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背景

经济增长的背景（通用9篇）

经济增长的背景 篇1

一、技术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技术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在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资本、设备以及原材料的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仅占5％～20％。表1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当时经济远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而今，各发达国家多以集约型增长取代了粗放型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作用上升为60％～80％。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革命性改变（见表2）。

表1 二战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1990年为100

附图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

表2 新技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王宪磊，《全球“新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上半期技术实力情况中，美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相对应的技术实力也最强；60年代下半期西德的技术开发能力排名第二，其技术实力也居第二位；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开发能力位居第三，技术实力分别为第三、第四；日本技术开发能力为第五，技术实力也在第五位。随后日本由于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水平，其技术实力相应得到提高（见表3）。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的技术实力与其技术开发能力相对应，技术开发能力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实力水平，从而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表3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实力与技术开发能力指数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

二、发达国家出口结构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美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方向。根据美国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统计数据，所描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增长过程中是吻合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技术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日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但实际GDP增长率则在长期中呈下降的趋势（见图2），其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高度增长期”，即1956～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10％；“稳定成长期”，即1975～1990年是4％；“低速增长期”，即1992～降为1％。通过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劳动的投入量对全要素生产力（TFP）的贡献份额，对决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

附图

图1 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附图

图2 1961-19日本实际GDP增长率

附图

图3 影响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来说明，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33.3％，而在稳定成长期为19.2％，在平成不景气期为0。因此，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主要贡献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

对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作类似研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4），同样说明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上大致吻合，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附图

图4 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三）英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增长平缓，1988～GDP年均增长率为2％，

经济增长的背景 篇2

一、经济“包容性增长”彰显公平与正义

“包容性增长”是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首次提出的概念, 用以提醒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 倡导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包容性增长, 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增长, 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根本矛盾, 仍然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以及仍不够健全的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奉行的“GDP主义”, 即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 同时又把“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增长”。片面地追求私有化和利润最大化在身边随处可见, 其结果也在我国体现出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近些年来, 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 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因此, 在这时提出经济“包容性增长”, 对国家的发展来说, 是一次重大的转型策略, 通过公平的分配, 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并且注重每个人的生活与发展,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促进。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在我国现存的现象中, 不能否认, 一些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发展, 不仅仅是社会的和谐发展, 更是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随处可见的农民工, 为城市的建设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 然而生活的环境却是最糟糕的。他们风餐露宿, 但是却买不起自己所建的房屋, 甚至有的时候拿不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工资。而且他们有时为了工作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城里工作的地方, 然而在城市里面他们的子女却不能接受当地的教育。于是这种情况恶性循环, 他们不能得到良好的生活环境, 他们的子女也因为不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因此在他们奋斗一辈子也不能在工作的城市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年虽然国家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生活与子女的教育问题, 但是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他们的养老、医疗乃至子女的教育都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久而久之这样的一个群体势必会对社会和城市居民构成威胁。并且城市居民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 把这些人越来越边缘化, 把他们排斥在生活、政治的外端, 让他们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同时, 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于是两个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 以至于造成敌视的矛盾。如何维护这些农民工的利益, 除了社会的关爱以外, 还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种矛盾, 那就是保持经济利益的公平化, 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要受到公平的对待。因此, 经济“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正是在解决我国当前最基本的经济问题。

包容性增长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 构建和谐社会为最终目的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倡导及决策。这预示着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包给”老百姓, “包容性增长”所“包给”老百姓的是更为富足的生活、更为公正的社会、更为生态的环境、更有希望的未来。

二、公平的环境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包容性增长”强调的就是经济成果的公平合理的分配, 是从根本上来消除经济不平等因素的政策, 然而这种公平的经济政策可以推动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公平, 可以推动我国的社会民主, 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机会的不平等, 升学、就业乃至参加政治协商的机会都会出现不平等的现象。对弱势群体、工薪阶层来说, 他们制定游戏规则、分享改革成果的能力都是很弱的, 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很少, 由此造成了制度化相互敌视或群体性彼此仇视的社会矛盾。而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强调机会均等, 能够使弱势群体也受益的增长。在最近比较热议的一项调查中显示, 我国的“寒门学子”想进入名校很难, 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农村生源仅一成。一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知识改变命运”, 并且在十多年以前, 确实出现了很多寒门学子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而考上了名校, 然而这种现象却在现在悄然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说现在的寒门学子, 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学子们他们没有努力学习, 相反他们的努力程度要比那些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孩子们要多许多倍。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挡在了名校的门外?很多专家分析, 寒门学子一开始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们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与城市相比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的现象。那些良好的教育资源往往都在大城市中, 而且最新的教育信息和教育方法都是在城市中率先实施, 这样就造成了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大城市中存在加分项目和各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的差异也是造成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当然教育的不平等仅仅是我国当前社会不平等现象中的一方面, 还有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但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从长远来说会使社会阶层扩大, 进而造成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 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此解决这种情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让社会资源公平的分配, 缩小贫富和地域等差距带来的不公平分配, 来消除社会中“不包容”因素才能达到真正的包容。

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 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达到每个公民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 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 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同时, 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真正符合和谐社会的发展。经济“包容性增长”能进一步提高“社会包容”程度, 消除不平等、不公平的因素, 促使国民之间权利配置的趋同, 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不断增强社会上一些弱势群体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的能力, 使更多的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更加平等的环境、公平的机遇促进社会的健康与和谐的发展。社会健康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可以让每个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选择更多的学习和就业的机会, 这样才是人的全面发展途径的根本所在。

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然而在我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国家中, 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有个人的因素, 如禀赋、能力和努力, 还有就是社会的因素方面的缺失,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性别、身份、地缘与行业等差别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例如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等。如果没有制度公平, 一个社会的发展机会长期被特定人群掌握, 就不可能将各种发展力量加以包容整合, 就不可能实现效率改进;就容易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极端贫穷, 引发社会不满, 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社会动荡, 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样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产生了。社会的不和谐, 导致社会的政治、经济滞后, 个人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因此, 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 一个健康的社会将使人更充分地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 只有全面发展的人, 才能驾驭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交往形式的巨大进步, 因为全面发展的人是“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由此可见,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两者相互促进、逐步提高, 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中。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虽然物质生活已比较发达, 但是发展很不全面, 不良现象丛生, 诸如社会经济中的腐败、投机、造假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分注重经济的增长而忽略或没有重视其他领域的发展。新的“包容性增长”概念, 其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归宿就是推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重了对社会成果分配的公平与正义, 更加注重社会成员的发展。和谐社会与社会成员的发展息息相关, 因此推进了社会和谐的发展, 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在和谐、健康的环境下, 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一个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 相辅相成。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 也强调了以人为本,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所以以人为本目标下的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我国当今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的根本在于“包容性增长”能够真正成为执政理念, 关注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 同时激发社会成员潜能, 从而达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而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会使人对于生产的驾驭能力增强, 推动社会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推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也许我们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做不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 “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及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但是通过构建公平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机制, 会促进社会趋向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的发展, 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虽然我国的经济长足发展, 但是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 包括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等等。经济的不平衡严重导致分配的不公平, 过度的贫富差距, 使一些资源都被富人掌握, 在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少数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生活, 根本无法达到全面发展, 所以经济的不平衡导致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而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 提到的经济“包容性增长”就是提倡公平的分配经济成果, 缩小贫富差距, 让资源平等的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因此彰显公平是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最大亮点。在公平的环境下, 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也更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因此, 推进经济“包容性增长”从根本上说是在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经济“包容性增长”,公平,和谐,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经济增长的背景 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法；实证；协调措施

一、前言

想要更为清晰透彻地界定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联合经济规模扩张和增长提升角度加以同步验证评估。如若以上工序流程中衍生任何纰漏迹象，不单单深深限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步伐，同时会衍生出许多难以预测的社会政治危机。由此看来，迅速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念、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目前我国诸多内外矛盾的必要途径，必须引起相关工作人员全面重视，及时开展对应的系统化实证研究工作。

二、经济增长质量内涵机理和相关特性的客观论述

结合以往实践经验整理论述，涉及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要透过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实效、最终服务产品质素，和社会成员生存工作环境等角度，加以有机舒展。归结来讲，关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显著

就是说，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向集约型过渡转变，就证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反之，就证明经济增长质量呈现降低趋势。

2.经济增长需要同步表现出稳定、协调、持续性

首先，这里强调的稳定性，就是指经济运行流程的平稳结果，这是构筑健全化经济发展体系的先行条件。增强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单单需要政府精确掌控宏观调控力度，同时需要市场机制进行自我收敛调节。

其次，协调性，对应地要求监管主体将注意力集中投射在经济运行宏/微观机理、三次产业、国民经济行业、不同区域环境之间的比例关系之上。针对我国各类经济关系加以协调，是促成后期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

最后，持续性，则是指经济系统在特定时期范围内沿着一类标准渠道运行的行为流程，可以认定是经济腾飞的序曲。

2.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科学化验证评估指标体系的构筑和实证解析

（1）构筑该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先行条件延展

第一，模型指标变量的精确化筛选设置。截至至今，虽然说我国依靠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关模型配置，的确在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事务上取得些许成就，但是涉及内部数据的量化评估任务，始终未能提供统一的规范标准。归根结底，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加以系统化评价，需要研究主体联合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和相关评价理论，进行百般拆解延展的。

第二，探索因子分析法的灵活应用。这是一项挖掘多元观测变量的本质性结构，同时自动予以降维处理的手段。其核心动机在于利用较少的几个因子进行指标、因素之间的关联描述，就是说将几类关系相对紧密的变量整理到一个体系架构之中，保证当中任何变量都能成为一个因子，进而更加完整地映射出原始资料的大部分内容。涉及這部分因子分析模型具体表示为：

x1=a11F1+a12F2+∧+a1mFm+a1ε1……

Xp=ap1F1+ap2F2+∧+apmFm+apεp

当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被认定是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代表存在m个公共因子，而m不会超过p，ε为特殊因子。

归结来讲，因子分析法主张联合指标体系内在结构关系，进行少数维持相互独立关系，且融合上述指标8成以上信息的综合式指标转化。经由其衍生的权数，往往因为主观因素变动而产生较强反应，整体上客观性良好；同时，后期提取的综合指标，内部信息交叉频率极低，对于后期分析工作明显更加有利。

（2）后期诸多实证分析细节补充

在开展因子分析事务前期，技术人员必须全面检验对应模型、指标的适用性，而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手法，对于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检验工作来讲，无疑是最佳选择。其中，KMO在测度采样过程中，要注意充足度的合理性，保证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始终维持在较小范畴之内。借由此类检验途径衍生的统计里量值往往稳定在0～1之间，如若后期统计指标维持在0.5～1之间，证明因子分析是可行的；一旦低于0.5，则表示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会难以接受。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本身就是一项较为艰难的技术挑战任务，笔者在此分析的内容始终有限，后期仍需相关工作人员加大审视和调试力度，争取在合理时间范围内搭建起标准样式的公共环境资源付费监督体制，使得我国过往经济增长环节中产生的资源、环境沉重控制压力得以减轻，进一步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掌控，提供无限的创新资源、战略驱动转变能效。

参考文献：

[1]汪阔朋.我国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经济问题，2009，15（01）：168-177.

[2]钞小静.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一个文献述评[J].求索，2010，13（02）：88-93.

[3]薛川阳.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公司债流动性衡量[J].东方企业文化，2013，15（03）：122-134.

作者简介：

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篇4

从利用财政政策,发展小型高科技企业与跨国公司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等几方面,论述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有关问题,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作 者：陈明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辽宁,锦州,121000 刊 名：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4 26(3) 分类号：F120.3 关键词：小型科技企业   跨国公司   财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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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意义 篇5

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此理由的重要性，然后分别从文献综述、实证分析、最后政策倡议论述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对我们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就业理由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民生之本 安国之策 就业弹性 就业效应

研究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

而今，就业成为了困扰各国政府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就业的增长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能带来就业增长，两者是正相关的，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换的发展中国家，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国际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是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三个首要目标。

如何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更好的结合起来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理由之一。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快速稳步发展，而另一方面就业理由却日益严峻起来，最新消息说未来五年我国为就业最严峻时期。

因此加强对我国经济增长下就业理由的研究，倡导建立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一、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就业的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失业理由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这方面的.研究多为实证性分析。

其研究策略包括：(1)采用计量模型，估计就业率或失业率对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以研究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失业率的变动情况;(2)计算平均就业弹性，说明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3)通过对劳动人口参与率的估计进一步估算我国的真实失业率，从而说明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加;(4)通过对各产业就业弹性的估算，研究不同产业产出的就业效应。

二、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劳动力资源富裕的情况下，资本驱动的经济取得了几十年的长期发展，GDP增长率一直属于较高的速度。

在此过程中，经济的不断繁荣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但是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不会是经济的常态，而是常常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初步发展阶段。

长期看来，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生产最终以来的只能是技术。

经济发展最终会向高技术高产率转化。

但是这个转化过程是曲折风险不断的，而且受一国的具体条件限制。

资本、劳动、技术、制度、资源等因素均可能成为限制其发展的约束条件。

而我国目前正是走到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经济起飞时一个很大的挑战。

国家正在引导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调整，粗放式生产，向集约式生产转化。

经济增长与失业正是矛盾的突出表现，究竟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

(一)变量与模型。

根据就业弹性的含义，它是指每增长1%，对就业增长的带动效应。

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和对就业需求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技术变化和资源禀赋条件。

以下的分析将撇开人口因素，凭借逻辑推理就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应先展开分析，为构建计量模型创造理论起点。

变量选取、数据口径及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Y：用来表示GDP的就业弹性。

结构因素X1：选取历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构成比例。

制度因素X2：选取有一定难度，这里选择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在社会固定资产中的比重，用X21表示;另一个为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用X22来表示。

资源禀赋X3：也选取两个指标，一个资本要素稀缺性以资本价格即利率来表示，这里用X31来表示一年期的实际存款利率;另一个指标X32表示劳动的价格即工资。

X4选取历年的人均GDP。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的，解释变量X1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技术进步程度，因此技术进步未被列入模型。

(二)计量结果。

从回归输出结果来看，说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良好。

(三)计量结果分析。

1.关于资源禀赋

从理论上讲，实际利率是资本的真实价格，反映了资本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微观经济活动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选择行为，进而对形成产业或产品生产的不同就业需求效应。

2.关于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关，代表社会居民的生活富足状况。

收入水平对就业弹性是有一定影响的，较为可行的解释可能是收入水平提高，使得社会人口获得教育的范围扩大和受教育时间延长，收入水平提高还带来居民休闲时间增加，这些方面，对于就业弹性会产生一定影响。

3.关于结构因素

回归输出结果较为满意。

这预示着我国当前时期，经济结构剧烈变动，特别是工业化的持久推进，会对就业形成巨大压力。

4.关于制度因素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制度或体制因素变革对就业的重大影响是毫无怀疑的。

三、政策倡议

由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一些有助于我们解决就业的一些措施：

(一)调整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为导向，保证就业与经济的同步增长。

我国的失业并不是短期的摩擦型、周期型，而是长期的菲自愿失业。

相对于我国比较低水平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经济的容纳能力有限，在过去及未来的几十年中，失业理由恐怕是我国发展中最大的经济与社会理由。

我们应该把解决就业理由放到战略地位上来，把我们以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目标的经济增长。

(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

经济对就业的拉动不只与其增长总量和增长速度有关，还与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有关。

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的投入，而资本的就业弹性却在不断下降，其对就业的拉动越来越弱，我们应该把经济尽量转换到依靠劳动力资源和技术要素上来。

(三)增强政府考核的全面性。

政府在解决失业理由上不仅要用经济政策同时也要用政治手段。

国家应该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以此激励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对增长与就业理由兼而顾之，从而对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

我国目前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就业结构转换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就业的增长。

因此，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双重目标的最有效捷径。

(五)调整分配收入政策，提高消费比重是缓解就业压力的出发点。

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我国地区之间、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大，要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调整收入分配，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降低积累率，逐步带动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趋于协调，引导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我们要建立统一完善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转变社会保障的分割局面，考虑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筹全国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对福利公积金等进行统一管理，在全国范围而不是地区发挥再分配功能;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社会统筹范围，把农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均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尹秀娟.青海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压力理由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

[2]杨淑华，鄂咏红.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相悖矛盾的深思[J].经济纵横.，(06).

经济增长的背景 篇6

一、模型和数据

笔者在文中检验欧盟国家从1990年到2007年的能源价格、能源消耗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仅选取欧盟中的2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此构建下面的计量模型:

其中CO2it代表原油消耗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EPit代表进口的原油价格, ECit和GDPit分别代表年原油消耗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用GDP平价指数进行调节, 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分析所需数据为从1990年到2007年的年度数据。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联合国UN National accounts数据库。

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本研究利用Engle怱Granger方法检验上述模型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

注: (1) F统计量如果能在p=5%水平下显著, 则证明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 (2) ECT代表误差修正项。

(一) 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中发现CO2是EP的Granger原因, 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变化对能源的价格变动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由于征收碳税, 能源成为一种更昂贵的生产要素, 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的能源其价格将越好。[3]

(二) 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表1中, 长期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 CO2仍然是EP的Granger原因, 这与短期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这也说明了碳税的征收不仅在短期内对能源的价格产生影响, 在长期的变动过程中, 也同样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EP也是CO2的Granger原因, 通过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二氧化碳和能源价格之间是互相作用和影响, 而EC和GDP的变化和我们传统的理解是一致的。

三、结论及对中国碳税政策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欧洲碳税征收国和无碳税国的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对于我国而言, 碳税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的有力政策手段和保护环境的有效经济措施, 应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 开征碳税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第二, 中国开征碳税已从“是否实施”进入“如何实施”的阶段。作为一种污染税, 对中国实现减排承诺意义非凡。然而, 源于欧洲的碳税政策能否在中国顺利“落地”, 并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 还在于它与中国的经济现实能否更好地契合。

参考文献

[1]Kraft, J.and A.Kraft (197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3 (02) :401-403.

[2]Yu, E.S.H.and B.-K.Hwang (198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Further Results.”Energy Economics6 (03) :186-190.20

经济增长的背景 篇7

过去的人口及人口经济理论主要有：“两马理论”（马尔萨斯及马寅初——编者注），认为政府要主动地控制人口，还有适度人口理论、梅多斯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协调理论；也有认为不需要政府主动控制人口的理论：如自然小农业经济与其解体控制生育；货币化、市场化、人口流动城市化影响生育；妇女受教育水平影响生育；人口增长从高到低转型等理论。过去着重宣传的主要是倾向于前者。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可能更深入。比如研究生育权的经济分析，包括权益归属、代际的权属关系、性别的自然分布，以及国家干预是否会导致男女失衡。研究还可以发现计划生育存在不能按比例的缺陷，这可能导致快速老龄化，因为政府只能计划减少新增人口，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

实施计划生育，其人口变量一定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增长变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界的问题是，研究人口的学者不研究经济运行和发展，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研究人口。过去研究人口只注重粮食够不够、土地够不够等，从不研究过度干预人口会有什么经济后果和风险。

另外，中国大陆和韩国、台湾的计划生育是不一样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也实行计划生育，但实行的是指导性的计划生育：提法是“三个有点多、两个刚刚好”。而我们过去是强制性地实行了城市“一孩制”，农村“一孩半”，“一孩半”也就是先生了一个女孩就可以再生一个，先生了一个男孩就不能再生。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一般来说衰退到繁荣就是3～5年。这次经济下行从2008年底开始到2015年已经8年，时间比较长，而且如果2009年没有4万亿的刺激，经济曲线就是一直下滑的。实际上，这是人口中长期经济波动平衡影响，劳动力增长供给减少，影响了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了国民经济，比如说制造业的问题。其次是人口增长突然放缓和老龄化导致消费下行，以及消费（如居住消费及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决定的投资也下行。

观察我国0～14岁的人口下降曲线，在1980年代初最多的时候有3.2亿，到2010年下降到2亿多一些，即减少了1.2亿。后来我们发现小学生、初中生每年在以300万～400万的规模减少，2014年、2015年的大学生也在减少，相应的，买房子的人也在减少。这种人口波动的影响是即期的，比如说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消费增速在下降。

人口过快和过度地老化，老年人口消费率低，青年人消费率高，老年人口越多、青年人口越少，社会的总体消费就会下降。当某一个时期的人口突然增加以后，它是处于长期的上行或者排浪式的上行；相反，当人口增速下行时，它也引起各个行业排浪式的衰退。

中国在最关键的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冲刺时期，失去了约15年高增长时间，未富先老，缺乏发展的动力了。有人提出，中国大陆跟韩国、台湾到一个发展时期了，应当到了经济下行的时候了。但我对比了一下数据：我们是从8%的速度掉下来，人均GDP是5400多美元，韩国和台湾掉下来，人均GDP分别是1.4万美元和1.2万美元。若用年龄、生育率去分析，我们生育率比它们还低，但老龄化程度比它们还高。我们只是0.9%的人在所在地买房子，14%左右的人在家乡附近买房子，85%的人没有房子。而台湾1980年城市化水平是65%，但85%的人有自己的房子，这和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

20年前的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曲线和20年后的1994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曲线高度相关。导致这个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20岁左右要进入劳动力供给；第二，20岁左右的人要结婚生子，扩大消费；第三，他们要买房子。如果1995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是下行的趋势，那么根据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在“十三五”期间很快就会从7%降到3.5%；而“十四五”期间就会从3.5%降到2%左右；“十四五”以后，“十五五”开始在1%上下的水平。当然我非常希望有人能通过研究把我这个定理推翻了，如果能推翻，我是非常欣慰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大概“被计划掉”两亿多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实际上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也是下降的，但失去这两亿多人，就形成一个“人口坑”。中国有人在研究收入差距分配形成的中等发展陷阱，还有金融风险形成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动荡引起的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等等，但现在最能肯定的就是计划生育“人口坑”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已经存在。当然，这是可以补救的。

怎么调整呢？我觉得应当提出人口供给、技术供给、制度创新供给、减税。中央最近也提到，宏观管理要从需求层管理转到供给层管理，技术和需求的供给主要是增加供给，改革以提高效率。但是人口不足的问题要解决，比如说一个工厂生产两个单位，提高技术后生产了四个单位，生产会更加过剩。所以，要从人口供给增加着手，达到需求平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放开“二孩”的政策让我非常欣慰。

放开之后的问题，就是人们愿不愿意生育。我问了许多人，包括农村90后、80后的都说不生，60后、70后身体不允许。因此，我觉得2017年可能要全面放开，如果全面放开以后还不生育，可能就要转向鼓励生育。鼓励生育是什么呢？第一是以严格执法配套，不能辞退怀孕期的产假妇女，降低她们生育的机会成本；第二是减免二孩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可能生三个的还给予补贴；第三是国家要加大义务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还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觉得多数人还是养不起。按照这样的办法，逐渐把人口补起来。2036年是养老金最紧张的时候，如果现在开始生，20岁时，这些年轻人就能提高养老金的基数，就能缓解紧张。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不能提高生育率的话，中国在超过美国的十几二十年后，又会被美国反超。据测算，考虑汇率因素，印度的人口增长会使之在2050年左右，GDP總量开始超过中国。

另外，要促进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化。我们现在是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进城打工的人不是真正的市民，他60岁不打工时还得回去做农民，90后、80后不回去，但没有房子，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保，这是肯定要改变的状况。但中国的优势也还在：中国还有高增长的潜力，人民创业节俭，工作勤奋，中国人是“5+2”“白+黑”地工作；工业基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还有非常大的优势。关键是国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极大地发挥社会的活力，继续推进改革、创业创新和开放。

我认为，从思路上要能解决55%左右的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及首要原因，还是要从人口的这个角度着手，呼吁大家生孩子，呼吁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导。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演讲）

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8

37年前，我国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当市场机制渐变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财政政策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工具的时候，公债重新登上经济舞台!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理论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的预测 篇9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预测，包括通货紧缩，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体制，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等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发展前景、改革与发展

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的预测

(一).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过去20余年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1、由于改革，使资源的分配得以优化。

2、由于推行市场化，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3、中国的改革是由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村有将近9亿人口。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附加产值的农业转入到高附加产值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等。这点是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予以十分重视和强调的。在今后相当的时期，中国仍然必需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以进一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

（二）.增长的核算(Growth Accounting)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及未来前景，国内外学者都应用了生产函数和其他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了增长的核算分析及预测。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由9.7%调整到8.5%。对于增长核算的具体分析及预测数字上的差异，难作结论。经济分析工作者都知道，各类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有赖于采用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所作的经济假设。在本次会议中，相当的与会者都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些异议。与会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解答。尽管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中国今后10年中GDP的增长率不会低于7%。邹至庄先生则对中国未来10年经济的增长，有更乐观的估计。从学术观点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数量经济工作者宜加注意的。其一，进行一般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适宜于采用简单集结的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不是方程式的数量愈多愈好。由于经济分析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分析，大量的参数不可能十分精确，方程式的数量愈多，往往使参数及计算的误差难以得到纠正。而集结的生产函数，通过集结过程使经济参数成份中的许多误差，正负可以互相抵销一部分。其二，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通过引进设备与技术，也会导致TFP值的提高。因此，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十分注意加强引进设备、技术与管理的宏观政策引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经济结构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已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肯定，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的下降；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有所调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都得到了注意等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中国即将参加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例如，美国工商业1998年瞻望中，曾对149类制造业未来5年的增长前景作了国内外市场分析及预测。而且由于其服务业比重已占其GDP比重的75%，因此对其使用了将近50年的工业分类标准，于1997年改为新标准(基础工作)。因此研究经济结构调整，是需要做深入工作的。以下仅重点探讨两方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成教毕业论文 ３

(一).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不高速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现有12－13亿人口(下世纪最高可能达16亿)，每年将新增1100万人口就业和目前在农村的3.6亿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地进行转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又存在差距，如果在今后10年内不能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将很难解决。但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一词，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从经济学的词汇来讲，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有不同的涵义，前者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发展因素。这一点，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共识。欧盟曾在1999年组织过“可持续社会发展指标”国际研讨会，中国也需要考虑适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曾明确地向我们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点我们需要作更多的探索。

(二).关于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比例问题

中国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由于体制及统计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统计数字是十分偏低的。与会者提到中国结构性矛盾之一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标准，提到了服务业增长的滞后及滞后的基本原因是垄断。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一点。在一段时期全民经商的大浪潮中，几乎所有部门与企业，都兴办了低层次的服务业，卡拉OK、宾馆、高级饭店几乎遍布中国的县、镇，这些在国外书刊杂志都有所描绘。江泽民主席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决心与毅力及时地扭转了这一趋势，命令要害政府部门与政府机构，必需和经营性企业脱勾。但遍布城乡的现实现象是，除政府部门外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都在经营着第三产业，以及难以统计的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从事家庭服务及各类摊贩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范畴，而未列入我国现有的统计。至于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法律、保险、咨询、教育、航空等，在我国应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但这些领域，目前大部分均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中也存在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要预见到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将面临竞争的难度。但在战略上应立足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主动政策，而不宜长期依靠国家保护垄断的被动政策。至于战术性的阶段或局部保护，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

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它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过程。与会者的发言，联系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结合分析中国的改革过程及现状，却又成为一个迫切的中近期问题。会议中曾讨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在2010年左右，是劳动人口年龄有较快的增长时期。其确切的时段，与会专家各方面的估计，有少量差别，这在定量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现象。尽管劳动人口年龄增长快，是生产要素增长源泉有利的一面，但中国人口众多，还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又带来了就业与失业的压力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全面考虑养老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难度之一就是，这些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同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在过去DRC作了《2000年中国》的研究后，业已察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约在1986年左右，世行的一个代表团曾来与我们讨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那时世行有部分意见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太慢，因

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为那时西方学者对前苏联体系的改革研究中，有一派激进的思潮。这一派思想，当时在国际上曾经占有上风。而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不全在经济方面，而更在社会方面。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整套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享有全套的福利；但那时国有企业职工数仅约1000万，而1986年到达了1亿多，因此国有企业难以实现破产。对职工既有福利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改革难以急进的主要原因。一位英籍世行专家立即同意这一观点。他说：“英国撤切尔夫人在推动英国改革时，面临政府部门、企业与职工们极大的阻力。”多年来，中国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设，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江总书记曾提出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时，要充分考虑改革各方面的衔接，即对科技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

四、关于体制问题

所谓体制(或制度)，不仅包括组织机构，也包括各类规范(norms)与在特定体制下所形成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在国外有制度经济学派)。它存在惯性。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研究，国土愈大，人口愈多，某一特定体制存在的时间愈久，则存在的惯性也大，改革的难度也愈大。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及“休克疗法”在国外改革中所产生的很多副作用，都属于对体制影响及国情估计上的差异。福特基金会华安德先生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亦曾强调了体制问题。会议中所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滞后、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国企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改革与发展，也都是属于这类问题。江总书记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认为需要100年的时间。有些人认为这一时间过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估计。

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体制的影响。

日本名古屋郊区一个类似中国乡镇企业的小厂，从中国武汉机床厂买了一台龙门刨床。因为从中国买这类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唯一缺点是缺乏计算机控制。但这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他们自己组织力量安装了一台计算机就行了。这样一件小事情，在日本的小企业都可做到，但在中国却由于积累的体制因素，变得行不通。教育的过份专业化，管理人员的经营思想与知识，激励机制与企业的制度考核等等都是造成行不通的机制因素。公司治理结构在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成熟经验，但在中国却屡屡出现不具公司治理结构的各类翻牌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体制的影响。

五、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近10年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主要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的形成，有其历史的长过程。信息与运输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扩展市场，是促进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技术与经济动力。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之一，是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在关贸总协定(GATT)基础上，于1995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成员国的增加，在总体上为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中国与美国在1999年11月，业已签署了关于中国参加WTO的协议。中国即将可能进入WTO。我们必需抓住机遇，通过参加WTO，加速引进技术、管理与资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例如缺乏与进口商品竞争力的企业职工，有可能面临更多下岗的威协。而银行与金融系统，将极易受到国际资本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成教毕业论文 ５的冲击。1997年7月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业已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要深入理解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积极而审慎地参加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对各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广泛国际市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多极化(在国际的研究文献中，通称为区域化，中国所用“多极化”词汇的涵义与区域化或有所不同，但也都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上业已形成多极的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南亚经济合作等等。由于地缘关系，区域间的贸易量往往占有重要比重，具有更大的相互间影响。会议中也有提出“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这一建议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在区域中如能作某些政策上的协调，例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等，对于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应是较为可行的途径，也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极大的潜力，但也存在若干国内外的制约因素。我们只有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学习与实践的思想，才能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实现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伟大发展战略目标。

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参考文献

① 在1月15日－16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经改写而成。其中除综合会议讨论中较统一的意见外，也包括本人个人观点。[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辑研究人员编写;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1993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 2002

③ 张东辉著;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④ 方齐云等著;增长经济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⑤杨瑞龙等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