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近义词
宾语通常是用在动词或介词后面的。有时候，为了强调宾语，而把宾语放到动词或介词前面，这就叫“宾语前置”。“宾语前置”是古汉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宾语前置一般受到一定的语法条件的限制，宾语无条件前置的情况较少。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情况有四种，下面分别加以介绍。1 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前置
(1)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前置的基本情况
古汉语中的疑问代词“谁”、“何”、“胡”、“奚”、“曷”、“安”、“焉”、“恶”、“孰”等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时，必须前置，要求很严，很少例外。例如：
《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欺”是动词，“谁”作宾语时前置，名词“天”作宾语时不前置)
《孟子·告子上》：“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敬”是动词，宾语“谁”前置，“兄”不前置)
范仲淹《岳阳楼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谁”作介词“与”的前置宾语)
《论语·子路》：“既富矣，又何加焉?”
贾谊《论积贮疏》：“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胡”作介词“以”的前置宾语)
《庄子·逍遥游》：“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缚者曷为者也?”
《韩非子·难一》：“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孟子·离娄上》：“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乎”是介词，作用同“于”)《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与”是介词)
如果动词前面有能愿动词(即助动词)，那么疑问代词宾语要放到能愿动词前面。例如：
《左传·成公三年》：“臣实不才，又谁敢怨?”
(2)常见的有疑问代词的凝固结构
① 何如，如何。“何如”中的“如”是动词，“何”是前置宾语。但“何如”不是“像什么”的意思，而是“怎样”、“怎么”、“怎么样”、“怎么办”的意思，是个凝固结构。“何如”又说成“如何”。例如：
《论语·子路》：“乡人皆好之，何如?”
《孟子·梁惠王上》：“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战国策·楚策》：“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
《左传·僖公四年》：“与不谷同好，如何?”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伤未及死，如何勿重?”
② 何若，若何，奈何。这三个凝固结构的含义，与“何如”相同。例如：《老子》：“美之与恶，相去何若?”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战国策·赵策》：“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
③ 如„„何，若„„何，奈„„何。这三个凝固结构，是“如何”、“若何”、“奈何”的扩展，可将代词、名词或其他词语插入其间，表示“对„„怎么样”、“拿„„怎么办”的意思。例如：
《论语·颜渊》：“年饥，用不足，如之何?”(之，代“年饥、用不足”)《列子·汤问》：“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行)、王屋何?”《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
《史记·项羽本纪》：“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若，你。奈若何，拿你怎么办)
④ 如之何，若之何。这两个凝固结构有时用在动词前，表示反问，译作“怎么”；有时用在疑问句的末尾，译成“怎么样”。例如：
《左传·成公二年》：“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诗经·齐风·南山》：“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蓺ｙì，种植)
⑤ 何„„之„„。这种格式是加强感叹的。“之”是指示代词。“何”后面一般是名词或动词，“之”后面是形容词或动词，译成“怎么这样„„”、“怎么„„这么„„”。例如：
《孟子·滕文公上》：“何许子之不惮烦!”
《史记·外戚世家》：“嚄!大姊，何藏之深也!”
⑥ 何其„„。这种格式中的“其”是指示代词。这也是感叹句式，译作“怎么那么„„”、“为什么那么„„”。例如：
《荀子·法行》：“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史记·孔子世家》：“汝来何其晚也!”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何其无大体也!”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
在用了否定词“不”、“毋(无)”、“未”、“莫”的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时，一般放到动词之前、否定词之后。例如：
《论语·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主贤明，能听汝；不明，将不汝听。”
《论语·先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以”通“已”，动词)《左传·宣公十五年》：“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国语·晋语》：“昔君之惠也，未之敢忘。”
《韩非子·五蠹》：“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诗经·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但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前置，要求不是很严，也就是说，可以前置，也可以不前置，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不同于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必须前置。例如：
《诗经·魏风·园有桃》：“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我”前置)《诗经·王风·黍离》：“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不前置。“何”是疑问句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用代词“之”、“是”等复指的前置宾语
(1)用代词“之”、“是”等复指的前置宾语的基本情况
在古汉语中，有时为了强调宾语，就将宾语前置，而以代词“之”、“是”等
来复指它们(“之”、“是”等也放在动词或介词之前。有的学者认为，“之”、“是”等是助词，是宾语前置的标志)。这里有两种情况：
① 前置宾语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时，用“之”、“是”等来复指。例如： 用“之”复指的：
《左传·僖公十五年》：“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即“君不恤亡，而忧群臣”)
《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何厌之有”即“有何厌”，“之”所复指的前置宾语是名词性词组“何厌”，而不是疑问代词“何”)
《论语·乡党》：“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正常词序为：“吾以子为问异，曾问由与求”。“由与求之问”不能错误地理解为“由与求的提问”)
《列子·汤问》：“当臣之临河持竿之时，心无杂虑，唯鱼之念。”(“唯鱼之念”即“唯念鱼”)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戎狄之与邻”即“与戎狄邻”。“与”是介词，其宾语“戎狄”前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正常词序是：“我且用贤，使能，论劳。”意思是：我将要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论功赏赐有功劳的人。)
用“是”复指的：
《左传·僖公五年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将虢是灭”即“将灭虢”。)
《左传·僖公四年》：“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正常词序是：“岂为不谷?继先君之好。”)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吴是惧”即“惧吴”。不能错误地理解为“吴国是害怕了”。)
《诗经·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氐，根本；均，本指制陶器的转轮，引申指国家的权柄；毗，辅助；俾，使。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尹氏啊，你高踞太师之位，是周王朝的根本之臣，掌握国家的大权，你应当维持四方的安定，辅助天子治理国家，使老百姓不迷 失方向。“四方是维，天子是毗”即“维四方，毗天子”。)用“实”、“斯”、“焉”复指的：
《左传·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正常词序是“鬼神非亲人，唯依德。”)
《诗经·豳风·七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朋酒，两壶酒；斯，代词，复指“朋酒”；飨，音xiǎnɡ，这儿指乡人在一起饮酒。“朋酒是飨”即“飨朋酒”。)
《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晋郑焉依”即“依晋郑”，《国语·周语》作“晋郑是依”，可见“焉”相当于“是”。)② 前置宾语是代词时，一般只用“之”复指。例如：
《孟子·离娄上》：“《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此之谓”即“谓此”。)
《孟子·滕文公上》：“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谷梁传·僖公二年》：“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其斯之谓与”即“其谓斯与”。)
《左传·宣公二年》：“‘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
《左传·成公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自”是介词，“我之自出”即“自我出”。)
(2)用代词“之”、“是”复指前置宾语的凝固结构：
① 是之谓，此之谓。“是之谓”即“谓是”，“此之谓”即“谓此”。在这两个凝固结构的后面，有时带有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是(此)之谓„„”实际上是一个双 宾语结构，其中宾语“是”或“此”前置，另一个宾语(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不前置，可译成“称它„„”、“把它称作„„”等。例如：《荀子·王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是之谓”、“此之谓”这两个凝固结构也可以单独形成分句，后面不带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译成“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孟子·公孙丑上》：“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左传·宣公十六年》：“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 ② 唯(惟)„„是„„，唯(惟)„„之„„。
这两个凝固结构对前置宾语的强调作用更加突出，其中“唯(惟)”是语气词，意思是“只”、“只是”；“是”、“之”是复指前置宾语的代词。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唯敌是求”即“唯求敌”。)
《左传·成公十三年》：“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
《左传·僖公五年》：“《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宣公十五年》：“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
《左传·襄公十四年》：“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
《荀子·王霸》：“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是求。”
③ 何„„之有。
在这个凝固结构中，“何„„”是名词性的偏正词组，作前置宾语；“之”是复指“何„„”的代词；“有”是动词。这个凝固结构表达比较强烈的反问语气，意思是“有何„„”，可译作“有什么„„”。例如：
《墨子·公输》：“宋何罪之有?”(即“宋有何罪”。)
《国语·越语》：“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
《晋书·周处传》：“三害未除，何乐之有?”
《韩非子·杨权》：“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奚”，作用同“何”。)4 无形式标志的宾语前置
除了上述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和用
“是”、“之”复指的宾语前置之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语法形式作标志，仅凭语序手段来表现的宾语前置。这种宾语前置不多见，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仔细辨别。
(1)动词的宾语前置。例如：
《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是征”即“征是”；“是问”，即“问是”。)
《诗经·周南·葛覃》：“维叶莫莫，是刈是濩。”(濩，音huò，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2)介词的宾语前置
介词“以”的宾语可以无条件前置，例如：
《左传·僖公四年》：“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山名)
《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史记·项羽本纪》：“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左传·僖公十五年》：“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史记·吴王濞列传》：“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 介词“于(乎)”的宾语偶尔前置。例如：
《墨子·非乐上》：“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
目的说明:撰写本文的目的有四个:一、笔者正在着手编撰一部《汉藏语同源词词典》, 该词典计划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汉藏语词汇比较研究成果均囊括在内, 做一总结账, 一个也不删除。据初步统计, 共有约3000对左右的汉藏语同源词或准同源词 (既包括单音节的汉藏同源词, 又包括双音节的汉藏同源联绵词) 。该词典除导论外, 主体内容分成上下两编, 上编是笔者确认为是最可靠的或相对可靠的汉藏同源词, 下编是存疑或是错误的汉藏语词汇比较, 保留它们一是供进一步研究之用, 一是为汉藏语比较研究史提供一份资料。所有重要词条均加疏证或评注。书后附有藏语、汉语和英语三个索引。而要从事此项工作, 全面了解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第一步, 本文就是这第一步成果的简单报告。二、汉藏语比较语言学是一门前沿学科, 对它的内容和体系诸家理解并不一致, 笔者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给博士研究生讲授此门课程, 曾经按照下文的框架列出一份必读书目, 本文是在那份书目基础上的扩大和完善, 并且加入了评述, 或可供同行学者参考。三、提出笔者对俞敏先生的汉藏语比较工作所做的初步研究成果。四、提出笔者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而建议编撰两部基础性词典的理由。这对于促进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当不无裨益。
框架说明:本文包括五项内容:理论篇、比较篇、汉语篇、藏语篇、附论, 而以理论篇和比较篇为主体。对于这个分类框架, 需说明三点:一、在比较篇中, 我们把汉藏语比较研究史分成语音比较、词汇比较和语法形态比较三部分, 这只是一种大概的划分。实际上, 它们之间很难截然分开, 尤其是语音比较和词汇比较。这两部分互为表里, 相辅相成。论述汉藏语的语音比较离不开具体的词汇比较, 进行词汇比较更是离不开语音对应标准, 这两类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不少论著实际上是跨类的。二、语法形态比较只限于具有形态特征的构词或构形手段 (附加、语音交替、重叠等) 的比较及虚词比较。三、本文还设有汉语篇和藏语篇。请注意这两部分所题录的论著均是在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大背景下从事的有关研究, 并非是对汉语史和藏语史的研究做全面评价。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 被比较的两个语言应是两语的最古阶段的语言, 所以汉语篇只论上古汉语, 藏语部分亦然。且只列代表性论著。众所周知, 汉藏两语各自的研究水平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基础, 它直接影响到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质量, 所以它们是本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是附论, 是笔者对推进汉藏语比较研究工作的具体建议。
题录说明:本述评以专书为主, 酌收部分论文。所题录的论著均按发表的年代顺序排列, 同一人或论题相关的论著则类聚一处。由于论文的数量众多, 特别是1979年以来在《民族语文》上发表的众多汉藏语研究论文, 多有参考价值, 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 只能选择若干宏观性论文进行评述, 其他这里就割爱了。评述的所有论著均为中文或外文撰写, 纯粹用藏文撰写的论著未收。每项论著后略加评介性按语, 指出其主要内容和特色, 并非全面评价。本文共题录了198篇 (部) 文献。下面是框架表的细目:
一、理论篇:
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1.高本汉 (1931/1934) ;2.李方桂 (1951/1977、1988/2003) ;3.闻宥 (1957) ;4.西田龙雄 (1957/1964) ;5.周法高 (1972) ;6.张琨 (1977a, b/1983、1984) ;7.张永言 (1984/1999) ;8.冯蒸 (1988/1989) ;9.龚煌城、梅祖麟 (1992、2006) ;10.郑张尚芳 (1995/2005、2003a, b、2004) ;11.丁邦新 (2000) ;12.江荻 (2000) ;13.金理新 (2000) ;14.黄行 (2001) ;15.薛才德 (2001/2007) ;16.吴安其 (2002、2007) ;17.何九盈 (2004/2006、2005/2006) ;18.马提索夫 (James A.Matisoff, 2006) ;19.龚煌城 (2006) ;20.孙宏开 (2007) ;21.孙顺 (2008) ;22.黄海英 (2008) 。
二、比较篇:
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 汉藏语语音比较:1.白保罗 (Paul K.Benedict, 1940) ;2.俞敏 (1949/1999) ;3.施立策 (K.Sedlacˇek, 1967、1970) ;4.包拟古 (Nicholas C.Bodman, 1969/1995) ;5.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1976/1998) ;6.潘悟云 (1987/1998、1991、1999、2008) ;7.马提索夫 (1990/2006、2003) ;8.尹蔚彬 (1997) ;9.金理新 (1999) ;10.孙宏开 (1999、2001a, b) ;11.薛才德 (2001/2007、2002/2007、2004/2007) ;12.周及徐 (2003) ;13.王宇枫 (2005) ;14.郑张尚芳 (2006) ;15.施向东 (2006) ;16.徐世梁 (2007) 。1.劳费尔 (B.Laufer, 1916) ;2.西门华德 (Walter Simon, 1929) ;3.王静如 (1931) ;4.谢飞 (Robert Shafer, 1940—41/1966) ;5.白保罗 (1972/1984、1976/1984) ;6.李方桂 (1976/1984) ;7.包拟古 (1980/1995) ;8.龚煌城 (1980/1989, 1995/2005) ;9.卢斯 (G.H.Luce 1981) ;10.柯蔚南 (W.South Coblin, 1986) ;11.邢公畹 (2001) ;12.俞敏 (1989/1999、1991/1999、1992) ;13.罗仁地 (Randy J.La Polla, 1992) ;14.全广镇 (1996) ;15.裴罗思和斯塔罗斯丁 (Peiros, Ilia and Sergei A.Starostin, 1996) ;16.施向东 (2000) ;17.潘悟云 (2000) ;18.杨光荣 (2000) ;19.薛才德 (2001) ;20.金理新 (2007) ;21.其他。1.孔好古 (August Conrady, 1896) ;2.俞敏 (1949/1999、1999) ;3.张永言 (1960) ;4.蒲立本 (E.G.Pulleyblank, 1965) 。
三、汉语篇 (上古汉语)
(一) 综论; (二) 语音; (三) 语法·形态; (四) 词汇·语义; (五) 工具书。
四、藏语篇:
(一) 综论; (二) 语音; (三) 语法·形态; (四) 词汇·语义; (五) 方言; (六) 工具书。
五、附论:
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亟需编纂两部基础性词典: (一) 《从现代汉语查找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 (二) 《按韵母编排的藏汉词典》。
一、理论篇: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1.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 (1931/1934) :Tibetan and Chinese (《藏语与汉语》) , 载T‘oung Pao (《通报》) 28:25—70, 1931;唐虞汉译文, 载《中法大学月刊》4卷3期, 1934, 1—46页。
该文批评了西门华德 (Walter Simon) 的汉藏两语直接比较法及其有关结果, 对汉藏语比较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强调了汉藏两语应该先各自进行词族研究再进行比较的看法。
2.李方桂 (1951/1977) :《藏汉系语言研究法》, 载《国学季刊》7卷1期, 1951;又载《中国语言学论集》, 台湾幼狮月刊社, 1977, 132—148页。
该文虽然论述的是广义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法, 但特别着重狭义的汉藏两语比较研究, 举例评论了西门华德的《藏汉语同源词初探》, 强调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 至今对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仍有指导意义。
李方桂 (1988/2003) :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 (《东西方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 汉藏语和台语——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China Scholars Series.1988, 143pp.;汉译本题为《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王启龙、邓小咏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该书分六章和若干附录。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不少叙述发人深省。
3.闻宥 (1957) :《“台”语与汉语:对于所谓“汉台语组”的一个商榷》, 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 1957, 74—124页。
该文共分12节和2个附录, 虽然是讨论汉语和台语的关系问题, 但是所讨论的一些方法论原则如词汇的选择等对汉藏语词汇比较也有启示意义。文中也涉及若干汉藏语词汇比较例。
4.[日]西田龙雄 (1957/1964) :《藏缅语词汇比较的问题》, 载日本《东方学》第15辑, 1957;曹梯云汉译文载《学术资料·语言部分》第15期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译) , 1964年5月25日, 1—24页。
该文虽讨论的是藏缅语词汇比较问题, 但对汉藏语的词汇比较和藏语史研究也有启示意义。
5.周法高 (1972) :《上古汉语和汉藏语》,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五卷第一期, 1972, 159—244页。
该文对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做了详尽评述, 指出其贡献与不足, 对汉藏比较有启示作用。
6.张琨 (1977a) :《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 收入《中国语言学论集》, 台湾幼狮月刊社, 1977, 246—265页。
该文讲述藏缅语、苗瑶语研究。但对汉藏语词汇比较和语音构拟也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意见。
张琨 (1977b/1983)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藏语在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 , 载《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1分, 1977;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 黄布凡译,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298—313页。
该文从语音、词汇和语法形态三个方面说明藏语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中的重要作用。
张琨 (1984) :《张琨教授谈汉藏系语言和汉语史的研究》, 徐通锵整理, 《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234—250页。
该文是一个访谈录, 张琨先生就汉藏系语言和汉语史的研究发表了他的看法, 很有启发性。
7.张永言 (1984/1999) :《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增刊, 1984;后收入《语文学论集》 (增补本) ,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9, 177—216页。
该文将上古汉语里“色彩”义类的词归纳为黑 (97个词) 、白 (85个词) 、赤 (65个词) 、黄 (29个词) 、青 (25个词) 五个词族, 并为每个词族附上民族语材料。虽目的在于探索古汉语和台语的关系, 特别是针对闻宥先生的《“台”语与汉语》而作, 但对汉藏词汇比较亦有启发意义。
8.冯蒸 (1988/1989) :《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西门华德〈藏汉语比较词汇集〉评析》, 全本载《词典研究丛刊》10,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9, 177—203页;节本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8年第4期, 13—21页。
该文全面评价了西门华德汉藏语比较的成就和问题。指出了西门华德文的缺失, 并分六大项讨论产生失误的原因, 内容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及比较格式等多方面。如词汇方面, 要区分借词和同源词;语音方面, 要求以汉藏两语言最原始的形式作为出发点, 并强调藏语内部构拟的重要性, 要求考虑语音对应的规律性及系统性, 使各个音类都找到对应。语义方面, 要求选定恰当的同义词且要从汉语词族的角度来考虑;语法上, 认为应将比较的核心限定在形态而非词序等。文中还设计了汉藏语比较格式表。
9.梅祖麟、龚煌城 (1992) :《上古音对谈录》, 载《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一辑:汉语方言》,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2, 665—719页。
该对谈录虽然重点是讨论汉语的上古音, 但也多处涉及汉藏语比较语言学。
龚煌城、梅祖麟 (2006) :《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 载《语言暨语言学》7:1, 225—258页, 2006。
前瞻部分讨论了五个问题:1.正确了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2.深入研究汉藏语的构词法, 发掘个别语言内部的同源词;3.研究原始汉藏语个别语言的语义变化;4.研究汉藏民族的原乡、文化状况, 以及汉藏语的分化年代;5.深入研究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 个别研究它们从原始藏缅语发展的历史。
10.郑张尚芳 (1995/2005) :《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附录:华澳语言比较三百核心词表》, 载JCL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8, 1995;又见汉译本《汉语的祖先》 (王士元主编, 李葆嘉主译) ,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442—462页。
该文讨论华澳语系 (含汉藏语比较) 的择词问题。择词范围取决于比较者对汉藏两语同义词的认识。全文共三节, 讨论了择词有误的比较例。附录为作者新拟定的“华澳语言比较三百核心词表”。
郑张尚芳 (2003a) :《汉语上古音系表解——附录:共“声”同源词比较》, 载《语言》第4卷,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7—46页。油印本, 1981年。
该文附录提出共“声”同源词的理论, 认为新的上古音构拟可以把古汉语谐声、通假、词源等研究与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融为一炉。例如“續讀”都从賣 (賣ハ四土) 声, 《说文》说賣为土ハ园口儿声, “土ハ园口儿古文睦, 读若育”, 睦又从土ハ即从六声。有人对以上关系不很信, 其实是可信的。因为“續”, 似足切是ljok, 藏文为lhugs, “讀、黷、殰、櫝”, 都是独谷切dlok, 比较藏文读lhogs (klog) 、黑rog、胎衣rog、包裹drog。“賣”, 余六切是音育luk, 通行作鬻luk、粥揲luk, 又《集韵》神六切的“售”揿luk, 藏文说不保留为lhugs。“睦”莫六切是mljuk, 藏文亲附、朋友、帮助说rogs, 又《广雅·释诂》“睦, 信也”, 藏文信任为rlug。睦通陸。“陸”, 力竹切是rjuk, 藏文广大说lhogs, 大地说dog, 《释名》“陸, 漉也, 水流而去也”, 藏文流出作rlug。“六”, 也是力竹切rjuk, 藏文是drug, 其间关系更是人所久知的。 (“陆、六”现改为rug。) 又同声有赎, 藏文赎为blu, blus, 音亦相近。证明这群词在汉藏二语中语音上确有明显联系。
郑张尚芳 (2003b) :《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 载《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出版。
该文指出亲属语言同源词比较应重视择词, 须选择核心词根来进行比较, 特别关注同族词系和共形词系的比较。在语音对应上, 上古复辅音、藏泰文中的流音塞化、原始的复辅音及可替换的韵尾等最重要。
郑张尚芳 (2004) :《谈音义关联的平行词系比较法》, 载《民族语文》2004年第1期。
该文认为一些语言的部分词根是音义关联的, 音义关联词系是在语言发展中自行形成的, 这类词系的平行对应表明语言有过共同发展的历史。“屎”“嗜”等词的共形平行变化、“舌”“舐”的同根关系可以用来说明华澳诸语的发生学关系。 (作者早期的共声同源词只是其中一部分, 限于汉字同声符。)
11.丁邦新 (2000) :《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 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又载《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一) 》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 ,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427—442页。
该文共分四节, 讨论了当前汉藏比较的三种说法:一、语言联盟和语言接触无界有阶说;二、深层对应说;三、语言影响论;四、结语。对当前汉藏语比较研究有指导意义。
12.江荻 (2000) :《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 载《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该文就构建历史比较词表提出以下步骤:汉藏语言共同历史时期推断;原始先民认知范畴考察;考古、文献记载资料验证;排除文化传播词项;建立核心词表的辅助词表。
13.金理新 (2000) :《论形态在确定汉藏同源词中的重要意义》, 载《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该文认为, 目前所确定的汉藏同源词从总体上看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忽略或排除了形态。作者认为汉藏同源词的确定应建立在形态研究的基础上。
14.黄行 (2001) :《确定汉藏语同源词的几个原则》, 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4期。
该文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讨论几个汉藏语比较研究中比较隐性的原则问题:语音对应规律的概率论原则, 同源词的语值变异和集合原则, 构拟的非线性原则和构拟无标记项优先原则。语料库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中如果设定这些原则, 就有可能提高比较研究的解释力。
15.薛才德 (2001/2007) :《语义比较法和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 载《语言研究》2001年增刊;又见《汉藏语言研究》 (薛才德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15页。
该文将邢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中创立的“语义比较法”引进到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中。
16.吴安其 (2002) :《汉藏语同源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该书将汉藏语的各个分支 (汉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 构拟了早期形式, 在此基础上讨论汉藏语系语言的原始形式。作者认为这种层级构拟的做法较之汉语和藏语的直接比较更切合历史比较法的原则。
吴安其 (2007) :《周代西部方言的藏缅语底层词》, 载《民族语文》2007年第3期。
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 通常以词的对应关系来解释, 忽视了商周时代汉语和藏缅语的接触关系, 该文认为“曲、违、霰、吾”等词为殷周时代汉语借自古藏缅语的词汇。这些词通常被视作汉藏同源词。
17.何九盈 (2004/2006) :《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 载《语言学论丛》第29辑, 商务印书馆, 2004;又见《语言丛稿》,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1—67页。
该文提出了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一、远程构拟应与层级构拟相结合, 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二、比较构拟应与内部构拟相结合, 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
何九盈 (2005/2006) :《所谓“亲属语言”词汇比较问题》, 载《音史新论》, 学苑出版社, 2005;又见《语言丛稿》,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68—77页。
该文批评法国沙加尔《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 (1995) 一文的若干词汇比较。全文分六节:一、将后起字当“上古汉语”;二、把假借字当本字;三、把联绵字当单字;四、双方意义不能对比;五、照抄有错误的原文;六、不可思议的条目。有些情况在汉藏语词汇比较中也存在。
18.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 (2006) :《历史语言学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回复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 《语言学论丛》第34辑, 商务印书馆, 2006, 346—359页。
该文从四个方面回应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研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一、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合作历史;二、学术批评的规范;三、历史语言学的一些原则;四、语言的类型演变和声调发生学理论。
19.龚煌城 (2006) :《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汉藏语比较研究》, 《语言学论丛》第35辑, 2006, 280—295页。
该文认为汉藏语比较研究之所以落后, 是由于汉语古音的研究迟迟未上轨道所致。另一原因是由于汉藏语是属于单音节语言, 词身很短, 加上语义演变, 造成同源词辨认的困难。汉藏语比较研究今后的发展, 唯有严格依据在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进行, 才可能有成果。
20.孙宏开 (2007) :《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访李方桂先生》, 载《中国语言学集刊》 (第二卷, 第一期) , 249—261页。北京:中华书局, 2007。
该文是1986年6月3日孙宏开先生与李方桂先生谈话的录音记录。两位先生讨论了汉藏两语中的介音j, 藏文后缀-s, 韵尾-r/-d, 词头s-的功能和意义。以及侗台语、苗语和部分藏缅语中的一套小舌音q、qh、G是原有的还是后起的问题, 带前喉塞音揲-的声母问题, 声调的起源问题, 羌语中复辅音声母第二成分l变u介音问题, 塞擦音的后起问题, 汉语上古音无开合口问题, 以及辅音对元音的影响问题等。
21.孙顺 (2008) :《汉藏同源词音义对应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6页。导师:张渭毅。
该文共四章:一、前人研究概述。二、提出基本辅音对应的原则, 以避免将藏文的前缀跟汉语词根构成错误对应;通过藏语的内部证据, 论证“介音l”实为基本辅音。三、讨论汉藏同源词在语义上的对应, 为语义对应设定了一些规则。四、从音义对应的角度讨论了语义比较法的效力。同时借鉴无界有阶理论, 认为汉藏比较时, 应该运用词频对汉语的同义词进行筛选。
22.黄海英 (2008) :《俞敏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学术成就》, 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152页。导师:施向东。
作者认为俞敏的汉藏比较研究成就有三点:一、率先对汉藏虚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二、首次以汉语古韵部为出发点确定了近600对汉藏同源词, 寻求两语的语音对应规律以窥测汉语古音, 并将汉藏同源词的比较由单音节字扩展至双音节的联绵字;三、将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结合起来考察汉语与藏语的发生学关系, 弥补了历史比较法的不足。
二、比较篇: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 汉藏语语音比较
1.P.K.Benedict白保罗 (1940) :Studies in Indo-Chinese Phonology (《印度支那语音韵研究》) , HJAS 5.101—127.
该文论述汉藏语音韵比较的两个问题,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2.俞敏 (1949/1999) :《汉藏韵轨》, 是《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一文附录, 原载《燕京学报》37期, 1949, 87—94页;后收入《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167—183页。
《汉藏韵轨》首次提出了上古汉语和藏文的韵母对应关系。该文汉语上古音使用的是黄侃古韵31部说, 今按王力的上古音韵部体系分成了甲乙丙三类, 并括注王力古韵30部名称, 将其结果归纳如下表。表中斜线后面的带-s韵母可视为是斜线前韵母的变体, 为笔者所补出, 俞文不别。这种声母/韵母比较体系比元音/辅音的比较体系似乎更适合汉藏语的实际情况。
据笔者考察, 上表有13个特点: (一) 汉语31个韵部中有5部 (宵、支、歌、药、蒸) 无藏语同源词; (二) 幽部入声觉部应独立, 该部对应于藏文的-ug, 黄侃未独立出此部, 未妥; (三) 入声韵觉、屋二部同对应于藏文的-ug; (四) 汉语的脂微应分为二部, 藏文同源词支持此说; (五) 汉语的闭口韵部应三分, 即侵/缉部应各再一分为二; (六) 汉语若干韵部的藏语韵母显示阴、阳、入三声韵部不完全匹配; (七) 汉语入声韵对应于藏文的-b, -d, -g尾; (八) 汉语阳声韵对应于藏文的-m, -n, -覧尾; (九) 汉语阴声韵对应于藏文的-諂, -r, -l, -s尾; (十) 藏文同一韵母未必对应于一个汉语韵部; (十一) 汉语的一个韵部对应于不只一个藏文韵母, 暗示汉语上古韵部未必是一部一主元音; (十二) “痕部与灰对转的-ul, -el”现象, 暗示汉语的文部除了收-n尾外, 还有收-l尾的; (十三) 将藏文阳声尾 (-耷、-m) 、入声尾 (-g、-b) 后带-s的与不带-s的韵母视同一类, 可商。以上13条特点我把它命名为“俞敏规则”。这13条规则或揭示现象, 或提出问题, 我们将另文详探, 这里仅对其中的第 (一) (五) (十一) 三条稍作申说。第 (一) 条的宵部和药部未必没藏语同源词, 见下文“汉藏语词汇比较”冯蒸文;第 (五) 条汉语侵/缉部应再一分为二, 俞氏引用黄侃的“谈添盍帖分四部说”证成其说, 其实俞说与黄说并不相同, 黄说应指谈/盍部二分。施向东《黄侃古韵闭口六部与俞敏古韵闭口六部之异同》 (载《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6—61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曾列表说明二者异同, 现引录如下:
但是俞敏的闭口韵侵/缉部二分说在汉藏语的元音对应上极有规律, 即:侵甲对藏文的前元音-i, -e, 侵乙对藏文的后元音-o, -u, 谈部对藏文的-a, 相配入声韵部亦然。藏文的五个元音分配秩然有序, 此种情况绝非偶然。第 (十一) 条汉语的一个韵部对应于不只一个藏文韵母, 暗示汉语的一个韵部不一定是一个主要元音。我们知道, 当今影响最大的郑张尚芳和美国白一平及俄罗斯斯塔罗斯丁的上古音体系就是一个韵部非一个主要元音, 确切地说, 是收喉 (-覧/-g) 诸部一个韵部一个主要元音, 收舌 (-n/-d) 、收唇 (-m/-b) 诸部是一个韵部三个主要元音。这个理论与王力、李方桂的一个韵部一个主要元音体系迥然不同。而与此条若合符节, 下面把俞敏《汉藏韵轨》的结果与郑张尚芳的上古音韵母体系做成比较表列出 (《汉藏韵轨》中藏文阳声-耷, -m和入声-g, -b尾带-s的变体韵母暂不列出) , 以供进一步研究:
3. Kamil Sedlacek施立策 (1967) :The Law of Phonetic Change in Initial Clusters in Common Sino-Tibetan (《共同汉藏语的复声母音变律》) , MS 26:6—34.
对原始汉藏语的复声母做了构拟, 并阐述了它们的音变律,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Kamil Sedlacek施立策 (1970) :Das Gemein-Sino-Tibetische (《共同汉藏语》) , Wiesbaden:Kommissionsverlag Franz Steiner Gmb H, 1970.90pp.
该书将书面藏语中的几种复声母与古汉语中相应的复声母进行比较。作者试图构拟共同汉藏语 (das Gemein-Sino-Tibetische, 是汉藏语由双音节或多音节向单音节过渡的阶段) 的统一形式。根据汉藏同源词, 研究了汉藏语复声母的语音结构及其在后来发展阶段中的发展与分化。作者将这一语音发展过程与南亚系语言 (尤其是高棉语) 中的相似过程比较, 得出以下结论:共同汉藏语中有三个基本的复声母序列, 每个基本序列被水平和垂直地划分为5个发展层次和4个复声母要素。汉-高棉语词语中的中音位﹡-A-和-I- (泰语和老挝语的相应词语证明这两个音的存在) 揭示了古汉语流音分布的规律:流音﹡-l- (汉藏语*-r-) 位于单元音*a、*o、*u之前, 擦音*-δ- (汉藏语*-l-) 位于单元音[*a]、*i、﹡e之前。流音对单元音或双元音的高度及种类有影响, 证实了古汉语和藏语的词形是多音节的假设。该书目录如下:
4.Nicholas C.Bodman包拟古 (1969/1995) :Tibetan Sdud‘Folds of a Garment’, the Character卒, and the*st-Hypothesis (《藏文的sdud“衣褶”与汉语的“卒”及*st-假说》) ,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 1969;冯蒸汉译文载《原始汉语与汉藏语》,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1—24页。
该文举出藏语sd-声母和汉语*ts-的对应关系, 认为部分*ts- (精母) 、*ts‘- (清母) 、*dz‘- (从母) 的字是从原始汉语的*st-等变来的, 是易位 (metathesis) 音变所致。
5.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1976/1998) :Chinese﹡s-Nasal Initials (《汉语*s-鼻音声母》) ,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4分, 587—609页;汉译文载《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 (赵秉璇、竺家宁编)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234—255页, 刘宝俊节译。
该文讨论有关构拟汉语鼻音声母和鼻冠音的原则。所用的证据有谐声字和藏语的同源词。
6. 潘悟云 (1987/1998) :《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原载《语言研究集刊》,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后转载《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307—334页。
该文论证了上古汉语、原始藏语和其他一些亲属语言中均有C-l-、C-r-和Cl-、Cr-两种类型的复辅音声母, 全文共举55例加以说明。
潘悟云 (1991) :《上古汉语和古藏语元音系统的历史比较》, 《语言研究》1991年增刊, 32—34页。该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六元音系统跟古藏语之间的语音对应更加规则。
潘悟云 (1999) :《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 《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125—147,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该文分四节:一、什么是次要音节;二、上古汉语中的次要音节;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四、次要音节的流变。认为东南亚语言的发展趋势是从双音节的语素发展为一个半音节, 再缩减为一个音节。
潘悟云 (2008) :《藏文的揶-与捺-》, 载《民族语文》2008年第4期, 3—8页。
该文通过“夜”“死”等例子, 论证藏文的部分C-与Z-对应于上古汉语带*-l的声母辅音, 从而说明汉藏两语中发生过如下音变:
7.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 (1990/2006) :Deltacism of Laterals in Sino-Tibetan and Elsewhere (《汉藏语和其他语言中边音的塞音化》) , 2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Oct.3—6, 1990;中译文载《声韵论丛》14辑,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6, 45-65页, 苏玉玲、丘彦遂、李岳儒译。
由于d和l发音特性的接近, 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或是方言之间, 都很容易发现这两个语音的相互交替, 但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的研究中, 前人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事实。该文从生理发音的角度, 说明l在j之前, 很容易产生“增音”d, 而d却造成l的失落, 这就是“流音的塞音化”。再根据上述的理论, 找出16组汉藏语系的同源词, 为汉藏语同源词的研究提供另一个思考的方向。
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原始藏缅语手册:汉藏语构拟的系统与哲学》)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ⅩⅢ+750pp.
该书共13章, 目次如下:一、导言;二、原始藏缅语的音节结构;三、辅音声母;四、前缀;五、单元音韵母与复元音韵母;六、闭音节韵母与元音音长的作用;七、鼻韵尾韵母;八、塞韵尾韵母;九、流音尾韵母;十、带-s尾的词根;十一、后缀;十二、变异词族中的韵母;十三、结论。多处论及汉藏语音韵比较。
8. 尹蔚彬 (1997) :《汉藏语同源词探讨:鼻音、流音声母关系字声母、韵母比较》,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导师:黄布凡, 1997年5月, 49页。
该文从白保罗、龚煌城、包拟古、柯蔚南、俞敏和罗仁地六家的533对汉藏语同源词中选取了81对鼻音、流音声母关系字做比较, 声母的比较分鼻音、流音两类, 韵母的比较分元音、韵尾两类, 寻找汉藏两语语音对应规律。
9. 金理新 (1999) :《汉藏语中两个性质不同的*韵尾》, 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该文认为汉藏语中除塞辅音韵尾*-k应该两分外, 鼻音韵尾*-耷也应该两分:一为派生韵尾*-耷, 一为原生韵尾*-耷。同时作者认为原始汉藏语的原生韵尾*-耷在上古汉语和藏语中得到较好的继承, 而派生韵尾*-耷则在上古汉语和藏语中或继承或消失, 并认为这是汉藏两种语言之间同源对应中出现鼻音韵尾*-耷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10. 孙宏开 (1999)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 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 1—8页。
该文分五部分:一、介绍前人的看法。二、讨论复辅音前置辅音和前缀的区别。三、以“八”和“百”为例, 讨论复辅音结构存在的可能性。四、讨论复辅音的后置辅音, 认为前人拟测的“流音”或“介音”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可能有舌尖前擦音。五、拟测了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的结构形式。
孙宏开 (2001a) :《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 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 1—11页。
该文认为:原始汉藏语的塞擦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原始汉藏语的塞音只有清浊两套, 而没有送气音;原始汉藏语也有小舌部位的塞音。作者最后勾画了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
孙宏开 (2001b)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 《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 1—12页。
该文指出汉藏语系语言中的介音是后起现象, 其主要来源是复辅音后1辅音逐步弱化而成。
11. 薛才德 (2001/2007) :《藏文前加字*-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置辅音》, 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又见《汉藏语言研究》 (薛才德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6—27页。
该文运用邢公畹的“语义比较法”, 通过汉藏比较, 论证藏文前加字*-对应于上古汉语的鼻冠音。
薛才德 (2002/2007) :《藏文*-r、*-l韵尾跟上古汉语若干韵尾的对应:兼论前上古汉语的复辅音韵尾》, 载《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又见《汉藏语言研究》 (薛才德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40—51页。
在上古汉语韵尾*-r、*-n、*-d、*-t和藏文韵尾-r、-l的对应中, 作者发现前上古汉语带有复辅音韵尾的若干蛛丝马迹, 并在现代汉语方言和汉字谐声中找到了佐证。
薛才德 (2004/2007) :《藏文后置辅音j-和中古汉语-i-介音的来源》, 载《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又见《汉藏语言研究》 (薛才德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8-39页。
该文通过汉藏同源词的比较, 确认藏文后置辅音j-大部分来源于古藏语后置辅音l-, 小部分来源于古藏语后置辅音r-。并认为上古汉语的情况与之相似。
12. 周及徐 (2003) :《上古汉语中的*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 载《语言研究》2003年第4期;又载《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成都:巴蜀书社, 2003, 183—194页。
在上古汉语中存在许多*Kw-/*K-与*P-相交替的音义相近的词, 该文列举11对汉藏语对应词, 说明它们是前上古汉语时期的*Kw-/*K->*P-音变留下来的同源词。
13.王宇枫 (2005) :《由汉藏关系词韵母系统的对应关系看上古的阴声韵和入声韵》, 载《语言》第五卷,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75—281页。
该文指出上古汉语入声字因主要元音长短发生分化, 中古阴声韵一部分来自上古入声韵。援引施向东和全广镇的汉藏语比较成果, 特别是汉语的阴声韵对应于藏文的入声韵现象以证成其说。
14.郑张尚芳 (2006) :《汉藏两语韵母的异常对应》, 载《语言研究》第26卷第2期, 2006, 1—4页。
该文认为, 汉藏比较不可太拘执, 企图连声母清浊、介音、韵尾有无都能对上, 为此煞费苦心地找冷字以比对, 未妥。而依据异常对应式, 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规律。在择词比对时, 与其以合语音规则的冷字僻义, 不如采用合式的异常对应。该文讨论了汉藏两语在垫介音方面的变化和韵尾异常对应的六种模式。
15. 施向东 (2006) :《汉藏语唇辅音与半元音的交替》, 载《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 5—10页。
该文认为上古汉语中唇音声母字与晓母字的通转现象反映了汉藏语中唇辅音与半元音w的交替, 举了汉藏语同源词40例为证。
16.徐世梁 (2007) :《从音变过程看上古汉语与藏语的元音对应》, 载《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1期, 36—45页。
该文将上古汉语与藏文及藏语北部方言之间的元音对应情况进行比较, 发现上古汉语与藏语北部方言的对应更密合, 结合元音音变过程, 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上古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元音对应情况。
(二) 汉藏语词汇比较
1.B.Laufer劳费尔 (1916) :The Si-Hia Language (《西夏语》) , 载T’oung Pao (《通报》) 17期, pp.1—126, 1916.
该文附录中列出了96个汉藏语同源词。由于当时汉藏语比较研究刚起步, 尚未系统地构拟上古汉语的语音形式, 该文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还存在局限性, 但有开创意义。
2.Walter Simon西门华德 (1929)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in Versuch (《藏汉语同源词初探》) , 载Mitteilung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32:157—228, 1929。冯蒸书评 (1988/1989) 提要见本文“理论篇”8的题录。
该文是对汉藏语进行系统比较的首次尝试。作者提出了338对汉藏语同源词。他将汉语和藏语的声母和韵母作了全面性的比较研究。该文受到了马伯乐、高本汉、李方桂、龚煌城、冯蒸等学者的批评。
3.王静如 (1931) :《中台藏缅数目字和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 载《史语所集刊》3:1, 49—92。
该文比较了汉藏语的数词和人称代词。是中国学者最早进行汉藏语比较的论文, 具有开创意义。
4.Robert Shafer谢飞 (1940—1941/1966) :The Vocalism of Sino-Tibetan (《汉藏语系的元音》) , 原载JAOS 1940, Vol.60, No.3, pp.302—337, 1940;Vol.61, No.1, pp.18—31, 1941。后来又重印于他的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汉藏语导论》, Part I, Wiesbaden, 1966, 第3—5章。书评见李方桂《书评:沙佛, 藏汉语系的元音》, 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三卷, 1943, 77—80页。
谢飞此文提出的汉藏语同源词有156个, 得失参半。至于他提出的汉藏语元音对应关系, 则多有可商, 李方桂先生的书评已指出其不可信之处。李先生的书评对汉藏语比较亦有理论意义。
5.Paul K.Benedict白保罗 (1972/1984) 著, 马提索夫编:Sino-Tibetan:A Conspectus (《汉藏语言概论》)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汉译本为乐赛月、罗美珍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该书共48节, 分论藏缅语族、克伦语族和上古汉语的音韵、形态和句法。我们把它放在此处评述是从该书的同源词角度着眼的。书中汉藏语同源词的数目诸家统计不一, 马提索夫说它:“构拟出了超过500个的藏缅语词根, 还有300多个汉语同藏语的同源词” (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1期1—8页) 。据尹蔚彬 (1997) 统计, 该书中列举的491组例词中, 共有238对汉藏同源词, 与此说大致相合。但全广镇 (1996) 据周法高 (1972) 文的索引统计, 该书有藏汉同源词342个, 但注明藏文的只有52个, 差别颇大。这些分歧有待进一步详细统计确定。另有工具书《〈汉藏语言概论〉词语检索》 (黄树先编, 见所著《汉藏语论集》,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91—322页, 2007) 可参。
Paul K.Benedict白保罗 (1976/1984) :Sino-Tibetan:Another Look (《再论汉藏语系》) , JAOS96, 176—197;汉译文亦载上书汉译本422—488页。译者同上。
继白氏《汉藏语言概论》 (1972) 一书后, 该文新提出91对汉藏语同源词。
6.李方桂 (1976/1984) :Sino-Tai (《汉语和台语》) , 载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e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1976, pp230—240, Tokyo;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四集, 1984:1—9页, 王均译。
该文举例论证汉语和台语的同源关系。其中有56个词例还同时给出了藏语同源词, 这56个藏汉 (及台语) 同源词有些是其他学者所没有比较过的, 为李氏首次提出。故在此处题录。但个别例证不无可疑, 如该文举出藏文的zlan“水份”对应于汉语的“涎”, 这里藏文的zlan就不见于多数藏文字典。
7.Nicholas C.Bodman包拟古 (1980/1995)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 ,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Waugh, 34—199.Leiden:E.J.Brill, 1980;潘悟云汉译文载《原始汉语与汉藏语》,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46—241页。
该文比较了486组上古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词, 其中汉藏语同源词有254对。此外, 作者在其他论文中, 还提到了另外一些汉藏同源词。该文对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词的认定及汉语上古音的构拟甚具启发性。
8.龚煌城 (1980/198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 (《汉语、藏语、缅语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 , 原载《史语所集刊》第51本第3分;又载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1—30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席嘉汉译本, 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3期, 1989, 12—42页。
该文提出了182组汉藏缅语同源词, 其中汉藏语同源词有169对。作者据此将李方桂先生的上古汉语四元音系统同古藏文和古缅文的元音系统加以比较, 总结对应规律。该文将“盐” (藏文rgyamtshwa) , “尔” (藏文nyid) 看作是汉藏同源词, 在其后的汉藏比较论文中这两个词不再出现。
龚煌城 (1995/200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原始汉藏语的韵母系统》) , 载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1—92, 1995;又见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79—124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汉译文 (司联合译、李葆嘉校改) 载《汉语的祖先》 (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 152—220页,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该文据278个汉藏同源词探讨了原始汉藏语的韵母系统, 据丁邦新 (2000) 的归纳, 得到如下的对应关系:
单从汉藏两语比较的角度看,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四个单元音i、u、藜、a和三个复元音i藜、ia、ua, 而藏文是五个单元音:i、u、e、o、a。该文找到了汉藏两语元音系统的全面对应关系, 也解释了藏文e、o的来源。有些复杂的对应关系, 主要是受到韵尾的影响。
以上二文亦可以放在比较篇的汉藏语语音比较部分或汉语篇的语音部分加以论述, 但是我们把它们放在此处, 是更看重龚先生找到的169对 (1980文) 和278对 (1995文) 汉藏语同源词。
9.G.H.Luce卢斯 (1981) :A Comparative Word List of Old Burmese, Chinese and Tibetan (《古缅语, 汉语, 藏语比较词表》) , London:SOAS, 1981, xit+88pp., J.A.马提索夫著有书评:Transluccent Insights:A look at Proto-Sino-Tibetan Through Gordon H.Luce′s Comparative wordlist, 载BSOAS Vol XLVI, Part 3, pp.462—476, 1983.汉译文《洞微烛幽:从戈登.H.卢斯的〈对应词汇〉看原始汉藏语》, 徐世璇译, 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十一集, 1988, 77—90页。
该书共列词目1340多条, 其中汉藏两语共有的词目是811条。不少词条为作者首次提出。由于作者增加了缅语的对应条目, 使得汉藏两语比较的可靠性大为增加。缅语除根据缅文外, 还列有大量的古碑文, 上古汉语根据高本汉的《汉文典》, 藏文根据叶斯开的《藏英词典》。美国马提索夫曾有书评。
10.[美]Weldon South Coblin柯蔚南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汉学家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 , Nettetal:Steyler Verlag, 1986, 186 pp.
该书参考白保罗 (1972) 、龚煌城 (1978) 和包拟古 (1980) 等人著作, 选择和汇总了489对汉藏语同源词 (如不计汉缅同源词, 则纯汉藏语同源词是469个) 。其中约15%是他本人新提出。并重构汉藏语的原始形式。按英文释义词的字母顺序排列汉藏同源词。全书分四部分:一、导论;二、原始汉藏语音系;三、汉藏语词汇比较;四、索引。前两部分刘宝俊曾译成汉语, 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9、20期上。
11.邢公畹 (2001) :《汉藏语同源词初探》, 载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二) ,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 1—128页。
该文完全据柯蔚南《汉学家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所收的汉藏语同源词加以补证讨论, 作者补充汉藏语系资料, 按汉语上古音韵部顺序排列。共讨论了130条, 分布于27个上古韵部, 无微、蒸、药三部。
12.俞敏 (1989/1999) :《汉藏同源字谱稿》, 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又收入《俞敏语言学论文集》63—120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该文列举了595对汉藏同源词。按上古汉语32韵部排列。下面列出两个表:一为《谱稿》所反映的汉藏韵母对应表, 一为《谱稿》与《汉藏韵轨》的汉藏韵母对应比较表, 以观察汉藏同源词的分布情况 (二表据黄海英2008改作) 。词例中藏文阳声 (-耷、-m) 、入声 (-g、-b) 韵尾后带-s的变体韵母暂不单独列出 (俞文不别) 。《谱稿》商务印本 (1999) 讹错颇多, 黄海英 (2008) 列有刊误120条, 请参阅:
俞敏 (1991/1999) :《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 载《民族语文》1991年1期1—11页;又载《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184—203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该文据齐语著成的书《公羊传》、《方言》中的词汇和郑注三礼等零星记录, 分别从语音、虚字、词类、词组、词序、所谓“主谓”和词汇等七方面证明齐语与藏语关系密切。其中词汇方面共列举了108对汉藏语同源词, 有不少是《汉藏同源字谱稿》 (1989) 所没有的, 非常值得注意。
俞敏 (1992) :《汉藏联绵字比较》, 载《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文首次大规模地对汉藏两语的同源联绵字进行了比较研究, 共搜集了“korekore裾拘”、“gigu邂逅薢茩”、“khamkhum咸页颔”、“gyagyaba撠挶”、“gyagya规求”、“gyagyog拮据”、“pu su罘罳”、“snamsnim荏苒”和“ha耷sa耷遑悚”等100多对联绵字。由此证明:汉藏两语词汇上的同源关系, 不仅限于单音节, 双音节亦有同源关系。
13.Randy J.La Polla罗仁地 (1992) :Variable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原始汉藏语的韵尾变异》) ,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1分, 131—173页。
该文列举了219对汉藏语同源词。汉语上古音采用李方桂的系统, 探讨汉藏两语的韵尾差异。
14.全广镇 (1996) :《汉藏语同源词综探》, 台北:学生书局, XI V+412页。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作者细心地审视了: (1) 劳费尔 (B.Laufer) 、 (2) 西门华德 (Walter Simon) 、 (3) 谢飞 (Robert Shafer) 、 (4) 白保罗 (Paul K.Benedict) 、 (5) 龚煌城、 (6) 包拟古 (Nicholas C.Bodman) 、 (7) 柯蔚南 (W.South Coblin) 、 (8) 俞敏等八家的汉藏语同源词比较成果, 对汉藏语同源词目的源流作了梳理, 在此基础上, 确认可信的汉藏语同源词有654对。
15.Peiros, Ilia and Sergei A.Starostin裴罗思和斯塔罗斯丁 (1996)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ive Sino-Tibetan Languages (《五个汉藏系语言比较词汇》) .6 vols.University of Melbourne.
该书共六卷, 比较了上古汉语、藏语、缅语、景颇语和卢夏语 (Lushai) 五个汉藏系语言的有关词汇。除卷六是索引外, 前五卷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排列作者认定的同源词, 卷一是唇音, 收词目454, 卷二是舌尖音, 收词目674, 卷三是边音, 收词目303, 卷四是腭音和嘶音, 收词目544, 卷五是舌根音、小舌音和喉音, 收词目662, 总计收词目2637条。但非每个词目五种语言都有。其中汉藏两语的同源词目有971条, 这些同源词或是作者所发现, 或取自他书。该书藏文根据J覿schke的《藏英词典》, 上古汉语取自《辞源》, 上古音根据斯塔罗斯丁 (S.Starostin) 的拟音, 并对每组汉藏同源词做了古音构拟。
16.施向东 (2000) :《汉-藏同源词谱》, 载《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0, 23—146页。
该文是汉语跟藏语同源词研究的“鸿篇巨制”。《词谱》分四类排列同源字, 它有三个特点: (1) 一个藏语词的几个意思与汉语的几个词音义相对应, 一个汉字的几个意思与藏语的几个词音义相对应; (2) 一组同谐声的汉字与藏语中一组词音义分别相对应; (3) 一组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汉字, 与藏语中一组同义或近义词分别具有音义对应关系 (参黄海英2008) 。例如:第一类为“一词多义者”
1.1.01藏文vbras1) 米饭。汉字粝1.2.01汉字播1) 迁也。藏文spar, spard……
2) 疮疖, 瘰疬。汉字疠2) 弃也。藏文vbord, bor。
四类同源词大概有455组左右, 抛却第四类36组不计, 平均有两对到三对同源字的差不多有420组, 换言之, 作者假定的汉藏同源字在1000对以上!在数量上为国内外学者汉藏词汇比较之冠。此外, 该书还有三大特点:一是搜罗宏富, 书中计有千余对汉藏同源词;二是采用邢公畹先生的“语义比较法”并有所推广;三是用了大量的古汉语书证材料, 注重内证外证相结合。施先生的汉藏词汇比较语音对应关系复杂, 笔者正从音韵学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 现将《词谱》中的汉藏比较词例的韵母对应关系初步归纳成下表, 以供参考: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施向东比较的最大特点是, 甲类上古汉语阴声6韵部 (之、幽、宵、侯、鱼、支) 除了对应于藏文的开尾韵外, 还系统对应于藏文的入声韵 (指收-b, -d, -g尾) , 非常值得注意。
17.潘悟云 (2000) :《汉藏同源词表》, 未刊稿本。
该表未正式发表, 但在同行学者间流传, 共收汉藏语同源词385个, 有若干是潘氏独立提出。
18.杨光荣 (2000)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该书讨论了藏汉语同源词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举了汉藏两语的各15组同族词比较例, 容或可商。
19.薛才德 (2001) :《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语义比较法的证明》,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该书运用邢公畹创的“语义比较法”, 找出211组汉藏语同源字, 旨在说明汉藏两语的亲缘关系。
20.金理新 (2007) :《汉藏基础词辨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报告, 2007年6月, 220页。
该文对汉藏系语言中的99个基础词进行辨析, 构拟出其在上古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和南岛语中的固有形式。99个词分布于四类:第一类“人及肢体”24个;第二类“生存环境与生存材料”31个;第三类“基本行为”18个;第四类“智慧产品”26个。另提出三种分辨同源词与借词的手段: (1) 中介语言参与, 确定是否有语音演变关系; (2) 历史语义演变的过程可提供有力证据; (3) 不能把某一语词仅仅局限于某一语言或某一语支, 判断借词还是同源词需与其他语言联系起来、连环论证。
21.其他:下列一些汉藏词汇比较单篇论文值得注意:
(1) P.K.Benedict白保罗 (1939)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in Indo-Chinese (《印度支那语的语义差异》) , HJAS 4.213—229.
该文以古汉语的蠟和傩为例讨论汉藏词汇比较时的语义差异,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2) 俞敏 (1949) :《释甥》, 载《燕京学报》36期, 1949, 87—97页。
该文讨论汉语的“甥”和藏文捺a耷的同源问题, 但可看作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的范例。该文的汉藏语言学价值至少还有下列四点: (1) 介绍和引进了白保罗关于藏文捺-<﹡zr-, 揶-<﹡sr-的理论; (2) 论证《切韵》的介音I与藏文的介音r对应, 说明I多半是从古音的r变来的;审二的上古音是sr-; (3) 汉语上古音的耕部对应于藏文的-a耷, 例证甚多; (4) 探索了原始汉藏语的语义学问题。
(3) Walter Simon西门华德 (1956/1957) :Tibetan So and Chinese Ya‘Tooth’ (《藏语的so与汉语的“牙”》) , BSOAS 18:3, 1956;周达甫汉译文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211—213页。
该文认为藏语的so与汉语的“牙”是同源字, 并对其原始汉藏语的语音形式做了构拟。
(4) 中野美代子 (1970) :《漢语の『人』﹡nienとチベツト語の捱en/g捱enの对应及びその系统について》 (《论汉语的“人”﹡nien与藏语的捱en/g捱en的对应及其系统》) , 《东方学》40:135—148。
该文据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 从词族角度论证汉语“人”词族与藏语捱en/g捱en词族同源。
(5) 张琨 (1970/1980) :Sino-Tibetan Words for‘Needle’ (《汉藏语系的“针”字》) , MS 28, pp.230—245, 1970;汉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室印, 1980, 71—80页。
(6) 张琨 (1972/1980) :Sino-Tibetan‘Iron’:﹡qhleks (《汉藏语系的“铁”﹡qhleks字》) , JAOS 92:3, pp.436—446, 1972;汉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室印, 1980, 161—174页。以上二文的译者均是张莲生。
此二文论证“针”和“铁”在汉藏系语言语音上的契合不是偶然现象, 是同源词或是极早的借词。
(7) 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1977—1978)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稠﹡dj藜ug and浓﹡n藜u耷, ﹡nj藜u耷 (《论汉语稠﹡dj藜ug和浓﹡n藜u耷, ﹡nj藜u耷的关系》) , 载MS 33, pp.162—170.
该文讨论了古汉语“稠、浓”二字及相关字的词源关系, 援用汉藏同源字40余例加以证明。
(8) 梅祖麟 (1979) :Sino-Tibetan“Year”, “Moon”, “Foot”, and“Vulva” (《汉藏语的“岁, 月, 止, 属”等字》) , 载台湾《清华学报》新12卷1期, 1979, 117—133页。
该文提出了上古汉语“岁, 月, 止, 属”等字的汉藏语同源词。
(9) 梅祖麟 (1992) :《汉藏语的“岁, 越”, “还 (旋) 、圜”及其相关问题》, 载《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325—338页。
在该文中, 作者说明“岁, 越”同源, 藏文的skyod-pa“行走, 逾越, 时间的逝去“又和“岁, 越”同源。现在再来讨论这几个字, 一则是上古音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岁, 越”的拟音需要修正, 二则是“还 (旋) 、圜”这对字可以说明, 上古汉语不仅有skwr-这样的复声母, 还有跟它平行的sgwr-。
(10) 黄布凡 (1989/2007) :《藏缅语的“马”与古汉语的“駹”》,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又见《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 (黄布凡著) ,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441—454页。
该文论证古藏文的“马”rma耷s与古汉语的“駹”是同源词。并讨论了若干理论问题。
(11) 冯蒸 (1997) :《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与古代印度语言中的-a·m﹥-o/u型音变》, 载《汉语音韵学论文集》, 1997,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文列出郑张尚芳提供的上古汉语宵部和药部的汉藏同源词, 宵部对藏文-o, 药部对藏文-og, 如下:
这里11、12二例中汉语是去声字, 对应于藏文的-gs正合适。
上古汉语宵部的汉藏对应问题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难题之一, 俞敏、龚煌城等著名汉藏语学者似乎都认为宵部无藏文同源词 (见Hwang-cheng Gong1980, 俞敏1989) , 故上述字例十分珍贵。
(12) 冯蒸 (2007) :《藏文sdod与汉语“辍”》, 《民族语文》2007年第1期, 31—34页。
该文认为汉语“辍”对藏文的sdod。还根据共“声”同源词理论, 连带比较了藏文ldud-pa与汉语“啜”, 藏文sdud-pa与汉语“掇”, 藏文dudku与汉语的“涰鳥鸠”等汉藏语同源词。
(三) 汉藏语语法形态比较
1.August Conrady孔好古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印度支那语中一种使动和名物化的构成》) .Leipzig:Otto Harrassowitz, 1896, 135pp.
该书是汉藏语语法形态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 讲汉藏两语的构词法特别是使动式和名物化, 以及与此有关的音韵问题, 如指出清声母是及物动词, 是前缀留下的痕迹, 浊声母为不及物动词, 乃是原先不带前缀的声母等等, 对后来的汉藏语形态比较有重要影响。
2.俞敏 (1949/1999) :《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 原载《燕京学报》37期, 1949, 75—95页;后转载于《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67—183页, 1999, 商务印书馆。
该文论述上古汉语的“其”与藏的gji是同源词, 不但音义相当, 且用法相当。
俞敏 (1999) :《汉藏虚字比较研究》, 载《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21—166页, 商务印书馆。
该文为汉藏语虚字系统比较的首篇论文, 比较的内容包括词头, 词尾和代词, 否定词, 疑问词, 助词和联络字, 共比证了27组汉藏虚字, 其结果如下表 (参黄海英2008) :
3.张永言 (1960) :《汉藏语词尾-pa》, 载《中国语文》1960年第11期, 369页。
该文指出藏文词尾-pa的同源形式即上古汉语的“夫”或“父”, 举了21例, 与俞敏的结论相同。
4.E.G.P.ulleyblank蒲立本 (1965) :Close/Open Ablaut in Sino-Tibetan (《汉藏语中的闭/开元音交替》) , Lingua 14:230-240。
该文举证说明汉藏两语形态变化中均有闭/开元音交替, 并且可以比较。
三、汉语篇 (上古汉语)
(一) 综论
1.Jerry Norman罗杰瑞 (1991/1995) :Chinese (《汉语概说》)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汉译本:张惠英译,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5。
该书对古今汉语的全貌做了准确、翔实的概述。
2.William S.Y.Wang ed. (1995/2005)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汉语的祖先》) , JCL Monograph 8;汉译本:王士元主编、李葆嘉主译 (2005) :《汉语的祖先》, 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7月14—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汉语语源”研究专题研讨论, 本书是该次会议的论文集, 共收论文和评论16篇, 对上古汉语和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 语音
说明:目前, 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影响并且被用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汉语上古音构拟体系主要有七家, 即: (1) 高本汉 (1940/1957) ; (2) 王力 (1958) ; (3) 李方桂 (1971) /龚煌城 (2002) ; (4) 俞敏 (1984) ; (5) 斯塔罗斯丁 (1989) ; (6) 包拟古 (1995) /白一平 (1992) ; (7) 郑张尚芳 (2003) /潘悟云 (2000) 。现把这七家的代表作题录如下 (高本汉书置于“工具书”类中) , 另列其他相关论著备参。
1.王力 (1958) :《汉语史稿》 (上册) , 北京:科学出版社。
该书的上古音拟测自成一家之言, 在大陆音韵学界影响极大。但是, 梅祖麟在《汉藏语的“岁, 越”, “还 (旋) 、圜”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忽略了 (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以来各家对谐声字, 汉藏比较所做的研究……基本是中古的格局, 声母部分和韵尾部分都没有复辅音, 所以不可能有﹡s-词头, ﹡-s词尾……因此他的上古音在某些方面不适于做汉藏比较的研究, 也不能解释上古构词法中的一些基本现象。”
2.李方桂 (1971/1980) :《上古音研究》, 《清华学报》新九卷1、2期合刊, 1971;商务印书馆, 1980。
这是一本划对代的著作, 在国际汉语音韵学界影响极大。其声母系统特别是复声母系统的构拟尤值得注意。著名汉藏语专家龚煌城先生认为, 李氏的上古音体系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汉语起点。
3.Yang, P.F.M.杨福绵 (1976) :Prefix﹡s-and﹡SK-, ﹡SKL-clusters in Proto-Chinese (PC) :PartⅠ.Prefix﹡s-and﹡SK-clusters. (《原始汉语的前缀﹡s-和﹡SK-, ﹡SKL-复声母第一部分:前缀﹡s-和﹡SK-复声母》) ,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Tokyo, 1976, pp.359—411。
从汉语内证和外证两方面论证上古汉语有前缀s-和SK-型复声母, 提出若干新汉藏同源词。
4.P.K.Benedict白保罗 (1987) :Archaic Chinese Initials (《上古汉语的声母》) , 载《王力先生先生纪念论文集》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 英文分册25—71页,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7。
从汉藏语比较的角度研究上古汉语声母特别是复声母, 有启发性, 提出若干新汉藏同源词。
5.俞敏 (1984/1999)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载《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 1984;又载《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62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该文根据600多个后汉三国梵汉对音音节研究汉语上古音。首次将梵汉对音方法的应用对象从个别声母韵母的考证扩展到一个完整的汉语音系, 文中除了运用梵汉对音外还多处运用汉藏语比较的成果。
6.郑张尚芳 (1987)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 载《温州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4期67—90页。
该文是郑张尚芳最早系统提出其上古音体系的论文, 成一家之言, 在音韵学界影响极大。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该书是继王力、李方桂二家后关于上古音构拟的最重要论著, 自成一家之言, 复声母的系统构拟和六元音系统各分长短是该书的最大特色。全书中有396对汉藏语同源词, 该构拟体系常被用于汉藏比较的汉语根据。
郑张尚芳 (2005) :《原始汉语P-类复声母在中古的表现形式》, 载《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和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出版, 95—110页。
该文讨论p-和pl两种复声母在中古汉语中的不同反映形式。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汉藏语同源词。
7.СтаростинС.А.斯塔罗斯丁 (1989)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древнвктайской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ы (《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89.
该书是一名著, 作者经过独立研究构拟了上古汉语音系 (六元音系统, 并且元音分长短) 。与中国学者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统不谋而合。被国外学者用作汉藏语比较的汉语根据之一。该书已由林海鹰和王冲二位博士译成汉语, 在出版中。
8.William H.Baxter白一平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汉语上古音手册》) (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64) .Berlin:Mouton de Gruyter.922pp.
该书是国外关于汉语上古音研究的重要著作, 作者继承和发展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包拟古的上古音系统, 确认上古汉语六元音说, 被国外学者用作汉藏语比较的汉语上古音根据之一。
9. Nicholas C.Bodman包拟古 (1995)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 潘悟云、冯蒸译, 中华书局。
该书是论文集, 含作者1969—1985年间用英文撰写的论文4篇, 均已译成汉语, 它们分别是:
(1) 《藏文的sdud (衣褶) 与汉语的“卒”及*st-假说》 (1969)
(2) 《汉藏语中带s-的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 (1973)
(3)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 (1980)
(4) 《上古汉语中具有l和r介音的证据及相关诸问题》 (1985)
这4篇论文自成一家之言, 在国际汉语音韵学界和汉藏语学界颇有影响。此中第 (1) 篇我们置于比较篇的“汉藏语语音比较”, 第 (3) 篇置于“汉藏语词汇比较”。其实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包氏与他的学生白一平 (William H.Baxter) 的上古音观点非常一致, 音韵学界通称他们为“包拟古/白一平上古音体系”, 类似于上古音学界的“李方桂/龚煌城上古音体系”和“郑张尚芳/潘悟云上古音体系”。
10.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该书共21章, 分中古篇和上古篇两部分, 而以后者为重点。作者继承和部分发展了郑张尚芳的上古音学说。对古藏文声母辅音丛结构做了分析, 把符合响度原则的辅音丛 (一般称为乙类复辅音) 定性为复辅音。而将声首复辅音丛不符合响度原则的序列的音节 (一般称为甲类复辅音) 定性为“次要音节+主要音节”, 这种定性对于认清藏文前置辅音的性质有重要意义。潘书中还为一些古藏文词汇拟测了更古老的语音形式, 并将这些构拟的原始形式跟上古汉语比较, 认为它们构成汉藏同源词。
潘悟云 (2007) :《上古汉语的韵尾*-l与*-r》, 《民族语文》2007年第1期。
该文讨论上古汉语歌、微、脂诸部的韵尾, 根据上古朝鲜语对音资料, 找到了带﹡-l尾的确证。此外, 上古元、文、真的韵尾, 音韵学界通常认为带韵尾﹡-n。后来, Starostin最先提出其中有部分来自﹡-r。Baxter、龚煌城承其说。该文亦利用朝鲜语的上古对音材料, 及其他对音译音材料印证此说。
11. 潘悟云、冯蒸 (2000) :《汉语音韵研究概述》, 载《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一) 》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 ,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1 17—308页。
该文分三章, 分别对中古汉语、上古汉语韵母、上古汉语声母做了准确深入的论述。
12. 龚煌城 (2002/2004)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该论文集2002年出版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此为大陆印本。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收如下9篇论文:
(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1980) , 1—30页。
(2)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汉语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 (1990) , 31—48页。
(3)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汉语上古流音韵尾的拟测》 (1993) , 49—66页。
(4) 《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 (1994) , 67—78页。
(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1995) , 79—124页。
(6)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纽问题》 (1997) , 125—160页。
(7)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 (2000) , 161—182页。
(8) 《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 (2001) , 183—212页。
(9) 《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以及原始藏缅语的韵母演变》 (2003) , 213—242页。
13. 金理新 (2003) :《上古汉语音系》, 黄山书社, 2003。
该书共分22章, 内容如下:一、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二、谐声原则;三、清浊交替;四、*l-和*r-辅音;五、*-l-中缀;六、*gl-和*gr-声母;七、*j-和*cj-声母;八、﹡揿-前缀;九、*g-前缀;十、*r-前缀;十一、*s-前缀;十二、*d-前缀;十三、*m-前缀;十四、*q-系列声母;十五、*tj-、*tl-和*tr-系列;十六、*a和﹡e元音;十七、*u、*扪和*o元音;十八、*i元音;十九、*-r和*-l韵尾;二十、*-d、*-b和*-g韵尾;二十一、*-n、*-m和*-耷韵尾。该书充分利用藏缅语尤其是书面藏语的同源材料研究上古汉语音系。
(三) 语法·形态
1.俞敏 (1948/1984) :《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 载《燕京学报》34期, 1948, 29—49页;又载《中国语文学论文选》, 日本:光生馆, 1984。
该文认为先秦合帖两部的动词、形容词加一个舌尖音韵尾就可以派生出屑、没、曷三部的名词来, 并以此说明这五部的古音“通转”其实是古汉语派生新词的一种模式。这里“合、帖、屑、没、曷”五部为黄侃之古韵标目, 相当于王力的“缉、叶、物、质、月”五部。在《汉藏同源字谱稿》 (1989) 中, 俞敏指出该文“假定音节末尾加了个-d是错的, 该是-s”。
俞敏 (1984) :《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 《中国语文学论文选》, 日本:光生馆, 1984。
该文列举了12类上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这些模式是以原词分离出新义为内容, 以声、韵、介音的变换为语音标志, 基本上都涉及了词性的转变。
2.王力 (1958) :《汉语史稿》 (中册) , 科学出版社, 1958。
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 该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古汉语词头和词尾的论述。
王力 (1965/2000) :《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 《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又收入《王力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04—242页。
该文对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做了深入的研究。
3.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该书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 上溯殷周, 下探汉魏六期的发展。分四章:音变、重叠、附加语、复词。
4.梅祖麟 (1980/2000) :《四声别义的时间层次》, 《中国语文》1980年6期;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0。
四声别义是古代汉语的一种构词方式。该文指出四声别义有时间层次。
梅祖麟 (1989) :《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 载《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与文字组》 (上册) , 23—32页, 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
该文主要讨论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是方向化, 而使动化、名谓化是方向化的具体表现。
5.喻世长 (1986) :《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 《音韵学研究》第2辑, 北京:中华书局, 44—51页。
该文举出11对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相关的古汉语配对字, 对研究古汉语构词法有启发。
6.潘悟云 (1991) :《上古汉语的使动词的屈折形式》, 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2期, 48—57页。
该文主要讨论上古汉语中表示使动意义的手段: (1) 浊声母表自动, 清声母表使动; (2) 加后缀-s表使动; (3) 加前缀s-表使动。由于前两种已有学者作过讨论, 该文主要讨论第三种形式。
7.Axel Schuessler许思莱 (1992) :Affixes in Old Chinese (《上古汉语的词缀》) , Wiesbaden.
该书是系统研究上古汉语词缀的专著, 虽然有关看法不无可商, 但是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8.郑张尚芳 (2002) :《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 载《汉语词源研究》,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79—197页。
该文研究上古汉语中的构词构形手段, 其分类如下:A.声母清浊—— (1) 浊母内动, 清母外动。 (2) 清母动词, 浊母名词。B.元音长短——长音表形、动, 短音 (即三等韵旧拟为加i介音者) 表名词。C.韵尾鼻或塞——鼻音尾转塞有使动意味。D.声母后垫——加-r为二等有增强意味。E.韵母后垫——加-s (变去声) 表外向动词。表名物化 (后又以表名谓化:嫁种钉间称 (秤) 等皆常见, 梅祖麟考论这种变化晚于上一种) 。F.声母前加擦音——加s-表使动 (s揿→邪母) 。加s-又有名谓化作用。加h-也可表使动。又名谓化。G.声母前加鼻音——俞敏提出加m-表名物化。
9.Laurent Sagrt沙加尔 (1999/2004)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上古汉语词根》, Amsterdam:Benjamins, 1999;汉译本:龚群虎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该书共29章分两大部分。第1章至第14章讨论上古汉语音系和形态, 指出哪些是词根, 哪些是词缀;其中第2章至第3章讨论上古汉语音系, 音节依蒲立本分a, b两类, 上标于声母前, 指非三等与三等 (相当于郑张尚芳的长音﹑短音) , 第15章至第29章有选择地讨论上古汉语基本词和文化词, 作为第一部分上古音和形态的示例。书后附有其《构拟词表》。丁邦新有书评 (《语言学论丛》第26辑, 2002) 。
10.李云龙 (2005) :《反映在上古汉语同族词内的使动和名物化前缀﹡s-研究》, 载《语言研究散论》,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14—94页。
该文为作者的硕士论文, 全文共分5节:一、上古汉语形态研究回顾及本选题的研究方法、理论意义;二、上古汉语中的同族词及名物化前缀﹡s-;三、上古汉语同族词及使动前缀﹡s-;四、上古汉语名物化与使动形态的其他证据兼论二者存在的方言基础;五、结论与问题。
11.金理新 (2006) :《上古汉语形态》, 黄山书社, 2006。
该书共分九章, 目次如下:一、声母清浊交替;二、前缀*s-;三、前缀﹡g-;四、前缀*r-;五、前缀*m-;六、前缀*揿-;七、后缀*-s;八、后缀*-揿;九、其他词缀 (致使动词后缀*-d, 名词后缀*-n, 动词后缀﹡-g) 。该书提出的汉藏同源词有数百个是作者的独立发现。
12.孙玉文 (2007)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该书对古汉语的变调构词做了详尽的研究, 例词有200余组。
孙玉文 (2007) :《上古汉语词缀构拟析评》, 《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39—46页;2007年第4期, 68—75页。
20世纪以来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的单字可以离析出“词根+词缀”的形式。该文认为在上古汉语的单字里, 目前还找不出词缀来, 汉藏比较亦证明不了原始汉语有某种词缀。
13.丘彦遂 (2008) :《论上古汉语的词缀形态及其语法功能》,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论文, 2008, 240页。指导教授:姚荣松。
该文共分五章, 全面讨论了上古汉语的词缀形态及其语法功能, 惜未论及俞敏的有关研究。
(四) 词汇·语义
1.[清]叶德辉:《叶德辉集:释人疏证》,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年影印本, 王逸明编辑整理。
该书中的“释人疏证”全面搜集和论证了身体各部位的古汉语词汇, 对汉藏词汇比较有参考价值。
2.P.K.Benedict白保罗 (1976) :Early Chinese Borrowings (《早期汉语借词》) ,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Tokyo, 1976, pp.60—100.
该文在汉藏语系及非汉藏语系比较与接触研究的大视野下研究上古汉语借词, 有开创意义。
3.Norman, Jerry and Mei Tsu-lin罗杰瑞、梅祖麟 (1976/2000)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Some Lexical Evidence (《古代江南的南亚民族:一些词汇证据》) , MS 32:274—301;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0, 459—497页。
该文认为古汉语的“江、牙、狗、虎”等十几个词是借自南亚语, 郑张尚芳教授有不同意见, 见《南开语言学刊》 (总第2期, 2003) 。
4.冯蒸 (1995) :《〈说文〉同义词研究》,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56页。
《说文》所收词汇反映上古汉语的词汇面貌。该书对《说文》的同义词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5.Axel Schuessler许思莱 (2003) :Multiple Origins of the OC Lexicon (《上古汉语词汇的多重来源》) , JCL 31.1:1—71.上古汉语词汇成分复杂, 作者从汉藏语系比较和汉语与其他语言接触的角度考察其多重来源。
6.张永言 (2008) :《汉语外来词杂谈 (补订稿) 》, 载《汉语史学报》第七辑, 1—14页。
该文概述汉语外来词的各个方面, 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外来词有所论列。
(五) 工具书
1.[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影印本, 中华书局, 1984。
该书按照上古音韵部系统排列 (实为28部) , 并且详列上古字义训解, 适于汉藏比较。俞敏先生曾经面告笔者, 他的汉藏语比较就是根据《说文通训定声》做的, 他把藏文同源词写在该书有关字头上。
2.高本汉 (1957/199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修订汉文典》) , BMFEA 29, 1957;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725页。
该书收字7467个, 按谐声字族排列, 共1260组。每字下列高本汉构拟的上古音和中古音, 古文字字形, 古义及文献书证。被海外的汉藏语比较研究者作为比较汉语上古音义的主要根据。汉译本尤便利用。
3.藤堂明保 (1965) :《汉字语源辞典》, 东京:学灯社, 1965, 914页。
该书主要为汉藏语比较研究而作, 分序说和本编两部分, 本编按照汉语上古音韵部 (分11类24部) 排列, 全书收223个汉语字族, 共3000余汉字。可与王力《同源字典》对照参用。
4.王力 (1982) :《同源字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该书是汉语语源学著作, 以上古29韵部为纲, 33声母为目, 收3000余字。对汉藏语比较很有价值。
5.编写组 (1983) :《辞源》 (修订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该书是古汉语辞典。收单字12890个, 复合词语84134条。有学者把它作为汉藏同源词比较的汉语根据。
6.Axel Schuessler许思莱 (1987) :A Dictionary of Early Zhou Chinese (《早周汉语词典》) ,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该书是一本关于早周时期的古汉语词典, 收词较丰富, 有甲文、金文和早周文献书证, 每字附有作者构拟的上古音, 取材严谨, 国外学者常用作汉藏比较的汉语根据。类似高本汉的《汉文典》。
Axel Schuessler许思莱 (2006)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上古汉语词源辞典》)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XX+656pp.
该书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上古汉语词源词典, 笔者已经把它译成汉语, 待刊。
7.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 (2003) :《故训汇纂》, 北京:商务印书馆。
该书全面汇辑了从先秦至晚清古籍中的注释材料。全书共收字头近2万个, 基本涵盖了每一个字头的所有训诂资料。引据的训诂资料50万条, 篇幅达1300万字。是清代《经籍籑诂》的继承和发展。
四、藏语篇
(一) 综论
1.冯蒸 (1979) :《近十五年来国外研究藏语情况简述 (1963—1977) 》, 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6—18页;1979年第2期, 12—21页。
该文评介1963—1977国外研究藏语情况, 分11节:0.引言;1.现代藏语方言研究;2.伦敦学派的斯普利戈 (R.K.Sprigg) 对藏语的研究;3.书面藏语的研究;4.西门华德 (Walter Simon) 对藏语词源学的探讨;5.古藏文研究情况简介;6.汉藏两语的比较研究;7.实用藏语学及其他;8.南语及其研究情况简介;9.象雄语及其研究情况简介;10.多续语及其研究情况简介;11.普通语言学与藏语研究。
2.金鹏主编 (1983) :《藏语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3。
该书以拉萨话为主, 简要介绍了藏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和文字。书后有词汇附录。
3.阙名 (1985) :《藏语》, 全国音韵学研究班, 1985年7月, 油印本。
该书分三部分: (一) 方言音系; (二) 字性音韵; (三) 动词形态。内容简明扼要, 未正式出版。
4.胡坦 (1991) :《藏语》, 载《汉藏语概论·藏缅语篇》, 马学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该文分概况、古代藏语和现代藏语三部分, 对藏语的语音、语法形态、词汇、方言做了深入的论述。
胡坦 (2002) :《藏语研究文论》,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该书收论文31篇, 除附录外共分四部分, 涉及藏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 均为重要论文。
5.Stephan V.Beyer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古典藏语》)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XⅩⅣ+503 pp.
这是一本通论书, 全书共分14章:一、导言;二、转写;三、藏语释名;四、文字写法;五、语音;六、音节;七、词;八、屈折变化;九、短语;十、简单主题句;十一、复杂主题句;十二、句子;十三、句群;十四、参考书目。值得注意的是, 书中描写古藏文的语音构造和词汇构造时, 提供了大量的藏语同族词资料, 并运用内部构拟法构拟古藏文动词内部屈折规则, 古藏文t揶组声母的来源以及一些古藏语同族词的词根。
6.瞿霭堂、劲松 (2000)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该书收论文31篇, 分五部分, 涉及藏语的系属、语音、语法、方言等各方面, 均为重要论文。
7.黄布凡 (2007) :《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该书分上下二编, 上编是藏语研究, 收论文12篇, 下编是藏缅语研究, 收论文17篇, 均为重要论文。
(二) 语音
1.李方桂 (1933/1997)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 of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 , 载《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2分, 135—157页;冯蒸汉译文载《汉语音韵学论文集》 (冯蒸著) 638—670页,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该文是一经典论文, 全面讨论了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 共得到如下31条规则, 其中19条是去送气化音变, 12条 (5、6、14-16、19-22、26、27、31) 为增减塞音或其他音变, 对拟测原始藏语很有价值。
李方桂 (1959/1997) :Tibetan Glo-ba-’dring (《藏文的Glo-ba-’dring[背叛]》) , Studia Serica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 pp.55—59, 1959;冯蒸汉译文载《汉语音韵学论文集》671—678页,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该文提出辅音插入说, 即擦音和续音声母前加前置辅音n-时常常引起一个塞音的插入。并据此认为藏文“八”brgjad, “百”brgja中的g是后起的。
2.A.A.Dragunov龙果夫 (1936/1939/1951) :Voiced Plosives and Affricates in Ancient Tibetan (《古代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 ,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分:165—174, 1936:俄文本 (1939) 汉译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 张永言译, 1951, 21—31页。
该文论证藏文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原来都是浊送气音。有英文和俄文两个版本。俄文本发表在后, 比英文本多最后一段话, 现据汉译文把它引在这里作为提要:“大家早就知道, 藏语中字根辅音的互换起何等重大的形态学的作用。孔好古 (Conrady) 在他的主要著作《印度支那语中一种使役的命名的构成》 (1896) 中曾经假定古代藏语中各种破裂音 (浊音﹡d, ﹡g…, 清音t, k…和送气音th, kh…) 都可以互换。李方桂在上引论文中大大改变了孔好古的这一命题, 指出了不送气清音并不参加互换。这样一来就把孔好古的三项的公式归并成两项。从我们对于古代藏语浊音的解释出发, 我们现在可以使李方桂的公式更加精确化, 从而断定在古代藏语中互换的不是单纯的浊音和送气清音, 而是送气浊音和送气清音, 这在语音学上当然简单的多, 自然的多。这些公式之间的互相关系可以在下表中表示出来:
孔好古李方桂Dragunov
字根辅音的互换在上古汉语中似乎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高本汉 (Karlgren) 所指出 (见他的著作《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3) , 浊音 (d, g…) , 送气浊音 (d揿, g揿…) , 清音 (t, k…) 和送气清音 (th, kh…) 都可以参加互换。从上面所说自然发生一个疑问:不能把上古汉语的不送气辅音也看作送气辅音的孳乳 (已经消失的前缀音的影响?) 从而把高本汉四项的公式归并成两项吗?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范围内的事, 我希望在另一著作中再来讨论。”
3.R.A.D.Forrest富励士 (1952/2006) :On Certain Tibetan Initial Consonant Groups (《论藏文的某些复声母》) , WENNTI 4:41—56, 1952;冯蒸汉译文载《冯蒸音韵论集》, 学苑出版社, 2006:625—637页。
该文论述原始藏语带r-的复声母的构拟问题,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曾引用该文。
4.龚煌城 (1977) :《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 载《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2分。
该文利用内部比较法拟测古藏语语音。藏文有t揶组声母, k组声母, p组声母可以接j介音, 而t组, ts组不可以。龚先生据此和藏语同族词论证部分藏文的t揶声母来源于tj-和tsj-。
5.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1977) :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 (《藏语的鼻冠音声母》) , 载《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2分。
该文论证藏文字母表第23个字母“小阿” (揿a-chung) 的音值主要是鼻音, 并举汉藏同源词作证。
6.罗秉芬 (1991) :《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中d的演变——从古藏文手卷P.T.1047看古藏语语音演变》, 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57—58页。
该文考察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复辅音韵尾-d的隐现情况。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与汉藏语比较有关, 柯蔚南《汉学家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就注意到-ld, -rd (未涉及-nd, ) 的汉藏词汇比较问题。
7.江荻 (2002) :《藏语语音史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藏语语音史, 分七章, 全面勾画了藏语语音发展的历史面貌。
8.赵彤 (2003)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 2003, 59—74页。
该文认为:在无前缀和前缀为m-、揿-的情况下, 原始藏语不送气的清塞音和塞擦音在藏语中变为送气音;藏文基字加下加字l的声母组合是前置辅音 (次要音节) 加l的辅音序列, 不是复辅音;原始藏语的Cl-型复辅音在藏语中通过耦化演变为舌尖塞音;原始汉藏语的浊辅音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分别。
(三) 语法·形态
1.H.A.J覿schke (1883) :Tibetan Grammar (《藏语语法》) , Sri Satguru Delhi, 2006 reprint of1883, 85 pages;汉译本:《藏语语法》, 张次瑶编译,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印行, 1947, 174页。
该书简明扼要, 是学习藏文的入门书。著名汉藏语学者张琨 (字次瑶) 先生的汉译本准确流畅。
2.S.N.Wolfenden (1929)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藏缅语语言形态学纲要》) , London, 1929.ⅩⅤ+216pp.
该书是一经典名著。全书分三部分:藏语、景颇语、阿萨姆和缅甸地区的诸语言, 以藏语研究为主。主要研究藏语的前缀、中缀和后缀的语法意义。俞敏先生最为推重此书, 曾多次面告笔者该书在汉藏语形态比较上的重要价值, 并在《汉藏虚字比较研究》中做了具体尝试。笔者已把该书译成汉语。
3.H.N.von.Koerber (1935) :Morpholog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藏语的形态学》) .Los Angeles&San Francisco:Suttonhouse.
该书在藏语形态学和藏语语音史上的价值, 著名语言学家龚煌城先生在《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把舌面的问题与ya btags结合起来研究是Von Koerber (1935) 。他在《藏语的构词法》 (Morpholog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一书里把舌面音c, ch, j, ny (他写作t觢, th觢, d觩, ny) 看作t, th, d, n与ya btags的结合。他把这些结合与舌根音, 唇音后接ya btags的情形同等看待。此外, 他还更进一步把ya btags视为插词 (infix) , 并且谈到它的功用问题。Von Koerber的研究使古藏文语音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4.Betty Shefts CHANG张谢蓓蒂 (1971) :The Tibetan Causative:Phonology (《藏文使动式音韵研究》) , 《史语所集刊》42.4:623—765.
该文是关于藏语动词使动式音韵的全面研究, 笔者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 待刊。
5.W.South Coblin柯蔚南 (1976)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 TP 62:45—70;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三集, 1984, 107—132页, 俞观型译。
讨论藏文的动词形态, 为藏文动词提出一个假设的词干, 找出产生藏文动词形式的语音转换方法。
6.徐芳敏 (1990) :《W.South Coblin“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读后》, 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印行的《中国文学研究》第四辑, 1—18页。
该文讨论柯蔚南1976文的意见, 一节论藏文现在时词尾﹡-d, 一节论藏文现在时词头﹡g-。
7.罗秉芬 (1983) :《藏文再后置字s的功能》,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4, 81—84页。
该文讨论藏文再后置字s的三种功能: (1) 区别动词的时和式; (2) 区别词类; (3) 区别词义。
8.格桑居冕 (1987) :《实用藏文文法》,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7, 634页。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各种虚词的用法, 下编介绍前、后加字的用法和动词的形态变化。
9.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 :《实用藏文文法教程》 (修订本) ,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该书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传统藏文文法理论结合起来讲述藏文文法, 是学习藏文文法的必读书。
10. 周季文 (1998) :《论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 载《藏学研究》, 民族出版社, 1998, 294—304页。
该文搜集了1361个动词, 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787个自主动词中有形态变化的有654个, 占83%, 第二类在574个不自主动词中, 有变化的只有200个, 仅占35%。这种定量分析很重要。
(四) 词汇·语义
1.B.Laufer劳费尔 (1916/1981) :Loan Words in Tibetan (《藏语中的借词》) , T’oung Pao, 1916;中译本:赵衍荪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室, 1981, 2+117页。
该文考证了藏语中源自印度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回鹘语、突厥语、蒙古语、满语、汉语和葡萄牙语、英印混合语、英语以及俄语借词共9大类329个借词, 其中藏语中的汉语借词有106条。
2.Walter Simon西门华德 (1949) :The Range of Sound Alternations in Tibetan Word Families (《藏语词族中语音交替的范围》) , 载AM, New Series 1:3—15pp.
该文讨论藏语词族的两个语音问题:一、固有舌尖音韵尾的两个误导;二、腭化与元音交替。
Walter Simon西门华德 (1964) :Tibetan Lexicography and Etymological Research (《藏语词典学与词源学研究》) ,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pp.85—107, 1964。
该文分五节:一、西方的藏语词典学;二、藏梵词典和梵藏词典;三、藏藏词典、藏蒙词典和藏汉词典;四、藏语词典学现状与藏文《大藏经》;五、藏语词源学研究。把藏语词典学与藏语词源学结合起来研究很有启发性。
3.James A.Matisoff马提索夫 (1978)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The“Organic”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 (《藏缅语变异语义学》)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nman Issues, Philadelphia.331pp.
该书论述藏缅语的语义学问题, 涉及藏语之处颇多, 关于身体部位名词的语义研究很有启发性。
4.刘翠兰 (2005) :《古藏文中汉语借词的时间层次》,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94页。导师:陈保亚。
该文对整理出的1976个借词划分为:I敦煌文献时代 (唐) 、II多种语言对照词汇集和佛经 (清) 和III新词汇时期 (现当代) 三个历时层次, 初步得到I层次的词条1151个, 其中包括IIB层的词条38个, II层次的词条343个, III层次的词条274个, 无法确定的词条206个。
(五) 方言
说明: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则, 汉藏比较应是两个顶头儿语言———即汉藏两语最古阶段语言的比较, 所以现代方言在汉藏两语比较中基本上没有作用, 因为它们是后代的产物 (当代有些汉藏语词汇比较论著列出了现代汉藏两语方言的读音, 实无必要。藏语方面只列出藏文或者古藏文就可以了;汉语方面只列出汉字的上古音就可以了) 。这里所以列出藏语的“方言”一目, 主要是考虑到藏语方言的演变方式对构拟汉语上古音特别是复辅音声母和汉藏语比较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例如藏文的dmun“傻子, 呆子, 愚人”可对汉语的“昏”, 上古音是﹡hmun, 此处藏文的词头d-可对应于汉语的词头h-, 就是考虑到藏语安多方言中有词头﹡d-﹥h-的演化方式。
1.Georges de Roerich罗列赫 (1933) :The Tibetan Dialect of Lahul (《藏语拉胡尔方言》) , 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Roerich Museum, New York, 1933, 107pp.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在解释上古汉语去入一家的一批字时曾引用此书说:“S.Wolfenden说藏文-gs=c[t], Roerich谈拉合尔藏语-s-
2.金ˇ鹏 (1958) :《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403页。
阐述拉萨、日喀则、昌都三地的音位系统和异同, 并与藏文比较, 说明演变规律;后四章阐述语法。
3.A.Rona-Tas (1966) :Tibeto-Mongolica:The Tibetan Loanwords of Mongu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ic Tibetan Dialects (《西藏-蒙古: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与古代藏语方言的演变》) , (Indo-Iranian Monograph7) Budapest, Akademiai Kiaso;the Hague, Mouton, 1966, 232pp.
该书据790个土族语 (Monguor) 中的藏语借词以研究古代藏语的语音形式及其演变。
4.J.Terjék (1972) :Colloquial Influences on Written Tibetan (《口语对于书面藏语的影响》) , AOH25:39—51.
根据藏语方言资料, 讨论六部藏文典籍中的词汇异写形式, 总结元、辅音受影响情况表。
5.黄布凡 (1983) 《12—13世纪藏语 (卫藏) 声母探讨》, 《民族语文》1983年3期。
根据3份藏文文献探讨12—13世纪藏语 (卫藏) 声母概况, 其中下加字j、r的混读对研究汉语古音有启发,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据此认为j、r区别只保存在重纽里, 在别处混乱了。
6.瞿霭堂、谭克让 (1983) :《阿里藏语》,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409页。
该书从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对阿里藏语做了综合介绍, 并作了一些历史的探讨。
7.谭克让 (1985) :《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 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15—23页。
该文探讨了古藏语擦音韵尾-s在现代藏语方言的两种演变情况: (1) 脱落; (2) 擦音化。
8.瞿霭堂 (1991) :《藏语韵母研究》, 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1991年7月, 243页。
该书利用藏语方言材料, 通过书面语与方言以及方言间的比较, 探讨藏语韵母演变的方式和规律。
9.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概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284页。
该书分四章, 分别介绍了藏语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 附录为藏文与方音对照表。该表分别列出了藏文213个声母和77个韵母的三大方言6个点的读音对照。
(六) 工具书
1.H.A.J覿schke叶斯克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藏英词典》) ,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eprinted New York 1965) , 671 pp.
该词典第一部分是“藏英词典”, 是本书的主体;第二部分是“英藏词汇”。每个词条先列藏文写法, 然后是拉丁转写, 然后是英文释义, 不少词目还注有词源。全书收词目近两万条, 包含一些口语词汇。
2.Sarat Chandra Das达斯 (1902)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藏英词典-附梵文同义词》) ,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VT.LTD Delhi.
该词典是印度人达斯所编, 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藏英词典。它收词广泛, 不仅从一些语文、医药、佛学、历史传记等著作中收集词目, 而且还收集了前藏和康、青地区的一些口语词汇。有油印汉译本。
3.才旦夏茸 (1955) :《藏汉词汇 (上、下)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册 (602, 357页) 。
该书虽收词不多, 但有不少词汇或义项不见于其他辞书, 对汉藏词汇比较研究很有用处。
4.格西曲吉札巴 (1957) :《格西曲札藏文辞典》 (法尊、张克强译) ,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57, 971页。
该辞典系著名的藏汉双解工具书。收大小五明的名词术语、藻词、古字及日常用语等约26000条。
5.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 (1979) :《藏汉词典》,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79, 968页。
收词语25400余条, 有很多词汇或义项不见于其他藏文词典。郑张尚芳和陈践对此词典评价很高。
6.觉顿·仁钦扎西 (1476/1981) :《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 北京:民族出版社, 69页。
该书是一本工具书, 成书于1476年。对藏王赤热巴巾之前的近千条古词作了注释, 并附有藏汉文对照。
7.安世兴 (1982) :《评价古藏文词书〈丁香帐〉》,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2, 40页。
该书包括《丁香帐》的内容分类, 《丁香帐》古今词汇的异同情况, 《丁香帐》一书对某些错误语词的纠正, 原《丁香帐》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翻译、整理后的《丁香帐》等内容。
安世兴 (2001) :《古藏文词典》,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678页。全书共收古藏文词目10100多条, 按传统音序排列。
8.张怡荪主编 (1985) :《藏汉大辞典 (上、中、下) 》,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 3294页。
该书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藏汉双解辞书。收词目53000余条。后附《动词变化表》等。
9.李永昌编 (1988) :《藏文动词词典》,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8, 641页。
收动词词目2730条, 主条 (现在时) 1630条, 副条 (过去时、未来时、命令式及异体字) 1100条。
10.西藏人民出版社等协作编纂组编 (1991) :《汉藏对照词典》, 北京:民族出版社, 1448页。
该书收8万余词条, 以现代汉语为主, 从汉藏语比较的角度看使用和编排颇不方便。
11.[日]北村甫、长野泰彦 (1998) :《现代藏语分类词典》, 东京:汲古书院, 1998, 503页。
该书把藏语词汇按照意义分成28类, 共收词5645个, 可供汉藏比较参考。
12. 华侃主编 (2002) :《藏语安多方言词汇》,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2, 298页。
该书从藏语安多方言中选择了六个点, 用国际音标分别记录了2121个常用词。
五、附论: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亟需编纂两部基础性词典
(一) 《从现代汉语查找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
古汉语的同义词十分丰富, 在汉藏语词汇比较研究中如何选择合适的词, 是汉藏语词汇比较的难题之一。
当前, 从现代词典学角度编纂成书的古汉语同义词词典数量不少, 但是这些工具书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均是以古汉语的某个或某组同义词为检索对象, 按部首笔画或音序检索词目, 进而观察各组古汉语同义词的今义为何, 也就是说从古代汉语同义词看今义, 如此而已。这类词典固有其用处, 但从汉藏语词汇比较的角度看, 我们现在更迫切需要一本从现代汉语的义类出发, 查寻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 例如查寻相当于现代汉语“红”的古汉语同义词, 应可以很快查得有“红、彤、赤、朱、丹……”等同义词, “眼”有“眼、目、眸、瞳、矑……”等同义词, 而且每个古汉语词均注明其古音地位, 这对汉藏语词汇比较将提供极大的便利, 使得汉藏词汇比较在择词问题上的考虑会更加全面和完善。而这种词典现在还没有。笔者曾多次与郑张尚芳教授探讨此一问题, 均深感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特在此呼吁语言学界重视此事, 使此类词典早日问世, 并不断完善。这类工具书的出现肯定将使汉藏语的词汇比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并很可能会发现一批新的汉藏同源词。
从现代词 (义) 检索古汉语同义词, 需要先设计一个完善的义类框架, 目前已有学者加以探讨。如2008年潘悟云在“东方语言学网”上提出一个义类系统, 黎锦熙在他的“词类大系” (载《中国语法与词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出版, 1950) 中也曾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凡此均需在实践中加以摸索并不断完善。
(二) 《按韵母编排的藏汉词典》
目前的藏文词典均是按照藏文30字母的顺序排列词条, 也就是说按藏文的声母编排, 我认为根据当前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实践和经验, 有必要编纂一部按藏文韵母排列的藏文字典 (藏汉词典或藏英词典) 。因为汉藏语比较目前韵部的成绩比声母要好, 上古每个韵部对应藏文的某个或某几个韵母, 一般已得到公认 (参上文俞敏《汉藏韵轨》或《汉藏同源字谱稿》) 。现把藏文的韵母表列出如下:
如：百读不厌，“厌”为满足的意思，而常见义为“讨厌、厌恶”；爱莫能助，意思为虽然同情，但无力帮助，“爱”是“同情、怜惜”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喜爱”有区别；奔走相告，“走”与“奔”为同义，都为“跑”的意思；不假思索，“假”是“凭借、依靠”的意思；不速之客，“速”为“招致”的意思，引申为“邀请”，而今义为“迅速”；因人成事，“因”不是“因为”的意思，而是“依靠”，意为“依靠别人做成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池”不是“水池、池塘”之意，而为“护城河”，比喻无缘无故受连累；赴汤蹈火，“汤”为“沸开的水”，不是“带汁的水”；吊民伐罪，“吊”是“慰问”，不是“凭吊”之意；刮目相看，“相”为“他”之意，偏指一方，不是“互相”的意思。
通过对成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及句式特征的整理积累，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掌握古汉语，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之目的。
如：名词做状语的，草行露宿，意思为“在草里行走，在露天住宿”；蚕食鲸吞，“蚕”“鲸”解释为“像蚕那样”“像鲸那样”；大海捞针，“大海”意思为“在大海里”。像这一类的成语，有狼奔豕突、礼尚往来、鳞次栉比、鹤立鸡群、虎踞龙盘、道不拾遗等。名词用做动词的，春华秋实，“华”“实”为动词，义为“开花”“结实”；道路以目，“目”为动词，“用眼睛看”之意。使动用法的，比如，触目惊心、汗牛充栋。再如，既来之，则安之，“来”“安”就是“使……来”“使……安心”；意动用法的，比如草管人命，“把人命看得跟野草一样”之意；幕天席地，“把天当作帐子，把土地当作席子。形容野外生活不畏艰辛的豪情。”是古非今，“认为古代的对，今天的不对”之意。句式，比如宾语前置句，时不我待、何罪之有等。
通过成语与文言语句对应的方法，我们可以掌握文言文知识。
如：“吾亦望汝副其心”这句话，其中的“副”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成语“名副其实”的“副”就知道了，都当“符合”讲，“我也希望你符合他的心”。这样的类型是很多的。比如下列加点的词：
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家徒四壁(只是)
且相如素贱人——素不相识(向来)
刘豫州英才盖世——盖世无双(超过)
徐公来，孰视之——深思熟虑(仔细)
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一失足成千古恨(遗憾)
思厥先祖父——大放厥词(他的)
进兵北略地——攻城略地(攻占)
衡下车，治威严——下车伊始(官员初到任)
登高而呼，声非加疾也——疾风知劲草(强)
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求全责备(寻求)
写作素材
普罗米修斯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造福而献身的神。他出于对人类的同情，为使人类免遭毁灭，把天火偷来送给人类，并把科学、艺术和医药等知识传授给人类，使人类从此能够战胜危难，并变得文明起来。而他也因此惹怒了众神之王宙斯。宙斯用铁镣把他铐锁起来，钉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神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普罗米修斯坚强不屈，对奉命来逼降的神使赫耳墨斯说：“我决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你奴隶般的命运，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马克思推崇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而献身的精神，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分析：对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来说，任何加诸肉体的痛苦都无法战胜灵魂对自由的追求。
话题：“对自由的追求”“对信念的坚持”“理想与牺牲”区区此心可誓天日
1911年的“三二九”广州起义，是一次极其悲壮的起义。起义部署工作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计划一千多人兵分十路的起义军，到了起义的当天只剩下黄兴带领的一百多人，势单力薄的黄兴毅然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这是一场明知道要失败而为之的起义，黄兴率领着这一百多人跟百倍于他们的清军展开了破釜沉舟的斗争，起义勇士几乎全部遇难。黄兴何以要飞蛾扑火?因为他要给为此次起义捐款的华侨一个答复，他不能让起义流产，他更要给全国沉睡的人民敲响警世钟，唤醒人民推翻满清政权。“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以此当绝笔。”这就是黄兴当年写下的遗书，一封寄给了孙中山，一封寄给了为此次起义募捐的南洋华侨。
分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任性，偏执，但有时却是一份不知前途却要义无反顾的执着。它折射出一种壮怀激烈的悲剧精神和美学原则。
话题：“诚信”“执着”
趣味语文
数字诗
数字是抽象的，诗歌是要用形象思维的，然而这两者结合，同样有佳作产生：可以是豪放的，“黄河入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可以是细腻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可以是沉痛的，“三万里河东人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可以是感伤的，“六朝如梦鸟空啼”；可以是愤怒的，“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可以是夸张的，“孤臣霜发三千丈”；可以是讽刺的，“三千宠爱在一身”；也可以是欢快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不过，这些诗中的数字，仅是作“镶嵌”之用，真正的数字诗，必须是以数字为主体。如南朝民歌中的“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剩有二千在。”可以解读为是一个长途行者的倦歌——他在不停地算里程；也可理解是一个远离家乡，归心似箭的男子的情歌，他期盼着早一点与心上人见面，其实，路还长着呢。心理捕写非常准确。
另一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个位基数词全无遗漏，又描绘了一幅恬淡宁静的田园风光，用之作为蒙童读物，真是一举两得。
（一）“以”，本是动词，《说文解字》：“以，用也。”《经传释词》：“《广雅》曰：以，与也。”动词“以”意义有二：
１、意为“用”、“依据”。例如：
①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
②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九章·涉江》）
③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
例①、②中的“以”译作“用”，“虽不吾以”即“虽然不用我”。例③中的“以”译作“依据”。
２、意为“认为”、“以为”。例如：
①先帝不以．臣卑鄙。（诸葛亮《出师表》）
②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战国策· 齐策一》）3、率领。
①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史记·项羽本纪》）
②宫之奇以．其族去虞。（《史记·晋世家》）
（二）“以”的介词用法 “以”作介词由动词虚化而来，主要用法有以下几种：
１、引进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工具、条件、身份、依据、标准等，一般可译为“用”、“拿”、“凭”、“按照”、“凭„„身份”等。例如：
①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列子·汤问》）
③余船以．次俱进。（《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④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⑤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吕氏春秋·慎大览》）。
２、引进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或处所。
“以”的这种用法同“于”，一般可译为“在”、“从”等。例如：
①文以．五月五日生。（《史记·孟尝君列传》）
②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
（《汉书·西南夷传》）
3、引进动作、行为所处置或涉及的对象。
一般可译为“把”。这里所说的“对象”，就是指一般句子中的“宾语”。由于介词“以”的出现，把宾语提到了动词之前，而形成一种状中关系。例如：
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史记·滑稽列传》）
②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廉颇蔺相如列传》）
４、引进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
汉语中的因果关系，既可以用复句来表达，也可以用单句来表达。用复句形式表达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在揭示两件事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而用单句形式表达的因果关系，却只是在说明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原因。用单句形式表达因果关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介词“以”来引进原因。例如：
①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游褒禅山记》）
（三）“以”的连词用法
“以”的连词用法是从介词用法虚化而来的。“以”的连词用法和“而”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但不能用来表示转折关系。作为连词，“以”所连接的多是动词、形容词及其短语。
１、表示并列关系
一般可译为“而”、“又”、“而且”等，也可略去不译。例如：
①主严以．明，将知以．武。（《战国策·楚策一》）
②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游褒禅山记》）
２、表示承接关系
“以”前面的动作、行为，往往是“以”后面的动作、行为的手段或方式。一般可译为“而”，或者略去不译。例如：
①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余与四人拥火以．入。（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３、表示目的关系、结果关系
“以”后面的动作、行为，往往是“以”前面的动作、行为的目的或结果。一般可译为“而”、“来”、“用来”、“以致”等。例如：
①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陈涉世家》）
②作《师说》以．贻之。（韩愈《师说》）
③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苏洵《六国论》）
例①、②“以”之后的部分是其前行为的目的，例③“以”之后的部分是其前行为的结果。
４、表示因果关系
“以”表示因果关系，常常用在表示原因的分句之前。一般可译为“因为”。例如：
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僖公三十年》）
②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魏公子列传》）
５、表示修饰关系系，一般用来连接状语和中心语，不译。例如：
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陶渊明《归去来辞》）
②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史记·刺客列传》）
６、连接方位短语，一般不译。例如：
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以．东。（《史记·陈涉世家》）
（四）“是以”、“以是” “是以”、“以是”都是介词“以”和代词“是”构成的介词结构。“是以”与“以是”的不同，在于“是以”是宾语前置的介词结构。两者的意思是“由于这个原因”、“根据这种情况”之类，可译为“因此”。例如：
①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史记·项羽本纪》）
②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梁惠王上》）
（五）“有以”、“无以”
“有以”、“无以”中“有”、“无”是动词，省略了宾语，这个省略的宾语是实现“以”后面的行为的凭借；“以”是连词，连接两个动词性短语。意思是“有东西（方法）用来„„”、“无东西（方法）用来„„”。例如：
①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史记·项羽本纪》）
②吾终当有以．．活汝。
（马中锡《中山狼传》）
《诗经》《楚辞》以后，诗歌的形式不断有新的发展。唐代律诗兴起以后，诗歌更有了严密的格律。不了解诗歌的形式格律，将影响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也谈不上充分地欣赏。本单元两节通论，将扼要地谈谈从汉至唐宋时代诗歌的格律，至於唐宋以后的词律和曲律则将在下一单元的通论里叙述。
（一）诗体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於五绝。
（二）汉魏六朝诗的语言特点
汉魏六朝诗以五言诗为主，此外，也有四言诗、六言诗、七言诗等。五言诗可举古诗十九首为例。四言诗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六言诗非常少见，不举例。乐府又有杂言诗。所谓杂言，是说诗句的字数多寡不等，如《有所思》、《上邪》等。杂言的乐府诗是很常见的。这对后人的古风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李白，他就很喜欢写杂言的古风。
就语言的形式说，汉魏六朝诗和散文的区别并不很大。五言诗（或四言诗、七言诗）只有两点不同於散文：
（一）每句字数一定；
（二）押韵。至於杂言诗就更和散文近似，因为除了有韵以外，和散文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了。当然，杂言诗的句子一般要比散文的句子短些，但是那很难说就是杂言诗的语言特点。随着骈体文的兴起，魏晋以后的诗比较多用对仗。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和谢朓的《晚登三山远望京邑》都是对仗很多的，特别是《登池上楼》，二十句中竟有十八句用了对仗。但是这也不成为这个时期的诗歌语言特点，因为当时一般的散文，由於受到骈体文的影响，也喜用对仗。再说这个时期诗用对仗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的；用对仗，只是一种修辞手段，不是形式格律上的固定要求。
从另一方面说，多用口语词汇却是汉魏六朝诗的特点。乐府歌辞多数来自民间，口语词汇固然非常显著。例如：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有所思）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有所思）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上山采蘼芜）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上山采蘼芜）
就是当时文人的作品，也是比较接近口语的。例如：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古诗迢迢牵牛星）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诗歌口语化，这是优良的传统。唐诗宋词都是循着这条道路发展的。至於元曲，那就更加口语化了。
（三）汉魏六朝诗的句式
汉魏六朝诗的句式，上承诗骚，下启唐宋。现代民歌的句式，和汉魏六朝诗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句式和字数是有密切关系的。偶字句和奇字句是显然不同的两个类型。所谓偶字句，主要是四言和六言；所谓奇字句，主要是五言和七言。
《诗经》和《楚辞》的《离骚》《九章》等是偶字句的一类。《诗经》以四字句为主要形式；《楚辞》以六字句为主要形式，兮字不算在六字之内，例如《离骚》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哀郢》的“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骚的偶字句发展为汉赋、六朝赋以及骈体文的句式。
《诗经》和《楚辞》也有一些奇字句。例如《静女》：“俟我於城隅”，“匪女之为美”；《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是五字句。又如《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离骚》：“谣诼谓余以善淫”，“夫孰异道而相安”。这是七字句。但是我们一般不说五言诗和七言诗始於诗骚，因为诗骚中没有全篇都是五字句或七字句的，而且真正五言诗和七言诗的一般句式也和诗骚中的五字句七字句不同，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真正的五言诗起源於西汉的民谣，文人写的五言诗则是到东汉才出现的（注：萧统《文选》载有李陵苏武的诗，徐陵《玉台新咏》以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为枚乘所作，那是靠不住的。）。七言诗又比五言诗出现得晚些。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注：柏梁台联句大概是伪托的，见下文1509页。张衡的《四愁诗》不是纯粹的七言。）。
现在讨论偶字句和奇字句的句式。
四言诗的一般句式是二二，这就是说全句的节奏是二字加二字，意义单位和节奏单位是一致的，这种句式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试举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里的几句为例：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五言诗的一般句式是二三，这就是说全句的节奏是二字加三字。这种句式是四言的扩展。在二二的当中插入一个音，或在后面加添一个音，就成为五言。这样，二三可以细分为二一二或二二一。例如：
纤纤--擢素手 札札--弄机杼（古诗行行重行行）
仰手--接飞猱 俯身--散马蹄（曹植白马篇）
金张--籍旧业 七叶--珥汉貂（左思郁郁涧底松）
（以上各例可以细分为二一二）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古诗迢迢牵牛星）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曹植白马篇）
郁郁--涧底松 离离--山上苗（左思郁郁涧底松）
（以上各例可以细分为二二一）
七言诗的一般句式是四三。这是五言的扩展，因此细分起来是二二三。试举曹丕的《燕歌行》为例：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慊慊思归--恋故乡 何为淹留--寄他方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全篇诗的句式都是四三，这里只摘引了八句。每句前四字又可以细分为二二，后三字可以细分为一二或二一。
由此可见，五言诗七言诗的一般句式和上文所引的《诗经》《楚辞》里的五字句七字句是不完全相同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诗句都是依照这种句式写成的。例如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的“以观沧海”、“若出其里”、“水何澹澹”等是一三；古诗《行行重行行》的“各在天一涯”，陶渊明《饮酒》第五首的“而无车马喧”，第九首的“且共欢此饮”是一四；第九首的“问子为谁欤”是一三一。但是这些比较特别的句式不是诗句的主要形式，对后代的影响不大。
以上所述的一般句式，是就文人的作品来说的。至於来自民间的乐府，句式就比较自由了。
（四）汉魏六朝诗的用韵
汉魏六朝诗的韵例，继承了诗骚的传统。四言诗和五言诗一般是隔句为韵，也就是说偶句的末一字用韵。例如古诗《迢迢牵牛星》的韵脚是“女，杼，雨，许，语”；左思《郁郁涧底松》的韵脚是“苗，条，僚，朝，貂，招”。偶然有一般押韵处而不用韵的，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中”字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只是极其个别的情况，后人也没有仿效的。
五言诗首句可以不入韵，也可以入韵。首句不入韵的情况比较常见，不必举例。首句入韵的例如：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上山采蘼芜）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曹植白马篇）
五言诗以不换韵为比较常见，但也可以换韵。例如古诗《行行重行行》的韵脚是：│离，涯，知，枝‖远，缓，返，晚，饭│，共用两个韵。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韵脚是：│窟，骨，卒‖程，声，城‖里，妇‖舍，住‖子，鄙，子‖举，脯，柱‖君，关，全│，共用七个韵。换韵后的第一句有的入韵，有的不入韵。这里不再举例。
七言诗在南北朝以前是句句入韵的，曹丕的《燕歌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人把这种七言诗叫做“柏梁体”，因为相传汉武帝作柏梁台，与群臣共赋七言联句，就是句句入韵（注：伪托的柏梁台联句，全诗二十五句，句句押韵，一韵到底。例如：“日月星辰和四时，骖驾驷马从梁来。郡国士马羽林材，和抚四夷不易哉！......”）。其实句句入韵的七言诗，与其称为柏梁体，不如称为汉魏古体，因为汉魏时代就只有这一类七言诗。直到鲍照才写了一些隔句为韵的七言诗（注：例如他的《拟行路难》其一《泻水置平地》和其三《对案不能食》。）。
来自民间的杂言乐府诗，在韵例方面，比五言诗、七言诗都要自由一些。试看《战城南》：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一段前两句不押韵，后三句句句押韵。《有所思》的韵例更加特殊，前七句的韵脚，“乃在大海南”、“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三句相押；“用玉绍缭之”、“拉杂摧烧之”两句；“缭”和“烧”押韵。后九句的韵脚则是“之灰思之颸之”；其中“兄嫂当知之”和“东方须臾高知之”的“知”也可以认为押韵。《有所思》押韵的情况毕竟是个别的，杂言乐府诗主要还是隔句韵和句句韵。
有一点值得提一提，汉魏六朝的文人诗一般是避免重韵的，乐府诗却不避重韵，例如《上山采蘼芜》既有“新人复何如”，又有“手爪不相如”。著名的《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上谈的是韵例。至於汉魏六朝诗的韵部系统，由於这一时期没有韵书留传於世，而作品的地域分布又比《诗经》时代广阔，所以还不容易弄清楚。大致说来，汉魏古诗的用韵接近先秦韵部，晋以后的诗韵，越到后来越接近隋唐韵部。依照一般的看法，汉魏诗的用韵是比较宽的。我们可以用合韵的眼光来了解汉魏时代的宽韵。例如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的韵脚是“海，峙，茂，起，里，志”，就是之幽合韵，其中的“茂”字是幽部字。合韵不是漫无标准的，必须邻韵才能通押。
（五）唐诗的用韵
唐代产生的近体诗，押韵的位置是固定的。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注：长律也是偶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或绝句，首句可以用韵，也可以不用韵。本单元文选中，律诗首句入韵的如王维的《终南山》、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马嵬》、陆游的《黄州》等（注：本文讨论近体诗，以唐诗为主，但是唐以后的诗在格律上完全和唐诗一样，所以我们也举本书文选中的宋诗为例，后同。）；绝句首句入韵的如杜牧的《泊秦淮》等。律诗首句不入韵的如李白的《赠孟浩然》、杜甫的《客至》等；绝句首句不入韵的如杜甫的《八阵图》、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唐以后的古风和乐府在韵例方面和汉魏六朝诗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七言诗以隔句用韵为常，句句用韵为变；上文所说的柏梁体这个名称，就是用来跟当时的常体相区别的。
唐诗的韵部和前代大不相同。不仅和上古的韵部大不相同，和魏晋的韵部也不相同。宋代以后，凡做诗的，都依照唐人的韵部，因此有必要简单介绍唐代的诗韵。
隋陆法言著《切韵》，盛行於世。这部书一共分为206韵。206韵分得太细，也不完全符合当时的语音，不便於押韵，所以唐代规定相近的韵可以“同用”。南宋时代，平水刘渊索性把同用的韵合并起来，成为107韵，后人又减为106韵，这106韵被称为平水韵（注：此用旧说。钱大昕以平水韵属之平水王文郁，见《十驾齐养新录》卷五。），一般就叫作“诗韵”。唐代诗人虽然不是依照平水韵用韵的，但是他们既然依照“同用”“独用”的规则，那么平水韵正可以用来说明唐人的用韵。现在列举106韵的韵目如下：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一东 一董 一送 一屋
二冬 二肿 二宋 二沃
三江 三讲 三绛 三觉
四支 四纸 四置
五微 五尾 五未
六鱼 六语 六御
七虞 七麌 七遇
八齐 八荠 八霁
----九泰
九佳 九蟹 十卦
十灰 十贿 十一队
十一真 十一轸 十二震 四质
十二文 十二吻 十三问 五物
十三元 十三阮 十四愿 六月
十四寒 十四旱 十五翰 七曷
十五删 十五潸 十六谏 八黠
（以上上平声（注：平声分为上平声和下平声是因为平声字多，分为两卷；上平声等於平声上卷，下平声等於平声下卷。））
一先 十六铣 十七霰 九屑
二萧 十七篠 十八啸
三肴 十八巧 十九效
四豪 十九皓 二十号
五歌 二十哿 二十一个
六麻 二十一马 二十二禡
七阳 二十二养 二十三漾 十药
八庚 二十三梗 二十四敬 十一陌
九青 二十四迥 二十五径 十二锡
十蒸----十三职
十一尤 二十五有 二十六宥
十二侵 二十六寝 二十七沁 十四缉
十三覃 二十七感 二十八勘 十五合
十四盐 二十八琰 二十九艳 十六叶
十五咸 二十九豏 三十陷 十七洽
（以上下平声）每一韵有哪些常用字，可查阅本书附录《诗韵常用字表》。
下面谈谈近体诗和古体诗用韵的特点：
(1)近体诗一般只押平声韵，仄韵的近体诗非常罕见。本单元文选中王维《杂诗》、柳宗元《江雪》是押仄声韵的。两首诗都是绝句。现在再举杜甫的《丁香》为例：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齐后，庶近幽人占。
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这是一首五律，押的是去声艳韵。
(2)近体诗用韵的要求很严格。无论律诗、长律或绝句，都必须一韵到底，而且不许邻韵通押（注：早期近体诗格律未严，有的作家偶尔也用邻韵通押，如王维《辋川间居赠裴秀才迪》的韵脚是“湲，蝉，烟，前”，就是元先通押，“湲”属元韵，“蝉”“烟”“前”属先韵。）字数多的宽韵，如东韵、支韵、先韵、阳韵、庚韵、尤韵等，固然不能与邻韵通押；就是字数少的窄韵，如微韵、文韵、删韵、蒸韵、侵韵等，也不能与邻韵通押。试举本单元文选中的作品为例。李白的《赠孟浩然》、杜甫的《别房太尉墓》是押文韵，杜甫的《登楼》、《春望》是押侵韵，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一）、陆游的《观长安城图》是押删韵，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是押蒸韵，都没有“出韵”的情况。不过如果首句入韵时，诗人却往往借用邻韵字来作为首句的韵脚；这种做法中晚唐渐多，到了宋代，甚至成为风气。苏轼《题西林壁》首句末字借冬韵的“峰”字，和东韵的“同”“中”二字为韵，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近体诗押韵也很宽，也有合韵的情况，因为这只限於第一句，而第一句实际上可以说是多余的韵脚，入韵与否是自由的。
(3)古体诗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在仄声韵中，还要区别上声韵、去声韵和入声韵，不同声调一般是不相押的，只有上声韵和去声韵偶然可以相押。白居易的《长恨歌》除“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是上去相押外，其他则是平上去入分别相押（注：本书文选中苏轼的《荔枝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子”、“痏”是纸韵，“瑞”是置韵，也是上去相押。）。
(4)古体诗押韵比近体诗宽，邻近的韵可以通押。例如李白的《侠客行》是庚青二韵通押（注：《侠客行》是偶句押韵，全诗十三个韵字，除“星”“经”是青韵字外，其他都是庚韵字。），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质物月曷黠屑六韵通押（注：这六个入声韵的收音都是-t。）。又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四）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
（一）宫室
《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和室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宫是总名，指整所房子，外面有围墙包着，室只是其中的一个居住单位（注：上古宗庙也称宫室，这里不讨论。）。
上古时代，宫指一般的房屋住宅，无贵贱之分。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注：见本书第一册303页。）秦汉以后，只有王者所居才称为宫。
古代宫室一般向南。主要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部份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的后面是室，住人。室的东西两侧是东房和西房。整幢房子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的，所以堂前有阶。要进入堂屋必须升阶，所以古人常说“升堂”。《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上古堂前没有门，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也就称为东序、西序。堂后有墙和室房隔开，室和房各有户和堂相通。古书上所说的户通常指室的户。东房后部有阶通往后庭。
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个窗口叫牖。《论语·雍也》说：“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说文》说：“向，北出牖也。”《诗经·豳风·七月》说：“塞向墐户。”（注：见本书第二册494页。）
古人席地而坐。堂上的坐位以室的户牖之间朝南的方向为尊，所以古书上常说“南面”。室内的坐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史记·项羽本记》说：“项王、项伯东向坐。”又《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注：见本册731页。），可见汉代还是这种习俗。
汉代文献上常常提到阁和厢，这是堂的东西两侧和堂毗连平行的房子，和后世阁厢的概念不尽相同。上文说，堂东西有墙叫序。序外东西各有一个小夹室，叫东夹、西夹，这就是阁（注：汉代阁又指小门。）。东夹、西夹前面的空间叫东堂、西堂，这就是厢。阁和厢有户相通，厢前也有阶。乐府诗《鸡鸣》篇：“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东厢就是东堂，殿就是前面所说的堂屋。《说文》说：“堂，殿也”，秦汉以前叫堂不叫殿，汉代虽叫殿，但不限於帝王受朝理事的处所，后来殿才专用於宫廷和庙宇里的主要建筑。
以上所说的大致可以代表上古宫室主体建筑的基本法式。当然，从帝王宫殿到小康之家，宫室的丰俭崇卑是各不相同的，历代宫室制度也有变化发展，这里不能一一叙述。
汉代帝王宫殿和将相之家还有廊庑。《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孝景帝拜窦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窦婴把所赐金“陈之廊庑下”。颜师古说：“廊，堂下周屋也”，《说文》说：“庑，堂下周屋”，廊庑似乎没有多少分别（注：颜师古说，“庑，门屋也”。王先谦认为“庑是廊下之屋，而廊但是东西厢之上有周檐、下无墙壁者，盖今所谓游廊，《说文》新附以为东西序，是也。”此说不同。）。一般人家大约是没有廊庑的。
台榭观阙都是统治者的建筑。台高而平，便於了望。榭是台上的木构建筑，特点是只有楹柱没有墙壁。观是宗庙或宫廷大门外两旁的高建筑物，两观之间有一个豁口，所以叫做阙。汉宫中有白虎观，这种观却是独立的建筑物，至於道教的庙宇叫观，更是后起的意义了。
附带说一说，先秦文献很少看见楼字。《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楼”，赵歧注：“岑楼，山之锐岭者”，据此则不是楼房的楼。《说文》：“楼，重屋也”，又：“层，重屋也”，《考工记》上也讲到“殷人重屋”，重屋指的是复屋（栋上加栋），而复屋是不可以住人的（段玉裁说）。可能战国晚期出现了楼房，汉代显然有楼房了，而且不止两层。
穷人的房子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的住房是筚门圭窦，瓮牖绳枢。宫室制度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
我国建筑有悠久的历史。古代劳动人民和匠师们在不断地改进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根据田野考古报告，我们知道殷代一般住房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地穴，穴周加培低墙，然后立柱盖顶，出入口有斜坡或土阶。这种形式的住房，考古工作者认为就是。《诗经·大雅·绵》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复就是字的假借。帝王的宫室是建筑在地面上的，现在还看到当时的基础。基是夯土而成的台基或地基，础是柱子底部的垫石。后世建筑一直很讲究基础。
殷代遗址至今还没有发现瓦，屋顶大概是茅草盖的。据推测至迟周初已发明瓦，但是大多数的房子仍然是茅草屋，所以古人说“茅茨土阶”、“茅茨不翦”。《诗经·豳风·七月》说：“书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注：见本书第二册495页。）”可见瓦屋是挨不着农民住的。
砖的发明比瓦要晚些。战国遗址发现过空心砖，那是用於墓中的。但是《诗经·陈风·防有鹊巢》已经说“中唐有甓”，唐指堂涂，是堂下通过中庭通往前门去的一条路，甓，旧说是瓴甋（一作令适），也就是砖（注：晋代陶侃有运甓的故事，也是指运砖。）。但是用砖砌墙是比较后起的事。
古人筑墙很早就运用版筑技术。《孟子·告子下》：“传说举於版筑之间”，所谓版筑是说筑土墙用两块木板相夹，两版中间的宽度等於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衬住，装满泥土，用杵捣紧，筑毕拆除木柱木板，就成了一座墙了。版筑技术在古代建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用这种筑墙技术。后来又用土坯砌墙，土坯叫做墼(jí)（注：墼和砖在很多方面相近，所以东汉时也有称砖为墼的，不少汉砖上面有墼字。）。
斗拱是我国古代高级木结构建筑里的重要构件，同时有装饰的作用。《论语·公冶长》说臧文仲“山节藻棁(zhuó)”，旧说棁是梁上短柱，节就是斗拱。我们从战国铜器图案上可以见到类似斗拱的结构构件。
关於古代宫室，我们就说到这里。
（二）车马
古书上常见车马并举。例如《诗经·唐风·山有枢》说：“子有车马，弗驰弗驱”，《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注：见本书第一册180页。）。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注：当然，马车之外还有牛车等。），也没有无车的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这是说乘肥马驾的车。古代驾二马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於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於说他有一千乘车。
古人说“服牛乘马”，可见马车之外还有牛车。马车古名小车，是供贵族出行和作战用的；牛车古名大车，一般只用来载运货物。
古代马车的车厢叫舆，这是乘人的部份（注：所以后世轿子也叫肩舆。）。舆的前面和两旁以木板为屏蔽，乘车的人从舆的后面上车（注：此据古书所记。近来考古发掘，知道上古车舆有的是方形，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六角形，有的周围是高起的栏干，后面留有缺口，以便乘者升降。）。《论语·乡党》说：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绥是车上的绳子，供人上车时拉手用的。
古人乘车是站在车舆里的，叫做“立乘”（注：但是“妇人不立乘”，见《礼记·曲礼上》。）。舆两旁的木板可以倚靠身体，叫做輢。舆前部的横木可以凭倚扶手，叫做式（轼）。古人在行车途中用扶式俯首的姿势表示敬礼，这种致敬的动作也叫做式（注：但是“兵车不式”，见《礼记·曲礼上》。）。所以《檀弓》说：“夫子式而听之。”（注：见本书第一册207页。）一般车舆上有活动装置的车盖，主要是用来遮雨的，像一把大伞。
车轮的边框叫辋(wǎng)，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叫毂（孔是穿轴的），辋和毂成为两个同心圆。《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注：见本书第二册373页。），辐是一根一根的木条，一端接辋，一端接毂。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叫做“辐辏”，后来辐辏引申为从各方聚集的意思。《汉书·叔孙通传》说：“四方辐辏。”
车轴是一根横梁，上面驾着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在毂外，上面插着一个三四寸长的销子，叫做辖（又写作、鎋），不让车轮外脱。辖是个很重要的零件，所以《淮南子》上提到“夫车之能转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辖”。后来引申为管辖的意思。露在毂外的车轴末端，古代有特定的名称叫（wèi又写作轊），又叫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说：“济盈不濡轨”，古人常乘车渡水，这是说济水虽满并没有湿到车轴头，意思是水位不到半轮高。轨的另一个意义是指一车两轮之间的距离，引申为两轮在泥道上碾出来的痕迹，又叫做辙。《礼记·中庸》所谓“今天下车同轨”，并不是有人把天下的车辙大小都规定下来，而是规定了车子的统一尺寸，车轮的轨辙就自然一致了。
附带说一说轫(rèn)。轫不是车子的组成部份，而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行车时先要把轫移开，所以启程称为“发轫”。引申开来，事情的开端也叫“发轫”。
辕是驾车用的车杠，后端和车轴相连。辕和辀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夹在牲畜两旁的两根直木叫辕，适用於大车；驾在当中的单根曲木叫辀，适用於小车（注：此据古书所记。近来考古发掘，知道上古乘人的马车多为独辕直木。又，汉代乘人的车，种类复杂化，车辕成双，驾车的马以一匹为常，这里不细说。）。所以《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
车辕前端驾在牲口脖子上的横木叫做轭。轭和衡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轭用於大车，衡用於小车。所以《论语·卫灵公》说：“在舆则见其倚於衡也。”
车辕前端插上销子和轭相连，叫做輗。輗和軏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輗用於大车，軏用於小车。所以《论语·为政》说：“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注：见本书第一册178页。）
古人乘车尚左（以左方为尊），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另有一人在右陪乘。陪乘叫做骖乘，又叫车右。所以《左传·宣公二年》说：“其右提弥明知之。”（注：见本书第一册28页。）兵车情况不同。主帅居中自掌旗鼓，御者在左，另有一人在右保护主帅，叫做车右。一般兵车则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一人持弓，右边甲士一人持矛。
驾车的马如果是三匹或四匹，则有骖服之分。两旁的马叫骖，中间的马叫服。一说服之左曰骖，右曰騑。笼统地说，则骖和騑是同义词。所以《楚辞·九章·国殇》说：“左骖殪兮右刃伤。”（注：见本书第二册560页。）王勃《滕王阁序》说：“俨骖騑於上路。”（注：见本书本册1171页。）
古代贵族的车马还有若干装饰附件，不一一叙述。
上文说过，战国以前马是专为拉车用的。《左傅·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孔疏：“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但是孔疏又引刘炫的话，以为左师展“欲共公单骑而归”，这是“骑马之渐”（开端）。我们认为春秋时代可能有骑马的事，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了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的。
（三）饮食
上古的粮食作物有所谓五谷、六谷和百谷。按照一般的说法，五谷是稷、黍、麦、菽、麻；六谷是稻、稷、黍、麦、菽、麻。六谷比起五谷来只多了一种稻，这显然是因为水稻本是南方作物，后来才传到北方来的（注：五谷还有别的说法，例如《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歧注：“五谷为稻黍稷麦菽。”本书第一册202页即依此注。六谷也有别的说法，这里不列举。）。至於百谷，不是说上古真有那么多的粮食品种，而是多种谷物的意思。
稷是小米，又叫谷子（注：有人说稷和黍是一类，黍的籽粒黄色，有黏性；稷的籽粒白色，没有黏性。）。稷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最重要的粮食。古人以稷代表谷神，和社神（土神）合称为社稷，并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由此可见稷在上古的重要性。
黍是现代北方所说的黍子，又叫黄米。《诗经》里常见黍稷连称，可见黍在上古也很重要。上古时代，黍被认为比较好吃的粮食，所以《论语·微子》说：“杀鸡为黍而食之。”（注：见本书第一册202页。）
麦有大麦小麦之分。古代大麦叫，又名来牟。
菽就是豆。上古只称菽，汉以后叫豆。
麻指大麻子，古代也供食用，后世还有吃麻粥的。《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叔苴”，苴就是麻子。麻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以丝麻或桑麻并称，那是指大麻的纤维。
现在说一说谷禾粟梁。
谷是百谷的总称。禾本来专指稷，后来逐渐变为一般粮食作物的通称。粟本来是禾黍的籽粒，后来也用作粮食的通称。梁是稷的良种。古人常以稻粱并称，认为这两种谷物好吃；又以膏粱或粱肉并称，认为是精美的膳食。
粮食炒成乾粮叫糗，也叫餱粮。《诗经·大雅·公刘》：“乃里餱粮。”（注：见本书第二册500页。）粮字本身也指的是乾粮，行军或旅行时才吃粮。所以《庄子·逍遥游》说：“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注：见本书第二册377页。）
古人以牛羊豕为三牲。祭祀时三牲齐全叫太牢；只用羊豕不用牛叫少牢。牛最珍贵，只有统治阶级吃得起，比较普遍的肉食是羊肉，所以美（美味）羞（馐）等字从羊，羹字从羔从美。古人也吃狗肉，并有以屠狗为职业的，汉代樊哙还“以屠狗为事”。《汉书·樊哙传》颜师古注：“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可见唐人已经不吃狗了。
上古乾肉叫脯(fǔ)，叫修，肉酱叫醢(hǎi)。本来醢有多种：醓(tǎn)醢（肉酱）外，还有鱼醢、蜃醢（蛤蜊酱）等。但一般所谓醢则指肉酱而言。上古已有醋，叫做醯(xī)。有了醯，就可制成酸菜、泡菜，叫做葅(jū)。细切的瓜菜做成的叫齑(jī)。腌肉腌鱼也叫菹，所以有鹿菹、鱼菹等。在这个意义上，菹与醢相近。
除了乾肉（脯）和肉酱（醢）以外，上古还吃羹。据说有两种羹，一种是不调五味不和菜蔬的纯肉汁，这是饮的。《左传桓公二年》：“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所谓“大（太）羹”，就是这种羹。另一种是肉羹，把肉放进烹饪器里，加上五味煮烂。所谓五味，据说是醯、醢、盐、梅和一种菜。这菜可以是葵，可以是葱，可以是韭。另一说牛羹用藿，羊羹用苦（苦菜），豕羹用薇。《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可见咸与酸是羹的主要的味道。《孟子》所谓“一箪食，一豆羹”，大概就是这种羹。《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赐颍考叔食，颍考叔“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注：见本书第一册11页。）大概也是这一类的肉羹。
上古家禽有鸡、鹅、鸭。鹅又叫做雁（有野雁，有舒雁，舒雁就是鹅）。鸭字是后起的字，战国时代叫做鹜，所以《楚辞·卜居》说：“将与鸡鹜争食乎？”（注：见本书第二册567页。）鸭又叫做舒凫，和野凫（野鸭）区别开来。
上古人们所吃的糖只是麦芽糖之类，叫做饴。饴加上糯米粉（馓），可以熬成饧(xíng)。饴是软的，饧是硬的。饧是古糖字（饧，古音唐）。但当时的糖并不是后代的沙糖。沙糖（甘蔗糖）不是中原所旧有。白沙糖叫做石蜜，也是外国进贡的东西。一般人所吃的饴或饧是麦芽糖。宋初宋祁《寒食》诗：“箫声吹暖卖饧天”，卖的就是麦芽糖。
古人很早就知道酿酒。殷人好酒是有名的，出土的觚爵等酒器之多，可以说明当时饮酒之盛。不过古代一般所谓酒都是以黍为糜（煮烂的黍），加上曲糵（酒母）酿成的，不是烧酒。烧酒是后起的。
茶是我国主要的特产之一。《尔雅·释木》：“檟，苦荼。”茶荼本是同一个字。但是上古没有关於饮茶的记载。王褒《僮约》里说到“烹茶”、“买茶”，可见茶在汉代某些地区不但是一种饮料，而且是一种商品。《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孙皓密赐韦曜茶荈以当酒（注：韦曜就是韦昭，史为避晋文帝讳改。《尔雅》郭注：“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chuǎn)”。），《续博物志》说南人好饮茶，大概饮茶的风气是从江南传开的。南北朝时饮茶风气渐盛。唐宋以后，茶更成为一般文人的饮料了。
古代汉族不吃乳类的饮料和食品。《史记·匈奴列传》：“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dòng)酪之便美也。”湛湩是牛马乳；酪有乾湿两种，乾酪就是今天所谓乾酪，湿酪大概就是酸奶。依《史记》看来，饮食乳酪都不是汉族的习惯。酥油古称为酥。本来也是胡人的食品，所以唐玄宗嘲安禄山说：“堪笑胡儿但识酥。”醍醐是上等的乳酪，依《涅盘经》说，牛乳成酪，酪成生酥，生酥成熟酥，熟酥成醍醐，醍醐是最上品。凡此都可证明，饮食乳类的习惯是从少数民族传来的。韩愈《初春小雨》诗：“天街小雨润如酥”，可见唐时汉人已逐渐习惯於酥酪了。
（四）衣饰
衣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衣指一切蔽体的织品，包括头衣、胫衣、足衣等。狭义的衣指身上所穿的；当衣和裳并举的时候，就只指上衣而言。下面分别叙述。
上古的头衣主要有冠冕弁三种。
冠是贵族男子所戴的“帽子”，但是它的样式和用途与后世所谓的帽子不同。《说文》说：“冠，絭也，所以絭发。”（絭juàn，束缚。）古人蓄长发（注：《左传哀公七年》说吴人“断发文身”，《左传哀公十一年》说“吴发短”，《史记·越世家》也说越人“文身断发”，可剪短头发在上古被认为是所谓“蛮夷”的风俗。至於剃光头，那是一种相当重的刑罚，叫做髡。），用发笄绾住发髻后再用冠束住。据说早先的冠只有冠梁，冠梁不很宽，有褶子，两端连在冠圈上，戴起来冠梁像一根弧形的带子，从前到后覆在头发上。由此可以想见，上古的冠并不像后世的帽子那样把头顶全部盖住。冠圈两旁有缨，这是两根小丝带，可以在颔下打结。《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缨和緌(ruí)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緌是结余下垂的部分，有装饰的作用。
古代冠不止一种，质料和颜色也不尽相同。秦汉以后，冠梁逐渐加宽，和冠圈连成覆杯的样子。冠的名目和形制也愈益复杂化了。
冠又是冕和弁的总名。冕，黑色，是一种最尊贵的礼冠。最初天子诸侯大夫在祭祀时都戴冕，所以后来有“冠冕堂皇”这个成语。“冠冕”又可以用作仕宦的代称，它又被用来比喻“居於首位”。冕的形制和一般的冠不同。冕上面是一幅长方形的版，叫延（延），下面戴在头上。延的前沿挂着一串串的小圆玉，叫做旒。据说天子十二旒（注：一说皇帝的冕前后各有十二旒。），诸侯以下旒数各有等差。后来只有帝王可以戴冕，所以“冕旒”可以用作帝王的代称。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万国衣冠拜冕旒。”
弁也是一种比较尊贵的冠，有爵弁，有皮弁。爵弁据说就是没有旒的冕。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尖顶，类似后世的瓜皮帽。鹿皮各个缝合的地方，缀有一行行闪闪发光的小玉石，看上去像星星一样，所以《诗经·卫风·淇奥》说：“会弁如星。”
冕弁加在发髻上时都要横插一根较长的笄（不同於发笄），笄穿过发髻，把冕弁别在髻上。然后在笄的一端系上一根小丝带，从颔下绕过，再系到笄的另一端。这根带子不叫缨而叫紘(hóng)，此外，笄的两端各用一条名叫紞(dǎn)的丝绳垂下一颗玉来，名叫瑱(zhèn)。因为两瑱正当左右两耳，所以一名充耳，又叫塞耳。《诗经·卫风·淇奥》说：“充耳琇莹”，就是指瑱说的。
附带说一说，古时贵族才能戴冠乘车，车有车盖，所以古人以“冠盖”为贵人的代称。“冠盖”又指仕宦的冠服和车盖，所以也用作仕宦的代称。
庶人的头衣和统治阶级不同。他们不但没有财力制置冠弁，而且统治阶级还不让他们有戴冠弁的权利。《释名·释首饰》：“士冠，庶人巾。”可见庶人只能戴巾。《玉篇》：“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之于头。”可见庶人的巾大约就是劳动时擦汗的布，一物两用，也可以当作帽子裹在头上。直到汉代，头巾仍用于庶人和隐士。
帻(zé)，就是包发的巾。蔡邕《独断》：“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庶人既不许戴冠，只许戴巾帻，在头衣的制度上就有深刻的阶级内容。所以秦称人民为黔首（黔，黑色），汉称仆隶为苍头（苍，青色），都是从头衣上区别的（依陶宗仪《辍耕录》说）。
帻有压发定冠的作用，所以后来贵族也戴帻，那是帻上再加冠。这种帻，前面高些，后面低些，中间露出头发。现在戏台上王侯将相冠下也都有帻，免冠后就露出帻来了。此外还有一种比较正式的帻，即帻之有屋（帽顶）者。戴这种帻可以不再戴冠。帻本覆额，戴帻而露出前额，古人叫做岸帻（岸是显露的意思），这表示洒脱不拘礼节。《晋书·谢奕传》：“岸帻笑咏，无异常日。”
帽，据说是没有冠冕以前的头衣，《荀子·哀公》篇：“哀公问舜冠於孔子”，“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倞注：“务读为冒”，意思是说务就是帽。《说文》说，是小儿及蛮夷的头衣，是古帽字。但是上古文献中很少谈及帽。魏晋以前汉人所戴的帽只是一种便帽，《世说新语·任诞》篇说，谢尚“脱帻著帽”，“酣饮於桓子野家”，可见当时的帽还是一种便帽。后来帽成为正式的头衣，杜甫《饮中八仙歌》说，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脱帽没有礼貌，可见戴帽就有礼貌了。
上文说过，古代衣裳并举时，衣只指上衣。下衣叫做裳。《诗经·邶风·绿衣》说：“绿衣黄裳”，《诗经·齐风·东方未明》说：“颠倒衣裳。”但是裳并不是裤而是裙（注：古代男女都著裙，见下文。）。《说文》说：“常（裳），下裙（裙）也。”衣裳连在一起的叫做深衣。
古人衣襟向右掩（右衽）用绦系结，然后在腰间束带。《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见本书第一册194页。），可见在衽不是中原的习俗（注：上古敛死者才左衽。）。带有两种：一种是丝织的大带，一种是皮做的革带。大带是用来束衣的，叫做绅，绅又特指束余下垂的部分。古人常说“■绅”，意思是把上朝时所执的手版（笏）插在带间（注：笏是古代君臣朝见时所执的狭长的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子制的，用来指画或在上面记事。?
绅又作缙绅，荐绅。《史记·五帝本纪》：“荐绅先生难言之。”）。这样，“?
绅”就成了仕宦的代称，而“绅士”的意义也由此发展而来。革带叫做鞶(pán)，这是用来悬佩玉饰等物的。
古人非常珍视玉。玉器不但用於祭祀、外交和社交等方面，而且用於服饰。《礼记·裨濉匪担骸肮胖颖嘏逵瘛保炙担骸熬游薰剩癫蝗ド怼保杉逵袷枪笞搴芸粗氐囊率巍＞菟道穹辛教紫嗤呐逵瘢淖笥腋髋逡惶住Ｃ刻着逵穸加盟可盗拧Ｉ隙耸且幻痘⌒蔚挠窠戌瘢ê猓竦牧蕉烁餍乓幻栋朐残蔚挠窠需屑渥河辛狡瘢凶鲨⒑同r(yǔ)，两璜之间悬着一枚玉叫做冲牙。走起路来冲牙和两璜相触，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说：“杂佩以赠之”，据旧注，“杂佩”就是这套佩玉。此外，古书上还常常谈到佩环、佩玦（玦jué是有缺口的佩环）。妇女也有环佩。
裘和袍是御寒的衣服。《诗经·桧风·羔裘》说：“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诗经·小雅·都人士》说：“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可见古人穿裘，毛是向外的，否则不容易看见裘毛的色泽。在行礼或接见宾客时，裘上加一件罩衣，叫做裼(xí)衣，否则被认为不敬。裼衣和裘，颜色要相配，所以《论语·乡党》说：“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平常家居，裘上不加裼衣。庶人穿犬羊之裘，也不加裼衣。
袍是长袄，据说里面铺的是乱麻（緼）（注：现在单袍也叫袍，上古没有这种说法。一说袍里面铺的新绵和旧絮。）。一般说来，穷到穿不起裘的人才穿袍。《论语·子罕》：“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与？”可见穿袍穿裘有贫富的差别。汉以后有绛纱袍、皂纱袍，袍成了朝服了。
衮，这是天子和最高级的官吏的礼服。据说衮上绣有蜷曲形的龙。后代所谓“龙袍”就是衮的遗制。
上古时代还不懂得种棉花。所谓“絮”，所谓“绵”，都只是丝棉（注：依《广韵》，精的叫绵，精的叫絮。其实上古一般都叫絮。）。因此，上古所谓布并不是棉织品，而是麻织品或葛织品。帛则是丝织品的总称。布与帛也形成了低级衣服与高级衣服的对比，贫贱的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穿麻织品，所以“布衣”成了庶人的代称。最粗劣的一种衣服称为“褐”，这是用粗毛编织的，所以贫苦的人被称为“褐夫”。《孟子·滕文公上》说，许行之徒“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注：见本书第一册300页。），这是说过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扬雄《解嘲》说：“或释褐而傅”（注：见本书第四册1244页。），这是说脱掉粗劣的衣服做大官去了。后世科举新进士及第授官，也沿称“释褐”。
上古时代，男女服装的差别似乎不很大。直到中古，男女服装也还不是严格分开的。试举“襦”“裙”为例（注：襦，短袄（依段玉裁说）。）。乐府诗《陌上桑》：“缃绮为上裙（裙），紫绮为上襦”，这里“襦”和“裙”是妇女的服装。但是《庄子·外物》：“未解裙襦”，并非专指妇女。《南史·张讥传》载梁武帝以裙襦赐给张讥，可见男人也是穿着裙襦的。只有袿(guī)被解释为妇女的上衣（注：见《释名·释衣服》。今天的褂字大约是絓字的音变。）。这大概是可信的。宋玉《神女赋》：“被袿裳”，曹植《洛神赋》：“扬轻袿之绮靡”，可以为证。唐宋以后，妇女着裙之风大盛，男以袍为常服，女以裙为常服。
上古有裳无裤。上古文献中有个绔字，又写作袴，按字音说，也就是后代的裤字。但是上古所说的裤（绔），并不等于今天所谓裤。《说文》：“绔，胫衣也。”可见当时所说的袴，很像今天的套裤（注：依段玉裁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二《胡服考》认为“袴与今时裤制无异”。），所不同者，它不是套在裤子外面的。袴的作用是御寒。《太平御览》引《列士传》：“冯援（冯谖）经冬无袴，面有饥色”，又引《高士传》：“孙略冬日见贫士，脱袴遗之”都可为证。
有裆的裤子叫褌(kūn)，又写作。《释名·释衣服》说：“褌，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此外有一种褌，类似后世的短裤叉，形似犊鼻，叫犊鼻褌（注：钱大听《十驾齐养新录》卷四“犊鼻褌”条说，无裆者谓之，突犊声相近，重言为犊鼻，单言为突，后人加衣旁作。这是另一种解释。），穿起来便於劳动操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在临邛“身自著犊鼻褌”，和奴婢们一起洗涤食具。
古人用一块布斜裹在小腿上，叫邪幅或幅（逼）。《左传·桓公二年》：“带裳幅舄”，《诗经·小雅·采菽》：“邪幅在下。”郑玄注：“邪幅，如今行縢也；逼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上古的邪幅如同汉代的行縢，相当於后世的裹腿。
上古的鞋叫屦，有麻屦、葛屦等。据说葛屦是夏天穿的，冬天穿皮屦。一般的屦是用麻绳编成的。编时要边编边砸，使之结实，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捆屦织席”（注：见本书第一册300页。）。
舄(xì)是屦的别名。区别开来说，单底叫屦，复底叫舄。《方言》说，屦中有木者叫复舄，可以走到泥地里去，不怕泥湿。
履字本是动词，是践的意思。《诗经·魏风·葛屦》说：“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战国以后履字渐渐用为名词。《荀子·正名》：“粗（粗）布之衣，粗紃(xún，鞋带)之履，而可以养体”，《史记·留侯世家》：“孺子，下取履。”
古人的草鞋叫踪（躧、屣xǐ）（注：《说文》说，躧是舞履，字亦作蹝、屣。），又叫屩（蹻jué）。《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也”，敝踪就是破草鞋。《史记·虞卿列传》说虞卿“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注：檐，当作担。），就是穿着草鞋，掮着长柄笠（相当於后世的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
屐是木头鞋。屐和舄不同。舄的底下只衬一块薄板，甚至只是复底，而屐底下是厚板，而且前后有齿。《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可见屐是有齿的。战国时代就开始有屐。《庄子·天下》篇提到墨子之徒“以跂蹻为服”，跂就是屐字。但不知当时的屐有没有齿。
古书上用皮屦、革舄、革履、韦履等词来指用皮做的鞋子。皮鞋比较贵重，一般人穿不起。《说文》：“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dī)。”络鞮就是后代所谓靴，可见靴是由少数民族传入的。
鞋字古作鞋。《说文》：“鞋，生革鞮也”，可见鞋是鞮的一种。后来鞋字变成了鞋类的总称，所以有麻鞋、草鞋、芒鞋、丝鞋等。
最后说一说袜（袜）。《说文》说袜是足衣。大约是用皮做的，所以又写作袜。古人以跣足为至敬，登席必须脱袜。《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袜而登席”，这是对人君无礼。袜字后来又写作，这暗示袜的质料改变了。
（五）什物
什物很多，不可能一一加以叙述。现在只选主要的而且古今差别较大的谈一谈。
古人席地而坐，所以登堂必先脱屦。席长短不一，长的可坐数人，短的仅坐一人。席和筵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筵比席长些，是铺在地上垫席的；席是加在筵上供人坐用的。后来筵字用来表示宴饮的陈设。陈子昂《春夜别友人》：“金樽对绮筵。”近代“筵席”成为一个词，用作酒馔的代称。
古代床有两用，既可以用作卧具，又可以用作坐具。《诗经·小雅·斯干》：“载寝之床”，那是用作卧具；《孟子·万章上》：“舜在床琴（注：琴，用如动词，弹琴。）”，那是用作坐具。
古人坐时两膝跪在席或床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注：古人坐着要起身时，先把腰挺直，这叫长跪。长跪可以表示敬意，《战国策·魏策》说秦王“长跪而谢”。又，箕踞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不恭敬的坐式，所谓箕踞，是说坐时臀部著地，两足向前伸展，膝微曲，其状如箕。《战国策·燕策》说荆轲刺秦王不中，“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正表现了蔑视敌人的气概。），坐时可以凭几。几是长方形的，不高，类似今天北方的炕几。《孟子·公孙丑上》说孟子“隐几而卧”。《庄子·齐物论》说“南郭子綦隐机而坐”，机就是几。几通常是老年人凭倚的，所以古代常以几杖并举，作为养尊敬老的用具。
古代进送食物用的托盘叫做案，有长方形的，也有圆形的，前者四足，后者三足，可以放在地上，这是食案。食案形体不大，足很矮，所以《后汉书·梁鸿传》说梁鸿妻“举案齐眉”。此外还有书案，长方形，两端有宽足向内曲成弧形，不很高。后世因为坐的方式改成今天的样子，所以才有较高的案几和桌椅。
先秦已有烛字，但是上古的烛并不是后世所指的蜡烛。《说文》说：“烛，庭燎大烛也”，烛和庭燎是一样的东西，都是火炬。细分起来，拿在手上叫烛，大烛立在地上叫庭燎。据说大烛是用苇薪做的，小烛是用麻蒸做的（注：依朱骏声说。麻蒸是去掉皮的麻秸。）。
战国时代就有照明用的镫（灯）了，当时的镫和后世的灯不同。因为形状类似盛食物的登（瓦豆），所以就叫做镫（注：后来镫的形制多样化了。）。古代点镫用膏，膏是兽类的脂肪，《楚辞·招魂》说：“兰膏明烛，华镫错些（注：兰膏，加兰香炼的膏，燃起来有香味。烛，动词，照耀。错，错镂。些，语气词。）。”点灯用植物油，是后起的事。
耒耜是上古耕田的工具。《说文》说：“耒，手耕曲木也”，起初是用自然的曲木，后来知道“揉木为耒”。耒和耜本来是两种农具。耒上端勾曲，下端分叉；耜的下端则是一块圆头的平板，后来嵌入青铜或铁片，就成了犁的前身。古人常以耒耜并举，例如《孟子·滕文公上》说：“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注：见本书第一册300页。）。”古代注家往往认为耒耜是一种农具的两个不同部位的名称，认为耒是耜上端的曲木，耜是耒下端的圆木或金属刃片，可见耒耜混淆由来已久了。后来耒耜用作一般农具的代称。
铚(zhì)是一种短小的镰刀，钱和镈(bó)是芸草挖土的铲形农具。在上古时代，钱镈大约曾经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春秋晚期和战国的货币模仿钱镈的形状，称为钱或布（布和鎛古音相同）。
上古的烹饪器有鼎、鬲(lì)、甗(yǎn)等。有陶制的，也有青铜制的。
鼎是用来煮肉盛肉的，一般是圆腹三足（注：所以古人用“鼎足”“鼎立”等词语来譬喻三方并峙的情况。《史记·淮阴侯列传》：“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也有长方形四足的，那是方鼎。鼎口左右有耳，可以穿铉，铉是抬鼎用的杠子（注：铉是木制的杠子，以金为饰（参看《说文》键字段玉裁注）。）。鼎足的下面可以烧火，有几种肉食就分几个鼎来煮，煮熟后就在鼎内取食，所以说“列鼎而食”。钟鸣鼎食是贵族奢侈生活的一个方面。王勃《滕王阁序》说：“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注：见本书本册1172页。）
古人用匕从鼎内把肉取出来后，放在俎上用刀割着吃。所以古书上常以刀匕并举，刀俎并举。匕是长柄汤匙。俎是一块长方形的小板，两端有足支撑着，一般是木制的，铜俎很少。
上古煮饭用鬲，蒸饭用甗。鬲似鼎，有三只空心的短足，下面举火炊煮。甗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似鬲，里面盛水，烧火煮水使蒸气上升到上层。上层似甑（底部有孔的蒸器），里面放米谷之类。上下两层之间有个带着许多孔的横隔（箅bì子），既便於透过蒸气，又免得米谷漏到下层。
古书上常见釜甑并举。《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注：见本书第一册302页。）”《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甗”。釜甑是配合起来用的。釜似锅，它的用途相当於甗的下层；甑似盆，底部有细孔，放在釜上，相当於甗的上层。釜甑之间也有箅子。
古人盛饭盛菜不用碗。《说文》虽有碗字，那是“小盂”（水器）。传世古器自铭为碗的，实际上是一个小盂旁边加上一个柄，那是用来舀水的（注：但是这并不等於说上古没有和现代碗形大致类似的器物，不过它们的名称用途和现代所谓的碗不同。）。上古盛饭用簋(guǐ)，一般圆腹圈足（足在腹底，成圈状），两旁有耳，是青铜或陶制的，也有木制或竹制的。又有一种簠(fǔ)，长方形，用途和簋相同。古书上常以簠簋并举。上古的盛食器还有豆，像今天的高脚盘，有的有盖。豆本来是盛黍稷的，后来逐渐变为盛肉酱、盛肉羹了。古代木豆叫做豆，竹豆叫做笾，瓦豆叫做登（豋）。《诗经·大雅·生民》：“于豆于豋。”铜豆还有别的名称，这里没有必要细说。
筷子古代叫箸，但是先秦时代，吃饭一般不用筷子。《礼记·曲礼上》：“毋抟饭”，意思是不要用手把饭弄成一团来吃，可见当时是用手送饭入口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则用筷子。《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孔疏：“以其菜交横、非梜不可。”梜就是一种筷子。大约到了汉代才普遍用筷子。《汉书·张良传》说：“请借前箸以筹之。”
上古的盛酒器有尊、觥、罍、壶等。《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注：见本书第二册470页。），那是盛酒器。觥，同时又是饮酒器，所以《诗经·豳风·七月》说：“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注：见本书第二册495页。）罍壶除了盛酒外，还用来盛水。古人用斗勺来舀酒、舀水。舀叫做挹，舀后倒到饮器中叫做注。所以《诗经·小雅·大东》说：“不可以挹酒浆”，《诗经·大雅·泂酌》说：“挹彼注兹。”
爵是古代饮酒器的通称。但是作为专名，爵是用来温酒的，它有三只脚，下面可以举火。上古常用的饮酒器是觚(gū)和觯(zhì)，觯比较轻小，所以古人说“扬觯”。战国以后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杯（桮），两侧有弧形的耳，后人称为耳杯，又叫羽觞（注：《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此外还有别的说法，这里不列举。）。杯可以用来饮酒，也可以盛羹。《史记·项羽本纪》说：“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杯的质料有玉、银、铜、漆等，汉代很流行。
古书上常见槃（盘）匜(yí)并举，二者是配合起来用的盥洗器。匜像一只瓢，有把，有足，有盖。《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怀羸为晋公子重耳“奉匜沃盥”，可见匜是用来浇水洗手的。古代祭祀燕飨有沃盥的礼节，用匜浇水洗手时，下面用槃接住水，所以《说文》说槃是“承槃”。上古槃又用於饮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提到“乃馈盘飧”，《史记·滑稽列传》提到“杯盘狼藉”（注：依桂馥说。），但还不是现代所谓的盘子。现代的盘子是瓷器发达以后才出现的。
(1) 临淄三百闾, 张袂成阴, 挥汗成雨, 比肩继踵而在, 何为无人? (《晏子春秋》第六卷内篇杂下)
(2) 陈表将家支庶, 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 拔萃出类, 不亦美乎! (《三国志·吴书十》)
(3) 只见房屋高大, 鳞次栉比, 地虽无多, 布置得弯环曲折。 (《七剑十三侠》第五十回)
例 (1) 中“比肩”即肩并肩, “比”与“继”连文成义;例 (2) 中的“比”与“齐”相对应;例 (3) 中的“鳞次栉比”即比喻像鱼鳞、梳齿一样排列得非常整齐。这里的“比”还是动词, 其中“比翼”、“鳞次栉比”由于连用出现的频率较高, 差不多凝固成一个词了。
一.副词“比”的产生和发展
“比”由“并列”、“紧靠”引申为“亲近”、“挨近”, 词性很容易转化为形容词, 表示“近”或者“连着”。例如:
(4) 父母怜念, 妻子被患, 疏亲快之, 比邻恨其晚, 死流后生。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十庚部之十)
当这种空间上的连续性可以扩展到时间、地点、动作、人和事物相连时, 含有“比并”、“连及”意义的“比”就变成了副词。“比”可以作范围副词, 概括前面出现的人或事物, 可译为“都”、“全都”等;也可以作方式副词, 用于动词前, 表示动作连续性的进行或情况连续地发生, 可译为“连续”、“接连”、“屡次”等;还可以作时间副词, 用于谓语或小句前, 表示行为动作在不久前发生, 或表示此前的某个时段, 可译为“最近”、“近来”、“从前”、“原先”等。
下面通过一些例子来看“比”作副词时的用法, 以及这种用法与动词本义或引申义之间的纠葛。
(一) 范围副词:概括前面出现的人或事物, 可译为“都”、“全都”等。例如:
(5) 夫中山, 千乘之国也, 而敌王乘之国二, 再战比胜, 此用兵之和节也。 (《战国策·齐策五》)
(6) 闻战, 顿足徒裼, 犯白刃, 蹈煨炭, 断死于前者, 比是也。 (《战国策·秦策二》)
(二) 方式副词:用于动词前, 表示动作连续性的进行或情况连续性地发生, 可译为“连续”、“接连”、“屡次”等。例如:
(7) 顺投为入, 比投不释。 (《礼记·投壶》)
(8) 庄公死, 子般弑, 闵公弑, 比三君死, 旷年无君。 (《公羊传·闵公二年》)
(三) 时间副词:用于谓语或小句前, 表示行为动作在不久前发生, 或表示此前的某个时段, 可译为“最近”、“近来”、“从前”、“原先”等。例如:
(9) 对曰:“臣比在晋也, 不敢直言。” (《吕氏春秋·先识》)
(10) 比阴阳错谬, 日月薄食。 (《后汉书·光武纪》)
二.介词“比”的产生和发展
介词“比”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引进动作行为的时间, 可称为“到了……的时候”、“到了……”、“到……以后”等;二是引进比较对象, 可译为“比起”或者“比”。“比”字的介词用法是从“比及”、“比较”等意义演变而来。引进时间的介词“比”的用法先秦已有用例, 后沿用于文言中。表示比较对象的“比”, 唐代以后才真正虚化为介词。下面分别说明一下:
(一) 引进动作行为的时间的介词“比”
这种用法可译为“到了……的时候”、“到了……”、“到……以后”, 是由动词的“比及”、“到”虚化而来的。在这虚化过程中, 语义结构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含有动词义的“比”后接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作宾语, 处于“S+V1+N+V2+N2”中的V1位置, 比如:
(1 1) 帝省张, 遣医占弘病, 比至已卒。 (《后汉书·郑弘传》)
杨小平 (2004) 在《<后汉书>语言研究》中把这个例子中的“比至”看成了双音节介词, 本文不同意此观点。本文认为这个例子的“至”之前后分别省略了“医”和“弘”, 《三国志》中有很多这样的用例:“比明友兵至, 匈奴已引去”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和“公远征在外, 比救至, 彼破我必矣” (《三国志·魏书十七》) 。所以我们可以把“比至已卒”补全“比医至弘已卒”, 是一个“V1+N+V2+N2”的结构, “比”处在V1的位置上, 已经具备想借此发展的条件, 但是尚未成熟, 还处在动词和介词两可的阶段。
当动词、动宾短语、偏正短语、主谓短语纷纷加入到“比”所带的宾语行列之后, “比”的动词性减弱, 介引功能逐渐强大。各举两例如下:
(12) 初, 元公恶寺人柳, 欲杀之, 及丧, 柳置炭于位, 将至, 则去之。比葬, 又有宠。 (《左传·昭公十一年》)
(13) 馈入, 召之。比置, 三叹。既食, 使坐。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14) 比惊救之, 已皆断头。 (《汉书·翟方进传》)
(15) 毛遂比至赵, 与十九人论议。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当时间词, 时间短语或者标志时间的时间的“比”充当宾语时, “比”就变成了介引时间的介词, 表示“到了……的时候”、“到了……”、“到……以后”, 这种用法汉代以后常见, 后代文言中一直沿用。例如:
(16) 比数十日, 得四千余人。 (《三国志·魏书·杜畿传》)
(17) 太祖夜袭, 比明破之。 (《三国志·魏书·典韦传》)
(18) 霸夜追之, 比明, 行百余里。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
(19) 比平明, 至其所居。 (《河东记·独孤遐书》)
与介词“比”相关的双音
节介词有“比及”、“比至”等。“比及”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 《论语》有:“比及三年, 可使民足。”汉代以后沿用, 如:“比及数年, 此功不难。”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比至”最初是“比+动词性宾语”结构, 如例 (15) , “至”后面是处所名词, 当“至”后面出现了时间名词以后, “比至”就凝固成为一个词了。如:“比至日中, 大雨总至, 溪涧盈溢。” (《搜神记卷一·于吉》)
(二) 引进比较对象的“比”
“比”表示比较的用例在汉代就有:
(20) 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 生子伉, 故其比诸将最亲。 (《史记·樊哙列传》)
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比”还是动词。直到“比”后面出现了表示数量的词语, 才可以确定它已经变成介词了, 这一变化大概在唐末或者宋代时期:
(21) 莫怪独吟秋思苦, 比君较近二毛年。 (《白居易集·秋雨中赠元九》)
(22) 问:“如此说, 则是日比天行迟了一度, 月比天迟了十三度有奇。”《朱子语类辑略卷一》)
另外, “比”字还有一种
比较少见的介词用法, 即引进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可译为“为”“替”等, 例如:
(23) 及寡人之身, 东败于齐, 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愿比死者一洒之, 如之何则可? (《孟子·梁惠王上》)
(24) 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 于人心独无恔乎? (《孟子·公孙丑下》)
但是这种用法是动词虚化
而来的还是介词自身的延伸用法还不清楚。
综上所述, 古代汉语虚词“比”是由实词“比”虚化而来的。其中含有“比并”、“连及”意义的“比”变成了副词;含有“比及”“比较”等意义的“比”演变为介词, 但是其中作介词, 引进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的这种用法比较少见, 而且来源不明。
摘要：本文力图通过实词“比”的语义及语义结构来探寻副词“比”和介词“比”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同时关注了相关双音节的副词、介词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实词“比”,副词“比”,介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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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学生所学过的知识为基础，由浅入深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典籍，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如果我们直接拿出典籍中的一句话，或一件事，都让学生感到无所下手，所以我认为必须将学过的古汉语结合起来，这样能够让学生有抓手，同时学生也就不会陌生。
我把常见的虚词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再结合自己所选的古代文学类文本进行阅读，通过把这些课本知识掌握精熟，然后再把它应用到古代文学类本去使用，让学生由不熟到熟，最后基础好一点的学生都能自己独立运用，并可以自己造一个句子，这样我认为才算真正的把握。
语言即有时代性，又有社会性。过去常用的词语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一些甚至已是面目全非，但是无论其如何变化，从词义上讲它都离不开词的本义、引申义和词义的转移。从词的表达范围看只不过是出现了词义的的扩大，和词义的缩小，所以我在给学生讲解词的时候，首先从词的本义讲起，最好能写出这个字的原始写法，由于词的最原始写法往往表达是的古人造字时，就具体的物像进行形像的描绘。
我认为只有通过上学生了解词的本义，以后才能由此升发开来，文言文句子翻译时才能达到“信”“达”，能够做到与原文相符，不至于出现学生在课文中出现的明白会用，一离开具体的语境便不知所措了。
二、把握特点，掌握固定用法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没有一部关于语法的专著。古人在使用语言时，就遵循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而我们现在通用的语法则是自马文忠先生写的《马氏文通》以后，参考英语的语法并结合我们的语言习惯而形成的，自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普及白话文，使书面语和口语流畅，这样，我们才发现古代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我们现代汉语有诸多不同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古代汉语中还有词类活用现象，这种活用也不同于我们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比如名词作状语，现代汉语的名词后面接动词，那么这个名词做这个代词的主语而古代汉语则不然，在动词前的名词根据句子在文中表示人物或事件的地位，这个名词往往表示这个动词所处的状态、使用的工具、表达的方式等等。
三、 速读全文整体把握
古代汉语学习也和我们学习汉代汉语的文法是一致的，总先要整体感知，只要对文章的整体把握才能理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事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来处理高考中的第一大题中的第六小题，并且整体感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第一大题的第五小题的多项选择，第四小题中的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推广下来，在译文时才能将文中关键词语放置在具体语境当中。
因此，只有整体感知才能避免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偷换概念等现象出现，也避免了望文生义，只拘限于词典中的字义而不能将之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