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论文

家庭暴力论文（共8篇）

家庭暴力论文 篇1

——反家庭暴力：如何走出困境

张良广/武婉娴CCZhang Liangguang, Wu Wanxian 2012-8-19 11:29:16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京)2011年12上期第23～26页

【专题名称】社会工作

【专 题 号】C42

【复印期号】2012年04期

【英文标题】Anti-domestic Violence: How to Get out of the Woods

【作者简介】张良广，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总监，曾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国妇联合作的“反对对儿童暴力”项目在广东的试点；武婉娴，香港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督导，香港基督少年军注册社工，在香港和深圳两地积极参与并推进家庭暴力的调处与防治

在今年的“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前夕，社会热议的几单新闻均与家暴有关，其中既包括深圳公务员虐老事件，也包括沸沸扬扬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妻子的家暴事件。近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4.7%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不应仅停留在旁观、议论的层面，而是要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深刻反思：如何借助专业思维解读和分析家庭暴力？如何介入和调处、缓和、减少家暴事件的发生？本文结合内地的实际并参照香港经验，希望从社会工作实践角度探究家庭暴力处遇的困境及出路。

对反家庭暴力意识的澄清

反家庭暴力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施暴者，也不仅仅是保护受暴者。作为专业社工，需要引导人们在反家庭暴力中增进以下三方面的意识：

首先，强化反家庭暴力的系统意识。反家庭暴力至少包含预防、制止、救助、惩罚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的建立，关系到立法与执法、政府部门联动、各类专业及组织的合作介入以及良好社会氛围与道德文化的净化。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反家庭暴力不是某一部门、某一专业针对某一群体实施的某一方面的干预或教育，它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充分论证、通力合作，形成家庭保护的体系。

其次，在反家庭暴力的过程中，绝不能陷入追求“零投诉、零发案”的怪圈，而是要树立面对家庭暴力“零容忍”意识。经验告诉我们，勇敢地拒绝家庭暴力中的“第一次”，对任何情形下发生的家庭暴力始终保持不能容忍的态度，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良性家庭文化的倡导。

最后，逐步引导社会形成对家庭暴力归因、解决的宏观结构意识。家庭暴力不是简单的家庭问题，而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社会问题。反家暴也要关注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等结构性诱因，注重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并对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对于家庭的影响予以关注、纾解。

当前国内社工处理家庭暴力的内忧外患

在我们看来，目前国内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和处理家庭暴力个案尤其是危机个案时，既存在自身专业训练不足、敏感性不够等内部困扰，也存在缺乏法律、机制等体系支撑的外部困扰，可谓内忧外患。

(一)面对家庭暴力时的专业隐忧

通过与社工的多次沟通，并通过自我反思，笔者发现当前社工在应对家庭暴力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首先，社工实践理论储备不足。绝大多数社工在面对家庭暴力中的受暴者或施暴者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时，不知道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社工实践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也不知道当自身感到困惑时，可以从哪方面的知识脉络中汲取营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国内的社工教育缺乏对具体社工处遇情境的理论指引，许多理论传授并没有实践情境的推演。社工在校学习时并没有习得可供将来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的理论套路，致使其毕业后的专业性大打折扣。我们认为，目前在处理家庭暴力个案时，可分阶段采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危机状态下建议使用危机介入理论，而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可选用焦点疗法，在帮助家庭成员建立正确解决家庭冲突的认识与行为时可以参考认知行为疗法或理性情绪疗法等。

其次，社工行业或机构尚未开发处理家庭暴力的程序指引，在实际操作中毫无章法可循。家庭暴力的处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制定不同的程序指引，然后按照具体情况列明将要开展的服务流程及风险应对办法，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必要产出。而程序指引本身，也是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最为重要的参考，以此保证处理问题的效率与效果。为此，社工机构或行业协会可以开展专题研讨与培训，提升社工应对家暴的整体能力。

最后，社会工作者的敏感性不够，往往忽略重要人物与信息。目前，国内社工在处理家暴个案时显得过于被动，往往是求助才接案，而且只关注求助者本身，致使我们没有敏感到除了求助者以外有无其他受暴者的可能，例如在已婚妇女求助时必须敏感到其子女有无同时遭受或目睹暴力。在事后介入调处家庭暴力的同时，对社区可能引发家庭暴力的高危风险家庭或事件的跟进与关注度不够，致使预防与提早介入的机会大大降低。

(二)面对家庭暴力时的外部困扰

首先，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基础便是法律，明确、清晰、可操作化的法律法规是实现反对家庭暴力成效的前提。但是，虽然国内多部法律均明确规定惩处家庭暴力，却多属于宣示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无法作为判案的依据，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经常是很高的证据认定标准、中庸的解决方式、极低的处罚措施。因为对家庭暴力司法干预不力，引发的投诉呈上升趋势，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且成蔓延趋势。而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欧美地区均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出台，且大多规定得十分详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处理家庭暴力的成效大大提高。因此，社工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必须参与到推进我国家庭暴力立法的行列中来，熟悉法律、运用法律、完善法律。

其次，在处理家庭暴力时，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缺乏责任主体与通力配合。虽然在全国妇联出台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在应对家庭暴力方面的职责任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沿用过去“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旧理，致使法律条文束之高阁。因此，要想动员各部门加入反对家庭暴力的行列，必须明确责任主体，由其牵头制定可以执行且有问责效力的机制办法，并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完善。

再次，家庭暴力的介入是一个相对严密的链条，而当前缺乏必要的配套体系。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对象，需要医院出具伤情验证证明，需要庇护场所与国家监护(包含带有法律效力的强制保护令)。另外，遭受家庭暴力而不敢选择离婚的妇女大多顾虑自己一旦离婚后无房可住，因此有必要为遭受暴力对象提供开启新生活的廉租住房，等等。如果这些配套体系没有着落，那么承受暴力的个体就仍然是一叶浮萍，漂浮不定。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仍然有滋生家庭暴力的文化氛围，且其根植于人的内心，引导着人的行为。相信每一个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香港应对家庭暴力的方式与方法

下面以一个改编的个案“陈小明受虐案件”来说明香港的家庭暴力个案是如何处理的。

陈小明(化名)，小学三年级，家住香港深水埗区，这是全港家庭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小明一家挤在一个狭小的居室之内，父亲从事一份低收入工作，母亲为内地新移民。从小到大，小明的学业成绩不好，行为有点调皮。母亲表示，父亲一直不太喜欢小明。父亲有酗酒的习惯，每逢不顺心时便喝酒，一回家见到小明便会动手殴打。学校老师多次发现小明身体受伤，经查问得知小明经常被父亲打骂，于是将小明转介给同区的家庭服务中心社工跟进。

社工接手个案后，首先进行危机处理，第一时间停止暴力或防止暴力再发生，尽量防止伤亡，保护受害的孩子及其家人的安全，此为专业介入的首要任务。在评估危险性方面，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四项主要因素：

第一，评估孩子受虐情况。例如，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严重性如何？发生的频率为何？孩子哪些身体部位被殴打？孩子的情绪、行为与精神状况怎样？孩子有没有实时的严重危险？

第二，评估施虐者(即父亲)的情况，包括：父亲饮酒的习惯是怎样的？饮酒后有什么反应？父亲是否有其他精神健康问题？除了打小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家暴行为？

第三，评估家庭的关系，包括家人之间如何相处。譬如，父亲和其他的孩子是怎样相处的？孩子与母亲及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如何？

第四，评估家庭的资源。例如，有没有亲戚朋友能支持他们？

在进行危机评估以后，社工需要做的是邀请母亲帮助小明，并且与母亲制订一个实时的安全计划。在香港，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是采用“多专业模式”。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时，社工、医生、临床心理学家、老师等人士会出席多专业个案会议，讨论个案性质，并拟订福利计划以帮助该儿童及家庭。此外，香港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社工、临床心理学家会联同警方虐儿案件调查组警员就某些个案成立保护儿童特别调查组，用录像会面的方法为部分遭受虐待的儿童录取口供，以减轻他们在调查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

社工在接触小明时，发现他焦虑、做恶梦，由于长期生活在暴力之下，他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感到不安和惊慌。社工通过反映感受和游戏治疗技巧来帮助小明疏解内心的压抑。另外，社工邀请小明参与制订安全计划，想想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并且告诉他可以为他安排暂住宿舍及暂时停学等事宜，使他有一种掌控感以减低他的不安与忧虑。

虐儿个案的处理，与社会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果社会普遍支持和赞同用体罚或者暴力管教孩子，虐儿的问题便不会被察觉和承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普遍否定虐儿问题的存在，视管教儿童为家务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社会福利署辖下成立保护儿童课，专门处理虐儿案件，修改了保护儿童的法例，编订虐儿个案处理守则，并且明确处理虐待个案时的跨部门合作指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2010年香港警方接获的涉及刑事成分的虐儿案件有1508宗。即便如此，虐儿问题举报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从以往的家庭暴力防护工作中可见，我们需高度关注某些高危社群，包括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负债、赌博、酗酒、童年经历或目睹家庭暴力人士及犯罪者等。香港大学在2003年进行了一项虐待儿童及虐待配偶研究，2005年发表研究报告表示，与虐待儿童有关的危机因素包括：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父母的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人际关系及社交网络欠佳等。而首次接触家暴个案的接触点，如学校老师、警察、社工、医院工作人员等，应提高敏感度和警觉性，若发现疑似家暴个案，则应转介给专门处理家暴的部门/服务中心处理，实时对受害人及儿童提供支持服务并对施虐者开展辅导计划。

有关对施虐者的辅导计划，由香港社会福利署和非政府福利机构负责，通过改变施虐者的行为和态度，降低他们再次出现暴力行为包括虐儿行为的机会。

应对家庭暴力的出路及方向

(一)锤炼内功，增强社工应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能力

社会工作者在接受家庭暴力处遇训练时，首先要强化对家庭的认识与解读，尤其是强化对家庭结构与家庭系统的掌握，意识到家庭权力结构在家庭暴力产生中的内部运作机制及根本动因，敏感到身处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沟通方式与家庭冲突解决技巧带给家庭的影响，了解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高危风险家庭或个体的特性，加大外展力度，做到预防和干预相结合。

在应对家庭暴力时，最先开始的是保持对家暴问题的敏锐性、警觉性，一旦接手此类个案，则不论任何情况，安全是最优先考虑的；其次便要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类型开展不同的服务。在华人文化中，我们鼓励以家庭系统的视角进行家事调解，但也必须警惕以家庭整体利益倾轧个体生存感受的情况出现，反省不同价值立场带给社会工作者及案主的影响。我们主张借助优势视角，发觉家庭成员对于家庭未来的希望，提升家庭应对冲突的能力，从而重建家庭和谐。

社工务必坚持自我检视可能对家暴个案判断造成妨碍的盲点，通过专业进修来增强辨识和处理家暴个案的能力。在处理家暴个案的过程中，保证受害人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适当帮助受害人分析和制定减少暴力发生或远离暴力的方式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也鼓励社工寻求督导及其他同工的专业意见，以降低独自面对和承担家暴个案的风险和压力，保证案主利益的最大化。

(二)组建机制，完善社会应对家庭暴力的系统

我们赞同全国妇联提出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当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呼吁完善立法的同时，应该更注重执法的细化。此外，应当在跨部门、多专业的基础上制定处理应对家庭暴力的程序指引，明确责任主体，设立专责部门统筹此项业务，增进对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投入，加强回应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服务，以政府购买专项社工服务的方式推进关注和解决此类问题的社工组织与专业社工的培育。各部门应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保障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必要投入(包括人员、经费、设备、条令等)，制定可操作的处理办法，并纳入考核问责体系，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建立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协调联动和家庭暴力的预防、干预、救助等长效机制，依法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长者的合法权益。

家庭暴力论文 篇2

关键词：家庭暴力,冷暴力,受虐妇女庇护

一、家庭暴力的基本理论

(一) 家庭暴力的含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 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包括家庭暴力对象、家庭暴力的行为方式和家庭暴力违法性的标准。

1. 家庭暴力对象

家庭暴力对象为家庭成员。关键是家庭成员的范围是配偶、同居伴侣、还是其他同住的家庭成员。从家庭暴力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其特征:一方面, 隐蔽性与伦理性必然决定了保护对象关系之间的亲密性和私隐性, 一般公权力不容易介入;另一方面, “家庭”一词说明了成员之间具有较长时间的稳定生活。因此, 结合这两方面, 可以认定具有以长期稳定居住为目的的配偶、同居伴侣等都可为家庭暴力的对象, 对于父母对子女之间或子女对父母之间是否也被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我认为家庭暴力的产生是因为一方借助于在家庭中的优势, 对另一方进行控制。因此只要是家庭成员都可以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的对象。

2. 家庭暴力行为

传统上可分为三种: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关键是最近出现的“冷暴力”是否该被归纳为家庭暴力。所谓“冷暴力”包括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 而最明显的特征是漠不关心、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庭工作。这个可以借鉴英国的立法中认定的“家庭暴力残忍行为”: (1) 丈夫认为妻子应绝对服从他, 因此常辱骂妻子, 让她在其他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独裁行为。 (2) 通奸或者失贞本身不会引起残忍, 但若在妻子注目下强迫她人失贞或在妻子面前炫耀通奸行为, 强迫情妇同妻子在一起等。 (3) 对子女残忍。《分居和抚养法》通过证明对子女残忍推断对妻子残忍。 (4) 冷漠和忽视行为。 (5) 行为虽然直接针对第三方, 但结果却导致配偶受伤害。 (6) 对配偶实施不符合常理的行为。其中 (4) 、 (5) 是冷暴力。

3. 暴力违法性的界限

如果是物理性的伤害, 可通过医学检查来确定;而精神上的伤害, 一般通过理性标准去判断;当然有一般必定有特殊, 可以综合考虑被告行为的性质、性格和过错, 婚姻期间的行为和原告能否与其理性地生活等方面确定原告是否受到了伤害。再有, 情感上的伤害, 应当被纳入到伤害的范围, 因为配偶之间婚姻存续的标准是感情, 若感情破裂了, 也就没有存续的必要, 所以这里的伤害可以包括情感上的。最后, 我们认为所谓的家庭暴力就是指以稳定的生活为目的、有一定身份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所发生的一方利用自己的性别、权利或者经济优势控制或者支配另一方, 并给理性的对方带来身体、精神、性和情感上的伤害的行为。

(二) 家庭暴力之特征

根据其程度的轻重可分别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已有的法律调整。但为何将家庭暴力作为单独概念提出, 是因为家庭暴力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伦理性的特点决定的。

1. 隐秘性

家庭暴力行为的本身就不易为外人所知, 主体受到限制, 有时只有被告人与行为人。从它的内容看, 很多是涉及个人隐私的, 包括身体、思想, 这必然带来了取证方面的难度, 同时权力机关也不便于介入。

2. 伦理性

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成员一般是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伤害, 如亲属关系的人。这同陌生人之间的伤害不同, 一方面, 我们要对行为人进行惩罚, 另一方面, 行为人由于同被害人的某种亲密关系, 在惩罚的方式上又与其他的人有所不同, 我们必须考虑到家庭成员以后的和睦相处关系。

3. 持久性

家庭暴力案件的共同点就是暴力实施的时间上具有持久性。由于受害者对暴力无力反抗或不愿公开, 导致实施暴力行为者更加为所欲为, 长时间、反复地对受害者施暴。

二、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和危害

(一) 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

1. 家庭成员地位不平等是重要原因。

有关调查资料表明, 在缺乏民主平等氛围的家庭里, 家庭暴力发生的概率明显要高。因为家庭里某个家庭成员基于自己的某种优势而享有特权, 而无视其他家庭成员得合法利益。

2. 道德观念较差、个人素质低下是内在原因。

一些人由于受社会负面影响在外养情人、包二奶, 对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 最终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和家庭暴力的发生。

3. 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基础原因。

家庭成员之间对彼此应该了解, 当一方有暴力倾向时, 另一方应及时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 将暴力产生的导火索熄灭, 而不是在那里一味地忍受。

(二) 家庭暴力的危害

首先, 它侵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受虐妇女一般会表现出焦虑、抑郁、自杀倾向、与社会隔离, 甚至产生以暴制暴的攻击性行为, 身体上还会表现出疲劳头痛等生理症状。夫妻是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之间自愿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 进入婚姻关系的女性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理应享有的伦理和法律权利, 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构成对其人身权利的侵犯。

其次, 它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 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 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的人, 在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 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 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家庭暴力不仅严重地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 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

最后, 家庭暴力成为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家庭暴力直接影响到家庭和睦, 并进而对社会治安造成潜在的危害。对妇女持续的暴力, 是导致妇女严重刑事犯罪的重要根源之一, 她们因为长期受到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 得不到宣泄和缓冲而做出了过激行为。法律保护妇女不受虐待, 但因法律的不完善使许多受虐妇女丧失了起诉的勇气, 这种不被扼制的家庭暴力终因施暴者有恃无恐而变本加厉, 使受虐女性在积愤难消的情况下, 走向疯狂报复的极端。

三、如何制止我国家庭暴力的加剧

妇女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所以应首先解决受虐妇女的悲惨境遇。需要从立法司法、社会意识、理论制度等方面首先为家庭暴力受虐妇女构建庇护平台, 只有在此平台之上受虐妇女庇护所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国外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的成效以及我国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的尴尬都是很好的例证。

(一) 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

法制社会, 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我国已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等国际公约, 又是《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等国际文件的承诺国, 已向全世界庄严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家庭暴力。而真正履行我们所承诺的国际义务就必须将承诺的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在此背景下反观我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现状却不容乐观。我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最为关键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缺位, 而且散见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中的规定, 也大多为宣言性规定, 其操作性差, 且主要停留在对施暴人的事后制裁上, 对暴力行为持续发生过程中受害人的保护和救助则缺乏有效的措施。尽快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 构建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主体, 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家庭暴力防治体系, 强化执法机构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细化对受害人救助和施暴人制裁的程序和措施, 增强可操作性, 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制裁家庭暴力行为、保护和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已是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 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

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决定了实现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向现实中的男女平等转变,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实质上是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观念在作祟。现实中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执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 对家庭暴力的性质认识模糊甚至错误。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法律干预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换句话说就是对暴力一定程度的纵容和助长。在全社会推广社会性别意识教育, 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 澄清对家庭暴力性质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 对实现男女平等从法律到现实的转变, 根治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顽疾至关重要。

(三) 引进受虐妇女保护相关制度理论

1. 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

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 是指在特定情形下, 经当事人诉请, 法院可以裁定强行中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财产共有关系, 对共有财产加以分割, 实行分别财产制。法国、瑞士等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 特定情形下允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解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 丈夫没有个人财产, 而受虐妇女又不愿选择离婚时, 其人身受到伤害的赔偿由夫妻共同财产赔偿的荒谬措施, 实现婚姻非解体情况下的受虐妇女人身伤害公平赔偿问题。

2. 保护令制度

指在一定的有效期间内禁止家庭暴力施暴者靠近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及子女, 并强制其限时搬出申请人的住所。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 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令制度。保护令制度, 可以为受害人及时隔离施暴者, 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和再次发生, 有效维护受虐妇女的人身权利。

(四) 建立多部门合作的运作机制

我国的反家庭暴力运作机制应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公、检、法、司、卫生、民政、劳动、妇联等多部门合作的反家庭暴力运作机制。不仅要明确各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上的职责, 要求所有与家庭暴力救助相关联的部门都必须重视家庭暴力问题, 同时要强调所有相关部门必须团结协作, 避免相关部门相互推诿, 受害人四处投诉、求助无门的现象发生, 同时为受害人提供最有效的援助途径, 减少受害人的求助成本, 实现对受害人服务的无障碍接入。政府应对庇护所给予财政保障。通过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所救助家庭暴力受虐妇女是国际上通用的防止家庭暴力对妇女造成和继续造成伤害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

实践证明, 受虐妇女庇护所的正常运行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为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所构建其所需平台, 是保证其发挥应有功效之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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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浅析 篇3

【摘要】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为社会现象，我们应健全、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以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建设温馨和睦家庭。

【关键词】家庭暴力；侵犯合法权益；健全法制；消除家庭暴力；温馨和睦；危害；预防；对策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包括家庭成员间的身体、精神(情绪)、性暴力的行为。其特征是一方动用武力和权力来控制另一方。2001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已经把“禁止家庭暴力”作为重要的条文载人其中。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家庭中的弱者，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它严重地危害了受害人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在此文中，试就家庭暴力的内涵，社会现状及危害、表现特点、成因、预防与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人们从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给予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1家庭暴力的内涵家庭暴力目前尚无统一界定的概念。我国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家庭暴力行为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

因此，家庭暴力从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还出现了一种家庭暴力形态一冷暴力。在目前有些家庭，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得比较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庭工作，是隐性暴力中较常见和隐蔽的做法，而这也是现代家庭中的一个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2家庭暴力的社会现状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实践中看，构成犯罪应受刑法惩罚的家庭暴力案件只占家庭暴力行为的15％左右。而其他家庭暴力行为虽也具有违法性，应受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但却被视为家庭内部矛盾而忽视了它的危害性，客观上起到了纵容暴力行为的后果。

3家庭暴力的危害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了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了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伤害。

4家庭暴力的表现特点由于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的内部、受害者往往无力或不愿公开，加之公众的漠视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不够，从而使家庭暴力与发生在社会上的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1)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决不能拆堵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施暴者多为丈夫。施暴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受害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受害者大多数为妇女儿童、老人。往往因为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和自卫能力。

(3)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大多数受害人认为，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因而受害者大多数采取忍耐的态度。

(4)家庭暴力具有复杂性。

(5)家庭暴力具有持久性。

(6)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受害者的人身权。

(7)施暴者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的。

5家庭暴力存在的原因手探析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

(3)传统的封建思想，包括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4)司法的漠然、社会的宽容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原因。

(5)心理因素是家庭暴力加剧的最重要原因。一些受害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这进而导致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

(6)家庭婚姻“腐败”现象诱发家庭暴力的发生。引发家庭暴力事件的原因大多已由以前的夫权思想作怪，转化为家庭婚姻“腐败”现象所致。

(7)家庭暴力与施暴者的教育水平有着联系。

6预防和整治家庭暴力的方法和对策第一，注重立法，使惩治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可依。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

第二，从司法控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国家的司法力量，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惩罚，对受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从而有效控制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对于家庭暴力的处理，除了极为恶劣的暴力行为，应在遵循被害人意愿的基础之上，由公安机关作为进行家庭暴力的处理的主要机关。

第三，健全机构，调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力量。建立长治公安的维权机制；构筑多层次的社会防治体系。

第四，重视和加强对妇女自身素质的教育工作，提高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转变妇女的屈从和依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和受害者采取极端报复行为而构成触犯刑法的罪犯。

第五，注重调解劝阻与惩罚制裁相结合的措施。

第六，加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倡导和弘扬法治、民主、平等、文明、提高全民道德水准。

第七，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制止家庭暴力主要是依靠法律，没有法律作后盾，要消除家庭暴力是难以想象的，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第八，是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我国有必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性别教育，使他们与受害者接触时更有同情心，知道如何保护他们。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形成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的协作性的社会习俗。

家庭暴力浅析 篇4

家 庭 暴 力 浅 析 山东星辰供水公司 贾万宁

家庭暴力是近年来我国婚姻领域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且逐年呈上升趋势，对其社会危害性不可忽视。家庭暴力由来已久，它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家庭暴力直接危害家庭的弱势成员，其中尤以妇女为甚。近年来，根据我国社会调查显示，家庭暴力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是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反家庭暴力是保护和修复社会基础细胞，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任务。目前世界上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中国近年也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还有很多问题和工作有待探索和落实。

一、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不可低估

家庭暴力是近年来我国婚姻领域的突出问题。严重的家庭暴力导致的难以挽回的恶性案例不断见诸报端。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每年约40万解体家庭中，离异者的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而2012年下半年全国妇联根据来信来访统计显示:反映家庭暴力事件的占婚姻家庭类的18.3%。家庭暴力不仅出现在普通家庭，各种阶层和层次的家庭也存在，包括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可见家庭暴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众多群体。

去年9月，“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妻子Kim一时引起舆论关注。名人效应下，更多人看到的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战争，但同样受到伤害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家暴事件后，李阳坦言，这件事让小孩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家庭是不是要破裂了。李阳对Kim殴打非常严重的那次，3岁的小女儿亲眼目睹了，此后都很难安睡。而事件发生后，在三个孩子的图画中，总出现龇牙咧嘴、眉头紧蹙的眼镜男。画里的孩子都是哭的，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

家庭暴力引发的女性以暴抗暴的案件明显增加。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妇女占九成。施暴者多是采用拳打脚踢等身体暴力，另外还存在语言威胁、冷暴力以及性虐待等精神暴力。家庭暴力严重威胁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对家庭稳定极具破坏力，同时也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近年来，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例也逐年上升，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我们在近期的虐童事件曝光后总是沉浸在一波又一波的震惊和谩骂中，儿童遭受的非人待遇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到底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当我们看到一些父母在等待孩子救援的过程中脸上深深的忏悔和愧疚时，我们不知道应该欣慰还是应该痛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仅性格受到不良影响，也增加了成年后的暴力倾向。

二、家庭暴力的依然存在还有诸多原因

1、“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经历的大国，在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严重束缚着中国妇女的思想，甚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封建社会的余毒依然存在，“大男子主义”仍然奉行。夫妻之间稍有不和，便有拳脚相向，轻则打骂，重则棍棒相加。在我们淄川偏远的一个乡镇，有这么一对夫妻，妻子常年经受丈夫的折磨，丈夫在酒后或者稍有不顺心的事就对妻子大打出手，经常打的遍体鳞伤，妻子忍气吞声，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今年丈夫用木棍将其的腿打断，其娘家人知道后才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当办案人员问她为啥不早报案时，该妇女回答是为了孩子。象这种案例在农村数不胜数。

2、对家庭暴力依法处置难

一是社会各界包括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有待提高。当前，一些部门对家庭暴力仍然重视不够，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没有隔夜仇”，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热情。二是公安、法院、司法、民政等部门各管一方，相互间的沟通、协调缺乏机制约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案件被借口推到当地妇联组织解决。三是妇联系统虽是受害妇女的娘家，但由于基层妇联组织人手少、工作面宽、经费严重不足，给调解和救助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目前适用于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处罚的尺度和依据不好把握。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真正达到《刑法》规定伤害程度的不多，往往难以对施暴者进行依法处理。即使受害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也多是进行说服教育和司法调解，虽可以暂时缓解矛盾，但从有效的惩治方面看，显得十分乏力。四是因家庭暴力具有长期性、欺骗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受害人法制观念淡薄和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往往难以取得对己有利的证据，在维权中处于不利地位。

3、救助体系不完善

没有统一协调的救助机构和干预措施。目前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的支持，新《婚姻法》虽对家庭暴力规定了救助途径，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个部门或机构能“包打天下”，存在有关部门强调自身困难、互相推诱的现象。特别是经济条件差的受害人无法摆脱困境，另外家庭暴力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受害人仍受到暴力威胁，没有安全保障。

笔者认为，反家庭暴力的最大困难，一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根结；二是现实法律的不完备。所以必须运用法律、行政、教育和管理进行综合整治。

三、法律是防治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期待早日完善

完备的反家庭暴力法律制度应包括:对施暴者的制裁;对受害人的保护和救助措施;相关机构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定程序等内容。

1对施暴者的制裁

(1)施暴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该法第46条规定，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施暴者依法应当承担离婚损害责任。

(2)施暴者应承担行政责任。《婚姻法》(修正案)第43条规定，对于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施暴者应承担刑事责任。家庭暴力情节严重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刑法相关犯罪的，应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2为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和法律救助

只有采取积极措施及时帮助受害人摆脱家庭暴力，才能切实使受害人免受暴力痛苦。基层组织是受害人最容易和最便于救助的组织，这些组织有条件及时给予劝解，教育施暴者，调解引发暴力的纠纷，化解矛盾。而公安机关是承担着社会治安管理的专门职责，最能及时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帮助受害人摆脱困境，以免受到更严重伤害。

3相关机构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义务与责任

一些地方在此方面作了有效的探索，如陕西省人大通过了《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省妇联联合颁布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定》，均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及社会干预作了具体的规定，有的明确了相关机构的法定义务，并规定对负有法定义务制止和处理家庭暴力行为而不予制止和处理，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应追究其责任。这些法规还强化了公安机关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的干预以及检察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公诉职能，促进了相关机构及人员对家庭暴力的积极干预。

4相应的诉讼机制

在诉讼机制上，建议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针对家庭暴力案件隐蔽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专门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审理，强调法官对证据调查介人的主动性，而且要加强对家事法官的培训，消除对家庭暴力错误的主观认识，以使家庭暴力案件得到及时和公正的处理。

笔者认为，用属于民法范畴的《婚姻法》来规范家庭暴力是不够的。因此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是健全和完善国家立法的迫切需要。

中宣部、最高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全国妇联等七部委已于去年联合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其中一大亮点是加强了公安警察在反家庭暴力中的作用，规定了七部委各自的职责。该《意见》已正式颁布实施，是目前反家庭暴力的重要依据之一。人们企盼良久的反家庭暴力立法(草案)也已经形成，尚待实施。

四、社会的正面宣传氛围有待加强。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多媒体加强正面典型宣传，在社区、单位等形成尊老爱幼，尊重妇女光荣的社会风气，提倡新风气，新风尚，创和谐的氛围。一是鼓励教育妇女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更新观念，树立新时期男女平等、互相理解、共同进步的新思想。二是加强普法教育，要继续加强对妇女的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引导她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举办新《婚姻法》培训班，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三是加强文化、技能培训。教育妇女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克服依附思想，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提高经济地位，争取经济独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远离家庭暴力，实现男女平等。

展望反家庭暴力的前景，坚冰正在打破，春天亦不会太远了。

作者:贾万宁

家庭暴力的防治 篇5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美国司法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每年发生近50万起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事件。据美国全国犯罪受害者中心提供的数据，在18岁至65岁的美国妇女中，几乎每4人当中就有1人正在或曾经受过家庭暴力，每年由家庭暴力造成的医疗支出达6100万美元，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15亿美元。[1]对于家庭暴力的防治，最早在1993年第48届联大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宣言》，该宣言界定了“对妇女暴力”的含义，列举了行为表现，同时要求各国遣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且不应以任何理由逃避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许多国家通过刑事、民事立法或单项家庭暴力立法反对家庭暴力。

一、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现状

（一）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我国家庭暴力情况不容乐观。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家庭暴力现象目前在我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还多发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2009年，某市25岁女青年董珊珊结婚一年就遭丈夫殴打致死；2010年3月，某省一名3岁女童因不会背古诗被家长打死。[2]据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已高达30%，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3]

(二)现行制度规范及其存在的问题1.现行制度规范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一次规定了家庭暴力。其中有4个条款体现了对家暴实施者的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是我国法律中目前有据可循的有关家庭暴力概念的唯一规定。2005年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家庭暴力防治作了原则规定。

2.存在的问题首先，未能揭示家庭暴力中施暴方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本质。表面上看，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呈多样性，但在这一切表面原因的背后，施暴者强烈的权力欲望，是引发家庭暴力唯一的、也是共同的动机。不管是伤害受害人，还是当着受害人的面自虐或自杀，不管是不同意分手，还是为了达到分手目的，施暴者实施家庭暴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受害人顺着自己的指挥棒转[4]。

其次，未能涵盖其他重要控制手段。家庭暴力除身体暴力外，还有性暴力、心理折磨以及经济制约和物质剥夺这三种类型。[5]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是加害人使用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受害人产生恐惧、无助而屈服。而能使人屈服的，并不是只有身体暴力。性暴力、心理折磨和经济制约，也是家庭暴力的“家族成员”,因为它们同样可以使受害人产生恐惧、屈辱和无助等心理反应，从而让加害人达到控制目的。

第三，受害人群范围过窄。国内外研究发现，暴力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如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更常见于有或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如离异夫妻之间、恋人或曾有过恋爱关系的两人之间、以及同性恋伴侣之间。调查表明，恋人之间和离异夫妻之间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的频繁度和严重程度。国际社会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配偶暴力”，发展到现在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6]。将家庭暴力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使遭受恋人、前恋人、离异配偶暴力侵害的受害人无法获得法律平等保护。

（三）具体防治实践及其问题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目的的行为。2008年7月七部委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全国妇联。联合制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投诉点，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标志着我国反家庭暴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8年8月6日，我国第一道反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所谓“人身保护令”即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做出的裁定，其以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第11项规定为法律依据。，由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根据受害人陈某的申请而签发，首次在民事诉讼中将人身安全司法保护的触角延伸至家庭内部和案件开庭审理前，该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为：禁止作为丈夫的被申请人许某殴打、威胁妻子陈某，裁定的有效期为3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7]2008年9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发出了全国第二道“人身保护令”，禁止丈夫华阳（化名）威胁、殴打妻子张丽芳（化名），在3个月的有效期内，如果他继续骚扰、殴打或者威胁原告及其家属，法院将视情节轻重，对其处以罚款、拘留等相关处罚。同时，还向当地公安机关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警方监督被告，一旦发现其继续施暴，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张丽芳人身安全，该裁定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8]截至2010年1月，全国各试点法院共签发了43份人身保护令。[9]

“人身保护令”接连出鞘，折射出我国防止家庭暴力理念的重大转变，改变了传统“法不入家门”的消极做法，开辟了国家公权力防治家庭暴力的新途径，尝试运用司法手段，将事后惩罚转变为事前保护。同时，人身保护令对于预防暴力的再发生、及时制裁施暴者、向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和保护等方面都具有实质性的价值。

但是，保护令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实际问题。由于《指南》既不属于人大立法的范畴，也不属于司法解释，只是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只能为法官办案提供参考。因而，有些法官在审理婚姻案件时认为，“人身保护令”的操作性不强，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法官知道“人身保护令”的存在，也可能因为觉得其实际作用不大或并非必须的法律程序，而没有采用。亦有律师诙谐地认为，“依据法律，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构成治安处罚的就处罚，但无论法院是否发出过人身保护令，一旦发生，都要按原来的法律程序处理，法院不能以发过保护令为由，直接抓人处罚，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人身保护令主要是起威慑作用，就像警方贴的“严厉打击双抢”等标语，警方肯定不能抓到歹徒后说，我都贴过标语了，你还抢，我要重重处罚你。” [10]可见，“人身保护令”在现实中并非如预期的那样乐观，在许多地方与许多方面都遭遇软肋。

二、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家庭暴力的防治

（一）美国法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特殊司法规制1.健全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美国联邦及各州都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包括《家庭暴力逮捕法》、《预防家庭暴力与服务法案》、《被害人权利法》、《民事保护令》等，这些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为美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民事保护令是法律赋予被害人最直接、最常用的法律救济手段。它准许妇女可以先不提出离婚请求，而单独向法院申请民事保护令。根据2009年的数据，美国法中民事保护令的适用主体范围非常广，当事人的未成年子女、配偶或前配偶、其他家庭成员、无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同处一室的成员、现有或曾有过约会关系或亲密关系的当事人、拥有共同子女的未婚者、其他的当事人。而且，美国一些州将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明确纳入了民事保护令范围。

2.警察主动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美国的反家庭暴力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美国警察机关允许警察自由决定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从1970年代起，美国各州相继在相关制定法中增设调整家庭暴力规定或者另行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法干预家庭暴力。这类法律的内容主要包括:禁止令、强制警察干预、向受害人提供权利保障说明与资料、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妇女庇护所，主动调查妇女受暴真相，并提供紧急救援、强制施暴者接受行为治疗等。[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全美警察部门开始扬弃传统的不逮捕政策，改以强制逮捕政策或推定逮捕政策。在实施社区警务改革后，对应警务模式的改革，美国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出现了两种模式，传统警务模式和社区警务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警察执法的要点并不同。在传统警务模式中，其要点包括：公布家庭暴力处置政策，发生家庭暴力后即派遣警察赶赴现场，警察进行现场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现场拍照取证，对施暴者实施逮捕，进一步调查，进一步拍照取证，对警察进行家庭暴力的执法培训。在社区警务模式中，其要点包括：根据法律要求派遣两名以上警察到现场，详细了解施暴者的各种行为，根据确定的家庭暴力模式解决问题，了解传统警务模式中警察实施逮捕时不会考虑的问题，现场了解被害人的主张，与社区内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进行合作[12]。美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妇女暴力侵害条例》,授权受害者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并赋予警察跨州追缉施暴者的权力。大多数州规定受害者在不能从加害人处得到必须的赔偿时，可以起诉警察局或政府。美国有些州采取了强制性起诉的政策，即对于投诉来的家庭暴力案件一旦立案，不分自诉或公诉案件，检察官没有自由裁量权，必须要向法院控诉。即使受害人要求撤诉并且拒绝支持公诉行为，检察官仍然必须继续这个案件的诉讼过程。这种强制性起诉措施，对施暴者是一种严厉的震慑，让他们知道进行家庭暴力是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这样做的结果使家庭暴力事件明显减少。

3.家庭暴力案件专门法庭美国一些地方法院设立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专门法庭,以便及时、有效地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暴力专审法庭能够更加专业细致地从事案件审理，主要审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家庭暴力专审法庭为解决家庭暴力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司法资源，对家庭暴力的介入更加细致有力。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1.台湾的保护令制度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正式实施。根据其第14条，保护令的内容多达13项。实务中核发最多的是“禁止施暴令”。根据台湾地区“司法院”“司法统计年报”，2005年1月至2009年4月台湾地方法院共核发保护令12345件，其中禁止实施家庭暴力50604件，占41%。[13]法院核发保护令，用来约束加害人的行为或者课以加害人特定义务，以保护被害人及亲属不受加害人的伤害。保护令分为紧急暂时保护令和一般暂时保护令及通常保护令三种。紧急暂时保护令是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而有急迫危险时，由检察官、警察机关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以言辞书面或电信传真方式向法院申请，被害人没有直接申请此项保护令的权利，法院受理后，除有正当事由外，依法必须于四小时内核发紧急暂时保护令，以快速提供被害人保护；一般暂时保护令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如尚未逢急迫危险情况，但却有安全上的现实考量，需要法院在审理终结前发核发暂时保护令时，法院应予以接受；通常保护令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但无急迫需要保护情形是，可向法院申请通常保护令。法院受理后，会定期开庭审理，待审理后认定被害人确有核发保护令保护必要，会核发保护令。通常从申请到核发，会需一个月以上时间。保护令一般由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保护令核发后，由警察机关负责执行，对保护令内禁止的行为及遵守的事项，应命加害人确保遵行，且得在被害人住居所守护或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必要安全措施。加害人如有违反保护令之行为，如持续骚扰或出现在被害人的周遭等，一经警察机关发现，警察机关得以现行犯径行逮捕，并即解送检察官进行侦查。即便非现行犯，但有证据足认违反保护令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侵害家庭成员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危险，也可以径行拘提之。[14]

2.警察应对家庭暴力的规定1999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后，针对这一法案的实施，台湾警方改革了对家庭暴力的反应机制，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家庭暴力的有效措施。如在警察部门内部成立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单位，落实家庭暴力防治官专职制，推行家庭暴力安全计划，制定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操作规程，使用家庭暴力案件现场处理箱，提升一线警察处理现场及搜证的能力，建立家庭暴力数据库，简化家庭暴力处置程序，加强警察处置家庭暴力能力的培训等。目前,台湾警方在干预家庭暴力模式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场操作流程，其通常包括六个环节：一是只要有人报案，警察就必须到案发现场了解情况；二是中止暴力并缓和情势；三是逮捕现行犯；四是现场搜证与调查访问；五是收集证据，证实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以作为警察处理和受害人申请保护令的依据；六是协助受害人申请保护令。[15]

三、我国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对策建议

（一）改进对家庭暴力行为处置的执法，强化“司法介入”力度我国家庭暴力的防治，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具体职责，进一步强化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干预力度，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并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2004年6月22日，我国河南省首家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漯河市“反家暴合议庭”正式成立，为我国推行专门的家事法庭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已经有了新的进展。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南》，在全国确定了9家试点法院。其中，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为试点单位，经过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专门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合议庭、设置全国首个反家庭暴力立案专窗、制定出台了规范化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操作细则，初步设立了“申请――立案――听证――裁定――执行”的审理模式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16]

其中，无管辖权案件可申请紧急保护裁定等颇具实践操作性，值得进一步推广。[17]但目前香洲区人民法院所推行的人身保护裁定还只是“确保离婚案件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就人身保护裁定的内容而言，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就人身保护裁定的适用范围而言，还应当进一步扩大到诉讼范围之外,以充分发挥人身保护裁定的作用范围。[18]

从完善法律保护机制来说，还需要我国立法机关进一步总结经验，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益经验，将《指南》的内容上升到立法，尽快出台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明确规定保护令制度，真正实现家庭暴力的事后惩治向事前防护的转变。

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在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的基础上，应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案件的专门审判庭。对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审理，防止久拖不决。公安部门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家庭暴力案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及时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得以家庭纠纷为由不起诉。对于性质、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即使受害人不愿起诉，也应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人民检察院要通过行使监督权，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和审理的法律监督。即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安机关实施立案监督，对人民法院判决不服的家庭暴力案件提起抗诉，这是强化“司法介入”力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建立完善的警察介入机制首先，在将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明确国家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干预机制。统一公安、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明确预防和制止暴力、救助受害人的措施，尤其是对正在进行的暴力或者持续发生的暴力要及时、有效的干预，从而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思想上，警察机关要转变原有观念，将家庭暴力的防治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视为我国现阶段维护人权、保障治安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警察机关要突破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纠纷”及“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认识误区，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社区民警，都要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是导致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要增强合理运用法制、行政等手段防范家庭暴力的意识，提高处理家庭暴力工作的责任感，切实将家庭犯罪防范纳入到社会防范工作之中。

家庭暴力自述材料 篇6

我叫，今年 岁。我与丈夫（男方）于1986年结婚，至今已有25年了，生育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23岁，大学毕业，无职业，小儿子今年11岁，上小学。

我与（男方）属于自由恋爱，当年我的家庭条件相对较好，而他家比较贫困，我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由于我坚持自己的选择，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结婚。但好日子并不长，我曾经无数次憧憬的美好婚姻，很快就被（男方）用暴力击碎。结婚没多久，他就表现出严重的心理扭曲现象，不许我与别的男性说话，不许我穿漂亮衣服，不许我梳妆打扮，若对他有出丝毫不满，哪怕是轻轻顶一句嘴，他就会大打出手，让我饱受暴力与虐待，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当我实在难以仍受的时候，我想到了离婚，可事与愿违，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我的孩子能够顺利降生，为了孩子以后能有个完整的家，我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可他却变本加厉，丝毫没有放松对我施加暴力，就连我怀孕期间还多次拳打脚踢。为了孩子，我一仍在仍，可他却毫无顾忌，竟然在1993年至1995年三年出轨，背叛家庭，背叛孩子。在亲戚、朋友们的好言相劝下，他勉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也再次宽容和原谅了他，自次之后他虽然也收敛了自己，没有再对我施加暴力，可经常性的恶语中伤、挖苦讽刺等语言上的攻击从未停止过，给

致的肠粘连，2010年9月我再次做了手术。由于没钱做手术，手术前我曾先后三次向（男方）索要住院治疗费，可他不但不给，反而嘲笑我、讽刺我，还说我生活作风不好才得的病，迫于无奈我只好向我哥哥借了7000元做手术（至今还欠哥哥74000元购房款）。手术后，（男方）不但不去医院探视和照顾我，还在4天后无故失踪，而且不给婆婆和孩子留一分钱。由于大儿子在陕西上学，小儿子年龄小，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请求年近60岁的姐姐到医院照顾我，出院后到家里照顾婆婆、孩子和我。

失踪 天后，（男方）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回家了，由于害怕被亲戚朋友责骂，他虽然勉强承担起了照顾我的责任，但仍然不忘对我施加暴力，经常在饭菜中放大量的辣椒，使我的肠胃功能严重受损，我不得不搬到我姐姐家继续修养，可他却造谣说我狠心的撇下孩子不知去向。2011年1月，我病情好转后准备回家，在知道我要回来时，他不顾孩子的冷暖，不但不交水、电、暖、物业等费用，还把家里的柴米油盐全部用光用尽，而且还提出要和我离婚，给我和孩子的生活造成极度困难。

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拿起法律武器，控诉（男方）的家庭暴力，恳请法院给予支持。

家庭暴力论文 篇7

“不放弃追诉”(No-Drop Prosecution Policy)政策起源于美国,指的是在有足够证据支持起诉时,案件的进程不受被害人的意志所左右②。其中又有“硬性(Hard)”和“软性(Soft)”之分,二者区别主要在于被害人是否享有公诉出庭作证的豁免权,实质上也是国家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度区分,区分的前提是将家庭暴力作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2015年12月27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并于2016年3月开始实施。该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以及主体范围,对家庭暴力的预防、责任和救济作了具体规定。但对其实施前景的可行性和正当性,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现状

自2001年修订《婚姻法》至今,全国性关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文件共有6个③,立法速度呈现出缓慢而艰辛的特点。④截止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市制定了有关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5个省(市区)以多部门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了预防和制定反家庭暴力的政策文件。⑤

2015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纵观整部法律,其充分体现了民主和自由的法律精神,彰显了法律的保障机能。首先,这是一部公权力色彩极其浓厚的法律。反家庭暴力的责任主体从司法机关、政府行政部门等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到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间接受公权力支配的团体和组织,其做出的任何行为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约。例如人身保护安全令是由公民向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再由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司法权保护其身体和精神利益或对侵害人的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其次,《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完全阻断公民通过自救行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现代民法理论中存在“禁止私力救济”的原则,目的是防止个人私力对公民财产和人身造成不必要的侵害⑥,而代之以公权力规制以完成权利义务的统一。《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禁止个人私力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反抗,但也绝不鼓励过多的私力救济,同时加强了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上的预防和缓冲作用。再次,《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明确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即同居关系、前配偶关系中若出现本法规定的暴力行为,均可适用本法规定。这顺应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以及世界反家庭暴力的立法趋势,有利于全面的保障人权。最后,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既不是一部单纯惩罚侵害人的“责任”法,也不单单是对被害人给予事后救济,而是建立了以预防、保护、责任等多元素为要件的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法律统一适用既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应有之义,也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内涵”⑦。《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前,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存在零散化、碎片化的现象,基本法与特别法的规定相冲突,地方性立法与全国性立法协调性不强,此法的出台使令出多门的法律无序状态结束,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概念、认定标准和救济措施予以了明确。

二、国外“不放弃追诉”政策研究

“不放弃追诉”政策是国家公权力介入个人私生活领域的代表之一。在这一政策下,当施暴者的行为达到公诉条件,而受害者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施暴者并未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时,公诉机关有权忽略受害者请求停止公诉的愿望而继续进行公诉。此项政策在美国受到了司法机关和警察系统的追捧,在美国圣地亚哥实行了“不放弃追诉”政策后,由家庭暴力引起的杀人案有1985年的13起减少到1994的7起;同时家庭暴力案件的起诉率上升,而相关的犯罪率有明显下降。

一方面,“不放弃追诉政策”有其优越性。“不放弃追诉”的前提是将家庭暴力作为一项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隐私范畴的家务事。传统法学理论认为,“婚姻家庭纯属私人自治领域,不受国家干预;公法领域则执行严格限制的公共职能……公法与私法领域之间界限分明”⑧。但随着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法的社会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法律越来越倾向于牺牲或限制部分私权而保护公共利益。首先,受害者在遭受到家庭成员的侵害后往往抱有侥幸心理,出于感情和道德的考虑,容易宽恕施暴者而将自己再次置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受到二次侵害的可能性加大,部分受害者也并不希望施暴者受到过于严重的法律制裁。其次,国家对于自己辖区内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保护的权力和义务,这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要点,刑事司法体系是维护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并实现社会正义,“不放弃追诉”政策有利于最终实现改变社会态度、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的刑法目的。

但“不放弃追诉”政策也受到广泛抨击。首先,该项政策是对受害者(一般是妇女)的自主选择权的严重侵犯。现代法律理论倡导民众本身的意志和行为自由,家庭暴力作为带有明显人身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例如我国刑法将虐待家庭成员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亲告罪。受害者有权选择是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公权力的强行介入带有暴力性、强制性的特点,违背了被害人的自主意愿。其次,家庭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由家庭成员的血缘和情感维系与法律的规制共同运作而存在的,是家庭成员的自治空间,强烈的人格色彩使得国家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精神背道而驰。最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已经被刑法所规制,所以家庭暴力案件的罪行往往较轻,施暴者受到的处罚也较轻,在施暴者刑满释放后,很难保证其不对受害者进行二次加害,那么“不追诉政策”将成为侵害被害人的“隐形刽子手”。

三、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分析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前,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办法虽然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中,但对于家庭暴力的定性和预防缺乏体系化的措施。当家庭暴力造成严重侵害时,施暴者可能受到《刑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裁,但是现实生活中造成严重侵害的案件少之又少,而家庭暴力案件逐渐增多。据研究,全国2.7亿个家庭中约有0.81亿个家庭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所以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工作有其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家庭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暴力并无区别,故意伤害即行为人以暴力方式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者使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处于危险状态,法律有权力也有义务对危害公民身体健康的行为进行处罚,家庭亲密关系并不能改变这一行为的性质从而阻挡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制裁。

其次,从“不放弃追诉”的角度出发,我国将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更具有可行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为贵”、“家丑不外扬”等思想根植于民众的思想中,很多受害者在遭到家庭暴力侵害后选择了沉默,而这种沉默间接鼓励了施暴者进一步的加害。除对本人的侵害外,对于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都将造成严重的影响。有研究显示,成长在暴力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极易形成不良的人格,且在成年后他们自己的婚姻中也容易陷入暴力。同样地,在将“家庭和谐”视作一项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施暴者的“不放弃追诉”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更多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和稳定,公权力的介入此时就显得正义和必要。

最后,我们承认,国家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不考虑被害人的意愿而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在某种方面可能侵害了被害人的自主选择权以及隐私权,也可能使被害人面临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压力。但此时,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利益的评价与考量。一个案件如果忽略妇女的意愿而不追诉,岂不是纵容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并损害了公共安全利益?家庭暴力现象的出现是男女不平等旧思想的余孽,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是根治家庭暴力的最根本方法。由此看来,惩罚施暴者暴力行为所收获的社会公益效果也将远远大于违背被害人自主意愿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和实施,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更加努力避免公权力介入带来的弊端,更好地发挥法律在规范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摘要：2015年底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手段,表明了国家与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低容忍和强保护。本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背景下,从著名的“不放弃追诉”视角出发,对我国目前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梳理,着重分析了此次立法的特点,并对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前景作了可行性分析。总体来说,《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人权的保障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不放弃追诉,反家庭暴力法,前景分析

注释

1夏吟兰.论我国家庭暴力概念---以<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2).

2李华.不放弃追诉政策---国家介入家庭暴力的价值选择[J].环球法律评论,2004(26).

3包括<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指南>、<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

4夏吟兰.中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进程及发展分析[J].新视角(上),2010(8).

5刘延东.我国反对家庭暴力地方法规、政策比较研究[J].时代法学,2011(2).

6王慧.从复仇看: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历史演变[J].人民论坛,2007(3).

7张洪林.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整合与趋势[J].法学,2012(2).

“冷暴力”：家庭暴力的另一种痛 篇8

不堪丈夫“冷暴力”虐待妻子走进精神病院

高某的妻子武莹，虽然年过40，但风韵犹存，在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工作，职位不低，儿子又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在外人看来，这一家子的生活可谓幸福美满。但两年前，武莹在一次单位组团旅游中出轨犯了错。武莹为此发自内心地忏悔过，高某也信誓旦旦地答应不计前嫌。可自那以后，武莹的一言一行便受到了高某的严密“监控”，一有不对的地方便故意给脸色看或百般刁难，回家晚了或与男同事多说两句话，他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或是无休无止地询问。一到晚上，武莹更觉得像是地狱。丈夫进了房，总是一声不响地占有她，并不时地咒骂她是“婊子”，眼里也充满了蔑视。

日日受到这样的折磨，武莹觉得自己的精神快崩溃了，她只好提出离婚，但高某却叫嚷：“不可能!你给我戴了‘绿帽子’，想离婚?没门!”他觉得妻子背叛了自己，就该对自己的不忠付出代价，受到惩罚。从此，更加变本加厉地对待妻子，最后发展到带女孩子回家，当着武莹的面亲热，武莹的忍受到了极点，终于精神崩溃，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武莹遭遇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冷暴力”，它的伤害力比常见的“武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女性“冷暴力”伤人不见血一男子呼吁建立“男联”

人们往往认为家庭施暴者多为丈夫，但在家庭冷暴力中，男人也是被“虐待”对象，下面是笔者采访龚国东(化名)先生的笔录：

刚结婚时，我就感觉到我们今后的婚姻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我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在企业工会里搞一些写写画画的工作，而她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在我们厂里搞技术工作。也许是我们这个单位可供她选择的余地不大，也许当时家在外地的她，想快些有个落脚的地方，在同事们的撮合下，我们结合了。那一年，她27岁，我28岁。

我文凭比她低，为了弥补我的不足，婚后我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活，生了孩子后，她为保持体形硬是一口奶也不给孩子吃。而我则要替她当妈，按顿给孩子喂牛奶、洗尿布、做饭……

有一次，我有了一个进修的机会，便与她商量，让她照顾家。她当时冷笑一声说：“就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你还是别遭践文凭了!”我当时被她嘲讽得无地自容。我本是一个性要求很强烈的男人，可她警告我，她不是随便说碰就可以碰的，如果睡觉不小心碰了她，她就会狠狠地掐我的腿根，甚至让我跪到天亮。破例的事也有，好像是在春节后，她竟答应与我做一回那事，我诚惶诚恐地以为我们有了转机，泪水直想往外涌，但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凉透了，她冷笑着说：“我想要，你敢不给我，告诉你，我高兴了，才会扔给狗一块骨头。”后来有了新规定，我必须穿着衣服睡觉。有一次因为我把衣服脱了，她就用剪子将我的衣服剪成碎块，还示威地说：“小心我把你那东西给剪下来喂狗。”

孩子两岁那一年，她竟然已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一年多了，我才从别人那里知道她辞职的事。她摇身成了一家合资企业的中层领导，每月的收入6000元，而我却因为企业不景气只开500元的工资，她更加瞧不起我了。对我竭尽蔑视与嘲讽：“你看你那熊样儿，哪还是个男人，一个没用男人，不如自己撒泡尿淹死得了。”有一天，她将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了我。我想都没想，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我从小在继母的魔掌下长大，我不想让孩子以后和我一样受继父的折磨。我的懦弱、胆小就是这样的家庭所赐，我不想孩子重蹈我的覆辙。再苦，我自己一个人忍了。

为了惩罚我不离婚这个“错误”，她公开了自己的情人。她与合资公司的副总整天以工作为名出双入对，很晚回家，夜不归宿的事常有。有一次过春节，她竟然把那个男人带到了家里，她宣布不许我打扰他们工作，单放一张桌，跟那个男人亲呢地吃年夜饭。当孩子问我“那个叔叔是谁”时，我忍不住哭了。在孩子面前，我能怎样?她以侮辱我的尊严与人格为快乐!现在我想通了，同意离婚，但她婚内的过错不但无人追究，甚至连指责的人都没有，因此建议是否可以呼吁成立“男联”，为受精神虐待的男人说说话，撑撑腰。

“冷暴力”是家庭破裂的“定时炸弹”

据妇联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过去，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多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但最近法院发现在家庭冷暴力案件中，有20％以上的案件则是男人被施暴。据统计，广州市妇联在每周二、五接待的法律咨询个案中，十个有九个是关于家庭婚姻方面的咨询，而有关精神虐待、故意冷落对方、故意用言语刺激对方等的“冷暴力”行为就占一半以上。

在家庭矛盾爆发时，夫妻双方选择“冷暴力”，企图以无声对抗有声，用沉默表示不满，事实上这样选择是于事无补的。在冷暴力处境中的男女，身心都会受到伤害，尤其是女性，在受到伤害的程度上，与直接的肉体折磨造成的健康损害同样严重。而受到伤害的一方可能因为长期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得不到宣泄和缓冲做出过激行为，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山东省某妇女在长期忍受丈夫的婚外情带来的精神折磨后，终于忍不住举起剪刀除掉了丈夫的“命根子”而受到法律制裁，就是冷暴力行为带来的后果。

用精神虐待解决矛盾不可取

很多家庭认为夫妻间有了矛盾大吵大闹有失身份，于是采用“冷暴力”，企图用精神虐待解决矛盾，这是不明智、不可取的做法。因为你在折磨对方的同时也在折磨自己，俗话讲：语言是打开心灵的钥匙，面对矛盾必须正视它，回避是没有出路的，尤其家庭冷暴力没有明显的发展过程，不是非常敏感细心的人是不会看出端倪的。当矛盾天长日久地积累到一定量时会发生质的变化，冷暴力就像埋藏在夫妻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随时发现随时排除，很有可能引爆，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