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推荐8篇)
王玲玲
(中共东台市委党校,江苏东台224200)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加强普法和法学教育,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制建设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制建设与司法制度
1、法制建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民主政权的创建和革命法制的制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这是确保革命法制建设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各种革命组织,制定了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约禁令。如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的《劳动法案大纲》,是我国最早的劳动立法纲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法制建设方面,继承并发扬了老苏区的优良传统,纠正了苏区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革命实践,使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是它同一切剥削阶级法律的根本区别。它是在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并依靠群众的思想指导下,发动人民亲自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新型政治制度,成立了人民的司法机
1关,实行便利人民的讼诉制度。这一切都是以民主集中制和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指导方针。如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39年4月4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分别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关于婚姻与奸害罪暂行条例》,以及惩治扰乱金融罪和破坏森林罪的单行刑事法规等。
2、司法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了各级法院、检察机关等,同时也形成了当时的审判原则和诉讼制度。如人民调解制度,它最早发端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实行群众自治的一种组织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说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允许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为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根据。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公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一经典论述道明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此后,现行宪法以及《刑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新中
国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思想,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2]这预示着:中国将依靠党的领导,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的力量,走向法治化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可以说,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没得到解决的党领导人民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回答了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威与国家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以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党的理论的重要贡献,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的建立
党的方针、政策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要提高治理国家的法治化水平,离不开党在立法上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正确的政策主张上升为法律,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信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于27日夜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
[3]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设计、制定“54宪法”的领导者——毛泽东就在那里协同宪法起草工作小组开始了制宪之旅。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和意愿、肯定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宪法。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同时又适应各地不同情况,《宪法》和《立法法》规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外,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为保证国家法制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中国法律规定了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有法可依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能力的增强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目前,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规范政府权力取得和运行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行政主体法律制度、行政行为法律制度、行政监督、救济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公务员法律制度等一系列基本法律制度,分别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中加以规定。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4]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法的尊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司法建设的发展
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司法工作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公民、团体权益的保障与维护,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实现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初,不仅两次出台中央纪律检察报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坚决与党内的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等法律,建立了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等制度。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检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消灭贫穷落后,把让每个人享有充分的人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作为不懈的奋斗目标。以宪法为根本
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如保障生命权的《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通过以上法律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此外,在党领导下还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人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劳动权益等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选举法》、《宗教事务条例》、《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得到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
[5]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和相关立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规范市场市场主体经济秩序的民事法律制度、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市场管理的法律制度、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对外经贸合作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也日趋成熟。如《民法通则》、《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健全了债权制度、物权制度,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共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确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了市场竞争行为,加强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建立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产品质量的法律制度;《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批行政法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此外,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带领人民缔结、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等30多项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并积极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修订《对外贸易法》,健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和对外贸易促进体制。
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法教育和法学教育的发展
1、普法教育:当今中国,普及法律知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决议的要求,宪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逐步提高;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依法治理工作全面展开,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四五”普法规划将现行宪法颁布实施日即12月4日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对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举行了一系列法治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集体学习法律知识已形成制度。从1986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今年是“六五普法规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部署,确定了目标以及十项主要任务,全力以赴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法学教育: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党中央的重视及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筑了新中国法律教育的基本框架,并确立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为后来法律教育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基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这一直接推动下,法学又一次成为了我国的显学。90 年代以来法学教育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近600所,法学专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我国法学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
结语: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加强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中的领导。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在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成就的领导人。
注释:
关键词:新中国,法治建设,成就
一、国民党“六法全书”的
废除和《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通过, 为新中国初期法律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49年2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 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 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这一规定, 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为新中国法制的建立及其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开展, 廓清了障碍, 奠定了基础。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解放初, 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 不废除这个法统, 我们就不能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两个宪法性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 奠定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律制度的基础。
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法律思想和原则, 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 迅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建, 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 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 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 保护劳动人民利益, 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保护生产力的。”这就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其次, 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 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第三, 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 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 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1954年宪法的颁布, 标志着新中国法治的正式建立, 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出现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 即1954年9月15日,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1949年到1957年, 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 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 研究生近300人, 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 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 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 立法进一步完善, 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立法进一步完善, 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备, 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截止到2009年4月,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30多件, 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多件, 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以宪法为核心, 以法律为主干,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 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二) 司法机构和司法队伍、司法制度健设不断完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司法机构建设不断完善, 建立健全了以公安部门、检察院和法院三位一体的司法体系。司法改革初步展开, 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1989年, 第14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报告提出认真执行公开审判制度, 自此启动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法院系统以审判方式改革为重点, 围绕强化庭审功能、当事人举证责任和合议庭职责三大内容, 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创新, 与此相配套, 还加强专门法院建设, 健全审判机构, 强化调解工作及法官队伍建设。
(三) 法学教育和法律普及工作取得巨大成效, 全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普法工作和公民的法制教育工作。1986年以来, 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共开展了五个五年周期的普法教育活动, 目前“五五”普法教育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促进了全民法律素质的提高。这些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关键词:法治;基层政府;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71-02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2008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对市县政府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完善行政决策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近年来,武胜县从完善制度、明确职责、规范程序、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等多个环节入手,强力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12年,成功创建为全省“依法行政示范县”。但在工作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特征等方面的原因,武胜与许多县级行政区域一样,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离时代的更高要求还有明显差距。
一、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政府权责边界不清,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并存。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有限责任政府,划分了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力的界限。然而,由于我们自上而下多年来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的习惯认识,政府工作无所不包、无限责任的情况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下去。一个地方只要一旦出了点事,上级政府不管任何理由,都会追究下级政府的责任,社会大众不管该不该政府负责,都会埋怨当地政府。这些年里,我们常常看到,政府对不该管或不宜过多干预的事(如经济事务)去管多了,该管、该负责任的事(如社会建设)反而力不从心了。
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上,一方面,一些临时机构执法,其职权和政府常设机构存在职能交叉、权限不清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一件事又有几个部门分别管辖,职权的划分又显得太清太细(如食品安全问题等)。争权夺利的事争着管、有权没利的事推着管、没权没利的事没人管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常常将新成立的经开区管委会、工业园区管委会、景区管委会等辖区内的各种管理行政委托其管理,但县域内的管委会很少能获得行政主体资格。同时也容易与当地的党委政府形成全力交叉,常常出现各自为阵、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政策法规跟不上发展步伐,基层政府为了推动工作不得不寻求变通。
在媒体报端,常常有人批评基层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基层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的现行法规和上级政策去执行,我们的工作就根本没法得到推进。在基层工作,许多领导同志都压力很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要推动工作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去研究对策,去做工作,去寻变通。另一方面,又的要避免出现任何意外情况,确保不要把那些变通过的、不太合法合规的做法牵扯到媒体和大众的视野里来。变通的结果,自然就会使上面的政策到基层就走样了。
客观而论,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能完全归根与基层干部,上面政策规定与基层情况的脱节或许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国家法律法规和上面政策不够完善,一些空白和灰色地带为不法之徒绕道法规和政策提供了可趁之机。二是一些法规和政策严重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最新要求差距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阻碍了工作的正常推进。三是上面要求的许多工作是在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推行的,而很多时候,上级领导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导致基层政府部门和干部不得不违规违法开展工作,不出问题就一了百了,出了问题就由基层政府负责。在基层调研中,我们看到: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拖欠工资、黑车营运等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屡查屡犯,难以根治,都与这些因素有着一定关系。
(三)基层政府决策议事程序缺乏法律规范,依法决策缺乏刚性保障。
近年来,为了推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武胜县政府在制定实施《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从政府职能、成员职责、决策程序、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公文审批、会议制度等多个方面予以规范的基础上,专门对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全体会议、专门会议分别制定了《工作规范》,对会议的参加人员、召集条件、主要任务、议题准备、会务服务、落实执行等多个环节作了明晰的界定。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决策过程中,坚持必须听取法制办的审查意见,对涉及重大民生和民众利益,或存在一定社会风险的重要决策,要求相关部门在提交县政府集体研究前,必须在通过听证会,代表座谈会、民意调查等途径准确了解民意的基础上,交法制部门和相关法律顾问逐项审查,签据明确意见。研究决策中,原则上都要尊重采纳法制部门和法律顾问意见。相关部门如果建议暂不采纳法制部门和法律顾问意见,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并确保不得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应该说,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武胜县政府在法制政府建设中的有益探索,对县人民政府的依法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但我们也应看到,武胜县政府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县委、县政府一把手推动形成的,与当地一把手的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关系极大,在全省、全国的范围不一定具有普遍代表意义。在更多的地方甚至更高的层面,我们看到,由于没有在操作层面对政府决策的明确规范,政府决策随意性较大,在执行中才发现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要求不完全相符,不得不边执行边纠正,既容易引发群众质疑,损害政府威信,也给工作推动带来被动。
(四)行政执法监督乏力,干部队伍法制意识有待提高。
目前,政府执法的监督,主要来自同级党委的监督、人大的依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社会的群众监督,以及因提起诉讼而受到司法监督。但现实中,“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导致许多失职、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及时的得到很好的纠正和处理。
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政府及其部门工作人员法制意识有所加强,但由于我们是从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治观念很深,法治理念不强。一些政府和部门官员缺乏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应有意识,加上对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不够,法律知识有限,在行政执法中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在政策制定中为部门利益争权夺利。同时,受政府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的限制和财政不足的影响,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大量设置门槛低、薪水少的临聘岗位;基层公务员待遇差,流动性大,导致整体素质提升缓慢。
二、关于在基层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培训宣传,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完善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通过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等形式组织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行政法规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培训、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将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二)强化行政监督与问责,促进政府行政运行和职权行驶更加公开透明。首先从制度设计层面进一步完善人大、政协的监督,使人大、政协的政治监督和民主监督真正深入到政府决策、行政、执法等关键环节。二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网络和大众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三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把政府的决策、立法、行政和执法过程向公众开放,确保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四要探索重大决策与公民互动的有效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保障普通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推动公民参与,使他们的合理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法诉求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强化行政问责,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违法行政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深刻总结这三十年来广东省党的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实现广东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成就,经验
一、我省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主要成就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经过了30个年头,在这30年里,我国我省在经济、政治、尤其党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30年党的建设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中与时俱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这里就七方面陈述。
1、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思想路线对头不对头,对我们党和党的事业至关重要。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世界、指导实践,坚持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中总结经验、吸取营养,努力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主动性、富于创造性。在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广大党员和干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探索、讲求实效在党内形成风气,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永不僵化,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可以说,这是30年党的建设取得的根本的、最富有意义的成绩和进步,必将在今后党和国家生活中长期发挥重大作用。
2、确立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巨大和进步。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根据自己的性质、宗旨、最高纲领和一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制定的行动基本准则,是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的“纲”。这30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以新的面貌和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确立和毫不动摇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3、坚持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我们党不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以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我们党始终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党员和干部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就跟进一步,着力推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帮助广大党员和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保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可以说,这30年是党的理论创新相当活跃的时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普及的时期,也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所学习、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理论成果变为巨大物质力量的时期。
4、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在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
党的组织路线是由党的政治路线决定并为政治路线服务的。30年来,围绕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根本任务,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路线。
5、坚持不懈地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
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凝聚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开拓进取,积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舍生忘死、冲在前面,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和时代风范。
6、着力增强和巩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
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党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党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积极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党改革反腐败工作体制,恢复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政府系统成立监察部门,检察院设立反贪局,组建国家预防腐败局,纪检部门和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纪检监察部门对派驻机构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等等。这些举措,已经并将继续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7、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
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把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既用制度建设来促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发展,又用制度建设来巩固党的建设取得的成果,努力探索注重从制度上建设党的新经验新路子。
从这些成绩和进步可以看到,30年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和不断推进,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不断迈向新高度,站在了今天的历史起点上。这30年是我们党坚持不懈抓党的建设的30年,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
二、我省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果断地将全党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中共广东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党的建设为主线,用党的建设来引领经济和社会建设,从而使广东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党建的历史经验,为实现广东稳定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我省党的建设的经验
1、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共广东省委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国情和广东实际,迎难而进,带领广东人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使广东改革开放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了: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地解放思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够取得重大突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改革就能够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但是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在回顾广东改革开放二十年时也曾指出,“如果思想不解放,上面没有说过的话不敢说,过去没有做过的事不敢做,因循守旧,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改革措施的出现,往往会碰到徘徊观望甚至争论。不解放思想,就树立不起敢闯敢冒的探索精神,就难于闯过一个个改革的难关。”
2、必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发生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意义的转变,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广东省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为发展经济,中共广东省委最先向党中央提出要在广东沿海地区划出地方搞产品出口加工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广东省委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正是为了促进广东经济发展,由于始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广东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测试题目共:30,总分值:100 ,测试时间:60分钟红色标记为答案88分
第1题、拿破仑执政法国时,制订了四大法典。(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2题、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3题、法制建设的根基是执法者。(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4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5题、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是政治协商会议。(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6题、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7题、重大决策要经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8题、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9题、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委员长召集。(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10题、200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否题)(分值:3)
A. 对
B. 错
第11题、在我国,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表明()。(单选题)(分值:3)
A.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B.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C.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
D.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12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养成()的习惯。(单选题)(分值:3)
A. 依法治国
B. 依法制国
C. 依法办事
D. 依法行政
第13题、立法中要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单选题)(分值:3)
A. 立法中,要偏重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
B. 立法中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的现象是合理存在的C. 应当遵守权力与责任脱钩、权力与利益挂钩的原则
D. 在立法过程中,要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
第14题、现行宪法是于()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单选题)(分值:3)
A. 1982年
B. 1988年
C. 1993年
D. 1999年
第15题、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对规章一般每隔5年、规范性文件一般每隔(?)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单选题)(分值:3)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第16题、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是()。(单选题)(分值:3)
A. 少数服从多数
B. 集体行使权力
C.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D.平等原则
第17题、以下不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是()。(单选题)(分值:3)
A. 法律
B. 行政法规
C. 地方性法规
D. 行政规章
第18题、2013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正式启动,内容之一是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不再保留铁道部。这项改革旨在(?)。(单选题)(分值:3)
A. 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市场监管职能
B. 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政府职权
C.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D.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19题、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单选题)(分值:3)
A. 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
B. 依据、条件、程序和结果
C. 依据、条件、范围、程序和结果
D. 依据、条件、要求和结果
第20题、关于科学立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单选题)(分值:3)
A. 科学立法要求构建科学的立法体制,其中立法权的分配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部分
B. 立法实践表明,立法的产生有赖于科学的立法程序
C. 立法民主化通过多数人表决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调整,这种“多数人决定的方式”尊重大多数人的利益,非常完善,没有不利影响
D. 立法程序实现公开化,法律法规议案的提起、讨论、审议和表决等过程都应当通过合理途径让公众知晓,并尽可能通过新闻媒体对外传播。
第21题、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凡是不涉及(?)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多选题)(分值:4)
A. 国家秘密
B. 商业秘密
C. 个人隐私
D. 当事人不同意
第22题、有专家提出,一个和谐、宜居的城市,应该是“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媒体将这概括为“婴儿车指标。”有同学据此推测,达到这一指标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完善、行人车辆各行其道、环境优美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政府须切实()。(多选题)(分值:4)
A.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B. 保障公民的民主决策权
C. 履行经济和文化职能
D. 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第23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政府机构改革的声音与步伐始终伴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径日渐清晰,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多选题)(分值:4)
A. 树立政府权威的需要
B.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C. 提高为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D. 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第24题、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就是要(?)。(多选题)(分值:4)
A.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B. 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
C. 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D. 积极营造全社会遵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第25题、继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推进综合执法,减少执法层级,提高基层执法能力,切实解决()问题。(多选题)(分值:4)
A. 多头执法
B. 多层执法
C. 不执法
D. 乱执法
第26题、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多选题)(分值:4)
A. 合法性
B. 合理性
C. 可行性
D. 可控性
第27题、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是()。(多选题)(分值:4)
A. 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B.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C.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D. 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第28题、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推进行政决策的(?)。(多选题)(分值:4)
A. 法治化
B. 规范化
C. 民主化
D. 科学化
第29题、各类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多选题)(分值:4)
A. 行政征收
B. 行政许可
C. 行政处罚
D. 行政强制
第30题、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多选题)(分值:4)
A. 合法行政
B. 合理行政
C. 诚实守信
袁曙宏
2013-03-26 21:35:51来源:《求是》2013年第6期
前不久,总书记明确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了更加清晰的奋斗愿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天,法治中国已不再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可望而不可及的千年梦想,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
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法乃国家布大信于天下。”宪法法律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普遍行为规范,是13亿中国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宪法法律没有权威和尊严,治国安邦就失去依据,公民行为就失去规范,公平正义就失去标准,政治就不可能清明,社会就不可能和谐,人心就不可能安定。在法治中国,应当让所有的守法者获得制度红利,让任何以身试法者受到严厉惩处,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社会
风尚,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弘扬,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13亿中国人血液里流淌。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公民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的基因。法治国家区别于人治、专制国家的主要标志,就是全体公民是否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在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决不是要建成孤立封闭、自我服务的“法律王国”,而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使法治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覆盖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各领域。在法治中国,应当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目标宏大,任务艰巨。我们要更加重视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重视通过微观法治推动宏观法治,通过具体法治实现整体法治,全力描绘出一幅雄伟壮丽的中国法治
画卷。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法乃公器,公则生威。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要使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得到严格执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休眠、制度麻木,必然导致违法盛行、法治虚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保证法之必行,已成为法治建设的重点和关键;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已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主体任务。要加大执法力度,实行重典治乱,给不法分子以最大震慑,给人民利益以最有力保护,在持之以恒、公平公正的严格执法中确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要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程序制度建设,细化量化执法裁量权,公正文明对待当事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要创新执法方式,完善执法体制,深入研究保证每一部法律法规全面严格实施的有效办法,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要使每一个司法案件都体现公平正义。事断于法,国之大道,顺乎民心。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数次违法为害更烈,因为违法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败坏了水源。司
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不公则有致命的破坏作用。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件个案之中,存在于每一个当事人的感受之中。我们要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切实遵守法定程序,准确适用法律法规,公道公平对待案件参与各方,努力把每一个案件都办得合法、合情、合理。要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继续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升法官、检察官的司法理念、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切实维护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要使每一名公务员和普通公民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法治必须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和尊崇,否则定将沦为口号。法治中国不是少数精英人士设计的“空中楼阁”,而是接地气、连国情、通民心的治国大厦,它依赖于每一个人的添砖加瓦,它的根须深扎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建设法治中国,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主导力量。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切实尊崇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使每一个普通群众都真正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加快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建设法治中国路在脚下
道路决定命运。建设法治中国走什么路、怎么走,直接关系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由该国人民自己选择和创造的。综观世界各国的法治道路,既有发达国家的模式,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既有自下而上社会自然演变的模式,也有自上而下政府自觉推动的模式;既有流血的暴力革命模式,也有非暴力的相互妥协模式。但不论是何种模式,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全面移植”、“照抄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必须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自上而下积极推动与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代价最小、速度最快、成功系数最大的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事关法治建设全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统筹协调,加强领导,增强法治中国建设的协同性,既要做到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也要做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协同推进,以最大限度形成建设法治中国的整体合力。
更加重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推动法治最深厚的力量存在于人民之
中。建设法治中国重点在地方,难点在基层,动力在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法治、推动法治的具体实践,再美好的宏伟蓝图也无法实现。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成果与经验,有十多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成果与经验,建设法治中国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转变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的思想观念,把法治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地位来谋划和推进,像考核评价经济发展成绩那样考核评价法治发展成绩,真正担负起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不断把本地区法治建设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关山初度路犹长”。建设法治中国,行动就在当下。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奋力建成一个法治中国,创造法治建设的中国奇迹。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法治, 深化改革需要法治,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法治, 遏制腐败需要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 加强法制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树立法律权威, 成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根本动力。美国法学家哈罗德·铂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指出,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法律信仰是法治文明的源头, 是人们对法的一种尊重、信赖和认同感。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法”与西方的“法”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法”含义更丰富, 在西方文化观念中, 强调“法”具有维护权利, 促进正义的属性。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艰巨性,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 比如, 很多中国人不信法, 不守法, 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守法等, 缺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来源于法的正义性, 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今年的两会上, 就有学者提出“法治信仰托起中国梦”“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作信仰, 进而当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法治中国’就会形成”。因此, 树立法治意识,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发挥着日益深远的影响。
第一,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社会例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意味着法治教育将成为一种全民性教育、全程性教育和全方位教育, 其实质是要把法治变成国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坚持法治学习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广泛开展公共性、公益性和专业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例如,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养成、加强各类人员学法用法、积极开展专项普法活动, 以多种形式有机结合, 努力掀起学习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新高潮。
第二,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社会规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共同意见, 即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 个体要在群体中生活, 必须掌握这种价值标准, 有了社会规范, 便有了满足个体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标准, 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稳定和发展而言, 社会规范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越完善、越充分, 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规范的健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 乡规民约要发挥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遵从社情民意, 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发挥其积极的教化、规范、引导、评价作用, 推进依法治理社会。“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各种社会规范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 才能得到人民内心的认可, 才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
第三,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扩大覆盖面;二是要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信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因法律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找律师难”、因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而造成的“诉讼难”、因法律援助体系不到位而形成的“赔偿难”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让法律服务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成为法治中国的题中之意。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需要“量”的扩大, 也需要“质”的提升, 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 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同时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的民生工程, 涉及司法、财政、民政以及社会力量等多种环节。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来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社会纠纷机制写入公报十分罕见, 表达了决策层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四中全会此举就是要解决权大于法, 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权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 为有效维护群众利益提供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维护机制, 加快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 而是矛盾纠纷出现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社会。在长期实践中, 我国已经建立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纠纷解决制度, 为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实际需要, 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纠纷解决制度, 建立健全不同纠纷解决制度运行顺畅、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第五,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所在。要着力构建党政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格局, 健全以源头防控、动态防控、重点防控、科技防控、网格防控、区域防控和网络防控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网, 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要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打方针, 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同时, 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依法运用好“宽”的方面, 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1966年5月16日,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长达十年的浩劫从天而降。到1968年3月下旬,“文革”已经进行了“五大回合”的斗争,分别是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击退“二月逆流”;打倒了关锋、王力、戚本禹;打倒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所谓的“斗争”都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指引下完成的,公检法被彻底砸烂(仅保留了部分公安系统),斗和被斗,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除政治路线斗争外,具体执行上则另有依据。
首先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全称叫《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公安六条”,是陈伯达、江青提议,由谢富治起草,其目的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这六项条款中,第二条规定了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否则“都是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惩办”;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坏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两条规定为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方便之门,许多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一个字就被打成“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
从“造反派”对王光美的部分审讯记录中,我们看出他们的无法无天:(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要王光美穿上出访印尼时的服装出去接受批斗,遭到王光美的拒绝。)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x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的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对法治、权利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清理阶级队伍”
除前所述的“公安六条”外,1967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1967年10月的《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这几个文件构成“文革”揪斗的基础文件,规定了哪一类人不得参加“文革”的造反、串联等活动,剥夺了这些人的“政治权利”。
导致冤假错案剧增的重要事件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提法是江青首先提出的,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由新华社发行的第1220期《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一篇《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通讯,5月13日,姚文元对此批示道:“呈主席参阅。此间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1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由于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同时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亿人。大动荡的继续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9月5日全国省级革委会全部成立,“夺权”运动全面结束,武斗也渐渐得到控制,特别是1969年4月九大召开,决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形成了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运行的相对稳定期。但政治运动非但没有结束,还演变出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其中的“一打三反”又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运动,同时也意味着对“敌人”的打击开始组织化、系统化和国家行为化。
“一打三反”的审查方式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于:对此前抓捕的囚犯开始大面积判决,而且对许多原本已经判决的案件又进行了重新判决,且多为重判。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产生震慑效果,把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死刑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这样,死刑就变成了数字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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