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精选9篇）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篇1

任道纹1999年在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20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问题分析及对策》一文中指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出现很多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张云1997年在《经济师》发表《创办综合商社与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一文中提出创办综合商社对我们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指出对外贸易的散、小、乱等成为当前中国外贸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难题的背景下，综合商社的成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 并由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篇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创建以来, 国际技术溢出便成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的研发资本, 而且能通过国际贸易、FDI和OFDI从其他国家的研发中获得。相较于作为外商投资的东道国用市场换技术的被动, 走出的企业可以更加主动地选择溢出效应最为显著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而相较于其他渠道, 这种直接的投资方式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更为显著。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然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真的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了吗?本文将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从OFDI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机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及结果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2 OFDI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

国内学者对于OFDI的动因和促进技术进步的机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 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常建坤和李杏 (2005) 指出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国际化, 全球R&D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配置, 从而形成了集聚效应和融合效应, 促进了技术进步。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 (2006) 通过分别构建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新兴技术国家进行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模型, 认为R&D费用分摊、研发成果反馈、逆向技术转移和外围研发剥离等四个机制可以解释OFDI促进投资母国技术进步。刘宏 (2012) 具体分析了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并认为技术寻求型OFDI可以从降低技术获取的成本、加快技术的获取效率和加快产品的更新速度等三个方面促进技术进步。

3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及结果

3.1 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几乎所有技术溢出效应模型, 都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这种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 原因在于, 任何技术进步都以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为表现形式 (赵伟, 2006) 。因此, 目前国内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重点便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上。

白洁 (2009) 采用了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OFDI渠道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TFP产生积极影响,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其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则显示O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上的正向影响。李梅 (2011)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 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R&D溢出效应微弱的结论, 同时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远小于FDI渠道的国外R&D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仇怡和吴建军 (2012) 同样发现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给母国带来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只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发展缓慢, 因而其溢出效应程度相对较低。

3.2 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门槛效应

在考虑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方面, 学者主要通过“门槛效应”分析, 探究不同因素对O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

朱彤和崔昊 (2012) 发现, 对于研发资金的逆向溢出和人力资本的逆向溢出而言, 中国的人力资本和中国的研发资金可以形成一定的吸收能力, 但分别存在国内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资金存量的“门槛效应”。李梅和刘士昌 (2012) 主要考察了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差距等6个指标, 结果表明, 只有R&D强度、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逆向溢出有显著的影响。沈能和赵增耀 (2013) 主要考察国内外技术差距和OFDI规模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通过非线性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在开放条件下,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OFDI规模与技术势差的影响, OFDI规模和技术势差分别具有单一和双门槛效应。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新研究

近两年以来, 有部分学者分别从技术溢出路径和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等方面另辟蹊径, 创新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方法。

尹忠明和李东坤 (2014) 利用了数据包络法和相对价格法, 分别构建和测算了中国省际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国内市场分割指数, 结果显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不仅通过为国内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还通过降低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 促进资源、人才和技术在国内更好流动, 实现资源更优配置, 间接促进技术进步。

董有德和孟醒 (2014) 的研究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而对于创新能力的衡量, 笔者将创新产出视为创新投入的函数, 以索罗余量的思想计算出创新能力。采用省份分价值链数据的结果显示, 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 而非经营性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政策建议

4.1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和区位选择

在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方面, 要打破以往资源和市场获取型OFDI比重较高的局面, 进一步增加技术寻求型OFDI比例;区位选择上要鼓励国内企业向R&D密集型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行业分布上, 要加大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李梅 (2012) 认为, 我国应该积极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同时注重加大“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一是在投资国上要注重对R&D资本存量丰富国家的投资, 二是在投资产业上要注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投资, 以促进对国外研发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有效利用。沈能 (2013) 同样指出, 国家应继续加大“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尤其应当注重研发资本存量获取型OFDI, 通过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有效吸收国外的研发资源。

4.2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

众多学者认为, 国内R&D资本和人力资本没有跨过“门槛值”导致我国O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邹玉娟, 2008;李梅, 2010;朱彤, 2011) , 因此,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迫在眉睫。李梅 (2010) 认为我国应在加强国内研发资本投入的同时应加强教育投入, 扩大人力资本储备, 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对外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源。刘宏 (2012) 在文章中指出, 目前我国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不足, 能力不强, 而引进的技术也没有给我国带来技术创新。因此, 通过增强自主研发力度来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是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有效途径。

4.3 解决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化

分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鉴于此, 学者提出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刘明霞 (2009) 指出针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应该对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且吸收能力较强的地区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获取更大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且吸收能力较弱的地区则应重点培养吸收能力, 加大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沈能 (2013) 认为, 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地区, 要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积累, 同时提高研发投入比例, 坚持自主创新;在技术落后的地区, 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除了加大人力和研发资本投入外, 政府必须全面提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经济结构。

5 结语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 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本国技术进步这一命题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由于数据和方法的不同, 理论和实证结果不一致。但总体上看, 对于中国对海外技术和研发资本密集地区的O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 学者们还是形成了统一观点, 只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持有各自看法。本文认为关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补充扩展。

5.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目前国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大多采用索罗余量, 该方法基于希克斯技术中性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前提下, 而现实往往违背以上条件, 这对准确衡量技术进步造成一定困难。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没有索罗余量那样严格的条件, 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 而技术效率变化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 分解变量为我们具体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TFP的渠道提供了方便。

5.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

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时, 一方面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 可能存在自选择效应, 企业自身的生产率较高而推动其进行OFDI。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模型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 而大多学者对此问题避而不谈, 很少对其进行修正。今后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应该将该问题纳入考虑。

5.3 逆向技术溢出程度和影响因素

当下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 对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并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方法, 而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探究还在探索阶段, 有部分学者从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 的角度探究“门槛效应”, 但毕竟只是少数。无可置疑, 随着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规模的扩大,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逐渐显露, 因此, 学者可以进一步探究溢出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白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08) .

[2]董有德, 孟醒.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14 (09) .

[3]李梅, 金照林.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10) .

[4]李梅.国际R&D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基于FDI和OFDI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 2012 (04) .

[5]刘明霞, 王学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09) .

[6]沈能, 赵增耀.空间异质性假定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J].科研管理, 2013 (12) .

[7]尹忠明, 李东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J].财经科学, 2014 (07) .

[8]赵伟, 古广东, 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 2006 (07) .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贸易保护；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69-0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作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国内和美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其整个贸易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此，对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任小布什、奥巴马两届总统执政时期。这期间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复杂且又多变。

2001年至2008年，是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自2001年开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丧失了明显的导向性，“接触”与“遏制”并存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张曙霄和蔡丽（2001）认为，“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一改上台初期的强硬态度，开始以“接触”为主要手段拉拢中国，主要表现为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并在中国入世初期允许中国在过渡期内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美中自此开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然而，随着美中贸易的严重失衡，又使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趋紧。Lardy(2005)以及李静（2010）指出，此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美方将对中国的要求从敦促中国遵守贸易规则转变为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并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督促”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一种手段。

2009年至今，是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张建新（2009）、蒋珠燕（2009）、李静（2010）以及马光明和赵锋（2010）认为，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似乎是以“稳健、理性和务实”为主，具有自由贸易和实用主义兼容的特点。与小布什的保守主义相比，奥巴马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并致力于促进美中贸易关系的稳定发展。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中贸易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步扩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持续向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施压；另一方面，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被限定在创造就业和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元气。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措施。

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

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荣林和马海（2006）、梁碧波(2007)指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必须要纳入考虑的比较优势等经济因素之外，美国整体的对外战略以及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会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其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对分析其政策走向至关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对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梁碧波（2006）指出, 首先，贸易政策需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政治战略总是排在其他因素之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制定，进而制约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冯耀祥（2009）认为，在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美中关系降至最低点，因而美国对华态度强硬。而蔡强（2011）认为，在“9.11”事件后，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上升，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增加了合作的色彩。其次，小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采用了双重标准。李静（2010）指出，一方面，美国积极鼓励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并认可中国贸易发展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路攀升，促使美国政府从人民币汇率和反倾销等方面向中国施压。最后，中国贸易自身的特点也构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歧视的重要原因。 Chad P.Bown和Rachel McCulloch（2005）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贸易本身的一些内容容易受到特别关注。中国集中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如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如此之强，使其在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这自然而然会招来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针对措施。

对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马相东（2010）指出，首先，由于总统个人因素以及民主党一直以来的务实态度，奥巴马上台初期积极发展美中贸易关系。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高赤字、高失业的双重困境，奥巴马政府在国内的支持率不断下降。为转移国内视线、缓解国内矛盾，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找“替罪羊”。这些因素使作为美国最大逆差来源国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其次，国内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蔡强（2011）指出，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各个利益集团如企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等，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极力进行游说。如奥巴马在选举中获得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即“劳联—产联”(AFL-CIO)的支持。而该工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被人为地压低，低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者，一部分美国普通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奥巴马在竞选初期承诺会实现公平贸易以保障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考虑到危机期间美国工人的焦虑和工会组织在美国的影响力，奥巴马选择了遵守承诺。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指出，美国反倾销税率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申诉者的影响，他们提供给国会议员政治捐资。这些政治势力是美国对华反倾销呈现出歧视性的重要原因。最后，国内外政治环境促使美国对华敌意加深。张建新（2009）认为，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潜存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尽管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借助中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然很流行。美国政府认为，对外贸易机会的扩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因此需要从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

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矛盾不一的贸易政策对美中两国贸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彭铮（2010）指出，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并借此频繁对中国发起“337”调查，从而使中国失去了许多出口机会，或者以付出高额专利许可费为代价继续出口。俞钱荣（2010）也认为，小布什政府集中对中国钢材和轮胎实施反倾销的特保措施之后，这两类商品出口额稳步下降。除此之外，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金泽虎（2009）指出，歧视性贸易政策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促使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和管理，最终提高中国出口产品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其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限制对中国的出口不仅没有保护其国内产业，反而造成了美国工业的空洞化。蔡强（2011）指出，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处于低位。他认为，美国限制对中国的出口实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能阻碍中国经济的崛起，反而损害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至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美中贸易关系。王艳秀（2011）指出，通过贸易保护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经常引发美中贸易摩擦和纠纷，甚至是贸易战。而且，当贸易纠纷激烈到一定程度后，经济问题就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其次，苛刻的限制措施会减少中国企业的出口量，影响中国的产业安全。蔡强（2011）指出，中国很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出口量的减少直接影响了企业就业岗位的数量。例如，美国在2009年发起的轮胎特保案导致中国上万人失业。同时，奥巴马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不仅会抬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且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日益强烈使得大批热钱涌入中国，危害中国的金融安全。最后，贸易保护政策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不利影响。蔡强（2011）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直接影响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此外，由于进口商品价格提升，美国人民为了保持生活水平要求工资上涨，由此形成了物价和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这会导致美国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一旦产品过剩，就会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失业。总之，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且伤己。

四、总结性评论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自由贸易”等不同的特点。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金灿荣，2000），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还涉及同样多的政治问题。换言之，美国的贸易政策严重依赖其国内的政治环境，是一种受国内政治集团影响的独特的经济政策；此外，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贸易政策既是其国内经济、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又是国际之间经济、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①。研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必须充分认识美国贸易政治的复杂性。从目前来看，美中贸易关系发展的前景仍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持续复苏并逐步降低高企的失业率，那么美中贸易的互补性将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美国政府也将会对美中贸易失衡的调节有更高的容忍度和更加克制的态度；反之，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甚至陷入衰退，中国将必不可免地继续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主要目标，美中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将因此而受到影响。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只有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才能逐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纠正美中贸易失衡。

注释:

① 美国学者Pastor（1980）认为，经济学家们关于贸易政策的定义都排除了该政策背后的“政治过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指“美国政府试图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全部行为，或者是直接影响国际经济环境，或者是调整美国经济以适应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J].美国研究,2000,（02）：7-30.

[2] 蒋珠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55-59.

[3] 梁碧波、李永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1):44-49.

[4] 李荣林、马海.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J].亚太经济,2006,(05):59-63.

[5] 李静.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比较分析[J].经济观察，2010,(08).

[6] 刘永涛.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的变化及对华政策影响[J].太平洋学报，2001,(03).

[7] 马光明、赵峰.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速的政策原因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0,(02).

[8] 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J].国际论坛，2009,(04):30-36.

[9] 张曙霄、蔡丽.布什执政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及其走势[J].当代经济研究，2001,(10):66-68.

[10] 蔡强.美国对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负效应[D].吉林大学商学院,2011.

[11] 冯耀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成因研究——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实证检验[D].南开大学经济学院,2009.

[12] 彭峥.小布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保定:河北大学,2010.

[13] 王艳秀.美国贸易保护的动因与效应研究[D].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2011.

[14]Chad p.Bown and Rachel McCulloch.U.S.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Discrimi-n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R].Conference Paper,2005.

[15] Lardy,Nicholas R.China the Great New Economic Challenge [J]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篇4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和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关税壁垒以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如许可证、配额制等）作为贸易保护手段的作用越来越弱，正逐步走向淘汰，而一种全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已悄然登上国际贸易大舞台，这就是渐受瞩目的“绿色贸易壁垒”。它是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各国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的一些措施直接或间接地限制甚至禁止了某些产品的贸易,成为绿色贸易壁垒。并且随着各国环保标准的日趋严格,绿色壁垒贸易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中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贸易与环境的矛盾下,绿色贸易壁垒便成为他们实施贸易保护的有力武器。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绿色贸易壁垒己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几乎波及到我国外贸出口的所有领域。因此,系统地研究绿色贸易壁垒,分析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以及如何合理构筑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是一种以保护有限资源、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和法规，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入本国的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步伐的加快，全球性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环境问题呈现出的全球化、政治化、社会化和累加化新特征，使得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仅仅靠传统的技术手段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加以解决。而将环境与贸易直接挂钩，用经济的手段通过限制乃至禁止对环境有害产品的贸易，已经成为保护环境的发展趋向和必然措施。另一方面，“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时的基本愿望，为此而采取一些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确保本国产品对国内市场占有额的措施则成自然之举。

（一）绿色壁垒的特征 ：

1绿色壁垒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

绿色壁垒以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为理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世界贸易组织也允许各成员方采取相关措施，绿色壁垒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从而对某些国家的产品进行刻意刁难及歧视的情况非常突出，这是其实质不合理的一面。绿色壁垒与其他非关税壁垒措施相比，其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可以以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协定和国内法律、法规作为其制定实施的依据和基础，形式上具有合法性。2绿色壁垒在目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

绿色壁垒的保护方法既不同于关税壁垒，也不同于其他非关税壁垒，绿色壁垒完全是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在保护环境的大旗下，以制定苛刻的环境标准等手段，为贸易自由设臵重重障碍。绿色壁垒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和理论上的合理性，使其更具隐蔽。

3绿色壁垒具有贸易上的歧视性

设臵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他们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经济领先优势，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环境意识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成为绿色壁垒的主要牺牲品。在现阶段以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去要求发展中国家，显然是极端不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落后国家贸易上的歧视。

4绿色壁垒在内容上具有广泛性

绿色保护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资源环境与人类健康有关商品的生产、销售方面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对那些需要达到一定安全、卫生、防污等标准的工业制成品也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绿色保护措施，还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实施时容易受发达国家的刁难和抵制。对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涉及面就更大、更深。20世纪 70年代以来绿色壁垒保护的内容涉及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人类到动物，从动物到植物，从固体到液体，从液体到大气，范围越来越广泛。5有利性

绿色贸易壁垒虽然具有阻碍全球贸易 自由化发展进程、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阻碍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消极一面，但更有利于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的一面。绿色贸易壁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趋向和产品的生产商、经销商对正在全球掀起的“绿色浪潮”的积极 回应。因此，在 WTO的游戏规则中，他是受到保护和鼓励的。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1．绿色关税和市场准人。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限制、禁止其进口，甚至实行 贸易制裁。

2．绿色技术标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 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他们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这些标准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

3．绿色环境标志。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生态标志。它由政府管理部门或民间团体按照严格的程序和环境标准颁发给厂商，附印于产品及包装上，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到使用直至回收利用的整个过程均符合生态 和环境保护要求。

4．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减少废物，用 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易于自然分解，又不污染环境的包装，流行于发达国家。

5．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基于保护环境与生态资源，确保人类和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与技术标准。6．绿色补贴。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有必要 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成本之内，使环境和资 源成本内在化。

三、绿色壁垒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整体技术水平不高,绿色壁垒将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出负面性。1997年至1999年的3年中,我国因遭受绿色壁垒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达200亿美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当的绿色壁垒有助于国际贸易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此情况下,全面认识绿色壁垒,充分应用各种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突破贸易壁垒,是我国各外贸行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绿色壁垒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主要有:(一)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第一,农副产品出口所受到的绿色壁垒限制日益增加。某些国家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的检测不仅由抽检变成了批检,检验标准也有所提高。如韩国对我国出口蔬菜的检测仅农药残留一项最高时检测指标案可查的就有200多项。有资料表明,中国成为美国绿色贸易壁垒限制最多的国家。目前,因绿色贸易壁垒而受阻的品种,已经从蜂蜜、烤鳗发展到蔬菜,甚至蔓延到了野生菌如松茸等等。

第二,许多传统的大宗出口工业品受环保因素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纺织服装产品方面,国际纺织环境保护法中使用的常见指标包括禁用致癌燃料、限制金属残留、限制使用加白剂与柔软剂等等使我国的出口受到较大的阻力。在机电产品方面,一些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噪声污染、节约能源、安全性等方面的技术限制,无形中加大了我国机电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困难。如欧盟制定了“技术协调和标准新方案”,实行CE标志认证制度。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德国也相继对电子、机械和电器产品实行认证制度,对我国电视机、收音机、灯具等出口造成了极大困难。

第三,导致我国一部分产品出口竞争力削弱。目前一些国家对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实行双重标准,对国外产品要进行一系列的检验、测试、评估等等,增大了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产品出口竞争力。1994年美国环保署颁布了一项规定,即美国生产的汽油可以逐步达到有关新环境标准,而进口汽油则必须在1995年1月1日该规定生效时达标,否则禁止进口。委内瑞拉当时是向美国出口汽油最多的国家,因此也就是这一规定的最大受害者,便投诉到WTO,本案专家组裁决认定美国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二)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缺乏道德法制观念,我国陆续发生进口工业垃圾和有害废物的事件,这不仅严重违背了控制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及其处臵的巴塞尔公约和我国的有关规定,还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因此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严把产品进关。同时,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所在国严格的污染治理规定,利用我国环境标准低和环保意识淡薄的缺陷,相继在我国投资设立污染防治费用高、处理难度大的农药、化工、印染、造纸、电镀等企业。大量污染项目进入我国,在绿色壁垒下对我国的出口构成了潜在危险。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对现有的三资企业进行认真调查和评估,对不符合我国环保规定的要限期治理;对新设立的三资企业项目应避免新的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

（四）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影响的对策

三、突破绿色壁垒的对策和建议

从白色农业文明到灰色工业文明再到未来的绿色生态文明，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因此，21世纪的主旋律必将是绿色经济。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应根据我国的实际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绿色壁垒。(一)政府层面

1．明确角色定位和责任。我国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明确自己的定位和责任，对外，在熟练掌握和运用 WTO相关规则的前提下，为维护本国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利益，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充分利用 WTO的政策审议机制，积极承担起审议绿色壁垒实施方面相关贸易政策的职责，加强对这些政策措施与 WTO规则之间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和评价。除此之外，对于某些带有明显歧视性和针对性的绿色贸易壁垒，应积极主动地采取策略。产生纠纷时，政府应代表企业与对方国家磋商，磋商不能解决时，应向WTO申请仲裁，有效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对内，应整合政府各部门的力量，与行业协会组织和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而不是自行其是。2．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保立法和执法。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族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政府在根据绿色贸易壁垒的新趋势，督促企业执行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的同时，应尽快完善贸易中的各类商品在生产和销售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和法规，以及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保证经济贸易的环境管理与国际通行法规相衔接。同时，我国也要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参与国际标准化机构或体系的有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协调工作，加强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的认证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制定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环保标准，充分利用WTO透明度规则，在绿色壁垒与WTO规则不相符的地方提出建议，进行协商，要求修改，以争取较为宽松的环境。3．积极扶持和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有关专家认为，政府应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培育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品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应当以积极的“绿色财政”政策，配之以“绿色金融”的实施，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政策，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4．推行绿色会计和绿色审计制度。通过绿色核算、绿色审计，推行清洁生产，有助于形成整个国家的绿色竞争力。5．进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刨新。通过分散和明确环境资源产权，确立相应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主体，建立有效的使用、补偿和责任承担机制。（二)企业层面

企业应用战略眼光看待环保问题，要认识到环保是一种投资，是对外贸易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器，才不至于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1．实行绿色生产，开发绿色产品。根据有关专家预测，绿色产品将在未来10年内将主导世界市场。这就要求企业从需求出发，在研究国外先进环保技术的基础和经验上，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不断引进和开发产品的绿色技术，积极开展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的开发，实施全过程的绿色生产。这样才能开拓广阔的绿色产品市场，占得先机，扩大出口。

2．实施绿色营销，塑造绿色形象。企业搞好绿色营销，首先，要搞好绿色品牌设计。其次，重视绿色产品的广告宣传。在绿色产品的广告宣传过程中，应强调产品对环境的友好性，可以实施差别策略，注重带有提示环保信息的绿色包装，或者尽可能少包装，使用可循环利用的包装等。企业也可以在其产品上附上绿色标志，进一步提升绿色形象。3．提高管理水平，强化国际认证。应对绿色壁垒，要求企业在技术、管理以及标准上与国际全面接轨，企业必须改变意识，转换观念，保证足够的财力、人力，积极参加 ISO 14000的认证，以该认证标准为基础，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环境管理体系，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4．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分散国际市场风险，在适当时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以绕开绿色壁垒。我国出口企业应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做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亦可直接进行海外投资，直接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绿色产品。这样，在面临国外绿色壁垒时，一方面，可减缓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压力，降低风险，减少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另一方面，也可将当地信息及时反馈给母公司，以便掌握国际市场竞争的先机。

总而言之，绿色壁垒是长期的，要想突破绿色壁垒，需要政府、行业和企业及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各个层面都应注重搜集国际“绿色信息”，进行动态管理，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设立绿包壁垒的预警机制。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篇5

具体研究文献回顾和综述

（一）资本市场的特征研究

1、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中正式提出。该假说认为，在：（1）大量投资者力图利用充分、独立并随机出现的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2）所有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理性经济人；（3）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市场摩擦，市场能迅速反馈有价值信息这三个前提下，金融资产在资产价格形成中能充分并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即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则市场是有效的。

根据金融资产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内涵不同，市场有效性可分为弱态有效性（Weak Form EMH）、半强态有效性（Semi-strong Form EMH）和强态有效性(Strong Form EMH)三类。在弱态有效市场中，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限于历史交易数据（交易价格、成交量及回报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无时间序列自相关性；半强态有效市场中，信息集合内涵扩展至全部能够影响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公共信息（宏观经济动态，市场信息和财务数据等）；而强态有效市场中，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将会为市场交易者充分利用，修正其投资策略并完全反映在价格中。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提出，引发四十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会计与理财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沃金（Working, 1934）、考尔斯和琼斯

（Cowles & Jones, 1937）、肯代尔（Kendall，1953）、罗拔茨和奥斯本（Roberts & Osborne, 1959）、库特勒（Cootner）、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曼得布洛特（Mandelbrot）通过研究近代证券市场价格变化，提出并发展随机漫步理论，为有效性假说提供有力支持。基于市场收益随机正态分布特性，马克维茨（Markowitz(1959)，夏普（Sharpe(1964)）以及林默（Linmer(1965)）等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罗斯Ross(1976)则根据理性投资者套利行为提出资本套利模型（APT）。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市场分形理论等新兴学派的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受到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质疑。第一，其三项基本假设均建立在“完美”的完全信息市场理论基础上，而真实资本市场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可忽略、投资者意见分歧且并非全部理性、市场套利者力量有限而投机者羊群效应明显等问题否定了其基本前提；第二，国外众多对企业内部信息人士（股东和企业高管层）和基金经理们超额回报率的研究，虽然难以得出其持续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盈利回报的证据，但从基本可以否定强态有效假说，而在我国相对低效、投资气氛浓重的资本市场中，这一假说更难以成立。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弱态和半强态有效性上。

国内研究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文献最多,但是由于存在联合检验问题,弱态有效性检验也是争议最大的。施农屋(1993)运用序列相关性检验模型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测试每种股票前后期之间，以及每种股票价格与深圳证券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其结论是深圳市场未能通过弱态有效检验。俞乔（1994）对沪市1990～1994和深市1990～1994的综合股价指数进行了研究，作者使用误差项序列自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柯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韩德宗（1995）通过对沪市56只股票和深市17只股票1992～1994的收益率为样本，使用序列自相关系数和游程检验研究方法，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邓学军(1995)在自相关检验和连续性检验之外，使甩了过滤检验方法。分析了股价对历史信息的吸收，结论是中国股市还未达到弱态效率。胡波、宋文力、张宇光(2002)利用随机游动模型,采用1996年2月12日至2001年7月9日的统一指数数据,使用DF与KPSS两种互补的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未达到弱态有效。孙碧波，方健雯（2004）把技术分析的获利能力与市场的弱态有效性联系起来，通过断定在中国证券股票市场上某些技术规则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进而得到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吴世农(1996)对深沪两市20种股票所做的自相关分析，也表明它们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变动趋势，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定论我国股市已达弱型效率。然而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对沪市1992年底以前上市的29只股票进行了检验,他们将样本区间分成1991年到1992年和1993年到1995年,结论是从1993年到1995年沪市弱态有效性成立。魏刚（1998）在对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股市能区分不同的分配信息并作出反应，但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弱式有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

针对期货市场，王益（2005）选取了从1999年1月到2004年5月沪铜期货3月期收盘价的月度数据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明沪铜期货市场没有达到弱态市场有效性。

对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呈现弱态有效性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对中国股市是否达到弱态有效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观点的不统一反而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市场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而且技术分析方法的普及,也使人们相信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

关于半强态有效性，吴世农、黄志功(1997)选择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30家公司为样本,采用“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得出我国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靳云汇、李学(2000)以1996年以来的94家“买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买壳”公告前后股价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性。叶龙.，谢建汀（2000）采用CAR分析法对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选出的14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观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赢余公告的反应，得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态有效的结论。杨朝军等(1997)通过分析股价对公司分红方案和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反应速度，认为沪市已经能够较快速地反映送配股信息。他同时表示，并不能由此断定沪市已达到中强效率，因为沪市投资者对分红配股信息并不十分看重。张人骥等(1998)以沪市48家上市公司722个交易的收益率数据，检验了上海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检验结果表示拒绝接受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的假设，但没有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作出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沪市是否达到了中强型有效。赵宇龙(1998)分析了沪市123家上市公司4年的会计盈余数据，认为沪市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坏消息则反应不足。叶青等(1999)的检验却表明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以上研究发现也说明我国股市也没有达到中强型有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验检验结果倾向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中强效率。但对于是否达到弱型效率则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到共识。那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应如何认识呢？一般地讲，股价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说明股票市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有效，目前许多关于市场是否有效地检验方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检验结果未必可信，尤其对我国这样的新兴股市而言。随机游走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随机性，是市场实现一定程度效率基础上的随机性，而另一种随机性则是无信息基础的，股价往往受某些外在的或者人为的因素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是一种疯狂式的随机性，这主要是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及人为操纵引起。可以推测，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随机性很可能不是有效市场的表现，相反地，却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也是极端无效的。除此以外，时间序列长度是限制我国股市有效性实证检验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在股票市场实证研究中往往要选取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股价运行中含有大量的“噪音”成分，为了得出可信的结论就必须靠较长的时间序列来消除噪音。一般地讲，一个完整地经济周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一个股票市场的运行周期也需要41个月的时间[2]。在我国却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还不足一个股票运行周期，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不报等情况相当普遍，这也会对市场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

总之，研究市场有效性需要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中国证

高校体育课程设置和改革文献综述 篇6

高校体育课程设置和改革文献综述

本文通过对-中文期刊中关于国内和国外高校体育课程设置和改革的文献进行综述,讨论和总结了研究的概况和现状,提出了我国高校体育课程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作 者：刘超 作者单位：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体育教研室,安徽,合肥,231100刊 名：中国西部科技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EST CHINA年，卷(期)：8(12)分类号：G63关键词：高校 体育课程 中文期刊

贸易便利化研究文献综述 篇7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内涵,评价指标,研究方法,建议

引言

目前, 因贸易便利化水平低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占总贸易额的1%—15%, 部分地区的贸易负担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国际贸易。因此, 改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通商效率、降低商务成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迫切需求。

贸易便利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

目前, 国际上还没有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标准定义。在提出初期, 贸易便利化仅仅指港口硬件的改善和海关手续效率的提高, 学者们大多从海关改革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之后全球经济快速发展, 除了简化、协调海关程序以外, 如技术规范、安全标准等非传统关税壁垒也被默认为便利化的评判标准之一, 亚太经合组织更是将人员自由流动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近几年, 信息技术在全球贸易中得到广泛运用, 甚至使跨境贸易产生质的改变, 电子商务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也成为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标准。

周茜认为:“贸易便利化从狭义上说, 是指取消、简化或统一货物、服务、资本、人员、技术流动的国境程序, 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标准化、技术、信息、交易、劳动力、通信、保险和融资方面的成本, 以及与以上程序相关的时间成本。”[1]从广义上说, 推进贸易便利化意味着减少和消除非传统贸易壁垒, 通过简化跨境手续, 提高流通效率, 为国际贸易活动营造公平、开放、有序的竞争环境。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对贸易便利化下的定义是:在国际贸易中货物及要素流动所涉及的行为、惯例以及手续的简化与协调。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将贸易便利化定义为:“削减阻碍、延迟跨境货物流动或增加其流动成本的行政障碍, 使国际贸易以最高效率的方式流动。”

沈铭辉阐述了欧洲国际商会的定义:“贸易便利化是对货物在国际间从销售者到购买者的流动过程所需手续以及支付方式的简化与标准化。”为了强调该定义不仅仅局限于“边境障碍”, 欧洲国际商会还特别提出透明度原则:“为了简化与降低国际贸易行为的成本而采取综合与集成的方法, 以及基于国际准则、标准和最佳实例, 保证所有的相关行为都发生在一种有效、透明、可预见的方式之上。”[2]

综上所述, 贸易便利化是指为了削减国际贸易在跨境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物流障碍, 降低贸易成本, 提高政策透明度, 从而促进贸易发展做出的应对措施的统称。

而推动贸易便利化的现实意义, 则主要体现在货币收入和社会效益的提升上。一方面, 贸易便利化的改善意味着通关效率提高和通关手续的精简, 减少了货物在海关的滞留时长, 从而降低企业各方面的商务成本, 不但有利于增加企业综合竞争力, 还间接调节了商品价格, 使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 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 进出口政策的透明度提高, 管理控制效率上升, 进一步促进贸易活动的便捷化。而贸易的便捷有利于营造宽松的贸易环境, 可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 拉动国外直接投资 (FDI) ,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贸易便利化的评价指标与研究方法

APEC将评判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标准分为四大类:海关程序、标准化、商务流动、电子商务。世界经济论坛的评判标准也是四个方面, 但有出入, 分别是: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商业环境 (包括规制环境和物理安全) 。2013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贸易便利化指标》, 将纠纷解决及申诉程序、行政手续及费用、政府公正、国际机构合作、信息技术传播速度等内容纳入评判体系。

John Raven在广泛的调查基础上, 得出与贸易便利化息息相关的因素:政府廉洁程度、海关通关效率、贸易国商人的诚信度、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支付方式、电子商务水平、网络技术水平、信息透明度等。其中, 最显著的障碍是繁琐的手续、大量的通关文件、自动化水平太低、信息化程度低、缺少透明度。

Wilson、Otsuki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贸易便利化体系的研究:2003年为世界银行撰写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中, 选择了港口效率、海关环境、监管环境、电子商务四个指标, 构建评价体系;在2004年的研究中, 保留港口效率和海关环境, 增加国内制度环境和服务部门基础设施, 剔除监管环境和电子商务标准;在2007年的研究中, 又对评价体系做出调整, 用港口效率、基础设施建设、海关环境、技术标准化、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六个指标, 测量贸易便利化水平。[3]

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中, 研究贸易便利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 通常把贸易便利化细分到各项小指标, 并对其量化, 进而分析便利化的各个方面对贸易的影响。

Wilson等利用引力模型分别估计港口设施、电子商务、规制环境、海关环境四个指标与贸易额的关系, 发现贸易额与口岸效率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且其他措施的改善也有利于提高贸易额。

Ben Shepherd在东南亚国家贸状况分析报告中, 用海港建设、空港建设、服务发展、关口管理, 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 运输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指标对国际贸易影响较显著。对这些国家来说, 改善贸易便利化程度对贸易增长的影响, 甚至比关税还要大, 其中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收费标准、普及网络使用等, 可明显增加贸易往来, 并且比调节税收的效应更好。[4]

Peter Walkenhorst将跨境通关手续对贸易产生的负担分解成两个方面:直接的成本、间接的成本, 海关手续越繁琐, 跨境交易的成本越高。如果降低这种交易成本, 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发达国家。[5]

孙衷颖选取2006年52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实证分析, 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Rev.3) 中第5—8类四个行业产品为研究对象, 发现完善的规章环境和电子商务对进口的影响是负相关性, 对出口则有正面作用。[6]

Felipe、Kumar将物流绩效指标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LPI) 加入引力模型, 通过LPI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改善对中亚国家的贸易影响程度, 发现在部分国家、地区, 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对区域内贸易最高影响程度可达100%。[7]

段景辉等对三个世界的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进行横向比较, 提出发达国家需要对严格繁杂的检验检疫程序进行简化, 减轻进口商的负担;发展中国家则需加快海关关务制度的改革, 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尤其是海关管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8]

胡小龙等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可降低农产品出口的成本, 使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商品更容易相互流通;如果进口国的规章制度提升1%, 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流量将会增加2.22%, 即进口国的规章制度越完善, 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越有利。[9]

2.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的测算

基于CGE模型的研究通常把贸易便利化作为一个整体, 用降低交易成本的边际效益, 衡量其给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

APEC于2002年利用该模型测算出APEC内部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每下降5%, 能使APEC的整体GDP上升0.9%。

OCE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2003年的报告中也采用了CGE模型。报告指出, 贸易交易成本应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组成, 从而调查单个经济体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 当便利化水平上升, 大部分地区的出口增长要大于进口增长。

Francois测算了各国关务费用对经济的影响, 发现如果各国的海关费用均下降1.5%, 全球总GDP将增加720亿美元。该假设下除了中国 (贸易量下降3%) , 绝大部分贸易参与国都受到利益;若交易费用下降3%, 全球收入将增加1510亿美元。该假设基本达到完全自由化, 全部国家和地区都将受益, 且发展中国家将获得大部分收益。[10]

Hummels在CGE的基础上, 通过Probit模型计算了贸易便利化的关税等同效应, 发现每节约1天的通关时间等同于降低了0.5%的从价关税带来的福利效应。[11]

胡超研究了通关时间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口国的通关时长每下降10%, 可使农产品贸易额增加5.68%。以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为样本, 通关时长每减少1天, 自贸区内农产品贸易额增加15.2亿美元。同时, 他还提出了“心理距离”, 双边国家的通关时间差距可能会对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 时间差距越大, 双边易额越小。[12]

佟家栋等研究发现, 提高透明度和降低腐败程度, 均会增加贸易和福利收益。如果将整个亚太国家的政府政策透明度提高至世界平均水平, 全球的贸易额将增加2000多亿美元, 各国的GDP、进出口贸易、资本存量、居民效用均发生正向改变。[13]

两种测算方法各有侧重点。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方法, 能将影响因素均等作用于研究对象国, 但它是把便利化水平作为一个个体进行研究, 不能抽离某个方面分析对福利效应的影响, 进而无法给出确切具体的建议。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方法则普遍是构建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 对指标进行赋值, 进而实证分析便利化对贸易的影响。它既可分析过去的发展变化, 明确指出各因素的作用及程度, 也可对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但由于至今没有统一的权威标准, 构建测评体系时选取的指标及对指标的赋值并不是唯一的, 存在研究者的主观性, 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客观性。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在定性研究方面, 学者们一致认为贸易便利化能给各国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实证研究方面, 学者们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 选择的测评指标也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对贸易便利化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共性结论是无异议的。另外, 关于便利化程度的评判标准, 基本集中在边境海关管理、政府规章制度、公共基本设施、通信及电子商务等领域, 这些指标可以较完整地表现一国的综合便利化水平。

2.建议

(1) 强化政府管理职能, 建立健全协作机制。政府不但应加强和完善内部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合作, 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 还应加强与外部非官方机构的合作。在涉及的检验检疫、质量安全标准、资本投资、人员流动、体制改革等方面, 必须灵活机变。

(2)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通过共同建设公路、铁路、港口、通讯网络等公共服务设施, 实现国际贸易的物流畅通和信息畅通, 降低贸易交易成本, 真正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发展。

(3) 深化海关口岸管理。在电子和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海关更应借助技术的革新, 大力发展电子政务, 提高通关效率。同时, 还应促进与伙伴国的数据共享和电子清关的合作, 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便利化”。

中国体操研究文献现状综述 篇8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对2000-2010年11年间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有关体操方面的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有关体操的研究，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研究的内容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竞赛，教学，训练方面；对生理、生化、力学、音乐编排方面的研究不足；有关损伤方面的研究，有待提高；关于选材方面的研究很匮乏。

关键词中国体操研究综述

体操的科学研究是为体操的教学和训练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运动员在比赛中提高竞技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持。客观反映当前我国体操科研论文的现状，总结当前体操科研论文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可以为今后我国体操科研工作者从事体操方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同时对促进体操运动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期刊网对2000-2010中有关“体操”不包括“艺术”、不包括“心灵”、不包括“头脑”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进行搜索与统计。

（二）数据统计法

把所获得的数据根据年份通过EXCEL进行数据统计，并一一按研究方向进行分类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一）中文核心期刊中体操科研论文的时间分布

在2000-2010年期间，2001年的研究论文最多共计70篇，占总数的12.32%；2010年47篇，占总数的8.27%；2009年共计31篇，占总数的5.46%；2008年共计29篇，占总数的5.11%；2007年共计52篇，占总数的9.15%；2006年54篇，占总数的9.51%；2005年46篇，占总数的8.10%；2004年68篇，占总数的11.97%；2003年53篇，占总数的9.33%；2002年53篇，占总数的9.33%；2000年65篇占总数的11.44%。

（二）研究内容分布方向

查询2000到2010年公开发表的论文共计568篇，参照运动训练学、体育社会学以及体操教材中的分类方法，将检索到的论文划分为基本理论、教学、训练、技术、竞赛、心理、规则、编排、生理、生化、损伤、音乐、选材、力学和其他16个研究方向。

1．基本理论

有关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为109篇，占总数的19.2%。这说明我国体操研究目前在基本理论方面研究的较多，在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大多都竞技体操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体操的发展史、中美体操竞争力的比较、体操运动的功能价值研究、体操的分类、竞技体操的优势和潜在危机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的研究。这对于体操的潜在价值和体操的文化内涵以及体操的纵深发展有较大的价值。

2．教学、训练和技术

教学、训练和技术方面的文章共计201篇，占论文总数的35.4%，其中教学116 篇（占论文总数的20.4%），训练40篇（占总数的7.0%），技术45篇（占总数的7.9%）。学校一直是学术界最为活跃的地方，是高水平论文的发源地，是各项运动开展的试验田和人才库，在体操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有关教学改革的体系研究、教材教法的建设与改革、体操教学评价体系，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改革与实验方面的论文很多，但08、09年这两年出现减少的迹象。训练方面多是探讨运动训练原理、训练过程的调控及提高运动训练水平方法途径、训练对身体某一特定技能的影响以及训练周期的特点等方面的文章较多。这类论文运用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运动员身心发展规律及体操技术动作结构、形态等方面进行研究，使其具有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特点，为体操的教学与训练指明了方向。在这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方向上，体操的发展还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竞赛、规则

竞赛、规则的研究共计168篇，占论文总数的29.6%，竞赛方面123篇（占总数的21.7%）。有关竞赛的研究如此之多，竞赛几乎全是体操的三大赛事和我国的全运会，内容主要是实力分析、竞争力的比较、竞技运动发展特征以及趋势、成绩分析等。在体操规则方面45篇，这方面的论文较多。成上升趋势，规则方面多直接和体操的三大赛事相联系。从规则的变化来研究竞赛、训练的影响的较多，以及规则的变化对体操发展的趋势的也较多。但从2008年国际体联（FIG）修改新规则后，2009年没有一篇有关规则的论文出现。研究竞赛、规则方面的研究都是为我国的奥运争光战略服务的。

4．生理8篇、生化3篇和力学3篇

生理、生化、力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科研论文结合电脑、录像机、摄影机、肌电图机等仪器设备，从生理、生化、力学方面在体操领域的研究，解决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对体操运动训练过程的科学化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为体操技术的诊断、技术的创新与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对运动员运动能力的变化进行定性分析、对科学合理安排训练、掌握运动负荷、加强训练过程科学化和提高运动成绩具有理论知道作用。但这方面研究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生理、生化、力学方面研究体操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5．心理方向

心理方面的文章共计8篇，占论文总数的1.4%。心理方面的研究较少，这与我国运动心理学起步较晚，水平有限分不开。但是随着我国运动心理学的发展，在心理方面的研究会逐步增多，心理研究将成为研究的热点。

6．音乐与编排

音乐编排方面的论文共计9篇，其中音乐1篇、编排8篇（占总数的1。6%）。随着竞赛规则的改变，编排、音乐的研究不断增加。我国在音乐编排方面的研究和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音乐编排上的研究也将逐步增多。

7．损伤、選材、健身与其他方向

损伤、选材、健身和其他方面的文章共计59篇，其中损伤30篇（占总数的5.28%），选材5篇（占总数的0.8%），健身12篇（占总数的2.1%），其他12篇（占总数的2.1%）。损伤方面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说明这已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这方面主要有损伤的治疗方法，如何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以及运动员的损伤特点和原因的分析。这也与当前我国体操运动员训练损伤严重，提早退役有很大的关系。有关医疗体操健身的研究也逐年上升，这说明在物质文化丰富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研究体操健身效果的同时，挖掘了体操的理论功能，同时也让体操更好的为大众服务。有关选材的研究只有两篇，实在太少，这表明，在我国体操选材方面的专家少，以及我国在科学选材方面理论体系不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运动员的选材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的发展，选材不当，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应该在选材方面多做研究。

三、结论与建议

（一）有关体操运动的研究，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建议在我国体操水平还未取得决定性优势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加强对体操运动各方面的研究。

（二）研究的内容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竞赛、教学、训练方面。出现重复选题，创新力度不足。建议扩大研究领域。

（三）对生理、生化、力学、音乐编排方面的研究不足。建议加强理论研究，提高应用水平。

（四）有关损伤方面的研究还需加强，应该在造成损伤的原因上多做研究，从而较好的预防的损伤的发生。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篇9

第三方支付通过其支付平台在消费者、商家和银行之间建立连接，起到信用担保和技术保障的作用，实现从消费者到商家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货币支付、现金流转、资金结算等功能。

典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建立在美国的贝 宝（paypal）公司成立于1998年 12月，是美国易趣（ebay）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买家成交后登陆贝宝网站付款，货款直接支付到卖家paypal帐户，卖家收到信息后发货，买家收货。

paypal是一种直接支付的服务，能为买卖双方提供即时、安全的支付服

务。paypal的业务开展建立在paypal专有的反欺诈、风险控管系统基础之上，具有国外成功的网上支付经验。paypal利用现有的银行系统和信用卡系统，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网络安全防范技术，在全球103个国家为超过1亿客户提供安全便利的网上支付服务。但paypal是在拥有成熟信用卡机制和完善信用体系的环境之下发展起来的，未必适合缺乏良好信用体系的中国国情。

支付宝是专注于服务我国内地市场的网上支付

平台，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信用体系等宏观环境，也符合 国人消费习惯和行为习惯。

二、我国第三方支付问题探讨

1技术风险。2业务风险。信用风险，第三方支付机构能不能信守承诺，如何确保其承诺兑现。资金风险，包括资金能不能得到妥善保管等。这些都还缺乏有效的控制。3法律风险。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地位的确立，各方法律责任的划分，整个交易构成涉及到了支付平台、交易平台、配送方、交易方、银行、认证服务方、系统运营商、系统开发商等，如何界定其中的责任等都还悬而未决。

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狭窄。监管空白。信用模糊。

第三方电子支付发展建议

1拓展盈利渠道。2加强业务合作。3建立信用体系。4强化本地化服务。

5支付手段多样化。在提供网上支付服务的同时，提供在线支付、手机支付、电话支付、掌上支付、虚拟支付等其他电子支付手段，形成立体化的支付体系。6创新营销策略。7强化创新。

监管建议

市场准入监管。业务范围监管。监管机构。政策建议

鉴于国内第三方支付企业竞争激烈，其生存与发展非常困难，发展也不规范，要防止恶性竞争，增加支付风险。为了促进其发展，建议采用政策引导并购，实施国有控股，减少无序竞争，减少重复建设，增强实力，扩大规模。建议对第三方支付机构采用类金融机构设置保证金的机制，并探索建立电子支付保险。

C2C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手段对感知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綦晓燕

赵菁（2005）的研究认为消费者为了购买网上商品(包括产品和服务)，所采用的各种支付手

段，包括网上支付和网下支付。目前常见的支付方式包括：货到付款、第三方支付手段付款、信用卡支付、银行汇款、手机支付等。其中网络银行汇款和第三方支付手段都属于在线支付。她的研究还指出了第三方支付手段和网络银行汇款的不同点，主要包括：网络银行汇款操作相比第三方支付手段繁杂；网络银行汇款一般要求是同行之间的，而第三方支付手段可以与多个银行建立联系，省去了跨行交易的麻烦 第三方支付手段使用范围比较小，不同的购物网站有其不同的第三方支付手段；第三方支付手段的生成前提是网络银行的存在，第三方支付手段本身无结算功能，它是通过接入银行来实现最终结算的。

王莹（2008）则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是指融购物流程、支付工具、安全技术、认证体系、信用体系以及当前的金融体系为一体的基于 Internet 的第三方综合平台。曹红辉等（2008）认为第三方支付是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公司或组织，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的交易支持平台的网络支付公司。在第三方支付手段中，消费者和卖家都在同一个第三方平台（比如支付宝）上注册一个账户，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后，消费者首先将钱汇到第三方平台上，第三方支付平台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后检查没有问题通知第三方支付平台将钱划到卖方账户中。第三方支付平台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支付中介的担保作用。即如果卖方未发货或者卖方发的货有问题，买方可以不确认收货，这样卖家收不到货款，所以这大大增强了消费者网络消费的信心。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知道第三方支付手段不仅是一个支付中介，它同时也是一种第三方认证的方式，比如淘宝网中使用的支付宝认证就是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安部门联合推出的一项第三方认证手段。它在买卖双方交易过程中起着监督保障的作用，不仅促进双方交易的达成，而且可以帮助建立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同时降低感知风险。

我国有三类第三方支付企业

站在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角度，将感知风险理论应用于第三方支付企业，考察第三方支付手段存在的哪些因素会对感知风险的降低会产生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对感知风险的相对影响程度，从而给第三方支付企业改进营销方案，促进网络购物提供一定的建议。第三方支付手段使用

者的经历与熟悉度与心理风险、服务风险、隐私风险有显著的负相关；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安全因素与服务风险、心理风险及隐私风险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形象因素与隐私风险有显著的负相关。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不同的性别对身体、隐私、心理和服务风险感知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并且女性对于这些风险的感知显著高于男性。

第三方支付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希望第三方支付手段能在这些方面优化自身。首先，要加强第三方支付手段的教育，使消费者对第三方支付手段的特点和性能更加了解；其次，优化第三方支付手段的视觉效果，提高品牌声誉；第三，增加安全保护措施，提高安全服务承诺；最后，第三方支付手段应该与购物网站联合制定营销策略，推广网购。祝道松、卢正宗、徐雅培（2007）实证研究发现第三方认证和付费保障机制下的知觉担保效果，会对感知风险产生负向的影响效果。李敏（2007）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对第三方支付活动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进行全面的识别和分析，并提出风险控制和管理措施。李楠（2008）研究认为企业自身因素、网站安全因素、网站质量因素、宏观信用环境因素会对消费者网络购物感知风险有影响。其中的网站安全措施包括隐私保护、身份认证和支付。高健（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三方支付手段抑制了风险感知的产生，并且削弱了影响风险感知因素的作用，使得风险感知维度降低。

必须知道哪些因素对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有重大作用，从而有效利用营销资源，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

高健第三方支付应用下的消费者网上购物风险感知[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3:67-69.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风险管理研究_卢骋

通过对互联网支付现状的分析，在探讨了其监管政策环境、现有市场规模及预期、竞争格局以及现有的主要应用领域之后，发现互联网支付拥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因此，如何使其规范发展、健康发展就显得颇具研究意义。

二、通过对互联网支付的整体风险识别和评价，我们认识到目前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尚未成熟，在其使用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如政策法规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技术及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一系列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的评价可以通过建立一套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

三、要防范互联网支付的风险，可以从内部、外部两方面着手，通过在外标准化建设、网络社会环境培育，在内加强系统安全管理、建立信用支撑体系、完善用户认证机制、加强员工培训力度等措施，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互联网支付风险防范体系。

第三方支付概述 第三方支付定义

第三方支付的行业特征 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 国际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 国内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 第三方支付的业务类型及简介 互联网支付 酣卡

银行卡收单

我国的互联网支付发展现状 监管政策环境

现有市场规模及预期 市场竞争格局 主要应领域

以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读国内外众多学者关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支付的文献资料、相关研究机构对互联网支付的研究分析报告，探讨了第三方支付的定义、行业特征及发展历程。并在分析其分类中引出了互联网支付的概念，从而对其发展现状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之后在对互联网支付中的风险进行识别分析之后，建立起一套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其后运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模糊评价对其整体风险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针对风险评价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双管齐下的互联网支付风险防范体系。

第三方网络支付风险监管法律问题研究-陈彤

境外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监管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虽然美国、欧盟、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体制尤其独特性，但是在监管体系，消费者保护理念，鼓励创新，反洗钱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与境外第三方网络支付风险监管方面相比，我国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监管制度不健全，静态监管已不能满足现今的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不够，反洗钱制度不健全。在研究国内外第三方网络支付风险监管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风险监管理念、完善风险监管制度、全方位实现动态监管、加强保护消费者权益、重视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等完善的建议。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第三方网络支付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被注入了更多的新活力。然而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许多风险隐患。首先，内部操作问题或员工等外部事件，容易引发操作风险；其次，交易双方直接或间接违约的行为，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再次，支付指令形态不断创新，很可能会产生漏洞，引发创新风险；用户在网络交易中容易产生沉淀资金，沉淀资金如果监管不当，将引发资金安全风险；最后，不法分子容易利用第三方网络支付的隐蔽快速性，进行洗钱、套现等违法操作，引发洗钱风险。第三方网络支付的风险问题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我们应该知道风险伴随着机遇。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中外比较法，经验总结法等，从第三方网络支付风险出发，了解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的发展现状及不足，借鉴境外的风险监管法律，提出了转变风险监管理念、完善第三方网络支付风险监管制度、多部门多层次监管、动态监管、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重视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等完善的对策和建议。

王晓毛等学者提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利润丰厚、潜力巨大，有希望成为将 来最主要支付手段之一。4 目前对于第三份支付的含义，主要从其业务范围上进行区分，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地理解第三方支付是指，“电子商务中的关键环节，使得买卖双方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下完成网络交易的交易支持平台”。5

而广义的理解则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商家和商业银行等多 个主体在内的系统。戴佳娴在《关于第三方支付的相关研究——一个理论综述》 一文中定义第三方支付为“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采用与各大银 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的交易平台的网络支付模式”。6

一、第三方支付的多理论视角研究

国内已有学者对第三方支付进行了信用的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从保证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信用角度，陈艺云指出第三方支付实质上是“信用缺位”时代的“补位产品”，它对于约束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保证交易过程中资金和物流的双向正常流动，增强网购的可信度有着重要的作用。7

从第三方支付的虚拟货币信用角度，王利锋在《第三方支付发展及其对我国金融体系影响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关于第三方支付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对于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影响，得出“第三方电子货币对现金通货具有高替代性，一方面会影响货币乘数，另一方面会降低现金漏出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引起货币乘数的不稳定。第三方电子货币的高速流通性还会使货币价值放大化而减少公众对货币供给的需求。”8 的结论

博弈论也被广泛应用于第三方支付信用中介的研究，丰富了第三方支付的信用问题的研究。有学者通过博弈论二叉树模型，来研究第三方支付平台解决网络交易的诚信问题的能力。黄长宇为了说明第三方支付中介对电子商务的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了纳什均衡理论，即在无限期多重博弈框架下存在一个合理子博弈的模型。9

第三方支付通过对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的信用问题的良好解决，对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凌屹在《我国网上银行基于可信第三方的网上支付系统研究》一文中，运用从一次博弈到多重博弈的各种方法，系统地以博弈论解释了第三方支付解决信用问题的相关机制。10

二、第三方支付与传统银行业之间的关系研究 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快速深入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服务中的金融属性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究其原因在于第三方支付的支付业务依托银行的金融服务资源，同时，其发展促进了银行业务的服务质量的提升。刘敏等认为第三方支付虽然降低了线下银行卡的直接支付交易量，挑战了传统商业银行银行卡业务的拓展，给银行带来了不利的冲击。但是其对商业银行款项划拨和结算的依赖，随着网络支付的发展会带动银行卡业务的增加，最终必将促进银行整体服务格局的提升。11 童卓超在《C2C 第三方支付企业与银行的合作模式研究》一文中，以努力程度和成本费用为变量，构建出了第三方支付市场供应服务链，基于最优化理论，建立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型，得出了若干优化两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原则。12 张细松依据系统分析研究第三方支付机构与传统银行合作中各自优劣势所得的结论，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未来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合作的有效模式。13

三、第三方支付的风险与监管研究

李芳于《电子商务中的“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透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在途资金沉淀 的风险问题，她认为在途资金的沉淀存在引起金融和赔偿支付等风险的可能性。14 还有报告通过定量和法律属性分析两种方法研究第三方支付产生的沉淀资金，提出了预先估测资金沉淀量的保证金制度以及在8种合意选择基础上的事前协商模型。由于经济信用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方支付的风险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王舫在其对第三方支付的风险控制研究中，把第三方支付的风险，分为了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非法经营风险、金融市场风险、沉淀资金风险和法律风险六大类。15 吴越根据第三方支付风险特点的差异，把风险分为：法律、道德、欺诈、技术和盈利风险等五种类型。16 从监管的法律和行业规范角度，郭明主要调查研究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出台以后的实施情况——对第三方支付行业风险控制的效果。基于第三方支付潜在的金融风险，明确提出了第三方支付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议。18 薛丽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问题》中，分析对比了欧洲和美国在立法上的差异，结果表明美国目前暂无专门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的条例，而是在已有的法规中寻找相关的监管依据，或是通过增补的方式对现有的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而欧盟则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问题，专门出台了相关法律，主要以监管电子货币的方式来实现对第三方支付的有效管理。19

4王晓毛，邓宁昊．基于商业银行视角的第三方支付发展问题研究[J]．金融经济，2010，（22）：100-102．

5徐明．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与监管[J]．金融与经济，2010，（02）：80-82． 6戴佳娴．关于第三方支付的相关研究——一个理论综述[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04）：54 7陈艺云．第三方支付监管的必要性与监管体系探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7，(04S)：187-188． 8王利锋．第三方支付发展及其对我国金融体系影响研究[D]．苏州大学，2010． 9黄长宇．第三方支付中介在电子商务中的多重博弈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报，2006，（02）：105-106．

10凌屹．我国网上银行基于可信第三方的网上支付系统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9． 11刘敏，王琴．第三方支付发展对商业银行银行卡业务的影响[J]．金融会计，2009，（05）：42-47．

12童卓超．C2C 第三方支付企业与银行的合作模式研究[D]．厦门大学，2009．

13张细松．中国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模式选择——基于商业银行全面介入的视角[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45-49．

14李芳．电子商务中的“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透析[J]．时代金融，2007，（12）． 15王舫．第三方支付的风险控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16吴越．第三方支付风险分析与对策建议[J]．时代金融，2009，（04）：26-27． 18郭明．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状况与政策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0，（18）． 19薛丽丽．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问题[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以第三方支付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内容，运用经济伦理学的相关概念，综合分析第三方支付的伦理特征。研究伦理价值在第三方支付的服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问题背后的伦理学成因。从而，一方面丰富第三方支付在理论上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找到完善第三方支付监管的伦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