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精选11篇）
最早读这篇小说是在上初中时，那时读了没有现在的深刻认识，只是感觉文笔轻松滑稽，今人发笑，但是现在再读有了一种更深的`感受。阿Q正传，不只是教人笑，而是譬喻灵活，意义深广，其中包含着一种严肃的意义，不只是刻画了一个叫阿Q的乡下无赖，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反映出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读了这本书使我感到书中的阿Q有一种似曾相识是感觉，这也就是作者的高名之处，写出了中国人普遍有的一种劣根性。首先是卑怯，书中写到阿Q喜欢与人打架，但是要先估计对手，力气小的他才打，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他已伸头等挨打了，对势力弱的小D则摆出挑战的架子，对小尼姑则动手动脚。二就是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打了架吃亏时，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象样，居然儿子打起老子了。于是他心满意足的俨如得胜地回去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懦弱的劣根，也就是被人期侮了也不自强，从自己找原因，而是归为别人更强，或某种客观原因。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倒致了中国封建时期的落后。三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时，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闹革命，他也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但是阿Q的目的非常明确，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拆，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好让他满门抄斩。
一、看客文化中的替罪羊
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非常典型地以二元对立的结构写出了貌似祥和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小人物始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情节模式, 整个封建文化氛围与个人不能解脱的救赎、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等, 造成人物悲剧的不是哪一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 而是在整个看客文化背景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幸的是他们成为承受精神奴役、被动接受不平等命运的替罪羊, 他们从社会中孤立出去而成为悲剧的一种标志和符号。隐形的等级制度形成一种看客的心理, 对人性的漠视和事不关己的嘲讽在整个社会的文化中根深蒂固, 比如《药》中华老栓和其他人一样等待着对夏瑜的斩首, 民众对鲜血的麻木, 对革命者的不理解, 都成为整个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而貌似善良的华老栓在这场屠杀中正是充当刽子手的帮凶, 还理所应当地等待着用人血馒头救治下一代的生命。对于看客们来说, 这司空见惯的场景与自己并没有一点关系, 以至于形成一种看客文化, 就是盲目的依从或追从时代的主流, 必要时担任一定的职责来促使主流的顺利发展。那么有看客现象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人成为这种屠杀中的牺牲者, 他们渺小、卑微、低贱, 他们努力地想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但却找不到出路, 最终被社会所抛弃甚至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就像弗莱所说的那样:“悲剧性讽刺作品的主人公不一定就存在悲剧性缺陷或执迷不悟到了悲惨的境地, 他不过是个遭到社会孤立的人而已。”
《祝福》中以鲁镇庆祝新年为背景凸显出祥林嫂这一角色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重在凸显出祥林嫂受奴役的牺牲者形象。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 在经济上剥夺着祥林嫂, 在男权话语的环境中统治着祥林嫂, 这些她都是在默默地忍受, 但她的存在成为封建黑暗社会的缩影, 她的悲惨遭遇只能成为鲁镇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有获得任何的怜悯和同情, 她成为时代强加在她身上的替罪羊, 所有的矛盾和缺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她的心理构成中凝聚和升华。在《祝福》中鲁镇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缩影, 它成为人与人之间对立、冷漠、排斥的屏障, 祥林嫂极力地想在这缝隙的文化中寻求出路和解脱, 她用她的麻利、不争、捐献试图找到精神的出路, 或者是得到一点点人性的关怀, 但一张无形的等级使她始终难以融入到社会之中。在初到鲁四老爷家时, 她用自己的麻利能干赢得了人们在把她的逃婚、改嫁、丧子当做趣闻来谈论, 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她把整个社会包袱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她渴望在精神上被救赎, 但却逃脱不了舆论的枷锁。《祝福》结尾中祥林嫂悲剧性之死使她暂时逃脱了舆论精神对她的压榨, 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性的黑洞及禁锢的思想链条就此斩断, 也不能说明类似的替罪羊模型得到了遏制, 事实是替罪羊的角色在不断的变换而人性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才是时代的悲剧, 是人性麻木的悲哀!
在《阿Q正传》中, 鲁迅塑造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 他是芸芸众生中的渺小者, 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反讽式的悲剧中“主人公论体力和智力都比我们低劣, 使我们感到可以他们受奴役、遭挫折或行为荒唐可笑的境况, 他们便属于‘讽刺’类型的人物。”造成阿Q精神胜利的是周遭人的利己主义, 他们对弱势群体的辛辣嘲讽正是整个文化氛围的缩影。鲁迅在塑造这样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无所有人物实际上也是为整个时代风气的描摹。人们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之中, 以想象的象征符号达到转败为胜的模式,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将个人的悲剧演绎成时代悲剧的讽刺模式。
二、自我牺牲意识下的替罪羊
中国人总是习惯以“听天由命”作为自己不能逃离现实苦痛的说辞, 实际上这只是人们自导自演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在《祝福》中祥林嫂一次次的捐门槛、一次次的受人白眼, 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认为自己应该被如此对待, 在不自觉中就成为封建吃人的礼教束缚中一个可悲可怜的人物, 成为维护封建正统思想、正统文化的替罪羊。同样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这一自我牺牲意识。
可以说阿Q从生到死都是在这样自欺欺人的环境中生存, 也就是这样的环境才能够让他自然地摒弃世俗观念, 甚至认为这样的欺辱、不公平待遇是上天安排的, 睡醒一觉就什么都没有了。从阿Q的身上更能折射出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它表现为一种等级攀比。中国的文化属于一种集体主义的文化, 与西方倡导个性的个体主义文化相比, 中国人更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大集体中, 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所以, 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应较多地体现了它的社会内涵, 典型地表现为“高人一等”的欲望以及自尊心掩盖下的虚荣心。当一个中国人处于困境的时候, 这句话大概是最好的安慰剂:如果你没有了鞋穿, 想想你周围还有没有脚的人。按理分析, 听到这句话, 第一反应是深刻的同情。而一般中国人拿他来当自己的安慰剂珍藏, 从别人的惨状中找寻自己的幸福。很明显, 这种幸福建立在与别人对比胜利的基础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足以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也正是阿Q被批判最多的地方。
鲁迅描写了很多“替罪羊”的角色, 他善于将国民的劣根性, 时代的悲剧性通过一个貌似不相干的人但实际上与这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联系在一起, 他把无尽的苦难一股脑的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社会的压力、封建礼教的束缚、个人的牺牲全在同一时刻显现出来。就像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解释:“我们不能光是说替罪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当说他是无辜时, 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 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 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 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成为鲁迅小说中的一种反讽模式, 成为标榜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标志。
摘要：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论述了悲剧性讽刺中典型的牺牲者形象, 本文以弗莱的讽刺性替罪羊角度着手, 试图分析《祝福》和《阿Q正传》中祥林嫂和阿Q悲剧典型形成的根源, 并阐释时代精神或作家笔下替罪羊的象征性意义。
关键词：替罪羊,看客文化,自我牺牲,象征
参考文献
关键词：鲁迅 《药》 《阿Q正传》 辛亥革命
鲁迅先生在1919到1921年写了《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的公共点在于都涉及到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从时间顺序来看，《药》写的是辛亥革命前，《阿Q正传》写的是在革命期间。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国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并且深入的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
《药》第一次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剖析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本质，从而艺术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药》写了明暗两条线，明线写开茶馆的华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药是假的，当然治不好，结果是悲剧。鲁迅小说中多次写到愚弱的国民羸弱的病体，这虽也是当时的现状，但这一题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拯救病弱的灵魂比拯救病弱的肉体更加重要，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暗线写革命者夏瑜的被捕被杀。小说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批判了人们的愚昧、迷信和落后。通过对夏瑜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的沉痛教训。对于夏瑜的牺牲，小说中的群众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华老栓，夏瑜是为了解救像他这样的受苦人而英勇牺牲的，但他不仅不谈不问，反而去买他的血给儿子小栓治病；其二是那些茶客，他们都不理解夏瑜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被杀，反而说他疯了；其三是夏瑜的母亲，连革命者的母亲夏四奶奶也不明白自己儿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在清明节上坟时反而在人前觉得羞愧。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十分深刻的反映，它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把这个历史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后三章，集中描写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变化。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是贫苦落后农民阿Q。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注重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使得阿Q对革命一无所知。他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由于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当革命到来时又必然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他看到举人老爷到乡下来藏东西，是那样害怕革命，赵太爷等人对他也变得异常和气，因此他开始神往了，但他对革命根本不理解，他认为革命只有三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报私仇（当然他也分不清敌友）；三是解决女人问题。本来应该是革命依靠对象的阿Q，对革命却是这样理解能怪谁呢？当然责任还应是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这部小说较《药》更为深刻之处，还在于着力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地主阶级的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没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而且革命很不彻底。从小说中看，城里的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革命，忙于剪辫子，这辫子虽是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象征，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它却不应该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如果宣传好民众，他们是会自己动手剪掉的，用不着革命者亲自动手。相反，因为没有宣传民众，就是剪了辫子，也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未庄的秀才不敢进城，阿Q也不敢进城，因为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城里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都没有给予狠狠的打击；同时还让这类人物钻进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还是赵太爷的天下，贫苦农民阿Q却被诬为盗贼而抓去枪毙了。这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实现的和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与封建势力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鲁迅先生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左右。他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熔铸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把夏瑜的悲剧和啊Q的悲剧联结起来，表达了对中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一是因为夏瑜这样革命精英势单力薄；二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三是革命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不知不覺地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阻力。
鲁迅先生深刻的洞察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万难打破的铁屋子”，就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地理环境的封闭，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淀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使国民不仅表现出无意识的服从，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奴化与毒害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弱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海洋.精致、凝练-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技巧[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12.
[2]沈大为.鲁迅与辛亥革命[J].呼兰师专学报,1994.3.
《阿Q正传》是一个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人，他一无所有，只靠打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命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被别人打时，他自我安慰说：“是儿子打老子。”他的“精神胜利法”可谓天下第一。
阿Q是悲哀的。他并不懒惰，他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的;阿Q也有梦想，他想有一个家，享有名声、有地位——但他在别人的心中永远是卑贱、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们已经远离阿Q那个时代了，但他那种“精神胜利法”似乎依然可行。
一个胆小的人受到别人的欺辱，嘴上虽然不敢说，但心中一定是愤愤不平，在背后说那人的坏话，将那人骂得体无完肤了。
一位机关干部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心中一定想：“总有一天，你“下”了，我“上”了，你就会栽到我手里……”
阿Q的“造反有理”似乎也流传至今。
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吸烟，而自己却受到了父亲的管制不准吸烟，便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鲁迅《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阿q正传 鲁迅 赏析一
主题思想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欺凌，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欺凌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的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的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的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语言鉴赏
(1)诙谐、幽默的讽刺语言
鲁迅先生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非常擅长运用的就是诙谐、讽刺的风格，善于创造出冷幽默的氛围，因此，众多的学者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评价都是“嘻笑之怒，甚于裂毗”，以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1。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当中，鲁迅先生也延续了这种语言使用风格，不断讽刺当时的依稀社会现象。比如对对于赵太爷等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和嘲笑。在小说当中介绍赵太爷与阿Q关系的时候，小说当中说：“……哪知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沫地喝进：“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大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通过这一段落短短的对赵太爷的描写，就将一个嚣张跋扈的剥削者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描写赵太爷使用的语言，比如“满脸溅沫”、比如“抢进几步”等的动作描写，以及赵太爷的说话内容“混小子”、“胡说”、“你也配姓赵”等等，都非常准确和深刻地描写除了赵太爷的人物形象，介绍了赵太爷身份比较高的阶级背景，说明赵太爷嚣张跋扈的丑恶行为——欺凌弱小，嚣张霸道等等，都是通过对赵太爷语言和实际行动的讽刺，表现了出来。但是更加讽刺的是，在《阿Q正传》当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一顿之后，竟然被众人更加尊崇了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运用讽刺运用的更加神奇之处了。按照一般的道理，阿Q被打之后，应该是会被众人嘲笑。但是因为打人的是赵太爷，也就是阿Q与赵太爷联系到了一起之后，在无形之间竟然身份有所提升，使被赵太爷打也成了一种荣耀。这是非常深刻的讽刺手法，说明在当时社会当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无知愚昧，对上层阶级人们的盲目崇拜的社会现实。
(2)语言诙谐幽默，描述沉重现实幽默
众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愿意使用到得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幽默可以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幽默的语言也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同时，幽默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会被使用来描述一些令人感到非常无奈的现实，使现实情节与语言上的幽默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人力的微小和事件的悲哀性质。 鲁迅先生就非常擅长使用幽默的语言，而且是利用嘲讽、调侃似的幽默语言，来揭示出丑恶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人性的悲哀，可以说，鲁迅先生在创作的小说当中，将幽默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高度挖掘，他塑造了令人喷饭的阿Q，不伦不类即象小丑又似魔鬼的假洋鬼子、带兵把总等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自身的形象到他们生动诙谐的语言和滑稽可笑的行动，都不仅构成了使人捧腹的幽默氛围，还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思想力量，给这幽默氛围染上了一层深厚庄严的色彩1。 比如，阿Q常常在被人欺负之后，能够自轻自贱地将劣势地位转化成为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方式是阿Q所创造的，因此他是“第一个”能够做到自轻自贱的人。“自轻自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但是阿Q却能够认为是“第一个”而感到光荣，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那么不论是在哪方面，只要能够取得“第一”，就是决定性的胜利。鲁迅先生在描写阿Q的这种思想的时候，能够使阅读的人感觉到强烈的嘲讽信息;还有，阿Q的处处比他人弱小，但是却更加喜欢攀比的个性，也让人感觉到非常滑稽可笑。比如阿Q看到王胡在光着上身捉虱子，也过去跟他一起捉虱子，并且暗自以捉虱子为标准与王胡比赛，甚至在捉虱子也输给王胡之后，气疯地要与王胡打架。阿Q的行为被鲁迅先生表写的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也正是从这些幼稚可笑的行为当中，体现出了阿Q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和苍凉——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对他人来说都没有价值，而为了提现自己的`生存价值，阿Q这才不断做出引人注意，但是却非常荒唐可笑的各种行为。
阿Q在最终临死之前，鲁迅先生也同样是使用非常轻松幽默的语言来表写了阿Q临死之前的表现，以及周围看客的气氛。似乎没有慌张、没有悲伤，阿Q甚至面对死亡还想着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大气，想要唱戏，想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最终刽子手手起刀落，将阿Q所想的一切都彻底结束了。在死亡的情节当中，鲁迅先生也用幽默语言来描写，但是却反而更加凸显除了主题的悲剧性，使阅读者能够体会出痛苦和悲惨，不断思考关于社会的黑暗的严肃问题，这也是鲁迅先生希望通过使用幽默语言来达到吸引读者思考的最终目的。
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改造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①“不幸的人们”，指贫苦农民、贫民、下层知识分子、劳动妇女等广大群众的病苦”，既是物质的“病苦”，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病苦”：国民劣根性、封建思想等。通过“揭出病苦”，使人们惊醒起来进行“疗救”：改造国民性，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进行有效的抗争。鲁迅说“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既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2
《阿Q正传》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代表作。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怜他不幸的生活遭遇，恼怒他有着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而不起来抗争。它的深刻性在于它把对阿Q这一经典形象的塑造同辛亥革命这个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便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变动，便不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动。
阿Q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的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这便是“精神胜利法”。
阿Q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偏偏头上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正如王富仁所说：“但这二重人格又有其统一性，又有相互联结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他的自我意识的缺乏、个性意识的缺乏。”○3
阿Q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做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欺弱怕强的典型表现。
阿Q形象是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4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只属于落后农民，它是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因此阿Q形象对中国人都有针砭意义，它惊醒国人起来改造这落后麻木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写道：“阿Q是一个人，同时又是所有人。”○5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评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1：参见鲁迅《呐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二版，序言 ○
2：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党秀臣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 ○
3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
月第1版，第138页
4：参见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三版，第15页。○
关键词：接受美学,鲁迅,《阿Q正传》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70年代得到发展的由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是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维时空中研究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范式，接受美学突出读者的接受与再创造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作品是为读者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任何作家在创作中都要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比如他们的社会阅历、艺术修养、期待视野等。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创作即暗合了接受美学的特征，把读者放在首位，并且挖掘出了更多值得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阿Q正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阿Q正传》的创作初衷始终以读者为出发点，以读者为中心，我们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可看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中国当时的广大民众受剥削压迫、身处苦难而又愚昧落后、觉悟低下、沉睡难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对于读者恐怕很难有什么冲击力。因此，鲁迅拿起笔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使读者警醒，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身边人，引起思考。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他认为只有提倡文艺，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们向前。因此，他的创作意图，正是着眼于读者，着眼于启蒙，发挥文学作品的作用。作品必须为民众所接受。从创作思想指导上，鲁迅与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在此。鲁迅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为文主张———为中国的民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阿Q正传》中的阿Q应运而生。
《阿Q正传》中的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是一个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雇农。这本已十分可悲，但尤为可悲的是他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对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他都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对来自比他强大的阶级或个人的残酷迫害麻木健忘，自甘轻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这正是当时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劣根性之一。读者时时可以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身边人。
阿Q的身世十分含糊，但和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自尊自负，在精神上也不把有钱的赵老太爷放在眼里。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他头上的仿佛就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家打，赌博赢钱又不幸被抢时，他总是用“精神胜利法”救回几乎失败的自己。斗不过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但对比自己弱小的小尼姑之类是绝对要找回“自信”的。阿Q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健忘、麻醉，甚至至死不觉醒。在生命将要结束时，他还自我安慰：“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在临刑示众时他还“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对自己身世的解释，对自己癞疮疤的光荣守护，对自己被打的开解，由欺负弱小寻回的自信，甚至临死前对来生的假想，都让不同的读者产生深思，对作品产生新的期待。
但“阿Q越是获得精神的胜利，读者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感到得意，读者越是感到痛苦”。[4]读者在欣赏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已经又创造性地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阿Q形象，从而实现了作家—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鲁迅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鲁迅先生是立志用笔画出国民劣根性的。他在不经意间很好地把握了接受美学的特征，并且收到了极为震撼的效果，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如《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在不同阶层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震动了文坛，而且震动了社会，人们纷纷猜测这个署名“巴人”的作者是谁。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人认为作品的情节和自己有关，而此事只有某人知道，因此猜测肯定是某人写的，后来知道作者与他素不相识，便又逢人声明不是骂他。茅盾曾高度评论鲁迅的创作：“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读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冯雪峰、郁达夫等人也纷纷发文赞赏他的创作，其他广大的进步青年、评论家都有不同的响应。
小说问世八十多年来，阿Q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读者中影响深远。读者在阅读鉴赏阿Q的形象中心灵受到震动，从而审视灵魂。不同时代的读者又不断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内涵、意义，即“对原来的艺术形象进行开拓、补充、再创，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体味到艺术家在创造这个艺术形象时不曾说出，甚至不曾想到的东西”。[5]这就更证明了作者当时创作的初衷是以读者为中心的。
重视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是接受美学的一大特征。姚斯认为，读者的阅读感受与自己期待视界相同，读者便感到作品缺乏创新和刺激;相反，作品意味大出意料，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这种新体验便丰富和拓展了新的期待视野，于是便产生了文学欣赏中必需的审美距离。鲁迅并没有盲目地满足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期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强烈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而且发掘出了更多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给了读者更多的召唤与深思。《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刚开始人们并未料到鲁迅先生要让阿Q做革命党，正如郑西谛(郑振铎)曾批评道：“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想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就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6]
而《晨报》主编伏园先生也不愿阿Q那样的一个大团圆，鲁迅说：“《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6]但由于某种原因，伏园暂时离京。待到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鲁迅虽然通过《阿Q正传》以文学反映着时代给人留下的烙印，但他更是以思想的深刻与睿智，冷静地审视现实与人生，让文学与现实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把重心放在揭示人的思想的落后与被奴役上。因为在阅读中，“读者虽然可能会因期待暂时受遏而不理解，但很快又会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更兴奋，在更高层次上使自己的审美理想得以驰骋。它意味着读者审美能力的丰富、发展和提高，以及对文学发展革新的肯定”。[8]人们在阅读中所期待的阿Q的结局自然多种多样，虽未曾想到会是作为革命党被枪毙，但恰恰是鲁迅的安排，拉开了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更恒久的魅力。
总而言之，充分地考虑读者，为读者而创作，为启示疗救民众为出发点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暗合了姚斯和伊塞尔接受美学的方法。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说：“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法国作家法朗士在《乐图之花》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书是什么?主要的只是一连串小的印成的记号而已，它是要读者自己添补形成色彩和情感，才好使那些记号相应地活跃起来，一本书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气盎然，情感是否热如火，冷如冰，还要靠读者自己的体验。或者换句话说，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魔灵的手指，它只拨动我们脑纤维的琴弦和灵魂的音板，而激发出来的声音却与我们心灵相关。”这些关于作品和读者理解之间存在着差异和互相补充、阐发的精彩议论，形象而生动地道出了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中与接受理论不经意的相合之处。因为他使读者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不仅是对自身存在和世界重新审视和批判，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一作品，从而最终实现了创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娜拉走后怎样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33.
[2]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呐喊》自序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25.
[3]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论睁了眼看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78.
[4]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J].鲁迅研究, 1984, (1) .
[5]胡经之, 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346.
[6][7]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阿Q正传》的成因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120.
关键词言语阿Q正传社会语言学
中国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1-029-02
“言语能够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更进一步地讲，言语能够反映这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其关注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也就是说，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经历或经验，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社会特征的同等性，以及人们彼此之间将要共有的亲密程度和其他因素等。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说话者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在实际的会话中，人们总是在衡量自己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而来决定在会话过程中应该有的礼貌程度。
而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他能够显而易见的反映出礼貌程度，并且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人们说话的时候，选择任何词语、任何说法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人物间的称呼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下面笔者就尝试用上述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文中的称呼。
一、原称呼语的分析
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它能够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在《阿Q正传》中，人物称呼语的运用很清楚地体现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部小说中，赵太爷和秀才对阿Q的贬损的称呼语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当阿Q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时，赵太爷对着阿Q吼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第一章，20)赵太爷、秀才、洋先生和假洋鬼子都是小说中未庄有钱有势的人物，而阿Q只是赵太爷家的一个小长工，所以他们比阿Q有更大的权势，而阿Q处于弱势。或者说阿Q和他们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很少。所以赵太爷对阿Q直呼其名，而且还叫他“你这浑小子”，而阿Q却得尊称他们为“太爷”(第六章，282)。秀才也表现出他的权势：“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官话这样骂。(第四章，250)当阿Q称“假洋鬼子”为“秃儿!驴!(第三章，237)时，阿Q就遭到了“假洋鬼子”的痛打。
然而，当阿Q遇到王胡、小尼姑、小D和吴妈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阿Q似乎比他们几个有更多的权势，或者说他和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至少在阿Q看来是这样。所以他们之间说话很随便，甚至互相用一些贬损的词语。
——对王胡
“这毛虫!”(第三章，232)“癫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第三章，232)阿Q和王胡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而且体力也相差无几，所以他们有着同样的权势和较多的同等关系，因此彼此可以叫对方“毛虫”、“癫皮狗”。
——对小尼姑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呢。”(第三章，238)
阿Q同样叫“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秃儿”。小尼姑只是跑掉了，而“假洋鬼子”却狠狠地打了他。
——对吴妈
“女人……昊妈……这小孤嫣。。”阿Q想。(第四章，248)
——对小D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第五章，262)“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第五章，262)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妈和小D明显比阿Q的权势要小。阿Q骂小D“畜生”，小D只有商量的口气称自己为“虫豸”。而没有表示任何的抗议。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但是阿Q在体力上要胜过吴妈和小D，所以也可以说阿Q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势。
二、称呼语的变化分析
在现实中，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人们说话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有权势但是彼此有很多同等关系的讲话；有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权势稍差却彼此有很少同等关系的人讲话。说话人为了想要和听话人建立某种亲近的关系。就会有意识地使用那些能够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用语。反之亦然。这一点也可以在(阿Q正传)中得到证实。当阿Q公开声明他将要参加革命党时，往日那些有权势的人如赵太爷等被吓坏了。所以和阿Q说话也改变了称谓。
“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第七章，294)赵太爷称阿Q为“老Q，这显然是表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轮到赵太爷向阿Q套近乎了。“老Q”明显比“阿Q”，甚至“你这浑小子”、“忘八蛋”有更大的同等关系。而阿Q此时并没有回答他，则更表明此时的阿Q比赵太爷他们有权势，因为他是革命党。再看此时秀才的称呼：“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第七章，294)“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即洋先生)惴惴地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第七章，294)赵白眼则更是称呼阿Q为“阿……Q哥”，更能说明此时阿Q和他们权势的变化。而自称“穷朋友”，则表明众人为了和阿Q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心理。
如果我们读书用“精神胜利法”，就会在同学当中无法立足。而小说中的阿Q为了减轻外来的压力，他只能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来逃避现实，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使自己永远活在自己所编织的美妙的虚幻世界里。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因为外在的种种挫折，无奈中，于是只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慰籍，但这毕竟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办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更强。
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只能卖劳力生活，经常做短工，别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还要接受有钱人的欺辱，以及村里人的戏弄，这个现象让我十分气愤，如今社会也有类似现象发生。
看完这本书，我体会最深的是：不论何时何地，我们应不要逃避现实，而是要敢于面对困难，打倒困难。其实，这也是鲁迅先生所想要告诉我们的。
众所周知《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上最杰出的小说，所谓“旷代文章数阿Q”。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造形象的方法也是相当高明的，其精当的环境描绘，精彩的对话描写，深刻逼真的心理表现，冷峻峭拔、含蓄精练又饱含讽刺的语言都让人赞叹。可以说，《阿Q正传》已经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它的很多方面都是今人学习的一个典范。
但是，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也难免有黑子一样，《阿Q正传》也不是白璧无暇，在它第九章《大团圆》的最后写阿Q临刑前看到众看客的眼光的一段心理描绘，在艺术上就存在明显的硬伤。
当阿Q看到那些等着为杀人喝彩的人们，作者这样写到：“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会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看客，鲁迅是铭心刻骨、深恶痛绝的。在日本学医时看幻灯片，看到外国人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在围观，脸上现出麻木的神情，那一镜头极大的刺激了鲁迅，并在他心里定格，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茁壮，都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自己的第一要做，就在于医治他们的灵魂，从此弃医从文，为改造国民性而奋斗。对于看客内心的阴暗丑陋鲁迅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揭露和抨击，在《药》中写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时，那些看客的丑态是：三三两两聚集，又围成半圆，脖颈伸得很长，仿佛多鸭，被无形的手提着了似的；在《祝福》中作者写人们的那种生了蛆的同情是，跟着祥林嫂围观祥林嫂来一遍一遍地听她阿毛的悲惨故事；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整篇小说来揭示看客内心的阴暗；在《阿Q正传》的前文写阿Q的丑陋是，从城里回来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还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好看！”在其杂文中也有多处对这种看热闹看杀头的癖好的批判。这里鲁迅再一次用尖锐犀利的语言，穿透了看客的皮肉，活画出看客的灵魂。这样描绘的确使文章更具批判力量，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但这段描绘虽然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艺术上却是失败的，它不符合艺术的真实。
一、以阿Q的精神境界，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的。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小百姓。以前且不说，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阿Q太可悲、太可怜了。可悲又可怜的阿Q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对看客产生了入木三分的认识呢？阿Q不也曾是一个看客吗？不要说阿Q，即使是能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一定认识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认识到看客内心的丑陋与阴暗呢？这段描写显然不符合阿Q思想的真实，是作者鲁迅写到这里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将笔锋一转，借阿Q的联想对看客极尽揭露与鞭挞，是作者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了阿Q的思想，这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在艺术上是失败的。
二、即便阿Q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即便这种联想的内容对于阿Q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向刑场就要被枪决的人，也决不会再在内心对看客表现出那样的痛彻骨髓的憎恨。他可能会痛恨冤枉自己的所谓革命党；可能依然记恨假洋鬼子不准自己革命以至于落到今天的结局；可能怕让王胡小D辈知道了笑话；也可能自欺欺人地想，未庄谁敢犯杀头的罪，我阿Q就敢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走向死地；当然更可能什么都不想，而只是死前的恐惧。总之，无论如何，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是不会单单联想到看客怎么样的。作者这样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失真的。
也许这一切作者都知道，但写到这里，作者对看客的憎恶已经难以用理性来控制，也别讲阿Q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也别讲在此刻有没有可能去作如此联想，反正即使犯忌，即使做出艺术的牺牲，也要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投枪掷向看客了。也许在这里作者已没法解决思想和艺术的冲突，只好舍艺术而求思想了。尽管《阿Q正传》存在这样的艺术缺憾，但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的。再说，毕竟瑕不掩瑜，即便如此，《阿Q正传》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看了鲁迅先生所写的《阿Q正传》，发现他笔下所写的阿Q是旧社会所产生的堕落的中国人典型，鲁迅先生为何会写这篇文章，我想他只是为了想要宣泄对人性弱点的看法吧!所以鲁迅先生用讽刺意味的手法写出国人病态的社会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那被践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的“精神胜利法”了，这实在是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方面来讨论。“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遭受到种种挫折后所发明出来的东西，说好听一点是精神胜利法，其实根本就是驼鸟的心态，遇到困难只往地下钻，不会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只能够转身就跑。
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有可能站不住脚。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吧。
还由于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只能靠出卖劳力才能生活，在文章中有写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阿Q他连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连一间栖身的房屋也没有，只好长年在土榖祠里落脚，然后必须强迫接受有钱人的欺负，以及村里人们的戏弄、侮辱，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在现今社会似乎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似乎有钱人在社会里就是老大、而没钱的就只能成为有钱人底下的玩具一样被玩弄。在没有人权的社会里他的这些做法是否可以给予同情呢？
同学们，你们知道阿Q吗？哈哈，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辛亥革命时期未庄里的一个小帮工。
阿Q有一种优胜记略，就是“精神胜利法”。举两个书中的例子吧：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几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等到人们都知道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生！”可是，闲人走后还不到十秒钟，他又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篇《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劳动人民被压迫的疾苦，也体现了像阿Q这类人自轻自贱，自我解嘲，扭曲的胜利法的可耻。
虽然说阿Q精神是不好的行为，但有时，我们还是需要它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嘛！当别人不小心打了你时，你可以一笑而过装糊涂，不然就要把事情闹大了。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落后，那样的贫穷，可自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众人宣布新中国成立后，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在党的阳光下，现实社会的人们摆脱了被压迫的疾苦生活。
如果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也像阿Q那样自轻自贱，不求上进，哪来的新中国，哪来的改革开放，哪来的创新发明？所以，党是最重要的，没有党，我们的生活会还是那样的落后，没有党，我们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今年暑假，我去上海看了中国馆，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从七十年代的收音机，到八十年代的黑白电视，到九十年代的彩色电视，到二十一世纪的家庭影院，无一不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快速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小康社会！
在党的阳光下，今年我们迎来了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日，在这里，我要地说：“感谢党对我的滋养，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的关怀！”我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要回报祖国，把她建设得更美好！
阿Q正传读后感
（李想）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之一，也是五四文化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品。那是个激情似火的年代，重读《阿Q正传》好象也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阿Q的形象也深刻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以前的我以为，阿Q是个卑贱的，又可悲的中国农民，正如那时代的中国人民一样，是封建思想的产物，应该被时代所抛弃。被别人打时，他自我安慰想：“是儿子打老子。”这不正是那个时代的最好写照吗？那时的人们不会想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我们为什么要被帝国主义侵略，想的只是以前，曾经，我们的祖先多么的风光~~~~~~~
如今，细细解读《阿Q正传》又让我认识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想到过的地方。阿Q一个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人，他既高傲却又卑贱，在别人瞧不起他的同时，他却又瞧不起自认为比自己还低贱的人——-王胡、小D。阿Q是悲哀的。阿Q并不懒惰，他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阿Q也有梦想，他想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家；阿Q想有名声、有地位，但他在别人的心中永远是卑贱、微不足道~~~~~~~~~
摘 要: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吴妈,虽说是个小人物,但她与阿Q的悲剧命运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她盘剥阿Q的战利品,是个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的看客,可恶成分多于可怜成分。其实吴妈的麻木与冷漠都是封建等级观念支配下的伦理道德观造成的,她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不觉悟群体的代表之一,鲁迅正是借此展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
关键词:《阿Q正传》 吴妈 可恶 可怜 坚守 道德伦理观
《阿Q正传》选自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五册。文中塑造的阿Q形象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朽的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更是奴性思想的代名词,时刻警示着人们。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与阿Q同样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赵太爷家里做女仆的吴妈。新的人教版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中对吴妈形象作了如是评价:“吴妈与阿Q同是奴才,被剥削者,按理应该有共同语言,但是她对于奴才的命运似乎非常满意,所以开口闭口就是赵府的事。对于吴妈来说,赵府是她的整个世界……她作为赵府的奴才,妄图与阿Q划清界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她只是暂时坐稳了的奴隶,明天还不知是晴还是阴。在盘剥阿Q的胜利品中,她只分到了阿Q破衣衫的小半部分,这令人恶心。吴妈最后去看阿Q游街示众,充分说明吴妈已经变成一个麻木而又缺乏同情心的看客了。她无形中充当了杀害阿Q的众多帮凶中的一个。作者塑造的吴妈,可恶的成分多于可怜的成分。”笔者认为教参对吴妈的评价太过苛刻,值得商榷。
一、可恶?可怜?
从情节上看,是吴妈的过激反应引来赵太爷对阿Q一顿毒打,逼得阿Q走投无路,逃离未庄。不同情阿Q的不久人世,反倒崇尚杀死阿Q的洋枪,此等麻木确实有其可恶的一面,然而把这一切罪过全部归咎于吴妈,断定其“可恶成分多于可怜成分”不免有失偏颇,只能说她是杀害阿Q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但作用微小的分子。
作品中关于吴妈的集中描写不多,她和阿Q同在赵府为仆,同是被剥削者,足以见得她的身份、地位低下;她开口闭口就是赵府的事,一切为主人着想,可见她的忠实;把赵家视为自己生存的全部依靠,生怕有一天失去了,体现出她身上的奴性,算是一个坐稳了的奴隶。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她,面对阿Q突如其来的求爱表现得手足无措、羞辱不堪,以至于寻短见以示自己的清白,恰恰表现了她的“贞节观”。作为处在旧中国环境下的一个下层劳动妇女,吴妈的举动属于本能的反应,人们有反响也是正常。那么阿Q最终因此事被打骂,何以被说成是吴妈“妄图与阿Q划清界限”?至于分战利品这个情节,我们知道那五个条件是由赵府派人定下的,它深刻地表现了赵太爷的残忍与贪婪,与吴妈何干?吴妈不过是他们用来盘剥阿Q的理由罢了。说吴妈最终拿到了阿Q破衣衫的一小部分,也未必是她所愿,故不应将她牵扯进来,那么又何以说吴妈“恶心”“盘剥”呢?所以笔者认为:吴妈是可怜的,她只是当时中国众多不觉悟群众中的一员,她身上更多的应是让人同情怜悯的成分。
首先,吴妈是善良的。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这段话明显地表现出吴妈对少奶奶强烈的同情心。从吴妈的身份来说,这是仆人对主人的同情;从吴妈的身世上看,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对另一个即将不幸的女人的怜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她一切为主人着想,可见她的忠实、善良。
其次,阿Q的求爱对于吴妈是不幸的。吴妈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传统女性,丈夫死了,却还要受到别人的调戏,不幸;受传统“贞节观”思想的影响,面对阿Q突然的求爱,她更是感到羞愧、无助,认为这是对死去的丈夫的不忠。从最后结果看,吴妈本可以继续在未庄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家里做仆人,但是因为阿Q的求爱,失去了在赵府继续生存的机会,悲剧色彩可见一斑。
二、不觉悟群众
虽说从始至终吴妈没想过要刻意害阿Q,但阿Q最终因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封建的“贞节观”思想和麻木的心态。吴妈和阿Q同是劳苦人民,都有着各自理想的精神世界,然而他们面对禁锢了自己的封建思想,不自知、不抵制,相反却自觉遵守,甚至让自己周围的人一起来维护它。这是一种愚昧,亦谓不觉悟。面对吴妈,阿Q想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试图用这种思想束缚吴妈;而吴妈则因为“贞节观”誓死反抗,认为坚守自己的正经世界就可以逃避一切现实矛盾、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离开就等于没有发生,再见面便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了,这都是他们不觉悟的表现。所以,不论是吴妈还是阿Q,都体现了不觉悟群众的特征:社会地位低下,却又自觉遵循封建思想,两者形成不合理的分离。
首先,吴妈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害。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承传下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观中,女子应当讲求“三从四德”,“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事二夫”这就是贞节观。所以当阿Q向吴妈求爱时,吴妈先是“愣了一息”,而后“突然发抖”,接着“大叫”,然后“往外跑”,“且跑且嚷”,最后哭了。她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贞节,阿Q的求爱打破了她一直坚守的贞节圣地,让她感到羞辱、无助,试图通过哭向旁人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坚守贞节观的也并非只有吴妈。赵太爷最终因为这事打了阿Q,将其赶出门。而吴妈虽然最后获得邹七嫂“谁不知道你正经”的肯定和洗脱,但毕竟负面影响已经产生,赵太爷家还是容不下她。最终吴妈也离开了未庄。这样看来整个未庄的群众都在无形中捍卫着贞节观。
其次,吴妈冷漠麻木。这表现在吴妈离开赵太爷家到城里打工时。离开了那个让她不正经的未庄,如今她又恢复了正经的境界,当她见到这个曾经与她谈天、向她求爱的男人即将被杀头时,她却视而不见,仿佛已经不认识,只是好奇士兵们背上的洋枪等一些死物。这说明她那天不是来看阿Q的,仅仅来凑热闹而已,之前对少奶奶的那份恻隐之心到这里已荡然无存,此刻她已成为众多麻木看客中的一员。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阿Q、吴妈及未庄其他的人都是这“铁屋子”里的“熟睡的人”,他们恪守教条、愚昧无知。在阿Q的遭遇中吴妈不过是众多冷漠、不觉悟群众中的一个,她的不觉悟主要是封建“贞节观”和冷漠愚昧的表现,而非是“妄图与阿Q划清界限”,就更谈不上“帮凶”、“可恶”了。
三、最终症结——封建等级思想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人们的不觉悟呢?事实上,无论是阿Q的悲剧还是吴妈的表现都是人们封建伦理道德观的一种反映。阿Q由于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影响,才会想到向吴妈求爱,而吴妈则因为传统的“贞节观”拒绝了他,两人各持一套伦理道德观,谁触犯了它都有麻烦,然而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观的背后实际上是受封建等级观念支配的。
阿Q当初受了王胡和假洋鬼子的气后,为了替自己的屈辱报仇,只得调戏比他地位低的小尼姑,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以至得意。于是想到向吴妈求爱,而吴妈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仆人,不要说同是下层人民,吴妈看不上他,就凭这“唯一”,吴妈的地位也他高一筹,阿Q的求爱最终注定会失败。
再看看吴妈,吴妈由于阿Q的求爱,像是冲破了自己坚守的贞节阵地,从而失掉了往日“正经”的良好名誉,感到自己在赵府的地位降低。最终离开赵府,离开未庄到城里做工,试图到那儿去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吴妈最后对阿Q的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也都与这个脱不了关系。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取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阿Q的一生便是奔波于争取做奴隶的道路上。他争取、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而不得,最终死在了这条追求的路上。而吴妈则先是在赵府坐稳了奴隶,由于阿Q求爱使她想做奴隶而不得,最终到城里争取,她历经波折却仍然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所以吴妈是可悲的,她也是受害者,真正杀死阿Q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
吴妈的心态其实正是代表了未庄人共同心态的大多数,鲁迅在文中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等级制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思想的罪恶、愚昧,透过吴妈、阿Q等人展露无遗。在封建思想浓烈的未庄,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暂得安稳者都深受其害。这难道不是鲁迅所大声疾呼的中国国民性的严酷现实吗?
【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推荐阅读：
鲁迅《阿Q正传》读书笔记06-17
鲁迅阿q正传优秀学生读书笔记07-06
《阿Q正传》的教案设计10-08
鲁迅作品的读后感11-03
鲁迅传的读后感05-23
读鲁迅自传的读后感07-17
鲁迅伤逝读后感09-30
鲁迅秋夜读后感10-09
鲁迅的《雪》12-01
鲁迅全集读后感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