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通用8篇）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篇1

策略

学生姓名朱子敬

学号2120131512指导教师彭鸿斌

专业班级应用经济学13研1班

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要：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强国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3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30年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缓慢、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收入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威胁，严重干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中国急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破除这些问题的干扰，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国经济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政策举措。

关键字：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来以 9%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全世界瞩目。中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有可能超过德国。中国如今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两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已经非中国莫属，还有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抛锚过的中国经济快车，历经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啸波及的悲惨境遇下，中国经济却冲破了各种金融的惊涛骇浪，没有收到严重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企及的，在经历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啸洗礼后，中国经济依然能够逆流而上，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巨大潜力。然而在这种种惊艳表现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与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恶化严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过热而消费过冷，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积极培育市场经济体系，以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

二、中国的改革历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1.初始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相配套，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该阶段，首先是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2.全面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变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改革微观转向改革宏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治领域，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3.曲折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9年“**”**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模式提出后，理论界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出现了用行政计划替代市场的现象，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受阻，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4.深化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92年 “南方谈话”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阶段，对国有经济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建立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了要素市场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了长足发展。

5.攻坚改革阶段。该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迄今尚未结束。这一阶段比较容易的、浅层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改革越往前推进，难度也越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经过这些阶段的改革，我们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基本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业已确立，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力极大增强，2013年和1978年比，我国GDP由3645亿元增加到56.8万亿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长7%左右.三、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

1.制度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不够健全和巩固。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集体经济不断萎缩；三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陈旧观念、错误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一是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国企产权改制方式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二是非国有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完善，国民待遇未能落实；三是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四是大部分国有部门的职工和一部分农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

（3）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三是市场封锁问题严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四是市场垄断现象突出；五是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六是市场秩序紊乱，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和市场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同一部门、同一单位内部平均分配现象依然严重；三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四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按多种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收入所占比重过小；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缓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政府重私人产品生产，轻公共产品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三是政府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忽视间接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五是政府行政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6）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质量不高；二是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过缓；三是在“请进来”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行“走出去”战略；四是政府各级部门及各类企业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亟待建立。

2.经济方面

（1）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除，特别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三是我国产业结构虽然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但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国民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居民的生活质量低下、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等。

（2）政府投资相对较热，民间投资相对较冷。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国有企业、国立大学的投资是相对过热的，而民营企业部门的投资大部分是过冷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我国政府依然控制着2/3的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

（3）国力增强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对较慢。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较大的增强与改善。但相对而言，国力的增强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国家的财政收入由1132.3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长了45.3倍；而同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40.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31.0倍。

(4)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仍然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阶段，所以人民群众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而不能更多地从事精神消费。至于政治生活，虽然人民群众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开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致使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难以得到应有的满足。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1.调整改革重心。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该尽快把改革的重心从经济基础领域转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文化体制。

2.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最终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3.转变改革方式。过去30年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时期改革面临的任务和呈现的特征表明，继续重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将难以再现以往的辉煌。因此，借鉴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方式上，应该把总体上的渐进与局部的激进结合起来，使改革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裹足不前，确保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缩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又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改革者的能力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国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执政党的改革能力。由于与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坚阶段的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艺术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

五、参考文献

1.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新华文摘

2.朱晓青：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新视野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4.张宇: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J]·经济学动态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篇2

关键词：中国法律,课程教学,模式分析,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法律建设的不断加强, 在法学教育上也实现了空前的发展, 许多院校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 满足教学的要求, 在原有的基础上, 完善了法学教育, 因此怎样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的法学人才就成为了目前教育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于教师来说, 就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 推进课程教学的发展, 更新教学方法与思想, 提高教学的效果与质量。

一、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来说, 不仅是法学专业中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 更是一门历史学课程, 因此对于学生来讲, 想要完全掌握好这一内容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与法学基础知识, 同时还要具备专业的理论修养, 这样才能在学习的过程中, 明确教材中所讲的内容, 提高学习的效果。且对于学生来说, 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可以掌握到我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遗产, 吸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 同时还可以增强为社会主义法治与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服务, 不仅扩大了学生的知识层面, 还促使学生掌握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增强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因此在实际学习中, 学生想要研究透彻中国法律思想史, 就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与毛泽东思想为主导, 坚持正确的唯物主义原理, 从历史条件上开始, 依靠史实来实现阶级与历史的有效统一, 明确我国历史上的法律理论与观念, 掌握好研究的对象[1]。

二、多媒体教学一体化

首先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安排好学生所要进行预习的内容, 并引导学生完成学习目标, 在课堂教学中, 可以先向学生阐明主要的教学内容, 让学生结合自己的观点来提出问题, 并给学生准备出足够的时间来让学生进行相互讨论。此外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还要将网络与文字进行有机融合, 或是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资料, 让学生进行参阅。教学大纲可以让学生掌握好学习的重点,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可以在结合工具书与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复习, 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 并进行小组讨论。通过利用网络资源, 可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探究, 在提高了教学质量的同时, 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进行自学, 让学生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 来进行学习, 制定出有效的学习计划, 阅读好教材, 掌握好学习环节, 利用多媒体来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

三、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效果

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来说, 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 因此在实际中, 应明确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法学中的基础学科, 对于一些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而对于一些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则与其关注的问题存在一定的距离, 这样也就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从教学改革的实践上来讲, 还是可以完成教学任务的, 但是其最终结果却是不理想的。

( 一) 教学环节不理想

在实际学习过程中, 学生并不愿意学习这一内容, 甚至是学生在学习前并没有进行预习, 且教师在教学中, 往往跟随发展路线来讲, 这样也就造成了教学的进度较快, 学生难以跟上教师的节奏。另外一些学生由于自身古文基础存在不足, 因此现在学习中希望教师针对古文进行祥讲, 但是对于开放式的教学来说, 根本是不现实的。

( 二) 课后复习不及时

教师在授完课以后, 并没有针对教学内容来布置作业, 甚至是没有及时带领学生进行复习, 最终也就造成了作业与考试内容相关性不大。让学生进行课后作业时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好学习内容, 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复习方式, 学生就很容易与学习内容越来越远[3]。

( 三) 学生写作能力不足

在实际学习中, 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足, 使学生自身的学习态度也就不足, 且将学习目标设定的过浅, 这样也就造成了学生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降低了自己的写作兴趣与能力。

四、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措施

( 一) 制定准确的教学模式与要求

对于教学模式来说,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一直采用统一的教学模式不仅会让学生产生出疲劳感, 还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要将教学内容与教材的特点与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 在满足教学模式改革的基础上, 提高教学的效果, 同时还要将教学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不断完善与体现出课程教学的特色。在实际中, 教师不能只重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还要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另外对于教学模式的改革来讲, 还要实现新教学观念与媒体、传统教学模式之间的有机统一, 提高改革的效果。

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来讲, 教师要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还要让学生自己来选择喜欢的学习内容。对于一些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学生来讲, 教师可以让其进行自主学习, 这样才能让学生产生出学习的兴趣, 另外教师还要为学生的探讨创造条件, 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以此来促使学生实现更好的进步。对于一些基础知识较差的学生来说, 还要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 明确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4]。

( 二) 做好改革中的定位

由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要坚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而教师则要站在引导的位置上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首先教师要明确对学生进行中国法律思想史教学不仅是要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教育, 还要对学生的学习观念进行教育, 因此从实际上来讲, 更新教学观念不仅是教师应当要做到的, 更是学生要做到的。如果学生依然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中来学习, 那么就会造成自学观念与自觉性的缺乏, 这样想要实现教学模式上的改革也就成为了空谈。所以教师要制定出有效的教学制度, 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其次教师要转变传统模式中的师生关系, 处理好学生与教师的位置问题, 实现与学生高效的沟通, 增强信息之间的交流, 及时总结经验, 提高教学模式改革的效果[5]。

此外还要保证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课时, 结合教学模式改革的实际情况, 落实教师工作的责任, 保证定位工作的科学化与实际化, 同时还要突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 提高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的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 法学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因此将学生培养成为新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就成为了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所以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要不断更新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模式, 完善课程教学体系, 加强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帮助学生掌握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实现教学内容的跟新, 满足时代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王瑞全.高等院校法学教学实验课建设初探——兼论阶梯型实践性互动式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 (03) :76-77.

[2]秦兰英.关于法学专业在校学生参加司法考试的思考——以惠州学院为例[J].惠州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4) :45-46.

[3]吕来明.王治宇.法学教育实务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学改革的实现[J].法学杂志, 2010 (01) :31-32.

[4]许从年, 刘俊, 樊清华.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与法学专业开放式实验课程设置的探索[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3) :57-58.

关于中国改革的“两个统一” 篇3

十八大刚刚开过，中央就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当前，围绕改革的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包括一些带有原则性、方向性的争论，值得我们注意。

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改革的历史，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的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与“不改”的统一

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回答了我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改”与“不改”统一起来。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舆论界，谈论什么东西不应该改革，这是一个敏感的甚至有点犯忌的话题，仿佛谁提出不改什么，那就是反对改革，就要受到谴责。造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不管是改什么、怎么改，他就是改革派，就要赞扬，所谓“只准改革犯错误，不准不改革”；或者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过一段富有辩证思想的话。他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与进步，稳定与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毛泽东这一段论述是以生物为例来说明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完全适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用这种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至少有两条应该明确：第一，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就会陷入僵化、停滞状态。这样，社会主义就会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打败仗，这种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老路的含义。第二，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只讲改革，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样的改革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反面去，改得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本身了。这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防止改革的邪路，即改旗易帜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改革应该是“改”与“不改”的统一，缺一不可。

“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的统一

那么，具体说来，哪些是应该改革的，哪些是不能改的，即必须坚持的呢？这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不是精英们关起门来搞某种“制度设计”设计出来的，这里有着客观必然性。

确定改什么、不改什么，要从改革的目的说起。

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科学地回答改革的对象问题，应该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状态，探讨哪些东西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了。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说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的任务。

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方面，必须坚持；而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必须改革。换句话说，改革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状态以及改革对象的确定，情况也是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使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改革，在确定改革的对象时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改革的，哪些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须坚持，也就是說不应该“改”的。同样，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应该分清，哪些环节是不符合经济基础需要的必须改革，哪些是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必须坚持，不应该改的。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既要讲“改什么”，也要讲“不改什么”的基本道理。

总结我们30多年来改革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党经过几代领导集体艰苦探索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具体说来，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政体的基本制度；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度。这些基本制度，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又符合中国当前的具体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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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定改革的对象与方法？

那么，怎么确定改革的对象以及改革的工作方法呢？

我们的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因此，回答改什么的问题，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矛盾的状况，了解那些方面和环节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出可行的改革措施。切忌少数精英闭门造车，搞什么“制度设计”，尤其不能照搬外国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制定的改革方案（像世界银行佐利克提出的中国未来30年的改革方案）来规划我国的改革。

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领域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有的人谈到经济问题往往不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出解决办法，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子去思考问题。必须警惕和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两张皮的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强调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在具体安排实际的经济改革工作时，却往往按照新自由主义办事。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允许存在了。

谈到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有一条原则必须明确，即改革的一切措施必须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它是从属于基本制度的、第二位的东西，必须体现、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改革是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坚持基本制度与改革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统一的，两者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同基本制度的关系，保证改革后新的体制、运行机制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一切违背甚至破坏基本制度的所谓“改革”，都是应该反对的。不能一面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面在设计和实施改革措施时又违反基本制度的要求。还有一种现象更需要防止：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人利用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反过来要求改变基本制度。例如，某些地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了私有化做法，导致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主体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就利用这种情况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抛弃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可以改为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然而，改革一旦否定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了，还遑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按照巩固基本制度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

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摸着石头过河”

在改革的工作方法上，必须坚持党历来强调的群众路线。我国的改革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党历来主张，一切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当然要有一个系统的方案，以保证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但这种方案必须来自群众的实践，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是我们正确认识的来源。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的，也不可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大跃进”以来党内生活的经验，对于如何贯彻群众路线问题，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走群众路线，实质上就是发扬民主的问题。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足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加工厂”这个提法生动地表达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要办好“加工厂”，就必须加强社会调查，收集原材料。所以，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要力戒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的主观主义的作风。现在有人喜欢讲“顶层设计”。这是借用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对“顶层设计”需要做具体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众创新、总结群众实践基础上，领导机关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完整的、科学的改革方案，那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顶层设计”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加工厂”。我们一定要把“顶层设计”同“摸着石头过河”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摸着石头过河”的内涵是群众的实践，“顶层设计”则是把群众创造的经验加工、提升为系统的方案，绝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少数精英离开群众实践，关起门来主观地搞“制度设计”。他们“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完全脱离群众的实践，也不想依靠群众来实施。这种“顶层设计”是绝不可取的。

关于中国现行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 篇4

09 历史 张曼 ***0

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对现行行政区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健全行政区划体系，是解决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必要的、有效的办法。其主张既有涉及行政层级的撤消地级市、改革“市管县”等，又有涉及行政边界的“缩省”、“分省”等等。一国行政区划受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但如何使中央有能力维护统一性，又让地方以自主性来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困扰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难题。本文试图从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地方间的权力于权利分配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建国后的行政区划及调整，并试图对当前行政区划改革的各种主张进行重新审视。

一、政治地理方面的考虑

行政区划是国家结构形式在地理上的空间投影，是在充分考虑历史渊源、人口聚集、经济条件、民族分布、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而划定的，它既可能长期固定不变，也可能发生变化。统治阶级总是根据需要不断地对其调整，比如边界的改划；建制的置、废、并；行政中心的变迁；政区名称的改动等。如何使中央有能力维护统一性，又让地方以自主性来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也是困扰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难题。

从政治地理角度考察，行政区划基本有四个要素：

一是层次。一般而言，层次少便于中央管理，上情容易下达；层次多，上下阻隔，政令不易通达。中国幅员大，地形复杂，层次不能任意减少，但也不能过多，否则会使地方权力过大，削弱中央权力。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是基本上是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县、乡镇四级。

二是幅员，即政区的。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百里之县”、“千里之郡”、“万里之州”的说法，即指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管理幅员，以便有效地进行统治。

三是边界，即国家内部政区之间的界线。政区既然是中央集权国家为管理地方而设置的一种区划，其边界的划分当然应以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为原则，同时为考虑经济的发展，尽可能与地理环境相一致，这也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基础。因此历史上出现过“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两条相矛盾的原则。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边界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原则的并存和交替的过程。

四是行政中心。一个政区必定要有一个（有时有两个）行政管理中心。这个中心位置的确定，主要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但当政治形势、幅员大小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行政中心也会发生变化。

二、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分权

自从周朝分封天下，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大致经历了郡制、州制、道制、路制、省制5个发展时期。从元朝起，积极推行了省制，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各朝代的行政区划调整中，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一直是核心问题之一，“一部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调整史”，围绕着分权与集权，各朝各代根据当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其中有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秦，根据人口划分管理幅度，为控制地方打破地理规律划分部分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全国实行郡县制。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诸郡幅员较小，约二三、三四、四五个郡当今一省，这是因为黄河流域开发较早，人口较多，管理所需。秦岭、淮河以南的郡幅员较大，是因为南方统治不久，开发较晚，人口稀少。长沙郡南端越过五岭而有今广东连县地，这显然是初平南越时，为了控制南越地方而设。

西汉，分割诸候领地，增加中央直接管辖的郡——西汉文帝时期，因同姓诸侯王地域大，人口多，实力强，对中央政权是威胁，于是采取“以亲制疏”策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诸侯王国增至十七个，而中央政府控制24郡。景帝时实行消藩，将各诸侯王国的四边的支郡消除，缩小诸候国的版图，后引起叛乱。

唐，边区地方权力逐渐集中，藩镇割据，引起内乱——唐初实行州县两级制，意在维护中央绝对权威。但是由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中央集权体制，地方官权力太小，容易削弱了地方上发展经济抵御边防的能力。例如刺史无兵权，而边防地区又不能军事防御。于是在边界地区逐步先后设置总管府、都督府直至军、政、财、监大权集于一身的节度使，又因边区联防需要，常使一人兼摄数镇。于是边区因军事上需要实行三级制，而内地还是二级制，最终于天宝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即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起兵反唐的。

宋：强化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对外防务对内镇抚能力，内忧外患不止——宋朝接受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有意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使其无法割据一方，然而府州庞大，中央无法直接统治，于是就设计出监司机构，每一机构专司一样事务，直属中央，各司其职，互相牵制，于是产生道路制度。地方行政一是不在府州以上设立一级行政机构和单一的长官，而是将各路不同事务，分为四种监司，各司其职，不集权于一司一人；二是诸司分路不同，治所不一，有时诸司分路相同，但治所也不在一地。互相牵制，形成复式路制；三是府州可不通过监司，直接向中央奏事。地方难以形成割据，达到中央高度集权、内重外轻的目的。但这样“强干弱枝”的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地方对外防务对内镇抚的能力，内忧外患不止。

元：为保证中央集权，省数目少，幅员辽阔，故意制造地理环境复杂，生产管理困难——元代地方行政区划突出军事统治，为防止被征服民族反抗，初年全国仅置7个省、行省，以后分为中书省和10行中书省，地域很大，权力集中，不能有效管理，于是分为多层次的复式政区，多的竟达5级，如果地方有事，应变就比较困难。所以末年各地起义，不得不临时分出许多行省、分省，导致地方行政制度的混乱。同时为军事统治，划分行省边界时全不考虑地理条件，出现许多跨山越岭，逾河渡江的政区，如陕西行省跨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北、湖南为主而又越过五岭而有广西、海南。这种幅员辽阔、犬牙交错的边界划分虽可遏制地方割据，但一是地域过大，不得不增加管理层次，施政不便；二是不同自然条件带合在一个政区，对农业生产管理也有影响。

明：地方三级管理，三权分立，避免地方权力过重，但地方行政效率受制，试行总督等地方集权制度——明代接受元朝教训，调整了部分省界，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并分置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学习宋朝，实行三权分立，避免地方权力过重，形成割据。地方上实行三级管理，比较正常。这种分权确实起过遏制地方权力过大作用，但结果也与宋代一样，如地方出现紧急事件，无专一的权力，于是又不得不推出总督、巡抚制度，只是在明代始终未成正式地方一级政权。

清：地方三级制，中央把持地方官员任免权，省界更符合自然地理情况，边疆地区军政合一，个别行政区注意贫富搭配——清代总督、巡抚正式成为省一级最高长官。各级地方官均由中央吏部铨选，并有期限和回避等制度，十分严格，故总督、巡抚权力虽大，很难形成割据。布政使、按察使名义上虽为督抚的属员，实际上省内具体事务由布、按两司职掌，所以仍是三级制。但清代疆域十分辽阔，人口众多，其统治强度，远过于汉唐，所以三级制管理幅员还是过大，于是又产生了省与府州之间的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分管一部分府州。清朝在明朝的省界上略有调整，并对周边的游牧区、渔猎区的划分和建置，都比较符合自然山川形胜。清代在边疆地区施行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由中央委派重臣，授以将军、都统、大臣等官职，推行军政合一的统治制度。清初改明南京为江南省，江南省分割为江苏、安徽时，不依历史上按自然条件南北分界，而是东西划分，使两省都跨有淮北、江南地，有将经济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搭配的意思。

建国后：并省并县调整乡，加速城镇建设，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增设矿区等特殊行政区，最后稳定为省、地、县、乡（公社）虚四级。建国后，中央政府革新和加强地域型行政区建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曾设立华东、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其相应政府军政委员会成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区（后撤消），较大范围合并省域加速城镇建设，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废除针对蒙古族的盟旗制度，设置特殊行政区如矿区、特别区。地方政府最后稳定为省、地、县、乡（一度是公社）实三虚四级。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强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派出机构地区实体化（改市）、市管县，县改区，新增经济特区、政治特别行政区。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行政区划变化很大，突出表现在：地区（自治州、盟）和县的数量大量减少，地级市、县级市数量猛增，直辖市撤县建区，扩大市区范围。全国城市总数，1985年为 324 个（直辖市

3、地级市 162、县级市159），2005年达到661 个（直辖市

4、地级市 283、县级市 374），20 年共增加了 337 个，增长 1 倍多。这一调整直接导致城镇化进一步加速。但地区改市，地方政府由虚四级转为实四级，部分县改区，也带来诸多问题：行政层级过多、省市管辖幅度过小、城区“假城市真农村”等。此外，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行政区划创举，其一是新增经济特区深圳、珠海等，区划调整辅以政策倾斜，明显加速了局部地区的发展。其二是在“一国两制”创造性思想指导下，伴随香港、澳门回归，设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为统一的中央政权下不同意识形态行政区域共处的典范，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在单一制度与联邦制之外，创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范式。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地区差异突出的中央集权国家，研究行政区划上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丰富行政区划的理论，还在于从中观察和总结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政治和历史传承、地理与自然特点、民族心理等等。因为行政区划不仅仅是按照地理与经济进行的纸面规划，而是一个与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地理、经济复杂联系的系统问题，其受一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很大。

三、当前行政区划出现的问题

1、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区经济

其一，一些省区域过大，河南、四川、山东，人口都已超过或接近1亿，上海等区域则经济体积庞大。沈体雁认为，这使得是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过大，不利于协调中央地方关系。其二，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安排上中央与地方利益一定程度分离，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同时，一度的唯GDP论，将经济成绩基本等同于地方官员政绩，以至于出现了较为典型的“行政区经济”。刘君德总结出几个特征:(1)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2)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受到很大阻隔;(3)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4)行政巾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5)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其三，以行政区划而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分割了全国统一市场，对中央权威也是一个挑战，影响了中央政策的统一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落实不到位，中央宏观调控成效受制约。

2、市、县间分权不清，出现利益纷争

在市管县体制下，由于市的经济实力不强、辐射能力与辐射范围有限，市县之间竞争多于合作，加剧了市县矛盾。部分地级市经济实力很弱，城市功能没有形成，缺乏一定的辐射能力“小马拉大车”，带不动所辖县市的经济发展，市、县间竞争多于合作，“市吃县”、“市卡县”、“市压县”的问题较为普遍。还有部分市管辖县数量过少，形成市对县的管辖不够宏观，有代行权力的现象。

3、区划层次过多的矛盾仍未解决

学者普遍认为，四级地方政府导致中间协调层次过多，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中央负担过重、地方积极性降低的问题。毛寿龙认为：为命令能够更好地下达，并对下级政府进行控制，往往需要很多纵向地进行控制；而为了更好地下情上达，并给地方以积极性，就给横向地以较多的权力，放松控制。其结果就导致了通常所说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四、行政区划改革的现实选择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行政区划涉及因素复杂，牵涉利益众多，行政成本巨大，往往既是旧问题的解决者，也是新麻烦的制造者。应当慎行。在主张行政区划改革的诸多理由中，有一些问题属于行政区划“伪问题”，即行政区划并非解决这些问题的唯

一、必要手段。在认为必须用行政区划调整解决的领域，也应当系统考虑，谨慎度量，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1、能用行政等手段解决的问题，不用行政区划解决

其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还不够成熟，中国各级政府自身建设还没有到位，导致政府权力的行政性分割，往往变成市场经济的行政性分割。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重新划分之后，从前的利益集团可能被打破，但是新的利益集团也很可能会形成。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型政府，在制度上协调不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让政府的行政分割变成市场的行政分割问题。

其二部分地方政府级别不够，经济管理权限不够问题。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普遍有“行政升格冲动”。县改市，地级市升级为副省级城市，大城市升级为直辖市，往往受到该政府机构的一至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权限问题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放权解决。如浙江义乌县，原来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台商在义乌签证不方便，进出口通关方面没有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没有进口汽车注册登记和驾驶证考试管理权限，给快速发展的经济带来诸多限制，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把这种政府管理上的不适应比喻成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于是采取“强县扩权”政策，从2002年开始先后设立金华海关义乌办事处、出入境管理局，经高法批准义乌法院成为国内首家可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基层法院，放开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登记，拥有外事审批权，这些办法被习近平称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其三是层级过多，省区过大问题。学者多用西方国家作比，指出三级制是普遍的安排。但层级数与一国的国家结构有关。中国是单一制集权型的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关系，中央政府或者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地方政府偏重于行政控制与管理，加上所辖事务甚多，因而其有效管理幅度就不可能太宽泛，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层级的不断增多。解决相关问题，还需要从政府体制创新上下手。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根据组织创新的要求，对政府机构进行整合；不因人设事，更不与民争利。而省区过大，不利于按特点发展，也不一定要用行政区划调整解决，可以给地方逐级下放一定的机构设置权，使其符合本地区政治、经济要求；还可以在宏观大目标下，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区域情况制订特殊的政府目标，以更有利于本地区的发展。

2、既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又有利地方治理的积极性

平衡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出发点。宋代的“强干末枝”导致边患无穷，元代的不顾山河形势划分的大行省，又影响了地方农业发展与经济治理。都没有把握好度。

维护中央权威首先要防止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不管是在联邦制国家还是在单一制国家，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地方分离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中央需要平衡劣势地区的平等权利与强势地区的优先发展权利。既避免劣势地区对中央的依赖，又要平衡强势地区“为劣势地区做贡献”的不满。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照顾其特殊利益的政策，有时非但不能使这些地区产生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归属感，反而有可能使其“异族感”增强，从而提出更多的不合理要求。

维护中央权威首先维护政策的有效性。政策的有效性是衡量中央权威的一把重要标尺。中央权威失落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政策的有效性出现了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取消一些非宏观非微观的地级市，有一定的意义。

调动地方积极性，需要使地方之间具有一定可比性。在规划行政区的时候，还要有意识地将各行政区的自然、人文管理条件基本配平。如一般都要有一定的工业基地、农业基地、出海口、海域、待开发地区等。

针对增设直辖市的呼声，有学者认为，增设更多的直辖市虽然可以加强中央对部分地区的直属权力，但是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集权化程度明显大于西方国家，增设更多的直辖市会加大中央管理的幅度，不仅不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威，相反可能会由于管理幅度过宽，不能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充分、有效的指导和监督。

3、农村问题不能忽视

当前行政区划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问题，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被削弱。混淆了行政区与社区的原则区别，郊县改设区与中心城区的性质相混淆，出现假性城市化现象，郊区“中心镇”被等同于一般乡镇，给城镇体系建设带来严重影响。在市管县的调整中，由于县域经济中二、三产业的比重不高，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体，市长领导的绝大部分不是“市民”，而是“农民”，既不符合城市管理职能和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因此目前的“城乡合治”思想，应当适当吸收“城乡分治”思想，探索适合政治、经济的区划新办法。

4、加强法制方面建设

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管理的区域划分制度，具有严格的法制原则性。我国现行行政区划调整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宪法》、《组织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虽然这些法规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但也存在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第二是法律法规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修改包括《宪法》在内的有关内容和法规，制定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法》。

5、防范政治风险

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必须全面权衡，综合考虑，进行科学的规划论证，并提前精心做好准备工作。对于比较大的改革措施如取消市管县体制等，必须在条件较好的部分区域先行试点，以便在试点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保证全面推开时能够有更加完善的方案和周密的部署，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同时，由于行政区划涉及利益调整，利益受损群体易有过激行为。3月21日，因传言鹰潭市委、市政府要对行政区划调整，贵溪市（县级市）部分群众拦堵铁路。2005年大冶撤市改区，也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众聚众砸了黄石市政府，据称是“文革结束后全国第一起地级市政府被砸事件”。除谨慎试点，处理好利益问题外，现阶段行政区划仍要强调集中，慎行西方的“公投”等“民主”办法。

【参考文献】：

1、杨小云 《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

2、郑定铨 《近20年我国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

3、钟雪冰 《直辖市可能增加四个行政区划改革今年激活有关官员认为设立50个省级政区比较合理》，《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4月第二期

4、虞立琪 《行政区划改革一中的合理分权——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商务周刊》，2004年5月

5、彭澎 《行政区划、地方权力与地方保护主义》，《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2003年第2期

6、陈晋肃 《21世纪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出路》，《探索与争鸣》，2002年4月

7、李匡夫 《从借鉴国外模式谈行政区划的依据》，《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8月第6卷第3期

8、刘纯志

9、宁南

10、王法硕 7期

11、杨连俊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篇5

尊敬的首长，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有一首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新世纪的朝阳喷薄而出，当全球化的狂潮席卷而至，正面临着“入世”成功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人忽然遭遇了一场词汇系统的大震荡，熟悉的、陌生的、理解的、不理解的，一切都是那么光怪陆离，猝不及防。然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滴水明而知日辉煌。语言就是一种社会机制，当我们的目光还没关注到这个世界最为前沿的领域，当我们的神经还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纪最为敏感的层面，我们的舌头轻易地翻卷着，妙语连珠间竟然已经把这个世界的新气象表达得淋漓尽致了。是的，新词汇展现了与时俱进的社会新思想，新词汇托起了改革开放的诗画新中国。

“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状况当然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样一种在不久之前必然被斥为败家子的生活方式，赫然间已经成为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市民耳熟能详的最新消费观念，分期付款早已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行，到了中国，却是要叫做“按揭”的，唇齿间依稀可以品出点银行借贷的意思来。外资银行虎视眈眈，民营资本后来居上，当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融资”

“上市” “知产阶级”，中国的经济界开始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与繁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同样制约经济基础，政治永远是我们关注的话题。“乡镇直选”这一说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基层百姓所熟悉，人民代表人民选，村官街官贤者上，在实行了这么多年的民主集中的任命制后，善于本资料权属文秘家园查看更多文秘家园资料向世界求真知的共产党人，又出台了高效的公务员体系，当然还要配合必要的社会监督机制，毕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的约束（转载自新世纪范

本网http://，请保留此标记，免费提供下载。）力已经不能适应法制社会的需要了。于是有了“加薪”

“存款实名制” “廉政账户”等一系列新词汇，在这些新名词从初创到推广再到普及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了“行政超市”

“市长热线”等各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举措，我们真切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与世界同频共振，东方雄狮正在崛起于全球民族之林。

教育是立国之本，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涉及到子孙千秋的新词汇总是流传最广流传最快的。“托福”

太古老了，“CRE”才具挑战性，若是去英国，考“雅思”当然是上策，“扩招”不过是放松了高考瓶颈，“考研热”显然是水涨船高的结果，要说到“MBA”这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才无疑是知识新贵们的新宠。正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我国也顺利进行着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努力，并悄悄促进着知识经济下新的人才消费观的形成。一方面，随着“减负”的实际推行，“素质教育”历年来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得到了迅速的改变；另一方面，随着文理分科的取消和高考“大综合”试卷的全国实施，新一代莘莘学子具有了多元化社会所强调的广阔视野，彳艮有了几分孔圣人“君子不器”的意思，东方教育创造出的神话得以在国际上长盛不衰。然而教育永远都不能忘记社会的那一部分，“网聊”甚至“网恋”，“蹦迪”然后“泡口巴”，“发烧友”进而“哈韩哈日”，今天的孩子常常和他们挂在口头的“酷毙了” “帅呆了”

“哇塞”一样，实在是让人犯糊涂。

文化界也永远是热闹的、，“DV”不过是稍显精致的数码摄像机，要达到传统胶片的效果还要假以时日，然而在“家庭影院”的支持下，DV短片的兴盛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电影业发展的新方向，因为真实，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瞬间被赋予了友人深思的意义内涵；

因为自由，艺术家匠心独具的个性找到了前景光明的用武之地、； “后现代派”也许过于抽象了，然而谈起“行为艺术” “装置艺术”

“成尼斯建筑双年展”……我们的答案立刻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就像“朋克”这种音乐形式以反音乐为口号未强调自由状态一样，各种非主流旋律的响起让我们想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实在是思想集大成的黄金时代啊。

对于个人，“DIY”也许更能代表新的生活趋势，这个新词是英文Do it

yourself的缩写，张扬了一种原创精神和独立动手的能力。无论是报纸杂志的自由撰稿人，抑或是拥有独立“工作室”的边缘艺术工作者，甚至是背起行囊四海为家的“漂一族”，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原有的单位，他们的存在开始对数十年封闭的单位体制提出挑战。

“蹦极” “保龄” “高尔夫” “足球宝贝”

“环球小姐”……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追求个体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追寻人生意义的终极性体验，这是一些真正活跃的细胞，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正在对当下的中国产生影响，他们也许更关心与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试婚”

“绿色食品”

“丁克家庭”……但他们事实上使得“个人维权”渐渐变得和许多人切身相关起来，这样一种西方社会自由的绝对尊崇，在新世纪的中国倒也不完全是舶来品。从王海们的“知假打假”究竟受不受消法保护，到业主联名将违规开发的房地产商告上法庭，再到时有所

闻的公民状告学校、交通运输部门等机构，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逐渐增强，而寻求法律途径的解决方式也促进了我国社会文明的进一步良性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篇6

重点工作的意见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积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进一步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顺利启动实施“十二五”规划、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按照“十二五”规划总体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化解潜在风险，促进“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

（二）总体要求。要处理好应对当前挑战和建立长效机制的关系，更好发挥改革创新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长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处理好发展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体制的关系，更加重视从制度上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有效运用法制手段规范改革程序、深化改革实践、巩固改革成果；处理好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的关系，统筹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二、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

（三）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积极推进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和大用户直接交易试点，完善水电、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形成机制，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择机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发展改革委牵头）

（四）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研究将部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法制办负责）

（五）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电网企业主辅、主多分离，稳步开展电力输配分开试点，探索输配分开的有效实现形式。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制定实施改革指导意见。（发展改革委、电监会、国

资委、能源局、财政部、水利部等负责）

（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监管基础能力建设和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完善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程序。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稳步推进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食品安全办、公安部、农业部、卫生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商务部、中央编办等负责）

（七）推进场外交易市场建设，研究建立国际板市场，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证监会、人民银行、银监会等负责）

（八）加快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制度，深化以投资便利化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健全支持“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完善风险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负责）

三、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

（九）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统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发展改革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负责）

（十）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积极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和评价奖励制度，促进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开放共享。（教育部、科技部等负责）

（十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和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深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

（十二）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以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密集的区域和行业为重点，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出台职业年金试行办法。（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负责）

（十三）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强化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标准及各级政府 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推动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积极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央编办等负责）

四、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化改革

（十四）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健全制约监督机制，促进行政审批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着力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监察部牵头）

（十五）制定出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负责）

（十六）完善政府预算公开机制，进一步细化公开中央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继续推进中央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加快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公开，推进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公开和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研究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等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机关后勤服务运行效率，降低成本。（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管局、中央编办等负责）

（十七）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省直管县（市）改革试点，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进一步理顺省、市、县（市）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积极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途径和方式。（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负责）

五、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改革

（十八）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和实施办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开展耕地保护补偿试点，探索建立激励性补偿机制。以征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研究修订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法制办负责）

（十九）推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研究提出改革指导意见，选择部分基础好、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国有林场改革试点。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推进国有农场改革，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做好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二十）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区分水利工程性质，分类推进改革，健全良性运行机制。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合理制定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水利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负责）

（二十一）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负责）

六、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二十二）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主题、特色和重点，积极开展各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开发开放体制，力争率先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真总结成都市、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途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要深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点，尽快形成经验，为全国提供示范和借鉴。山西省和沈阳经济区要分别围绕资源型经济转型和新型工业化改革主题，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大胆探索创新。支持和指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改革试点。（发展改革委牵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狠抓贯彻落实，确保2011年各项重点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对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篇7

然而, 到2006年, 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下降到44.3% (其中国有经济为32.0%, 集体经济为12.3%) , 非公有制资产所占的比重则上升到55.4% (其中私营经济为33.0%, 个体经济为3.3%, 外资经济为19.1%) 。到2010年, 公有制资产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34.0% (其中国有经济为29.96%, 集体经济为3.16%, 股份合作制经济为0.52%) , 非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34.14% (其中私营经济为21.7%, 个体经济为3.42%, 港澳台及外资为6.18%) , 联营经济占0.30%, 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有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 占25.28%。如果将联营经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有制资产按1/3折算约为8%, 2010年公有制资产也只占42.0% (其中国有经济为37.96%, 集体经济为4.04%)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同时也可以看出集体经济资产比重下降过多的严重性。从2003年到2006年下降到占12.3%, 再到2010年下降到3.16%。由此, 当前大力推进集体经济改革发展尤为迫切。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资产的比重, 在调整所有制结构过程中, 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作下降是必要的, 但是, 为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资产, 在全社会总资产中不能毫无限度地下降。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讲过:“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 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 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不能搞私有化。”由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不加分析地大量输入西方经济学多种流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淡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 却惯于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 影响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正确思路。以公有制企业“改制”为名搞民营化, 实质上是搞私有化, 毫无限度地发展所谓的“民营经济”, 这是向公有制经济争夺主体地位在理论上的反映, 并在改革的政策措施上也有表现。集体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处境艰难, 在学术理论界被忽视, 在实际工作中营造环境缺失, 在政策措施上较乏力。

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强调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领域的生产建设事业都可以放手依靠集体来兴办”。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在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07年10月15日, 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动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 坚持平等保护物权, 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还进一步提出“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因此, 集体经济的地位、作用规定得非常明确, 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在相关文件中讲得非常清楚。

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经济在所有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很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对集体经济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有关问题从理论上加以研究探讨, 以正视听。

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性质问题

集体经济 (包括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 是生产资料归部分劳动群众共同所有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就一般情况来说, 它是与较低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 在一定的条件下, 它也能与较高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相适应组建成集体企业集团的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它存在于城镇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 也存在于农村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它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的资产, 基本上是由劳动者自行集资, 集体经济实际上是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相结合的产权制度, 在我国现阶段, 存在着多层次生产力, 资金短缺, 就业困难, 社会需求还不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 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对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 确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有的学者、有的部门、有些地方将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相割裂, 从公有制经济中分离出来, 把它归属于所谓“民营经济”范围, 实际上是把它作为非公有制经济对待, 忽视了对城乡集体经济的发展, 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把集体经济所有制性质误导为非公制性质, 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相关文件精神, 将集体经济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下降到不适当的程度, 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二、城镇集体经济的改革发展问题

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一部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个体手工业和小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后,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 在地方政府、街道、企事业单位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1981年10月17日, 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以后还颁发《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 进一步明确了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大中城市也陆续把发展城镇集体经济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战略措施, 城镇集体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性发展。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 我国城镇新、老集体企业的改革发展, 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尽管城镇集体经济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但是, 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从1985年的32.1%, 上升到1995年36.6%。到1999年, 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4%。城镇集体经济也包括生产、供销、信用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它的特点是投资少、见效快、易于兴办、能吸收较多的劳动力, 它的存在和发展, 对于发展社会经济、满足社会需求、扩大出口、积累资金、安排就业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 需要同等对待、长期存在和鼓励发展。有的学者、有的部门、有些地方将城镇集体 (合作) 经济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违背了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提出的政策导向, 对城市和乡镇集体所有制的大多数企业以“改制”为名, 变成为私有制企业, 大部分城镇集企业的资产, 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流失, 未能保值增值。据调查, 乡镇企业中有83%至86%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江苏省到2000年底, 已有93.2%的乡镇企业实观了“改制”, 其中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面达92.5%。“改制”后全省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 非集体资本所占比例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 而且还在继续提高。在未来的城镇集体经济改革发展中更要给以特别的关注。

三、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关系问题

民营企业的提法是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民营科技企业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有生力量, 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民营科技企业的概念。1996年《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提出:“要继续鼓励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概念是属于经营方式这一层次的概念, 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都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民间经营 (包括个人承包经营、部分劳动者集体经营) 方式。民营企业不归属于所有制性质经济形式层次的概念, 它与集体经济是不同层次的关系,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性质的一种经济形式, 并可以实行民营的经营方式。民营企业不等同于集体所 (下转第32页) (上接第12页) 有制经济, 民营企业与集体经济是分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 不能相互混淆。“民营经济”是某一经济组织由民间个人或民间团体经营的经济企业。经济形式不是由经营方式决定的, 任何经济形式都是由所有制所决定。“民营经济”的提法在理论上讲是不能属于所有制经济形式层次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文件从未出现过“民营经济”的提法。在历年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中, 并没有所谓“民营经济”的数据, 也未出现“民营经济”栏目, 在实践上把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提到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曲解为发展“民营经济”, 不仅在理论上抹杀集体经济的公有制性质, 而且在实践上造成削弱集体经济, 有意无意地试图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篇8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1）进一步提高对改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深化改革，是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根本措施，是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治本之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到着力推进改革、以改革带动全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改革放到突出重要位置上，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部署，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

（2）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关联度高，综合配套性强。要牢固树立以改革促发展的观念，将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改革的部署贯彻到日常工作和各项发展措施中。领导班子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改革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改革工作，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指导和推进改革。

（3）充实和加强改革工作力量。为保证改革职能的积极履行和改革工作的有效组织，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健全相应办事机构，并配备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承担综合改革工作的机构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不断提高谋划改革、指导改革、推进改革的能力，积极协助领导同志创造性地履行好各项工作职责，努力做到有为有位。

二、做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拟订与协调工作，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指导

（4）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是各地发展改革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指导和推进改革的有效方式。要积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通过适当形式，及时对改革的中长期目标、阶段性任务和重大政策措施提出建议。要加强年度改革的总体指导，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本地区年度改革的重点任务、主要措施和实施步骤，并落实责任部门，报请同级政府批准后发布。

（5）协调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要按照国务院和同级政府的统一安排，积极参与和做好涉及面宽、影响大的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对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的改革任务，要主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对有关部门为主推进的改革，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主动加强业务联系，及时沟通交流改革信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努力形成部门协同推进改革的良好格局。对部门意见分歧较大的专项改革方案，要主动履行好协调职能，组织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同级政府决策。

（6）为党委、政府部署改革工作当好参谋。要主动加强向当地党委、政府的汇报，定期、及时报告改革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深化改革的建议，并加强重要改革事项的请示。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积极提请党委召开常委会或政府召开办公会，对当地的总体改革和重点改革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并做好会议精神的组织落实、跟踪反馈。

三、健全机制，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统筹协调

（7）探索建立改革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要从当地实际出发，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探索建立改革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和其他有效方式，研究本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和总体方案，论证、协调、衔接重大专项改革意见或实施方案，督促有关改革工作的落实，检查评估改革效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部门。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实际，争取政府支持，探索建立更高层次的改革工作协调机制，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8）建立部门内的改革沟通协调机制。要推动发展改革部门内部各职能机构按分工做好职责范围内的改革工作，并充分发挥综合改革工作机构的改革综合、协调和衔接职能。综合改革工作机构年初要汇总本部门主抓的各项改革，向部门领导提出本年度推进改革的工作建议；年中年末要总结各项改革的实施情况，提出评估报告和推进意见；发展改革部门主抓的各项改革政策出台前，内部主办机构应事先征求综合改革工作机构的意见。

（9）探索建立有效推进改革试点的工作机制。对一些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较大的改革事项，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推动试点，积累经验。其中，对国家已有明确改革方向和思路的改革事项，可按照部署、结合实际组织试点；对符合市场经济方向，但突破现行政策法律框架、跨行业跨领域的重大改革事项，要积极组织论证、协调，按程序报批后组织试点。要创新试点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将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与行业性改革试点等有机结合起来。

（10）逐步建立改革工作责任制。各项改革方案出台前，要明确提出相关的责任单位，并尽可能制定科学的改革绩效考核评估标准。改革实施过程中，要根据政府的统一安排，通过有效方式加强对各部门改革的监督检查。改革阶段性工作完成后，要及时组织有关方面评估改革实施效果。要健全纠正改错机制，及时向同级政府报告改革进展情况和评估意见，对问题较多的改革措施进行调整。发展改革部门内部也要落实改革责任单位，加强对本部门负责的改革的监督检查。

四、及时、准确地沟通改革信息，加强改革工作交流

（11）建立灵敏、有效的改革信息沟通机制。每年5月、11月，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定期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本地区推进改革的基本情况、体制创新的好做法、存在问题和相关建议。要强化改革形势分析工作，把改革形势分析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及时形成全局性的改革形势分析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加强改革信息的采编和传递工作。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互联的改革信息网络的步伐。

（12）加强改革经验的总结推广。要结合改革实施情况，及时总结相关领域的改革经验，推动本地区的改革经验交流，并及时将重要改革经验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工作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选择重要改革领域，建立改革工作联系点，总结改革的主要做法和典型经验，反映并协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通过改革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对典型经验加以推广。

（13）加强改革宣传工作。要通过多种有效形式，积极向社会宣传深化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实施情况、年中和年度改革进展、地方和部门推进改革的典型经验，探讨改革进程中的理论难点和政策走向，引导改革方向，促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多地关注和了解改革，营造全社会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