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精选12篇）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1

引言

在我国广袤的乡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村民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政策，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共同商议制定的，并要求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内容主要涉及到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治安管理、村风民俗、邻里关系等各个方面。村规民约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 天仍然是治理乡村社会，规范村民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村规民约并不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相反村规民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村规民约作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经历了从萌芽到辉煌鼎盛期。村规民约作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文明制度发展的重要成果，直到现在仍然对促进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村规民约的起源

谈到村规民约的起源，我们就需要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历史，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去寻觅村规民约的身影。早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同姓聚居地逐渐的发展为异姓杂居的各个不同村落。此时，家天下的家族法规已经不能满足统治和生活的需要。而我们所探讨的村规民约就是在此时逐渐萌芽发迹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异姓杂居混居的产生和范围的扩大，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简易的家族规范已经无法合理的协调各个异姓家族之间的纷争，在客观上则需要一种超越同姓规范的普遍的社会规范来协调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里面有足够的信息使得人们相信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村规民约是出自范仲淹之手。因为根据《宋史•范仲淹传》中的历史记载，当时范仲淹当时曾经为羌人立过条约。该条约的内容涉及到了刑事、民事、军事等多个方面，而且该条约既非国家立法，又非经过民意商讨而出的民间法。但是该条约却受到羌人的普遍重视和尊重。因此现在学界多半认为，《宋史•范仲淹传》中记载的由范仲淹所立的条约从一定程度上说宣告了成文的村规民约的出现。

二、村规民约的发展

由于儒学、理学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重视，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得到了很快地发展，达到了辉煌鼎盛。明末清初开始发迹的讲乡约运动之后，清朝中期村规民约的发展和适用范围越来越广，相比于以前，此时的村规民约也更为规范具体，涉及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到了清朝后期，村规民约已经可以当做某种制度规范使用，例如在坊间禁赌禁娼之类的，起到教导、制约两种作用。此时，村规民约不仅能够规范村民的行为，更能够促进中央到地方的农业、商业以及各行业的综合稳定发展。

根据历史的记载，在民国时期的初期阶段，最早在实践中实施地方自治方式的是军阀阎锡山。他的观点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治村，因为一村不治则无法治天下。而具体到治村的方式，他支持践行村自治制度。早在民国初年,军阀阎锡山就开始在山西进行了大范围的试点工作。阎锡山将村自治工作细化，制定了一系列的村规、禁约，并且在他明确的划定了村与村之间的接线，并且建立了村民会议、村民保卫团等等的制度。阎锡山的做法使得乡村的秩序得到了规范，乡村的自治制度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完善。学者梁漱溟也通过做出中国和外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比较等理论分析，提出了“乡治”理论。当时的“乡治”理论为村规民约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而此时传统村规民约逐渐丧失了在农村地区的作用。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村规民约已经开始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等社会组织。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权力开始收缩，村民恢复了“自由”之身，却导致了农村地区出现了“法律”的真空，治安、管理、纠纷等问题层出不穷，农村地区的发展陷入了混乱状态。为此，村民开始自发的探索创立，制定出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村规民约，而在其后被国家发现并得到认可和推广后，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手段始得到恢复和展。

在 1987 年期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这预示着我国的村民自治取得了较为规范的成效。这一时期的村规民约大都是自发制定出来的，其内容形式和传统的村规民约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也可以说的上是对传统村规民约的一种继承。

综上所述，村规民约是由北宋起源，后于明清时期得以推行和发展，至于明朝中后期时，村规民约制度得以成熟，发展至民国初期，该制度一度盛行。新中国成立后，村规民约曾一度消失殆尽，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以一种新的理念出现。1987 年试行法的通过，标志着以村委会选举为中心的村民自治在国家法律制度上正式确立。

三、村规民约的影响

（一）村规民约能够维护农村秩序

不管是相规、相劝、相交、相恤的传统村规民约，还是追求民主自治的近现代村规民约，它们都是为了维护农村的日常生活秩序、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存在的。首先，村规民约能够有效的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和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的发展。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城乡之间差距日益扩大，贫富差距愈发明显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尤其是在牵扯到利益之争的时候，人们之间的矛盾往往会显得尤为激烈。此时，基层组织制定的村民村规就能够起到调解争端，平息矛盾，最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

其次，村规民约能够有效的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和资源，维护乡村社会的日常秩序。我国幅员辽阔，如果国家将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统一的法律规制当中，那么势必会增加国家的负担，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而村规民约恰好可以弥补国家的这一不足。村规民约是村民在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下共同商议制定出来的，为的是解决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内容不固定，有较大的灵活性，使村委会及其相关基层组织开展工作有章可依，使村民在进行日常生产生活时有章可循，从而使得乡村社会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下得到稳定发展。

（二）村规民约使文化得到传承

村规民约作为继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作用不容忽视。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社会产生了家族家庭等一些特有的乡土文化。同时，村规民约与不同农村地区形成的特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从古至今，村规民约这种文化模式在乡村社会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其作用已经深入人心，它通过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从而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三）村规民约能够引导约束村民的行为

村规民约对村民个体的行为是超过了一般道德规范的，甚至是比道德规范更具有约束性。因为道德代表的是一种公平正义，如果违反了道德规范就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双重谴责，而作为一种契约形式的村规民约所代表的是一种法律，体现出了一定的强制力，如果违反法律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遭到法律制裁。

（四）村规民约能够对国家立法提供补充

我国目前的法律众多，立法更多的是偏向从原则性的方面进行规范和制定，而在具体如何执行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制定和规范空间。在农村地区，国家法作为“外来法”，村民对其的认知度并不高，甚至在有些地区还有抵触情绪，再加上在具体的执行上并没有做出规定，这就导致国家法规范和调整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随着村民自治的实行，村民在制定、遵守村规民约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受到了民主、法律知识的培养，法律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要想在农村地区普及国家法，我们应该要从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上出发来进行普法教育，同时，将一些与村民息息相关的法律合理的载入村规民约当中，通过这种方法让村民了解法律，认识法律，从而弥补国家法在农村地区规范和调整的局限，更好的解决在农村地区出现的实际问题。

四、村规民约的效果

村规民约从价值取向上来说是注重村落秩序，偏向与对农村现有结构和控制模式的维持和维护，对村民则更多地强调义务和责任。它要求村民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并适当克制个人利益和个体需求，在有些时候甚至要求个体利益做出自我牺牲，表现出明显的责任和义务倾向性。当然，村规民约不仅能够对村民构成约束力，同样能够促进村民的和谐相处，甚至能够对一个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2

关键词：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1“乡规民约”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探析

1. 1“乡规民约” 的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对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国外的乡村治理的研究。虽然国外许多学者没有在他们的文献中提到 “乡规民约”, 但是国外学者在研究国外乡村治理的文献中提到了 “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这一点与我国学者研究乡规民约颇为相近。

1. 2“乡规民约” 的国内研究现状。从国内学者的一些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将乡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相结合, 研究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发展以及通过对乡规民约方面的历史反思, 分析出对当代的启示作用有哪些。例如从张明新的论文: 《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可以得知, 他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将乡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相结合来进行研究。同时对乡规民约的研究还包括对乡规民约的嬗变的研究。

2 国内外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方面的研究现状

2. 1 国内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方面的研究成果探析。国内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上面。将 “乡规民约”融入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来进行研究, 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将 “乡规民约”融入 “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上面。因为只有将 “乡规民约”融入到 “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当中, 才能更好地、更方便地、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研究的成果才更具有价值。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备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 1) 山东大学的王忠武教授主要研究农民赋权和村庄善治相关问题, 他认为村庄善治是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 2) 安徽大学的范和生教授认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 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 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引起了对治理主体的建设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且现在出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 3) 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娟教授主要从事农村流动人口与基层社会治理问题, 她指出, 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庞大, 现今的乡村仍以“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为主。要加强基层乡村治理, 光靠现有农村力量远远不够, 必须促进农村精英回流, 吸引有文化、有技术、能创新的中青年力量建设乡村。

2. 2 国外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方面的研究成果探析。国外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一般是融入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当中, 因为在国外, 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聚居在城市当中的。当然在国外, 也有某些少数民族聚居乡或少数民族聚居的村,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文献颇少。近年来, 国外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一般融合于社会管理研究理论之中, 较少有对其单独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形态, 而西方的社会管理理念却始终渗透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 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和特殊价值倾向的理论成果,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传统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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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3

关键词：村规民约；法治；村民自治

一﹑村规民约的定义与特征

1.村规民约之界定及规定

村规民约是村民依据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道德礼仪﹑乡土文化传统等总称。在不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村民的一致同意表决制定共同遵守的一种民间社会规范。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的有效手段，保障全体村民利益，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推动基层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肯定了村民自治行为并确立村规民约的地位。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其“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对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其实施效果对农村各方面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指示，也将成为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等方面发展的衡量标准。

2.村规民约的特征

村规民约有三个特征：自治性：不仅体现在村规民约的形成完全由村民参与制定，而且其具体实施的过程由村民依据其条约内容，主动选择适用。不与国家制定法冲突情况下，具有适用优先性；地域性：国家对村规民约的例外规定，考虑到不同地域背景下环境﹑习俗文化等差异，推行具有普适价值的现代法难以根除其长期嵌入一定地域人的意识；综合性，其内容涵盖婚丧嫁娶礼仪﹑纠纷冲突﹑土地租赁，甚至犯罪行为惩罚等方面，是习惯习俗﹑道德意识﹑宗教传统等经过普遍认可的杂糅。

二﹑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性

差异性表现在：规定的范围和侧重不同，国家制定法具有普适性，法律视域内所有人所有事都要接受法律的调控。村规民约的地域性很强，对团体之外的人不能适用；性质不同，国家制定法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建立起来的法律行为关系。村规民约是基于农村熟人社会建立起来的礼治关系，这种礼法之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与社会道德高度融于一体，并不像现代法律一般拥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规定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属性，同时也意味着彼此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远距离；实施的不同，国家制定法依据国家强制力推进实施，时间、人力和经济成本巨大。而村规民约作为村民世代传承且深入生活的习惯行为，在村民遇到问题时，实施起来快捷简便，而且能够获得高度的心理认同。

三﹑村规民约发展的进路选择

法治文明作为推进现代社会进程有效手段，它基于“陌生人关系”而建立起来，较我国的农村社会属于一种典型外来文明，在逐渐消解礼治文明同时，它存在着因为文化属性不同而产生文化隔膜的现状。社会发展不可避免，但旧生活秩序祛除与新生活秩序建立需要时间与妥协，只有对旧有秩序进行很好地安顿才能使得新秩序日趋稳固。

1.加強农村法治宣传与法治设施配置

我们说乡村社会“无法”一定意义并不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农村社会土生土长的习俗礼治，使他们将法律潜意识作为舶来品，以水土不服选择排异。“生活上被土地所困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农村人避免用法律维权，某种意义上由于外在环境缺乏法律培育地，《秋菊打官司》体现了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法律执行的不解，从秋菊最后对村长被拘留结果的困惑，看出法律在部分地区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具体如何运行与操作并没有得到广泛宣传，正如功利主义学派所主张，人们只有认识到自己利益在法律中得到切实保障才会试图改变。《山冈爷的悲剧》普法的同时，揭露了由于法治设施缺乏，而人们急需秩序的情况下，一个“法律裁决者”应运而生，农村需要秩序，可如何保障却在现实中难以具体操作，配套设施的缺乏，使他们难以对一种宣传式口号深刻认识。两部电影体现由于缺乏法治宣传对执行效果带来困惑，另外缺乏配套资源而造就了悲剧。“人性中隐含着一种遵循某种准则的虔诚”法治意识的异地生根，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2.国家法不同领域区别对待

从现行法体现的取向，国家对公私领域在法律制定及执行所秉持的态度不同。在私领域，国家统一适用制定法时，允许采取意思自治达到更好社会效果，而公领域其涉及的主体与侵害的法益不同，国家必须严格监管，统一适用。由此可以将此推行为村规民约所坚持的立场。在私领域由于“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能性”。村规民约有关私领域的规定，国家法应适当妥协使纠纷得到很好解决。而公领域方面给私人以自由裁量权势必会危害到不同的法益﹑破坏社会秩序，不利于人们的生存发展。法治现代化社会这一行为即使确立，国家制定法都必须干涉限制危害社会行为，对有关内容予以绝对排斥。

3.保持与国家制定法整体同步性

法治现代化正如全球化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中我们将必然选择法治推进社会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观念的深入民心，农村人员的普遍流动，都强烈要求我们打破地域性的束缚去重新寻求秩序。乡土社会可以不用文化，通过礼治加以确立，甚至用他们的习俗度过一生。然而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需要新的知识与血液来发展自己。促使我们发生大踏步改变的屈辱历史也证明只有选择改变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则。长远来看，这将是农村意识觉醒，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手段。所以在国家监督指导下村规民约应积极的寻求与国家法的吻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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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农村村规民约 篇4

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爱国爱疆，坚决用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

二、认真学习、宣传、执行和遵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三、学法、知法、守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争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模范。

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

五、提倡各族群众文明简办婚礼、葬礼，倡导厚养薄葬，杜绝攀比炫富和铺张浪费，严禁天价彩礼，破除压箱钱等陈规陋习。

六、婚丧喜庆事宜中，弘扬各族邻里乡亲之间共同参与、互庆互帮、亲如一家的传统美德，让民族团结基因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七、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秩序，赡养老人，教育子女，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照顾孤寡老人，帮助五保户、低保户、困难户和残疾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八、爱护公共财物，不得损坏水利、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生产、休闲场所等公共设施，发现违规人和事，要积极制止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告。

九、积极参加人居环境整治，绿化、美化环境;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和清洁日劳动，搞好公共卫生，做到人畜分离，垃圾不乱倒、粪土不乱堆、污水不乱流、柴草不乱放，车辆不乱停、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保持村容整洁、道路畅通。

十、搞好家庭和个人卫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疫情期间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勤消毒，不扎堆、不聚会、不聚餐;县外流入人员第一时间向村“两委”报告，防止疾病流行;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十一、依法使用宅基地，服从乡、村建设规划，不私搭乱建，不损害整体规划和四邻利益。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村规民约 篇5

村 规 民 约

为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维护道路安全畅通，延长村道公路使用寿命，更好地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根据村民自治组织法，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特制定本村规民约：

一、管养机构

l、管护领导组 组长：韩凤利 副组长：刘佰春

2、管护质监组：张忠 卢静波 袁广荣

3、管护作业组：车玉清 许加宏 车永坚 袁广荣 李丹平张忠

二、护路公约

l、爱路护路，人人有责，对违反《公路法》的行为有举报责任。

2、爱护村道公路设施，不得挖掘、损毁路面及附属设施，违者照价赔偿。

3、不准存村道上打场晒粮、摆摊设点、堆放杂物、设置障碍、开沟排污等与公路养护无关的作业。

4、不得在村道公路两侧5米以内新建房屋和其他地面构筑物。

5、严禁在村道上随意接道和砍伐行道树。

6、村道公路车辆限速每小时10公里，限重10吨，严格禁止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

7、全体村民必须严格遵守以上条款，维护和管理村道，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事故发生。

对违反规定的人员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XXX村民委员会

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汇报 篇6

工 作 汇 报

勉县周家山镇留旗营村地处堰河以东，距县城2公里，村域面积26000亩，其中耕地面积2300亩，有林面积14000亩，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530户，1889人，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633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镇党委，镇政府，县综治办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方针，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维护了辖区稳定，确保了一方平安，近年来，全村无民事，刑事案件发生，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进一步成效，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以党总支部为核心，村综治维工作站主抓，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党总支部书记和副书记担任，下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帮教小组，季节性巡逻队，护村队和中心户长。

二、加大宣传力度，注重教育引导，村综治维工作站始终坚持例会制度，并把每月初，末定为综治专题会议，每月中旬与村两委会研究解决综治工作，经常性的利用不同形式的会议对村 1

民进行法制宣传，邀请当地公安机关上法制课，定期举办法治专栏，组织中心户长进行法制宣传活动，本着建设大稳定，先抓小环境以点带面，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村风民风，提高了村民法制意识，增强了村民法制观念。

三、健全网络，充分发挥机构作用，群防群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网络建设在综合工作中尤为重要，健全网络，充分发挥机构的作用是村综治领导小组的重要课题，我们始终坚持“分工不分家”的工作责任制，对各机构组织成员设岗定责，使每位成员有事可干，每位成员都能认真履行职责，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村风，民风的好转奠定了基础。

四、抓规范管理，加大载体建设，社会综合治理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在抓好组织建设的同时，制作了综治工作栏，成立了治保，调解室，配备了办公用具，2010年成功调解民事纠纷6起，其中，赡养老人3起，邻里纠纷3起。落实了护村队，治安中心户长，事务实评补助，完善了村老年活动中心娱乐器具和中青年活动室，这些载体建设为广大村民提供了学习场所，使广大村民在寓教寓乐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推进了规范化管理进程，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进行。

总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我们以切实加强领导，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机构网络，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为宗旨，为全村人民安居乐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

了良好的治安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创建“平安村”建设为动力，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抓好“三个文明”建设，大力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使全村各项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协调发展。

勉县周家山镇留旗营村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7

关键词：乡贤理事会；云浮；农村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4-0074-05

中国新农村建设推动并加速了中国乡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的转型，使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重大的变革。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负担显著降低，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乡村社会利益格局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现代精神文明开始在农民思想中萌生、发展。但是，新农村建设实践过程中同样有着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因利益格局多元化，农村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乡村治理依旧困境重重。因此，如何让全社会反哺农村，让多元力量都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如何充分挖掘农村原有的社会资源，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凝聚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破解当前农村人才、资金外流，出现“空心化”等难题？以及如何提升农村自治能力等，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因此，笔者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研究和探索农村治理模式，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农村建设的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一、古代乡绅宗族模式与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异同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各个历史朝代虽有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其一直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作为主线。宋代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1]。这种治理体制，笔者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该模式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传承与创新。例如，它以血缘为纽带，有利于团结族人和同村人；以祭祖、扫墓等仪式来收族、敬宗，有利于家族团结和稳定；以顺人性、缘人情来管理族人，人们敬长者、尊者，爱幼者、弱者，能赈贫、收族，甚至管摄族人生老病死，有利于提升族人生活幸福感；以祠堂文化作为血缘、族缘以及祖根文化的标志，使族人能返始报本，懂得感恩；以扬祖先之崇拜信仰，进行传统伦理教化，培养族人和村民的伦理意识，有利于全族一家、全村致和。北宋，《吕氏乡约》中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2]。这里，它不仅规定了乡约成员间关系的准则，也建立了奖善、惩恶的运作机制，设有“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3]，且负有调解纠纷之责。

2011年6月，广东省云浮市政府进行了农村自然村治理的试点改革，并推广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笔者先后多次对其云城区双上村、云安县大坪村、罗定市樠黄村和郁南县兰寨村等乡贤理事会进行了走访和深入的调研，发现该模式是以流淌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农民、自然村和熟人社会为土壤，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的一朵奇葩。这种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其成员主要由自然村中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社会经济文化管理能人、有威望有能力的乡贤和热心本村事业的村民组成，通过村民投票选举或推举的方式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等。

这两种模式有着近乎相同的治理对象，即农村与农民，属于“熟人社会”；有着相同的文化基础，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相同的治理目的，即开展互帮互助服务、调解邻里纠纷等。但是，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与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宗法、宗族、家族的结构基础之上，其乡规民约、家礼族礼不能脱离宗法等级制；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基础上，是对县、镇（乡）、行政村治理结构的有益补充，完全摆脱了等级制的宗法社会，人们之间彼此平等、自由。其次，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方式主张遵天序，即在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遵守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秩序；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则是遵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致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后，两种治理模式的主体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大家都是公民，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成员都是能人或人才，没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农村有的只是平等自由的农民。可见，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主体。另外，赋予古代乡绅权力的文化或国家机器已经不复存在，如乡绅“开祠堂”审理乡邻纠纷时，私开法庭，甚至采取“沉塘”等灭绝人性的违法方式，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被采用和延续了。

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广东省云浮市结合农村自然村治理的改革实际，在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基础上创新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该模式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其实施具有可行性，且结果具有有效性。

（一）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产生的必要性

新时期，农村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其实践过程也遇上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看，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村民自治能力不断减弱。《宪法》赋予自治性质的中国广大村民委员会，却承担了大量的本不属于其职能的行政事务，村民自治失去了可靠的着力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设想，因村民小组力量的分散、自治能力的逐渐薄弱，村民委员会与村小组之间的联结几乎中断或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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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社会管理看，薄弱且无比广阔的中国农村已成为政府面临的最大实际，无论从资金、技术、农业服务以及社区安全上，政府都无法充分满足农民和农村的需求。由于有些乡镇政府依然沿袭着“官”本位的行政理念，农民难以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更难以发挥出主体性作用，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是被抑制。农民虽然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很多农民被沦为新农村建设集体失语的“观众”。农村已有的乡贤等社会资源也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甚至也成了“看客”。这样，一方面许多事“政府想办而无力办”，而另一方面“乡贤欲出力而无实现之平台”。

从基层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看，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相对滞后，公益事业更加落后。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减轻了，但乡镇政府的财政问题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难题，并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发展迹象。因此，乡村公共服务短缺与失衡，已成为历史的痼疾，制约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看，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于农民的参与和监督，新农村建设很多停留在易出政绩的村容、村貌层面，导致大量背离农民意愿的政绩工程，而对于“乡风文明”、“精神生活”等层面却鲜有涉及。

由上可知，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原有的农村治理模式迫切需要进行改进和创新，正所谓“礼，时为大”[4]。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现代社会至市场经济下的当代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型。旧有的社会规范很多已经“失灵”，而新有的社会管理规范又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障碍。因此，原有的农村治理模式创新，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推广，便成为了现代农村社会当下的迫切需求。

（二）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种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社会可行性，即社会对该模式和方案的认同和支持的可能性，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首先，其主体是农民，对象是自然村，具有可行性。流淌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农民、中国自然村，为乡贤理事会模式的运用和推广，提供了最适合的主体和最适宜的社区。传统文化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特别是农村居民，他们认同宗族、认同祖先、认同血缘关系。自然村与城市社区截然不同，城市社区主要是“陌生人社会”，而农村基本上保留了几千年的“熟人社会”样态。其次，缘人情而顺人性，为乡贤理事会模式提供了文化的逻辑纽带。无论古代还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是人，其人性和人情具有同质性。农村治理和村民自治，要像“饥食而渴饮”，合人性则不难。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则乱。因而古人制“礼”来约束人“情”，从而调节与满足人们的欲望。但是，礼义应该与情欲是相顺、相合的。正所谓“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5]。”当下，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只要能够顺乎人性的引导，便可规范社会的秩序，顺乎人情的疏导，便能构建和谐社会。朱熹曾云：“放古人之大意，莫非礼之做得合时、合天理之自然也[6]。”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乡村社会治理时，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治理手段和方法“合时”、“合天理之自然”便是最好的。古语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7]”它是乡贤理事会模式的行为基础，乡贤自发、自觉反哺家乡，自觉清明祭祀等行为，皆由此而发。古代的家庙制度，就具有开会沟通、和睦宗族功能。因此，笔者认为，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够“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既满足乡贤“衣锦还乡”、“造福乡里”之情，又能顺乎乡贤“落叶归根”、“寻根问祖”之性。

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即该模式或方案获取政治资源支持的程度和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该乡贤理事会模式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原则和条款，它的成立是在政府引导下，按照规定程序发起、登记和备案。其性质是在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该模式不会对原有的基层组织建设构成冲突，只会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创造更和谐的农村社会。

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经济可行性，即该模式执行中获取各种经济资源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资源等。地方政府“以奖代补”培育和激励该模式的发展，而且乡贤数量庞大，仅云浮地区籍就有百万外出的乡贤，或从政、或从教、或从商等，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中国农村还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衣锦还乡”、“德泽乡里”的思想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里。他们既关心家乡的发展，又愿意为家乡做一些公益事业，他们拥有技术、资本、信息、市场和人脉资源，能够以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信息回馈、智力回乡、技术回援、扶贫济困、助教助学等形式反哺家乡。

（三）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实际有效性

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很好地破解农村“空心化”难题。由于当前农村人才、资金外流，出现了“空心化”倾向。这种模式可以吸引乡贤们携资金、人才与技术反哺农村，回乡建设新农村。大多数乡贤都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有强烈的反哺意识，能够成为家乡落后地区的积极建设力量。而且，他们既有开阔的眼界，又有先进的市场经济头脑。他们大多见过世面，接受过现代化信息的影响，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与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

乡贤理事会模式可凝聚社会力量，协同共治，解决“政府想办而无力办”的事，解决“乡贤欲出力而无实现平台”的问题。仅就云浮市来看，政府通过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在激发村民主体积极性的过程中，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乡贤们整合到村庄建设与管理之中，使其成为了农村社会多元共治的重要力量。他们思想开放、认识独到，很容易得到乡邻们的认同与尊敬。这种具有强烈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关系，使他们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有着强大的话语权，能够解决“政府想办而无力办”的事。例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村乡贤理事会协助村委会，解决了久拖3年的村游泳池建设用地问题，助推了该村“一河两岸”环境的全面整治。云安县清水至中围1.8公里公路扩建，政府相关部门多次与村民协商都无济于事，最后由本村乡贤吕赤色等人出面，顺利化解了矛盾，使公路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罗定市汽车客运中心在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的征地工作，因多种原因长期受堵。大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成立后，积极进村入户向自己的亲人或乡邻摆道理、讲大局、讲感情，使得征地工作很快得以顺利推进。这种“村落自治”的传统熟人社会模式，能以熟人办熟事、熟人管熟人，效率高、管理成本低，可以解决党委和政府不能面面俱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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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理事会模式，使村民自治有了着力点，解决了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村民自治能力有所弱化的问题，全面深入地提升了村民自治的能力。例如，新兴县水台镇石龙岗旧村乡贤理事会，通过协助自然村深入发动村民、带头带动家人捐款，全村78户349人不分老少，人人集资。全村自筹50万元，建成了村文化楼、村内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

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很好地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相对滞后以及公益事业相对落后的问题。例如，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乡贤理事会，利用每年大年初三开展公益捐款活动，设立公益基金，建立60岁以上守纪老人每月60-110元津贴、贫困户春节慰问1000元和村民考上大学奖励3800元的制度，还购置了为老人和儿童出村就医服务的专用车。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订立了《垃圾管理制度》，将垃圾清运处理项目公开招标发包，并明确村民门前“三包”制度，推行“户清、村集、镇运、区处理”的模式，有效地改变了村内垃圾污染的问题。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针对农村科学文化薄弱的情况，建立了“农家书屋”，彻底改变了该村村民以往农闲时“喝杯小酒，打桌麻将”的旧习惯。罗定市罗镜镇椽安村的“农家书屋”，藏书也高达5000多册。

另外，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不仅使村民委员会与村小组之间有了真正的联结，真正地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梦想；而且还使各个自然村的管理出现个性化倾向，特色鲜明。如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的村规民约，就来源于“陈氏家训”，并融入现代文明的各种新元素，形成极具特色的自然村管理制度。

三、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特点与适用范围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是对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古代模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的成功经验，如缘人情而顺人性的治理思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介入的适度性，乡村治理不被过多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和活力等。但是，这种模式因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其也有适用的范围和界限。例如，农村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就不适合城市“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即使是都在农村，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也并一定是每个自然村都适合。从笔者调研的几个试点自然村看，成功实行该模式的村，似乎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同自然村的主体是同姓同族的人

例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全村103户，几乎都姓陈。类似的村，还有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和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等。

（二）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至少超过百人

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全村103户，总人口500多人，常住人口390人。类似情况和数据的村，还有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和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等。

（三）自然村有一定的乡贤资源

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乡贤100多人，其中乡贤理事会理事长陈金龙是该村居民，他有固定收入、有富余时间，还有造福乡里的热情和爱心。他工作不计报酬，为乡邻服务，完全是义务的。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广大农民作为农村主体性角色的政治参与，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合作互动，离不开对基层乡镇政府资源配置的规范机制，也离不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保障机制的构建。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支持。作为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相适应的“自立自强、互信互助、共建共管”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使其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笔者认为，让人们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使每个村民在努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增进全村、全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从而建设幸福和谐的农村社会。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幸福农村、和谐村庄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唐鸣，赵鲲鹏，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

历史变迁[J].江汉论坛，2011（03）.

[2]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吕大钧.陈俊民辑校.吕氏乡约乡仪[C]//蓝田吕氏遗著辑

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吴 霞）

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计划 篇8

一、坚持正确指导思想不动摇。

20xx年黄河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维稳工作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以维护人民利益为重点，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深入排查调解社会矛盾纠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平安创建氛围，推进平安黄河村建设，为建设和谐黄河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和法治环境。

二、精心组织，加强领导。

为确保我村综治维稳工作扎实开展，经两委会议研究决定，特成立了以书记为组长，主任为副组长，两委成员为组员的20xx黄河村综治维稳工作领导组。实行两委包片负责，严格要求两委各司其职，紧抓落实。

三、进一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加大严打整治力度，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和防范控制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落实排查调处工作责任制和领导包案责任制。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和打击“法轮神功”、“实际的神”等邪教组织；深入持久地开展反邪教警求教育，不断提高突发性事件、群体性的事件的能力，以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深入扎实地做好涉军人员、民师、老村干部等群体的稳控工作，严防非法上访、赴省进京上访和群体性的事件的发生，全力维护我镇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四、继续坚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进一步加强本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和组织网络建设。继续坚持村一个月、村民组随时排查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对重大纠纷实行交办、协办和领导包案督办制度，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要求。

五、要切实加强对特殊人群的教育管理和违法犯罪高发人群的管理工作。

切实抓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到校宣讲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遵纪守法的意识。要根据“不漏管”、“不失控”的原则扎实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和“五种人”的社区矫正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继续深入巩固“无毒社区”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吸毒、贩毒违法犯罪，切实加强对现有吸毒人员的戒吸毒工作。

六、强化基础，提高综治工作质量。

着力抓好村级综治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和整合基层综治工作力量，提高综治调解人员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推进村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强化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发挥好综治信息员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大工作创新力度，积极探索做好新时期综治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20xx年我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巩固平安建设成果，着力加强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力度，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进社会管理，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加强综治基础建设，推进新一轮平安建设活动深入开展

（一）深入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以平安村创建为重点，在家庭达到新一轮平安创建标准。

（二）切实加强综治机构建设。加强综治机构自身建设，充实力量，健全制度。调查研究，明察暗访，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狠抓各项综治措施的落实。

（三）大力推进综治工作中心平台建设。在有条件的村要健全综治办或综治工作站，有效整合信访、民政、国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工作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稳定、社会治安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四）健全农村平安建设长效机制。统筹规划，加大投入，确保年内基本完成村（社区）为核心，警务室或调解室为支撑，治安巡逻队为基础的农村平安建设工作体系的目标要求。

二、着力健全和完善矛盾纠纷体系，维护社会持续稳定

（一）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组织领导和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化解组织领导，实现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预防和减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的事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三、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着力健全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控体系

（一）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严

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的侵财犯罪。深入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统一执法思想，加大打击力度。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提高打击能力，减少社会对抗，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宗教极端势力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扎实开展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城乡治安整治专项活动。加强对旅游环线的整治，深入开展“打黄打非”、盗窃破坏“三电”设施专项整治，非法安装使用电视接收机设施、传销和“黑网吧”等专项整治，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四）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控体系。把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控体系建设纳入建设规划，构建以巡逻员为骨干，其它群防群治队伍为重要力量。切实加强灾区治安防控体系和工作机制建设，保持灾区社会治安平稳。

四、创新重点群体管控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

（一）建立健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建立健全村（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组织网络，全力做好返乡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工作。认

真落实流动人口流入地、流出地双向服务管理措施，形成服务管理合力。

（二）加强重点人头，重点领域排查管控。推进重点群体信息库建设，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落实违法犯罪人员及刑释解教人员加强对闲散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因灾孤残儿童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救助工作。

（三）加强安全监管工作。抓好企业安全的监管，保障企业的良性发展势头，做好学校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强和改进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和交通运输，消除安全隐患。

五、加强和改进宣传教育工作

（一）加强综治宣传工作，密切与政府各部门的协配合，充分发挥宣传阵地作用。进一步完善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查研究，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平安长效机制等为重点，着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和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新一轮平安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20xx年中山社区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上级部门综合治理相关工作意见的文件精神，以保一方平安为目的，以创建“平安社区”为载体，积极推进依法治社区的进程，紧紧围绕以社区为中心工作，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责任制，积极开展普法教育，着力提高居民的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加强治安管理和防范，预防为主、打防结合，搞好安全文明活动，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为社区创造安定的环境，我们现制定的全年综治工作计划如下：

一、继续推进“平安社区”建设。认真贯彻落实金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下达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二、继续认真开展“五五普法”教育活动。

三、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稳定工作机制和制度。

四、不断提高社区治安防范水平，整治社区及社区周边治安环境。认真做好特殊群体的重点防范工作，抓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同时加强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五、综合治理和平安社区建设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抓好社区综治工作，不仅是维护社区秩序的需要，而且是保一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大事。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9

撰写人：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xx年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结

xx村位于xx西坞街道东北部，xx、xx交界处，有二个自然村组成。总有土地面积1784亩，耕地面积1596亩，xx、xx林地面积68亩，村庄城建面积120亩。总户数318户，人口846人。

我村的综治工作在街道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为前提，从本村的实际出发，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认真贯彻上级工作会议精神。现将xx年的综治工作总结

一、抓制度建设。

村居消防安全责任书、出租私房安全责任书，以及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等，完善了各项应急预案。

二、抓好信访工作，对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和“细之又细，严之又严”的原则，疏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

三、抓好安全生产和节日期间巡逻活动。

对节日前后社会治安问题，组织治安巡逻队，进行夜间定期或不定期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提醒广大群众防火防盗，增强村民的责任心。尤其是“十一”国庆期间，重点抓好防火、防盗的宣传教育工作，确保节日期间的活动安全。

四、抓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排查。

进行了定期和不定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排查，第一时间掌握村里的治安状况，对重点人、重点物、重点事、重点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调处。

五、抓综合治理工作。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以书记xx为组长，治保主任xx为副组长负责监督村里治理工作。

六、抓“xx”普法宣传教育和“归正人员”的帮教工作。

密切关注和严厉打击、防范各种xx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利用宗教名义进行的各种非法活动。

七、抓好队伍建设。

增强干部群众的学法用法意识，推进依法治村。

八、开展对外来人员的管理。

突出重点，在全面掌握外来人员的基础上，重点工作放在控制四类高危人群。第一类是来自重点地区、重点年龄段的外来人员；第二类是废旧金属收购业的从业人员；第三类是“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固定住宿、无固定职业；第四类是有前科劣质的人员。

九、开展禁赌禁毒活动，严厉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在今年综治工作中，虽有一定的进步，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工作方法还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地方，工作成效与上级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范文仅供参考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10

关键词：村规民约;妇女权益;文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78-02

2010年10月10日，由全国妇联、李嘉诚基金会牵头的启璞计划一村“两委”女干部培训班在广西全面铺开。这次培训亮点及特色突出，取得明显成效，受到广大女村干部的欢迎和好评。该项目旨在提高村“两委”女干部综合素质和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发挥项目杠杆作用，带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投入，进一步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推动中国农村妇女发展。

由全国妇联/李嘉诚基金会启璞计划——村“两委”女干部培训试点项目中，我们针对村规民约中的妇女权益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诸多问题。经过研究探讨，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妇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希望可以给村规民约的修订和农村妇女权益的保护提供建议。

一、妇女权益在村规民约现状

村规民约是村民在农村自治中，为维护本村的社会秩序，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约束规范村民行为的规章制度。内容包括社会公共道德、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

村规民约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规范村民自治的各项活动。一般包括保证村民自治的组织机构、议事规则，经济生活管理、社会生活管理等内容，不仅关系到村民自治各项活动的有序进行，更关系到土地、宅基地和征地补偿等重要集体资源的分配。第二个是规定村民违反和破坏规章制度的处罚条款。第三个是礼仪习俗，包括婚丧嫁娶、生子、祭祀等仪式活动及其规则。这些规则在许多村规民约中并没有以成文的形式表现，但是在村民的实践生活中又确实存在，并且对村民的行为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村规民约是村民集体合议的产物，更容易被认可，所以，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和约定，在调节民间纠纷，维护农村生产、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许多村规民约尚未体现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甚至有违背关法律法规的精神的内容，但在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在李嘉诚基金会与广西妇联共同举办的广西女村干部培训中，我们曾针对村规民约及妇女权益保护的内容进行了专项调查，我们发现：妇女们对以书面形式表现的村规民约的内容知之甚少，极少参加村里的政治活动，包括村规民约的制定，妇女们了解更多的是长久以来口耳相传的习惯做法。当村规民约的内容与妇女的实际利益，如分田分地分收益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村集体利用村规民约压制妇女，而多数农村妇女也因村规民约的权威性选择了屈从和放弃。多数妇女（84%）认为改变村规民约的难度很大，有43%甚至认为无法改变。

二、原因分析

为什么在农村妇女的政治、经济甚至生存的权利遭到忽视与剥夺的同时，村规民约可以合理合法的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为什么87%的被调查妇女，53%的被调查女村干部不想修改村规民约？不同的人，不同的集体甚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立场，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村规民约中的妇女权益问题，为改变农村普遍歧视妇女的现象，为村规民约的建设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

（一）父权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

在中国，性别歧视深种于父权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二十年间，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希望通过一系列运动把旧社会的农民改造成新时代的公民，并试图用正式的法律来取代农村原有的习惯法、民间法。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父权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千百年来以来土地生存的农民的思想中，尽管《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但在农村地区，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更多的受传统习惯支配而不是法律。家庭财产由男性继承，父母由儿子赡养，男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农民自然地遵循祖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和做法。

如：“从夫居”的婚嫁形式在广西壮汉民族居住的几乎所有区域被固定化、制度化了，女儿必须嫁出去跟随丈夫居住，而女儿外嫁，成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是别家的人了，要照顾丈夫，养育儿女，侍奉公婆，甚至无法赡养自己的亲生父母。成了外人，那么，她自然就无法继续享受原本在娘家的所有经济权利。而在丈夫家，由于土地已经分配完毕，遵照“增人不增地”的原则，嫁进的妇女也无法获得土地的再分配。“稍微好说一点的，会分给集体收益，不好说的，就什么都没有，包括我的孩子也没有。我就是这样的。”①一位女村干部的描述几乎是大部分外嫁女经济权益无法获得保障的真实写照。“男人主事，我们女人就只能做事了。”①

“我在丈夫家没有分到土地，但可以享有出嫁了的小姑子的土地，我在娘家的那一份归我嫂子享用，毕竟是他们给我父母养老送终，我给我公婆养老送终。这很合理。所以，我们那里时兴嫁给有姐妹的男人。”①这样的分析似乎合情合理，但在出嫁的妇女中，总有一个是无法享受本该属于自己的经济权利的。如果是丈夫没有姐妹，或者本人离婚、丧偶，又会如何？“那就自认倒霉了。”①这种“自认倒霉”与其说是怨天尤人，还不如说是妇女自身对父权文化无奈的选择与屈从。

如今，随着农村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多数农村土地不能进行再分配，加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集体收益各不相同，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本村村民的经济权益，“从夫居”的外嫁女的经济权益自然地就会遭受最大限度的剥夺。与这种情况相似的是上门入赘，倒插门女婿的状况并不比妇女强，入赘女婿多数会遭受歧視，必须经过村民小组会议或村民大会来决定他是否能够参加集体资源的分配。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对无儿户的歧视，是对妇女的歧视。

（二）宗族观念深入人心

在广西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存在着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而结成民间组织—宗族。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活动逐步恢复，修族谱，建祠堂，祭祖宗，解决民间纠纷，操办红白喜事，举行节日庆典等，虽然宗族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村民因事而聚，事毕即散，但是，宗族在统一村民的思想和行动，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否入族谱，入祠堂，能否成为祖宗的后嗣一脉，是农民精神世界的大事，而“光宗耀祖”的关键是传宗接代的男孩。

“怎么样都要生一个男孩，要不然入不了族谱，我们家就没有说话的分量。”“有了一個男孩还不够，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①“说话的分量”直接关系到的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政治利益的纷争则体现在村干部的选举中，“我姓张，你也姓张，大家是本家，一家人，怎么会投票给姓李的呢？”①这种扩大家族影响力的选举动机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并不少见。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追求，还是精神世界的寄托向往，男孩都是宗族文化的关键因素，这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女孩的存在以及其权益的忽视。

（三）乡土民俗文化的影响

乡土民俗文化是农村地区中集居的村民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由于村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更狭小的空间，彼此依赖，关系密切，所以，共同的生产、生活都依靠习惯做法和风俗文化来维系，代代相传，这也成为不成文的村规民约的一部分。

在农村地区，有很多通行的习惯做法。如：祭祀时女人不能进入祠堂;过节或款待客人时，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男人主事，女人做事;女儿是必定要嫁出去的等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作为相对力量更小的妇女群体而言，移风易俗的难度非常大。“我想过改变它，但仔细一想，从哪里改？怎么改？都这么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我即使是个女干部，可我还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①“为什么要改呢？大家都这么做，没有对生活、生产有多大影响，而且村委会里大多是男人，怎么改？”①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乡土民俗文化具有普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它的形成有历史、地狱、民族、政治、历史等多方面复杂原因，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原本单调闭塞的乡村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媒介进入农村，不但改善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而且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种种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这就不是废除某些村规民约就能解决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应有不同的思考。

（四）法律法规意识不强

在农村，土地是农民的财富保障，安全保障，也是身份归属的象征。所以，家庭既支持妇女争取集体成员身份、获得福利，又受制于村集体的压力;妇女个人既认同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规约，又会在自身利益受损时为自己争权。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正式的法律法规所代表的是农民不太熟悉的知识与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和农民的乡土生活实际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实际需要，结果是农民们，尤其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村妇女往往规避法律，按习俗行事，不知道也不管是否符合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另一方面，国家乃至村委会，在力图维护政策与稳定的同时，退让与妥协也时有发生，“不告不管”。

三、结语

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文化习俗流传的时间、范围与影响力远大于城市，社会的、宗教的、民族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相互交错，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家族意识、民间风俗和各种迷信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对建设村规民约，维护农村妇女权益有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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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丁娟.中国农村妇女发展走向思考[J].争鸣与探索，2000（2）.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篇11

我认为抓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继续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综治工作机制并建立长效机制。在现有制度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规律，进一步健全完善治保、调解、普法、帮教、巡逻的组织机构、责任义务、工作制度，规范工作内容和方法，完善保障措施，使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效运转，保持经常。

（二）继续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维护稳定的积极性，发挥农村人多的优势，搞人防工程，形成人人参与调解纠纷、人人参与治安巡逻、人人参与打击犯罪的局面，构筑起高密度、多层面、立体化的农村治安防范格局。

（三）继续强化防范措施。借鉴城区治安防范的好做法，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特别是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治安防范的做法，尽快向农村延伸。在村口和主要街道安装电视监控设备，采取全方位、全时制的监控，提高农村治安防范的水平和时效。

（四）继续加大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力度。经常性组织开展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电视、广播、板报、标语、文艺节目等形式，向农民宣传法律法规知识，使法律真正送进农村，可借鉴城市社区的思路使“法律进村”，各村都应建起普法宣传专栏，让村民出门就能学到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学校要定期为学生上法制教育课，司法部门要经常深入农村办法律讲座，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解答农民遇到的法律问题。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自觉性，促进农村社会平安稳定。

一是继续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除了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监控和管理；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落脚点和工作、生活场所的管理外；还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辅导，强化外出或外来人员的法纪意识，提高自我约束能力。

二是继续抓好预防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抓好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环节的教育，重点抓好在校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和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教育管理，预防和减少他们的违法犯罪。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党建亮色 篇12

xx年“七一”前夕，XX街道正式启动“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按照“一会统筹、N区联动；分类推进、全面提升”的党建工作思路和“强化党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工作目标，横向上，按照行业组建行政区、社区、商区、校区、园区五个党建联盟，覆盖区域内40多家基层党组织，构建区域党组织枢纽式工作格局；纵向上，形成党工委、二级党委、党建联盟、党（总）支部的四级组织网络，及党建峰会、党建联盟联席会议的工作体系，构建区域化党建协同联动体系；形式上，通过“自动、小联动、大联动”，优化“内循环、外循环”，形成服务型党组织引领的社区治理统筹联动机制。xx年多来，区域化党建的杠杆效应逐渐传导至社会治理领域，逐步形成了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格局。

一、立足“两大主题”，应对地区“四大需求”——“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缘起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是事关上海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全局性大事。XX探索“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正是植根于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这两个重要主题。一方面，街道提出“实现全面城市化、打造美丽新XX”的战略目标，要求党建工作和群众工作紧扣“管理有序、环境优美、文化繁荣、宜居宜业”的城市化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市民全面发展和产城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又要求尊重基层首创，拿出切实举措，真正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N区一会”牢牢扎根于XX地区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现实，是应运而生的创新举措，具体表现为用区域化的方法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过程中呈现的“四大需求”提供解决路径。

一是群众诉求从“基本型”向“多元化”发展，产生“张力”需求。

XX的基本需求仍然占据较大比重，如全街道低保户占全区三分之一左右，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1%。同时，精神文化、市政发展、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等新型需求表现日渐旺盛，居民在就医、出行、教育、居住、物业管理等领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利用和分配成为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

二是区域格局从“单一型”向“混合型”发展，产生“合力”需求。

XX曾有“市场兴、百业兴”的说法，但在“调结构促转型”的要求下，以专业市场为主的单一产业格局，近年来已经演化为集电商、汽配、金融等为一体的多元型产业结构；原本以曹安路为主线的商圈分布，演化为全区域覆盖的混合型产业布局。而地铁13号线开通、14号线即将动工，也使业态、地缘之间的关系更为纵横交错，产城融合和区域治理的需要更为迫切。

三是社会建设从“内生型”向“公共性”发展，产生“动力”需求。

公共服务平台、条块治理模式逐渐充实进管理体系，取代居民区、经济单位、行政部门的自我管理。近年来，针对内生型需求溢出带来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问题，街道推出“大联勤”、“小联勤”等社会管理综合性平台，加大开放参与和公共治理的力度，并在“N区一会”工作中提出实现区域化党建靠动力激发的要求。

四是党的建设从“单位制”向“社会化”发展，产生“活力”需求。

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少资源”无法应对利益诉求多元交叉的立体格局，无法解决群众具体的问题就意味着失去一部分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组织建设“低活力”难以匹配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的活跃程度，固步自封带动不了群众参与、监督、评判。“自扫门前雪”、闭门抓党建的传统基层组织建设方式已经疲态尽显，作为社会治理的“领头雁”，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提升自身活力。

二、围绕“三个方面”，推动“xx服务”——为社会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和工作平台

“N区一会”工作的出发点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党组织自身作用的发挥，提升党建工作对社会治理的引领效应。着力点是开门搞党建，跳出党建抓党建，实现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的全面融合,实现单位内外、行业内外、区域内外资源统筹利用。据此，“N区一会”着重在基础性、组织力、项目化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推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首富有XX特色的“xx”党建工作经。

一是突出“基础性”。

把组织建设作为加强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具体为：“联会峰会明确了路子”，每年召开一次党建峰会的同时，每季度各联盟召开联席会议，实行轮值主席制，增强联盟的常态运行力；

“课题调研开阔了脑子”，各党建联盟完成调研课题；“特色工作亮出了法子”，基层党组织每家至少实施一项党建特色品牌，部分工作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先锋指数测出了影子”，对全部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先锋指数测评，形成了“群众眼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反映。

二是强化“组织力”。

称之为“十项机制建起了架子”，机制包含两项“组织架构建设”（组织领导、党建峰会机制），形成神经系统；五个“运行规范建设”（联盟联动、党群联动、联勤联动、品牌创建、专题研讨机制），犹如“手和脚”；三项“保障支撑建设”（先锋指数测评、专家咨询、督导指导机制），赋予“大脑”和“小脑”功能，以此形成一个集街道党工委、党建联盟、基层党组织及社会力量一体运作、各司其职的区域化党建“神经链”，并有效传导至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末梢。

三是巧用“项目化”。

即分解推动、项目运作。具体为：“联动共建搭起了台子”，构建38对联盟内党组织“小联动”结对，84对联盟间党组织、与区域内体系外党组织、区域外党组织三个层面的“大联动”结对，围绕社会治理展开共建内容；“统一行动吹响了号子”，五个联盟实施五个统一行动，共同目标面前凝聚共同力量；“共治项目开出了方子”，根据社会治理要求，联盟形成“一年以一个重大项目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推进思路和措施；“集中服务甩开了膀子”，每半年开展一次联盟统一行动日。

三、推动“N区汇聚”，提升“整体效应”——“N区一会”的初步成效

以区域化之“法”，党建联盟之“实”，党组织之“活”，开展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有效推动了XX区域内党组织共谋党建、共享资源、共同服务、共建和谐的能力和水平，使“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作用得到明显提升，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深化“服务结对”，形成“联动”效应。通过多渠道的资源引入，打造街道层面结对的30多对共建关系，联盟层面结对的25对共促关系，基层党组织层面结对的120余对区域内外联动关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合力形成。根据跳出XX推进区域化党建的思路，党工委结合街道特色，对应结对内容，在“N区一会”工作中全面深化与“五个结对单位”——市商务委干部人事处、市综治办党支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市企业联合会、xx区检察院的双向互动，为地区发展和群众工作提供坚强的外力支撑。其中，市商务委干部人事处在3131电子商务园建立“商务人才XX服务基地”，还为东方汽配城申请“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项目”提供政策服务，并指导其申请到一笔意料之外的扶持基金；市综治办对“大联勤”向社区“小联勤”拓展予以具体指导；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与街道联合举办后备干部培训班，为街道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市企业联合会对街道企业招商、组建企业家联谊会等工作进行具体支持；区检察院则对街道开展干部教育监督工作给予了指导。依托党建联盟的实体运作，在联盟内开展

“小联动”结对，相同业态、相近特点的单位党组织结成xx个对子，以共同发展、相互借力的形式推进服务群众、社会治理工作；与联盟间党组织、区域内体系外单位党组织、区域外单位党组织开展“大联动”结对，基层党组织建立区域内外结对共建关系xx对。XX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与XX经济城党支部开展“所城联动”，探索共同服务企业发展、推动区域治理的新模式。坐落于曹安路的上海市轻纺市场，在参加街道商区党建联盟后将“星级”商户的评选与商户的社区表现挂起钩来——不仅要看经营，还要看社区表现。租户一改以往在租住地乱堆乱扔现象，邻里关系和睦了，还激发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热情。

打通“服务分割”，形成“联合”效应。依托社区党委、行政组织党组，形成“二级党委（党组）”领导和推动“N区”党建联盟的工作架构。街道各科室紧紧围绕“N区一会”谋划和开展工作，形成部门联动、工作联合的服务态势。园区党建联盟综合服务中心，由机关干部轮流开展“一口受理”，切实体现党群部门机制联享、组建联推、阵地联建、活动联办、考核联动的要求。同时，在各类群众性问题研究和解决过程中，全面开展资源整合、力量联合，严格执行“一、三、十五工作日”制度的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天给出初步答复，三个工作日给出明确答复或解决，十五个工作日内基本予以解决，不能解决的给出明确解释。在此基础上，带动“网上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大联勤”、“大数据

”等群众综合治理平台建设，共同组成群众问题和社会矛盾解决体系，推进影响群众满意度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和及时回应。

优化“服务体系”，形成“主体”效应。按照市委、区委关于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要求，“N区一会”全面统筹街道群众工作，形成区域支撑、基层自治为主要特点的群众工作格局。一是强化基层自治机制。在社区全面实施“五联”工作法，构建先锋议站（家）、社区议站（家）。二是建立区域单位支撑机制。全年区域单位参与社区服务两千余人次，向社区捐助资金近百万元；三是改进机关干部在联系服务群众中的作风建设。街道机关党总支在全面实施“顺民心、听民意、解民忧”的“三民”工程中，结合找准解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做到定点联系、定项参与、定期解决、定责落实。去年，街道各党组织有效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500多条。四是开展先锋指数测评。在街道全部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指数测评，随机抽取群众进行打分，聚焦“四风”、“不严不实”等问题，对照群众迫切期望解决的问题和社会治理效果，形成“群众眼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整体反映。

凝聚“服务力量”，形成“共同”效应。以党建联盟为单位，打造党组织共同服务力，是“N区一会”的重要目标。五个党建联盟分别实施了各自的统一行动项目，行政区党建联盟“四进四强”行动，社区党建联盟“五联”工作法，校区党建联盟“三优三名

”工程，商区党建联盟“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园区党建联盟“四阵地”建设，成为凝聚共同服务力，分领域明确服务主线和服务内容的重要抓手。新郁社区在实施“平改坡”工程中，许多底楼居民不让脚手架搭在天井，“平改坡”眼看要“白搭”。社区党总支根据社区党建联盟统一行动——“五联”工作法要求，建立“三专”队伍，在工程建设和居民之间架设意见反馈、解决、监督的平台，10多家单位参与的专项工作组，在部门间吹响“集合令”；150多名居民骨干组建的专区服务队，在邻里间响起“征询声”；近10名居民代表担任的专门监督员，在施工队旁架起了“摄像头”，平稳完成全部建设，却没有一起矛盾升级。在统一行动的范畴内，党建联盟每半年开展一次“统一行动日”集中服务，五支“联动服务队”走上街头、走入市场、走进家庭，通过集中服务和集中走访，形成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具体举措；按照“一年以一个重大项目推进一个重要问题解决”的思路，各联盟明确各自“共治项目”，努力让群众感受到“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带来的变化：行政区党建联盟建设“网上信访联合接待大厅”，推进问题解决；社区党建联盟构建“党群议事体系”，推进居民自治；商区党建联盟打造“曹安路商圈诚信经营公益服务共同体”，推进社会责任；校区党建联盟运行“品质教育社会资源库”，推进校园建设；园区党建联盟建好园区“一中心一基地”服务点，推进人才服务。同时，党建联盟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每年开展一次集中性课题调研，去年形成4万余字联合调研报告。

突出“服务特色”，形成“抓手”效应。结合自身实际，当前，五个党建联盟内48家党组织提出并实施了50余项党建特色品牌，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在一次沿街路面乱设摊治理过程中，XX城管中队的党员看到摊贩大多生活困难，“放任不行，贸然取缔却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怎么办？党支部组织党员和骨干队员在现场路段设置“微型党课流动授课点”，并开展“城管进社区”活动，全面听取意见建议，探索“亲民、文明、服务”为一体的城管新形象。街道机关党总支的“浸社区”联系服务、铜川社区的“四事”活动、景域集团的服务“三带动”、轻纺市场的“心桥驿站”、XX幼儿园的“送教进市场”等，在XX的党员群众中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相关启示

“N区一会”为XX街道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初步形成了汇聚区域资源的枢纽效应，也为区域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引领和启示。

一是激活区域单位“动力”，是区域化方法开展社会治理形成持久生命力的源泉。

就XX“N区一会”实践而言，区域化开展社会治理的动力体现在三个方面：“利益型”纽带，主要体现在为小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环境型”纽带，主要表现在为区域单位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工作环境；“服务型”纽带，针对一些经营效益好、社会责任强的区域单位，为他们融入区域生态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项目。正是采取了分类实施、诉求对接的做法，“N区一会”激起了区域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的普遍热情和共同话题。

二是坚持平台建设“开放”，是区域化方法开展社会治理形成广泛参与监督评判基础的前提。

党工委明确“N区一会”开门搞党建的基本运行模式，有效助推了基层自治体系的建立完善，提出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一平台五机制”为重点，推动基层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也是立足于开放参与这个前提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党内主题学习实践中，坚持先锋指数测评机制，发挥“群众眼睛”的监督和评判作用，确保了党性锻炼植根于丰厚的群众土壤。

三是找准问题解决“实效”，是区域化党建带动社会治理创新统筹协调作用的关键。

群众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因此，区域化党建从问题导向入手，推动问题查找、即知即改、项目转化。“共治项目”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通过区域力量聚焦区域问题、党建联盟统筹项目推进、职能部门支撑项目落地、社会力量评判项目实效，寓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群众工作于项目平台运行之中。同时，党建联盟通过统一行动，党组织通过特色工作创建，也形成了常态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渠道。

四是做实部门力量“支撑”，是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形成稳定运行效应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