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选择

农民选择（通用8篇）

农民选择篇1

熊桉

2006年第6期 ——第一要务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近几年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湖北省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很薄弱。根据湖北实际，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城镇化为依托，以产业化为纽带。在具体对策上，主要是抓好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科技创新等。

——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关键是瞄准调整方向。目前，农业仍然是农民就业、增收的主要途径。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效增收潜力，关键是要瞄准调整方向，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一方面，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湖北农业要从传统粮棉种植业偏重的结构，转移到农林牧渔业并举的大农业结构。从县域资源禀赋条件出发，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畜牧、水产养殖和蔬菜、花卉种植以及林果业发展，形成新的农业支柱产业；按照国际食品卫生与质量标准，加快建立一批肉、蛋、奶、鱼、果、菜等绿色食品基地，大力发展优质、无公害农产品，推动创汇农业发展。另一方面，突出特色，优化区域布局。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品牌农业。平原地区重点发展优质稻、优质油、优质猪、优质鱼和水生菜；丘陵地区突出发展专用小麦、玉米、小杂粮和牛、羊；山区重点发展果、茶、药和草食畜禽；城市郊区突出发展设施农业、高科技农业，重点发展“菜篮子”产品。通过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拳头产品。

——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重点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湖北已经推行了十几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发展还很不够，目前有影响、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较少，且龙头企业的规模偏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链条较短。农民从田、水、圈里生产的农副产品基本上还是直接进入市场，没有经过深加工，产品档次低、收益小。企业加工能力不强，加工档次不高，这是导致农民增收难的一个重要方面。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现代农业发达国家都在2-3∶ 1的水平。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 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仅为0.18∶ 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湖北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很大，要围绕农民增收和提高农业整体效益，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改变农产品的形状和特性，延长供应时间，而且还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使农产品成倍增值。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食品加工业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食品业的发展前途十分广阔。农业集约型增长必须把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运输销售业有机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实现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要大力培植能够网络农户闯市场的龙头企业，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与国内外知名加工企业合资合作，把龙头做大做强；要统筹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鼓励企业围绕粮食、棉麻、肉类、水产、乳品等重点，提高农副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切实转变主要依靠出卖初级农产品的农业增长模式。

——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核心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是农民增收的主推力量。提升湖北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一是要组织实施农业科技攻关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加强市（州）、县（市、区）农业科研机构建设，集中优势力量，研究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二是要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做到技术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加快稻谷、油菜、水果、生猪的优质化进程；推广有机农业、动植物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技术。三是抓好农业生产指导信息网络、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网络建设，使农

业生产能够与市场对接，提高农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四是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广大农民更新知识结构。

——引导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着力点是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就业，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对策。目前大量农民在有限耕地上的隐性失业，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湖北47.5%的劳动力依靠仅占GDP16.1%的农业来增加收入，其增长潜力十分有限。要想跳出就农业抓收入的圈子，就必须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来增加农民人均收入。要充分发挥小城镇的投资拉动效应，把建设小城镇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我们现在讲城镇化建设，其内涵比过去丰富多了，应该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角度，城镇与乡村统一规划，协调发展。要紧紧抓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好机遇，把县城、乡镇、中心村一起考虑，科学布局，扎实推进。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第一站多数是本县城镇。一般而言，县城进入门槛低、吸纳空间广，是农民进城的现实选择。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城、建制镇为重点，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参与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要努力消除不利于城镇化进程的体制及政策性障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户籍制度，引导人口向城镇有序聚集，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

——着力实施三次产业联动，重点是激励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在新的形势下实现农民增收，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激发农民创业、就业的门路上。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百万农民闯市场，兴办民营企业，推动了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浙江农民富裕的“秘诀”，不外乎“创业”两字。如今在浙江，哪里民间创业活跃，哪里经济就繁荣；哪里老板多，哪里的发展活力就强，哪里的农民增收就快。民间创业、农民办厂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对就业的要求相对较低，适应湖北农村现阶段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中小企业的发展动员了民间资金的生产投入，弥补了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近1.2亿人在中小企业就业，占城镇全部就业人数的47%，发达国家和地区全部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比重已达65%～ 80%。可见，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潜力是巨大的，湖北应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还有一点，农民增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农民自身。目前，湖北农民外出打工，经受了市场经济风雨，更新了思想观念，学到了致富技能，有的农民还掘到了第一桶金，有志于回乡创业者不在少数。因此，县市政府要放手鼓励民间创业，推动农民从“出外务工潮”向“回乡创业潮”转变，要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以此带动大批农民就业与增收。■

农民选择篇2

关键词：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Slogit模型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加重了农民的养老负担, 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1〕农村养老保障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2〕统筹发展城乡养老保障事业成为从根本上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 〔3〕为有效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我国政府在强调统筹发展的同时,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 “普适”的模式。〔4〕国务院从2009年起在全国10%的县 (市、区、旗) 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 进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 的试点, 覆盖效果显著。当前, 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民作为这项制度的参与主体, 其意愿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及实施效果, 因此, 需要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系统研究。

为有效解决农村养老面临的严峻挑战, 学者们针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过研究。王学义等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模式选择受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居住情况、子女就业地点和是否有养老保障等因素的显著影响;〔5〕郭秋菊等采用Logistics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不同婚姻状态下农村男性的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研究发现, 婚姻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6〕熊波等建立Logit模型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研究后发现, 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与家庭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年纯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显著;〔7〕沈苏燕等建立Logistic模型对中青年农民的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研究后认为, 个人特征中的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已经参保和家庭特征中的婚姻状况、男孩个数、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因素对意愿影响显著。〔8〕

学者们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研究, 在方法上多局限于用Logistic或Logit模型对因变量是二分变量的情况进行分析, 在内容上忽略了新农保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本文是在新农保逐渐实现全面覆盖及国家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背景下, 针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所进行的研究, 利用Slogit模型分析了可观测变量对多分变量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 研究的针对性更强、参考意义更为突出。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当前阶段, 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主要受制于养老经济资源供给不足, 根据养老经济资源支持力的来源, 在理论上可以尝试将养老模式划分为三种: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 〔9〕其中家庭养老是指子女、老伴或亲属供养;自我养老是指年老后养老依靠自我储蓄、继续劳动的收入等;社会养老是指养老主要依靠社会养老保险、高龄津贴或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等。然而, 在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不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自我养老效果不佳的背景下, 单一的养老模式很难承担起养老重负。农民养老模式的选择具有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 单支柱模式和多支柱模式并存。本文以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以三种基本养老模式为基础, 将农村养老模式划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家庭养老、自我———社会养老、家庭———社会养老、自我———家庭—社会养老。因此,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包括七个等级的多分变量, 表1列出了所有变量的详细解释。根据已有研究成果, 将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农民个人特征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第二组为农民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子女人数、家庭劳动力数、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承包土地数、家庭人均年收入等;第三组为农民社区特征变量, 包括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社区政策宣传等;第四组为农民行为态度变量, 包括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养老需要抵御未来风险三个方面。

2.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中因变量的类别排序没有明确界定, 且农民对于养老模式选择的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及行为态度等四个潜变量, 因此可采用Slogit模型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研究。Slogit模型可以作为多项选择模型和排序选择模型的折衷, 〔10〕具体可表示为:

设共有m种选择, 定义ηik=θk-∑dj=1jkXiβj (k=1, 2, …, m-1)

以矩阵的形式表示为:

其中, Φ ( (m-1) ×d) 是由参数ij构成的矩阵, B (p×d) 是由参数βi构成的矩阵。由于ΦB′=ΦMM-1B′, 因此 Φ、B不可识别。为了参数的可识别性, 必须施加d2个约束。Stata中默认的约束方法是将 Φ 进行如下分解, 并定义M=Φ1-1, 由此可得:

左上角矩阵为单位矩阵, 称为拐角约束。面对多种养老保障模式, 农民选择养老模式k的概率为:

根据识别的约束条件, Фij=1, Фik=0 (j≠K, K≤d, j≤d)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 可将Sl- ogit模型表示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数据来源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的资助下, 笔者对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效果较好的榆中县、会宁县等地区进行了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调研。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调查采用一对一的方式, 就问卷中涉及的变量与当地农民进行沟通。调查结束后对问卷进行了集中检验, 共获得有效问卷146份, 占问卷总数的97.3%。

2.变量描述

表2列出了Slogit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等基本统计特征, 在本文构建的Slogit模型中, 养老模式选择意愿Y是一个1~7的多分变量, 其均值为4.38, 表明农民在意愿上倾向于选择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模式。

(1) 调查对象的个人特征。在农村地区, 男性农民承担的养老压力相对较大, 其对养老意愿的表达更具有代表性, 因此本次调查对象以男性居多, 占调查总数的70.5%;年龄越大对养老的考虑就会越多, 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表达就越真实, 此次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8.71岁, 其中60岁以上比重为57.5%;婚姻状况方面, 有91.8%的调查对象已婚;健康状况方面, 有35.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一般, 另有30.1%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差。

(2) 调查对象的家庭特征。共同生活的家庭中, 五口之家最多, 占29.5%, 其次是四口之家, 占22.6%;调查对象家庭平均子女人数为3.16人, 其中有2~4个子女的家庭所占比重较高, 占74%;每个家庭平均拥有3.01个劳动力, 其中拥有2个劳动力的居多, 占39%;有65.8%的调查对象子女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每个家庭平均承包土地的数量为7.83亩, 其中承包土地数在8亩的家庭居多, 占22.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1元~4000元的居多, 占调查总数的61%。

(3) 调查对象的社区特征。调查对象所居住社区离最近县城的平均距离为13.38公里, 其中距离在6~16公里的居多, 占79.5%;对农村养老保障政策进行积极宣传的社区占调查总数的43.2%。

(4) 调查对象的行为态度。关于调查对象的养老态度, 58.2%的人表示养老模式的选择应保障基本生活需要;62.3%的人表示养老模式的选择需要提高生活质量;65.1%的人认为养老模式的选择应抵御养老风险。

四、模型分析

本文选择了反映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和行为态度等四个方面的15个解释变量, 利用Stata软件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了Slogit模型估计。表3中模型估计结果是让所有的变量进入模型中的检验, 检验结果反映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通过对相关参数的分析可以发现, 所构建模型中Prob>chis=0.001, 因此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 解释变量整体上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性的影响, 其中X2 (年龄) 、X4 (健康状况) 、X6 (家庭子女人数) 、X8 (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 、X10 (家庭人均年收入) 、X12 (社区养老政策宣传) 、X13 (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需要) 、X14 (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 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X1 (性别) 、X3 (婚姻状况) 、X5 (家庭人口数) 、X7 (家庭劳动力数) 、X9 (家庭承包土地数) 、X11 (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 、X15 (养老需要抵御未来风险) 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1.个人特征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

由表3可知, 反映个人特征的可观测变量中, X2 (年龄) 、X4 (健康状况)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 分别通过了10%和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差, 农民养老的危机感更强, 会更倾向于选择多支柱的养老模式满足养老需求;X1 (性别) 、X3 (婚姻状况)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解释是:在农村地区, 受固有内外环境的影响, 养老成为农民面临的共性问题, 更多地受家庭性特征的影响, 因此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体性特征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2.家庭特征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

反映家庭特征的可观测变量中, X6 (家庭子女人数)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 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农民受 “养孩防老”传统观念影响较深, 家庭中子女人数越多, 农民越倾向于选择单支柱的养老模式, 反之, 则会选择多支柱的养老模式;X8 (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系数符号为正, 其原因在于:在我国新农保及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 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民, 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 因此子女参保使选择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模式成为可能, 如果子女未参加新农保, 则农民无法享受社会养老待遇, 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选择也受到了限制;X10 (家庭人均年收入)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 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越高, 抵抗未来养老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会选择多支柱的模式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要;X5 (家庭人口数) 、X7 (家庭劳动力数) 和X9 (家庭承包土地数)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①从 “养老资源支持力”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所有家庭人口都构成支持力, 因此家庭人口数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②家庭劳动力数只是一个相对数字, 很难体现出其与家庭收入水平及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必然联系;③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土地产出率较低, 养老保障功能不断弱化, 很难承担起农民的养老功能。

3.社区特征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

反映社区特征的两个可观测变量中, X12 (社区养老政策宣传)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在1%的统计水平下正向影响显著, 表明社区养老政策的宣传可以使农民摆脱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 通过主动选择多支柱的养老模式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X11 (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虽然会呈现区域分异的特征, 但这种特征的差异很难通过一村一镇体现出来, 即同一地区范围内, 社区位置的不同对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4.行为态度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

反映农民行为态度的3个可观测变量中, X13 (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在1%的水平下负向影响显著, 表明农民如果对未来养老的要求不高, 仅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养老的出发点, 则其倾向于选择单一的养老保障模式;X14 (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 通过了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农民对于未来养老保障的水平要求越高, 就越倾向于选择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模式;X15 (养老需要抵御未来养老风险) 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在于:在 “未富先老”的状态下, 面对养老压力, 农民更多地是被动地选择养老保障模式, 而对于主动地抵御未来养老风险问题考虑较少。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依据微观调查数据, 在对农村养老模式分类的基础上, 构建Slogit模型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结果表明:①农民在意愿上倾向于选择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模式, 其中选择自我———社会养老模式的农民最多, 占调查总数的24%;②年龄、健康状况、家庭子女人数、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③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承包土地数、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养老需要抵御未来风险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并无显著影响。

我国正处于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转型时期, 传统养老模式的保障功能不断弱化, 而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善, 农村养老面临严峻挑战。农民的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既受到传统养老模式的惯性影响, 也与正规养老模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为保障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 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 针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 继续发挥子女养老保障的功能, 巩固亲子关系 “反哺”对农民养老的重要保障作用;第二, 利用国家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契机, 社区应加强对正规化养老模式的宣传, 影响农民做出合理的养老模式选择;第三, 调整地区产业结构,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工商业和服务业,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保障农民未来养老需要;第四, 转变农民养老行为态度, 提高农民对于养老风险、养老目标的认识, 重视通过自我养老资源积累主动规避养老风险, 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吴海盛, 江巍.中青年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8, (11) .

[2]杨惠芳.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05) .

[3]韩旭峰, 夏敏, 韩建民.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问题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2011, (11) .

[4]郝金磊.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构建[J].广西社会科学, 2012, (12) .

[5]王学义, 张冲.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 2013, (03) .

[6]郭秋菊, 靳小怡.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 2011, (01) .

[7]熊波, 林丛.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实证研究[J].西北人口, 2009, (03) .

[8]沈苏燕, 李放, 谢勇.中青年农民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五县区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11) .

[9]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05) .

农民创业如何选择致富项目篇3

2、有的只具备了致富所要求的一部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应想办法创造所不具备的条件，再结合未来市场供求情况选择相应的致富项目。

3、有的虽然各种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具备，但这些条件的具备程度不同，有的较充分，有的不太充分，应该想办法加强不太充分的条件，使之与致富要求相适应，以选择相应致富项目。

4、有很多农民不完全具备致富所要求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很难弥补、创造这些条件，选择任何致富项目都不可能成功，这就很难致富；但也可以结合自己有限的条件，寻找市场需求，增加自己的收入。例如：有的农家有一辆脚踏三轮车，又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就可以在农闲时间或节假日到城里拉客，搞人力运输，搞城乡必需品的交流等等，这样也可增加些收入。如果这点条件也不去利用，就不会增加收入，在家庭各项必需支出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就只能处于贫困状态。如果不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致富项目，不自量力或悲观消极，就达不到致富目的。

三、应结合实践和事物的变化判定致富项目的真假优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利用虚假的致富项目、方法和信息骗取钱财，坑害致富心切的农民。面对丰富繁杂的致富项目、方法和信息，农民要结合实践情况和事物的变化判定致富项目的真假优劣，以便正确地选择致富项目。

1、有的致富项目、方法、信息已经过时，要结合别人的实践情况和市场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盲从，以免做徒劳无益的事。

2、有的致富项目(例如海产品的种养)，只能在特定的地理、气候、资源条件下才能致富，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本人又不可能到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经营，就不能把它看成是好的致富项目，就不该选择该项目。

3、有的致富项目(例如培育良种、新品种)要求个人具备某种特殊素质，该项目列于其他不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来说，就不是好项目。

4、有的致富项目处于炒卖品状态，带有传销欺骗性，并不是像其宣传的那样“提供服务、高价回收产品”，最终选择这种项目的大多数农民就得吃亏上当。

5、有的致富项目虽然处在初期，其产品市场也需要，但却未必能致富。例如：穴播机之类的小农具，虽然能给农民带来某种方便，提高劳动效率，农民也需要，但买一台需要花几十元或上百元，农民在有限的责任田里每年用上一次(一两天)；大部分时间闲置，不少农民不舍得花钱买它，或者认为它不太值得，该类农具就难销售，开发这种项目就很难致富，这就不是好项目。

6、某些致富项目，对少数人来说是优等项目，但多数人都搞这个项目时，其产品供过于求，它就变成了劣项目。

7、每个农民只结合自己的绝活、绝招、绝对优势选择别人不能干或干不了的项目，才是好项目，才能致富。农民在选择致富项目时，应结合别人和自己的实践情况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辨证地判定致富项目的真假优劣。不可采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千万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模仿。

农民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致富项目才能致富。

农民选择篇4

发展特色农业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现实选择

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放慢的.具体原因很多,诸如市场约束加大;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产品优良品种少,造成增产不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税费负担过重;乡镇企业不景气;城乡就业压力大,劳务输出减少;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等等.

作者：葛深渭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商学院刊名：改革与战略 PKU英文刊名：REFORMATION AND STRATEGY年，卷(期)：“”(4)分类号：F3关键词：

农民选择篇5

大观区辖3个乡镇和7个街道办事处，28个行政村，总面积236平方公里，其中乡镇总面积196.11平方公里，总人口28万，其中农业人口6.8万，耕地面积5.4万亩，林地3万亩，水面10万亩，人均耕地0.7亩，去年全区农林牧渔总产值3.26亿元，比2005年增长41.9%，农民人均纯收入4828元，比2005年增长51.7%。我区自2006年启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以来，区政府与主管部门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为原则，通过加强领导、扩大宣传、强化管理、规范操作等有效措施，全面推进阳光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农民增收。

一、主要成效

随着阳光工程的深入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培训了一批技能型农民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区已连续三年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共培训1200名，转移1044名。培训内容有：餐饮服务、建筑施工、计算机应用、汽车驾驶等。

2、促进了劳务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通过调查表明，参加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年纯收入增加2000元以上，增长30%以上。阳光工程培训为提高农民工技能，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3、提高了企业素质，促进了经济发展

接受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进入企业后，给企业增添了活力，提高

了企业竞争力，也促进了企业更好地发展。目前，我区有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11家，区级2家。2008年农业产业化企业完成销售收入4.37

亿元，比上年增长58%，直接带动农户4万户。我区已有省级著名商标

2个，市级著名商标4个，省级专业示范村2个，省级示范合作经济组织

1个，无公害农产品基地1个。

4、加强农民多种形式培训，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

开通了大观区农业信息网站，宣传党的支农惠农政策，提供致富信

息等内容，组织乡镇农业站农技人员到各村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传授

农业实用技术。据统计2008年举办培训班36场，培训农民0.49万人，午季作物田间管理技术服务3.01万亩，春季作物生产技术服务4.79万

亩，指导生猪生产1.02万头,家禽生产8.05万只,渔业生产3.7万亩。

另外，我区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已发展到12家，带动农户4万户，经销肉

禽蛋奶1.2万吨，水产品2000吨。2008年河口丝瓜协会通过协会组织

服务使户均增收300元，人均增收80元。

5、新型农民充分参与以蔬菜主的五大基地建设

我区充分整合、利用农村现有的各种教育资源，健全完善农村科技

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为城郊型现代农业和新

农村建设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民。围绕 “立足大观、依托城市、服务城

市”，做大做强畜禽、疏菜、水果、水产等优势产业，让全区广大农民重

点参与五大龙头基地建设，一是参与建设海口无公害蔬菜基地。海口无

公害蔬菜基地是市政府菜篮子工程重要内容，全区现有蔬菜种植面积1.3万亩，去年新增蔬菜种植面积3000亩，其中新增大棚蔬菜400亩。二是

参与建设石门湖水产养殖基地。2万亩石门湖原生态养殖示范区年产

1000吨水产品等特色产业基地，已形成规模经营。三是参与建设农家乐

休闲娱乐基地。宜梅果业、西江开发、龙晟生态园、独秀山庄四个基地

已取得成效。四是参与建设永强新球万利畜禽养殖基地。建设永强家禽

良种场年产600万羽家禽；新球畜禽养殖小区养殖蛋鸡10万只；万利科

技示范园、茅岭苗圃养猪场、茅岭良种猪繁殖场、勇红养猪场四个生猪

标准化养殖小区。五是参与建设山口生态农业基地永青生态园、龙塥圩

综合养殖场、联胜渔庄等农业基地已初具规模。

二、主要做法

在区政府的重视下，区阳光工程办公室抓住关键环节，采取有力措

施，保证了阳光工程顺利实施。

1、加强领导，成立组织，保证培训工作人员的顺利进行。加强农村

劳动力培训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民增收、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途径。因此，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于2006年5月成立了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大观区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专题会议，抽调了一批事业

心强，办事认真负责的同志充实区阳光工程办公室的力量。

2、加大投入，整合资源，确保培训工作的有效实施。为确保阳光工

程项目的有效实施，区政府除承诺培训配套资金及时到位外，还安排了

专项工作经费。

3、加强宣传，强化管理，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区阳光办公室将协同有关成员单位加大对培训单位的转移培训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力度，确保培训计划的完成，承担转移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要按培训计划开展工作，切实保证培训的质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将通过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和远程教育手段，积极宣传阳光工程政策，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三、今后工作重点

我区实施阳光工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采取了有效措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发展不平衡、工作机制不完善、跟踪服务不到位以及品牌建设推进缓慢等，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突出抓以下几方面工作：

1、抓典型引路

在优化配臵社会资源、强化监管措施、建立责任制、提高培训质量和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等方面，要认真总结典型经验，为进一步推进阳光工程提供借鉴。

2、抓质量提高

加强培训过程管理，强化“三堂课”制度，加大师资培养力度和实训基地建设，抓好学员考核考评工作。督促各培训机构把就业放在重中之重，面向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围绕提高就业技能，按需培训、因人施教。逐步降低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推动农民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提高鉴定率。

3、抓就业

鼓励培训单位通过建立稳定就业渠道，提高转移就业的稳定率，确保就业。发挥区职教中心的作用，鼓励城市中介机构向农村延伸，扩大服务面向，以此不断提高农民就业的组织化程度。

4、抓品牌

鼓励乡镇通过资金扶持、基地认证、品牌推介、组织化服务等方式，打造本地的知名劳务品牌。2009年围绕我区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市菜篮子工程基地建设实施民生工程，培训新型农民1000名，其中阳光工程培训400名，农民技术培训600名，重点有：计算机应用、蔬菜栽培技术、水产养殖技术、畜牧养殖技术、餐饮、家政服务等专业。通过品牌战略，带动培训质量的提高、劳务市场的拓展、输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实现。同时加大劳务品牌的宣传和推介力度。

5、抓服务

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改进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特别是要在信息、维权等方面加强服务，切实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真正将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充分体现在实施阳光工程的全过程之中。

安庆市大观区阳光工程办公室

农民选择篇6

全市新农民培育农民工培训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提高我市农民素质，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根据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05〕35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号）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06〕25号）精神，制定本培训方案。



一、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及农民工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我市是农业大市，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大市。抓好新农民培育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失地农民培训转移，对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统计，我市有农村劳动力173.6万，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近65万人。但大多数未经过培训，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就业技能，就业空间较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随着城乡经济和加工制造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很多用工单位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者的要求也逐步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新农民，特别是随着我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园区蓬勃兴起，园区用工量不断扩大，一些园区招工难的问题逐步开始显现。作为与市场、与经济、与社会直接联系的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和人民性，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在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社会就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开展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把对新农民的培育，务工农民的技能培训和失地农民的培训，纳入整个教育发展规划之中，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分工协作，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坚持多予、少取、方便灵活，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和市场手段，以整合培训资源，引导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充分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转移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有效解决工业园招工不足的难题，为建设新九江提供有效的技能人才支持。

(二)基本原则：加强市场调查与预测，坚持按需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坚持政府支持引导与市场化、社会化培训相结合，多方筹集培训资金；坚持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给合，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坚持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相结合，扩大培训覆盖面；坚持培训与转移就业相结合，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

三、培训目标和任务

(一)构建一个网络，就是农村教育和培训网络。即以市农业类普通中专和省、市已经审定的培训基地为骨干，以县级职教中心（职业高中）为主阵地，以乡（镇）村级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为辐射点，构建覆盖全市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网络体系。

(二)实施两项工程。一是职业教育强县富民工程。就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训、技术服务、项目引进、生产示范和成果推广等方面的作用。为农村现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服务，围绕强县富民，2007—2010年每年培训新农民2万人，即每年对新进入农民队伍的2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进行1—2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农产品经纪人以及农业实用技术知识的培训，努力提高新农民的素质。达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二是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就是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经济为根本目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普遍提高务工人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使其掌握1—2项实用技能。达到培训一人，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效果。2007—2010年培训35万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

四、培训内容和方式

农民选择篇7

在中国, 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 被视为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农民工退保, 从办理农民工保险之日就出现过, 但人数并不多。然而时至今日, 却出现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而退保率升高的现象。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社保管理中心, 每天都有外地打工人员前来退保, 甚至出现退保人数比参保人数还多的现象。有报道称, 临近春节, 珠三角地区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 有的地方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以东莞为例, 仅2007年一年, 当地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前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而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按照部分专家的说法:广东只是个外来劳务人员最多的地方, 人员的相对集中导致退保现象的大量和显著而已。实际上, 农民工退保在全国各地都大量存在, 并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预测近几年内, 这个趋势还可能继续扩大。

二、农民工退保原因分析

1. 农民工工作变动的频繁性与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的固定性之间的矛盾。

农民工退保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裁员或倒闭, 或是农民工自己因事离开而不能继续在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地方工作或者务工, 而目前的养老保险又不能实现异地转移和续接, 所以选择退出养老保险。因为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他们可以领到一部分退保费。即可以退个人缴费那一部分, 也就是总保费的8%左右。

由于农民工退出的保费与他们缴纳的总体保费相比数目极小, 同时如果盲目退保的话, 损害最大的还是农民工自己的权益。因为一旦退了自己的养老保险, 重新参保以后, 参保的年限就要从头算起,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 可以说得不偿失。所以农民工退保, 被不少人认为是短视之举。

2. 当然, 也有不少人认为农民工退保, 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

在2007年召开的两会上, 就有代表提出农民工退保, 得利的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不仅不阻止农民工退保, 甚至对农民工退保进行支持。原因在于农民工退保后可以给交纳保费的地方财政留下巨额的财政收入。以深圳为例,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计算得出, 2007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根据现行政策, 企业为农民工代缴部分只能留在原地, 按照每个农民工1 000元一年计算, 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同时农民工退保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直接减轻了收取保费的地方财政以后会面临的财政支出压力。”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造成了对全国联网的障碍。”中国人民大学保险学系主任张洪涛表示, 个别城市鼓励农民工退保, 是因为外来人员在当地退休的越多, 当地财政需要支出的养老金也越多, 如果外来人员退保, 他就不可能在当地退休, 当地财政也就不需要支出他的养老金了。

三、农民工退保中的关键问题:社保关系接续困难

农民工有参保和退保的自由, 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依据法律收取保费的权利。人们可以假设, 如果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地区自由转移和接续, 那么农民工退保就会少得多;同时, 只要农民工不退保, 地方财政的退保收益就会最终用到农民工养老保险以后的支出上。

围绕农民工退保所反映出来的阻碍和难点, 可以看出农民工之所以退保, 首要因素就是工作变动大, 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有必要解决农民工社保关系的转续问题, 如果农民工所办理的保险可以随农民工转移而转移, 退保问题也就可以化解了。在2007年3月的两会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公布了解决农民工社保关系转续应对措施:“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 要实现跨省市的人员流动的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关于这个问题的实施办法, 现在劳动社会保障部正在进行调研,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估计在今年内这个办法就可能成熟出台。在出台了养老保险、其他保险关系跨省市转移接续办法之后, 再加上全国养老保险信息网的建设, 我们就有条件在全国实行社会保险卡的‘一卡通’。”

但是在实际上, 如果不能对农民工的身份和地位有个清醒的认识, 就算实行了社保关系的转续———农民工社保关系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自由流动, 也不一定就真的可以解决农民工社保建设面临的所有问题和遏止农民工退保狂潮。

四、农民工社保关系转移续接中的软肋

农民工自身背景条件有着造成农民工退保的深层危机。对农民工的分析首先必须了解农民工的特殊背景和实际。农民工是间于我国工人和农民的一种特殊形态。郑功成教授认为“农民工”这个概念可以细化, 他的这一观点也是比较受肯定的一种分类法:第一类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 大约占15%~20%, 他们多年在城市工作, 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来源和相对固定的住所等等。第二类是以农业为主, 以务工为辅的类型, 对这部分人, 他出来打一个月、两个月工或者长一点时间的工, 就会回去的, 所挣的钱也是一分一分都要带回去的。第三类是处于流动状态的, 今年在北京, 明年在上海, 后年在苏州, 处于非稳定状态。他们将来有可能变成产业工人, 也有可能回去再做农民。对农民工的发展去向, 应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分析, 第一类固定下来的少数农民工, 他们不存在社保关系的转续问题, 他们只要在一个地方连续交纳保险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第二三类占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 还是必须进行影响农民工退保原因更为详细的分析:

第一部分:作为经济自由人的农民工。按照经济自由人的分析方法, 农民工是完全按照自己经济计算决定取向的自由人, 经济标准是农民工行为的决定标准, 因而作为经济自由人的农民工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回报作为行动方向。简单的说就是决定去“城市”还是留“乡村”。社保转续后的新问题是:农民工留在家乡, 其社保关系办理年限就相应推后甚至暂停办理。就算社保关系转到其家乡, 让农民工交纳每月在外出务工期间的保费显然不现实, 就算农民工肯交纳, 那么谁来交纳原本在务工期间由单位交纳的那部分20%的保险金?农民工本来就是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出来, 当地财政显然也没有直接拨付的能力和理由。

第二部分:对中国务工政策前景没底或者说不了解中国务工政策的农民工。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实际上农民工务工潮的兴起也就是最近这十几年左右的事。在我们对农民工二次分化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农民工不了解国家对务工政策的安排, 不知道国家的务工政策会持续多久, 趋向于干一年是一年, 不能务工了就回家的做法。在这类农民工心中土地被认为是最有保障感的后盾。对于这部分农民工, 如果不能让他们理解国家的政策走向, 他们参保的积极性就不会强烈, 就算被按要求参了保, 离开城市的时候退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五、解决农民工退保, 政府决策应因时而变

1. 农民工退保。

彰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政策设计的矛盾。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国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 主要是随着务工潮的兴起, 才逐步建立的。2002年9月, 上海市最先推出《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 其中包涵了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相关规定。随后, 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相应的监管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也在开始实施。广州、南京、武汉等地也均出台了相关的法规, 明确规定要为民工购买工伤、医疗等保险。可以说, 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建立, 起步晚、基础低, 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完善。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工群体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和飞速发展, 政策设计环境的不停改变, 使得当初设计好的政策不能快速适应农民工群体巨变的现实。

2. 农民工退保潮的有效遏制, 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恢复, 政府的作用可以说居于重中之重, 政府决策应因时而变才行。

要从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和自由流转这个基点出发去制定各地的农民工社保工作政策, 从便与衔接, 易于管理入手。在现行农民工保障政策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和调整, 制定更适合农民工群体的社保政策和法规, 比如从以下方面进行适当调整或修订:

第一, 重新考虑十五年累计交纳保费的期限。可以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比较宽松的计算时间方式, 以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和工作不稳定的特点。如果国家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目标, 发展城镇化, 那么对农民工保费交纳就可以尽可能的宽松一些, 政策灵活一些, 以方便农民工适宜农民工的方式进行。也可以缩短一些保费交纳的时间限制等等。

第二, 农民工保费上缴国家财政, 而不在地方财政留存。农民工保费直接纳入国库, 地方政府只是负责收取, 就可以保证各地在农民工保费上没有区域之别, 也就不会有地方利益的干扰。

第三, 农民工不得自由退保, 以确保农民工的最终受益。农民工社保的实施, 应该具有强制性, 如果我们坚信对农民工实施保障举措是有利的, 那么就不应该准许农民工自由退保, 而应该在农民工退保时晓以利害, 告诉农民工他们交纳的保费最后是他们的, 可以在年老时领取的, 化解农民工对社保交费的忧虑。

第四, 加强宣传, 并把各地农民工参保作为评价地方政府业绩的参考指标, 积极推动农民工参保。让农民工熟悉保险, 乐于参保, 支持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当然,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终究是大势所趋, 做好农民工保障, 解决好农民工参保过程中的障碍和矛盾,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摘要：农民工退保, 是对中国正在逐步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削弱。分析愈演愈烈的农民工“退保潮”, 有效解决农民工退保问题, 对于完善中国养老保障体系, 促进中国新农村建设意义深远。从农民工自身角度以及政策角度分析农民工退保的主要原因, 提出政策制定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关键词：退保,决策,经济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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