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感想

菊与刀读书感想（精选8篇）

菊与刀读书感想 篇1

——《菊与刀》读书笔记

一、初遇《菊与刀》

大一的时候迷上了日本动漫：《海贼王》、《火影忍者》、《银魂》„„，对这个国人恨之入骨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刚好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介绍日本文化的《菊与刀》一书，因此我开始从书本触及日本，就从今天开始就写读书笔记了。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动漫以及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这些都是比较浅显的。所以，从课堂上能学习到一些日本史的知识以外，还希望能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我不知道的，能更加理性地冷静地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日本，对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更加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能对日本少一份冲动的情绪，多一份理性的认识。嗯，希望她能给我带来这些吧。

之前，因为看了比较多的抗日战争片，提起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一想到就咬牙切齿，对日本是恨之入骨。现在随着知识的积累以及理性思维的培养，对于日本，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也是作为21世纪新一代青年的必备素质。《菊与刀》这本书便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日本的渠道。

二、读书随想

（一）序言

今天先看了这本书的序言（译者：吕万和）。序言简单介绍了美国女作家本尼迪克特写这本书的背景，翻译这本书的译者的立场还有这本书的广泛影响。序言中提到“菊与刀”的解读，“菊”为日本皇室家徽（就像我们的“龙”一样吧），“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老师上课讲时说过，作者命名这本书时是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而这种性格是矛盾的（爱美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等等）。作者从这方面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形成这种日本的民族性格的重要原因是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作者称之为“耻感文化”，而这耻感文化与欧洲的“罪恶文化”是不同的。日本的“耻感”是靠外力的强制约束的并非来自内心的。

这种矛盾我认为是极端的，他们的文化缺少民族性的内在的一种约束自我的道德规范的理念，我们有植根于五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对自己的行为思想有自然而然的约束力，并且这种约束是合乎情理的，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中庸”，“仁”，“和”等等。而日本缺少的正是来自精神的内心深层的规范标准，以致对我们犯下滔天罪行。

为什么日本的教育会成为影响日本整个民族性格的重要因素呢？是怎么影响的呢？为什么称之为“耻感文化”呢？对他们思想约束的强制性的外力又是什么呢？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又是怎样反映的呢？这些是我从序言中得到的以及根据以往了解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答案给我一些启发。

(二)战争中的日本人

我觉得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以战争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的性格。日本对战争的原因与其他法西斯国家不同。其他国家是对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而日本呢，则是应该结束各国拥有的绝对主权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建立等级秩序。日本是真心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各国都应该在世界序列中确定其位臵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即“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等级制的信仰与信赖。这一点与我们一直以来对崇尚和平热爱和谐的民族性格是大有不同的，直到现在我们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和谐社会，是与我们几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当我们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格并成为衡量我们行为习惯的标准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最使我震惊的便是日本人认为精神将赢得对物质的胜利。日本人一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对物质主义甚至到了鄙夷的地步。这也深深的体现在战争中。他们宣扬是战争是物质和精神的较量，物质一定会失败。他们将军舰和大炮只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他们鼓励士兵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的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军舰，还有，不管是日本军人还是日本士兵被俘虏或者任务失败的时候总会切腹自尽来表达他们效忠天皇，也是对精神极大崇尚的表现。不仅如此，当医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移伤病员时，伤病员往往会自杀或者军医枪杀。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营，进行集体式的进攻，但绝对不会投降。认为投降是可耻的，他们如果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的生命。“死亡便是精神的胜利”这种崇尚精神蔑视物质的理念对日本本身物质紧缺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决斗。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这一点深入到他们对外的战争以及对内的国民管理中。而当日本在战争中失败时，总会说事情的发展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全都策划好了，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才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精神信仰——所有的发展都是主动预料到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别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他们习惯于建立在万事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

此外，战争中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当遇到麻烦时，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这样似乎告诉国民，我们居住在一个可预知的世界下，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预先知道的。这样的说法便给了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感，使他们可以很淡定的面对一切。其实我感觉这一方面也是在说日本人强调精神上战胜一切。他们通过培养精神以鼓励民众和士兵，让他们充满希望无所畏惧。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明治维新 1.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严格的国家，无论是国内的制度还是对待国际关系的问题都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看待。他们认为日本处于国际金字塔的顶端，过去到现在他们的观念一直深受其影响。在1940年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的协约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各得其所”。

日本信仰“各得其所，各守本分”，这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日本是一个等级深严的社会，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一点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也是最容易接受，接受面积最广的。人与人之间是一定要分清身份等级的。日常交往中的细节动作也都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一个日本人与另一个日本人交流时会根据社会地位，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比如，使用“敬语”、鞠躬等，这反映了家庭的等级情况。

同时日本人同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十分尊崇孝道。早在公元6、7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人那套系统的孝道理论，同时也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如文字，宗教，建筑文化。但是孝道的表现特点难免有所修改，以适用于不同的日本家族结构。“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等级制在日本家庭中的反映。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应该遵循“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长兄是这个家族中仅次于父亲的地位最高的决定者；一个人在等级制的地位还要取决于性别，同当时封建制度的中国女人一样也是“从父、从夫、从子”“夫为妻纲”，但是她们看起来比中国女人幸运的是不用缠足可以自由出入商店，不用隐藏于深闺里，掌管着家里的生计，“媳妇熬成婆”时，这种权利似乎更大了。每个日本人先在自己的家中适应这种等级制之后逐步适应到全社会范围内。这种等级关系是固定的，内在的，是不可侵犯的。

当德川家康击败所有敌手成为德川氏的第一代将军时，便开始了德川家族对日本长达260多年的统治。德川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加强封建体制。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性，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身份等级是世袭固定的，士、农、工、商、贱民严格的社会等级。只有武士可以带佩刀，这是阶级以及特权的象征，并且他们有对其余阶级使用佩刀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兼做其他身份，因此他们只能是依靠俸禄生活，必须限制家庭规模解决生活问题。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保护，耕作者的利益也受保护，他们也同武士阶层一样，需要限制家族规模，他们要进行纳税，所剩的只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在实行封建制的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会对以农为本的社会基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统治者们会采取措施限制商人的活动阻碍其发展。贱民是社会最低级的劳动者，是以“不可接触者”，被排斥与正常的社会统治组织之外。但是这种等级制度也具有灵活性，日本习惯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进行调节，而不破坏大家公认的常规。一种方式是富人可以通过典押和地租变为地主，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他们将自己的子女与武士阶层联姻，自己也成了“绅士”。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过继和收养的方式实现身份的转变。

2.明治维新

由此看来，日本人是一定要分清等级的，他们各守本分，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守旧也使日本历史上一度落后，被西方国家欺凌压迫过。1853年的“黒船事件”后，许多日本人觉醒，力图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1868年明治维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在执掌明治政权大刀阔斧改革的统治者们，拒绝废除一切等级制，因此在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中无疑包含了“各安其分”等级制的思想。

明治政治家们在谨慎而细致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权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统治者们在法律上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而这个宪法是限制人民和舆论干涉侵扰的，而负责起草宪法的局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机构上选举产生的议员没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愿，仅仅有批评权、质询权，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和立法创议权。众议院还会受到贵族院的制约，并且对法律的控制权他们两院对等。日本人而言在他们眼里国家是近乎完美的，当国家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而在地方事务上，日本人相信则是地方的事物地方上解决，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行使分配的职权。在宗教领域中，日本有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即国家神道，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不仅如此，神官系统的全国性等级制与政府系统并列，从最底层的神官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祗官。在工业发展领域内，国家干预经济制定计划，并补助认为重要领域的产业，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兵工厂、造船厂、冶炼业、钢铁业等不仅有优先发展权，国家还予以补。对于重要领域内的领导者，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者都是没有资格的，大企业实力雄厚的财阀才能涉足这个领域。明治维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

总之，日本在构筑这个世界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不仅涉及家庭内部及人际关系中，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时都会有周密而严格的规定。在日本人看来“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等级制是十分安全而有秩序的，而当这种“安全”的社会结构输向国外时，是十分不恰当的，事实证明也是失败的。他们认为，这种等级制同样可以运用世界范围内，其实，这种制度仅仅归日本所有，具有特殊性，不能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是不适用的。

(四)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报恩于万一

这两章内容主要讲的是日本的“负恩”与“报恩”，在日本的社会主流思想中，“恩”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语里，“恩”的词有许多种用法，其中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负重。他们常说“受某人之恩”，其实也就自然而然的对施恩的人（恩人）负有了义务。从这层意思来讲，“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就是负债。

日本人对天皇、父母、老师、主人甚至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人都有恩情，不忘恩情是日本人最大的习性，但具体“恩”的含义却又不同。在用于地位和最大的恩情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来说的。他们认为，能够生活在安居乐业的这么美好的国家是天皇给予的，是“皇恩”。天皇是神圣的，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的国家元首，是远离一切尘世的圣父，“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概念里，“忠”只能献给等级制的最高者——天皇。对天皇“尽忠”并且是绝对忠诚，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是对“至善之父”的虔诚信仰。因此，日本民众对天皇是至高崇敬的，他们报答皇恩在战争中能做到令行禁止，只要天皇一个命令就可以开始战争，士兵奋力征战，甚至以死报国，但同时一个停战的命令他们照样也可以立即做到，他们用遵守和平的方式是陛下安心。“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天皇，用自己的行动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之手层层传达。只要是“天皇谕旨”就能唤起人心尽“忠”，其号召力与强制力是非常强大的。在日本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战国时代武士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已是屡见不鲜，但是他们永远精忠于报效天皇。因为天皇身居九重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主君的忠是比对将军的忠更具有强制性。“忠”是日本的最高法律，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其次就是来自父母的恩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父母养育子女，对子女施恩，而子女是对父母有欠恩的，必须努力偿还。所以，父母有权支配子女的一切，作为子女也应该竭力服从父母，即孝道，同时也是前面提到的等级制在家庭中的反映。与下一代，如此代代相延续恩情，并且对于义务的担负和偿还，年长者责任更大，就要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必要时会做出牺牲，这样在家庭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而孝道常常会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是无德。

对老师、主人同样有类似的报恩。当他们陷于困难时，或者对他们的亲属予以特殊照顾。这是对报恩的伦理原则的运用。他们把自己当成巨大的负恩者，自觉履行义务，并且这种恩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的严重，形成一种利息。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在日本，对于陌生人主动帮助或者给予的一些东西，会让接受帮助的人有压力甚至是讨厌的。他们认为除了接受特定的职业（如警察）的帮助外，陌生人的插手只会让对方背上恩情甚至会怀疑是否有不良的利益动机。我们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等为无价之宝，难能可贵。而在日本却定义为一种条件，接受便成为负恩者了。

在日本文化里，“恩”与“负恩”是不同的，就好像金钱关系的“借”与“贷”一样。“恩”一经接受就是永远存在的债务；而“报恩”则是刻不容缓的，是积极的义务。只有为报恩而积极行动的才会称之为美德。因此“难于报恩于万一”。

(五)“情义最难接受”&洗涮污名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报答“情义”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遇到的各种麻烦时，经常说到“情义”。“情义”有两种类型。一类为“社会的情义”即“报答情义”，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情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责任义务，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则是武士对主君及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重视名誉之人对其上级及同辈所尽的忠诚。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生活中，只要有可能人们都记录相互之间的来往，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无论是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对于“情义”日后时间越长，压力会越大，因此必须尽可能去报答“以免遭世人非议”。

“情义”是不使名声受玷污的义务。内容包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忍受各种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名分之“情义”，还要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血，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因此在日本历史故事中也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受辱必报复。日本人对失败、毁谤或者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力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而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这样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最体面的办法。而自我攻击又是表现为消沉、沮丧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典型的厌倦情绪。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消极情绪。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自从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目标侵略时，他们重新发现自己，就应该征服另一个民族。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目标是为了名誉。“情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是不觉得心理上有任何压力。因此，在战败后，日本人一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战败及一切后果。他们认为要维护战败的荣誉，就要采取友好态度达到这一目标。

（六）人情的世界&道德的困境&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但追求享乐要恰如其分，不能耽误人生大事，不得沉迷其中。他们把享乐当艺术一样培养，却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洗热水澡，他们也重视历练“冷水浴”；睡眠也是日本人爱好的乐趣，也是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睡眠。他们认为睡眠不是为了精力和休息，而是喜欢，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吝惜地舍去睡眠时间做更重要的事；吃饭是享乐式的休息精于做各种美食料理也是严格训练，有时，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坚强的良法。

在“人情”世界里，浪漫式的恋爱日本人已经习惯，只有把“性”的享受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行，在我们看来他们不大讲伦理道德的。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只要把他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可。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他们享受喝酒是不会被社会所嫌恶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精神与肉体不是对立的，世界也并非是善与恶的，人是有两种灵魂“善良”与“粗暴”，在不同场合下是善的。据此，日本人认为，中国文化强调仁，用仁来规范一切恶行，是具有劣根性的。

日本人十分强调精神修炼和自我修养，如他们喜欢寒冷苦行，在黎明前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下，或在冬夜三次用冰水浇身，其目的是训练有意识的自我，直至不再感到痛苦，当他意识不到冷水的冲击和身体的颤抖之时，他便达到了“无我”、“练达”之境界。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自悟。因为从自身以外的源泉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自身的悟会才能有所成。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的说法，“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七)儿童学习

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日本儿童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以及对日本的双重性格的影响。日本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谨慎和自制。日本的人生曲线呈现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但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低至最低线。在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是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导致日本性格的双重性格。

在日本，孩子很小时，父母对孩子的无情的训练为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繁琐的强制性做足了准备。母亲常常使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这样，使孩子在威胁中能够听父母的话。还有用讥笑、嘲笑的方法，是孩子跟到羞耻从而让孩子听话，这对以后孩子的成长会产生阴影。还有，父母们会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训育孩子等等。

（八）投降后的日本人

这个章节主要写美国对投降后的日本采取的政策以及日本人投降后的心理。美国对战败的日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美国方面提供指导。战后仍然保留天皇，在军队复原、官员任用等方面美国都在积极的协调发展。

当然，日本最终的失败让本国的民众汲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达不到荣誉之路的，是失败的，错误的，他们转向另一种方式就是实现世界和平，在和平国家发展中取得受尊重的地位。

《菊与刀》读书笔记 篇2

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是很不好的，想起来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我不禁想起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对于日本人的恨之切应该是深入骨髓的。但是我仍然认为，即使是日本人，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初中教我们历史的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日本人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正是他们这种善于学习的态度才得以让他们发达到今天这等程度。她也曾教导我们要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读了《菊与刀》这本书之后我全面地了解了日本人的性格。

小小岛国，资源匮乏，却能掀起两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却能迅速崛起，至今傲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必有过人之处。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要点有三：

一、崇强精神

"崇强"的意思就是尊重强者，崇拜强者，学习能力强 是一个非常崇拜强者的民族。

尊重强者，崇拜强者，应该是地球人民共同的心理习惯。但真正将这种心态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并且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应该是日本人。

日本人对强者的`膜拜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地步，甚至不论对方是否自己的敌对一方。

李氏唐朝强盛，日本人学习，美国大兵强悍，日本人学习……

日本人对来自中国的孙中山，李小龙也持有很强烈的崇强心理。丝毫不理会李小龙在全球银幕上将日本人揍得死去活来，李小龙的大徒弟就是一个日本人木村武之。

日本人的这种崇强精神完全抛开彼此立场，只要对方是强者，就表示尊重和学习。

某种程度看来，在日本人的心里，没有真正的对错成败，只有强弱之分!只要是强者，都崇拜，尊重，并且学习!

在这种强大的崇强精神感召之下，日本人会不断向强者看齐，学习，使得自身不断进步。崇强心理的背后，还带有很明显的要么不学，要学，就向最强者看齐的潜在意识。 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崇强精神驱动之下，不断的学习领先知识和技能，使得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从而屹立世界强国之林的。

二、团队精神

任何组织，任何形式的竞争，从长远角度而言，都是团队的竞争。

最坚固的城堡，最高明的攻击是从内部开始的。 群体竞争的道理亦是如此。

一个组织，无论强弱，如果内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会使得个体力量处于高度集结的局面，从而爆发出最强的竞争力量。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是颇为突出的。

一句比较知名而颇具戏弄色彩的话语是：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我并不完全认同此观点，但国人喜好窝里斗的习性，却是甚为显著的。

就我所见，很多中国企业在内耗方面消耗不少竞争潜能，颇为可惜。

如果一个组织团队，能真正做到团队一致，朝着目标，劲往一处使，爆发出来的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值得我们深思，学习，进取，引以为鉴。

三、专业精神

日本人的专业精神非常突出，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著名的住友财团，即使对于招聘一名普通的电工人员，要求也非常专业。首先需要具备三年电工的从业资质，然后经筛选，进入住友，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电工知识学习，经考试及格之后，方才正式上岗，担任电工工作。 在住友，即使对于拧保险丝这样细致的工作也有非常专业的规定。保险丝的长度必须为八厘米，中间对接光源，先向左边拧三次，然后向右边拧三次。如此，八厘米长的保险丝刚好拧完，不多不少。这，就是专业。

反思我们日常管理和接触的中国企业，与这种专业精神相差极大。

当我们对事物的专业型高强度强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对事物本身的细节会进行深入的把握和研究，从而使得事物更加专业，更加优秀。

专业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强大的钻研精神，用心态度。

强悍的钻研精神和用心态度，则是成就伟大事业，将事物推高到淋漓尽致的唯一态度。

按此，不难解析，为何日本的工业科技如此发达和领先。 我们应该相信专业。

写下上面的文字，并非强调所有的日本企业都是绝对优秀的。树大有枯枝，日本一定也有非常糟糕的企业，但他们绝对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

菊与刀读书笔记 篇3

因为本尼迪克特本人毕竟是科班出身，体系严密，再加上《菊与刀》的名气，任谁推荐，它都会是首选。不过，说实话，重复看这本薄薄的经典小册子，给我的厌恶感比重读《光荣与梦想》来得还要强烈。这本书绝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如果中国人借助一个西方人的眼睛来了解同一文化圈中的日本，我相信对日本产生的误读和准确了解会一样多。因为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许多论断，是西方视野下东方人的共性，而非日本的独特个性。最典型的是这一论断:日本文化是没有“罪”感只有“耻”感的，在“耻文化”下，善行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维系的，而在“罪文化”中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省。这一所谓的“知耻不知罪”理论，几乎总是被今天的中国人拿来解释日本为什么缺乏真诚的忏悔。可是，很少有中国人认真想过，这一所谓的日本文化特征，完全是东方文化的共性，所谓的“罪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中国人的悔罪意识丝毫不比日本人多，如果论今天两国对历史的反省，日本的态度要比中国诚实不知多少倍，当然，那是因为日本有战败后被施加的外在强制力。

不少吹嘘《菊与刀》的文字称，是通过这本书日本人才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这也太扯淡了，固然西方在现代各方面的成就都远强于中国和日本，但把一个西方人的小册子吹嘘到这一程度，这也对西方崇拜得太过头了。

在《菊与刀》之前，风靡整个世界介绍日本的书，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这本同样很薄的书应该很对今天某些中国基督教宪政学者的胃口，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一个国家总得要与某种宗教全面挂上钩才会有宪政有现代化，当然，他们早已认为“某种宗教”其实就是基督教。这种观点，当年也困绕着新渡户稻造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导师--给日本一个突然现代化成功的宗教理由先?于是，就有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如果有人认为得有学术味才是好书，那么，《武士道》是本学术味道比《菊与刀》浓得多的书。《武士道》是刚刚“开化”的日本在“文明世界”最好的公关名片，新渡户稻造因此被日本政府格外褒奖。

《武士道》使武士在西方人眼中成了高尚的骑士、绅士、知识分子最完美结合的象征，而不是今天中国人概念里简单的野蛮残忍。《武士道》一书中对“武士道”的褒扬和作用的论述，恐怕中国人无法接受，但是，西方的骑士与武士相比是文盲，因为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也大都不识字，中国的君子与武士相比，则迂腐而无武勇，在西方和中国，骑士和君子在社会变革的作用的确无法与日本的武士相比，甚至他们起的是相反作用。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武士道》成书之时，日本正处于正在成型的上升期，新渡户稻造完全预见不到“武士道”延伸出的另外一面会把这个国家逐渐变成一个国家附属军队的畸形怪胎。

小说《菊与刀》的读书笔记 篇4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与日本侵华

日本是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人民推翻等级制的愿望相比，日本人对他们的等级制是喜爱并且维护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尊严来自等级制，只有在严格分明的等级中，他们才能找到各自的安全感。不同阶层的人们享受着不同的权利和自由，也承担者不同的义务和使命，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属的阶层中生活得体面而自在。因此，日本人极为推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不幸的是，他们在强行对外输出这种思想的过程中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从而陷入道德困境。

日本因为地少人稀，历来便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在看到欧美国家的日益强大后，他们便制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对外输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整个东亚地区，以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要实现东亚地区的强大与繁荣，首要的便是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只不过，日本人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置于这个新秩序中的“长子”地位。在日本家庭中，长子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威和地位，其他兄弟姐妹对长子不仅要尊重，更要服从，长子对“不听话”的兄弟姐妹可以随意训斥、责罚。因此，日本又将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对“不听话”的弟弟的一种惩罚，从而完全没有丝毫的罪恶感。相反，他们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感到愤怒和不解：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繁荣，也给你安排了“合适”的等级，虽然给的等级低了点，但也能从中找到尊严和安全感，你为什么不但不感谢我，还这么不满意呢?这便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

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忠和孝时，丢弃了最为重要的“仁”。所以，日本人的忠和孝就没有了任何约束，演化为一种绝对。在日本，对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不论的旨意是否正义。当这一点被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利用时，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便无可避免。再者，日本人喜欢共同的游戏规则，当某种行为被众所认同时，他们便十分欣喜地加入，当这种行为因的旨意而成为一种使命时，他们便陷入了彻底的狂热。如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以及侵略行为的惨无人道就不难理解了。

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大学时代，在领略了西方法治文明的魅力之后，我一直非常不解，为什么中国在确立依法治国方针的同时，还要再加入一个以德治国，这不是画蛇添足么?读了《菊与刀》之后我才明白，在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犯罪现象的消除如果仅仅依靠法治，还真是孤掌难鸣。

日本人十分注重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们总是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对于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不可能被发现的恶行，日本人很难因内心深处的罪恶感而放弃不做。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遵守法律就等于效忠。此外，日本人“自重”的民族性本身便对规则和秩序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日本人很难触犯法律。而中国则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重视礼仪，强调礼法治国，且礼是治国之本。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推行耻感文化的国家。所谓耻感文化，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即一个人作出某种行动并非是因为行为本身的“善”，而是因为该行动会赢得社会的赞同。反之亦然，一个人拒绝作出某种行动也并非因为行为本身的“恶”，而是因为该行动会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罪感文化则是指一个人作不作出某种行动的标准在于该行动本身是“善”还是“恶”。在东方耻感文化的背景下，建立统一的道德体系标准，用正确的社会评价导向形成的道德强制力，促使人们自觉抵制犯罪，有助于从思想上根除犯罪。如果单纯依靠法治，因为法律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在法律没有覆盖的领域，仍然会发生恶行。

中国的依法治国之所以要辅之以以德治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法律，既没有西方人那种虔诚的信仰，也没有和日本人一样将遵守法律与效忠等同起来的文化渊源，加上“仁”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历来对实体正义的重视远大于程序正义，所以单纯的法治在中国因欠缺肥沃的文化土壤，其推行的效力自然会大打折扣。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辅之以以德治国，让法治的理念在道德的推行中潜移默化，其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为什么大地震后日本人能表现得如此淡然与秩序

“3·11”日本大地震后，在整个撤离和疏散的过程中，没有一丝惊恐和混乱。日本人的这种表现引起了无数中国的网民的惊叹与不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如此惨重的灾难面前表现出如此的淡然与秩序?很多人把这归因于日本国民教育好、素质高。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一个人在一夕之间变得妻离子散、一无所有，以致情绪失控而悲声痛哭，甚至歇斯底里，这种表现似乎更加正常，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并非神。如此，日本人是不是表现得过于内敛和克制了呢?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表现来自于他们自小便接受的“对名分的情义”。“对名分的情义”，通俗点说就是对自身名誉所担负的义务，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对于痛哭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找好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在我们看来，这明显就是对正当情绪的一种极度压抑，然而，日本人却觉得这是维护他们自尊心的必要行为，而且也心甘情愿地自我隐忍和克制。无论如何，对秩序的遵守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起码有助于灾后的管理和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人可以适当地学习日本人的隐忍和克制。

再者，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外部评价的民族。大地震发生后，所有日本人都知道他们正处于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之下，行为举止稍有不妥便会遭到别国人民的耻笑，从而使受辱、日本蒙羞。所以他们用淡然与秩序来维持体面，力图将大和民族最优雅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如果战败后的日本，人们对于萧条的市场及破败的家园，并没有表现出修复的迫切，反而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去忙着迎接战胜国的军队。

《菊与刀》读后感 篇5

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所托从日本战俘开始研究，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然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报告。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这两样东西来形容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其中“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系列矛盾的体现，都源自于日本独特的文化模式。在作者看来，日本是一个极其崇尚等级制度的国家。各守其位是核心思想：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总不愿意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日本人眼里，他们只是想重建东亚的国家等级次序：我们日本是第一等的国家，你们其余的国家都要接受我的管理，接受我的制度就可以了，我们各安其位。

日本早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化。他们使用汉字，推崇儒家文化，他们的京都是按照唐长安来建造的。在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上，根据其特殊需求做出了改变。比如我们中国人崇尚的“忠、孝”，日本人也把这两点作为了他们名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点。“忠”是针对国家层面，而“孝”是针对家庭层面。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上级。即大名效忠将军，武士效忠于大名。封臣的效忠对象只需要是自己的封君，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即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忠就统一变成了效忠天皇。而孝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应该谦卑的对待父亲。子女在面对长兄之时也要谦卑有理。

是在接受了“忠、孝”这两点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看重的“仁”则被他们抛弃了。我们所说的“仁”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包括了仁慈、慈爱、博善等一切美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是日本人则认为“仁”是多余的，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的等级观念以及极端的“人情债”模式。因为他们的等级制度很严格，上级无论做了什么，哪怕是错的你也要遵照着去办，否则就是冲撞了上级。这是对他最大的羞辱。而平级之间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别做多余的事情去“麻烦”别人就可以了。这个“麻烦”就是会引起“人情债”的东西。比如说A走路摔倒了，B就应该看着他自己站起来，如果这个时候B去帮忙搀扶了，那么A就已经欠了B的情。“人情债”就这样产生了，这会让A背负着心理压力。所以“仁”是多余的。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即可。这种思想让日本人过的非常压抑，书内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因为接受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而觉得自己背上了“人情债”。内心一直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他听到这个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的时候，他愤怒的把1分钱——那杯冰水的价格扔到了他朋友的手中，并大声说道：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是的，你没有看错，哪怕是极其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让日本人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

此外我一直对日本人极高的自杀率感兴趣，在阅读了本书之后，我还了解到了日本人对于耻辱的理解。即作者所说的“耻感文化”。这是指日本人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耻辱——这种耻辱可以是因为做了不合别人期望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别人无端施加的。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日本人认为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所以如果你创业失败了，读书成绩不好了，让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了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让自己和家里人蒙羞”，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只能自我“牺牲”一下来表现自己的勇敢。

《菊与刀》读后感 篇6

义务被分为不同种类如：“忠、孝、情义、仁、人之常情”等，《菊与刀》读后感03。对一个人的判断，不会说他整体人格有问题，只说没有达到其中的义务。一个人“尽孝”也只是尽孝，在其它义务中，他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日本人认为人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平衡好不同圈子、程序和情义、义务间的冲突。并认为那些漠视个人幸福并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才是有力的。

日本人认同的美德中也主要包含着对义务的理解，日本人认为先设立义务的规则，然后提出要求，人们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履行义务，再加上真诚，这才是美德。真诚也就是无欺。“诚”可以提高任何一条道德信条的层次，它是一个指数。

当某项工作变得具有竞争性时，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有可能会失败的危险，于是工作受到了损失。日本人习惯把人和工作等同起来，对他工作中行为和能力的任何批评，都自动会成为对他本人的批评，因而，他们敏感地以为竞争是一种侵犯，所以他们转而会去注意自己与入侵者的关系，而不是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两个人在竞争时会发生直接冲突，为了防止冲突的发生，日本人普遍采用请中间人调集的方式，如提亲、找工作等。通过这种间接的处事方式，不仅保留了彼此情义。中间人自己也可以从顺利协商中获利、得名，所以和谈成功的机会更大。

自我修炼

沉思和祈祷是宗教的自我修炼。日本人的自我修炼分为二类，一是培养能力，成为有能力的人。二是“圆熟”，是意志和行为间，没有任何间隙、屏障，一点通的状态。自我修炼后的理想状态是，行为人的行为完全是他心里所描画的行为的翻版，读后感《菊与刀》读后感03》。一种非常镇静的，调节得很好的心态。

从孩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都得通过修炼而被社会化。即生活就是修炼。按日本人的话说是“磨掉身上的锈”。修炼要从幼儿开始，幼儿固然幸福，但没有“品尝人生”的能力，只有通过自我修炼，才能获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尝到人生的滋味，享受人生。”

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日本人还有一条心理原则，意志应该超越身体。因为身体几乎能接受无穷无尽的训练，一个人忽视健康规律，就要付出代价，但身体本身没有这样的规律可言。无论健康多么重要，无论那些不相关的事情是经过了怎样的培养，身体的需要都应该完全放在第二位。

既然说自我修炼就离不开佛教，离不开“轮回”和“涅”这个话题。佛教发源地的印度瑜伽是一个极端崇奉禁欲苦行的教派，是摆脱轮回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除了“涅”，没有任何别的解脱法，解脱路上的障碍就是人的欲望。瑜伽是一种与肉体世界断绝关系，逃避虚妄而单调人生的方法，是一种掌握精神力量的方法。

日本佛教没有“轮回”、“涅”的观念。他们认为，顿悟之人已经处于涅状态，涅就在此时此地。譬如，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老师粗暴的当头棒吓，如同电击，会使学生顿悟，会打破他的自我满足。

菊与刀读后感 篇7

───看<<菊与刀>>有感

最近从书摊上偶得由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四书>>,由于时间匆忙只读完了<<菊与刀>>一书,故而知能谈谈自己读完这一书的感受.我明确我没有完全把握这本书,也明确自己没有系统的思考,但我却视乎有所得.<<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对日本人的研究穷尽了各种中可能,试图全面阐释这个让人非常困惑的民族.我本人并不笃信本尼迪克特先生研究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觉得人类学的一些思维方式的确是很有意思.首先要谈一个大的人类学分类即人类学家通常会把一个民族分为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中国人和日本人显然是属于前者,当让不排除有一些特殊的人,但至少我是属于前者.大多数的时候我会认为羞耻是让我最难过的,仿佛掉进了深渊.但是这种耻辱感和作者描写的日本人是有区别的,日本人会认为受辱比死还难受,他们会用自己的一身去雪前耻,而我会在”苟活在这个世间”,毕竟好死不如赖活吗.在中国传统格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教导下,我会用时间的伤口来抚平伤口.耻辱会让日本人变得动力十足,耻辱会让我变得越来越随波逐流,越来越适应这个”社会”.会让我达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满随天边云卷云舒”的境界.当然我又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要是达到那种境界早就”红尘一去千万里”,遁入空门了.真的,面对耻辱我很无能为力，虽然会痛苦难受,但过后又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帕斯卡尔的一句话”掉进深谷里的人只有向上爬才能找到出口,人必须在自己的悲剧中成长,只是很多人没有勇气做到”.可能我恰巧是那个没有勇气的人,丧失了这个进步的动力怎么办?

菊与刀读后感 篇8

首先从书题入手，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但在读完全书之后，我更偏向于将其理解为，"菊"是美的象征，"刀"是武的象征，"菊与刀"所代表的实际上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简单来说就是尚美与黩武，我们不难发现在日本文化中并存的对美的追求：茶道、插花，与对武的崇尚：相扑、剑道等。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文化倾向的并存也进一步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活动的各个领域，既和善谦虚又好斗勇猛，既保守刻板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作者以此出发，通过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并解释了这一矛盾背后统一的原则。

日本文化中对等级秩序的信仰和信任使他们严格遵守"各就其位"的原则。这不仅表现在日本人的生活、家庭关系、阶层关系中，也同样展现在国际国内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例如：在二战前十年里，他们把经济迅速发展的自己视为已经达到金字塔顶端的人。当看到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世局**不明底"时，日本人愿意主动担起"俾使各国就其位于兹世"的重任，并希望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来实现愿望。此外，国内的明治维新也离不开"各就其位"思想的指导。运动期间，在所有政治、宗教和经济生活领域，明治政治家们都按照这一原则在国家和国民之间分派职责，改善当时人们的处境，继续享受由秩序带来的有安全感的社会生活。而回忆起同时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整个过程几乎只局限在部分上层阶级内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其影响微乎甚微。这除和当时两国的社会背景有差别外，与民族心理也不无关联。

在日本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长官与附属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恩""情义"等各种观念的集合连接起来的。在日本社会中，"恩"与"情义"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关系是以"恩"和"情义"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系的关系。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的观念中，"忠""孝""恩""情义"属于不同的范畴，都需要严格的遵守，所以时常出现如"情义"和"忠"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就有了如"四十七士"杀人复仇以遵守"情义"又切腹自杀以遵守"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