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精选8篇）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篇1

万众瞩目的蔡英文520就职演说终于出炉，全球华人关注着讲稿中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焦点集中在蔡英文承不承认“九二共识”。现在答案已出：蔡英文依旧回避“九二共识”，只说尊重 “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虽然蔡英文这回似乎有点逐条逐句的斟酌，看似是努力要朝大陆方面最能接受的底线边缘走，但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死胡同。大陆方面当天迅速回应，明确否定了蔡英文。那么，蔡英文后的台湾问题是否会就此恶化下去呢。

首先，什么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纯属是我国的内政。是当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从中国大陆败退台湾，至今所衍生的一系列主权或领土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一直凭借着《与台湾关系发》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斗争。中国及全体人民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分裂势力和分裂活动。

其次，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什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的对台政策，一方面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另一方面不作“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这一政策实际上是由“软”、“硬”两手构成的。“软”的一手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希望通过善意的召唤、优惠的政策、不断扩大的两岸交流，以及先期回归的香港和澳门的示范效应，使台湾当局最终接受大陆的主张。“硬”的一手则是通过“不放弃使用武力”震慑台湾当局，使其不敢搞台独，并阻止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事务，从而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赢得所需要的时间，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一政策实施以来，两岸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对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双方居民间的相互了解，以及维护大陆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篇2

1、施工机械设备的准备

在大型混凝土构件浇注时, 必须选择合适的施工机械设备, 否则容易对混凝土的内在质量及表面观感产生不良影响。保证混凝土的单位时间生产总量能够及时满足现场需求, 是衡量现场搅拌机械是否满足开工条件的首要标准。如在某预制构件现场, 夏季施工, 温度高, 湿度大, 混凝土的初凝时间为2.5h, 所浇54m大跨T型梁每片体积为162㎡, 所需搅拌机生产总量应不小于64㎡/h, 以在混凝土初凝前完成浇注。从而使整个构件整体性保持良好, 同时构件外观不会产生较大色差。

其次要选择合理的振捣设备。振捣设备按照施工工艺要求, 必须能够振捣到构件的每个部位, 同时不宜选择附着式振捣设备。大型混凝土构件体积大, 浇注时间长,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初凝时间短。附着式振捣为整体振动, 对已完成初凝或即将完成初凝的混凝土继续振动会导致该部分混凝土颜色发黑, 整片构件色差较大, 影响观感。

2、非荷载裂缝的控制

非荷载裂缝产生的原因, 较常见的有温度变化及混凝土收缩。混凝土具有热涨冷缩性质, 当外部环境或结构内部温度发生变化, 混凝土将发生变形, 若变形遭到约束, 则在结构内部产生应力, 当应力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时即产生温度裂缝。温度裂缝区别其他裂缝的主要特征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在大型混凝土构件浇注中, 水化热产生温度变化尤其要引起注意。混凝土浇筑后, 在硬化过程中, 水泥水化产生大量的水化热, (当水泥用量在350-550kg/m³, 每立方米混凝土将释放出17500—27500k J的热量, 从而使混凝土内部温度升达70℃左右甚至更高) 。由于混凝土的体积较大, 大量的水化热聚积在混凝土内部而不易散发, 导致内部温度急剧上升, 而混凝土表面散热较快, 这样就形成内外的较大温差, 造成内部与外部热胀冷缩的程度不同, 使混凝土表面产生一定的拉应力 (实践证明当混凝土本身温差达到25℃-26t时, 混凝土内便会产生大致在IOMPa左右的拉应力) 。当拉应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极限时, 混凝土表面就会产生裂缝, 这种裂缝多发生在混凝土施工中后期。在混凝土的施工中当温差变化较大, 或者是混凝土受到寒潮的袭击等, 会导致混凝土表面温度急剧下降, 而产生收缩, 表面收缩的混凝土受内部混凝土的约束, 将产生很大的拉应力而产生裂缝, 这种裂缝通常只在混凝土表面较浅的范围内产生引起钢筋的锈蚀, 混凝土的碳化, 降低混凝土的抗冻融、抗疲劳及抗渗能力等。

施工中应根据实际情况, 尽量选择水化热低的水泥品种, 选择合适的渗合料、缓凝减水剂, 通过试配选定混凝土配合比, 限制水泥单位用量, 减少骨料人模温度, 减低内外温差, 并缓慢降温, 必要时可采用循环冷却系统进行内部散热, 或采用薄层连续浇注以加快散热, 解决水化热造成的温度裂缝。预制大型T梁之间横隔板安装, 支座预埋钢板与调平钢板焊接时, 若焊接措施不当, 铁件附近混凝土容易烧伤开裂。采用电热张拉法张拉预应力构件时, 预应力钢材温度可升高至350℃, 混凝土构件也容易开裂。实验研究表明, 由火灾等原因引起高温烧伤的混凝土强度随温度的升高二明显降低;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力随之下降, 混凝土温度达到300℃后抗拉强度下降50%, 抗压强度下降60%, 光圆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力下降80%;由于受热, 混凝土体内游离水大量蒸发也可产生急剧收缩。

在实际工程中, 混凝土因收缩所引起的裂缝是最常见的。在混凝土收缩种类中, 塑性收缩和缩水收缩 (干缩) 是发生混凝土体积变形的主要原因。

塑性收缩。塑性收缩是指混凝土在混凝土浇注后4—5小时左右, 凝结之前, 表面因失水较快而产生的收缩。此时水泥水化反应激烈, 分子链逐浙形成, 出现析水和水分急剧蒸发, 混凝土失水收缩, 同时骨料固自重下沉, 因此时混凝土尚未硬化, 成为塑性收缩。塑性收缩裂缝—般在干热或大风天气出现, 在构件竖向变截面处如T梁、箱梁腹板与顶底版交接处, 因硬化前沉实不均匀将发生表面的顺辅板方向裂缝。裂缝多呈中间宽、两端细且长短不一, 互不连贯状态。较短的裂缝一般长20—30cm, 较长的裂缝可达2—3m, 宽1—5mm。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为:混凝土在终凝前几乎没有强度或强度很小, 或者混凝土刚刚终凝而强度很小时, 受高温或较大风力的影响, 混龊土表面失水过快, 造成毛细血管中产生较大的负压而使混凝土体积急剧收缩, 而此时混凝土的强度又无法抵抗其本身收缩, 因此产生龟裂。影响混凝土塑性收缩开裂的主要因素有水灰比、混凝土的凝结时间、环境温度、风速、相对湿度等等。为减小混凝土塑性收缩, 施工时应控制水灰比, 避免过刚长时间的搅拌, 下料不宜太快, 振捣要密实, 竖向变截面处宜分层浇注。

缩水收缩 (干缩) 。混凝土结硬以后, 随着表层水分逐步蒸发, 湿度逐步降低, 混凝土体积减小, 称为缩水收缩, 因混凝土表层水分损失快, 内部损失慢, 因此产生表面收缩大、内部收缩小的不均匀收缩, 表面收缩变形受到内部混凝土的约束, 致使表面混凝土承受拉力, 当表面混凝土承受拉力超过其抗拉强度时, 便产生收缩裂缝。

为避免或减少收缩产生的裂缝, 要控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得超厚, 表层分布钢筋的间距尽可能小于150mm, 严格控制混凝土坍落度, 绝不允许现场加水, 尽可能延长拆模时间, 浇水养护时间应大于3 od。

3、大型构件浇筑的施工工艺

大型混凝土构件在浇注过程中, 容易因温度变化和收缩产生裂缝, 在施工中应选用合理的材料、掺合料、添加剂及混凝土配合比。混凝土最高绝热温度升高值与每方混凝土的水泥用量成线形正比关系, 在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前提下, 通过掺加高性能磨细矿粉、粉煤灰、硅灰和沸石粉等, 取代部分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需要注意的是, 沸石粉需水量较大, 掺人后增加混凝土泌水性, 对混凝土收缩裂缝不易控制。选择与水泥适应性好、减水率高的优质添加剂, 使混凝土的初凝时间满足施工要求, 保证混凝上性能完全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

混凝土下料振捣时按“分层、分段、连续不断的薄层浇筑”的原则进行, 混凝土浇筑至设计标高后, 用长刮尺刮平, 消除残余浮浆后用铁板打光, 混凝土收水后用铁板反复压光, 压闭混凝土表面毛细孔, 提高混凝土防水性能和表面观感。

浇筑大型混凝土构件, 养护措施极为重要。为防止混凝土内外温差超过限值产生温度裂缝, 在混凝土内布置测温点, 掌握内部实际温度变化情况, 监视温差波动, 以指导养护工作。可以覆盖保温材料, 提高表面温度以降低温差, 并浇水湿润, 并根据温控数据确定覆盖材料的增减。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日益扩大, 大型混凝土构件日渐增多, 而且多为现场浇注预制构件, 不断推广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在浇注过程中也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篇3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学策略；能力培养

随着新课程的改革，数学教学应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及知识出发，创造出生动有趣的情境，指导学生开展操作、推理、交流等活动，学生通过这些教学活动，掌握数学知识及技能，学会从数学角度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一、正确理解、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指综合、巧妙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实际问题以及数学内部问题，具有应用性和工具性。解决问题教学能鼓励学生自主地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想。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解决问题教学模式的优势

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解决问题教学的内容是采用分散式，便于拓展小学生的思维，提高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在问题呈现的方式上，解决问题教学带有开放性，能够激发小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三、小学数学教学中解决问题教学的策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结合小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实际生活，合理地进行问题情境的设定，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教师也要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在教学内容上，应有效地融入解决问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另外，教师也要重视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解题过程中，通过相互帮助，拓展自身的解题思路，培养学生解题策略意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问题教学，是新课程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教学目标。所以，应从低年级开始注重培养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小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进而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水平，也使教学效率有效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颜平.渗透的是策略，孕育的是思想：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的策略教学思考[J].小学教学研究，2011（20）.

[2]梁芳.谈如何开展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的教学[J].小学教学参考，2008（18）.

（作者单位 呼伦贝尔莫旗尼尔基第二小学）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篇4

“入园难”、“择校热”带来的困扰，几乎让每一个孩子的家长感同身受，两会热点思想汇报——“入园难”、“择校热”的看法与理解。政府工作报告回应说，将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幼教经费一直只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支出一般达到3%以上。报告对现状的判断符合客观实际，没有回避矛盾，表明当前存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已经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报告提出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让人充满期待，与之相应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长措施也让这一难题的解决有了支撑，使人踏实。就业：投入423亿元扶助和促进就业一方面沿海地区用工难，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当下就业形势凸显的两难局面广受关注。政府工作报告回应说，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今年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思想汇报《两会热点思想汇报——“入园难”、“择校热”的看法与理解》。就业难与用工难同时出现，并不是一对矛盾，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需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沿海地区缺工很大程度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结果，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现代服务业占比太低，要加快发展，对这两个问题都要高度重视。报告提出的扶助和促进就业的一系列举措将有力地促进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业难使得公平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对此，报告给了明确关注，显示政府将会更加重视就业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度，努力保证公平就业、和谐就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山东的“转方式，调结构”，我认为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 篇5

2013年06月09日 15:46:50 来源： 红旗文稿

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究竟是好的、有益的东西？还是不好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它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要科学地认识宪政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进行分析。

一、资本主义宪政的由来、内涵、本质及其实质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宪政的涵义主要有两个：一是指君主立宪，一是指宪制政府。该百科全书还考证，最早在著作中使用君主立宪一词的是英国人约翰·洛克，时间大体在17世纪后半期。最早使用宪制政府或立宪主义等词的是在19世纪初的法国、葡萄牙等国。宪政的历史起源则被追溯得更为久远。1869年11月，恩格斯在《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中，提及英国学者亨·哈勒姆1827年分两卷在伦敦出版的《自亨利七世即位至乔治二世逝世的英国宪政史》一书，把英国的宪政史追溯到了15世纪晚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0页）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因而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18世纪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彻底废除君主制国体，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875年最终确立）。之后，不少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取得本国革命胜利以后，纷纷确立了以民主共和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面对这种潮流，为避免遭历史淘汰的命运，传统的宪政思想开始吸收共和制的人民主权等观念，并逐渐演变成当今西方关于宪政的诸多解释，如提倡分权、民主、法治，以宪法法律体系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等。

在宪政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宪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689年英国通过的《权利法案》、1787年美国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及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是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文献，在西方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奠定了现代西方宪政制度的政治与法律基础。

如何看待西方的宪政及宪政制度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科学地解释社会的政治法律现象、政治法律制度，必须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出发。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同上书，第143页）恩格斯也明确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8页）

从上述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法的起源、实质等问题，指出法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统治秩序，往往以整个社会代表或国民普遍意志的名义，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为后盾，制定并颁布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行为准则，如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等，以规范并约束人们的行为。法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就应运而生了。这是法的阶级实质，也是它的本质。

宪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开始出现的，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成果。为了从根本上约束君权和规范全体国民，资产阶级需要制定一部国家总的章程，一方面明确国家政权的性质（反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资本主义）以及政权的组织形式（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以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为具体法律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准绳。这个总章程或总法就是宪法。

伴随宪法等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的法治观念。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虽然也存在法及法的现象，但无论是奴隶制时代的法律还是封建制时代的法律，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只约束被统治阶级而不约束统治阶级（虽然也有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规定），奴隶主或封建主都明确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统治权高于法权，阶级特权凌驾于法权，法不具有至上地位（这样的社会可被称为人治社会）。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法治观念有了很大进步。法的阶级实质没变，但至少在形式上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纳入法所适用和约束的范围，并在政治上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个人、团体或组织享有超越或游离法律之上、之外的特权（这样的社会可被称为法治社会）。

法治取代人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法律都是由人来制定的，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从制定宪法即立法角度看，宪法法律并不是至上的，至上的权力掌握在制定宪法法律的统治阶级手里。即便在司法层面，资产阶级也总能运用自己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规避宪法法律对本阶级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一旦宪法法律条文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资产阶级便毫不客气地修改或废止有关条文，以适应发展了的阶级利益的需要。金钱特权即资本特权取代了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是资产阶级法的本质。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马克思还揭露了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的虚伪性，他说：“这个虚伪的宪法中永远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宪章中寻找，而应当在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以这个宪章为基础制定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恩格斯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谓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法治也不是至上的。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法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指导，维护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

明确了法、宪法的本质及其实质后，就不难理解西方宪政的本质和实质了。宪政以宪法为基础，起初是为了约束王权（政治制度上体现为君主立宪），在废止了王权的国家用来约束全体国民（政治制度上体现为民主共和），它是法（宪法）这一阶级统治工具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法治化，目的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为发展资本主义保驾护航。

关于资本主义宪政的本质和实质，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宪政的经典文献《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中找到具体注解。这三部文献尽管时间上相差百年，内容表述和完善程度各不相同，体现的国情、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也存在差异，但它们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在当今西方世界，不论哪一国的宪政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或内含着这些原则和内容。西方宪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

二、对主张中国实行宪政的几种主要观点的分析

目前主张中国实行宪政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中国实行欧美国家的宪政，通过此种宪政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公开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应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另一类观点不赞成中国照搬西方宪政，但主张中国可以结合自己国情，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明确地讲，这两种“宪政”观，立场和目标并不一致，甚至还根本对立，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但其中确实有一些观点是模糊的，需要从理论上澄清。本文仅就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供商榷。

1.有宪法即有宪政吗？

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实行宪政的国家未必都有明确而系统的成文宪法，而有完备的成文宪法的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英国是西方世界公认为宪政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然而英国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并不是成文宪法）。此外，新西兰、以色列等国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影响它们被纳入宪政国家的行列。相反，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普遍颁布了比较完备的成文宪法，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方世界都不曾认可这些国家为宪政国家。因此，有没有宪政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没有宪法，关键是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什么性质的，确立了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有无宪法只是宪政的表象，有没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才是判断有无宪政的根本标准。

虽然同样是宪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统治阶级不一样，反映其意志的宪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会不一样。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在历史上存在，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这一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宪法把实际生活中解决了的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的所有制的问题记载下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毛泽东也指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同上书，第325页）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并加以发展。

我国现行宪法确认并巩固了党领导各族人民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根本制度、根本任务、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等重要内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我国宪法的上述规定，显然同西方宪法确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则和内容是完全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不可能认可确立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等原则和内容的我国宪法，更不可能因为我国有宪法而认可我国有宪政。一些人主张有宪法即有宪政，也许有抵御西方指责我国没有宪政、没有民主的善良用意，但这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客观上也可能起反效果。因为西方国家恰恰是寄希望于中国宣布实行宪政，从而以之作为突破口，逐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需要我们警惕和注意的。

2.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吗？

不能抽象地对待毛泽东关于“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句话，并以此作为中国应推行宪政的根据。

把宪政等同于民主政治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实际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抽象地对待“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命题的，并且主张运用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民主和宪政问题。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毛泽东用“有饭大家吃”比喻新民主主义，然后借用孙中山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句话解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指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同上书，第733页）毛泽东还特别指明了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提出的宪政纲领的实质：“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上书，第732页)可见，毛泽东反对抽象地谈论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并且点明了民主和宪政的阶级实质。

3.有“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提法等于就应该有“社会主义宪政”吗？

毛泽东尽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但他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他说：“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上书，第733页）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上书，第732—733页）可见，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介于资本主义宪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之间、最终要向后者过渡的、并非独立形态的民主政治。

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可以实行宪政，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别于蒋介石搞的“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但“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同上书，第56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上书，第59页）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政府“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表明它同资本主义的宪政有着相容相通之处。即是说，宪政可以为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服务，也可以为同属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服务。两者在性质上的相容相通，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选择宪政作为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接受宪政，决不等于可以照抄照搬欧美国家的宪政，而是必须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宪政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赋予其革命性的内容。因此，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这就从根本上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主义的宪政区别开来。

正因为毛泽东当时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亦即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在毛泽东所有公开的文献中都不曾有“社会主义的宪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政”的提法或类似表述，甚至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连宪政这个词都不曾提及。

4.法治等同于宪政吗？

我国既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是否理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题中之义呢？笔者认为，宪政同法治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前文提过，法治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从而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在形式上被提到至上的地位。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依法治理的社会。而宪政是伴随宪法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法治同宪政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前者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方式、手段，后者则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有着特定的制度内涵。

即便是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因服务对象的不同，目的、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治国，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328页）胡锦涛同志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可见，不同社会的法治有着不同的阶级内涵和社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等于就要实行宪政。

5.“社会主义宪政”、“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成立吗？

我们既然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不能有社会主义宪政呢？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宪政同市场经济、法治属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前者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后者属于体制机制的范畴。

就市场经济而言，它属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范畴，是发展生产、调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虽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可以利用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相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搞活和繁荣城乡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法治也是如此。法治虽然具有阶级属性，但作为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方式、手段，它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历史上资产阶级就十分注意吸收和利用封建统治者甚至奴隶制时代的法治经验。恩格斯曾指出：“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2013年1月5日，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宪政能否结合到一块呢？答案是否定的。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集中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强调，工人阶级组织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原则无法同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相容相通。

1884年3月24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１）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２）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也表明，宪政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恩格斯认为，尽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彻底形式，但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它必将为新的更先进阶级的阶级统治所取代，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国体上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汪亭友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伟达：反对宪政是要肯定什么？

最近中国有官方媒体连续发文，说是中国不能搞民主化，否则就会导致**而且结果比苏联更惨；还有说“宪政”是资本主义的，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武器，而且美国宪政本身也名不副实，社会主义中国不应借鉴美国宪政，云云。

官媒如此发飙，到底是冲着谁去的呢？也没见到美国、欧洲最近对中国发动什么特别的宣传攻势呀；看来主要还是朝着中国内部要求实行民主化和宪政的呼声与诉求去的。

中国内部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吁已久，上届领导层对之基本采取了不鼓励也不反驳的策略；而新届领导层似乎觉得上届的做法尚不足以体现“自信”，于是乎组织有关舆论进行反击，试图夺回所谓“话语权”。

但笔者以为，真正的话语权来自对民主宪政的从善如流和发扬创新。因为民主的原概念，特指现代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就像空气、水源和土壤一样不可或缺。如果忽然要拿民主来吓唬人，试图把民主妖魔化，往往会弄巧成拙。

宪政也属于常识级别的概念，形象地说无非就是希望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能按照统一的基本规则生活工作；要防止出现一些人被要求守则，而另一些人则可以随意犯规的情况。今天如果有人还试图否定宪政，那么就请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肯定什么？

至于所谓“民主化和宪政是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工具”一说，有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此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有些西方人“哪壶不开提哪壶”，看到当代中国对民主化与宪政仍然心怀忌讳，于是就专挑中国的“软肋”进攻。

但这归根到底还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譬如原子弹，中国没有以前就经常遭受西方的核讹诈。尽管中国可以嘲笑原子弹是纸老虎，号称中国地广人多不怕核袭击云云，但解决核讹诈的关键，还是中国自己必须也拥有核武器。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放到民主宪政方面就讲不通了呢？

对于民主宪政是否应在中国实行或如何实行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靠主观臆断，不妨通过民意测验来寻找一下多数意见。否则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头鹿，而有人还硬要说是马，那就只能危险地欺骗自己了。

并没有人说民主宪政是完美无缺的，近年来一个流行概念，叫做“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看来还应当补充一句：“好的民主不容易”！

如果看到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发生挫折甚至倒退，就狭隘悲观地认定专制才是好东西，那就好像是在戒毒过程中出现某些反复，就匆忙得出毒品确是难得可贵那样的荒谬结论。

同时民主确实有个质量差，既有劣质民主和优质民主之分。那些表面上一蹴而就的变革，把某个独裁者赶下台，而后大家一经投票选出新领导人的“快餐式”民主，确是好看又好吃但是缺乏真正的营养，还会造成消化不良。

但劣质民主中的许多先天不足和运作弊病，其实大都是源于对原先的专制文化、体制、习惯和人员的藕断丝连和流毒深远。也就是说劣质民主的出现，往往不是民主本身的错，而恰恰是由于专制的阴魂不散，造成民主的难产甚至夭折。

美国宪政是否名不副实也无须辩论，反正如果把美国宪政和朝鲜的不知什么政供大家选择，高低还是可以立见的。

于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负责任、有远见、有担当的政府、政党及最高领导人，在充分认知理解世界潮流，人心向背的同时，还必须拥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能够以前无古人的革新精神与气魄，尽早开启民主社会实践的尝试和局部转型实验，有意识地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中积累培养极其宝贵的民主经验和各级人才，向全民展开民主启蒙教育和熏陶，帮助全社会渐进稳妥地向民主法制社会形态发展过渡。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郭道晖：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

发布时间:2013-06-12 11:20 作者:郭道晖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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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先后在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论坛、讲座上的发言稿的综合 最近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一篇长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认为“宪政”姓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谁主张实行宪政，谁就是要“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制度”，实行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环球时报》的环球网也发表社评，声称鼓吹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最新一期《党建》杂志发表了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更具杀气地诬称：“宪政”主张的指向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联系到网上传出的某号文件和所谓“七不要”等等，看来一股反改革、否定82宪法之风正在袭来，火药味十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惊诧和反弹，群起质疑、反驳。

其实，这种思潮早已有之。一段时期以来，“宪政”一词就是禁区。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把“法治”“人权”“市场经济”都贴上姓资的标签加以批判否定一样（后来总算承认它们的普适性而入宪）。现在又在宪政上做同样的文章。有一位论者宋鲁豫早先也发表过一篇《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的文章，对一次宪法研讨会上学者们强调的“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等主张大加挞伐，居然声称“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损害当今的高度集中的威权统治，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道破了他们反宪政以维护旧体制的真实用心。

这几篇思维陈旧、逻辑混乱的文章虽然不值一驳，但由于它包着理论外衣和官方社评的身份，因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是几个人一时冲动，而是顺应了当前某种政治意向，企图造成一种高压舆论，左右政局，误导改革，使之陷入反民主反宪政的“邪路”。如果说人们对当前政局和未来走向还摸不清看不明，那么杨女士和郑先生等人的文章所坦露的真情实意，就有助于我们略窥底细。面对这种思潮，我认为理论界不容沉默。

郭道晖（资料图）

这一思潮的实质——名是反宪政，实是反现行宪法。

什么是宪政？20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宪政简论》的文章（载北京《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遵守宪法（守宪）和维护宪法（护宪）、以及发展宪法（修宪）的全过程，简言之，宪政就是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宪政又称宪治。

就字义而言，在英语中，宪法是Constitution，宪政是Constitutionism，后者多了一个后缀语“-ism”，表明它不只是一种文本，而是一种“主义”和理念，宪政是体现和实现宪法精神实质的善政。宪政的理念有三要素——人权、民主与法治。

宪法与宪政本是文本与理念、形式与内容、宪法规范与宪法实施的关系。习近平近年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最近又说，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关键在实施；还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凡此等等，实际上道出了宪政的基本要素。

杨、郑诸文却故意将宪法与宪政割裂，杜撰二者是姓社姓资的对立。古今中外同一个国家哪有其宪法姓社、而其宪政姓资的道理？这种不顾事实的二元论，其逻辑的混乱，实不堪问。

其实，说穿了，他们表面上反宪政，指斥所谓宪政姓资，实际上是否定我国现行82宪法中蕴含的人民民主与人权、法治因素；也违反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精神，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治、党治的习惯思维，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他们反“资”是假，维护权贵资本主义是真。习总书记有关宪法与宪政的精粹箴言，言犹在耳，就受到这股反宪政思潮的挑战。他们本意在跟风拍马，攀龙附凤，不料却帮了倒忙，打了别人的嘴巴。

我们且看看杨文中列举的所谓宪政五大“罪状”，即她所谓同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相对立的“西方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究竟同我国宪法的规定有什么“本质”区别。

1.所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宪政的基础”

我国82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条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何况现今我国企业很多是“混合经济”，既有国有股，也有私人股，还有外资股。它们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都很难说。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的ＧＤＰ和税收，占总体的大半以上。有的地方（如浙江某市）私营经济几乎达到100%。可见，市场经济也是我国宪政的基础要素之一。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就是否定改革的成果，违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也是否定82宪法的原则规定，是违宪的。这种否定民营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也不过是推行“国进民退”，企图为权贵资本所垄断的经济开路。

2.所谓“宪政实行的是议会民主政治”，所以姓资

各国实行的议会制虽因国情不同而有差别，但其基本特征都是代议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也是一种代议制。它是泊来品，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文明。

在这一条里，杨文着重向我们论证中国人大制度与“资产阶级宪政”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需要多党竞选得来，而是“革命胜利的成果”——亦即“打天下者坐天下”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一种陈旧的、反民主法治的封建小农思维逻辑。

在新中国建国前，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其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为人民立功的实践，曾经赢得人民的高度信任、拥护，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但不是作为全国的执政党执政）。夺取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则要经过法律程序，由人民来选举，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才能成为国家主席、总理、政府各部委负责人，才具有合法性（即使只是走形式也罢）。

有人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宪法规定的。宪法从序言到条文都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永久的执政党”，只在宪法序言中以历史经验的表述方式肯定了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或许可称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基于人民的自觉拥戴，后者则必须经人民选举。即使在建国初尚未建立人大制度时，我们党也不是根据“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自行执政，而是在建国前夕通过当时已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选举。1954年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宪法以后，更是经过每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共产党执政才有合法性。正如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主持草拟决定的中央领导人指出，《决定》提出的这一“精辟论断”，是基于“深刻汲取了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实际上也涵盖了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普世精义。

杨文所谓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共产党无需经过多党竞选，其上台执政“有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这是无视、否定人民的选举权、选择权，也是对82宪法的有关规定的背弃。

3.所谓资本主义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中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

这也不符事实：所谓“议行合一”，是指经委员会议决后由同一主体（各委员）去执行。巴黎公社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有些类似，它既是立法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委员会立法或作出决议之后，由各委员（多身兼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以政府委员的名义去分头去执行，可说是“议行合一”体制。建立人大制度后，就不再如此了（不能以人大名义去执行）。再则，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国家权力之间也有、而且必须有一定的分工。人大可以作出决定和立法，但人大并不能也不应去包办代替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行政权和检察权、审判权。

“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是防止权力专横和腐败的普适经验，也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宪政通则。它主要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和防止权力腐败的一种自我抑制的政治机制，而非决定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统治者要统治人民，不是靠权力分立，而是靠整个统治权力的合力，即“人民主权”或某阶级的专政。权力分立还是权力集中的体制，并不是区分政权的阶级属性的准据。秦始皇的专制是高度集权的，先秦时期的封建制度则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当代西方国家如美国是三权分立，但司法权至上（最高法院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宣布议会通过的违宪法律无效）。英国却是“议会至上”（政府内阁参加并主导议会，议会立法位阶最高，其上议院还是具有审判职能的衡平法院），法国是行政权至上，瑞士则是三权合一，中华民国时期是实行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各有千秋。即使我们“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也不能否定权力的必要分权与制约。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三权不但是指党的有关权力，而且也涵盖了国家立法（决策）、行政（执行）和司法（监督）三权，只是变换了一个更广义的分权制衡的概括说法而已。

问题更在于，杨文所谓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的本质区别是：人大是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直接背离了82宪法的修宪精神。82宪法是继承、发展54宪法、否弃75宪法的产物。82宪法重要亮点之一恰恰是它将75宪法原条文中“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删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个定语，从而初步在宪法文本上摆正了党权与国权的关系，排除了党政不分、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凌驾于国权（人大）之上的宪制谬误。

82宪法还恢复了过去54宪法比较正确的做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在序言部分，而且只是以表述历史经验和今后愿景的方式予以肯定，而不是像75宪法那样作为宪法的条文加以规制。宪法序言不同于宪法条文，前者只是一种宣示，一般无强制力；后者则具有规范性、强制性。82宪法如此处理，是符合宪政原则的。至于在宪法序言中具体确认某个政党的领导权是否合适，另当别论。

以上所论，只是强调共产党在权力位阶上、组织上不能凌驾于人大组织和人大权力之上，成为比人大更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并不因而排斥执政党对人大的具体工作的政治指导作用，也无否定政党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意思。任何现代民主国家都必须有政党的领导，宪政国家必须实行政党政治，否则就不可能集中反映人民或某个阶级、群体的意志。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个领导力，怎么去领导，是搞党政不分，以党治国？还是实行民主宪政？关于以党治国，邓小平在1941年就批判过，指出那是国民党的遗毒在共产党里的腐朽表现。（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领导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去领导问题。

4.倡言司法机关不但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把党置于直接违宪的境地，是退到反右前后的历史错误。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转引自《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75页）这种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早已在上世纪60年代受到刘少奇严词批判。他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应当指出，这种“组织上”也“领导”司法的提法，貌似强调遵从或“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势必将执政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所谓“组织上”也服从党委的领导，否定了司法机关是经人大选举产生，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并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

应当指出，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专横腐败的权贵们）之所以抗拒和否定司法独立，内心的潜台词是：如果司法不受他们指挥了，他们就可能不得不坐到被告席，接受人民的正义审判。

5.所谓“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

这种命题同样是直接违宪的。75宪法规定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军队”，82宪法扬弃了这个党政不分的规定。我当时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被派去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联络员，与闻其事。得悉82宪法草案前所未有地单列一节（第三章第四节）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邓小平的重要建议。这个“中央”就是指国家军委，这一节的第一条（宪法第93条）即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也就是指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军委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宪法还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其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相同。在宪法确认的全国人大职权（62条）中，也规定由全国人大来“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同一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这些涉及动用军队的重大权力，都属于全国人大及经它选举产生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此外，在宪法总纲第五条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的这些规定，都明示了军队的国家属性和军队由全国人大及其国家军委集体领导。军队要对全国人大负责，亦即要受国家宪法的约束和全国人大的领导。这些规定是参与制定82宪法的人的重要共识和宪政意识的提升。

当然，在我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受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即所谓“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强调人民解放军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某些原因，但不能据此排斥或否定军队属于国家的宪法原则与规定。所谓“绝对领导”者，即排斥任何其他机关的领导。那种“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言论，是无视我国宪法的规定和宪政精神，也不符合我国军队是受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供养、本已属于国家的事实。这种“反国家化”的言论或许出于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好心”，实际上却在帮倒忙，把执政党置于违宪境地。

此外，杨文无法回避宪政中其他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至上”、“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所吸收和实行”的事实，为了补上其论据自相矛盾的漏洞，便硬将它们列为宪政的“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似乎这些关键性的宪政原则和理念是可以任由反宪政者打入“非关键性”范畴，社会主义宪法加以吸收，就不姓资了！

同样，杨文也无法回避毛泽东曾经大力提倡过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历史事实，只好拿出建国后毛泽东大搞“专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乃至文革中实行对人民的“全面专政”，不再提“宪政”，来证明“宪政过时”，以毛晚年的严重错误来否定当今改革派主张实行宪政的正当性。其思维的颠倒和逻辑的无奈与狼狈状于此可见。

杨文还硬说建国后中共文件和领导人都不再提“宪政”一词，以此“证明”宪政过时和姓资。事实上刘少奇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54宪法草案报告中就指出：该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前委员长吴邦国在2008年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也曾指出82宪法的第4次修正案“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杨文为了掩饰其谬论而以谎言抹杀事实，于此可见！

从以上对杨文关于宪政“罪状”的剖析，可见，反宪政派之所以反宪政，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所图。他们是打着反对外国资产阶级宪政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反对我国82宪法的关键性民主元素。虽然82宪法还有不少缺陷，有待完善，但它毕竟是已有过的几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根据习近平所言，当前关键的是严格付诸实施，而不是否定。而反宪政派打着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幌子，维护的却是集体世袭的封建专制制度。反资是假，保皇是真，保卫的是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级的权益。他们不是什么反资派，却是封建保皇派，比保资派还落后。

他们以“姓资必反”和“民主必乱”来恐吓、愚弄民众，甚或欺蒙、误导执政党领导——这是历来中国顽固保守势力的惯技。当年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曾被保守派斥为“西方过激主义”加以打压。现代恐资病患者的政治意识背景则是“阶级斗争为纲”，其心理根源则是民族自信力的丧失。对此鲁迅曾经有过一段极其深刻的论述，他指出：

汉唐时代虽也有边患，但统治者气魄究竟雄大，“凡取用外来的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来的东西，便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宿、逃避，抖成一团，又必然想一篇道理来掩饰。”（《坟·看镜有感》）“就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

时代不同了。现今还纠缠于凡事问姓社姓资，已是落后实际了。不过，另一个问题倒不应回避：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不是绝对对立，至少在经济领域已有相互依存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还有所交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资本主义因素（当然二者的主导地位不同）。特别是在经济上，东西方、中国和美国出现了互相依赖、二者有“共生”现象（因而有人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这个词）。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晚年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议会制和股份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在现今的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其社会主义因素比之现在某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实在得多。我们的前国家主席王震访问英国时见到他们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好，不胜赞叹说：“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已是“垂死的”，反而寿命延长，是由于他们实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项社会保障政策。

如果我们凡事还停留在追问是姓社还是姓，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那就是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你是姓哪一种社会主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时代、那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总之，我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的真假、是非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姓社姓资问题。要防止把李鬼当李逵。

早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里，马恩就列举和批判过当时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诸如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标榜社会主义的花样品种更多，从历史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当前的中国的、外国的状况，有人统计社会主义不下七十多种。就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社会主义而言，就有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则是北欧、西欧某些国家的福利社会主义。第三国际时代的列宁、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的贫穷社会主义。还有我们东北邻邦的家族世袭社会主义，父传子，现在已经传到孙了。此外，还有不少旁门左道的“社会主义”，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这个词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音译。卡扎菲的独裁也叫做什么“大众社会主义”。南美洲还有几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小国。

在当代中国，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派别。比如执政的社会主义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主流地位；民间学者思想家谢韬倡导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此外还有毛派社会主义，就是近年成立的所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及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工人党”。据有的媒体统计说，全国大约有5０几个类似这样的民间毛派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居然扬言要“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今执政党党中央“还在走的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他们还把主张政治改革的学者污蔑为“汉奸、卖国贼”，组织所谓万人“公诉团”。前些时他们有人还在河北、山西公然大肆焚烧《南方周末》等报刊。最近在长沙大街上拉横幅，咒骂和骚扰主张政治改革的著名学者的讲座。

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派别也如雨后春笋。有所谓中国儒家社会主义；中国新盛世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新左派社会主义„„等等。

可见，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在当代有各种各样的种姓，鱼龙混杂。所以我们遇到号称社会主义者时，倒应当先问一句：你是姓什么的社会主义？你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科学的、合乎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的，还是逆潮流而动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辨别，加以探讨。

有一点是确定的：不实行宪政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主要是为了界定和规制我们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如同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当以实行宪政为其重要特色。宪政是规限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元素。

我赞成和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即社会主体——人民至上，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我主张的宪政是新宪政主义，即既要求实行人权保障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又强调依靠社会的力量——广大依法维权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公民社会，从外部以社会权力监督、制衡国家权力。

宪政社会主义的政权应该是民主的，不应该是专制的；应该是和平的不是暴力的；应该是民选的政府而不是家族或某集团世袭的；应该是人权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而不是官僚特权利益集团控制一切的；应该是共和、共富的，而不应该是权贵的、两级分化的。宪政社会主义还反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主张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互补互动互控，共同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自由的社会法治国家。最后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我们的愿景，是我们要为此继续奋斗、力求实现的目标，期盼它不再是一场“梦”！

相反，房宁于2011年7月出版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是不可忽略的一本研究东亚宪政的学术专著。书中坦陈，“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课题组先后组团赴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其目的在于“积极稳妥地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道路”[5]。该书的研究结论认为，“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6]既然“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是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也属于意义重大的“核心发现”，那么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自然难以抗拒这种宪政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而事实上，中国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脆弱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随后即进入漫长的“威权体制”与“动荡年代”交替的历史时期。当下，中国无疑正在形成由宪政的威权体制向宪政的多元体制过渡发展的动力与条件，结果究竟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内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社会主义轨道）还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外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自由主义轨道）发展，既取决于未来十年执政团队对宪政改革时机的准确把握及其政治博弈结果，也取决于公民社会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愿景表达。房宁还提出了一套颇具广泛的“指导意义”的“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他指出：

我们认为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是：表层的宪政体制、中观的权力结构和基础的利益结构。正是这三个结构因素构成了政治体系的整体。我们发现，在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之下，受到宪政体制规范的政治权力支配着实际的政治活动，而政治权力又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支配和影响。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决定与影响的复杂关系，三者之间的综合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特征，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运行特点与表现。

宪政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等法律体系规范的基本政治制度。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宪政体制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形式。宪政体制主要包括：涉及国民权利的相关制度和涉及国家权力的相关制度，如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与三者相关的制度，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东亚五国一区的民主政治进程一般都经历了宪政改革，有的就是从宪政改革开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等。东亚五国一区民主政治的宪政体制都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发展演变。威权的宪政体制的一般特征是：一方面，规定和保障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按照分权制衡和多数决定原则规定了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和运行规则，但同时实行有限的政治参与，没有或限制涉及国家政治权力的竞争性的制度安排。韩国的“维新体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威权宪政体制。[7]

房宁所长的五国一区宪政考察，不禁令人联想起清末新政前五大臣的宪政考察（尽管实际意义相较悬殊）。这个由房宁所长亲自领衔的课题组在该书《后记》中感谢了五国一区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和政治记者的大力协助，并意味深长地写到：“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借鉴东亚各国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有益于东亚、有益于世界。”[8]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是不是也是房宁所长的“真诚的希望”，但这无疑正是我们宪社派的“真诚的希望”。总之，把这样的房宁所长说成是“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有悖事实和常情。

相反，房宁于2011年7月出版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是不可忽略的一本研究东亚宪政的学术专著。书中坦陈，“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课题组先后组团赴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其目的在于“积极稳妥地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道路”[5]。该书的研究结论认为，“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6]既然“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是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也属于意义重大的“核心发现”，那么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自然难以抗拒这种宪政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而事实上，中国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脆弱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随后即进入漫长的“威权体制”与“动荡年代”交替的历史时期。当下，中国无疑正在形成由宪政的威权体制向宪政的多元体制过渡发展的动力与条件，结果究竟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内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社会主义轨道）还是沿着“宪政的体制外多元主义”轨道（即宪政自由主义轨道）发展，既取决于未来十年执政团队对宪政改革时机的准确把握及其政治博弈结果，也取决于公民社会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愿景表达。房宁还提出了一套颇具广泛的“指导意义”的“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他指出：

我们认为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是：表层的宪政体制、中观的权力结构和基础的利益结构。正是这三个结构因素构成了政治体系的整体。我们发现，在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之下，受到宪政体制规范的政治权力支配着实际的政治活动，而政治权力又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支配和影响。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决定与影响的复杂关系，三者之间的综合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特征，决定着特定政治体系的运行特点与表现。

宪政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等法律体系规范的基本政治制度。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宪政体制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形式。宪政体制主要包括：涉及国民权利的相关制度和涉及国家权力的相关制度，如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与三者相关的制度，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东亚五国一区的民主政治进程一般都经历了宪政改革，有的就是从宪政改革开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等。东亚五国一区民主政治的宪政体制都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发展演变。威权的宪政体制的一般特征是：一方面，规定和保障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按照分权制衡和多数决定原则规定了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和运行规则，但同时实行有限的政治参与，没有或限制涉及国家政治权力的竞争性的制度安排。韩国的“维新体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威权宪政体制。[7]

对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的看法 篇6

进入21世纪，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如何让老年人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已经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多，维权护老俨然成为了新世纪的一个广泛性的社会问题。

当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也日趋严重，在庞大的老年群体中，农村人口约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80%.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问题，比城镇老人更为艰难。

我国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美德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以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互相帮助等为民族传统。其中的赡养，是指子女对父母的供养，即在物质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为父母提供必需的生活条件。

当今社会，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义务，它更是一种法律上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无论是儿子或是女儿，都有同等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否则不仅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法律上的制裁。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 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群即为老年人，联合国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1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达到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虽然2011人口普查中关于人口的年龄比例还没有具体确定，但是根据前几次的结果来看，形势不容乐观（民政部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95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95亿左右，老龄人口增加，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成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也给经济社会带来许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导致家庭、社会矛盾，对改革、发展、稳定产生不良作用。

企业退休职工的供养依据经济效益而定，有些企业较好，而有些企叶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医疗费也保证不了。至于农村老年人的赡养问题，许多农村集体经济也给予老年人适当的生活补助，有些地方还建有敬老院和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阅览室等,这些地方的老年人多能欢度晚年，但是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村毕竟只是少数，很多农村老年人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家庭问题

1.子女经济困难，确实也没能力赡养老人。这些老人中，大部分老人以前都是农民或者倒闭的乡镇企业的职工，很少有退休金，农村老人又很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在他丧失劳动能力以后，生活只能依靠子女，然而他们的子女却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现在物价上涨，学费也越来越贵。有些打工的家庭为了子女能够上个好学校，已经入不敷出，根本没有能力来赡养老人。

2.从思想深处缺乏养老意识。认为赡养老人是额外负担，成家立业后对老人冷落一旁，不给难以自食其力的老人钱和粮，老人有病不给医治，老人的生活艰难，度日如年。

.3.儿子孝心尚可，但儿媳对老人冷冷淡淡，小两口为老人生活经常意见不断，加上日久天长的枕边风，儿子也潜移默化了，加入了不孝顺老人的队伍里。

4.儿女多、子孙多，老人没有分身术，在看孩子、家务及农活等方面难免会有帮他多帮你少的现象，于是子女对老人产生了看法，说老人有偏向，并将这 种情绪带到赡养老人上，互相攀伴儿，互相推诿，使老人陷入无人管的尴尬境地

(二)社会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绝大部分农村老人年轻时为了供子女上学、结婚、盖房，费尽了心血，没有为自己攒下任何养老的积蓄。而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又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只有靠子女赡养，在经济上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老人常常要看子女的脸色过日子。

2.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1）宣传不够深入,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2）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3)对在宣传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3.农村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欠缺，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和人口老龄化的实际需求，一方面，法律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另一方面，法律保护不到位，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农村养老问题严重干扰了农村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正视这一问题。

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提倡农村青年为自己和老人参加养老保险，使农村老人减轻对子女的物质依赖程度。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让老人安度晚年，将是解决农村养老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搞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农村家庭关系。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农村，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依法养老。目前，关于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立法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婚姻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规中都有专门的条款，国家还专门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不尽赡老义务的人可以视情况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从而为农村老人依法养老打下了法制基础。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与看法 篇7

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是大势所趋[1],作为“宽带中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移动通信基站却始终处于较为尴尬的位置,辐射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居民的担心,但是在移动业务飞速增长的今天,众多业务都需要更多的通信基站。

2基站与伪基站

基站(Base-station)即公用移动通讯基站,是无线电台站的一种形式,是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域内,通过移动通信交换中心,与移动电话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台[2]。基站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无线覆盖,即实现有线通信网络与无线终端之间的无线信号传输。

伪基站(Pseudo Base-station)即假基站,设备一般由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通过短信群发器、短信发信机等相关设备能够搜取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卡信息,通过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短信息[3]。

2.1基站辐射导致的矛盾

基站在建的过程中甚至建好后,常常会有对辐射非常担心的居民联名要求拆除,但是缺少基站导致相关问题发生时,又会招来居民的投诉[4]。在2011-2013三年间,上海电信共拆除基站116个,其中大约1/3和居民矛盾有关[5],为减少冲突运营商常将基站伪装成空调外机、路灯、大树、烟囱等。

在上海市,依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环保部门要求基站电磁环境辐射每平方厘米小于八微瓦。根据实验数据:使用仪器距离基站20m、0.5m处测到电磁辐射量为0和0.01u T,但我们在家中经常使用的小电磁炉和电脑,电磁辐射分别为19.84u T和1.13u T,分别是基站的近2000倍、113倍,事实上我们身边的移动通讯基站都符合相关环保标准。

2.2伪基站治理

“伪基站”易于躲藏,机动性较强,较难进行技术定位,必须靠人到现场去查找,所以目前“伪基站”打击活动较为困难。除了技术方面的改进外,还需要居民积极参与打击,在收到垃圾信息后把接到的信息向运营商报告,帮助运营商来判定伪基站的出现和定位。

3现状分析

通过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地铁站台及车厢、鲁汇镇和莘庄的实地调研,上海地区基站建设情况符合智慧上海文件所述,3G、4G占有率早已实现70%指标;居民对于基站辐射确实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和误会,一些专家对辐射问题的解释并不能真正令民众信服,由于对基站辐射安全问题的担忧,居民最担心小区乃至家门口的基站,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对这些基站的担忧与距离相关,甚至有一半受访者愿意舍弃通话质量来拆除基站;对于伪基站问题民众看法较为一致,均认为伪基站具有较大危害性并且希望有关部门进行严厉打击,但是真正参与到治理中的并不多。

3.1研究方法

使用工具软件实地考察4G信号状况及基站分布状态,并且进行了超过三百份调研问卷的发放,问卷经过科学的预实验测试并且保证有效性,同时根据问卷状况实时选择民众进行采访,询问其对基站辐射的看法、建设的意见和对伪基站的认知及参与度。同时通过大量文献的阅读和图书的查阅,对比国内外城市基站建设发展现状及经验,结合实践调查结果,为改善民众对基站辐射的看法和加强伪基站打击提供参考。

3.2数据分析

人民广场基站建设较为完备,附近基站数目较多,信号状况较好,较好地覆盖了各个角落;在地铁线路中站内及站间信号基本只有3G信号,信号状况一般,硬件设施有待加强,也有不少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将莘庄和鲁汇镇分别作为上海市的城乡结合部和乡下地区进行考察,根据实地测试和网络软件测试,以及根据对社区居民的采访,可以看到上海市的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网络状况建设良好,同时由于此处发现不少高大耸立的基站塔,基站数目足够,但是民众对于基站也有突出的意见,有受访者对于工作单位屋顶的基站表示十分反对,并且举出自己身体的不适作为例证,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基站是什么,反问我们基站的辐射是否巨大,在得到辐射不大观点后表示不愿牺牲通话质量来拆除基站。

在首先表明专家认为基站辐射微乎其微的观点后,只有30%受访者表示同意基站辐射不大,51%受访者并不相信所谓专家的“辟谣”,依旧认为基站辐射对自己的生活有影响。对于是否愿意在家附近建设基站的问题,52%居民较为理性地表示视距离而定,直接同意的只有23%;对于是否愿意以牺牲通话质量为代价来拆除离家较近的基站的问题,5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数目超过了一半。通过以上调研状况,可以看出居民对于离家较近的基站意见更为突出,而且即使有看过基站无辐射的报道还是有大量的居民不相信纸面的结果,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切身的体会,我们在交谈中试图改变这些“谈辐色变”的居民对于基站的偏见,但是往往无济于事,尤其是这些理论并不能被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接受。

对于伪基站干扰正常通话服务,伪造短信号码进行诈骗,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58%受访者表示虚假短信比较逼真可能会上当,36%受访者表示能分辨垃圾短信、诈骗短信,虽然大部分受访者都对借助伪基站的违法行为深恶痛绝、希望有关部分严打,但是仅有4%受访者表示遇见此问题会对运营商进行举报投诉。

图2以职业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可见学生群体相比于已工作群体对于基站更加持接受态度,同时学生群体对于期待5G时代基站的辐射减少的选项较少选择,这也和实地交流中较为年轻的受访者反馈回来的对基站的积极态度相一致。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上网多,观点新颖知识丰富,较为在乎网络信号的好坏。

3.3改善建议

经过实地情况分析,要减少居民对于基站的矛盾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走进社区,实实在在地深入居民之中进行宣传辟谣普及相关知识,可结合当今网络平台的快速传播特性,利用公益性的网络公开课,使用专业辐射测试仪进行相关测试,用实际数据来向民众证明基站的辐射还不及经常捧在手心的手机;产生网络热点带动播放量,提高科普效果和传播广度,降低成本。由于基站问题的广泛存在且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利用网络还可以在微博形成热门话题,形成专家与普通百姓的互动。同时也可以在社区开展专项科普工作,由少量教师带领相关专业学生深入社区,用便携测试仪器得到切切实实的辐射数据来打消部分民众对于基站的盲目恐慌,同时可进行现场转播和交流互动扩展传播范围。此外在进行讲解时理论应该较为贴近生活,减少使用专业知识,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宣传:基站数目多少与电磁辐射无直接关系,基站数目增加,相反能够减少单个基站对覆盖区域、发射功率的要求[6]。在基站选址问题上,上海市已将居住建筑放在最末次序[7],最优选址为政府机关及公用设施、企事业单位建筑,这一点也在实际调研中得到确认。

在当前通讯规范范畴内手机不能有效辨认“伪基站”[8],在技术领域,可改善通讯相关规范,增进防治伪基站的举措,设置手机对网络发动强制性鉴权,在注册登记与寻呼时使用有差别的IMSI标识;在非技术领域,首先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无线发射产品生产及流通的管控,其次号召居民积极参与到举报伪基站的过程中来,当收到垃圾短信或者信号受到伪基站的干扰的时候应该立即向运营商进行举报,帮助有关部门定位打击伪基站。

4总结

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基站的建设十分重要,但是基站的辐射问题在网络上说法十分混乱,尽管有很多宣称基站无辐射的报道,但是单纯的说辞很难说服居民,更多地是需要真真正正的实例和数据,也需要科普真正走进社区,走进那些较少关心网络的居民身边。基站作为智慧城市的关键一环,不应该是处于一个人人喊打的尴尬局面,一个过半采访者愿意进行拆除的地步,4G时代进行建设的不仅仅是基站,还需要建设一个让居民安心生活的知识环境。同时居民也应该积极参与到打击伪基站的行动当中,而不是单纯地批评运营商或者是期待技术的革新,只有自己亲身参与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摘要：通过对上海市人民广场、地铁站、莘庄和鲁汇镇的实地调研走访,分析民众对于基站辐射和伪基站治理的观点态度,得出相关问题的改善建议。消除民众对于基站辐射的恐惧关键在于行动,只有通过走进社区拿出实际的数据才能让民众真正安心接受,而伪基站的治理除了有关部门加强打击外还需要居民对垃圾诈骗短信进行积极举报。

关键词：伪基站,基站,辐射安全,民众

参考文献

[1]袁茜.智慧城市更强调人[J].经济,2015,(11):39.

[2]李卓贤,范鹏飞.3G移动基站建设的危机应对[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38-42,59.

[3]李发强.伪基站的相关知识简介[J].关爱明天,2015,(9):371-372.

[4]王昆仑.基站建设为啥这样难?[J].中国电信业,2015,(8):14-15.

[5]范小毛.操作阻力大且行且珍惜铁塔公司拉开电信改革帷幕[J].IT时代周刊,2014,(10):42-43.

[6]史文芳.W-CDMA基站营运期电磁辐射环境影响分析和优化研究[D].南开大学,2014.

[7]沈阳,陆烨,盛峰等.上海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实践及思考[J].上海信息化,2015,(11):22-25.

对水泥混凝土施工问题的一些看法 篇8

水泥混凝土构造物就是根据水泥混凝土的配合比，把水泥、砂、石、外加剂、矿物掺和料和水通过搅拌的手段使其成为均质的水泥混凝土构件。水泥混凝土构造物就是根据水泥混凝土的配合比，把水泥、砂、石、外加剂、矿物掺和料和水通过搅拌的手段使其成为均质的水泥混凝土构件。由于混凝土所用的水泥，水，骨料，外加剂等的性质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材料差异造成混凝土非特定的性质要求在水泥混凝土制作过程要在严格的试验过程中进行控制，本文就水泥混凝土的质量控制简要谈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水泥混凝土施工中的问题简述

在浇筑混凝土前，浇水湿润不够或积水，模板清洁不够，模板内有杂物，未涂刷隔离剂或隔离剂不符合要求，用于作模板的地坪、胎模不平整，梁板起拱高度不够，预埋件、预留孔洞安装不牢固，模板固定不牢固，模板拆除时间未把握好等都会产生质量缺陷。施工管理制度不健全，未严格按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规范施工。使得施工质量达不到标准。施工用模板及其支架没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造成模板变形，接缝漏浆。施工振捣不实，发生离析、捣空现象，混凝土未能连续施工，振捣时间超过初凝时间；表面处理不当。未按规定的时间、方法对混凝土进行养护。放线误差过大，环境温度过低，混凝土养护不当，受冻等。钢筋质量不符要求，表面不清洁，制作形状、尺寸偏差，安装时固定不牢固，未按施工图要求布置钢筋等。对水泥、碎石、砂、外加剂等原材料的品种、级别、规格把握不严，杂物过多，达不到质量要求。未及时测定水泥的实际活性，影响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正确性，或套用混凝土配合比选用不当，同时对外加剂掺量控制不准确等。未严格按配合比称料，任意增加用水量，任意提高混凝土坍落度，搅拌时颠倒加料顺序，搅拌时间过短、过长，造成搅拌不均匀和离析现象。

2.水泥混凝土施工中的要点

水泥混凝土施工中要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只有把影响质量的五大因素(人力，材料，机械，方法和环境)有机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合理的流程，进行高效运转，确定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有机体制，才能确保工程质量。为减少混凝土质量缺陷，减少工程费用，缩短工程工期，加强混凝土质量缺陷的预防十分必要。首先，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制。领导的重视与否是搞好混凝土工程质量工作的重要前提。我们要以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的责任心真正把工程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责任制，明确单位领导、项目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责任，层层落实责任制，并加强监督和检查。按照规范和技术要求，出现质量问题，不管当事人发生什么变化，都要追究责任，即工程质量终身制。彻底解决工程当事人不管工程质量如何，出现问题一走了之的弊端。施工现场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未严格按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规范组织施工，施工准备不足，施工人员素质较低，事故方案不明确，未确定质量目标的控制和分解，或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制度执行不力，都是产生质量原因的重要因素。其次，合理设计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在建设项目确定以后，设计就成为基本建设的关键问题了。在建设的时候能不能加快速度、保证质量、节约投资，在建成后能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设计工作起着决定作用。一个先进的设计，应是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合理地布置场地，组织好生产流程；应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最后要把好项目立项、报建、开工、竣工验收等重要关口，任何项目上一阶段工作未完成，不得批准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

3.从施工过程提高施工质量

混凝土施工过程无外乎就是通过模板的安装，钢筋的制作及加工，混凝土搅拌运输，养护，拆模等一系列的过程，每个过程都是对工程质量起到直观重要的作用首先对于模板安装我们以组合钢模板为例，保证模板放线准确，底部承垫层必须找平，模板清洁、湿润、不积水、无杂物、涂脱模剂。模板在拼（接）时要求接缝有规律、感观上能接受，而且接缝也要求严密、不漏浆、缝隙小。在拼缝间还可加设海绵条或橡胶条，以增加严密性。此外，还可将模板拼缝与清水混凝土外型装饰线结合起来，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对模板的加固不仅要计算强度，而且要核算刚度，避免造成变形。因强度需要采用对拉螺栓加固时，应对螺栓位置或穿墙套管等进行放样，使螺栓孔（管）位在混凝土外表面呈规律性排列，符合要求。对柱梁交接处、墙体转角处的模板，应有专门的加固措施，以防止浇筑混凝土后变形。须留施工缝时，前后模板接缝与新、旧混凝土接槎的施工缝均应认真处理，并采取专门措施，以使混凝土接缝美观，接头不变形，不流（挂）浆。其次一般是钢筋制作，安装，钢筋必须进行质量复检，选择有经验的施工人员进行制作加工，控制浪费现象，钢筋表面必须除锈、清洁，钢筋下料准确，保护层厚度适宜，固定牢靠，浇筑时安排护筋人员随时检查。第三、混凝土搅拌运输与浇筑，原材料必须合格，随时测定材料含水量，按配合比称料准确，准确控制水灰比、坍落度、搅拌时间。混凝土运输与浇筑的间歇时间应合适，必须在初凝时间以内保证连续施工、分层浇筑。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小于2m，正确掌握振捣间距、时间，防止离析现象。由混凝土沉降及干缩产生的非结构性表面裂缝在终凝前予以修整。第四、养护要根据环境温度选择养护方法，正确控制养护时间、次数、养护用水，特别是当日平均气温低于5℃时，不得浇水养护。最后、拆模和成品保护问题，必须要控制拆模时间，合理安排拆模顺序，特别注意保护混凝土边、角部，严禁人为损坏。同时，在各工序施工中，要严格进行交接检查，主要是施工单位班组自检、互查。在专业质量检查人员检查的基础上，还应经监理人员对重要的工序或对工程质量有重大影响的工序按规范进行质量检查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参考文献

[1] 鞠丽艳. 混凝土裂缝抑制措施的研究进展. 混凝土，2002（5）.

[2]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