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

档案学研究

档案学研究 篇1

1、档案资源，档案资产，档案文化遗产概念异同关系研究

2、档案馆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研究

3、数字档案馆建设技术方案框架研究

4、数字档案馆建设制度方案框架研究

5、数字档案馆建设安全体系研究

6、政府电子文件服务中心推介服务实现方案研究

7、企业数字档案目录中心推介服务实现

8、档案文化可以打造吗？

档案学研究 篇2

一、资料统计分析

本文选择了中国知网部分数据库作为检索对象, 包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以“档案”和“范式”为检索词进行组配, 以“题名”为检索项, 取消中英文扩展检索, 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199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共获得38篇相关文献, 剔除1篇重复、1篇不相关文献及1篇译文, 剩余35篇有效文献。我国档案学范式研究始于1991年, 经过12年的空白期后, 于2004年档案学范式研究又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切入点没有及时跟进, 不能不说是我国档案学界的缺失。从2005年到2008年是该项研究的繁荣时期, 其主要研究学者有陈祖芬、丁华东、李珍、倪代川等24人。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83%, 其论文集中刊发在档案学领域主要核心期刊上。

二、论文内容分析

1. 档案学术理论。

结合库恩范式理论, 由于学者们对档案学范式研究的主体意识及价值取向不同, 分别对档案管理与保管、电子档案价值鉴定、档案学分期研究、范式转变、范式效应方面做了分析、界定与探讨。

主体意识作为人的主观能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在对客体的创造性活动中, 通过自己的认识、反思, 有意识地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对象主体的内在结构, 即主体内部精神世界所包含的世界观、理论倾向、价值观念、实践经验、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 对他的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从而使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呈现出多元性和倾向性。这也是我们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术和经验背景的研究者理论分歧的基础[1]。通过对研究主体意识及价值取向的深入分析, 应该重新审视档案学研究中“管理范式”、“文件范式”、“社会范式”、“文化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只要我们增加主体意识, 进一步探明理论研究背后的逻辑, 在档案学研究领域是完全可以建构学科研究范式的。通过对档案学范式的研究会带给我们诸多方面的启示, 有利于我们探讨并把握研究主体的思维转变及其在档案学研究中的积极建构作用[1]。同时, 由于档案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致使每一阶段档案管理范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2], 从而使范式发生“转变”或“转型”。

在档案管理环节, 从纸质档案到电子档案, 具体操作与理论延伸上, 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管理范式”是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范畴, 包括管理的理念、理论、结构、模式、方式、方法、手段和操作等”[3]。丁华东对“范式”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范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个体概念, 而是包括规律、价值、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 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 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3]。对于档案管理范式, 先后经历了档案史料管理、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管理和档案知识管理四种管理范式[2]。在信息社会, 信息资源管理成为当代档案管理的主流范式[4]。而针对不同的服务方式, 目前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范式又可归纳为以下四种范例:行政信息型范例、企业情报型范例、个体休闲型范例、市场化型范例[4]。同时, 结合知识管理研究取向和档案学科的实际, 概括了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的特点:以档案的知识属性和知识价值的重新认识与发挥为价值取向、以知识管理理论为档案学新的理论框架、以知识创新和知识服务为共同体的理论承诺[5]。在考查档案学发展历程时, 丁华东提出运用范式理论的两个难题, 一是档案学的学科范式 (或称研究范式) 的建构, 二是人文社会学领域中的范式与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差异[6]。

档案保管。1996年特里·库克在北京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 首次系统地阐述“档案后保管范式” (the Post-Custodial Paradigm for Archives) 以来, 部分学者认为档案后保管范式成为档案学新的理论范式, 徐拥军从档案后保管范式的研究历程、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及知识管理内在要求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思想内核体现和反映了档案管理向知识管理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7]而在冯惠玲教授博士学位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则用了“后保管模式”一词。

电子文件鉴定。张轶洪认为纸质档案鉴定的理念、标准、方法不适合电子档案的鉴定, 电子环境下的档案价值鉴定不再是单一的、单线程的鉴定模式, 而是要求在新的环境下建立起的一种在新的基本理念指导下的多元化、系统性的档案价值鉴定范式[8]。

李珍、丁华东两位学者在2005年提出, 我国的档案管理从突出政府对档案资源的控制以及对档案信息资源利用垄断的传统政府管理范式正在向为民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管理范式转变[9], 之后, 对于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变, 学者们也进行了不同的剖析。丁璇分析了企业档案管理范式转变, 认为企业档案管理范式由传统范式向社会范式转变[10]。张轶洪分析了电子文件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范式转变。徐礼祥分析了社会的发展与档案管理理念的转变对档案管理范式的影响, 提出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主动地调节其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 构建出最佳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11]。周甜甜同时认为档案管理应由传统的一元管理范式向现代的多元范式转变。

对于档案范式的转型与转变, 学者陈祖芬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 对进入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的应然条件和档案学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的实然条件进行结构层次比较分析, 证明了我国档案学前科学时期曾经存在, 常规科学时期在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来的[12]。他认为档案学作为社会科学, 其范式的转换是不可能很频繁的, 如果缺乏严谨的结构界定、缺乏转换条件的深入分析, 没有方法的全新突破, 就自诩所谓的“范式转换”是没有意义的[13]。在论及一种新理论与范式的关系, 及一种新的理论是否产生一种新的范式, 丁华东也认为把专业领域的某一理论界定为范型是不妥当的[14]。

2. 档案学范式应用。

学者们在思考范式理论发展的同时, 也探讨了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倪代川、李颖斐分析了范式理念下档案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认为必须强化档案实践教育, 使教育“产品”适应“范式”需求, 必须把握档案管理主流范式, 使档案高等教育体现“范式”特色[15]。黄秀蓉在分析传统人事档案管理诸多弊端情况下, 提出构建多元化人事档案管理范式的设想———建构社会化、系统化、契约化、电子化、法制化的多元化人事档案管理范式, 是人事档案政策创新的必然路径[16]。王清艳、史喜真探讨了知识管理范式下, 对高校档案管理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影响。张东华、王景芳两位学者界定了“社会范式”的概念, 分析了档案管理在向“社会范式”转变过程中, 对民生档案法制建设的影响、意义, 以及民生档案法制建设的完善趋向:“民生档案立法角度转向公共价值”、“立法主体趋向多方协作性”、“民生档案行政执法和公众监督并举”、“拓展民生档案普法战略的亲民路线”、“注重民生档案中私人信息的保护。”[17]

学者们对我国档案学范式理论从深度与广度、理论延伸与应用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与分析。特别是跨学科研究方法, 值得肯定。对于档案学范式理论研究, 笔者认为自然学科中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适应性与定位, 需做进一步分析。范式的界定, 特别是档案学范式概念的界定, 应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任务, 如若元概念不清晰, 在界定其属概念及判断元属概念关系时自然会有偏差。理论层次研究的成熟与否直接影响其应用层面的研究, 在应用中, 理论的引入也应做合理性分析, 对于出现的理论连锁效应, 应引起重视。盲目使用新理论探讨应用问题, 不免会在学术上产生偏差。

摘要：文章对我国档案学范式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从档案学术理论及应用理论角度, 对该领域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评论。

档案学合著网络研究 篇3

关键词：合著网络；社会网络；科研合作；信息计量；UCINET

1 引言

随着档案学的发展。学科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学者通过科研合作共同完成，日益增多的科研合作，反映到论文发表上便是合著现象的增多，而学者间科研合作的发展，则体现为合著网络参数的变化。为了对档案学科研现状、科研合作规律进行揭示，研究档案学合著网络无疑便有了必要。

合著网络是因学者合著论文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本质上它考虑的是学者间的关系，反映到图形上则表现为由多个节点及节点间连线组成的网络图。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合著网络可以被理解为合著者及其合著关系的集合。国外对合著网络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G.MELIN、O.PEBSSON、M.E.J.Newman、YasminH.Said、Edward J.Wegman、A.L.Barabasia等基于不同的学科数据对科研合著网络进行了研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朱庆华在他的文章中对合著网络分析的一般方法进行了介绍，梁立明等则基于CSCD的数据论述了省际合著网络中的马太效应现象和地域趋向，另外，刘蓓、刘则渊、尹丽春等也对科研合著网络做了一定的探讨。综观已有的研究，研究点集中于图书情报领域。且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理论方法的探讨上。对于档案学科合著网络的研究，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研究文章，为了揭示档案学科研合作的现状、分析档案学科研团体的分布情况、总结档案学者的合著规律，本文拟对我国档案学合著网络进行研究。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关系定义。笔者获取了CNKI(中国期刊网)定义的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1998年到2007年间的文献数据(见表1)。以构建研究数据集，数据集包括38018篇文献的题名、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发表时间等数据。除了文献数据，我们还对全国各高校的档案学者以及知名档案工作人员的资料进行了收集。

合著关系定义为作者间合作发表至少一篇文章，如ABC三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则存在AB、AC、BC三个合作关系。数据集中存在着18825位作者，以及18831个合著关系。但为了数据处理方便，本研究仅对发文数量在4篇以上的作者的合著关系进行分析，由此构建合著网络。合著网络以矩阵的形式描述，以备进一步分析。

2．2 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兵。社会网络分析是利用图论理论分析网络中的节点和节点关系的量化分析方法。合著网络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也适用。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档案学科合著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包括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核心一边缘结构分析等。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已经出现了多种，知名的有STRUCTURE、GEGOPY、Pa5ck、NetDraw、UCINET等，C9)本研究采用UCINETtin3和Paiek软件作为分析工具。UCINET是Borgatti等开发的一款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可以对至多32767个节点的网络数据进行处理，它提供了强大的社会网络分析功能，如凝聚性分析、成分分析、中心性分析、子群分析，等等，是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目前功能最为强大的软件之一。PaJek是一个专门用来处理超大型网络的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面，笔者使用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中心开发的VChuSpider作为数据收集和加工工具，它能够生成适合各种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使用的数据格式文件。

3 研究结果

3．1 档案学合著网络的中心度分析。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探讨的是节点或者子群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怎样的中心地位，根据测算标准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局部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3．1．1 档案学合著网络的局部中心度。局部中心度描述的是作者在局部环境中是如何被连接的，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有着绝对局部中心度和相对局部中心度两个概念，一个节点的绝对局部中心度等于与它连接的节点的个数，相对局部中心度则等于绝对局部中心度与网络内点最大可能度数的比值。利用UCINET对档案学合著网络的局部中心度进行计算，所得结果见表2(由于篇幅关系，仅列出排名前二十位学者的数据，下同)。

从表中可以看到，档案学合著网络中局部中心度排名最高的学者为刘维荣，其绝对局部中心度为26，也即意味着他曾与26位不同的学者合作发表过文章。排名前20位的学者多为知名学者，如冯惠玲、陈智为、傅荣校等，这说明知名学者往往有着较多的合作关系。另外，相比其他学科，档案学合著网络中节点的局部中心度普遍较低，这一现象与档案学界科研合作项目少、稳定科研团体少的事实也吻合。

3．1．2 档案学合著网络的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局部中心度考虑的是单个点的度，并没有考虑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因此从网络整体来看，局部中心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了反映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中心性，社会网络分析法引入了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两个概念。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一个点在多大的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的“中间”，在图中起到多大的连接作用。这一个指标的具体意义及计算公式，可以参见弗里曼(Freeman，1979，1980)的相关文献。利用UCINET得到档案学合著网络的中间中心度数据，表3是排名前二十位学者的数据。

从表3可以看出，中间中心度高的学者分为三种类型：何嘉荪、陈智为等老学者构成第一种类型，他们有着较高的学术地位，联系着较多的学者，其中间中心度值相对高：郭莉珠、荆秀昆等人构成第二种类型，这些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文献保护等技术性课题，由于研究内容专业性较强，学者间科研合作较为密切，这说明技术性研究课题需要较多的合著联系，其可替代性和逃逸性要低于理论研究课题。黄霄羽等青年学者属于第三种类型，他们在档案学科研领域表现活跃，也联系着较多的合作者，有着较高的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反映的是学者在网络中的连接作用，分析显示：近86％的档案学者中间中心度为0，同时，高中间中心度学者数量也很少，这说明在档案学科研领域，科研网络是由少数核心学者连接起来的。

3．2 档案学合著网络的子群研究及研究团队分析。学者进行科研合作，会组成各种科研团队。档案学研究领域有着多个科研合作团队。如按一般的理解，中

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与武汉大学的学者会归为不同的研究团队。档案学科研领域存在着多少科研合作团队?各科研团队的凝聚力怎样?这些都可以通过分析档案学合著网络数据得到解答。

3．2．1 档案学合著网络中的K-丛分析。K-丛是社会计量学中的概念，由赛德曼提出。K-丛是一个最大联通子图，其中每个点都与其他K个点连接，K-丛是整个网络中一个凝聚力相对较高的区域，通过K-丛分析，可以发现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子群(如果存在这样的群)。

利用UCINET软件对档案学合著网络数据进行计算，设定K为2，对档案学合著网络进行2K-丛分析，共得到2450个2K-丛。

根据2K-丛的定义，如果2K-丛规模为n，丛中每一个节点与其他n-k个节点都有着直接连接关系，如果一个2K-丛规模为3，则其中每个节点都要与至少一个其他节点相连。计算结果显示，档案学合著网络2450个2K-丛中，规模为3的丛有2217个，规模为4的丛有232个。规模在4以上的仅31个(见表4)。档案学合著网络中大部分2K-丛规模都很小，说明多数档案学者的合作广泛度都很低，仅与很少的学者有过合作关系。

进一步对规模相对较大的丛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组成各子群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同一学校或同一研究机构，这反映地域联系是影响科研合作关系形成的最重要原因。某些子群的成员合作发文时已不在同一学校或同一研究机构，但他们之间往往有着师承关系，说明师承关系也是促成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

K-丛分析得到的另一个发现是不同学校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合作趋向，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的学者都有着较多的科研合作经历，如在表中标号为1和2的两个科研团体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的学者组成的；相比之下，武汉大学等学校的档案学系学者则很少合著文章，以武汉大学档案学系为例，该系学者中合著文章数量较多、形成合著网络的仅刘家真教授一人，其余的学者都以独立发文为主。

3．2．2 档案学合著网络的凝聚子群密度分析。凝聚子群密度(Extemal Internal Index,简写为E-I index)用来衡量网络中小团体现象是否十分严重，常用于网络中组织紧密程度的测度。凝聚子群的密度等于子群密度与整个网络的密度之比，取值为[-1，1]。当值趋近1时，表明合作关系多发生于不同群体之间，派系分立的情况较为严重；而值靠近一1，则说明绝大多数合作关系都发生于群体内部，派系分离的情况较少；值为0时，说明合作关系的发生是非常平均的。利用E-I index，可以对档案学合著网络中的派系林立的程度进行测度。

在UCINET对构建的合著网络数据进行了测算，得到档案学合著网络的凝聚子群密度为0.825。0.825的凝聚子群密度说明在档案学领域存在着众多的派系，大量的合著关系都发生在派系之外，由于不同科研团体间科研合作、信息交流的不便，这种派系林立的情况并不利于档案学的发展。

3．3 档案学领域学者群体的可视化分析。为了对档案学合著网络进行可视化的分析，我们将档案学期刊中发文数量在四篇以上的作者的名单及合著关系数据抽取出来，利用Paick绘制出合著关系网络图(见图1)。

图1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位作者。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位作者存在合著关系。通过网络图可以清楚看到档案学科研群体分布情况：图被分成互不联系的三块，左上角有着大量密集的节点，这些节点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合著关系，他们构成了档案学研究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档案学专业的学者多处于这一群体中：沿图像上边是一个条形的节点群，这些节点合作广泛度不高，但数量较多，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科研合作群体。图片的下边是数量庞大的伹相对孤立的众多节点，这些节点所代表的作者之间没有合作关系，而实际上，这些作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层示档案学科研群体的分布，我们将图l中的孤立节点以及度数为一的节点去除，利用UCINETSE具包的三维图像绘制功能绘制出图2。在图2中，可以清楚看到档案学科研网络呈现出两层分离的结构，合著网络内外两层间仅有很少的科研合作联系，这在学术合著网络中是非常少见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档案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力量：高校档案学者以及档案工作人员，他们分别开展档案学学术研究，在群体内相互合作，而群体间则较少合作联系，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脱离的问题。

4 总结

本文利用UCINET、Palek等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采集到的档案学合著网络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四个结论：

一是就合著网络而言，档案学合著网络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合著网络，合著关系数量少，合作层次低，这也反映了档案学领域科研项目较少、科研队伍发展时间相对较短的现实。

二是仅仅从合著关系来看，档案学科研团体发育程度较低，科研团体数量虽多，但是大部分团体规模都很小，存在时间也相对较短，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两校以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很少有非常成熟的档案学研究团体(仅仅从合著关系看)。科研团体规模过小、合作深度过低。对档案学发展是很不利的。

三是档案学科研团体存在着明显的分层现象。在3．2、3．3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档案学科研人员被分成了几个联系极少的群体，这显示了当前档案学研究人员的分化现象非常严重。

四是不同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合作趋向。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档案学学者有着较多的合著文章情况，而另外一些高校档案学专业，如武汉大学档案学系，其学者合著文章数量则相对较少，以独立发文为主。

目前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尚不成熟。本文对档案学合著网络从中心度和子群两方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档案学者之间的合作紧密度和广泛度，分析了档案学科研团体的特点，深入阐述了现阶段档案学科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档案学者应该壮大科研团体，加深合作，以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利于档案学科的长远发展。

地铁工程档案研究 篇4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持续发展，城市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地铁凭借着其快捷、舒适、方便、准时的特点，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我国城市的主要公共交通形式。不知不觉，地铁已融入国人的生活十多年。到目前为止，北上广地铁总长度已经超过985.5公里，而在世界十大城市地铁排行榜里，北京和上海地铁系统都榜上有名。在国务院的地铁建设规划中也提及，到2015年前后，将新建79条轨道交通线路，总里程达到2259.84km，总投资8820.03亿元。作为档案学子，这些数据给我们的启发是，地铁工程档案的管理问题应予以重视。

地铁工程档案，是指在地铁工程立项、审批、招投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安装及竣工验收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直接反映地铁工程全貌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的文件材料。地铁工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环节多、技术密集的特点。从一条线路开始立项到工程竣工验收，往往需要3～5年的时间，参建单位上百家，从工程前期立项、施工、竣工验收到运营调试，环节多大上百种，所涉及的专业技术也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因而形成的档案载体多样、数量繁多、保存价值较高。

这些地铁工程项目档案真实的记录了工程建设，是工程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是地铁运营、维护、改造的重要依据，是公司内控、审计、法律诉讼等的重要依据，也是维护企业权益、保护企业品牌等职能活动的重要依据。比如，广州地铁公司，在地铁国产化率审查时，公司档案部门提供了几百卷设备合同档案，经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核实，符合国产化率达70%的要求。因此，广州地铁2、3、4、5号线得以顺利通过国产化率评审。2011年，某广场要求广州地铁总公司赔偿因地铁施工导致其经营损失。经过查阅相关档案，公司向法院提供了2003年已经修复完毕的有力证据，维护了公司的合法权益。所以做好地铁工程档案的归档，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对经济建设的发展大有裨益。

那么怎样管理好地铁工程档案，持续发挥地铁工程档案的作用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从收集、分类、编研利用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地铁工程档案的收集。档案收集是一切档案管理工作的起点，没有档案，一切管理工作都无从谈起。因而档案的收集水平直接影响地铁档案的齐全、完整，进而决定了档案的质量高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铁工程档案的利用效率。所以管理好地铁工程档案必须从做好收集工作开始。具体而言，档案的收集范围应该囊括：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施工技术文件、监理文件、竣工验收文件。工程准备阶段文件包括立项文件；建设用地、征地、拆迁文件；勘察、测绘、设计文件；工程招投标文件；工程开工文件和财务文件。施工技术文件包括综合施工技术文件；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设备出厂合格证及试验报告（组织案卷时，出厂检验合格证在前，复试在后，再排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核准证等）；检测结果汇总（高架线路、隧道、地下车站结构、轨道工程）；地铁各标段施工文件；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的建筑工程；竣工图。监理文件包括设计监理文件；施工监理管理文件；施工监理文件；工程质量监理文件；工程进度监理文件；造价控制监理文件；合同管理文件和监理验收资料。竣工验收文件包括工程验收备案表；建设工程验收通知书；工程质量验收证明书；勘察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施工单位工程质量竣工报告；竣工验收监理评估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工程验收条件审查表；施工单位签署质量保证书；由规划、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施工总结；设计总结；建设管理总结；质量监督总结和工程竣工总结。除了收集范围要全面以外，还要加强档案收集的力度。可以组织专门的人员去定期收集。

（二）地铁工程档案的归档。由于地铁工程档案具有周期长、环节多、设计面广的特点。简而言之，我个人认为，首先要遵循一个原则，即尊重文件的来源，尊重其自然形成的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于文件的保管和利用。基于这一个原则，结合地铁工程档案的特点，我觉得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定期归档。由于地铁工程档案的形成周期长，如果等到工程竣工的时候统一归档的话，很多的文件会由于时间久远而丢失，而且中间会有人员的调动变迁等潜在因素，因而可以采取定期归档的做法。（2）按单位进行归档。由于地铁建设工程的参建单位多达数百家，如果统一集中归档的话，会造成极度混乱的局面，而且也违背了来源原则。但是要强调的是，这是宏观上的说法，具体到实际中，又可以结合具体情况，比如原材料这一块来说，钢筋、水泥、黄沙、瓷砖这几家原料提供商形成的档案材料就可以合为一卷。（3）特殊载体档案特殊归档。地铁档案的囊括范围之大决定了档案载体的多样性。对于音像档案等特殊载体的档案，应该参照有关规定特殊处理，不能听之任之，导致资料的流失、自然毁坏。

（三）地铁工程档案的编研利用。我们说档案保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用昨天的资料为未来服务。传承历史、记录现在、服务未来就生动概括了档案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档案的利用程度决定了档案的价值。因此，做好编研利用工作尤为重要。那么怎么做好编研工作呢？我觉得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1）编制地铁工程档案目录。对地铁工程档案进行二次加工，在原有的基础上编制地铁工程档案目录，可以按工程阶段分章节，便于从大量的档案资源中快速查找出我们所需要的档案。（2）地铁工程档案的信息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的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可以组织技术人员编制一套适合本地的地铁工程档案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就有了这样一套系统。

地铁还不算普及，地铁工程档案也算是一种新兴档案，不得不承认，其管理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一）档案意识薄弱，对档案不够重视。于老师常说，档案人员要本着对档案负责的态度管理档案，可是由于施工单位行政文秘管理工作的不规范，文书工作人员的不专业、不负责，导致档案移交时没有按照规章制度来，造成重要的原始文件的丢失，收集不齐全，甚至电子档案也无法保留下来，严重影响了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二）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各单位的档案馆室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上，利字当头，人们都认为档案馆室是个缺少油水的地方，因而很少有领导愿意管，更鲜有领导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是很成问题的。地铁档案的管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没有系统规范的地铁工程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流失严重。由于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体制，所以档案部门的档案收集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总是要一催二催三催，才能收到大部分的档案，甚至有时还收不到。而且，档案的取用不规范，有时不做借阅目录，导致地铁工程档案的流失。

（四）没有规范的档案归档制度，形成的文件紊乱不规范。一方面，由于制度建设不健全，导致档案资料格式不规范，没有统一规范的组卷方式，档案号、目录号、案卷标题等填写不规范，影响了地铁工程档案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力，有些档案该做的没做，只有到了归档的时候补做记录，难免造成个别档案不真实，档案资料与现实情况不一致，对日后档案的使用造成恶劣的影响。

（五）缺乏专业的档案人才，知识结构老化。基层的档案人员一般以资历尚浅的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人员为主，他们缺乏系统的档案知识，或者说掌握的档案知识不熟练，还没能很好的应用于实践中。因而对档案来说，虽构不成灭顶之灾，但也是大大不利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应对措施。

（一）强化档案意识，重视档案管理。必须增强全体参建人员的档案意识，档案人员参与资料收集，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初期，遵循项目建设和档案形成的规律，对档案工作进行统筹规划，抓早收集。在安全保管的基础上，加大对档案的开发再利用力度。档案人员能深入现场，进行及时的指导，一方面向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宣传档案在工程建设中重要作用，使他们能自觉地把握好档案材料的完整程度，另一方面加强档案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的联系，积极提供有效服务，通力合作，使地铁工程档案工作呈现出新面貌。

（二）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地铁档案管理工作是地铁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内容涉及面广，难度较大。因此地铁档案管理部门必须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力度，重视提高地铁档案的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档案管理网络，不断提高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水平，为地铁工程档案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完整性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三）建立健全的地铁工程档案的管理体制，规范档案移交的工序以及日常档案借阅工作。首先要明确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地铁公司本部及其所属二级单位等在地铁工程档案工作中应承担的职责和任务，并将档案管理工作形成要约，列入相关合同。其次坚持“三个同步”，即下达工程计划与提出文件材料归档要求同步；工程建设过程中，检查计划进度与检查材料文件材料形成情况同步；工程验收与档案验收同步进行。规范档案的移交工序。最后，为日常地铁工程档案的借阅工作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地铁工程档案的借阅。

（四）制定档案归档标准，规范档案的格式，保证地铁工程档案的质量。首先要细化分类编号（分类编号应由种类号、项目号、属类号及案卷顺序号组成）。地铁工程档案属于科技档案的范畴，其分类编号既要体现档案专业的特色，还要体现地铁工程档案的特色。以满足信息时代的快速检索和数字化的需要。这样可以保证资料归类合理、检索方便、减少重复劳动。不过也对档案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培养档案复合型人才，提高档案人员自身素质。档案人员，应该是一专多能，在档案管理上是专家，在工程档案的指导上是内行。在掌握档案专业的同时，应该及时了解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计划、规模、性质、工程进展情况等，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因此要加强工程资料人员及档案人员的专项培训与业务指导工作，这有利于促进工程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全面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此外，地铁档案管理部门还要积极为档案人员创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有针对性的带他们深入施工现场，进行现场指导，使其具备独立完成对施工单位档案进行检查指导的能力，是档案指导工作覆盖到地铁工程管理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结语

尊重档案，就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地铁工程档案管理是地铁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管理好地铁工程档案，形成准确、完整的档案，才能为地铁建设提供有力的保证。参考文献：

1.《轨道交通工程档案管理刍议》 2.《浅谈地铁工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谢颖

3.《浅谈如何做好地铁工程档案管理工作—以哈尔滨市地铁建设为例》

孙佳丽

4.《地铁工程文件材料归档管理工作初探—以杭州市地铁一期工程建设为例》张务德

中美档案教育的比较研究 篇5

一、档案高等教育

新中国诞生后，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的急速扩展亟需大批档案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原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曾先后举办了档案管理专修班和训练班，均因缺乏适用教材而停办。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档案专业教育。至1984年底，全国已有24所普通高校、14所业余大学开设了档案专业。各高校在开设档案专业的同时，相应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和讲义，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档案专业教师。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了首批档案学专业硕士。

美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一直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没有档案专业本科教育。教师授课没有标准的教材，通常都是自编讲义，档案教师少之又少，全美加起来不足十位。迄今为止，共有23个州的38所大学设有档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于1994年通过了《档案学硕士学位课程指南》。该指南将学习课程分为三类，即档案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辅助性知识。教师授课的原则是偏重于具体原理和实际操作的讲授，授课形式灵活多样。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档案高等教育，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高等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而美国只有研究生教育，没有档案本科生教育，缺乏专门的档案学标准教材和专职教师。（二）在授课内容和形式方面，我国的档案专业授课形式略为死板，教师非常注重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不是很强。而美国则注重于专业技能、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对照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教材内容滞后，跟不上档案工作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②学生动手能力弱，知识结构单一，对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知识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掌握。笔者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强调实践技能和个人能力的发展；关注现实、保持与实际部门的联系应该是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今后发展所应侧重的内容。

二、继续教育

1992年，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了“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并出版了相应的电大教材。1997年制定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提出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和要求。随后，又颁布了《全国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九五”培训要点》，该要点列举了18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有：电子文件的产生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档案术语的标准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新型载体材料的保护技术、方法；当代档案馆的性质、功能；档案馆网布局及档案流向问题；走向21世纪的档案开放与利用；档案鉴定理论与企业档案的管理；信息共享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文件中心和联合档案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检索体系等若干问题。

美国的继续教育是指某些大型档案馆对本馆新聘任的档案业务人员进行的一种大学后教育。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建立了为期2年的在职培训制度。该制度要求新聘人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通晓美国历史，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竞争激烈，应聘者一般都具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培训内容分为课堂教学、岗位轮训、论文写作及考评四个大方面。课堂教学的内容，主要有档案原则与技术、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及其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行政组织和管理程序以及人事、财务制度等、档案保护技术理论与实践、联邦文件管理和新技术的应用。这种培训方式，自始至终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继续教育对推动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两国继续教育都是由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教育内容丰富多彩，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现代社会。不同点在于：（一）对教育对象要求不一。在中国，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不论其学历高低与否，均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而在美国，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比较注重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核心课题的研究。而美国则注重于对新技术的学习及对档案部门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提前介入。岗位轮训是美国继续教育工作中最独到、最吸引人之处。学员在2至3个月的轮训期间，被交叉派往10至12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广泛直观的了解档案局（馆）的各项业务。各部门负责人可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弱点，方便日后的聘用工作。无论是受训者还是培训者，都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满意。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这种轮训方式。当然，良好的投资是这项培训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岗位培训

1985年6月，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国档案教育必须由倚重职前教育向在职教育转变。自此，档案在职教育迅速发展，类型不断丰富。各地陆续建立了档案干部培训机构或基地，受训者不计其数。1990年7月，在辽宁鞍山召开的“全国档案教育工作座谈会”特别强调了要将岗位培训作为迅速提高在职档案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有效方案。随后，国家档案局又在《关于开展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一文中明确要求，在1995年年底之前必须对所有在职人员轮训一遍，并将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上岗任职的资格证明。此后，该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美国岗位培训对象可分为三类：即从业前接受过和未接受过档案教育的档案专业人员和对档案专业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一直是为美国档案界提供最为全面系统的岗位培训的重要力量。该协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以及夏季年会期间，大约要举办25－30个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有16类，即收集和征集、鉴定、档案教育、著录与编目、电子文件、职业道德、信息科学、管理、社会宣传（包括档案馆及档案人员的管理）、口述史、保护、利用服务、特殊载体、专门馆藏、概论（档案原则与实践介绍）等。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现代档案学院也是提供档案管理人员培训的一个主要机构，每年夏、冬季都要举办一期培训班。

现代人事档案管理诚信问题研究 篇6

一、信息量不足,人事档案内容失真、鉴定把关不严,多重 政治、轻业务等四方面,基于此,应加大宣传档案法规的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的档案法制意识,做好收集工作并把好源头和鉴定关,从制度上防范假文凭,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杜绝人事档案中的造假行为,树立诚信的人事档案管理意识。关键词:人事档案;管理;诚信

在社会 发展 的各时期,人事档案一直是关乎个人命运前途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倍受人们的重视。但在现阶段,随着市场 经济 的席卷,人员流动的增加,各方面对人事档案的重视不够,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许多问题,在诸多问题中,尤以诚信问题突出。所谓诚信,简而言之就是诚实、讲信用,是规范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重要准则。诚信是档案的灵魂,是一份材料之所以以档案形式存在的价值体现。诚信是人事档案管理活动正常开展的观念基础,是充分发挥人事档案作用的精神铺垫。古语云,人无信不立。离开诚信,整个社会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因此,讲诚信必然成为人事档案管理中重要的工作准则。现代人事档案管理中的诚信问题分析

随着近几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流动人员的大幅度增加,社会不良风气等均对人事档案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加之人事档案管理体制本身的缺陷,一些配套管理措施未能及时跟上等,导致了当前人事档案造假严重,诚信度低下。

1.1人事档案造假严重

据济南档案信息网公布,从网上点击人事档案造假,有9 400条信息,点假人事档案,有2 800条信息,点击文凭打假,有45 200条信息,点击人事档案打假,有976条信息。可见人事档案造假多么严重,打假的形势是多么严峻。出现档案造假的原因也是有多种情况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从人事档案当事人来分析,受个人利益驱动是导致档案造假问题发生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1];第二,、从人事部门分析,主要是因为有的人事部门的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疏忽,管理不严,导致档案丢失重填;第三,从社会大环境来看,人们的人事档案观念也有了转变,有的单位为了引进人才,可以实行“三不要”。一可以不要人事档案,二可不要人事关系,三可不要组织关系。引进的人才,在原单位不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重新建档的新政策。重建的人事档案主要由其本人回忆或 参考 一些证件填写,这样形成的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1.2人事档案内容陈旧单一,信息量不足

人事档案是人的“说明书”,应能全面、详细地反映一个人各方面的情况,做到“阅卷如见人”或“档若其人”。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人人事档案内容涉及个人政治思想品德、家庭 历史 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东西较多、术语性的东西较多,在对人进行评价时,形式雷同,格调一致,空洞的语言比较多,如在评价优点时反复使用的是“学习认真”、“工作态度较好”一些笼统概括的话。在评价缺点时,则用“进取心不强”、“表现一般”等词语一笔带过,详细、具体的评价则很少,缺乏定量与定性的综合性评价语句。

1.3人事档案内容失真,鉴定把关不严

真实性是人事档案的生命,是人事档案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和赖以存在的前提,内容失真的材料会误导人事工作,造成严重的后果。然而,目前一些单位的人事部门在审查材料时,把关不严,甚至有的根本不检查,使一些虚假材料顺利地进入个人档案。如个人年龄越填越小,参加工作时间越填越早,学历越填越高等。有的单位的职工调出时,突击办理录干、提干、职称评审等,原单位领导有的也是极为不负责任,经常来个“顺水人情”,认为反正人已调出,与本单位没什么关系了,何不做个“老好人”呢,使本来非常严肃的事情,带有了许多随意性色彩,从而使人事档案的真实性无从保证。另外,由于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造成了毕业生就业单位的不确定性及变动的频繁,也给人事档案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有的学校或单位图省事,不按正规渠道进行档案的转递,而让毕业生自揣档案,造成档案乱放、涂改、遗失现象屡见不鲜。部分档案管理人员政治觉悟低,对工作没有认真负责的态度,造成许多虚假档案进入人事档案。

1.4人事档案多重政治,轻业务

档案学研究 篇7

一、实证研究方法及其在档案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实证研究方法根植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 研究者应位于研究对象之外, 以客观而不带个人情感好恶的态度去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 真实地记录所得结果。数据和统计分析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构成要素, 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定量的文献研究则是实证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型。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我国档案学研究用得比较多的方法主要有调查和统计法、观察与实验法、分析与综合法、纵横比较法等等[3]。档案学研究比较重视在调查与总结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探索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 往往侧重于定性描述, 运用定量方法研究比重较小[4]。定性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依赖于纯粹思辨方法的文字描述去阐述客观对象, 即它无法对描述对象的发展规律作出精确的科学论证, 研究成果往往带有主观性。而定量研究方法强调利用精确的数据、定量的方法、科学的论证研究对象发展规律, 其强调客观、真实数据的特点, 能够弥补当前档案学研究方法的不足[5]。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发展到现在, 需要适当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为档案学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科学根据。

二、档案学实证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观点, 对论文情况的统计可以作为某一领域研究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本文选择了北京大学出版发行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年版) 》公布的档案事业类十种核心期刊作为文献来源。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期刊来源”与“年度”进行检索, 对于重复文献, 按照发表时间先后顺序选择, 同年同期则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年版) 》公布的先后顺序取舍。

2001—2010年间, 十种核心期刊共刊载了496篇实证研究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本文从年代分布、主题、研究方法等角度, 展示近十年来档案学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现状。

三、档案学实证研究文献统计结果分析

1. 论文年代分布。

2001—2010年间档案学实证研究文献数量总体上呈现波段上升的态势, 增长趋势并不明显。这一阶段档案期刊刊发文章数量从2001年的3073篇增长到2010年的4689篇。2001—2010年间, 档案学核心期刊发文总量37128篇, 实证研究文章只有496篇, 仅占全部发文量的1.34%。综合其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 档案学界还缺少对于档案学原有研究方法局限性的正确认识。虽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数量持续增加, 但是实证研究方法仍然只是档案学研究方法中的辅助方法,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其次, 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比重不平衡。相对于档案学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而言, 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更为重视。在这种背景下, 需要改变档案学领域长期重“理论”轻“实践”的研究结构,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档案工作领域存在的问题, 引导档案学研究深入发展。

2. 研究主题是把握期刊内容的首要标准。

根据对496篇实证研究文章的统计, 档案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以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馆室业务和信息资源建设居多。 (1) 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基础理论作为档案学的基础, 其研究深度对推动学科发展有重要作用。包含在档案学基础理论主题下的文献共有104篇, 构成了全部实证研究文章数量的20.97%, 与档案馆室业务所占比重相当。这也说明档案学实证研究理论与实际并重的现状。这类研究涵盖了档案鉴定理论、档案保护技术、公共档案馆理论等学界热点。 (2) 档案馆室业务。档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 其研究内容与档案馆室密切相关。以档案馆室业务为主题的文章共有104篇, 占全部的20.97%。这类主题的文章主要与档案馆工作情况现状、档案开发利用情况、档案行政执法检查报告等内容有关。例如陈艳红、骆凤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共档案馆在档案馆库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6]。 (3) 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以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为主题的实证研究文章共有100篇, 占全部实证研究文章数量的20.16%。这一主题的文章主要涉及档案资源的信息化、档案网站建设、数字档案馆, 特别是对电子文件方面的研究。例如陈永生对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分布状况及均衡配置进行的一系列研究[7]。

3. 论文方法分析。

我国档案学领域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计量、调查研究、数理统计方法、实验法等。 (1) 文献计量。在使用文献计量方法的实证研究文章中, 以研究综述和学术评价类文章为主, 所占比例达到18.35%。前者主要通过对档案学领域文章的期刊分布、主题、著者、词频等进行统计, 分析档案学学科的发展轨迹, 对档案学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后者主要利用引文分析、文献增长规律、文献老化规律等在内的指标对档案学学术期刊刊载文献的生命周期、文献分布与利用情况进行分析, 评价档案学期刊、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 (2) 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指的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 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式[8]204。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里调查研究仅指通过访问来获取数据的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文章中共有118篇采用了实地调研来获取研究数据的方法, 占全部文章数量的23.79%。这一类文章作者主要以档案实际工作者为主, 内容主要涉及对档案开放利用情况的分析、档案归档情况的调查等[9]。 (3) 数理统计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和推理性统计两个阶段。描述性统计主要通过频数、百分比等对数据进行组织, 用众数、中位数、平均数对数据的集中趋势进行测量, 用离差和标准差来反映数据的变异性;在推理统计阶段, 研究者利用统计分布、回归分析、统计检验等手段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为从样本推论总体提供依据。目前档案学实证研究文章采用的数理统计方法多数停留在描述性统计上, 缺少对推理性统计的应用, 而这也应该是档案学实证研究未来应加强的方面。 (4) 实验法。实验方法是定量研究的一种特定类型, 比其他的社会研究方法更直接地基于实证主义的背景和原理。尤其是在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 实验方法能够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 通过操纵某些因素, 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10]20。在档案学领域, 实验方法主要用于对档案保护技术的方法进行检验, 特别是对传统的纸质档案、照片档案的修复、处理技术的探讨分析。

四、现阶段档案学实证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1. 现阶段档案学实证研究的特点。

(1) 当前档案学实证研究文章数量虽然呈现上升趋势, 但占档案学期刊全部发文量的比重仍然偏低, 实证研究方法尚未获得广泛的重视, 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章大多只是对单一问题的研究, 缺乏运用实证研究文章的系列成果。 (2) 档案学实证研究文章设计主题广泛, 其中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馆室业务、档案学基础理论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较为集中。 (3) 档案学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文献计量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为主, 其他研究方法使用较少。而对当前文献计量学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 如以网络为计量单位的网络文献计量学和对专利文献利用率的计量[11], 档案学领域还未有相关研究出现。

2. 现阶段档案学实证研究的不足。

首先, 档案学实证研究对数理统计方法的使用存在着欠缺。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章仅仅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 缺少进一步的分析推理。现阶段档案学实证研究的目的需要从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过渡到发现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视对推理性统计的运用, 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否则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其次, 档案学实证研究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以档案基础理论这一主题为例, 多数文献采用实验方法对档案保护技术进行分析, 对其他档案基础理论的实证研究则缺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探究。像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 如文件生命周期、文件连续体理论时至今日仍只停留在对其定性分析上面, 缺乏定量数据支撑已有结论, 致使当前的研究更多是在原地踏步。最后, 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不平衡。档案学对文献计量和调查研究方法的应用较为熟悉, 而对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如回归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则极为欠缺。

实证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缓解当前档案学面临的学术困境, 弥补单一定性研究的不足。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可以判断样本在研究对象中的代表性;量化数据及分析为随后的横向和纵向的定性比较提供了基础;用客观数字来检验主观印象是否符合客观事实, 有助于克服研究者既有的“价值倾向”;实证研究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性, 避免当前档案学界理论“热”而实践“冷”的情况, 对于重塑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本文以北京大学出版发行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年版) 》公布的档案事业类十种核心期刊作为文献来源, 对2001—2010年间档案学核心期刊刊载的496篇实证研究文章进行了分析, 总结档案学实证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档案学研究 篇8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学术批评档案学理论

随着我国学术传统的恢复与完善，“学术批评”自然就成为时下经常使用的高频词汇。在当代档案学研究中，学术批评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武器。档案学理论批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题目，它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现象，从学术批评的视野予以反思。

1对档案学理论批评涵义的界定

档案学理论批评是以解读档案学理论为基点，对档案学理论研究展开一系列的评价活动，所谓档案学理论，是在档案实践中产生的并经过档案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性认识。档案学理论是对档案实践的科学抽象，档案学理论批评则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反思。黑格尔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通过档案学理论批评，充分体现和反映档案学理论价值与形态等要素间的辩证关系，综合分析某一档案学理论的现象，深入总结和探索档案实践和档案学理论的规律。

档案学理论批评建立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之上，其实质在于对档案学理论研究获得一个理性的认识。一种档案学理论初始阶段引起的反应，属于原生态的批评形态。而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就是要将这种自在的行为变成科学自觉的行动。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功能主要是探索和提升对档案学理论解读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对于档案学理论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对象、范围和标准。在档案学理论批评还未成为自觉理论形态之前，不可能将档案学理论批评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活动中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当然，这种非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范式，不能分析从档案实践到档案学理论演进过程的客观规律，也不能使档案学理论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

应该说，档案学理论批评不仅仅是对批评过程的理解上，它也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形态，有其专门的概念、原理和结构。既然档案学理论批评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分析、考察和评判，最终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服务。那么它所研究的内容，都是针对档案学理论成果本身或档案学理论研究行为，是将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得失综合把握，从宏观上予以揭示。正如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所指出的那样：“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

虽然档案学理论批评和档案学理论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有着其内在的涵义，但它们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档案学理论批评以档案学理论研究为基础，任何档案学理论批评均不能离开档案学理论研究这个载体而独立存在。档案学理论批评的目的是推进档案学理论的创新。

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要求有自主研究的理论、技术与风格，它在档案学研究中独领风骚，地位重要。从档案实践中获得的档案学理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发育、成长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学理论批评通过具体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来发展档案学理论，同时也发展着档案学理论批评的理论。

当然，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功能还在于推动档案学研究秩序的建立与运行，为档案学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通过系统全面地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进行评价、反思和创新，可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推进信息化背景下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另外，通过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学术梳理，可以科学总结成绩和经验，分析不足，厘清未来发展思路，为档案学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航向。

2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反思

我国档案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经过7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就研究成果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我国出版有500余种档案学专业著作，发表6万余篇学术论文。(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仅在“十五”期间。我国出版档案学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学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发表论文796篇。学术研究领域新颖，主题多样。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电子文件管理、档案馆社会化、档案价值鉴定、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方面提出了颇具前沿的档案学理论。

尽管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问题，上海大学宗培岭教授认为，缺乏整体性、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派、缺乏原创性。我比较赞成宗培岭教授以上的意见。在我看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问题一：在档案学研究整体上，开放不够。封闭有余，社会认可度不高；没有形成学派，没有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

在档案学界，几乎不会有人对档案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但在社会上及其他学科，对档案学就未见得认识都全面而透彻。“档案学是小学科”，这似乎已成为档案学界的口头禅，它既是档案学界内人士比较谦虚的说法，恐怕也有发展不强的因素。当下社会上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在实际中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天或者是在产生形成档案，或者在使用档案，可对档案学就是没认识，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档案学研究的进程来看，恐怕与档案学研究还不够社会化不无关系，迄今为止，档案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档案界内部，比如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多是发表在档案界内的报章杂志上。不能绝对说其他报刊没有，但相对其他学科来说要少。档案学研究没有能介入社会主流，参与社会主流，社会影响力自然就弱。

现今流行有一种解释上述现象的理由，认为档案学研究时间短，所以社会影响力不大，社会认可度不高。这个理由能成立吗?我们与其他新建的学科相比较，答案就会不言自明。许多新建的学科，像行政管理学科、公共关系学科、信息学科、MBA工商管理、MPA行政管理等，这些学科也是新建的学科，而且建得时间比档案学还晚，只是近几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才建立的，可其社会知名度却很高。相比之下，档案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为什么不是很高，是需要认真进行反思的问题。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开放不够，封闭有余；再一方面就是对自身的理论总结的还不够，从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学总是以宽大的胸怀去学习外国。20世纪30年代，近代的档案学受欧美档案学较大影响，尤其是作为档案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档案分类，受到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的影响更为明显和深刻。50～60年代较多地学习借鉴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80年代以后档案学研究是学习欧美，特别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比如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大多耳熟能详。可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又不能说清楚。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我国是没有产生，还是没有总结抽象，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

是档案学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特色不突出已经成了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瓶颈，无论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莫不如此。造成当今中国档案学理论特色不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轨迹、世界档案学发展的总体环境及当下中国档案学价值观的新旧交替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档案学，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的同时而忽视了自身理论的总结与建设，新生代档案学人极度强调国外档案学理论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作用又走向了极端，一时间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成了一边倒的主流观点，唯外国档案学理论是从，言必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否则档案学就没有理论而言了。这种档案学理论西化的倾向，是以轻视我国档案学历史传统，是以忽略我国档案实践为代价的。然而，由于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尚在建设之中，中国档案学者也正面对档案工作新实践，寻找档案学理论的反思，于是档案学理论西化的潮流并没有得到及时矫正和引导。至此，中国档案学重视西方档案学理论，而不重视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构建的大环境已经形成。但由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不断推新，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基本能够适应档案实践的发展，也就是档案学理论与实际的相对脱离，使得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现象被完全掩盖了。档案学理论站在实践的肩膀上，用对实践的图解完成了档案学理论的任务，档案学研究发挥了理论的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档案实践的光环遮蔽了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而当档案实践对档案学理论提出迫切需求时，也就是发挥档案学理论的指导功能时，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便暴露无遗。档案社会记忆、档案馆社会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公开与档案扩大开放、国外档案资源收集、社会档案资源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就是明证。

目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电子文件的普遍应用，带来档案管理全新的理论范式。理论创新与建构，测试着档案学者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也测试着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程度。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档案学者已经不能利用他们原来的价值观来直接假定电子文件的管理，他们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面对日益变化的档案形态，深入到档案实践中去，找出规律，提出符合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理论，阐释对档案管理新实践的理解。但是，有些档案学者却不愿面对现实，他们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理论，忙于用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来套已经发展了的中国档案实践，企图为中国档案实践穿上一件不合体的西装。从头到脚，无不如此，

到目前为止，档案学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学派。所谓档案学派，是指在档案学研究中由于观点、学说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有学者将判断学派的标准归结为五个：一是必须有一、二个大师级学术带头人；二是有最少不低于3个人的基本团队：三是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四是按照同一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相关性的系统研究；五是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与发展不同的档案学派，既是档案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档案学成熟的具体体现。档案学研究过程中，虽然对有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比如档案定义与本质、文件与档案、档案与商品等问题的学术争论。但对于某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形成特别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通常对于一个学术问题，争论时候很热闹，争论过去就基本结束，没有学者沉下来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并不是说档案学一定要形成学派才算成熟，但学派形成的确是可以看成是档案学繁荣成熟的标志之一。

问题二：在研究成果和研究质量上，精品著作少，学术监督缺失，规范性不够，重复研究。

首先，精品著作少。总体看，我国档案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著作方面成果较多，改变了80年代全国档案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职档案干部培训“共念一本经”的局面。但问题是档案学著作数量不少，精品不多。如果用档案学名著标准来选择的话，哪些著作是档案学名著，实在是难以判断。关键是可供选择的书太少，一般而言，经典著作应该是能够代表档案学发展水平的，而我国现在的档案学著作基本上是教材“主天下”，真正对档案事业建设。或对档案工作实践，或对档案学理论，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书有限。相比之下，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可选的书就太多了，穷毕生精力也难以读完。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情况呢?其真正的原因，要从档案学研究机制、学术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学术监督缺失。从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档案学论著来看，有非常大的比重不属于作者原创性成果，属于炒冷饭性质。许多著作和论文没有经过作者独立思考，没有付出艰辛的劳动，只是依赖别人的成果，再进行拼凑，有的甚至原样拷贝。成果是出了，但没有创造性，只是重复现有的东西，这种所谓的论著显然谈不上学术性，比如有的档案学教材就存在着相互转抄的现象。当然，教材可以继承成熟的理论，但如果一本没有编者自己观点和体系的教材，只是复制现有的同类教材，这样的教材出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有的论文集，纯粹是为档案人员评职称而出版的，收所谓的论文几百篇，每篇文字量不大。凡收入书中的论文都要交一定的版面费，多交者还可以当主编、副主编。这样的书还谈什么学术性，此类学术垃圾书不仅没有学术性，还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本来社会上对档案学就不够了解，看了这样的书后，难免会产生档案学不过如此的印象。就是对档案界内部来说，也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現在有的档案刊物也在收取版面费，理由是增加经费收入，为了刊物的生存。档案学刊物由为读者办刊变成为交钱者办刊，发论文需要交费，只要钱交了，稿子质量也可以“打折”。诸如此类，都是档案学术监督缺失所致。

再次，规范性不够。这里的规范性不够主要是指档案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通常，档案学术规范由几个层次构成：第一，操作层面，有一些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在撰写论文时，应对该论文主题的沿革脉络交待清楚，论文应有规范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等；第二，学术层面，档案学应该有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以便进行学术交流，不能有过分的随意性；第三，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德，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更不能抄袭、剽窃；第四，科研管理的层面，课题评审和成果的鉴定等方面需要规范，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学术规范作为学术行为准则，在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利于规范档案学的发展。目前我国档案论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需要进一步规范，比如，档案学专业刊物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不注明参考文献。再如，关于对策性文章的误识，如果一文中没谈对策，似乎就脱离实际，就纯学术化了。其实，学术研究中的对策性研究并不是判断学术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论文的多样性目标定位，决定着不能用一个标尺来衡量不同类型的论文，更不能让所有的论文都朝着一个模式发展。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既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和治学的原则，又要注重其个性的发展和特色的打造，更要力戒发展的盲目心态和浮躁情绪。当然。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完全不需要对策性研究，提出具有一定水准的研究性对策，本身并无不妥。如果不论是做何种研究，均是领导重视、法规保障、组织实施之类的空话和套话，这样的“档八股”不要也罢。还是宁要少些，但要好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