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乔博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乔博（精选5篇）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乔博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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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2010.9-现在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

专业课GPA3.5 / 4.02014年7月毕业

CFA Level I 候选人

证券从业资格（基础与交易）

学术研究2013.3-2013.4“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研究组组长

 获得辽宁省三等奖

 负责组建团队、选题、分工及最后的论文撰写

 调查848家企业、运用相关性分析、完成8000字论文

2012.7-2012.11阿里巴巴股权回购课题研究研究组组长

 收集信息、对阿里巴巴集团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战略进行分析

 总结阿里巴巴成功要素，完成48页PPT报告

2010.12-2011.5在校级刊物《经济时代》上发表两篇文章

工作与活动经历2013.7-2013.8招商银行大连分行信贷中心客户经理助理

 负责与客户洽谈贷款合同，协助客户签订合同，审核客户申报材料

 协助客户经理审核材料，并将贷款材料上报到分行

2013.3-2013.5人大经济论坛试思模拟基金行业研究员

 运用杜邦分析法对百视通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制作Excel估值模型进行估值  完成一篇长篇报告与数篇市场短评，以领先的绩效在4月得到升职

2012.10-2012.12中国期货业协会后备人才培训班学员

 以笔试成绩第一名入选

2012.7-2012.8沈阳江海汇鑫期货市场部客户经理

 负责研究上海铜期货行情，进行客户开发与维护，筹划晨会

2010.9-2012.6东北财经大学证券协会副会长

 组织“光大杯”模拟炒股大赛,组织大连邦顿模拟外汇交易大赛

2010.9-2012.6东北财经大学电子竞技社组织部部长

 多次组织大连市高校电子竞技大赛并担任裁判工作

获奖情况2012.10东北财经大学三好学生

2010.10“东财杯”足球赛亚军

其他技能英语：CET-

6、听说读写流利

计算机： 熟练使用Microsoft Office、精通Excel、基本的金融建模技巧

熟练使用Wind等数据库提取分析数据

个人信息对资本市场兴趣浓厚，对卓越不懈追求。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乔博 篇2

曹国华,男,安徽宣城人。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系主任。198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获数学专业硕士;1999年在重庆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9月至1996年1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修经济学。2000年被提升为副教授,2006年被提升为教授,2007年被提升为博士生导师。曹国华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是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专家组成员。曹国华是重庆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应用经济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之一,主要负责金融方向,是重庆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及广东分行的顾问专家,为相关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战略定位、融资规划、风险管理等咨询服务多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金融市场、金融工程、项目投融资等方面的研究。近几年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研管理》、《管理科学学报》等发表了关于金融工程、金融市场、风险投资、期权博弈等方面的多篇论文,2006年5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关于投融资方面专著一本。

三、主持项目

曹国华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可转换债券融资与项目柔性投资的互动机理研究(70571089)”(2005年获准,2008年底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期权博弈视角的西部风险投资发展研究(08BJY154)”(2008年获准,2011年6月结题)、一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期权博弈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NCET-07-0905)”(2007年获准,2010年底完成),并都顺利通过验收结题,三个项目使用的主要工具是期权博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用期权博弈研究可转换债券,国家社科基金应用期权博弈研究西部风险投资,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则研究了期权博弈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

四、主要研究成果

1、上市公司“庄股跳水”预测模型的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6年第2期。

2、基于建设时间的企业投资期权博弈均衡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06年第3期。

3、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科研管理》,2007年第1期。

4、企业创新竞争的期权博弈行为分析,《财经科学》,2007年第1期。

5、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期权博弈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2期。

6、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动机的国外研究综述,《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5期。

7、联合投资在分阶段风险投资中的约束机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7期。

8、银校合作模式研究,《金融经济》,2007年第20期。

9、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投资与分红的柔性分析,《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8期。

1 0、美、印风险投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23期。

1 1、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不对称双头垄断期权博弈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 2、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的双边匹配模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5期。

1 3、技术不确定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投资决策分析,《管理学报》,2009年第12期。

1 4、股权资本结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国进民退”隐忧的思考,《金融评论》,2010年第3期。

1 5、实物期权法在生态补偿额测定中的应用,《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16、基于期权博弈的西部风险投资发展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4期。

17、基于BP神经网络的大非减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软科学》,2010年第5期。

18、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科技保险与风险投资的协同发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9期。

19、基于rough集与BP神经网络的大非减持度预测研究,《软科学》,2010年第10期。

20、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1期。

21、我国股市对货币供应结构变动影响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2期。

22、基于异质信念和卖空限制的分割市场股票定价,《管理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3、CEO控制权、成长性与审计定价,《当代财经》,2011年第4期。

《财经.金融实务》 篇3

依据产品发行主体的不同,目前主流的投资产品大致分为银行理财、开放式基金以及券商理财、信托产品等几大类。其中银行理财与基金又是市场的绝对力量,数以千万计的投资者持有其中一种或多种理财产品。

据统计,2009年的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已经增至86家,产品发行数达到7566款,募集规模达到5万亿元以上;而截止到去年底,6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共有基金557只,其中开放式基金526只,封闭式基金31只。基金资产份额总规模为2.45万亿份,投资者账户总数为1.86亿户,真正成为大众理财的第一品牌。

相比银行理财与基金,券商理财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底,80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合计总规模为978亿元。但随着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宣告成立,这一行业也同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此外,阳光私募为信托业带来了蓬勃生机,据统计,目前通过信托渠道发行的阳光私募产品超过了600只,其中证券投资类信托占据了绝大多数,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投资管理人,管理人的知名度以及客户对其投资理念的认同度成为购买的决定因素。

目前,开放式基金是以1000元起投,银行理财产品以及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债券类券商理财产品)一般是以5万元起投,非限定性券商理财产品(股票型和混合型)是以10万元起投。而设定百万元投资门槛的理财品种包括基金一对多、券商小集合以及阳光私募等。相比较而言,基金、银行理财等更为适合普通投资者;而“一对多”等小众理财产品更适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投资者进行选择。

在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大跌的情况下,股票型基金纷纷折戟。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据天相统计显示,自2010年年初至5月7日,随着上证国债指数和企业债指数的抢眼表现,大部分债券基金实现了正收益,债券基金份额加权平均收益达2.07%,且债券基金申购与赎回手续费均较低,成为弱市中较好的资产配置标的。

由于基金一对多、券商小集合等小众理财产品并没有仓位的严格限制,这就赋予了管理人较大的运作空间。而从今年以来的表现来看,一些优秀产品的业绩要好于普通公募产品,对于资产规模较大的投资者可侧重配置。

此外,由于今年以来海外市场的表现要优于A股市场,QDII基金也一改颓势,给了投资者更多的期待。

日本侵略东北的金融工具 篇4

一、整顿金融, 统一币制, 殖民地金融体系形成

1932年至1936年, 伪满洲中央银行根据《伪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等相关经济统制政策, 强行制定并推行了“整顿金融”、“统一币制”等一系列措施, 并从中攫取了巨额财富。如:通过颁布《货币法》、《新旧货币兑换率》等系列法规, 限期收缴东北货币市场上流通的原有各种货币, 推行伪满货币, “统一币制”。在收缴旧有流通货币的过程中, 伪满洲中央银行有意压低兑价, “奉大洋票”、“吉小洋票”各50元兑换伪满币1元, “铜元票”60枚兑换伪满币1元, 官帖500吊兑伪满币1元, 压低官帖兑价近30%。当时吉林永衡官帖流通额为103余亿吊, 仅此一项就盘剥东北人民伪币800多万元。在“统一币制”过程中, 伪满洲中央银行对原“四行号”———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的资产负债进行了重新评价, 其有意压低资产额, 扩大负债额, 伪造“四行号”亏损3300万元。伪满政府以弥补亏损为名, 发行“补偿公债”3300万元, 这笔财富也为日伪所得。[枥仓正一:《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 满洲中央银行, 康德九年 (1942年) , 第96—98页。]在“统一币制”过程中, 伪满洲中央银行还通过压缩日元与伪满货币的价差, 实现二者币制等价, 使伪满货币完全成为日元的附庸;将强行掠夺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的22种附属事业, 逐步移交给新设立的各种专业垄断公司经营;强迫中国人经营的银行、钱庄增加资本, 强令由独资经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为其进行资金、人员渗透创造条件;与此同时, 在农村成立了以地主、富农为支柱的农村金融合作社, 以利于其控制农村金融市场。这一系列严厉措施垄断了东北的金融, 初步建立起了殖民地金融体系的基础, 为日本进一步的大规模侵略奠定了基础。

二、强化金融统制, 殖民地金融体系巩固和发展

1937~1941年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大规模的掠夺战略物质, 将东北变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为了这所谓的“伪满洲国三大国策”能够顺利实施, 伪满洲中央银行根据伪满《国家总动员法》、《临时资金统制法》和《银行法》, 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 利用货币、信用乃至行政手段, 从各个角度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统制, 控制各个领域的资金活动, 竭尽全力扶植垄断企业和产业开发, 支持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1月, 借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之际, 伪满洲中央银行将供应长期产业资金的业务, 交由日本人控制和经营的朝鲜、正隆、满洲三银行合并而成的伪满洲兴业银行。通过伪满洲兴业银行积极培植各专业垄断公司, 大搞产业“开发”, 掠夺资源。为了加紧搜刮财富, 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聚敛资金, 1938年8月, 伪满洲中央银行根据修改的《汇兑管理法》, 实行“外汇集中制”, 设立“临时汇兑委员会”, 确定汇兑运用的最高方针政策, 处理外贸外汇具体事宜。1939年12月, 伪满洲中央银行又根据刚刚公布不久的《储金部法》特设储金部, 办理机关单位职工、市民、农民的个人存款和购买公债事宜。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 伪满洲中央银行所经办的一般银行业务大大削减, 发行银行和资金统制的职能已占主导地位, 行政机关的性质愈益显著。伪满洲中央银行开业最初几年, 实行紧缩货币方针, 至1935年末货币发行额仅比1932年末的1.51亿元增长31%。1936年后, 伪币发行额才大幅度增加, 到1941年末发行额已达13.17亿元, 比1932年增长8倍。“资金统制”随着侵略战争屡遭惨败而越来越残酷。起初只对资本金50万元以上和需要贷款1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行资金统制;随后, 资本金20万元以上和需要贷款5万元以上的企业也被视为统制对象;1940年, 连一般企业的借款也开始严加控制起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伪与英美等国相互冻结对方财产, 国际贸易断绝, 日伪愈陷孤立, 便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财力、物力, 用于掠夺铁、煤、粮食等急需物资。对伪满洲房产公司、伪满洲农产公社的对外放款, 也一并管理起来。对私营银行, 则逼迫它们扩大存款, 并将存款的三成存于伪满洲中央银行。各公司、企业, 必须提报“资金需要计划”和“业务报告”。更有甚者, 伪满洲中央银行对企事业单位的设立和撤销、资本的增减、名义的变更、企业内部开支、利润分配以及个人买卖房地产等, 凡涉及资金活动的, 都纳入了“统制”范围之内。“资金统制”的实行, 维护了少数垄断企业的利益, 摧残了民族工商业。

三、疯狂掠夺, 殖民地金融体系走向崩溃覆灭

1941年后, 日本帝国主义穷途末路, 面临绝境, 人力、物力、财力已极度困难, 因此, 妄图通过在我国东北实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加倍搜刮, 满足侵略战争需要。为此, 伪满政府又一次修改伪《满洲中央银行法》, 提高伪满洲中央银行地位, 强化它作为国家机关的作用。伪满洲中央银行根据伪满政府旨意, 忠实执行伪《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和《国民储蓄法》, 并根据《兴农金库法》积极参加伪兴农金库的成立, 将它本身经营的农业资金供应业务移交给该库, 从各方面协助它控制农村金融, 搜刮农副产品。还加紧推行“储蓄义务制”, 进一步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滥发伪币, 榨取人民血汗;支持扩大军火生产和军事工业的搬迁, 筹措军需物资, 供应军费。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小组:《东北经济小丛书 (金融篇) 》, 中国文化服务社沈阳印刷厂, 民国37年版, 第183~184页。]

单位:万元

由上表可见, 国民储蓄额逐年增多, 1945年的60亿元是当时国民总收入预算的46.2%, 在日伪统治者所采取的硬性尅扣、强行摊派、任意搭配等一系列强制手段下, 除1942年以外, 其余各年指标都超额完成, 1945年因日本战败而未能实现。仅三年间储蓄额就达653 880.5万元, 这无疑为日本侵略扩张集聚了大量的资金。这一时期, 伪满洲中央银行还把自己活动的重心完全转移到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上来。因此, 其资本金、机构设置等各方面都有较大变动, 如:资本金由原来的3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 实缴资本额由1 500万元增加到2 500万元。伪满洲中央银行还根据《资金部法》设立了办理战时特殊财金业务的对外不公开的机构———经济平衡资金部、特殊财产资金部、交易特别资金部、经济动员资金部。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伪满洲中央银行是一个殖民地性质的金融机构, 是日本进行侵略的金融工具, 是为日本进行金融统治而服务的。作为伪满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 通过本文, 虽不能窥视其全貌, 但与此时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和掠夺可略见一斑, 它是日本侵略的一个有力的金融物证。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武力抢占中国东北, 旨在将东北沦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基地。在日本侵略者加紧制定经济掠夺政策的同时, 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日本关东军的卵翼下诞生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在其存在的十四年间,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 对我国东北进行了疯狂的金融掠夺, 垄断、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 并以攫取东北的战略物资、榨取东北三千万民众的血汗, 为关东军筹集巨额军费, 为日本法西斯战争加油输血, 支持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乔博 篇5

关键词：金融伦理；必要性；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247-02

金融院校的宗旨无疑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与输送各级、各类型金融人才，因此，金融院校大学生的金融专业教育自然也就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金融业的日益兴盛，金融领域内各种负面事件迭起，人们才逐渐领悟和认识到，金融业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层面的活动，同时也关涉到价值判断，更是一种伦理道德行为。由此，金融伦理才逐渐跃入国内学者视野之中，并被逐渐引入到金融院校大学生的实践教学之中。

一、金融伦理理论内涵的界定

伦理学古已有之，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业金融活动前所未有的国际化与复杂化，然而，金融领域中的不道德行为随之成为一种日趋普遍的不良现象。而且，因为其市场特性，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带来的恶性结果常常是影响极其恶劣。社会现实的种种冲突促使人们深入到这些恶性事件的背后探索其产生机制，以避免实际行为中的不良效果产生和出现。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即金融伦理诞生了。

金融伦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现代金融理论与应用伦理学日益结合基础上产生的新兴学科，它的宗旨就在于分析金融领域中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原因与结果，并尝试提出解决与避免的方法与策略。金融伦理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2008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既有源于金融体制监管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金融伦理缺失的现实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金融危机正是源于扭曲的金融道德和无处不在的金融腐败，所以，关注金融领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思考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业良性健康发展的理论与现实诉求。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表明，金融业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活动，而且更关涉到价值判断。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金融伦理教育对于金融院校大学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剖析金融伦理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就成为必要的逻辑前提。

金融伦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56：广义的金融伦理是指金融活动参与各方在金融交易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金融活动所参与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社区、政府、参与者等在金融交易与金融活动中所涉及的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和伦理活动的总和；狭义的金融伦理指的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以及金融市场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是作为主体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市场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或者说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所体现出来的善恶行为与准则。简而言之，金融伦理就是对金融活动与行为的伦理引导，以引领金融活动，建立和健全金融业的发展，规避金融风险。我们这里所谈论和涉及的金融伦理既包括广义上的金融伦理概念，也包括狭义上的金融伦理概念，是囊括两者的更为宽泛的金融伦理概念。

毫无疑问，金融伦理研究的兴起，是金融理论与商业金融活动实践共同推动的结果。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的20至30年是国内金融业务扩大及繁荣的时期，在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金融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金融伦理问题也逐渐跃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并在很多问题上取得明显成果与成效，在实践上为规范和调整金融业的良性循环与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持。

二、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金融危机正是源于扭曲的金融道德和无处不在的金融腐败，所以，关注金融领域里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思考对于高等金融院校的大学生而言就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高等金融院校作为向社会各界输送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基地，理应承担起对在校大学生开展金融伦理教育的职责。

首先，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是一名未来合格的金融人才必备的基本要求。这也可以称为金融伦理的内部调适机制，所谓的内部调适机制，就是优化伦理道德内部结构，强化其自组织功能和整体效用[1]59。金融伦理的内部调适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活动主体对金融伦理道德重要性的认识、研究金融道德思维的特征以激励金融活动主体的道德需求、金融企业内部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立以及伦理评价体系的构建等。金融院校大学生作为未来的金融业各级人才，无疑成为国家未来金融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们对金融伦理道德活动或行为的认知与判断无疑也就关涉到未来金融业能否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金融院校的大学生教育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还必须强化金融伦理教育。

其次，对金融院校大學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也是金融业实践发展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各种不良现象频繁出现。自2001年以来，中国多家上市公司与会计事务所联手制造了多起“金融黑幕”事件：在重要报告中虚报利润、发布虚假信息等；在票据市场上，出现多种票据欺诈的行为，导致商业票据在金融交易中失去应有的作用，不利于企业间的交易，也妨害了银行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自身也存在诸多损害信用的行为：擅自伪造和虚报各种会计数据、不进行规范经营等。种种恶性行为使人们日益认识到金融伦理是影响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频繁的金融丑闻和弱化的金融伦理关系，使人们以理性的眼光审视金融活动，认识到金融丑闻和金融动荡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金融领域的纯技术性问题，他们直接涉及金融活动中的伦理因素。因此，金融业发展的种种不良现实出现也催生了强化对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

最后，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使其排斥金融市场上单一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刚刚诞生的金融理论中，金融学家的价值体系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2]。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无疑给20世纪的市场体系提供的是一种不顾社会后果的效率标准，追求效率冲动使得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世界成为了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决策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效率的判断仅仅是投入—产出，道德和伦理价值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然而道德价值的缺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却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个人的私事。当竞争性的市场并没有如理论上所宣称的，给大部分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时，对于单纯效率追求的质疑开始被人们关注。因此，要减缓或者杜绝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问题和弊病，必须为功利主义标准之上加上道德砝码，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无疑是在功利主义的天平一端置上善与道德的砝码。

三、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金融伦理教育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和金融院校中既是一门必修的专业课程，同时也是大学生日常行为养成教育与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在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中却缺少金融伦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金融院校教育的一个重大而突出的缺陷。认识并迅速弥补金融伦理教育的缺失状况就必须正确面对当前我国金融院校中对大学生金融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教育主体层面而言，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伦理教育尚未引起教育主体足够的重视。金融院校的各级各类教学机构对金融伦理教育的认识不足，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专业课教育上，忽视甚至是忽略金融伦理教育无疑成为一个重大的缺陷；其次，金融伦理教育管理过程尚未形成科学而系统的体系。就国内金融伦理体系的研究而言尚處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是关注的研究人员不够，另一方面是金融伦理体系本身的研究还远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这无疑成为对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的最大瓶颈；再次，对金融伦理教育还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如果说金融伦理体系本身的研究是当下最主要的问题，那么，金融伦理教育的评价体系的缺失无疑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制约性因素。

从受教育者层面而言，金融院校大学生金融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金融院校大学生对金融伦理理论问题教育尚未引起重视，必须在金融院校大学生之中树立起对金融伦理教育的正确观念与意识；其次，金融伦理当下理论研究的成果的实践模式尚未形成，难以真正引起大学生主体重视，进而也难以真正成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最后，从社会层面而言，金融机构等各级各类金融人才需要场所对金融伦理教育认识不足。社会实际需要人才机构对金融伦理教育认识不足，无疑又导致大学生对金融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弱化。

因此，要提高并加强金融院校大学生进行金融伦理教育必须从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三个层面入手，切实解决好存在的问题，建立起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的“三位一体”式的教育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金融院校大学生金融伦理教育的实效性与应用性，为金融业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卿定文.金融伦理及其运行机制初论[J].伦理学研究，2009，（1）.

[2]张锐.一个新的视角：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J].金融法苑，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