关系，说明通过研究GDP的变动，可以大概掌握失业率的变动，这进一步说明GDP是衡量短期经济的最好指标。
因此，在短期中，我们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短期波动的指标。在GDP核算中，我们知道GDP等于总收入，也等于总支出，在以后的分析中，GDP常以这两个名称出现。
二、短期经济的假设
经济在短期和在长期是有差别的，其中最主要的差别表现在价格上。宏观经济学假设，在长期，经济中的价格是具有弹性的，很灵活，能对供给或需求的变动做出反应。在短期，许多价格是“黏性的”，往往固定在某个水平上，不能对供给或需求的变动做出及时的调整。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假设，是因为在短期内，经济做出调整价格的行动是要付出成本的，比如受到合同的限制，以及改变价格标签提高成本等。在现实经济中，频繁改变价格的商品也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商品都是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调整一次价格，比如说隔一年调整1次。
当价格具有黏性时，经济的运行会很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产出也取决于经济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需求又取决于很多因素：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的了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影响需求，需求又影响经济在价格为黏性的时间范围内的产出，所以，价格黏性就为这些政策为什么对稳定短期经济可能有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三、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一）总需求
总需求（AD）是产出需求量与价格总体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告诉我们，在任何给定的价格水平上人们想购买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
根据货币数量论，MV=PY
这本书以杨讯出车站开篇，以杨讯出车站结尾，好似讲述的只是杨讯的一段旅途，但是他旅途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有着真实的生活。开篇一趟列车进站，东站到了，缓冲器嘎吱嘎吱响。窗外闪过路灯、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列车员打开车门，拉起翻版，含糊不清的囔了一句什么，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我深深吸了口气，走下车厢。就在这样一个深夜，他寻着微弱的灯光，来到了她的门前。门内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少女脸部的轮廓被一条灯光的细线勾勒出来，周围是半透明的发丝。他们的相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哪知道这不过是命运给他们开的一个玩笑罢啦～
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是两个生存在不同时间的人，迎着朝阳、伴着晚霞，或许能够擦肩而过，但是注定他们不能属于同一片天空。少女萧凌就像是那夜晚中的星星，充满了诱惑，时而闪烁光芒、时而藏在云雾中挑逗着你，你想要去抓住，但是总也求而不得。年轻的杨讯就像是那天空中的太阳，充满了能量，火热的向你扑来，但是周围带着的光芒却随着可能将人灼伤。
用21世纪的视角来看，其实故事很是俗套，悲惨的灰姑娘遇上了出来镀金的王子，但是由于背景的不同，王子的家人看不上灰姑娘的背景，尤其在知道灰姑娘还有一个私生子的时候，国王冲了出来，告诉王子你被欺骗了，他已经有了孩子，她身边还有保护她的骑士，灰姑娘不喜欢你，你快回到你的王宫去吧!王子感到心灰意冷，离开了灰姑娘。灰姑娘回到了山村里，王子回到了宫殿里，从此两不相见。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萧凌会成为灰姑娘，这就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这是作者赋予萧凌的伤痕，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在她小的时候，她亲眼目睹母亲的跳楼和父亲的离开，在她最美好的年华中，又被男人欺骗，留下她和女儿，独自回了城市，留给她的只有一身的伤痕。而带着这样伤痕的人，她永远是害怕的，她觉得她拥有空气、花香、幸福都是被偷来的，终究不会属于自己。所以在和杨讯的恋爱中，她一直患得患失，也非常的情绪化，但是在最后她面对国王林东平的时候，她又是很泠静的，因为她已经想好了最坏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当她面对杨讯离开的时候，是那么冷静，因为她知道幸福都不会属于她。
由于nForce2主板对于电源的要求很高，因此怀疑是配备的电源功率不足引发了故障。更换了300W名牌电源后情况并未得到好转，只是死机的频率有所降低，说明问题不止出在电源一处。由于计算机有时能正常开机工作，开机不成功也在不确定的时间内出现，也就是说此故障属于随机性故障。根据检测内存时死机的症状，以为内存存在问题。但是开机自检时，蜂呜器没有发声，这表明内存没有故障。本着缩小故障范围的原则，将系统最小化，只留下CPU、内存、显卡、主板及显示器，
开机以后故障并未消除，依然在自检内存后死机。再将显卡拔掉后开机，只留主板和内存开机，喇叭发出一长二短的响声表明主机能检测到显卡故障，说明显卡是正常工作的。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增长趋势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在新一轮周期中,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过热的迹象,但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GDP统计数据较2007年同期有了明显的下降,经济开始逐渐降温。
一、中国经济周期历程回顾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一起一落、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波浪式运动过程。经济周期的峰值是指周期中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谷值是指周期中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峰谷落差是指周期中的峰值与谷值的差值。根据“波谷-波谷”这一经济周期划分常用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从1953-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经济经历了5个周期和3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每次“大落”经济增长率都很低,有两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年为-27.3%,1967年为-5.7%)。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峰值与谷值的落差较大,在第2个周期内最大,达到48.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我们以1978年为界,将改革开放前后经历的5个经济周期进行比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古典经济周期模式。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间或地出现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下降,出现负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率正负交替,而且增长速度的谷峰落差相当大,这期间的5个周期峰谷落差均超过10%,波动标准差也达到10.71%;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古典型周期波动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增长型经济周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当中,随着宏观经济总量的逐渐增加,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这期间的波动标准差仅为2.76%,经济波动性的降低幅度达到原来的74.2%。
二、最近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
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1%,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0.1%、10.4%、11.1%、11.9%,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保持10%以上,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4%、9.9%,较上年同期水平均有所下降(见图2),最近一轮经济周期出现了新的波动态势,下面我们将从波动位势、波动幅度及波动方向来探讨这些新态势。
从波动位势来看,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高位增长的态势,2002-2007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4%。最近一轮经济周期的主要推动力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高位增长就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带动的产业链很长,房地产投资不仅与钢铁、木材、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而且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2002年以来,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的需求急剧膨胀,加之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个人信贷的快速发展,使得房地产行业发展过快,导致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迹象。2008年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各地房地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随之也下降到10%以下,但整个经济高位运行的态势并没有发生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波动幅度来看,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不断稳定的特点,这不仅导致2000年以后的经济周期分界模糊,而且出现了经济周期弱化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陡升缓降”的现象。第9轮经济周期仅仅用了2年,就达到了1992年的最高点,然后开始缓慢下降,一直持续到2001年,出现了所谓的“宽带现象”。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即1996年后经历的两个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若以“波峰-波峰”标准划分1996年以后的经济周期,则1996~2001年为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2002~2007年为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下行和上升阶段各经历了6年,表现出了明显的“缓升缓降”现象。
从波动方向来看,2002-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节节攀升,这表明2002-2007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方向是向上的。2008年中国季度经济增长率较去年同期有了较明显的下降,首先,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周期被称为朱格拉周期,其周期长度一般为7~11年,我们据此可以计算出朱格拉周期中上升阶段或下降阶段持续的年数大约为3~6年,从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开始,上升阶段最长应维持到2007年,由此推断2008年应当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宏观经济的拐点都与国外经济形势相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曾伴随着墨西哥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出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似乎也应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到来;最后,中国经济高增长30年,经济结构面临着大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稀缺的资源将重新组合,达到更优,为下阶段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打下基础。2008年中国一些沿海的省份就率先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调整期,宏观经济的拐点也将随之到来。
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一)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率将适度回归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需求水平、资源获取、人力供给、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因素。从多种因素综合分析,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率将适度回归。
1.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65岁年龄段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63.52%,即适龄劳动人口约8.35亿;5~49岁年龄段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68.31%,约8.98亿人。因此,15年以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比现在多0.63亿人。总的来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劳动力数量将会不断增长,并且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综合素质将会不断提高,中国必将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38.7%上升到2006年的76.3%。目前,仍没有迹象表明居民储蓄率开始下降。从理论上分析,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因此用于资本形成的资金十分充裕,加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保证了经济增长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资本形成环境将非常宽松。
3.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从制度建设上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制度框架,为各种经济增长要素的有效组合和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提供了保证。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是,中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非常有限,如耕地、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品已经到了稀缺的程度。人均资源的匮乏,使得自有资源难以维系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年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即从以前靠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到靠技术进步与创新的集约型经济转变,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率在高位做适度的回归。另外,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迅速萎缩,导致中国整体的需求水平下降,这也会使得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率在高位做适度的回归。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率将适度回归。
(二)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大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由于受到产业内的独立循环、需求的夸大以及金融的助推等因素的作用而具有放大效应或者过度扩张效应,造成经济过快的增长,这种过度扩张之后会遇到需求和资源等因素的制约,造成经济的过快下滑。
2002-2007年间正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并未因为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扩张效应而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在房地产行业过度扩张后,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大幅波动吗?表2给出了2008年按产业分类的季度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表2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季度GDP增长率处于下行的阶段,其中第一产业增长率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增长率不断下滑且下滑幅度明显,第三产业增长率虽有下滑,但下滑幅度较小。由此可见,其一,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农的政策,极大的提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其二,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中国第二产业。为了更好地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看2008年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见表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表3可以看出,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在第一、第二季度“先升后降”且降幅较小,这是中国政府实行“双控”政策理想的结果。第三季度(8月、9月、10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双控”政策延续作用的影响,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为此,中国政府及时将“双控”政策调整为“一保一控”并确定在2010年底完成4万亿元投资计划,投资计划中大部分资金将用于与第二产业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增长率将会出现反弹。
从需求角度来看,可划分为三大需求,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由于消费行为的棘轮效应和可支配收入变动的平稳,消费需求一直较为平稳。消费需求的平稳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地产投资带来的经济大幅波动,是确保今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从而造成整体需求大幅下滑。面对这种局面,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见表4)。这十项措施针对性极强,大致可归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民生问题,包括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和第八项措施,这四项措施的实施,将会提高人民的生活保障,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也扩大了消费需求。第二类是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建设,包括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措施,这三项措施的实施,将会极大地拉动投资需求。第三类是经济结构转变,包括第六项措施,这一项措施的实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除房地产过渡扩张之后遇到资源约束问题。第四类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包括第九项措施,这一项措施的实施,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鼓励了企业技术改造,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五类是金融支持,包括第十项措施,这一项措施的实施,合理扩大了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的规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政府一系列新政策及措施的实施,房地产过渡扩张之后遇到资源和需求约束将不复存在。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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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指某些时期，新的增长点还没有突显出来，不能够弥补旧增长点的下滑。对普通人来说，要做好经济波动的准备。譬如创业者，过去成功的商业模式，今天可能不能继续成功，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02你身边焦虑的人多吗？
很多，比如很多企业家觉得一些投资不能够再继续带来盈利了，是否需要退出？自己是不是不再适应这个市场？我给出的建议是一定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要把中年人的经验和年轻人的创造力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学家来说，也需要时常保持敏锐的观察度，需要不断去探索和研究变化。
03那你想对年轻人说什么？你认为他们最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哪里？
他们没有必要顾及眼前的得失，最主要的还是未来，他们拥有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这也是他们的财富。同样他们也没有必要把时间纠结在短期的得失上，要想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04什么是你早年深信不疑如今深表怀疑的东西？
早期我认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现在发现市场经济的原则必须跟社会和政治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05经济学家互相喜欢开怎样的玩笑？这种玩笑的点在哪里？
他们都说自己不善于经营，自己对社会现象有分析，但是对个人理财却搞不懂。因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一般规律，用于解释社会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用于经商和个人理财却不断出错。这些领域必须要灵活多变。比如炒股，经济学家的知识会帮他规避一些基本的错误，但是如果教条的话，就抓不住大机遇。经济学家的通病就是将一般原则简单地运用在具体的事情上，但具体的事情要结合很多东西来考虑。
06你的阅读习惯怎么样？
每天有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阅读。我会读一些与历史和古代论述相关的书，这个习惯保持了十几年了。经济学离不开对人的行为与人性的理解，最佳的试验场所就是历史。我一般是晚上阅读，早上要集中精力去思考和写一些东西，中午和下午处理一些琐事。
07你能否推荐一本能粗浅了解宏观经济的书
我比较想推荐萨缪尔森早年版本的《经济学》，就是萨缪尔森还是独立作者的时候完成的那本《经济学》。那是我读大学时念的书，也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我认为那本书对一个不了解经济学的人是有启发意义的。
08假如死人可以短暂地活过来，并回答一个问题，你会想问谁？问什么？
希望这个人是马克思。我想问他，从这么多年以来的现实情形来看，为什么很多地方跟他当年的预测是不一致的？他还有哪些因素没有考虑进去？
09如果对经济未来判断得很准确，生活会出现无聊感么？
对。如果判断很准确的话，这个世界会非常机械，非常无趣。幸好经济学家的预测不都是准确的，我们会看到那些令人吃惊的变化。比如30多年前，谁都没想到中国经济会如此快速地增长。
10最想和谁共度午餐？
大海，承载了多少人的梦想，给了多少人无限的希望?它是生命的摇篮，用它那博大的胸怀孕育着世间万物，同时它又是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沧海桑田，见证了王朝的兴亡。它像一位睿智的老者在一旁静静地坐着看着世间的瞬息万变。影片《大地在波动》就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海边的动人故事：渔民向往幸福奋斗的历程。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意大利的一个小渔村，突出表现了战争后人们的思想变化与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渔民们世世代代从事着古老职业，按照祖先留下的塬始的生活方式生存，他们在深夜外出打渔清晨回来不仅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还有可能要付出他们的生命。可是，当他们克服重重危险满载而归时却要遭受到鱼贩与船主的欺压，用极低的价钱来收购他们的鱼。主人公尼通尼不敢被压榨联合其他人奋起抗争，起初家人被这种新的思想吓坏了都不赞同这种新的作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阶级之间的矛盾计划到了高潮。他们发生争执渔民将鱼贩的天平丢到了海里并扭打了起来，鱼贩看到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马上把警察找来让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映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无情迫害与压榨和无产阶级要求平等追求财富与幸福的强烈欲望。影片把这种敢于反抗权威敢于追求幸福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刻画的十分精彩推到了故事的发展。
影片还把渔民的贫穷、悲惨的生活真实的展现了出来。渔民们每天辛苦的劳作白天修网修船，晚上出海打鱼在茫茫的大海之中小小的渔船变得那样的微小，随着浪花不断地起伏着，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多捕鱼好换来更多的钱来生活。当他们载着一船船的鲜鱼高高兴兴回到渔村时被鱼贩，们给出的低廉的价格深深伤了心他们的喜悦之情顿时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但是还没有其他什幺更好的办法只能逆来顺受把鱼卖个他们来换取维持生计的钱。他们住着简陋破旧的房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还要从事繁重危险的工作，他们只知道顺从不知道反抗不公平，当主人公尼通尼要反抗时，人们都十分的惊讶。
定期定额计划避免短期波动
最近，面对市场产生的波动，很多投资者就感到茫然，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进行投资？不妨先看一个故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个投资者买入了一只基金，时价10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基金最低价格曾跌到了2美元。几年之后，随着市场的复苏，基金价(210.66,3.93,1.90%,吧)格涨到6美元。大家认为该投资者应有40％的损失，但实际上这名投资者并没有损失，反而有40％的盈利。这名投资者获得这样的收益奥秘在于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该投资者就是在每个月固定时间用固定的金额买入基金份额。随着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即便经历了大幅的经济波动，采取定投方式的投资者最后仍然获得可观的盈利。这正是定投计划的一个优势。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在海外市场比较成熟的基金投资模式，深受投资人的欢迎，尤其适合未来需要一大笔资金的.投资者。从金额上来看，虽然每个月的投资额可能仅仅只需要几百元，但是经过5年、，甚至的累积，并在基金管理人的积极管理和运用下，将累积起来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资金。从而真正实现了“每月花钱不多、细水长流、积沙成塔”的理财规划。
资本移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此相关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的科学贡献之一。马克思在阐述这一理论时，提出了一个五部门的数字模型。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是科学的，但阐述这一理论的资本移动模型却存在缺陷，必须加以修正；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论述了资本移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九章提出了资本移动数字模型以说明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它有如下几个假定：（1）假定社会上有五个生产部门，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都等于100单位，但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2）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100%；（3）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4）假定各生产部门的资本周转时间都相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马克思用下面的数字模型（见表1）来说明资本移动过程。
在这里，虽然不同的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相同，但由于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就会有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若如此，等量资本就会得不到等量利润。然而，马克思对此指出，“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1](P317)，“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1](P218-219)；“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部门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1](P979-980)
表1 资本移动模型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数字模型却没有体现上述的资本移动、供求变动、价格涨落等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一模型假定在利润率平均化前后各部门资本量一直是100单位。实际上，各部门资本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对于资本移动、利润率的平均化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也指出，“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就是说，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1](P182)马克思假定社会上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都等于100单位，这样做似乎简单明了，但却使每个部门资本相对量的重要性在模型中没有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模型的一个缺陷。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缺陷是，这一模型没有体现由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所带来的部门生产规模的变化以及供求状况的变化。例如，从部门Ⅰ来看，利润率平均化以前，该部门生产价值等于110单位的商品量，利润率平均化以后，仍然生产价值110单位商品量，供给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其他四个部门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没有供求关系的变化，又怎能说明这些部门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呢？不能说明价格的变化，又如何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呢?遗憾的是，马克思在随后也没有重新建立模型加以说明。第三个缺陷是，由于这一模型没有体现资本转移的具体情况，因此由资本转移所带来的各部门生产剩余价值的变化也未能予以体现，使得平均利润率的计算被低估。具体说来，资本从有机构成高、利润率低的部门移动到有机构成低、利润率高的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它所增加的剩余价值额要大于减少的剩余价值额，这就会引起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由此，考虑了资本移动情况的平均利润率就比不考虑资本移动情况的平均利润率要高。
为了克服上述三个缺陷，必须建立完善的资本移动数字模型重新加以说明，首先对模型的假定进行如下修正：假定社会上仍然是五个生产部门，但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不是各为100单位，而是分别为各 1 500、1 200、900、600、300 单位；其他假定与马克思的模型相同。在作了上面的修正之后，可用下面的数字模型（见表2）来说明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
表2 修正的资本移动模型
这个模型与前面的模型不同的是，将部门的资本量与资本有机构成进行了区分，它有助于说明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过程。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各部门资本额、资本有机构成都不同，各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不同，利润率也不相同。五个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为750单位，社会总产品价值为5 250单位，平均利润率为16.7%。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不同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必然引起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移动。具体表现为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第Ⅰ、Ⅱ部门向利润率较高的第Ⅲ、Ⅳ、Ⅴ部门移动。这种资本移动，必然引起不同部门的生产规模、价值总量以及产品价格的变化。假定第Ⅰ、Ⅱ部门分别移出a、b单位，第Ⅲ、Ⅳ、Ⅴ部门分别吸入c、d、e单位，只要满足a+b=c+d+e这一条件即可。但究竟移出多少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要取决于以下条件，“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转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1](（P218-219）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力移动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但依据我们的设定，平均利润率的变动空间是最低利润率与最高利润率之间，即10%与30%之间。假定经过一定的资本、劳动力转移之后，形成资本移动的重新配置（见表3）：
表3 资本移动后的重新配置
其中，部门Ⅰ移出资本300单位，部门Ⅱ移出资本200单位。由于部门Ⅰ与部门Ⅱ资本大量移出，必然引起这两个部门生产规模缩小，产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上涨，利润率上升。从表2中可以看出部门Ⅰ与部门Ⅱ原来分别生产价值为1 650单位与1 380单位的商品量，资本大量移出后分别只生产价值1 320单位与1 150单位，商品生产量大大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上升，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随之提高。根据表3数字，当第Ⅰ部门商品价格上升到按1 420.8单位（大于商品价值1 320单位）、第Ⅱ部门商品价格上升到按1 184单位（大于商品价值1 150单位）销售时，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从10%与15%上升到18.4%。反之，部门Ⅲ、Ⅳ、Ⅴ由于大量资本的涌入，必然导致这两个部门生产规模扩大，产品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下降，利润率降低。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部门Ⅲ、Ⅳ与部门Ⅴ原来分别生产价值为1 080、750与390单位的商品量，大量资本进入后分别生产1 080、1 000与780单位，商品生产量大为增加，在需求不变情况下，价格会下降，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随之降低。这三个部门利润率会从20%、25%、30%降低为18.4%。总之，随着资本在部门间的移动，利润率最终将趋向平均化。
随着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它不仅引起不同部门生产规模、产品价格以及利润率的变化，同时还会引起不同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变化。更为重要是，它会引起全社会剩余价值生产总量从而社会总产品价值总量的增加，剩余价值总量从750单位增加到830单位，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从5 250单位增加到5 330单位。这就揭示了为马克思资本移动数字模型所没有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不仅是不同部门资本家重新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过程，这种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资本在部门间的转移，特别是从利润率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向利润率高、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转移，为什么会引起剩余价值生产量的增加呢?主要是因为，同一资本，投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与投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相比，同量资本用在可变资本的部分较多，从而雇佣的工人较多，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较多。在发生资本转移后，平均利润率就不能按照资本移动前的剩余价值总量除以社会资本总量来计算。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资本转移后的剩余价值总量除以社会资本总量来计算。
但是，利润率的平均化只是表明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过这一切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情形：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抵消。总的来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1](P181)。所以，上述模型所体现的资本移动从而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决不能理解为是一次完成的，而应该看作是在一定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资本移动之后出现的一般趋势。
在一个平均利润率形成之后，一个值得接着讨论的问题是，假若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原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商品的买卖必须以生产价格为中心进行，而不是以原有的价值为中心进行。这样，所有的原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都会提高，因为高构成部门（主要是生产资料部门）按一定的比例提高价格，而低构成部门（主要是消费资料部门）也按一定的比例降低降低价格，由此导致每100资本内部的有机构成普遍提高，而最终的结果会导致整体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下一次的平均利润率纵然有提高的可能，但整体的趋势是下降。
此外，不断变革生产方式，从而提高生产力以获得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趋势。而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一是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普遍提高，显然前者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后者则是无限的。因此，总体上而言，整体利润率呈下降态势，尽管有起反作用的因素。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加以考虑的话，可以看出，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但总体下降的错综复杂的“之字形”或“波状形”轨迹。
依据上面的论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移动、平均利润率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也是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变动的过程，正是由于高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利润率低导致资本的移出。反过来，又由于资本的移出导致高有机构成部门的商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市场价格必然上升，从而获得平均利润（不考虑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情况）。而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利润率高，由于资本的大量移入反而导致商品供给的增加，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市场价格则必然降低，它们只得到平均利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1](P979-980)因而，资本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商品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商品供求失衡、价格波动的过程，没有商品市场的供求失衡、价格波动，资本的社会权力就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使得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常态成为资本不断从高构成部门移到低构成部门的运动过程，而商品市场的常态则呈现不断地失衡的局面。这一点似乎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卷的论述相悖。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资本论》前两卷的论述中，马克思假定资本不发生移动、供求一致、商品按照价值买卖，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假定，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1](P211)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总体来看，还必须抛开这个抽象的假定，回归到它的现实状态，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本不断移动、供求不断失衡与经济不断波动。从结果来看，在现有的条件下，一旦平均利润率得以形成，供求的变动将调节着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价值理论从而得以进一步的展开。另外，与此相关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扩大的再生产，所以从理论上讲，有必要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上重新讨论两大部类的平衡问题，换句话说，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上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数字模型作出修正。
对资本移动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任凭资本的自由移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为了追逐高利润率，从高构成的部门疯狂涌入低构成的部门，从而造成低构成部门的商品严重地供过于求，这样不但不能实现高的剩余价值以及高的平均利润率，反而会造成低构成部门商品的严重地生产过剩，而其剩余价值乃至资本则有可能损失。而另一方面，高构成的部门由于资本的大量移出反而导致本部门商品严重地供不应求。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使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对于经济危机，纵然可以从机器大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固定资本周期更新、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有效需求不足、商业投机以及金融投机等方面去解释，但是由资本移动所导致的供求失衡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甚至也只有依此才能从根本上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每一次的生产过剩都会导致低构成部门（一般是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和资本损失，与此相联系的是，高构成的部门（一般是生产资料部门）由于低构成部门的生产需求减少，反而导致商品价格先升后降而得不到平均利润，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陷入倒退。而每一次危机过后，生产要么在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上重新开张、复苏，要么由于危机使得同一生产部门的劣质企业的淘汰而导致生产在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上复苏，在上述模型中就会表现为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以更高的有机构成进行生产。
根据我们的分析，资本移动、供求失衡、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常态，以此来衡量现代经济学的以保持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
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前者主要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调控，后者主要是对社会总资本额的调控，然而这两种调控都无法改变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别这一客观事实，而其正是资本移动、供求失衡的根源，因此商品市场供求失衡、经济波动乃是必然的。除非政府宏观调控者能够准确地计算出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据此计算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应得平均利润，然后通过向低构成部门依比例多征税收，向高构成部门依比例发放等额补贴，进而保证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资本则不发生移动，供求则保持平衡，经济则平稳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困难以及征收税收、发放补贴所造成的巨大成本，这一设想也是难以实行的。那么，是不是说政府在应对资本移动、经济波动问题面前没有一点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理论上讲，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改变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增加投资与消费，也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控制社会总资本额的流动，以缓和经济波动的幅度。
总之，根据上面的模型分析，经济失衡与波动乃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状态，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是资本移动的结果，当然，经济的复苏也是经济体自身自组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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