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新闻比较

中西新闻比较（精选8篇）

中西新闻比较篇1

【摘要】：在我国，人物报道多以典型报道的方式出现，人物之所以被选择进行报道，是因为他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时代主题，成为众人之中的典型，具有代表性、指导性、思想性。这也成了我国的记者选择人物的一个标尺和传统。在西方，人物报道常以政要人物为主，以时代为背景，反映的主题多是新闻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报道新闻人物，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典型性个体的事迹和思想，通过个人问题揭示广泛、深刻的社会问题，记录下从个人这面镜子所反射出的时代精神和历史风貌。尽管中西历史发展轨迹、政治、经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性，但人物报道写作技巧方面各有特色，在比较分析中，可以相互借鉴，优势互补。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中西人物报道写作的差异：强化政治伦理与监测社会环境；追求和谐、相对集中与强调冲突、多样纷呈；由理性到感性和由感性到理性；中西人物报道表现手法。【关键字】：人物报道新闻比较中西方

【正文】新闻写作是一个思维的运作过程，由于受到的文化传统影响不同，一个记者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新闻作品写作特征的不同。中国侧重于抽象思维，这种思维以固定的思维方式表现对新闻人物的认识，注重概括性内容，忽视表象和细节性的内容，形象性较弱，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抽象思维体现在人物报道中，新闻人物的个性特点便具有概念性和较强的主观色彩，因而我国的人物报道强调鲜明的人物性格特点，一般选取其中一个能反映报道主题的个性品质重点渲染，并在众多材料中截取某些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新闻事件。西方注重于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事物的直接映像，运用形象思维使事物的表象运动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加深人们对新闻人物的认识。同时，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反映在人物报道中，使新闻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多面性，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化。通过形象描写，使新闻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刻画表现出客观和理性。在写作上的差异,受到双方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但都有各自的写作特色，我们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借鉴，不断促进在人物报道写作上的创新程度。

一、强化政治伦理与监测社会环境

新闻作品折射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和文化传统，新闻价值观是事实之所以成为新闻的诸因素之集合，虽然在中西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新闻理论中，评判的要素有很大的差异，但较为公认的是及时性、接近性、重要性和显著性。其中，及时性和接近性以量化的时空距离为衡定标准，中西差异趋无，而重要性和显著性则由于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之不同而千差万别。

我国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强调党性，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其重要任务，因而报道人物趋向于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宣传好人好事，弘扬共产主义精神，董振东、孔繁森、吴吉昌等以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坚韧不拔的时代英雄的光辉形象；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幸福青年”铁飞燕等一个个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先进工作者；近几年，我国的人物报道逐渐把视角移向了普通百姓。《帕米尔赤子——吴登云》吴登云是扎根边疆、奉献

边疆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从医多年来，他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志扎根边疆，以满腔热忱和精湛的医术，服务边疆各族人民群众。《我的母亲》中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勤劳、善良的人性光辉，通过这些普通人的生动形象宣扬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而很少出现关于反面人物的劣迹、丑闻的报道。

西方的新闻价值包含五个因素：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其人物报道也体现了新闻价值的取向。《马可尼，“真正的地球村英雄”》为纪念无线电问世100年，记录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报道。《莫斯科老妇的辛酸泪》中莫斯科经济危机时的马洛费耶娃老人；《生为南非黑人》中，作者在政府的限制与监控下，走仿南非黑人居住区报道在那里遭到拘禁、侵扰、杀害的南非黑人们；《死在故乡》描写了79岁老人T子离开东京公寓到自己的故乡自杀的事件。这些新闻人物并未做出光荣的值得称颂的事迹，也没有受人景仰的高品质和精神追求，其中有许多人处于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甚至社会的最低层还有的新闻人物违反法律，违背道德，颇具争议性。

二、追求和谐、相对集中与强调冲突、多样纷呈

我国的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过不少英雄、模范人物，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是爱国志士们舍身取义的高贵情操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鼓舞全国人民联合抗战，建国后对先进人物思想和事迹的宣传，引导和推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人物，以他们为榜样，广泛开展学先进活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前我国人物报道的主题，好人好事类和经济类人物作品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为主。一些优秀的人物报道，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再现，人物行为和心理世界的深入透析，引人向上，极具感染力，在社会上掀起学习先进人物的热潮，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群众工作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政策有关，一方面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社会现实相联，传媒价值取向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时，也不断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调整，经济类报道的增加体现出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媒介不再谈“利”色变，但仍未脱离“尚德”、“和谐”的传统，对好人好事类报道的青睐，依然散发着中国文化对德之追求，对义之崇尚。表三中之所以没有把灾害报道单独列出，是因为中国传媒囿于“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思维，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往往聚焦于战胜灾害的人和精神，缺少对灾害本身的注视，因而把其归入好人好事类。

西方人物报道以时代为背景，反映的主题多是新闻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主要集中在凶杀暴力、揭露司法不公、揭露腐败、贫困、战争、自然灾害等的人物，其它还涉及到环境保护、金融危机的人物，以及有关种族、福利等众多的社会问题中的典型人物。多数人物报道中充满了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

三、由理性到感性和由感性到理性

人物的性格特征应是多面且复杂的，而我国人物报道一般选取其中一个能反映报道主题的个性品质重点渲染，并在众多材料中截取某些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新闻事件。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方法产生影响。中国侧重于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以既定的思维形态反映报道者对新闻人物的认识，注重概括性内容，忽视表象和细节性的内容，形象性较弱，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抽象思维体现在人物报道中，新闻人物的个性特点便具有概念性和较强的主观色彩。

西方注重于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事物的直接映像，运用形象思维使事物的表象运动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加深人们对新闻人物的认识。同时，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反映在人物报道中，使新闻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多面性，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化。通过形象描写，使新闻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刻画表现出客观和理性。西方传媒往往采用个别到一般的演绎法，以具体的个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实证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角度。1995年的特稿写作奖获奖作品《被排斥的优等生》通过记录一个竭力在恶劣的内地城市高中求得生存的聪明少年詹宁斯进入麻省理工大学预科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的故事，来反映一个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少年群体。

四、中西人物报道表现手法

在中国人物报道的表现手法一般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常用的有人物的行动，语言，景物，细节描写，以及议论。用人物的行动表现人物，就是用人物富有特征的具体行为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并在人与人，人与物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思想境界，反映时代的社会面貌；用人物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和对话做到“由说话看出人来”；景物描写在人物报道中常用来烘托、刻画

人物的精神风貌，表现主题，显示时代背景；细节描写在人物报道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精彩的细节迸发出人物思想的火花，强化人物个性，使报道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感染力；议论在人物报道中用来表达作者对新闻人物的主观感受，加深读者的感性认识，增强报道感染力。

西方人物报道在描写新闻故事的现场气氛，刻画新闻人物性格的同时，更注重新闻故事的情节发展，强调一种故事性，使读者在轻松、好奇的心理状态下接触到报道所要反映的严肃主题。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开篇先设置一个个悬念，引起读者兴趣，让人们带着疑问来寻找答案。西方人物报道的切入角度都比较小，先是以人物的某处外貌或性格特征的描写进入故事，然后逐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随之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及报道所要反映的社会意义。

五、结论

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融会贯通中为中西传媒寻找一个尽量合理的发展空间。首先，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契约，相对应形成了中国的“人治”传统和西方的“法治”传统。其实在本质上二者都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人伦也好，契约也罢，最终都是维护秩序的手段，手段往往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凸显的方式不同。其次，中国儒家文化是伦理为政治服务，基督教文化是神学为政治服务，以“权力”著称的西方传媒始终未能摆脱政治权力的姿态。现阶段的中西传媒同样面临着寻求政治宣传与新闻传播平衡点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使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沟通展现在众多方面，除上所述，中国传媒题材涉及面拓宽，以政府为核心报道的意识日益淡化，科教兴国、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话题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实证分析、客观报道等表现手法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而西方传媒在贯有的傲慢中不得不重新考量东方文化的优势，体味群体本位的力量，淡化冲突，重寻和谐。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沟通将在未来发展中日益彰显。【参考文献】

[1] 《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姚里军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1月 [2]《人物报道的中西比较》新闻爱好者：上半月 2000年12期

中西新闻比较篇2

关键词：中西方新闻传播差异,成因,分析

纵观古今中外的新闻史，新闻学作为一门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及规律的科学，中国和西方的新闻传播既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又在变化与发展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形态与特征。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正体现在中西新闻的报道及写作理念之上。中国与西方各国，对于新闻传媒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必要的社会调控，其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国情、文化体制、社会发达程度、新闻事业发展进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对于新闻传媒的理念认识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比较

新闻报道是大众传播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一种活动。中西新闻传播报道理念的分歧在于新闻报道的观念不同，新闻报道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看法、观点的累积和整理，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之后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中西方都强调在新闻报道中要用事实说话，但就这一点，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首先，以体育赛事报道为例。中方以夺金牌为中心，紧紧围绕金牌的意义而论，运动员是叙述整个事件的线索。赛事以赛场的运动员为主，紧紧围绕赛事进行写作。赛事中“不会再有任何闪失，不会再给对手任何机会”等主观性的语言极富有情感煽动性。而西方报道则就赛事而论，紧紧围绕运动员而写，突出选手的个人成绩，也报道了赛事奖金。即使有对比赛发展的预测，也依旧以赛事为主，不脱离运动员。

其次，就新闻的真实性而言。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中西方都将新闻的真实性置于重要地位，但在表现手法上双方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善于从整体来看待问题，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关注事件整体概貌而非事实细节的真实，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考察事实、挖掘事实的内涵和意义。而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事实，强调事实的客观性。西方新闻报道经常将真实性与客观性联系起来考察，以事实报道为其核心，强调客观中性的立场。

二、中西新闻写作理念比较

新闻写作是一个思维的运作过程，由于受到的文化传统影响不同，一个记者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使新闻作品写作特征不同。

就“新闻文体”而言，“新闻文体”是新闻的体裁、样式，是媒体传播的新闻报道的具体而又不同的载体形式，是新闻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信息内容、表达特色和结构方式的整体形态。受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加之新闻事业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中西新闻界对新闻文体的认识亦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写作文体分类严密琐细，各种选材方式、结构、语言、风格都有明确界定，要求记者写作时必须合乎文体规范。而西方的新闻写作相对而言在文体的分类上比较宽松而广泛，各种文体之间交融流通，不拘一格，在文体探索上锐意求新，不受陈规束缚。

就新闻写作的侧重点而言，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西方文化重科学和宗教;中国文化重统绪，西方文化重分殊。在人物写作上，中国记者重在以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心理表现人物，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有什么意义，达到群体精神的代表高度，而西方记者重在从人物外在的动作、服饰、语言等刻画人物灵魂，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一种个性的张扬。

三、中西新闻文化差异比较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其理想、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总和，还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是构成人的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文化差异可分为两种性质：一是时代差异;二是非时代差异。

从时代差异上来说，主导性力量的来源不同是中西新闻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新闻文化始终是由社会统治者主导的，新闻传媒事业始终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归属于社会统治阶层，融入到国家的政治―文化框架之中。西方新闻文化则是一种由社会监督者主导的文化，“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分析并解释复杂问题”则成为了其最有价值的传播内容。

从非时代差异上来说，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关系。中国新闻报道极少写毁灭、死亡、绝望，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斗争的乐观精神及抗灾救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注意力。对个人独立性的肯定使西方新闻媒介得以独立于政府之外，从而具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

通过对中西方新闻传播差异的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背景下新闻报道活动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发展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文化的再造和创新，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也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

参考文献

[1]师全民, 陆相欣.浅谈中西文化传统的几点差异.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3.

[2]张莉.中西文化传统与新闻传播.国际新闻界.

[3]袁艳, 王金礼.中西新闻报道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成因.学科视野.

中西爱情比较篇3

爱情是太阳底下最美的花朵（马克思），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里有首序诗：

青年男子哪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子哪个不善怀春

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圣至神

为什么男女两性之间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古希腊神话作过这样一个解释：远古时，人是圆球体，他有四只手，四只脚，有着前后相反的两副面孔、一个头颅、四只耳朵。人的胆大妄为，使得奥林匹斯山上得众神忐忑不安，宙斯决定将人分成两半。之后，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他们拥抱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强烈地希望融合为一体，这便是尘世的爱情。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性、爱情、婚姻是一回事，长辈对小辈的曰慈，君王对臣下和百姓的爱曰仁，晚辈对长辈的爱曰敬，却没有一个词专门表示男女之间的爱情。理想的夫妻关系曰举案齐眉，曰相敬如宾。“私奔”被用于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男女。“私通”则表示婚姻之外的男女之情。真正的恋爱仅见于桑间濮上，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不少民间情诗，比如有篇《关雎》里的君子，对窈窕淑女的追求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具体而微妙地表现男子在爱情追寻过程中那种难以自己、刻骨铭心的相思。英国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写道，不论爱情或性，它的满足必须牵涉到另一个人，窈窕淑女是如何反应的呢，我们不得而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悦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说的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其中我们看到的仅是从吉士角度对定情之物的感受，女方感情反应却被忽略了，因而是见物不见人的感情。春秋时代的卫国相对开放，故传统的卫道士说的是其声淫靡：“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间接的物，而不是直接的情。

中国文人大半光阴用于仕途羁旅，故朋友交情，酬答酬唱的诗多而且好。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知道夜郎西”，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老妻寄异县”是为常事，杜甫《腋》：“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是人对月怀念妻子，却设想成妻子对月怀念自己，然而这仍然是是人自己的感情，缺乏夫妻双方感情的交流。

中国爱情诗写于婚后的多，写得最好的往往是惜别悼亡的诗。比如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莲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比如纳兰容若的《浣溪沙》：十八年来坠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相看好处却无言。悼亡的诗如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昨夜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纳蘭容若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法国诗人普列维尔的《公园里》体现的则是西方文化公开的、直接的、热烈的、自由奔放的爱情。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

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感情作为深层心理是难以言说的，与中国诗歌以意作元素，用情景交融的表达方式，西方诗歌别具一格。诗的焦点是“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吻的主体是你也是我，这吻既是时间上的一个点，又是空间上的一个点。作为全身心的投入，相拥而吻的此刻，你我已不知时间究为何物，时间在热吻中仿佛凝滞住了，因而不是瞬间属于永恒，而是瞬间吞没了永恒，瞬间就是永恒。永恒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不是一千年，也不是一万年，故此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这瞬间的永恒，而这一瞬间的永恒就是“你吻了我，我吻了你”这就是从时间上歌颂了爱情，爱情之热烈，爱情的伟力不言而喻。

爱情在西方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甚至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体现的就是西方文化的爱情观，普列诺夫的《公园里》体现的也就是这一爱情观。

中西政治制度比较篇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基本内涵是指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定期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关，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实现“主权在民”的目的而创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同为代议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在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都是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但与此同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也具有很多本质上的差异。

首先是两种制度的性质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一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声称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不论采取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掌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它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制度、私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

其次代议制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西方国家的议员通常来源于三种途径---选举，任命和特殊身份者可获得议员资格。虽然包含有民主,平等的选举理念，其实选出的议员多数是有产者，或者是有产阶级的代理人和辩护士。从表面上看，议员都是由选民选举的，似乎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有钱人的民主，是一种金钱和权力的交易。选举中，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控制和操作，受到资产、教育和文化的限制，受到民族歧视的影响，哗众取宠，贿选横行，特别是高额的竞选费用，一般选民很难当选，是少数人的民主和天堂，劳动人民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的组成人员则都是根据人民意志选举出来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

此外政党制度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它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革命和实践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才能得以正确、有效的发挥。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议员的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组成、活动都受政党操纵。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或当选的总统，负责组织政府掌权的政党为执政党，未参加政府的为在野党（反对党、少数党）。虽然两党或多党轮流坐庄，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时也互相攻击，但实质目的都是一个，为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服务，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都是假民主的骗局。

另外两者的组织结构不同。在中国，人大内部结构分为两个层次，县级以上代表大会下设常委会。由于代表大会由数量众多的非专职代表组成，所有往往每年只能开一次会，而且会期较短，主要决定国家或地区最主要的那些问题。为了弥补由于兼职代表过多而不便经常开会的不足，由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常委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权力的机关，常委会对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常委会成员不得兼任行政、司法工作，并且正在向专职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议会议员都是专职政治活动家，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所以它的议会内部不存在常务委员会。但西方许多国家的议会有两院，它们各自分工，结合起来行使议会权力。中国议会是一院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代议制民主结构，但它只是各党、各界的政治协商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

最后就是二者的职权不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和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工作，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作用，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总统（政府）、议会、司法三权分立，矛盾很多，难以统一。现在西方有些国家三权分立也有名无实。看起来争争吵吵，很热闹，实际上国家大权向总统和政府手上转移，议会成了“清谈馆”、“表决器”。

中西法制起源之比较篇5

摘要

中华文明与西方（尤其是西欧）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潮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二者却各具特色，其中的法制文明又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这是二者在文明起源上的差异所造就的。中华法制文明表现为人治基础上的专制文明，而西方的法制文明则表现为权力制衡的民主法制。二者法制文明的不同在法制起源上已经显示出来，西方的法制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制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社会解体的比较彻底，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社会注重私权力的法制比较发达，私权力取得了与公权力抗衡的地位。相反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氏族没有完全解体，没有产生社会独立的财产所有者，社会的私权力没有取得与公权力抗衡的地位，公权力取代了私权力调节社会的功能，因此产生了二者的巨大的差异。

关键字：法制，人治，民主，古希腊，古罗马

中西法制起源之比较

一．绪论

人类自诞生以来，为了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生活和维系社会秩序，探索并尝试了种种治理社会的方法与机制。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方法和机制之一，在社会历史发展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部人类法制史记录了人类法制演进的曲折历程，反映经济的兴衰、政治的兴替和文化的兴亡。

法制文明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掌握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有关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1]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它受一定社会物质条件的支配，反映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是人与社会意识的体现，同民族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世界古代法制的起源与世界古代文明有着天然的缘分，法制是一种文明的具体体现。

在人类发展史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远古先民利用自己的聪慧与劳动创造出了许多璀璨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等等。他们各自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他们也形成了相对发达的法制文明，像古埃及法、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法、古印度法、古希腊法、古罗马法、古中国法等等。其中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古希腊法、古罗马法，以及东方的古中国法。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古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与古代中华法律制度的区别以及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

西方的法制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法制文明有着很深刻的渊源，经过漫长的斗争和演进，最终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法制文明。中华法制文明起源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大河农业文明，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之中，他曾经影响了整个的东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制文明，前者表现为民主和制衡，而后者则表现为专制和人治。那么这两种不同文明的不同发展方式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显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笔者认为：是这两种不同的法制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别造就了二者的差别，虽然以后的社会环境对法制有巨大的影响，但仅仅是一种催化作用。起源上的差别导致了二者的不同的发展方向。

以下我们着重从这两种文明的起源来分析二者各自的特点与不同。

二．西方法制文明的起源

西方法制文明与古希腊与古罗马法制文明有着深刻的渊源，我们在研究西方古代法制文明的同时，对古代西方（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做一个粗略的研究，以此来探讨西方法制起源的特点。

（一）古希腊时期法制文明的形成

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希腊半岛上居住着的阿开亚人，在移居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和迪林斯等地以后，在那里建立了奴隶制王朝。大约公元前8世纪前后，才出现“希腊”（hellens）这个代表希腊半岛的各希腊部落的名词。

古希腊的地理位置包括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希腊本土（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亚五大部分。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从希腊各城邦的建立到希腊各城邦被罗马征服，古希腊历史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其后伴随着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对东西方世界的征服与统治，古希腊文明被带到了所征服的地区。具体到法律制度，古希腊的法律制度影响了西方的古罗马、中世纪、近代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以上这些引自何处？是你自己写的？

一定的法律制度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的生活条件，同时法律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意识，受人们活动的影响。古希腊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特点，国家组织方式决定了古希腊的法制文明的特点。

首先，在地理上，古希腊位于地中海地区，属于多山的地貌，粮食产量很小，但却盛产橄榄、土陶和葡萄酒。同时希腊毗邻的海洋，其发达的海洋运输达到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平。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希腊的经济以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为主，加强了希腊人的对外联系，从而也丰富了希腊人的眼界，形成了开放的希腊奴隶制文明。古希腊人从事着简单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特点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换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古希腊，形成了大量的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平民。这种社会结构在公元前6000年原始社会解体时已经形成。

其次，古希腊是由大小数以百计的城邦组成，并且各城邦之间互不隶属，每一个城邦都有各自的制度与实施的法律，这为古希腊的“智人”提供了比较、分析政体优劣的前提，也为这些的“智人”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自己可能受到某一个城邦君主的迫害。同时各城邦从未统一，但彼此都有民族认同感，从而使他们的宗教、语言、民族心理、制度、风尚、观念、情绪都基本一致。国家彼此独立，相互牵制，各城邦的学者文化交流频繁，使得各个城邦的统治阶级与学者进行系统的比较，得出优劣。这也是各城邦的统治者积极进取的前提，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再次，是发达的私有制，这是法制文明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古希腊的法制文明起源比较晚，但却率先进入了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只需要个体的劳动就可以完成，不再需要氏族成员的集体劳动、相互协作来完成。因此，在原始社会解体时，古希腊的原始氏族解体的比较彻底，他彻底的摆脱了氏族的血缘联系，发展为独立的个体财产所有者。而这种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可以拥有私权力来对抗公权力的形成与实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私权力来制约了社会公权力的发展，社会通过法律来保障这种私权力的实施，古希腊发达私权力在权力制衡的过程中取得了与公权力平衡的地位。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古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不能像东方文明那样以农业生产为主，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古希腊的商品交换比较发达，而商品交换要求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如果不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这种商品交换就很难进行。商品交换的发达促进了私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古希腊的财产私有观念及以私人个体为法律主体的私有权形成较早。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希腊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并在权力制衡的天平上取得了与公权力平衡的地位。

（二）古希腊时期法制文明的特点

由于原始社会的解体在古希腊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因此古希腊的法制文明有着自己特点：

1、古希腊法中相对于东方法制文明私法比较发达。比如：“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3]，体现了这种权利是自然地过渡，而不是家长的赐予，这与中国古代的“子为父纲”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梭伦立法中大量的关于财产、继承的规定也直接的体现着古希腊时期发达的私法。

2、古希腊在法制文明的贡献并不仅在于立法，其对西方法制文明的影响还在于法律思想上的贡献。其中以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人的思想为代表。古希腊各城邦国家早期的法律均为习惯法，带有神权法的特征。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各城邦普遍进入成文法阶段。这一时期的立法主要有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法》、公元前594年的《梭伦立法》、公元前560年的《庇西特拉图立法》、公元前440年的《伯里克利立法》以及阿提卡地区的《阿提卡法典》、《哥尔琴法典》和《罗得岛海商法》。其中，公元前5世纪的《哥尔琴法典》是希腊早期保存最为完整的法律文献。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古希腊的法治思想，其中苏格拉底的著作《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法治思想。

3．古希腊法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而是古希腊各城邦多种法律的组合。4．古希腊法多是具体规范的堆积，缺乏抽象的概括与分析，缺乏可以与罗马法相比的完整而严密的法典。古希腊虽然立法者不断出现，成文法甚多，但缺乏务实的法学家集团，因而对法律的研究和运用没能达到罗马法那么精深的程度。

5．古希腊法深受其哲学、政治学的影响，注重强调法的“正义”观念，法律在技术处理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古希腊没有出现象古罗马那样职业化的法官群体，审判人员和陪审团有时不懂法律，即使懂法律的，其兴趣也不在于分析适用的法律条款，而是发现所谓“公正”、“正义”等抽象概念。

（三）古罗马时期

古罗马的文明渊源于希腊文明，古希腊早期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与殖民以及希腊文明的对外传播，对罗马起了很大作用。

古罗马国家产生于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岛上最古老的居民是利古利亚人，西西里岛上的西库特人和西卡尼人也被认为是土著居民。公元前12世纪左右，伊利里亚人和伊达里亚人相继到达意大利。公元前10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开始向意大利半岛移民，腓尼基人最早侵入西西里。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也开始向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移民，建立了许多的移民城邦，称为大希腊。公元前7世纪，迦太基势力渗透到了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南部，并与伊达里亚人联盟，与希腊人争夺霸权，后来罗马与迦太基吞并了希腊。

古罗马文明比古希腊文明要晚，古罗马的法制文明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的法制文明。古希腊只对法制作了原则的探讨，古罗马则在古希腊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大量的立法活动。古希腊为后世留下的成文法不多，但是却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法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之中，其法治思想影响着后世的立法。

罗马法是系统的、宏大的、具有开创性的，对近代法制建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罗马法发源于罗马城邦，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到建立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奴隶制帝国，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与帝国时期、罗马法也由狭隘的习惯法、市民法，发展为万民法，最后形成了第一个具有世界性质的法律制度。

“王政”时期

法律主要是习惯法，成文法不多。古罗马“王政”时期是罗马原始社会解体及阶级社会的形成时期，是由氏族社会向传统国家过渡的时期，在法制领域大量的沿用了氏族社会的习惯法。国王掌握绝对的权力。他是大立法官、军队的首领、大祭祀长，其权力仅仅受到来自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遏制。元老院就是元老议会，由不同部族首脑组成。按照宪法和传统习俗，元老院有权通过或否决国王的任命以及判定国王的立法和诉讼。公民大会由罗马的全体男性公民构成，按照亲缘关系分成30组；它授予君主行使权力，而这一点由元老院最后正式批准。

共和国时期

由于大量的财产所有者的存在，以及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均，出现了贫富分化。“王政”时期的第六代王塞尔谁·图里阿（约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4年）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依赖的减弱。平民和罗马贵族的不断斗争为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到公元前451年-公元前450年，罗马颁布了《十二铜表法》。与东方诸法合体不同的是，私有制在《十二铜表法》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帝国时期

这一时期是罗马最稳定与繁荣时期，大量的法律诞生。其中有皇帝的敕令，法学家的“解答”以及非官方的法令集。主要代表有：《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学总论》和《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等三部法律汇编。虽然它保留了君主制的思想，但他继承了罗马法的精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巨大。

罗马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公法领域，在私法领域也极早的确立了人、物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的贡献。罗马法为西方近代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框架，特别是它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以后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法律制度总是伴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出现的，法律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日耳曼人取得了政权，处于统治者的地位，日耳曼人的法律制度上升到主要的地位。由于西方日耳曼民族相对于古罗马文化的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汲取了先进的古罗马的法制文明。同时，在古罗马时期取得了世俗政权权利的基督教会，在此时期继续延续，于是，基督教会的教会法也就作为一部分的世俗法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认可。因此，私权力的强大所形成的法制文明并没有因为古罗马的崩溃而崩溃，作为罗马帝国的影子的基督教取代了罗马帝国使得罗马法在教会法中得到了存在。[5]其代表就是《教会法》的存在,其在中世纪欧洲存在各世俗国家。《教会法》狭义上指西欧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法，基督教于325年颁发的第一部教会法，后随着罗马法对其进行了补充以及教会法又吸收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而形成，中世纪以后，随着世俗国家权力增大，教会法逐渐衰落了。其特点主要是：（1）在法典的结构和形式上，移植了罗马法的模式。（2）在法律精神和原则上，运用了罗马法学的原理，消除了教会法中的矛盾和习惯法中的粗俗因素及原始痕迹。（3）在法典的实质上，强化了教皇对宗教及各国和教区的统治权，确立了教皇集中管理教会财产的制度。

在西方法制起源上，整个西方文明起源的特点以及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法制的特点：即个体私有者的私权力的发达，使得国家机构出现保护私权力的权利划分，私权力在对抗公权力过程中取得了与公权力平等的地位，即出现制衡原理。由于法制文明的继承和延续，这些特点一直影响到西方的现代法制。

三、中国法制文明的起源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产生于气候湿润、适于耕种的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不同导致了以后发展的差异，中华文明以及其中法制文明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色。

（一）中华法制文明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文明起源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自公元前三十世纪的炎帝、黄帝时代，中国大地上就开始了原始的农业文明。经过尧、舜、禹时代的发展，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形成了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宗族国家集团的联盟。商、周是这种宗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从周后期开始，宗族国家制度出现衰落，最终为新兴的君主专制的领土国家所代替。

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原始社会解体没有摆脱血缘的联系，由于铜制工具的硬度较差，生产力水平有限，生产方式需要简单的劳动协作形式，个体劳动、个体家庭及个体经济不够发达。由于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发展的要求，氏族要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也必须要求氏族成员紧密合作，才能使氏族得到生存与发展。在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有氏族的血缘关系的氏族公社发展成为了宗族国家。这种农业文明的氏族社会的内部社会分工比较发达，而氏族以外的社会分工却不发达，社会只是需要公权力来调节氏族成员的全体的利益，氏族成员也需要这种公权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氏族内部的财产公有，没有产生完全私有的个人财产，因此私权力没能取得与公权力制衡的平等地位，私权力让度给了公权力来实施。因此这种由原始社会解体而来的宗族国家取得了强大的公权力。

同时农业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不需要交换就可以维持自己或氏族的生活，而氏族内部是财产的公有，不具有完全的私有性质。农业文明的土地生产资料属于整个的氏族所有，氏族成员不可能独立于氏族之外，氏族成员必须依靠整个氏族才能获得生存。在氏族的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宗族国家形态，统治阶级特别强调家族、宗族、国家利益和集体的协作精神，由此导致各级宗主及其所代表的家族、宗族或国家利益的刑事、行政、经济等公法体系很发达，而作为私法的民事法律却不发达。

从古代国家的形成来看，人类脱离动物界所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制度是原始社会，所建立的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氏族有了剩余产品，随着氏族的进一步分化，出现贫富分化，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走向瓦解，出现阶级，进而进入阶级国家。古代中国也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的前提下建立阶级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在共产父系大家族解体的时候分离为分财别居的父系家族与一夫一妻制家庭并存，社会开始由个体家庭构成。尽管这种个体家庭尚未脱离家族组织独立存在，但它已经是财产和生活的基本的单位。于是，原来家族以上的氏族变为了宗族，氏族以上的部落则形成了族姓。[5]中国古代早期的国家是很多不同族姓的宗族部落通过相互兼并或联盟融合形成的。早期的国家形态是宗族部落国家，其发展途径是由众多分散并立的部落王国到集中统一的宗族国家集团联盟。[5]在这种国家形态中，社会的组成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而是家庭。社会由家庭组成，国家有大的宗族组成。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社会，需要确定家庭与国家的绝对的权威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继而出现了发达的公权力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境内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国家则是不难理解。

马克思认为，东方法律文化根源于“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也赞同马克思的观点，指出：“不存在土地所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7]马克思在论证东方不存在私有制的过程中认为中国始终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者，表现为土地的共同体所有权形式，那么共同体成员即个人也就从来不曾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决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8]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同时，中国法制文明的两大来源——礼与刑——也逐渐积淀，并影响后世。

礼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制度。礼：本是一种盛放祭祀贡品德器具，古人举行祭祀活动时，往往是用礼器表示崇敬，并由此形成了一些祭神敬祖祈福的典礼仪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9]，“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不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与鬼神。”

[10]

。但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将这种意识国则加以改造，并赋予其神秘力量与强制力，礼便进一步上升为强迫人们必须遵守的制度规则。至此，礼便完成了其有一种仪式活动到一种法制渊源的转变，可以说，礼也是一种调整社会的法律制度。

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对外战争的军法，古文献中多有“始于兵”、[11] “师出以律” [12] “兵狱同到” [13]的记载。由于中国原始的氏族的特点，氏族成员只靠习惯来调节氏族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始的公有制要求氏族以血缘关系组成共同体，氏族成员之间不需要刑来调节，而对于氏族之外的则要用原始的同态复仇的方法来对待，随着氏族的对外扩张，军事活动是一种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严格的行为规范和统一的行动规则的集体行为，当靠原始的习惯不能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即“师出以律”。在氏族发生贫富分化时，则将军法加以改造用以调节氏族成员的日常生活，故氏族的军事长官也就成了最早的法官或狱官。由此，形完成了其由对外的一种做法到对内的转变，刑便成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由此可见：礼与刑是中国法制文明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都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习惯，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将二者加以改造便形成了调整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二者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主要起源。

（二）中华法系的特点

中华法系自起源起便独自发展，到近代以前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与西方法制相比，中华法系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现象，它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被统治者用做统治的工具，礼的功能在于“别贵贱”，确定“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因而得到国家法律秩序的强制保障，成为整个社会的评判是非的准绳。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礼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准绳，“礼不下士人，刑不上大夫”，礼法的结合是封建专制国家有效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有效手段。

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法治。氏族的血缘关系确定了在中国国家制度中必然有所反映，在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适应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的存在，确定了父权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又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夏，商，周的宗法制则是最明显的表现。而宗法制的影响与自然经济的存在，促进与巩固了家族、父权在社会的地位，家族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是中华法系的另一特点。

不发达的私权力产生的重刑轻民，中华法系渊源于不发达的私权力，决定私权力的在于个人私有财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原始社会的解体没有彻底打破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氏族成员对氏族的依赖决定了私权力的不发达，而相反则产生调整氏族成员利益的强大的公权力，刑体现了国家治理社会的需要，而私法的不发达则是私权力不发达的体现。

行政权力—吏治的发达。私权力的不发达而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控制国家活动，需要通过权力媒介，这就是官吏。为了治理国家，促进社会的稳定，中国吏治形成了人治—官治—治官—吏治—治民的理论体系，进而制定了完备的吏治法规，加强了检察机构与法律的建立，制定了详细的官员考核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之发达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首屈一指。

“朕即国家”— 法自君出。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制度，使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司法权、审判权，同时也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统治者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君主专制的政体决定的，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这种情形很难改变。

独特的司法审判秩序。由于中国不发达的私权力，中国社会也缺少民主法制的土壤，司法权没有独立，而成为专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集大权于一身，享有最高的司法权。没有产生独立的司法秩序，进而也无法限制王权，也无法限制专制政体。中国司法始终与立法、行政一起构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专制统治。

其他方面，中华法系的其他特征，没有以上六种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法系，诸如：诸法合体，西方早期的法律也是诸法合体，只是没有中国延续那么长。

由此可见，中华法制文明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没有产生独立的财产所有人，氏族的血缘关系没有彻底的解体，氏族成员对氏族的依赖性很强，氏族成员的私权力很难对抗发达的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公权力。因此，中华法制文明的公权力很发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历代统治者不断将这种公权力强化，因此形成了专制的法制文明。

四、中西法制起源的比较

从前文所论述可以看出，中西法制在起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二者不同的法律制度。在西方形成了权力制衡的私权力发达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为以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奠定了基础。而在中国形成了公权力发达的宗法法律制度，进而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公权力发达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的法律制度。二者差别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下面我们从其起源的各个因素来系统的比较二者的不同，因主要的问题在前面已作详细的论证，在这里制作系统的整理。

首先，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的法制文明起源的不同主要是在原始社会解体时解体出来的财产所有人不同，这是二者起源不同的最主要的原因。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时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人，而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没有摆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氏族成员没有完全脱离氏族他们也不可能产生独立的财产。

其次，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的法制文明起源的巨大差异，除去前一原因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

地缘因素：中华法制文明处在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但是，周边环境不利于和外族交往，从而使中华文明在以后的发展中相对封闭。与此相反，作为西方法制起源地的古希腊与古罗马，自然条件就恶劣的多了，地势多山，资源相对贫乏，但二者都是临海的文明，有利于进行海上贸易。

经济因素：首先：古罗马与古希腊文明起源比较晚，但率先进入了铁器时代，因此单个的氏族成员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社会解体的血缘关系解体的比较彻底。而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本身需要氏族成员的合作，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没有彻底的摆脱氏族血缘的联系。再次：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发达的海上交通条件中，西方的文明很早的就进行了商品的交换，商品的生产队独立的财产所有者有促进作用。

以上几个因素，促进了西方的法制文明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而中华法制文明在原始社会的解体的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相同的群体。这种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在国家权力的制衡的过程中能与国家的公权力去的抗衡的地位，体现为私权力的发达，相反则体现公权力的发达。

这两种法制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别造就了中西法制的不同，而这以后的发展道路上的不同的历史环境，使得二者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

五、结论

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的法制文明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他们最终适应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需要，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文明。法制文明的发展受限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二者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表现为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形态、文化现象、民族心态等等，归根结底我们都可以在二者法制的起源上找到根据。

因此笔者认为：造成二者法制巨大差异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时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他们拥有对抗国家公权力的私权力，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保护他们的私权力。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利益的制约因素，使它缺乏建立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社会力量，因此西方社会的民族法制、社会制衡原理才会有赖以生存的土壤。而东方的中国社会就缺乏这种社会土壤，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没有产生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个体劳动者在社会中没有对抗国家公权力的能力，而统治阶级则取得了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因此它具备了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在后世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被统治阶级进一步强化，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也就无可厚非了。

至于这两种文明优劣，笔者认为：这两种法制文明在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对各自的社会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无所谓孰优孰劣，尽管近代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的领先地位，世界的价值标准是以西方的为标准的，而中华法制文明走向了衰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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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诗歌比较》篇6

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表达语言，是人类文化文明的结晶。中国拥有最博大精神的诗歌文化，而西方的诗歌经过了抒情诗、史诗、诗剧、诗体小说、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也有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中西的诗歌既有差异也有相同之处。那么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进行一下比较。

一、从表达上中国的诗歌更加含蓄

中国的诗歌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所以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而西方诗歌比起中国的诗歌的含蓄则显的更加的直接开放。比如英美现代诗歌大多都是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二、从诗词上看有共性也有差异的特点上

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从中既可以看到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

三、从写作方式上看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四、从表现手法上看

中国诗歌常常喜欢写意地刻画某种情景，并由此情景烘托某种情感！如柳宗元的那首《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综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刻画的是一种孤独而不寂寞，人与自然相溶，悠远而深沉的情感。但全篇不带一点理性的描写，这首诗很好的显示了中西方表现手法上的根本区别，即中国人常常喜欢用材料来烘托、渲染情感，这时候由情境决定了的情感相对来说比较温驯、含蓄和安静。

而西方诗歌的表现手法常常是由情感的不安的运动所决定，他们的情感是激烈运动的、是不安的、是追问的、是探求的，所以他们的表现手法总体上说比较多样和丰富，或夸张，或拟人，或譬喻，或直白等等的统一运用和穿插，他们是情感出于自身运动的需要而主动去寻取载体的。如莱蒙托夫的《帆》，诗人让自身情感内化为一只帆船，于是情感的运动有了载体，情感在运动，帆在追寻，追寻一种最高的存在，而随着帆对已有存在的不断否定，最后在不断否定中肯定了一种“仿佛只有在不安的风暴中才能得到安稳”。

中西新闻比较篇7

(一) 新闻事件始末

2009年11月23日起, 在CNN的美国频道、美国头条新闻频道和国际亚洲频道上可以看到一则时长30秒钟的表现“中国制造”的广告。该广告由中国商务部会同4家中国行业协会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共同委托制作。该广告围绕“中国制造, 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 强调了“Made in China”到“Made with China”的理念升级, 昭示着中国企业为生产高质量的出口产品, 正不断与世界各国的公司和商业机构加强合作。同时也意在重新打造与巩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声誉。

(二) 对此则新闻的各方关注度

这则广告一经投放, 即令世界“眼前一亮”。中国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主流纸媒, 人民网、南方网、凤凰网等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均以不同篇幅报道了此则新闻, 广告视频在该星期也抢占了国内各大视频问户网站的首页。而西方以美联社、路透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这一新闻事件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三个星期之内关于此则广告的新闻和后续报道持续增加。

(三) 此则新闻引发轰动的原因

首先, “中国制造”的广告在CNN出现本身就成为一个轰动性的新闻, 这不得不令人警醒, 这足以表明中国的产品信息在西方国家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 关于“中国制造”的事件才会被西方媒体当作一个新闻爆炸点。

其次, 这则广告的投放在西方国家看来似乎有着“国家广告”的嫌疑, “商务部主导广告”这一声音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成为焦点, 虽然中国商务部方面做出了回应, 但是因为有商务部的介入而使广告事件热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后就是广告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地位并拓展其量, 而这就直接涉及到了中美及中欧的贸易摩擦, 从而进一步关系到中西方民族利益的分歧与国家形象的经营, 而此类新闻事件历来都是世界媒体聚焦的舞台。

二、新闻文本分析

双方的报道中, 新闻由头一致, 行文脉络也大致相同, 都是经由对广告事件的陈述引出评论, 但在中媒的报道中, 陈述多、评论少, 与西方媒体的陈述少、评论多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媒体感兴趣的是广告本身, 而西方媒体的目光却落在“广告的背后”。

对于新闻事件得出的评论方向也是分道扬镳:中方媒体的评论方向是善意和积极的, 而西方媒体着力阐述的是中国的经济威胁对西方国家造成的损害。双方报道的标题中就“旗帜鲜明”地点出了报道的落脚点, 如新浪网的“《2009年中国制造业从低谷爬升》”[1]、凤凰网的“《“中国制造”更深刻影响世界》”[2]等, 而西方媒体在新闻标题中大量出现了“修复形象”、“廉价产品形象”等意向用词。例如“美联社的《Beijing launches TV ad to repair“Made in China”im age》”[3]、“洛杉矶时报的《China turns to Madison Ave nue for an im age m ake ove r》”[4]等。

中国媒体的切入角度是“广告在国外媒体的投放”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标志性事件, 这则广告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想要和世界合作的愿望, 中国方面正在通过一种新的途径来改善外界对“中国制造”的不良印象, 中国政府从过去那种保守的对外姿态迈出了开放性的关键一步。而西方媒体的重点在于“中国制造”在国际上产生的负面效应, 据此来抨击中国经济行为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 并预期中国政府营销行为的徒劳化, 即在公关、营销方面做文章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并不会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更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同时, 在信源的引用中, 可以看到中西方媒体采访的基本都是本国国内的相关人士, 因此都具有本民族利益的立场。在中国网民对这则广告的反馈中, 中方引用的正面反馈居多, 而西方媒体倾向于引用中国网民的负面反馈。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国的媒体也引述了西方民众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看法和对中国商品的使用情况, 从而得出西方媒体对中国商品质量低劣的刻意渲染和夸大这个结论, 大部分的西方民众并未对中国产品有非常消极的印象, 而且都存在对中国商品不同程度的依赖。但是西方媒体基本上没有引述本国民众的这类言论, 而是截取了中国国内民众对于广告的负面评价。西方媒体还引述了很多研究中国形象以及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的著述, 但是没有引用任何中国学者的言论, 在西方的学术观点中, 中国威胁论虽然没有明确昭示, 但基本都暗含其中。

三对西方媒体报道的综合分析

综合以上种种细节的检视, 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做文章”:

(一) 焦点的聚集与扩大化

在简单陈述完广告事件后, 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关于新闻背景的介绍重点在于突出“中国制造”的产品问题, 受众难免对中国产品产生负面的感觉和印象。这批报道在评论部分一贯“醉心”于“中国制造”以往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和风波。在涉及到产品的案件报道中却基本不关注案件的发生原因与最后的判决结果, 也不提及中国政府与中国制造商在案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而只关注与案件相关联的“中国制造”的因素以及中国产品受到的“惩罚”措施。只要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出问题了”, 西方媒体就得到了颇具新闻价值的线索或材料。

(二) 有意识地引导舆论, 但效果不佳

可以看出, 西方媒体在舆论引导上的“别有用心”, 最终目的是在西方消费者心中形成对“中国制造”质量低劣的刻板印象, 但是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

据《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 大部分西方读者并不认同西方媒体的说法, 有的说一直习惯于买中国产品, 以后还是继续买中国货, 有的说这与欧美的市场环境也有关系。“美联社8月30日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 对于中国“问题产品”的大量涌现, 美国相关企业及政府都负有责任。”[5]“在美国政界享有盛名的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尼古拉斯·卜励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高质量的, 是可以信赖的。”这位曾于1972年陪同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资深外交官表示, 和所有美国人一样, “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6]

从消费者的立场来说, 中国制造的廉价并不意味着质量低劣。欧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甚至依赖, 西方媒体所宣扬的“价廉物必劣”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很多商品并不是完全由中国来制造生产, 很多时候, 中国仅仅只是某件商品的某一项生产环节所在地, 但与中国沾一点边的商品, 西方的媒体基本上都会将中国这个制造环节放大, 倡导消费者避免买这类商品, 但这个数量和种类根本是普通消费者不可能避免的。而西方媒体的目的不外乎是激起公众对所有与中国沾边的商品质量的反感进而产生抵制心态。

(三) 西方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惯性式政治解读

与此同时,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中国制造”还被部分西方学者和决策者标注为“中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工具”。“加拿大学者巴特雷米·库尔蒙在《中国大诱惑》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对外政策并非依靠军事, 或者说并非单纯依靠军事资源。“北京谋求用资本或者商品让其伙伴离不开自己, 从而影响他们的决策。”[7]

在西方世界的既定立场下, 媒体有意无意地都会将自己的报道方向调整到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向, 即使客观陈述某个事件的时候, 也会因为使用的语气, 引导的方向、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这种行为, 往往被国内的媒体诟病为西方对中国戴上的“有色眼镜”。所以事件的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道德缺失”。

“‘美国之音’援引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爱利卡·道恩斯的话称, ‘中国商人从来不考虑人权、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社会价值, 很少捐助所在地的学校和医院等公益事业, 甚至不惜和独裁政权合作, 而这一切只为赚钱。’”[8]

四、对于中方报道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相对于主观性很强的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 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存在着不小的缺陷, 而且作为关系到中方利益长久的不对等性, 媒体应该多一点作为。

(一) 新闻背景材料的缺失

“中国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沈丹阳代表该部对外宣布, 此广告是由中国4家商业协会共同制作、投放, 商务部对此表示支持, 但确实不是由商务部来操作的。”[9]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新闻背景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极少看到, 而在西方媒体中, 可以看到:“BBC明确报道, 中国商务部在CNN亚洲频道购买的广告播出时间为6周。”[10]类似的说法基本占据了西媒的主流声音。应该予以阐明的基本的新闻背景有这么三个:

(1) 因为规避这则广告被贴上政治标签而刻意忽略商务部在广告事件中的角色, 却起到了负面的传播效果。西方媒体却正好利用了这一信息空白, 将这次事件归结到中国政府的营销行为上, 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国内媒体盲从报道说这次广告事件是由商务部来主导并管理的。这一信息的阐明及强化不仅是传达真实的信息, 更表明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坚持的“政企分管”的原则, 政府只是对海外商务活动给予支持, 反而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提升。

(2) 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基本不会提到中国这一年所遭到的反倾销案件以及近年来中国产品质量所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问题, 但是这确实是“中国制造”广告事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重点, 西方将报道的重点放在“质量”、“安全性”、“产品倾销”上, 通篇都在强调质量低劣与中国产品的关联, 致使受众的焦点都集中在质量问题本身, 却并没有深究这背后的原因, 而这一点这正是中国媒体应该予以补充的, 将事例的前后经过、背景原因统统阐释清楚, 责任的归咎就一目了然, 外媒的说法很多地方都无法站住脚跟。

(3) 中国质量被诟病背后的经济原因应该被媒体作为新闻背景的重点来阐明。当今世界的经济秩序使中国处于价值的洼地:西方经济团体从价值链的两端榨取了中国产品创造的价值, 中国以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环境消耗、对子孙后代造成的影响为代价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西欧国家占有, 而且还是在“利益均沾”的名义下。而消费者对产品制造销售的过程并不清楚, 对利益的归宿更是毫不知晓, 这个重要的经济背景对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了解产品创造的价值与归属是不可或缺的。

(二) 评论的角度与重点欠妥

1. 国内媒体对广告本身的评价角度过于单一且正面评价过度

广告本身的问题仍是值得商榷的, 对广告的负面评价多集中在网友的反馈中, 也有少数专家对广告事件的乐观前景提出了忠告, 但这一点被中国媒体援引得很少。具体来说, 广告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个理念上。这个理念的创新与讨巧使得媒体称赞其不仅打消了部分其他国家居民对中国产品的敌意, 而且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形象。中国制造不是建立在环境破坏、劳工剥削基础之上的, 而是在世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 为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有价值的产品, 并且盛赞这则广告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是中国政府“有所作为”的开端。

正负面信息不平衡并不适合这样一个有明显争议的新闻报道, 这是媒体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2. 缺乏对广告的角色作用以及其传达的理念分析

“中国经济威胁论”是西方国家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不论中国产品的广告以何种形象投放, 都不会对其国家战略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媒体表明中方对这个“隐藏信息”的清醒认识, 从这个角度切入来说明此广告的投放完全属于中国商会的企业性行为, 不仅干脆地撇开了政府干预的政治标签, 而且也是对外媒一个委婉的提醒, 会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很少采访经济学的专家学者来分析事件背后的经济原因, 而西方媒体援引了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论点来支持“中国经济威胁论”。如何削弱“经济威胁”这个刻板印象?既然中国媒体热衷于对广告本身发表议论, 不妨建议广告中突出中国商品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 通过一些具体的数据和案例来说明中国制造虽然质量尚无法达到一流水准, 但是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西方民众生活中无法或缺的一部分, 这个有力的论点外媒难以反驳。

(三) 无关的新闻事件不当渲染

1. 辱华言论“甚嚣尘上”

在中国相关新闻的报道、评论和转载中均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论调:基于之前奥运火炬事件中CNN主持人兼新闻评论员卡弗蒂的辱华言论以及国内目前反CNN情绪严重, 提出质疑:一定要在CNN上投放这则广告吗?似乎有讨好敌对势力的嫌疑。

商务部在针对这则广告的相关信息进行发布的时候曾经就这一论调作出过回应:之所以选择CNN来投放广告, 关键在于其传播的范围与权威性, CNN是全美最大的电视网络平台, 拥有最多的电视频道, 传播的内容涵盖的人群也最广, 从政府官员到家庭主妇都是其忠实观众, 要想广告收效投放CNN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但这一信息在中国媒体对广告涉及的CNN主持人辱华言论时被提到的很少, 反CNN情绪在这次的广告事件中得到了一个强化的渲染, 媒体明显表现出民族情绪的高涨, 在这个部分不能站在就事论事的立场上, 弱化政治情绪的对立。这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举动。

2. 盲目乐观, 无据比较

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前景给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期, 有一个报道趋势就是将中国产品现阶段的状况与19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制造业相比较, 在当时, 德国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中国相类似。很多媒体预测在市场全球化的带动下, 中国很快将会改变现有的境遇, 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德国、日本商品的步伐, 创立自己的品牌文化。

过于乐观的估计忽略了大的经济布局所起到的作用。在十九世纪末德国制造与二战后的日本都面临中国一样的困境, 但是, 德国和日本的整个制造业从十九世纪就开始突飞猛进, 并且有军工业领先的基础, 同时在借助二战的动力中得到巨大的飞跃。正是由于赶上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分工的交换节点并且保持自己国家的设计文化一直没有间断才会有今天日德的精密工业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但中国恰恰缺少一个好的制造业的历史, 跟日本和德国的差距不是从商品质量提高、国家形象改善的角度就可以缩短的, 而且如今的国际经济环境天差地别, 这种比较意义不大, 也容易产生误导。

五、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话语倾斜和新闻结构的选择性强化的问题, 中西方媒体在这则新闻报道中都没有充分尽到媒体的职责。值得提出的是: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不等于对中国形象的损毁, 一些负面的信息并不能表明外媒在刻意攻击中国, 这些负面信息只要是真实客观的, 外媒就有职责播报这些信息。

媒体所传递的国外信息对于本国民众对国外的了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媒体在设置国际报道内容的过程中, 会选择有利于本国政府的事实。媒体对国际事件的报道是与各国的国家利益、政治倾向和文化观点相一致的, 这是无可争议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国注重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沟通, 西方也注重对华交流, 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东西文化根源上的分歧似乎被短期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协调所掩盖。在这种背景下, 这类新闻报道的真实、公正、客观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新闻作为一种表达方式, 根源于人类的思想, 所以, 从东西方的差异根源入手才是获得文明对话的基础。

面对这一类型的新闻事件, 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借鉴:

1.媒体的发声是极其重要的, 规避的态度是消极的, 中国只有向世界输出声音才是前进的第一步。

2.中国同时也须加强对西方传媒的工作, 但这种工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保守的宣传, 而是以西方熟悉的思维和语言, 使中西在新闻个案上的冲突摆脱个案的色彩, 进入双方在历史情结和文化对视方面的深层审视, 站在一个共同前进的高度观照彼此的情绪。

3.需要培养一批精通中西文化和传媒技巧的人士, 更需要给他们以适度的政策和话语空间。

4.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政府间的对话需借助媒体努力接近透明化。

5.让民间的声音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塑造中, 中西方民间的交流内容与成果值得媒体提供平台与全世界民众分享。

摘要：在不同的情境与背景下, 中国和西方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总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虽然双方都信奉新闻真实客观的报道准则, 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候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差异, 尤其是当某个新闻事件被置于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命题下时, 差异只会朝着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 本文选取这样一个典型的新闻事件进行分析, 不仅仅是为了阐明这种报道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分析这种报道被中西方立场囿制而产生的困境和表现, 以期找出一些实际的改善方法, 对新闻事件本身的报道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制造,中西媒体,新闻报道,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齐鹏.2009年中国制造业从低谷爬升[N/OL].数字商业时代, 2009-12-21.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sdbd/20091221/15407132657.shtml.

[2]作者不详.“中国制造”更深刻影响世界[N/OL].深圳商报, 2009-12-20.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1220/1604329.shtml.

[3]作者不详.Beijing launches TV ad to repair"Made in Chi-na"image[N/OL].美联社, 2009-12-01.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afp_asiapacific_business/view/1021741/1/.html.

[4]David Pierson.China turns to Madison Avenue for an im-age makeover[N/OL].洛杉矶时报, 2009-12-07.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dec/07/business/la-fi-china-ad7-2009dec07.

[5]程炜.美国百姓:“中国制造”值得信赖问题产品美有责任[N/OL].国际先驱导报, 2007-08-30.http://www.jiaodo ng.net/company/system/2007/09/05/010083042.shtml.

[6]程炜.美国百姓:"中国制造"值得信赖问题产品美有责任[N/OL].国际先驱导报, 2007-08-30.http://www.jiaodo ng.net/company/system/2007/09/05/010083042.shtml

[7]于冬.“中国制造”广告, 擦亮中国国际形象[N/OL].国际先驱导报, 2009-12-06.http://epaper.yangtse.com/yzwb/2009-12/06/content_14394488.htm.

[8]于冬.“中国制造”广告, 擦亮中国国际形象[N/OL].国际先驱导报, 2009-12-06.http://epaper.yangtse.com/yzwb/2009-12/06/content_14394488.htm.

[9]李牧.CNN“中国制造”广告颠覆中国形象给奥巴马的启示[N/OL].人民网国际频道, 2009-12-04.http://news.qq.com/a/20091203/002527.htm.

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篇8

关键词：管理哲学比较融合

一、引言

任何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必定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基础。不同的管理哲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风格，把管理的本质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管理学界开始掀起对管理哲学的研究热情。人们开始以哲学的视角来研究管理，管理学家们开始探索在具体的管理活动背后指导管理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说20世纪是管理科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必将是管理哲学的世纪”。

管理哲学的产生缘于管理科学的发展、组织的复杂化及管理与哲学内在的关联性，但它又不同于管理科学。管理哲学是对组织中的各种活动因素、构成因素的哲学分析，它以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等为载体，但它又决不是这些组织的专门化管理，或者说它不是囿于某一类组织之中。它是对存在于一切组织中的管理活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哲学思考，包括价值问题、伦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管理问题、思维方式问题等，是哲学理论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二、中西管理哲学比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界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西方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与中国儒学传统管理哲学又一次碰撞。西方的管理哲学和中国管理哲学隶属不同的管理渊源，因而有很大的不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将会对管理理论的本土化以及丰富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西管理哲学中，对“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管理中的主体是人， “管理人员究竟如何看待他们的职工决定了组织的有效性程度，管理人员对人的本性的假设左右着管理人员的行为”[1]。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不同，导致其管理理论、管理活动的重点也不同。中国对人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春秋战国事情的诸子百家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基本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两大渊源。孟子曰，“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由四心可以诱发出仁、义、礼、智四项美德。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任欲望的自由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虽然孟子和荀子的人性假设截然不同，但是其理论还是有殊路同归，都是要一定的手段达到人的善心、善德。儒家“人性善”的人性观念产生出了“民本”的原则，“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虽然与现代人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却为人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西方管理哲学中对人性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 ，揭示了西方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的泰罗和德国的韦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结束了以往以经验管理的自发状态，使管理成为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科学管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单纯的追求利益的动物，金钱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动机。这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管理者逐渐意识到，工人并非纯粹的“经济人”，除了经济的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和交往的需要，“社会人”假设应运而生。随着对管理的核心要素人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入，管理学界又提出了“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人性假设理论。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代表着西方不同的管理理论时期对管理的认识。应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对丰富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哪种人性假设，都没有突破西方的管理中的对人的“工具理性”思维，组织中的人是为组织创造利润的资源。利润是组织的目的，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二）中国有“和为贵”的管理理念，西方则重视个人能力，崇尚个性和差异。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是历来主张“和”。孔子的弟子冉有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要素中，孟子最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中国人的“和”的管理哲学观念，体现着组织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维护组织的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和”和“均”的思想会扼杀创新，影响组织的前进。中国的千年的华夏文明、政治的稳固与这一观念密不可分，但是也正是这一观念在重要的改革和革新面前阻碍着人们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

西方的管理观念则与中国截然不同，崇尚能力、个性是西方整个管理哲学的主旋律。西方人强调独立、个性、分离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职务、权利、个人名义，运用一切手段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的一切管理活动。个人决定的事情，个人负责，权责明确、具体。个体是组织活动的细胞，是管理活动的基本单位，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也是组织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重能力、轻资历是西方管理哲学特点的一个重要体现。西方的各种组织中往往最高主管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常常表现出个人特质。

（三）中西管理哲学中，管理依赖的手段有很大不同。

中国管理哲学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观念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的中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而应该是文明的，按人性本有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管理手段。“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的教育来使保持着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之内化为“良心”，从而使人获得对为社会作贡献的道德自律性，使之成为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并且，中国管理重视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管理者的个人修养、素质是进行成功管理工作的前提。

在管理哲学上，西方则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他们强调“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严格的规定等级层次结构；明确划分责权的规章制度；人际关系的非个性化；系统化的工作程序”。[3]西方管理哲学的传统是认为管理的希望在于理性化，重要的是制度。以规章和制度约束人、重视管理的非人性化，是西方管理哲学的重要特点。西方管理哲学并不像中国管理哲学那样重视管理者的个人的能力修养对管理成败的作用，他们认为成功的管理源自明确而有执行力的制度，源自于合理的职能划分和控制，源自于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他们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正如国学大师林雨堂所说，“西方人讲道理，办事方法上合乎逻辑和合法；中国人讲情理，办事合乎逻辑和合法还不够，同时还必须合乎人情，这往往比合乎逻辑更重要”。[4]

（四）中国管理哲学强调宏观管理，西方管理哲学重视微观管理。

中国的管理哲学从古代开始就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才是目的。具体的管理实践也主要是从宏观入手，在中国早期是没有具体行政管理、经济管理、财政管理等具体管理科学的。中国管理哲学强调各管理要素是一个整体。在整体中，一切事项息息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整体的和谐带来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而整体的冲突则带来破坏和毁灭。中国管理哲学较侧重于定性分析，对管理的中人员和事务往往从其性质方面下结论。

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丰富的管理理论，也由于西方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管理科学便成为西方科学的重要流派。西方的管理学不但派生出许多新的学科领域，而且把管理具体为很多不同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另外，西方重视微观管理层面还表现在西方管理学的定量分析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上。科学管理学派是重要的管理理论学派，其意义不可忽视。一门学科能走上定量化的阶段，是该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中西管理哲学的融合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它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经济上的全球话，必然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上层建筑的管理哲学也不例外。何况回望历史百年，管理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国家的，又是世界的，各国之间也都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

原有的中国管理哲学，其中不乏科学成份，存在许多有价值的管理哲学和管理理念，如“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先”的理念以及团队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管理哲学精华，不但不应丢弃反而应该继承下去。当然，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中，也确实有着很多落后、与改革和发展很难协调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对那些不适宜时代要求、禁锢人们思想的成分如封建等级观念、论资排辈思想、宗法和家族观念等，由于它严重束缚人们追求普遍的平等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妨碍人们自觉地追求市场和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压抑年轻人和新人的首创性，应进行彻底改革。同时对西方有价值的祟尚个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价值观念以及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下平等竞争的观念等应加以吸取。未来的管理哲学发展方向一定是东西方有价值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学相互渗透、融合，进而转生出一套新的管理哲学模式以适应未来世界发展要求，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江海.‘文化人’与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J].现代管理科学.2003(10)

[2] 孟子·公孙丑上[M]

[3] 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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