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精选8篇）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 篇1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上下接连发生伤害公共利益的事件。首先是山西临汾襄汾县发生的重大溃坝事故，不久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导致婴儿结石事件，紧接着是造成43 人死亡的深圳“9·20”特大火灾，以及登封市“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相继发生。由此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高到部级，低到县处级，或被免职或引咎辞职，问责涉及的范围之广、官位之高都前所未有。在这场风暴中，人们看到了党中央将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和严惩失职官员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以此为契机，使问责制度在我国能够实现法制化、透明化和普及化，并贯穿到日常各级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当中去，以进一步健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在我国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是在2003 年非典期间，当时全国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的官员达上千名，成为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规模、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的一次举措。此后，2003 年下半年，我国长沙、重庆、天津、海南、浙江、深圳、河北、北京、福建、广西和甘肃等十几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行政问责的规章制度。在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同时，中央也开始加快推行问责的制度化，在2004 年2 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3 月5 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4 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 暂行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都对行政问责制作了相关规定。2005 年4 月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为健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提供了法制保障。2006 年9 月4 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8 年3 月25 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指出，今年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2、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由于经验的欠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行政问责制的状况进行一次总结与反思，通过解决问题、弥补不足，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努力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1）行政问责文化滞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在传统“人治文化”、“集权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官员的官僚作风严重，责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日常 工作中，下级机关往往只重视对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负责和汇报，而忽视了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

（２）行政问责方式单

一、效能不高。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行政问责事件，多数都是以重大事故发生为起因，在追究责任主体的责任的基础上，以官员的引咎辞职或被去官免职而告终。但免了官员，并不一定就免得了事故。虽然在短期内，这种免职的问责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程度安抚民心和震慑渎职官员的作用，但是官员被免职后，事故的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并亟需解决，如果接班人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又处理不当，只能大大降低行政问责的效能。问责制度不应该只是对渎职官员的惩罚，而更要求政府对人民有所“交代”；问责制度更不 应该成为渎职官员逃避责任的途径，而应该自始自终就贯彻到各级部门的日常行政管理当中去，以防患于未然。追究责任仅仅是问责的一个方面，官员去职也不是问责的唯一方式，正因为这样，才能把民主法治下的问责制与中国古代帝王整肃吏治的统治术区分开来。（３）行政问责的法律规定不够统一明确，操作性不强。目前，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大多是粗线条的，随意性大，缺乏可 操作性。特别是各地行政问责所适用的规范繁多，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依据和尺度等方不统一，导致问责操作上困难重重，增加了问责的随意性。２００６ 年１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和第八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辞退等条款，实际上即导入了官员问责的思想，可看作是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一 个标志。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不足，这部法律对我国行政问责的规定仍不够明确。例如，对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具体。作为引咎辞职的理由，像“严重”、“恶劣”等词应如何界定？再如，对问责程序的规定不够具体。像受理机关受理投诉、检举和控告后，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进行回应并没有具体规定。

（４）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目前，虽然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化改革，但信息不对称，政务不公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公众无从得知出了事情由谁负责，无从追究官员失职渎职的责任，更无法进行有效的公众监督。另外，由于各级行政职能部门缺乏明确的责任体系划分和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加大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难度。

二、行政问责制在国外的实践

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传统行政问责模式的改革成为一大趋势。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开始朝着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的方向发展。美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逐步实行了官员问责制，旨在加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力度，对官员滥用权力、失职渎职进行预防和惩处。各国问责制的内容模式各不相同，制度机制也仍欠健全，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在实行问责制的过程当中所推行的一些制度和进行的一些实践，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以法国为例，法国的行政法对行政行为、行政组织、治安、公共事业、责任和行政诉讼等都有具体的规范，既规定了行政权力机关的权能、行政活动的方式，也规定了对行政活动的损害后果应该承担的责任。行政法可以对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进行惩处，遇到影响比较大的事故时，有关官员则会被迫或自动下台。又例如，日本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对国家公务员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人事院规则》制定了对国家公务员违反《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处罚标准。韩国对“事务职公务员”、其他各种公务员以及地方政府公务员的问责通过“惩戒”来实施。对公务员实行“惩戒”的法律依据分别是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以及总统颁布的《公务员惩戒令》。

2、设立专门机构监督问责制的施行。在瑞典，主要是由议会来对政府实行监督，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监察专员办公室的监察范围包括法院及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它接受来自机构和个人的投诉，不管投诉人本身是否是当事人。监察专员根据投诉开展调查，如果发现某个机构或官员违反法律或有失职行为，监察专员将公布“提醒书”；而当某官员确有犯罪行为，监察专员可作为特别检察官对其进行法律起诉。宪法委员会则是专门对内阁成员履行职责及处理政府事务进行审查。宪法委员会有权力检查内阁的所有文件和记录，包括涉及国家机密的特殊文件，并每年向议会提交相应报告。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法国在1993 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 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政府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向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根据《政府道德法案》，美国政府成立了政府道德办公室，其主要职能是确保这一法案在官员的日常工作中得以执行，减少并设法解决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出现“利益冲突”。另外，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均设有道德委员会，负责对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3、重视发挥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实行问责制的国家当中，大多重视发挥公众和传媒的监督作用，实行政务公开。瑞典在其２００３ 年官员问责制现状的报告中就曾提出，只有坚持政务公开，公众和传媒才能有效 地进行监督，问责制才能真正地生效。在法国，２００３ 年夏天的“热灾”中，当各地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仍向卫生部谎报局面已经被控制，导致实际情况未能如实准确地上报，并延误了采取有效措施的时间。对此，法国新闻媒体及公众舆论形成强大的攻势，最终迫使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议

1、构建行政问责的文化氛围。问责制度不同与我国传统的吏治文化，只要求对上级或领导负责，问责制度更要求政府及公务员对公众负责。因此，问责制的实施需要一种更加务实高效的行政作风。目前为止，我国官员问责后被免职或“引咎辞职”大多都是在上级或社会舆论的强压下进行的，很少有官员主动承担过失而自动“引咎辞职”。因此，还必须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主动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问责文化。只有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官员问责制，才能推动依法问责，实现问责的法制化。

2、将问责贯穿到日常行政管理的各个阶段。行政事件的产生和结束都有着自身的规律，问责应该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行政事件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事后问责，要将事前、事中、事后各个时期的问责结合起来。对于事前无法预知的行政事件，要加强对行政事件可行性的研究，避免因错误实施而产生不良后果。要在行政事件进行过程中，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更加全面的政务公开，让公众及时了解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关情况，掌握知情权，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切实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加强对行政行为的控制和改进。在行政事件发生之后，要以行为人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为前提，确认构成行政违法及行政是否不当的事实，确认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从而确认行政违法的情节与后果并采取惩戒、激励或改正等措施。

3、加强立法，实现“__________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要加快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实现“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当中，要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解决由谁来问责、谁来监督的问题；要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明确责任种类及责任追究方式；要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形，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 篇2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存在问题,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 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体系相对完备、行之有效的官员问责体制和模式。但问责制对我国来说却是个新生事物。关于行政问责制概念的引入, 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02年7月颁布实施高官问责制, 使行政问责制逐渐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二是2003年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深切关注, 由此带动了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讨。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国内学术界界定行政问责,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问责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 它包含明确权力, 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 弹劾, 罢免等方方面面, 是一个系统化“吏治”规范:它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 它的涉及范围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 还包括公众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本身的“合理怀疑”等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问责是行政系统对行政干部的问责制度, 属于同系统内部问责。他们认为:“所谓行政问责制, 就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 贻误行政工作, 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给现行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进行内部监督和实现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是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

以上的几种概念界定中, 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各不相同, 涉及的角度也各异。笔者认为,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 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 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 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 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 是指“谁来问”

即哪些人或者机构可以充当行政问责的主体。简单来说就是“谁来问”。问责主体是整个行政问责制度的关键性要素, 在某种程度上, 它对行政问责制的成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我国, 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来自行政系统内部, 即上级行政机关, 以及审计、监察机关, 而且还应包括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以及社会机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只有问责主体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 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

2、行政问责的客体, 也称问责的对象, 是指“向谁问”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即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 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问责的范围, 是指“问什么”

问责范围, 是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讯问的内容, 也就是“问什么”的问题。问责范围不仅要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和服务效能领域, 侧重于对发生重大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 而且对不依法行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对上级党委政府阳奉阴韦, 执政不力, 用人失察, 决策失误也要纳入问责范围。

4、行政问责的程序, 是指“如何问”

问责程序, 指问责机制启动后所经历的各个环节和步骤。即问责开始后首先做什么, 然后做什么, 最后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程序正当是任何一项健全制度所必备的要素。只有首先保证程序公开、公正、合法, 才能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合法。

5、行政问责的后果

问责结果, 主要是指问责客体即被问责的政府机关和公务员所承担的处分和处罚结果。一般来说, 这种结果可以分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责任四种, 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留党察看、引咎辞职、撤职等;触犯刑法的, 还要启动法律程序, 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方面起步较晚, 2003年非典之后, 我国行政问责制得到迅速发展。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应该说, 它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非典事件之后, 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行政问责的办法, 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制度性文件, 同时也涌现出许多研究行政问责的文献, 这些推动了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 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可否认, 无论是行政问责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只重视同体问责, 忽视异体问责

问责主体一般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 同体问责指组织系统对内部成员的问责, 在我国主要指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的问责。所谓异体问责指行政系统外部对其内部成员的问责, 主要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司法机关、社会公众、社会团体等对政府的问责。就目前我国问责实践来看问责主体是以同体问责为主, 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追责, 因此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弊端, 比方说可能导致官官相卫、暗箱操作等严重问题, 使行政问责沦落为流于形式, 没有实质意义, 从而就难以做到真正的问责。鉴于此, 我国当前缺乏的就是异体问责。因此必须加强异体问责的力度, 能够切实地起到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例如, 建立对不信任官员的投票制, 主要负责人的引咎辞职制, 弹劾制等一系列的惩罚机制, 要增加监督机制的创新手段, 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 通过一揽子的举措, 让行政问责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能够真正奏效。

2、问责客体即责任人的界定不清, 责任界限模糊, 问责对象不明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 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鉴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 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 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 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尤其是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职能交叉重叠、职责权限模糊, 致使行政问责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难点。目前, 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现实生活中, 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 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二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发生责任问题时,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 而间接责任人是谁则难以确定。三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责任界定不清。我国机关采取集体决策的原则, 集体决策所造成的失职行为在责任承担方面并没有详细的规定, 这样, “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往往成为责任人事后推卸责任的借口。

3、行政问责内容较少, 范围偏窄

就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实施的情况看, 问责事件仅限于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领域, 对其他领域如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方面的责任追究, 问责内容比较少, 显然问责的范围偏窄, 同时存在唯“过”是问的现象, 行政问责制大多注重追问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 缺乏对根本责任的关注。除了对那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公共利益的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人追究责任外, 还应当扩大到追究“无为”者, 对“不在状态”, 错失发展机会的“太平官”, “无为官”敲响警钟。

4、问责程序缺乏操作性, 问责效率低

一方面, 行政问责程序确认制度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给出行政问责程序在何时开始启动。一般的规定是由人民政府做出, 或者是由行政首长做出。这样一来, 行政首长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行政问责客体存在的意义, 或者, 可以这么说, 行政首长处于行政问责的真空状态, 只有他问责别人, 却没有别的机关来问责他。另一方面, 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缺失。现阶段, 每出现一桩重大责任事故, 党委、政府就会在第一时间出面追究责任, 有时仅仅是为了“平民愤”找一些替罪羊来问责, 这样就导致了不该被问责的被问责, 而我国现在的行政救济无论是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 都还存在种种不足, 无法充分有效地保障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具体对策

1、努力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

在继续充分发挥行政系统内部同体问责主体作用的同时, 要积极探索发挥对外部系统的行政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作用的途径, 也就是要加强异体问责的作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明确人大、政协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人士) 、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保障。转变人大政协被动走程序、扎实走过场的消极参政模式, 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鼓励各新闻媒体以其看待事物的敏锐性参与行政问责, 提高行政问责的社会公信力;对广大人民的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 敢于接受群众代表的质询, 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2、进一步明确行政问责客体

界定问责客体具体对象的范围应该以是否握公共权力为依据, 凡是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都必须对所掌握的公权力负责, 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 都应纳入行政问责的客体范围。将行政问责的对象从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行政首长, 拓展到所有行政机关和全体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只要担负着行政职责, 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要做到这一点, 关键是要健全完善由行政首长、相关负责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三个层级构成的责任体系, 通过该体系把人与岗位、岗位与工作、工作与职责、职责与责任联系起来, 确保每个人都是具体岗位的责任人和相应岗位职责的执行人, 都负有相应的责任。每个层级在对本级负责的同时。也对上级、下级负责, 从而实现对上、对己与对下负责相结合。只有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行政人员之间责任清晰, 才能确保行政问责“问”到有责之人, “责”得心服口服。

3、科学界定问责范围, 扩大问责内容, 强化问责刚性, 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范围模糊不清, 内容较少, 问责范围主要针对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 这类事件容易造成社会普遍不满和震动, 领导和新闻媒体关注的多。但问责范围不应仅限于此, 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也同样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也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行政问责的内容不应仅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为, 也应针对无所作为、决策失误、用人失察、指挥不当等行政行为。同时应该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 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不能因为有领导关注, 媒体报导, 网络传播就问责, 反之就不予追究。

4、完善问责程序, 逐步强化制度问责

完善问责程序是提升问责效能的关键。在问责步骤上完善问责程序, 强化制度问责。提高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科学确定行政问责程序的启动时间, 摒弃长期以来由政府机关行政首长签字的做法, 将政府行政首长置于行政问责的有效管辖之下, 杜绝真空状态的出现。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 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 解决谁来问责、谁来监督的问题;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 明确责任种类及责任追究方式;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形, 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同时要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官员被问责后的去向问题是公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应该尽快规范问责程序,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 才会让公众信服, 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篇3

【关键词】行政问责；中外比较；责任政府

行政与问责共同构成了行政问责的两个部分。其中，问责是核心，行政是属性限定。研究行政问责制度，对于唤醒公民的监督及问责意识，促进政府行为科学合理化，打造现代责任政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监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贯彻落实不仅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制通常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情况而实施的一种规范。由此可见，行政问责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问责的主体与客体。行政问责主体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个方面。其中，同体问责是指上级行政或党务部门对处于同一行政系统的下级进行问责，即系统内部的监督；异体问责则是来自于外部机构对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的监督，也就是社会其他方面对行政问责客体的问责。二者是一种责任的对应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行政机关有被问责的义务，而公众则具备问责的权力。（2）行政问责的类型与范围。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问责的类型与范围有多种观点，笔者认为罗美泽克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指出，行政问责的类型涵盖了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行政问责范围广泛，包括政府行政行为的方方面面，大到政府的制度决策小到公务员个人行为都属于问责的范围之内。（3）行政问责的程序及后果，即如何问以及问了之后会怎样的问题。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行政问责的一系列程序规定，行政主体需承担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行政处罚等力度不一的责任后果。其具体的问责程序并没有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缺乏一定的法律依据。一般说来，行政问责通常是按照责任确立、问责调查的开展、问责处理的程序进行。

二、中外行政问责比较

在一些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值得我国借鉴。首先，在行政主体方面。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主要来源于政党和大众媒体两个主体的监督。其政体决定了执政党需从各方面规范行政行为，以防止在野党采取的一系列主动问责。而大众媒体的言论自由的报道也从外部给予政府以有效监督，其无孔不入的报道方式也给政府和官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可见，西方国家的主要行政问责主体是异体问责，采取议会问责、司法审查、选民问责、媒体监督等渠道多元化的行政问责方式。在我国，行政问责主体主要是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的内部问责，由行政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下级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质询。而主流新闻媒体由于被控制在主旋律的宣传范围内，其监督作用未得到发挥。因此，我国的异体问责仍处于初始阶段，主要以同体问责为主。其次，关于行政问责的客体，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外问责客体的区别。为了有效施行行政问责制，西方发达国家已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明确规定有政府及官员在什么情况下要承当责任、应承当什么责任、具体的处罚措施以及追究责任的程序等条款。其公务员不仅要对赋予其权利的选民负责也要承担其自身整个下属官僚体系的责任；而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政策方针的具体执行机构，对其所管辖的行政事务承担相应责任。我国的行政客体主要有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由于问责体系不完善，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督，造成行政问责客体模糊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问责体制的发展。最后，关于行政问责的范围，西方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其行政问责范围做出了区分。其问责范围广泛，涉及问题多种多样，包括了政府行为不当及行为的不合法，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集体行为、公务员个人行为等多个方面。比较而言，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问责范围集中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政治责任事故，注重追究具体行为的具体过错，问责范围略显狭窄。

三、国外行政问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1）加强行政问责立法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务员个体行为事件的频繁曝光，行政问责事件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各地也开始出台一些监督办法和公务员管理机制。但是，也应看到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仍较零散且存在空白，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和规范。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行政问责立法予以保障和推动落实，并以法律形式将行政问责的范围、对象、具体的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惩处后果等项目确定下来。同时，有效保障公民、新闻媒体及其他问责主体的知情权、监督权，使其有话敢说，有责必究，充分发挥各异体问责主体的监督作用。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合理完整的责任法律体系，并将实践经验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补充，为行政问责制的落实提供有力保证。（2）培育行政问责文化氛围。行政问责建设取决于行政问责理念的树立，问责的落实关键在于在全社会形成问责文化的氛围。只有当民主与法治思想真正深入人心，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才能取得文化理念上的理解与支持。从公众层面上来说，必须确立法律至上和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并在实践中学会以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成为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问责制度的实施创造社会条件。同时，自觉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充分调动其参与行政问责监督的积极性；相应的，政府工作人员应养成廉洁奉公自觉守法的行政习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综合素养，只有这样，人民主权方能得到更好的体现，行政问责观念才能形成于民主与法治文化的基础上，问责也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上来。（3）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行政问责是同体问责及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同体问责对于问责制的落实和推行无疑有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但若离开了异体问责，行政问责制必将是苍白无力且缺乏持续性的。目前，行政问制在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且同体问责占有较大比重，在实践中难免存在问题和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异体问责力度不够，经常处于话语缺失甚至于话语限制的状态之中。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来看，要使行政问责持续有效地贯彻下去，并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补充，只有同体问责制是不合理的，必须强化完善异体问责，以达到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压力和制约。因此，把异体问责制纳入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轨道，使异体问责的渠道明晰化、内容丰富化、方式规范化，让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接受来自人大、民主党派、民意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与评估，才是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之计。（4）完善行政问责配套机制。众所周知，内因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所以只有外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应从根本上规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从源头上避免行政问责事件的发生才是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的意义所在。因此，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严格的公共决策责任机制，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客观公正的政府行为绩效评估机制也是必不可少，它有利于事后的问责及政府行为的合理评判。综上所述，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时间并不长，其制度设计还有诸多需要且完善之处，可进一步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促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综上所述，我国的行政问责已从非常时期的政府危机公关的补救措施演变为各地政府制度创新的新举措，给过去行政机关中存在的权责不对等、官员不作为的观念造成了冲击，从制度和思想的层面为公务员人才队伍的建设探索出新颖的思路，从而有利于整肃吏治，清除腐败，对促进我国建设一个高效廉洁以服务为导向的责任政府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2]朱光喜.西方国家选民问责政府的路径分析.美中公共管理.

2006（5）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 篇4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强化各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职责，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效能意识，促进恪尽职守、依法检测，为服务对象和客户提供科学、公正、高效、满意的服务，根据《云南省质监系统行政问责制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问责坚持权责统一、赏罚分明、责罚适当、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负责，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确保问责工作健康发展。

第三条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各所、部门正副职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四条各所、部门正副职负责人对岗位职责内发生的应该问责行为承担直接责任；各所、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所管辖部门发生的应该问责行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章问责事项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滥用职权、违规检测；

四、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五、不求进取、平康无为；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七、态度野蛮、作风粗暴；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

十、工作不力、处置不当。

第三章问责方式

第六条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纯使用或并用。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按相应规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条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１年内出现２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九条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服务对象、客户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问责程序

第十一条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

一、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和通报；

二、院领导以及综合部门在业务工作、纪律检查、政纪监督、法制监督、人事和财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三、服务对象、客户的投诉和举报；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监督机关及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七、巡视（巡查）、工作检查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八、新闻媒体的报道；

九、本院干部、职工反映的突出问题；

十、其他渠道反映的情况。

第十二条经初步核实，如反映的情况存在，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办公室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关于是否启动问责程序的建议。

第十三条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启动问责程序。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办公室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部任免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四条调查组一般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五条调查终结后，由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作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六条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被问责人享有对所问责问题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申辩、申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十七条被问责的行政负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八条院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议、复查，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消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 篇5

科学划分行政责任。如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划分、正副职之间责任划分不清。针对这一问题，一是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二是合理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应根据各自明确的分工范围来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行政正职负领导责任，副职就分工范围内的具体事项负直接责任。三是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四是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内设机构、各个岗位及承办人员，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形成责任闭合环路。五是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职责，明确划分行政首长与其他人员的职责权限，准确界定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健全干部问责的制度体系。在干部问责制度方面，谁来启动问责、如何启动问责、责任分配、受责官员复出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规范。一是要加强异体问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对干部的问责、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干部的问责、司法机关对干部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等。要扩大干部问责的主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不仅由上级行政机关提出问责要求，而且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公民个人联名提出；扩大启动问责的范围，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二是要规范干部问责的事由和情形。三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问责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四是要加强责任监察，充分发挥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问责作用。五是要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而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复出，其程序应当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篇6

【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 意义 完善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并发挥出了其作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重要途径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现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多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2年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2003年因“非典”而颁布实施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及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对决策责任的追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时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将“权责统一”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200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则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中央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法可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进步。

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民代表表达人民的意志，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其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的建立，要求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的启动，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还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机关依法治国、法治行政的原则与精神。自迈耶提出依法行政原则已有百年之久，但依法行政依然是行政法的基本理念。①而且还将继续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存在下去。任何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任何行政活动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要违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基本的要求，而不论其身份、地位。因此，推行行政问责制，体现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的要求，即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权威。这样，政府不至于朝令夕改，每一次的行为也能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守法、诚信，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权威，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民众也因政府的守法、诚信，而积极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的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表现。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使得部分违规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民众的响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有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规范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制度。根据宪法、组织法及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目前的问责仅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因上下级隶属和业务熟悉等原因具有快速高效性，但也因此种关系使得问责易流于形式。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体制，也为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一政府机构，在行政问责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不能仅仅是上级对下级，更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否则，这样的问责制度将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问责制的完善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体现巩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标，将问责制的完善与党内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相联系相协调。也就是说，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并且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以便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

严格划定行政问责制的责任对象。“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而应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事由及标准。在问责的范围上，主要针对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社会造成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需要问责，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同样会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也应追究责任。行政问责事由不仅应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也应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应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不能因为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②。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

明确行政问责制的问责方式。行政问责制的意义是否能真正体现出来，问责方式的真正落实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在事件平息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与追究，逍遥于“问责”之外，而且有的不降反升，这种现象既无视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这与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关系。因此，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当然，也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可根据工作需要，允许其重新参政，在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对实际工作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和作出成绩的，予以提拔使用。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我国的问责程序启动之后，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缺乏具体执行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问责要常态，程序要透明。在问责过程中、处理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一个交代，关系到行政问责的贯彻实施。因此，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使问责公开、公正。

结 语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行政之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焦作大学)

注释

刍论完善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 篇7

一、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 法律规范不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建立一部全国统一的整合相关各类法规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法。我国当前对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规范主要是2010年新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而政府问责制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宪法、政府及公务员的相关法律规范、党内文件的规定等, 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条例》等。有的地方政府在相应的法律规范上做出了大胆尝试, 如南京市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建议暂行办法》, 江苏省宿迁市出台了《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开问责评议办法》等。但这些规章制度难以得到推广, 缺乏普遍适用性。由于法律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 从而致使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主体、客体、标准、利用等方面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 问责的结果缺乏持续性和公正性, 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效能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 问责主体单一, 异体问责薄弱。

问责主体指的是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实施者。根据问责主体的不同, 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和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审计机关作为我国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 又要对党政领导和国有企业领导人进行审计和问责, 必然因独立性的缺失而难以发挥审计问责的最优效果。此外, 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过程中, 对于审计的结果处理通常是由上级问责下级机关。由于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因而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所以, 我国实行的同体问责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处罚与责任不对等的现象经常出现。

所谓异体问责, 即问责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审计机关, 也包括其他政党、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和公众。异体问责是来自系统之外的、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机制。在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实践中, 较多的是纪检和组织人事部与审计机关的配合, 但是人大、司法、其他政党、公众和舆论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人大问责的缺失使得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托;司法纪检等机关职能发挥不到位使得审计的结果难以得到有效处理, 责任承担难以落到实处;其他政党、公众、舆论难以在审计问责中发挥作用, 审计问责变得势单力薄, 缺乏公正性、透明性, 难得民心。缺乏异体问责是目前政府问责制实施中的又一困境, 长此以往会削弱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实施效果。

3. 问责对象不全面, 内容狭窄模糊。

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客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问责对象, 即向谁问责、问谁的责;二是问责内容, 即问责什么。

就问责对象来讲, “对人问责”仍未得到落实。2010年的新规定把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范围进行了扩展, 涵盖了从乡镇级到省部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但是, 在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实践中, 仍然存在一些违纪问题明明有直接的责任人, 却将责任推向集体决策, 从而由集体承担责任的现象。但是, “集体负责”实际上是谁也不承担责任, 责任难以追究到具体人的身上。

就审计问责的内容来讲, “任中问责”、“不作为问责”和“绩效问责”仍然缺失。我国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往往是针对离任领导干部进行审计问责, 有的甚至变成了事故发生后被动的善后程序, 缺乏“任中问责”造成了审计问责与调任、事故处理的时间差, 也必然导致审计问责实际效用递减。此外, 目前的问责以事故灾害为主, 没有将“无为”纳入“问责”实施的范围中, 这给很多不作为的“庸官”留下了生存的土壤, 影响到建设责任型政府的大局。近几年, 经济责任审计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开始注重绩效审计。但是由于审计手段的单一、审计人员自身素质等原因, 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延伸不到位, 绩效审计问责的深度还不够。

4. 审计结果运用不充分, 公告、问责与审计脱节。

经济责任审计由审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而审计结果问责和运用主要是由人事管理部门和纪检部门负责, 客观上造成了审计过程与利用结果问责的分离。

一方面, 审计结果的运用不透明、不公开, 公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还达不到要求。按照2010年的新规定, 经济责任审计任期结束后, 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结果报告在送达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时, 报送本级政府行政首长, 必要时报送本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提交委托审计的组织部门;抄送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这一规定导致公众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审计和问责失去了公开性、透明性, 不能形成互动的动态问责, 审计问责难以落实。

另一方面, “先任后审”或“先离后审”的现象普遍存在。往往一些单位的领导已经调任, 经济责任审计还没开始实施, 这种先离后审的方式使审计结果严重滞后, 造成审计与问责、审计与干部任用相脱节, 影响了审计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由于审计机关一般不具备充分的问责权, 在加强和改进党政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与其他政府问责人之间协调配合。但审计问责的协调配合机制还不完善, 如由于审计之后的纪委监察和司法没有及时跟进, 导致许多事后查明为大要案的一些涉案嫌疑人不知所终, 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完善, 政府相关监督部门之间协调不够,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审计问责的结果依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被审计部门和责任人所面临的最坏结果无非是行政处罚:对单位和部门没收违纪违法收入、罚款;对个人记过、降职或撤职。被审计单位和责任人违纪违法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等, 惩戒力度远远不够, 从而导致违规违纪问题和案件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二、完善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措施

1. 优化问责环境。

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建立, 需要创造相应的外部环境, 尤其是加强法律和舆论的支持, 减少外部阻力。

(1) 法律支持。

为了规范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 当下需要创建一部新的法律, 对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主体、客体、程序、信息披露、处罚等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该法律必须涵盖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全部内容, 做到全面、客观、公正、方便, 并且能够在全国各地区推广, 还应该保证与之前存在的法律规章相协调, 能够做到法律规范的顺利过渡。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执行力的问题, 要坚持“从严治政”、“从严执法”, 必须“从严司法”。在审计问责方面, 应该细化处罚标准, 加大处罚力度和法律的震慑力。此外, 为保障问责工作顺利开展, 必须对相关的法律救济做出强制性规定。除了2010年新规定中提出的可以向审计机关提出申诉和要求复核, 还可以建立审计听证机制, 以保障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合法性、连续性。

(2) 舆论支持。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将监督的困境归纳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 同级监督同级太软, 下级监督上级太难, 组织监督时间太短, 纪委监督为时已晚。”为强化监督权, 可以考虑将某些重大事件的监督外部化, 引入外部的舆论监督。随着审计风暴的升级, 舆论对审计问责制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舆论对审计问责的监督可以贯穿于整个问责程序的始终, 而且其成本低、传播范围广泛、效用高, 所以有必要充分利用网络等持续性强、覆盖面广的舆论工具为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提供有效的外部支持。除必要的新闻审查制度, 各级政府不应采取回避、封锁信息的态度, 应让媒体能够向大众迅速、充分和客观地报道审计问责结果, 使公众获得更大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推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公开化、透明化。

2. 多元化问责主体。

多元化问责主体是以国家审计机关为中心, 以联席会为纽带, 综合人大、司法、人事等多个部门和公众舆论的联合监管体系。

(1) 多元化问责主体坚持的原则。

经济责任审计的多元化问责主体必须坚持独立性、协调性和高效性原则。

第一, 独立性原则。独立性一直被认为是审计的灵魂。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设计, 应充分考虑保证问责主体的独立性。在改革的过程中, 有必要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审计问责的主体要独立于被审计单位。审计和问责的机构及成员需要与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无任何利益关系, 防止出现威胁独立性、丧失公正的情况。对于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必要时可以调离相关人员或者多部门参与监督。 (2) 经费的独立。为保证审计机关的经费充足到位, 有必要建立上级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中审计经费的执法检查, 坚决杜绝一些地方政府“零预算”的行为。此外, 为了保证审计问责机制的有效运行, 审计署可以建立机动资金来保证经济责任审计问责项目的正常开展。

第二, 协调性原则。推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改革, 需要实现审计问责主体与客体之间、审计问责主体之间的协调。首先是审计机关等问责主体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协调问题。党政领导应做到权责分明, 明确“有权必有责”、保证各个岗位“职责明晰”, 还应该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规范自身的行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内部应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 加强内部控制, 实现政务公开、民众监督、责任明晰, 建立“责任型”组织。其次是各个经济责任审计问责主体的协调问题。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是一项综合多个部门的工作, 审计机关与其他部门的配合程度直接决定了审计问责的成效。以审计机关与人事、司法部门的配合为例, 审计机关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必须及时汇报给人事和司法部门, 人事部门需要基于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决定人事任免和调任, 司法部门必须及时对承担法律责任的当事人作出调查和处理, 并将司法处理结果及时汇报给人事部门以及反馈给审计机关。

第三, 高效性原则。高效性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组织体系的建立要保证科学合理, 要做到职责分明、权限清晰, 能够保证整个组织体系的协调一致。中央审计机关内部通过对地方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进行适当授权和工作任务分配, 以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 使全国审计系统形成一个高效的整体。联席会议内部的各个部门也需要明确职责, 审计问责的建议、处理、信息传递与反馈都必须明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另一方面, 各个审计问责机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成果, 保证工作的经济性。这既要求审计队伍掌握先进的审计技术和程序、良好的技能和素质, 也要求各部门充分协调和配合, 以达到经济、高效地完成审计问责任务的要求。

(2) 引进多个问责主体。

第一,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问责职能。监督政府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目前各级人大作为我国的权力机构, 其问责效能并未充分发挥与实现。我国人大代表大多是非专职的, 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由此, 专职人大代表的比例应予以提高, 并保证人大内部的知识架构、促进人大代表的专业化。此外, 各级人大对于政府和政府工作的监督问责权力必须细化和强化, 人大的审查权、建议权和否决权必须得到有效行使, 人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加强。增强人大的刚性问责功能是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

第二, 加强联席会议制度的“问责”功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组成。在改革中必须发挥联席会议的职责, 做到有效地指导和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工作, 交流和通报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情况, 研究、解决经济责任审计问责中的困难与问题。同时, 必须保证参加联席会议的各部门的相互配合, 但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利用和处理要根据各自的职责有所侧重。

第三, 努力培育民主党派等问责主体。要充分发挥异体问责的作用, 就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畅通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渠道, 使其更好地对党政领导人的经济责任审计进行监督与问责。

第四, 完善公民公开问责体系。为了让公众对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有更大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必须采用公开制, 做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审计过程、结果充分公开, 让群众更全面、具体地了解拟任用的领导干部。另外, 应当建立群众问责的激励机制, 提高公民举报和监督的积极性。通过高效的审计问责公开机制和畅通无阻的举报机制, 辅之以适当的激励政策, 更多的公民问责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发展。

3. 标准化划分责任形式。

在确定了将向谁问责之后, 有必要明晰:该问的责有哪些?对不同的问责对象追究什么责任?2010年新规定明确了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区分为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 但是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过程中还需要区分以下责任类型, 做到问责规范的标准化、完善化, 真正实现问责的“权责一致”、“责任自负”:

(1) 区分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

针对经济责任审计处理处罚时“集体负责”现象严重、“个人审计”缺失的情况, 必须强调追究个人责任, 坚持权力与责任对应, 确保所有相关责任人都按照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受到追究。同时, 对于一些屡审屡犯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以及中央三令五申和已经明确的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人, 必须加大问责力度。

(2) 区分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

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的界定不应是机械地进行时间上的截断, 而是要根据经济事项的重要程度和延伸性特点来界定经济责任的归属。尤其是对政府债务的举借、管理和使用情况, 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要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情况的责任追究上, 需要综合运用会计、审计、工程、经营等方面的知识, 评估、分析其影响, 找到正确的责任归属。

(3) 区分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

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的界定, 要客观分析主观不努力或管理者能力有限造成的损失与不可预见的外部客观因素变化造成的损失。主观责任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主观原因造成的损失, 客观责任是指由于不可抗拒外力、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属于客观原因的, 审计评价中应给予分析说明, 在追究责任时, 也必须充分区分被问责人的主观过错与客观理由, 做到罚则相当。

(4) 区分合法责任与绩效责任。

绩效问责可以实现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机制的健全和功能的延伸, 是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方向, 但传统的审计问责通常关注的是官员的过错或过失, 即合法问题, 而轻视了绩效问责。在绩效问责制下, “无过”并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政府官员还会因未达到应有的绩效水平而被追究责任。因此, 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过程中必须重视绩效责任。

(5) 区分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

对于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必须追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特别要强调法律责任。当前对于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 多是“引咎辞职”或者调离原单位, 但是缺少对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踪。为了避免审计问责“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 对于其造成的重大损失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应该制定量化的规定,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以起到警示作用。因此, 对于责任大小, 可以借鉴相关法律责任的分类划分为三大类: (1) 行政责任, 包括诫勉、通报批评、记过、记大过、开除党籍、停职检查、劝其辞职、引咎辞职、罢免等; (2) 民事责任, 包括罚款、民事赔偿等; (3) 刑事责任, 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

4. 强化责任处理, 做好审计结果利用。

责任处理是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 审计结果是整个审计成果的集中体现。审计结果的运用适当与否, 是审计成果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工作:

(1) 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加强各部门的配合。

为解决相关各部门对审计结果利用的分歧, 对于一些重大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案件, 应该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加强各部门的配合, 充分消除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障碍。纪检监察部门对审计移送处理或审计结果报告中反映的党政领导干部或企业领导人员, 按规定程序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 为组织人事部门领导干部的任免提供参考依据。同时, 纪检、组织、监察、人事等部门应及时将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利用情况反馈给审计机关。

(2) 加强追踪审计, 落实审计整改。

为了规范整改过程, 审计部门可以在追踪审计中做出整改和处理问题报告。其主要内容包括: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责任人的责任和处理情况、尚未整改和处理的原因和责任、准备采取的主要整改措施及整改期限。在整改过程中, 如果调查核实构成违纪的就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违法的则移交司法机关。审计机关还可配合各相关单位进行问题核实和数据查询, 对于大案要案, 可以成立专门审计小组进行配合。

(3) 发挥审计成果“一果多用”的功能。

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具有“一果多用”的功能, 党政领导应借以作为管理宏观经济的参考, 组织人事部门应以其作为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业绩考评和职务任免的参考依据。纪检监察部门要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严肃处理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开展这项工作时, 要注意发现案件线索, 深挖细查违反财经纪律行为背后的腐败问题, 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国资部门可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及评价保值增值的依据, 财政部门可作为改进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的参考。因此, 必须完善审计成果运用机制, 建立一个各相关部门都适用的成果运用办法, 使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得以充分地利用、规范地运作。

(4) 采用“先免职、再审计、后任用”的问责链。

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要将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贯穿于领导干部任前、任中和离任的全过程, 坚持任前告知、任中审计和离任交接相结合。我国应试行先免职、再审计、后任用的做法。在组织人事部门决定干部离任或有调整意向前, 先免除其领导职务, 再委托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待审计结果出来后, 由有关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参考审计结果, 综合全面情况决定是否任用。组织人事部门要做到不任免未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或经济责任不清的领导干部, 切实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去。

(5) 完善审计问责结果公告制度。

审计机关把检查监督和问责的结果以“审计结果公告”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开, 既是审计机关履行职责、降低公众与政府之间在责任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需要, 也是其接受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需要。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结束后, 审计机关有必要对责任人的责任事故进行分析、找出责任原因, 并对审计结果的利用做好追踪工作。在此基础上, 审计机关应出具相关的报告, 对改进相关工作提出制度化的建议, 促进领导干部行为的规范性, 建立预防机制和免疫系统。

摘要：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经历了改革与探索, 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优化问责环境、多元化问责主体、标准化划分责任形式、强化责任处理、深化审计结果利用等方面对完善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审计问责制,同体问责,异体问责

参考文献

[1].彭振威.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若干问题的探析.审计研究, 2001;2

[2].郑颖.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审计研究, 2009;3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 篇8

关键词：问责制；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同体问责；异体问责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61-02

一、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

（一）问责制含义的阐释

我国学者邹健在《问责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讨》中对问责制的定义“所谓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1]。

王宏伟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中概括问责制含义为“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2]。

以上两位学者在阐释问责制概念的同时，对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范围的界定延展得较为广泛。问责主体具有较宽泛的外延，具有法定权利的个人、组织，甚至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群体都可作为问责主体，具有对于公共权力使用者不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追责，使其承担各种责任的权利。

（二）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周亚越在《行政问责制研究》中提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3]。

周仲秋在《论行政问责制》中指出“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所谓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所建立的一种内部控制机制”[4]。

宋涛在《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中认为“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行为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5]。

以上三位学者解析行政问责制概念的同时，界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侧重于行政系统内部、责任授权人，问责主体范围相对较小，有一定的限制。行政系统内部问责主体具有监督、质询、问责的基本功能，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主体主要具有监督、质询的功能。

综上，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概念、内涵及问责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二者是从属关系，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行政问责制从属于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也是从属关系，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

二、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刘厚金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和公众等”[6]。周亚越在《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中认为：“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而且有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7]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即行政问责主体，而行政问责制中的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属于问责制中的主体范畴，但区别于行政问责主体，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问责主体范围不同

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即行政问责主体界定于行政系统内部，是由行政机关内部对其行政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质询并对其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安排，问责主体包括上级行政机关、专门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等行政主体范畴。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问责客体进行问责则被视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范围则较为广泛，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责、中国共产党问责、各民主党派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人民团体问责、新闻媒体问责、公众问责等。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不能单纯地混为一体，行政问责主体必须是由法律授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均无权直接认定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的各种责任，二者有着清晰的界限，不可逾越。行政问责主体依法行使行政问责的权力，接受异体问责主体的监督，保障行政问责的良好运行。只有准确界定行政问责主体才能在问责程序中更好地发挥问责主体的能动作用，推动行政问责制的高效、有序的健康发展。

（二）问责主体功能不同

行政问责主体具有启动并实施行政问责的功能。2009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条例》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8]。《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一些地方的行政法规都相应地规定了地方行政首长问责。由此可见，行政问责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启动并实施行政问责，执行立案、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等一系列程序。

异体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质询、监督、建议等问责功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63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罢免职能。第101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的罢免职能。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行政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的过程中可提出批评、建议、质询、复议等权利，并具有相应的批评、建议、质询、复议等问责功能。

行政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的职能划分具有明显区别，不能互相干扰，甚至是越权行事，影响行政问责的有效运行。双方各种行为都应当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二者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共同促进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化、绩效化进程。

（三）问责主体参与方式不同

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过程属于直接参与方式。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行政问责规定，如《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等。行政问责主体即行政监察机构或者指定的行政问责机构负责对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负责受理、调查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案件，提出拟处理意见并接受同级监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行政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是问责实践中的主要方式，它对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勤政、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过程属于间接参与方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问责主体可提出附有相关证据材料投诉、检举、控告行政机关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其职责的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问责主体可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问责建议；同级人大问责主体在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中可提出问责建议；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等问责主体可提出问责建议。

（四）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纠正

上文已给出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的从属关系概述，行政问责主体不存在多元化的概念，行政问责主体界定于行政机关内部，又称同体问责。行政问责的启动和实施过程中行政问责主体占主导地位，从行政问责主体宏观角度出发，只存在一元发展，无多元发展。但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指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参与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与行政问责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因此，同体问责内部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问责制度建设与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多元化的参与体系、监督体系、问责体系并重，是我国实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问责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结语

同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形式，异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行政问责制内部同体问责的建设、发展与外部异体问责的多元化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时期内要遵循并行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问责主体，肩负着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任，应在行政问责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国家司法机关作为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之一，也应该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违法行为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职责。公民、组织和媒体等问责主体更要积极地参与到行政问责制的建设中来，行使应有的问责权利、履行相应的问责义务，为我国行问责的优化建设、良好运行、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邹建.问责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讨[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6，（3）.

[2]王宏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J].经济师，2006，（3）.

[3]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6.

[4]周仲秋.论行政问责制[J].社会科学，2004，（3）.

[5]宋涛.行政问责制概念及内涵辨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5，（3）：42-46.

[6]刘厚金.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学术论坛，2005，（11）.

[7]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