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论文

司法改革论文（共8篇）

司法改革论文 篇1

一、问题的提出：司法公正的双重内涵

司法，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适用形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进行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在法制社会中，司法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司法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要求司法必须是公正的。司法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任何社会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2]普鲁士国王弗里得里克二世在历史上虽然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典范，但他也曾说过，“如果非正义找到了扰乱事务的手段，那么正义就应当有排除这种扰乱的艺术。”[3]从诉讼主体的角度看，任何冲突的主体都必然在形式上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对这种对立的“正当”作出裁判，必须有真正公正的标准。因此，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

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司法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历史表明，司法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然而，程序公正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司法。[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司法：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判决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程序公正，即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从司法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一)程序的`独立性。程序的独立性是指诉讼程序的开启和运作应当以实现法律目的为依归，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影响。法官在审判中，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干预。程序独立性是程序公正的首要保障，它使程序具备了自身的理性，从而可以对抗其他国家机构的法外干涉。

(二)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民主性是程序公正的要义，它包括;程序设置是否以大多数人利益为重，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程序设置是否便利大多数人;程序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古代专制社会的程序法是树立君主专制个人淫威的工具，与民主无缘。民主的程序法生成于民主政体和社会之中。

(三)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现代程序法与古代程序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可以通过法定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制约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巳。”

(四)程序的平等性。古代程序法确认公开的程序特权，不同身份的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有别的。现代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程

司法改革论文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法制”,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社会属性,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政治保障,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功绩所决定的; (3) 这条法治道路是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一条法治道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而法律在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意志的, 这条法治道路统一于人民民主, 旨在充分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权利; (4) 这条法治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法治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因此我们的法治道路既有重视“情理法统一”的色彩, 也有注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趋势。在司法领域, 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并重等。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的内在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关系密切,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当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变革一些司法制度时, 司法规律就在无形之中支配着司法改革。而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有着方向标的意义,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良好成效, 尊重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司法改革的发生是伴随着司法体系内部矛盾和司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司法规律要求司法活动必须符合时代之发展要求, 当司法活动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之目标时, 就需要改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二)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

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司法改革要尊重实践, 要参照司法规律, 绝对不能纯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司法规律是一个重要依据。

(三) 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司法规律。

中国司法改革的不竭动力不是理论探讨, 只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才是司法改革、政策变迁与法治建构的核心变量与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尊重了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 是否尊重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

(四)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

司法改革不是茫然的改革, 而是朝着回归司法本位的方向, 司法规律就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司法规律支配下的司法权属于国家, 是中央事权, 是按照司法自身的属性在运行, 不会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等情形, 司法改革就是要朝着遵守司法规律的方向改革。

三、司法规律视域下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完善

(一) 司法规律检视下的司法改革现状

1.“司法行政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要求的是司法发挥司法而非行政应有的价值, “让司法的回归司法, 行政的归行政。”不可否认, 从我国法院设置、法官级别设置到法院权力之运行无不带有行政化色彩。本轮司法改革最突出特色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这被认为是剑指“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色彩浓重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的错位, 更严重的是产生的冤假错案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价值迷失。

2.“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权的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预甚至操控, 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时需要请示上级法院或层层报批来抵御这种压力。本轮司法改革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管, 这项举措在理论上的初衷在于去地方化, 但是再在实践中或许会加剧地方化的隐忧。

3. 司法公开与司法规律

司法公开是确保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范围尚且有限, 对于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公开化远远不够。司法公开是为了确保公众更好的监督, 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公正的折扣。王晨光教授认为“司法权的专属性、定纷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必然性。”

4. 司法职权配置科学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只有判断, 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权的配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权的运行及其结果。目前司法实践中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流水作业”, 未真正实现“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避免利益冲突原则”。审判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中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还不够。

5. 司法职业化、民主化与司法规律

近年来的两种司法改革路径中“侧重解决问题的”主张司法应该民主化, 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历史蓝本, 以法庭下乡为现实样本;侧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则主张司法应该职业化。司法改革的现状中关于司法队伍职业化进程也是在不断推进的, 此前退伍军人转业进法院的现象已经得到纠偏。对于司法民主化是否有违司法规律, 笔者以为应该辩证看待, 司法民主化不等于司法的政治化和去专业化, 更不等于一味的迎合民众司法情绪而丧失司法应有的理性, 从这个层面讲, 司法民主并不违背司法规律。

6. 司法能动与司法规律

在和谐司法的呼声中, 在问题导向大和解的背景下, 中国司法改革中曾一度出现了“能动司法”的动态。能动司法观是改革者为了解决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司法资源匮乏的张力而提出的, 初衷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甚至提前介入矛盾纠纷以更好的化解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殊不知中国的能动司法在实践中被变异为“司法盲动”“司法乱动”“司法权的滥用”等现象。显然这是有违司法被动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违司法规律, 司法能动在中国司法改革的阵地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 辩证对待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还体现在:辩证对待司法与行政、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不能本末倒置。司法规律要求实现的是司法与行政各归其位, 各司其职。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桥头堡, 重大行政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一国往往与该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目标的行政化, 比如司法改革是否应该以“服务大局”为首要目标,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司法就应该作出“司法大和解”的现实回应, 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势必会影响到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深化也会带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体现。一切行政改革应该法治化, 一切司法改革的推进则不应该行政化, 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本身就难以祛除司法行政化的诟病, 权威与公正更是无从确保。

(三)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司法规律对于司法改革成败得失意义重大, 基于中国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以为,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司法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

司法规律具有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司法规律不仅仅适合西方国家, 它也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司法规律在中国的不适用或变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更好的保障司法人权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得到改革, 行政权高于或大于司法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的特色, 遵循司法规律, 今后应该处理好的中国特色是: (1) 积极改变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破除“党大与法大”的理论陷阱; (2) 做强做大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祛除人大的个案监督; (3) 破解“维权”与“维稳”的对立, 促进权利保障前提下的社会稳定; (4)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 减少“信访不信法”的怪象。

2. 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相一致

我国单一制的国体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西方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自然不会存在西方的那种绝对的司法独立。遵循司法规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违背本国国体与政体的改革, 而是在尊重现行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逐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也不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而是在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之下, 改革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不适应人民之需、不符合司法价值与属性的具体制度。

3. 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相统一

司法模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 中国的司法模式更类似大陆法系, 带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线条流畅、诉讼效率高。这样一种诉讼模式并不意味着与司法规律相冲突, 司法在实践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正, 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一种具有较高诉讼效率的诉讼架构,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能够得到切实遵守, 完全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高效率, 根本没必要搞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因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给本国司法模式以关怀, 将本国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4. 把握并遵循法治规律

司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 司法的改革必须遵循国家治理与法治发展和运行规律。具体而言,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律: (1) 要遵循国家治理规律, 理性把握法治的作用和功能, 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 要遵循法治发展规律, 做到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相结合。 (3) 要遵循法治的运行规律, 合理配置法治主体的结构, 努力提高法治结构的功能, 积极推进法治功能的强化和转化。

四、结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延续, 不是本土资源的沿袭, 更不是西方法治的完全移植, 同样,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会完全参照西方来改革, 更不会以封建法制为皈依。中国的历次司法改革, 改革内容越来越多, 程度在不断深化, 而本轮司法改革不单单是问题导向, 也不是纯粹的遵循司法规律, 而是将中国特色的国情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 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真正需求。司法规律检视下的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存在问题,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司法体制将会日趋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司法改革论文 篇3

第一，要确立新时期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新理念。任何绩效管理都有确定的目标取向，即绩效管理主体必须预先清楚地知道实行绩效管理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当前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改革必须和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紧密地联系起来。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就是要求司法机构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奉行司法为社会提供正确行为模式的理念，司法要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要树立社会评价机制，不再以内部评价作为绩效评价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必须建立在效率、效果和公正的基础之上。

第二，注重培育实施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生态环境。西方一些比较早就实行司法工作绩效管理的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推行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其重要的基础是这些西方国家已经在企业中普遍实施了绩效管理，从而全社会形成了以绩效评价企业和领导者及员工的规则和传统。这种在私域中以客观的绩效为标准议事评人的做法一旦推广运用到公共部门，就能见到实效。因此，我们有必要培育、倡导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政府在内的所有公、私领域的绩效管理机制，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绩效评价习惯，从而促进司法部门深入开展绩效管理。

第三，适时建立司法工作绩效评价的专业机构。司法工作绩效考核机制涉及司法工作各个部门和与其相关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专业工作。要确保司法工作绩效评价科学和准确，并不断深入开展并取得实效，必须建立相应的专业机构。这一机构必须专司司法工作绩效评价，并且结构合理、精干有序、廉洁高效、相对独立；另一方面也要鼓励社会中介机构积极参与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公证性，同时节约公共管理资源，提高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效率。

第四，借鉴国际通用模型，结合我国司法工作实际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我国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应当适合我国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这其中，形式上可以借鉴国际绩效评价指标的通用模式，这不仅可以节约我们的研究、开发成本，同时使我们的指标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

第五，完善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技术配套体系。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完善，除了上面所论述的必须在一个合适的土壤即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孕育、发展外，还需要有一个与实际的绩效评价机制相辅相成的支撑体系。这里所讲的支撑体系特指有利于司法工作开展绩效管理的技术管理系统。在这一特定的支撑体系中，至少应包含下列方面：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合法的、真实的统计数据系统；其次，应当逐步导入基于绩效的公共预算体系；再次，要尽快建立包括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和IT审计在内的绩效审计体系。

第六，确立多元利益主体参与、互动的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我们讲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所讲的政绩，是为实现这样的发展而创造的政绩。我们要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这实际为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指明了方向：司法工作绩效评价主体不仅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与司法工作相关的公众同样是绩效评价主体。公众作为司法工作绩效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会有不同类型利益的主体，有多少个利益相关主体，就应该有多少个评价主体，这就意味着司法工作绩效评价应是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机制。

第七，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必须做到评价与发展并重。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核心一个是“评价”，一个是“发展”。“评价”过程旨在对被评价者作出判断，“发展”则从确认和发掘被评估者的潜力入手，着眼于未来建设上。司法工作绩效评价要发挥其效能，从绩效评价结果的使用看，应重视司法工作的改进与提高，而非仅仅将之作为利益分配的依据。具体而言，绩效评价结果应具有以下用途：首先作为奖惩和晋升的参考；其次通过绩效评价状况，可以发现其对现有职位是否适应，以决定相应的人事变动；再次，把公众评价中所反映的问题作为改进司法工作的突破口，来帮助被评价者更好地提高能力；最后，适当地重组和调整行政资源，补其不足、节其有余、配其适合、破其散乱，使司法资源合理配置。

第八，司法工作绩效评估工作需要适时立法。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既需要规范性，又需要权威性，更需要普遍适用性。法制建设能解决规范性、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的问题。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一开始就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贯彻和实施。我们国家的公共管理绩效评价，包括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机制也應该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司法工作绩效评价工作适时立法是十分必要的。通过立法，对评价的目标、主体、方法、内容、程序和结果的使用等做出规定。我们的立法可以逐步推进，首先以规章的形式，再继之行政法规，然后形成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

（蒋矣，中山大学法学院。）

司法改革中 篇4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行和运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因此本文通过古代“法官”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进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几点完善“法官”自身建设的建议.关键词:法官独立 清官意识 法官培训 高薪养廉 媒体监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来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的提出正是因为当前我们司法领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包含者众多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当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认为司法过程不公，另有人认为司法人员素质底下，还有人认为司法体制设置不当等等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既要有轻重缓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别。加之我能力所限，对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不易作泛泛而谈。相比之下我觉得所有问题解决的落脚点都最终在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执行和运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关系上，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着重讨论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当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法官了。一，中国古代法官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将“法司”中任职的官吏称法官，但是法司却不同于现在的法院。其中各个法司间分工并不象今天对其总结的那样有明确的划分。以唐代为例：虽然中央一级审判机构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台官员可以直接参审，有时对特殊案件进行三法司会审。此外，中书门下两省也可参审。可见，古代审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独有的权力。同时，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从属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断狱”。（1）正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会，无论皇帝对法司法官表现的如何重视，也只是为了加强其皇权。这一点使人们忽视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机关一部分，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的一种。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形成定式直影响到今天。

另外，由于历史上有秦王朝短暂的统治，使的人们在观念深处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们对于法官的认识也产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寻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这在客观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对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连古代官吏也不会以法官职业为荣。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仍成为人们正确理解对待法官的障碍。再次，中国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一个遗产就是清官意思。如历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这些人们心中的清官正是人们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现。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对清官的信任也是对王法的信任。虽然这种过分寄希望于某个清官而忽视上层法制作用的意识与现代法治不合拍。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人们对清官的赞扬正是对贪官批判，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促使法官廉洁自爱，公正审判，起到监督作用。

最后，在选拔法官方面，从古到今，断狱审判和行政事务还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对法官还有特殊选拔规定。

二，透过古代“法官”及其影响提示并完善现代法官。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古代对现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鉴意义。

第一，确立法官独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或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而事项司法独立的关键就是先让法官独立。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确立法官独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识必须独立，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独立意识不强，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观上不自觉的成为一种附庸，对地方政治事务参与性太强工具主义太浓，中立观念不强；其次，法官身份要独立，确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职位条件及任期要适当保障；还有就是法官在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和良知约束外，不受任何外 来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会地位，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完善司法体制。根据我们宪法，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有司法权。现实操作中应严格遵守宪法的权力分工，人大只对司法人事任免监督，行政机关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权威和法官权威。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完善法官选任机制。如我们国家目前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另外，要规范法官培训制度。（3）一方面针对在职法官进行培训，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强化职业指向或特色。对于法院财政一有全国人大财政预算统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资收入，改革法院与行政区划一致的现状，这方面可以学习外国设立跨省跨地区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防止司法官员腐败，高薪养廉。当前虽然存在地区差异及不同审判庭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需要生活和发展，所以有些腐败现象无法制止。我们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说法官收入必须达到很高水平。只是为了突出法官获得整个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防止政府官员腐败的一种制度即高薪养廉。这样可以减少灰色收入，因为有些现实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对人的主观性寄于太高期望。显然那些为了生活发展而为的腐败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有时候合理。我们应该把对现实的判断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并坚信“凡是合理的应该成为现实”。

第四，完善监督，重视媒体作用。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当然我们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也要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将法庭和社会进行连接。要知道新闻自由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对司法活动的自由报道对监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结尾：“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的表现为什么形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5）艺术家决定我们法律的质量。对于要法治不要人治这一真理中包含的对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运行过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树立人的权威不是反对树立法官的权威，因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码是具备了一定资质的人。只要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才能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1）参马小红〈〈试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官’〉〉一文 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页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国际律师协会19届双年全会上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中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内容

（3）参张志铭在〈〈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一文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我看司法改革 篇5

法律，通过司法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司法，让法律的信仰根植于每个社会成员内心。

司法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司法制度，深深扎根在中国广袤的沃土。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加快推进，新形势、新任务、新期待推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开拓向前。

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并已在监狱服刑十多年的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而被宣告无罪释放。无论是几年前发生的佘祥林案件，还是赵作海案件，都考验着中国司法。

比如，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谈到死刑时曾说，当法院决定是否判处一个人死刑时，群众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排在其次的是社会形势，第三才是法律。这样来说，司法独立到底是什么。在中国，这是国情，司法受到感性的挑战。任何上层建筑都要受其基础的影响。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尊重和保护人权”是至关重要的。案件错了可以改判，人误杀了怎么办。宽严相济司法刑事政策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发生一起奸杀案，当地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聂树斌。

随后，聂树斌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那时聂树斌年仅22岁，而聂树斌案的多名办案人员却因此立功升迁。

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在一砖瓦厂抓获可疑男子王书金，他向警方供述自己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

2005年3月16日，“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被媒体公诸于世，舆论哗然。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等大旗下，我们实在找不到拒绝为聂案平反的理由。惟一的理由就是，当年的办案人如今还活跃在当地政法机关，有的甚至担任要职。若是聂案平反，必伴随着一系列问责。

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撇清与一起冤案的关系，拖延就成了关联人物自然而然的选择。既然已经不能期待涉案法院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矫正自己，吁请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就是可行而又合乎法度的选项。从1994年到2005年，刑诉法已然换了新妆。难道现在仍要坚持有错不纠，有冤不雪，有法不依？

事实上，聂树斌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进步的一块试金石。对于民众和具体的受害人来说，他们期待的进步不仅停留在法条的变化，更在于一案一正义的达成。司法公正的冤魂正在聂树斌的坟头游荡，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对于具体的当事人，以及正在流失的司法公信来说，迟来的正义也好过没有正义。

但废除死刑同时意味着社会成本的增加。这便体现我们国家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还是打击，还是威慑。唯有搞清楚这个，才能对死刑存废有个统一的认识。

对于一些经济犯罪，死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废除。各国必须考虑本国的实际

国情，采取适合自己的改革措施。

一次不公的裁判如同污染了水源；一次不规范的量刑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同一类案件，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在判决结果上会发生同案不同刑、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呢？法院在原则上可以受理各种诉讼，但在实践中却会出现许多阻力，如有时不允许律师的介入。要记住的一点是，法庭并不能将所有的事都处理得很好……如果新法官能力或经验有限。

能不能将量刑过程脱离案件的人文因素和地域因素，避免同案不同判呢？ 法院应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方法，使法官量刑从“估推”到“精确计算”决定刑期，避免因不同的法官由于学识、素养、经验不同，对案情相近或相似的案件，得出不同结果。

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次重要尝试。我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案例制度，将一些典型的案子做成案例，供下级法院使用。在具体上，案例不应一成不变，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很难做到全面。所以案例应当也有更新。任何法律的建立都是一个探索试用的过程，尽管某个法律在别的国家早已成熟。

关于再审制度改革。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发生一起奸杀案，警方迅速将18岁的报案人呼格吉勒图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60天后，呼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级法院都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他被匆匆执行死刑。

2005年10月23日，作案21起、身负10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供认曾于1996年4月在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奸杀一名女性。2007年1月1日，赵志红被临时叫停执行死刑，但之后此案再无公开信息。

对生效裁判发现错误实行再审，其目的在于纠正司法错误、保护当事人权利，确有其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同时设计合理的条件和程序，则可能出现一些负面效应，导致有些案件无限申诉、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既判力；而申诉人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则可能把积怨发泄到司法制度上，影响司法公信力。在这个方面看来法律还是有些不很完善的地方，无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因此即使真正的司法独立了。

尽管我们的宪法和其他的法律都明确的规定了司法独立这样的原则，但是我们的司法独立大致上还只是一个我们的法院整体上独立与外部的干预，并没有规定法官个人的独立。法院在人事方面受制于他人,这个过程并不是透明的。

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公正性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尽管舆论的监督可能被错误引导，舆论的意见有时会有一些偏激，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作用。

在占相当多数的民意盛赞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的同时，另一些声音表达了担忧。一些法学专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昌奎案二审程序存在问题，启动再审是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是对民间舆论的迁就。

孟建柱司法改革 篇6

——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各级政法机关要自觉用习近平同志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工作，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

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各级政法机关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自觉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确保在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抓好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四项改革。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四项改革，对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基础性作用。从第一批7个省市一年多试点情况看，早改早发展、早改早受益的共识已经形成，优秀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显，办案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逐步提高。中央已批准在全国普遍开展试点。要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深入研究审判、检察工作规律，在更高水平上统筹推进法院、检察院四项改革。一是进一步把中央政策和各地探索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情况差异大。在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要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创新。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试点经验证明，只要开动脑筋、勇于实践，遇到的难题是可以破解的。各地政法机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中央政策和基层所盼、群众所需的对接，确保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提高四项改革整体效能。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才能实现预期目标。目前，有的地方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过多，造成司法职能碎片化，既不利于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也影响办案质量和效率。一些试点地区配套推进内设机构改革，保障了法官检察官办案权，还促使一批业务骨干回归一线办案。2016年，要重点推进设区市和县级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整合基层法院检察院内部资源，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三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司法人员积极性。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观念变革的过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引导司法人员树立全局观念，正确对待利益调整，大力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四是进一步加强跟踪指导，推动四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可委托第三方对重要改革事项的落实情况和实际成效进行评估，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四项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抓紧推进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第一，当前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上升，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要通过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等改革办法予以破解，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坚持依法处理和多元化解相结合，强化诉前调解、诉调对接，让更多纠纷在诉讼渠道外得到解决，节约司法资源。根据案件难易、刑罚轻重等情况，推进繁简分流，构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相配套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总结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经验，完善取证规则和证明标准，研究扩大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和书面审理的可行性，让速裁程序进一步提速增效。第二，在刑事诉讼各环节中，审判作为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判的程序，是守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关键关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发挥好审判尤其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确保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比如，完善证据制度方面，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把握好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完善庭审程序方面，要把推进庭审实质化和改革庭审方式结合起来，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第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宽容精神，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要兼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合法权利，发挥好律师作用，加强对办案全过程的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防止发生无辜者被迫认罪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问题。第四，在广东深圳、辽宁沈阳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二巡回法庭，积极探索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在方便当事人诉讼、就地解决纠纷、排除非法干预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提高了司法公信力。要总结试点经验，研究适时增设巡回法庭，完善巡回法庭管辖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相关制度，更好地发挥巡回法庭的功能。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公安机关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能力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公安工作整体效能。一是深入推进警务机制改革，提高预防打击犯罪的能力和水平。新形势下，面对违法犯罪动态化、智能化，要探索建立现代警务运行机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好信息战、合成战，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在基层探索试行大部门制、大警种制改革，优化警力资源配置，提高效率。二是深入推进公安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提高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公安行政管理工作与社会治理基础工作紧密相连，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深化户籍、出入境、边防、消防、交通管理制度改革，推出更多接地气、惠民生的便民利民措施。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全面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证明和收费项目，减轻公民、企业负担。三是深入推进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和水平。公安机关执法活动量大面广，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要以解决执法不规范、不公正问题为重点，健全执法制度，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落实受案立案制度改革的意见，细化行政裁量标准，防止随意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四是深入推进人民警察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组织开展警员职务、警务技术职务序列改革试点，实施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制度改革，探索警力随着警情走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符合公安机关性质任务的公安管理体制，努力建设一支正规化公安队伍。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抓住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司法行政机关要在抓好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改革基础上，深入推进以下改革：一是深化监狱制度改革。刑罚适用宽缓化、刑罚执行严格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要认真贯彻执行刑法修正案

（九）关于对贪污受贿犯罪增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等相关规定，增强刑罚执行的确定性、公正性。把教育改造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引进专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服刑人员心理、行为矫治力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的本领。完善狱政管理制度，推进数字化监狱建设，深化狱务公开，努力建设安全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监狱。二是深化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靠政府、矫治主要靠社会。要完善司法所和公安派出所紧密协作机制，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监管有效性。统筹利用城乡社区、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资源，调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积极性，促进社区矫正社会化。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治保障。三是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司法鉴定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专门性活动。要完善司法鉴定与审判、检察、侦查工作衔接协调机制，统一鉴定程序、标准。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严格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四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律师事业发展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程度。要坚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与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并重，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推动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加快培养公益律师，发挥好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立从优秀律师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制度，努力在司法人员和律师之间搭建公开透明的沟通交流平台。加强律师执业管理，促进律师依法诚信执业，维护律师行业的声誉和形象。

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只有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政法队伍，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厚望。各级政法机关要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措施，抓紧抓好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建设，确保政法队伍的风气、形象进一步改观。

把信仰融入灵魂中。信仰是人们在心中坚守的精神高地。提高思想素养，关键是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净化灵魂、指导实践。要紧密结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强对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确保政法干警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深入开展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确保始终忠诚于党，始终对组织坦诚，始终正确对待权力，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使其成为政法队伍内部党内生活的常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确保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为政品格。以与时俱进精神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的意见，落实政治轮训制度，形成经常性政治教育机制。构建以网络为平台的政治教育模式，推广案例式、互动式教育方法，增强政治工作时代感、实效性。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政法干警违纪违法案件看，不正之风、腐败问题只是“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一些干警出问题，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的，一发不可收拾，从小问题酿成大祸害。守住了纪律，就不会滑向违法犯罪深渊。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既抓思想引导又抓行为规范，既发挥道德感召力又强化纪律约束力，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政法队伍。结合政法机关实际，完善铁规禁令、行为规范，形成符合从严治党新要求和政法队伍新特点的纪律条令体系。健全纪律作风状况经常性分析研判和对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及时核查机制，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有了问题就谈话诫勉，严重违纪就立案查处，确保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上，对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粗暴执法、欺压群众等顽症痼疾开展集中整治，经常抓、反复抓，推动形成良好习惯。政法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好纪律条令在本单位、本系统的贯彻执行。对失察失管、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要严肃追究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责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权的人进了笼子，是因为权力出了笼子。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防止腐败就要扎紧制度篱笆。要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提高政法队伍拒腐防变能力。对错误倾向，政法领导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收钱捞人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要敢于碰硬、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同时，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司法腐败滋生特点规律，剖析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加强预防司法腐败体系建设。按照精细管理、精准监督要求，分类建立干警权力清单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边界，让执法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健全选人用人制度，严格执行公、检、法三长交流任职制度，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推动从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转变。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权力运行进行实时动态监督，既能提高监督的精确性、有效性，又能增强监督结果的可信度、说服力。要从群众关注度高、寻租空间大的司法业务入手，找准廉政风险点，细化、优化司法权运行流程。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司法权运行作出分析研判、风险提示，使干预插手全程记录、违规操作自动报警，实现对违纪违法行为的痕迹管理。善于运用新媒体搭建社会监督平台，打造无处不在的监督网，让不正之风和司法腐败无处藏身。

把担当作为履职之本。廉洁是立身之本，担当是履职之本。只要政法领导干部的衣冠是正的、手脚是干净的、工作是有作为的，就能得到广大政法干警的支持。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对定下来的事情要紧盯不放、善始善终，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矛盾不回避，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加大正面激励力度，建立能上能下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的能够干成事，对不作为的敢于问责，努力实现能者上、庸者下，最大限度激发政法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敢于担当是品格，善于作为是能力。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法工作的“变”与“不变”，深化对政法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能力。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新知识的学习，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应用能力培训，提高政法干警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做好政法工作的本领。以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为契机，改革法学教育，创新职前培训、在职培训体系，加强对新任领导干部、新进干警教育培训，加强职业伦理操守教育，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坚持培养和引进并举，建立特需人才招录“绿色通道”，加强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为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提供人才保证。长期以来，基层一线政法干警兢兢业业、十分辛苦，尤其是公安民警经常出生入死、面临危险，为预防打击犯罪、排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既要从严治警，又要从优待警，充分体谅基层一线政法干警辛苦，在思想政治上更关心他们、在工作生活上更关爱他们，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更加注重科学用警，合理安排政法干警工作生活，完善健康检查、诊疗、心理咨询服务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政法文化建设，缓解他们的身心压力。针对袭击、诬告陷害警察、检察官、法官案件时有发生，要研究制定执法司法安全工作规范，依法支持、保护他们正当行使职权。完善因公负伤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制度，把优抚政策落到实处。把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放到政法工作全局中来谋划。良好的舆论环境对做好政法工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进一步转变理念，把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和按执法司法规律办事结合起来，善于以主动、坦诚姿态与社会沟通，以开放、包容心态面对媒体，完善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机制，提高与媒体沟通的能力和水平。出台重要政策、改革意见、司法解释时，要同步研究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工作，及时发布准确权威信息，全面深入介绍政策背景、主要内容，让公众对政法工作有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善于运用政法机关在维护稳定、社会治理、执法办案、服务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典型案例事例，善于发挥新媒体作用，讲感人的法治故事，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浅析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篇7

一、司法公正

公正即公平正义, 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 是人类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维护人民权益,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 公平正义在司法改革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 法律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标准。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则和程序办事, 不枉不从, 不偏不倚 (2) 。司法公正反映了司法活动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随着不断深入的法治化, 司法公正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审判结果的正确性, 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 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 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应有的惩罚和裁判。所谓程序公正是指规定国家司法权全部运行过程的理性状态。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基本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 (3) 实体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共同实现了司法公正。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公正实体的保障, 实现实体的公正有利于形式公正的发展。

二、司法效率

效率, 是一个表征投入产出关心的经济学概念, 它是生产过程中, 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 (4) 而效率在司法中就意味着充分合理利用司法资源, 降低司法成本, 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司法机关的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 从而有效的解决纠纷, 减少和防止各种冲突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与浪费。 (5)

司法效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司法公正的实现消耗较小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当事人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 可以付出最小的成本来保证权利的实现。因此, 有学者提出过“司法效率是解决司法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 即司法效率的核心应当被理解为司法资源的节约或对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司法效率是指向于包含效益内涵的对司法活动更全面更高级的评述。” (6) 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司法改革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司法效率。

三、司法改革与司法效率的价值构成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司法运作中的价值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价值, 发展成为司法活动的各环节, 这些环节全方面的构成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要求, 使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得到不断完善。

(一) 司法的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 通过司法的独立进一步实现司法的公正, 提高了司法的效率, 维护了人民的权利。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7) 司法独立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法院组织的独立。另一方面, 法官个人的独立。法院组织的独立代表着法院行使审判权、办案经费、人事任免都不受其他组织的干预, 为法官审判提供制度保障。法官个人的独立代表着法官审判时只听命于法律、经验、及自己的良心, 为法官审判提供意志自由的保障。

“司法独立使司法活动在确保社会正义等政治性功能的同时, 也因其内在机制的经济合理性而为司法的持续性发展和完善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 从而使司法效率的价值目标得以实现。” (8) 完善司法体制, 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问题, 为司法独立提供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二) 司法的公开

司法公开是指司法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审判, 以使司法更加透明。俗语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既是公正的重要标志, 又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因此司法公开一方面要对当事人公开;另一方面诉讼程序方面也要公开。只有司法全方面的公开, 才能使法官处于公众的监督下, 正义才会得到维护。正义在当事人受到公正、平等对待之下才会在公众中传播。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司法公开对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意义重大。只有司法公开, 才可以规避暗箱操作, 是诉讼主体的活动透明;只有司法公开才能使法官得到更充分的质证、听证, 做出正确的判决, 才能使公众尊敬法律的权威。

(三) 司法的民主

司法民主是指“司法应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审判活动应体现民主性, 并应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 (9) 司法的民主性历来是我国的传统, 我国司法一直强调司法权来自于人民, 司法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司法的民主是顺应时代的要求, 司法民主要求司法活动过程中必须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听取当事人意见, 为了减少不适当的司法干预, 为了使人民陪审发挥实际作用, 审判组织的构成要符合民主的要求。

(四) 司法的权威

司法的权威性, 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 威是指尊严、使人敬畏, 信是指民众的信赖和认同, 由于司法机构是代表国家执行法律、裁判纠纷, 司法具有权威性, 实际上表明了法律的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正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10)

司法的权威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裁决具有终局性, 通过司法途径任何纠纷都可以获得最终解决, 审判机关作出的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不得随意改变。二是司法裁决效力的强制力, 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必须执行的强制力, 任何人不得违反。司法权威的实现取决于司法公正, 没有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司法效率的基础, 维护司法权威为实现司法效率提供可能。

构成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价值的各个环节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个环节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在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值构成的过程中应当避免片面的现象, 应当协调好各个价值构成之间的关系。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价值, 必须协调发展各个价值构成, 符合价值构成的整体要求。

摘要：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价值, 发展成为司法活动的各环节, 这些环节全方面的构成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要求, 使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得到不断完善。

关键词：司法改革,价值取向,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价值构成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60条.

[2]卢小龙.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与中国司法改革[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2 (2) .

[3]李龙.法理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241.

[4]葛卫民.轮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J].政法学刊, 2005 (2) .

[5]张明杰.改革司法——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155.

[6]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86.

[7]谭世贵.中国司法改革理论与制度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23.

[8]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149.

司法改革的那些事 篇8

中国司法改革，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1999年，在上任第二年的院长肖扬主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一个具有破冰意义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五年纲要，所提出的“促审判、抓改革、带队伍”口号，首次将改革与法院的中心工作——审判并列。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交民巷27号跟他的主政者肖扬一样，行进在一条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之路上。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发英雄帖，试图从资深律师和学者中选拔法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初任法官必须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前提。2006年，当许多国家机关还忙于揽权揽财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大幅度下调诉讼费，为的是“让有理无钱的人都能打得起官司”。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结束了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在我们经历的那个法院院长们还在为法官工资和办案经费奔走求援的时代，内部甚至有人称肖扬为“三交”院长：交枪、交权、交钱。

改革的任务是革除弊端，当先行者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弊端所在，当时只能更多地去考虑一些具体的方法与策略，解决一些“先易后难、急用先行”式的问题。如同一位法官所说，司法改革是纠结的事业，没有高歌猛进的愉悦，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突破，在妥协中伺机推进，有时还得进一步退半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14年初，面对再度掀起的司法改革新热潮，自谓“见证并亲历了许多法律事件”的长者肖扬，难掩心中的期待与关注，深情撰文《走在法治的大道上》，寄语新一代的改革者“敢于担当、奋勇前行”。

司法改革改什么？众说纷纭中，从1999年起便参加纲要起草的司改“老人”、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法官，在一篇《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长文中，以三中全会决定为纲，以15年为时间段，预设了十项重大改革清单，分别是：“法检省级统管”的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司法预算独立”的法检经费省级保障，“法官统一任免”的司法人事制度改革，“两区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改革，“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法官职业养成”的招录和培养制度改革，“突出法律职业特点”的法官职业保障改革，“审者裁判、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事实审、法律审各有侧重”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以及“促进司法民主”的司法公开与陪审员制度改革。

现实中，改革已悄然起航。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在上海、重庆、辽宁、河南、广东、四川、江苏7省市9个法院启动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今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就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如果说一直以来，当代司法改革始终在螺旋式寸进，虽累积跬步，却举步维艰，那么这一次，“狼”是真的来了。观念之新固然带来了改革措施上的超越，但在这个“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度，大刀阔斧的权责重塑，和若隐若现的明枪暗礁，也让局中人深刻感受到个中残酷与艰难。更难言的是，沿袭了几十年的司法管理模式和板结的土壤环境，已经将一代代基层司法人塑造成了柔弱的模具。面对全新的改革方向，他们对“多收三五斗”的憧憬和独立审判的惶惑、滥竽难继的惊慌和对不测未来的狐疑，构成了当下体制内法律人最真实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