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执行

论行政强制执行

论行政强制执行 篇1

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803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规定不得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种是，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应纳税而不纳。两种情况都属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

2.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但该义务产生的依据，即行政强制执行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争论。大陆法系国家早期曾主张包括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近期行政强制执行的趋势，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根据，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

4.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其源在于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当然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大陆法系中很多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不同的是，德奥等国早期曾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期则有重大变化，行政机关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尚须法律特别规定，这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均肯定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处分权当然包括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无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如19世纪时普鲁士学者安休斯（G.Anschiite）、布伦诺（K.Brunner）均持此说。

其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奥托·麦耶尔（Ot to mayer）进一步予以发展，认为行政权依法发动之命令，原则上即应包括强制执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国家之行为，其与某人对债务人所做之请求截然不同。用强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实现乃当然之理”。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基于公权力之国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备执行力，吾人应认为直接强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别规定，该行政官署当然有权予以执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页）。

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责难，西德著名行政法学家佛鲁斯特霍弗（Frnst Forsthoff）在分析了行政权与公民的关系后，认为“无例外的，应固守一个原则，即行政权仅能在具体之情况下且为法律所承认者，方得行使强制手段。”此后，德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的命令权与实现命令之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两者都须有其法规上之根据，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则——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见解：“行政强制，不问其为行政上之强制或行政上之即时强制，均因以人民之身体及财产之侵害为其内容，因此近代法治国家若须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下令与强制为各别之行为。”（《行政法总论》1965年第380页），当前日本学者大都持此说。）

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权的归属，已由长期实践形成制度，并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加以规定，大致可归纳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作为强制执行，有许多共同处，对某些国家来说，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并无实质区别，它们都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如美国。对另一些国家而言，虽然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是分开的，但行政强制执行在内容与方式上也都是从民事强制执行仿效而来，如德国。从我国具体情况看，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的区别在于：

（1）从执行主体看，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是行政机关。这与民事强制执行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不同。

（2）从执行依据看，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处理决定，即使在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其执行依据也是行政处理决定。而民事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的判决、裁定或调解等法律文书。（3）从执行对象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而民事强制的对象仅限于物。

（4）从执行结果看，行政强制执行不存在执行和解，只能强迫义务人履行义务；民事强制执行则可以执行和解。（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页。）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因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引起的。但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法定义务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强制执行，如纳税，当事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必须强迫当事人履行；另一种情况是，此义务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给予行政处罚，使其记取教训，以后必须履行义务。如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此时只能科以罚款，使其以后遵守交通规则，不可能强制执行。从性质上说，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要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执行和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这是法律在设定处罚还是强制时必须注意的。实践中，也有以处罚代替强制执行的，即以处罚代替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的情况，如有些地方对农民侵占集体土地建房，行政机关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罚款结案，这实际上将起到怂恿违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很不相同。行政处罚主要运用警告、罚款、没收财物、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则采取代执行、执行罚、强制征收以及直接强制等手段。由于行政处罚都是一次的承担义务，因而在行政处罚难于执行时，尚需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后盾。

三、对目前有关行政强制执行定义的辨析

我国行政法学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强制执行的章节和定义，粗看似大同小异，细加分析，可以发现一些理论上存在的问题。现先摘录几条有代表性的定义，再加分析，也许将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时，国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法定的强制手段强制当事人履行其义务，这就是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又叫做行政执行。”（注：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页。）

（2）“强制执行行为指由于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不履行行政机关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为。”（注：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页。）（3）“行政强制，也叫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对拒绝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的当事人，或其有关实物标的依法实施强制措施，以促使某项义务的履行；或者为了公共利益而对特定的人或物实施强制手段，以限制某项权利的行使。”（注：张焕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页。）

（4）“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用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注：应松年、朱维究：《行政法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页。）

（5）“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的当事人采取的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的、针对特定的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执行。”（注：张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页。）

（6）“行政强制执行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其义务的行为。”（注：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页。）

（7）“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义务时，行政机关以强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实现与履行有同一状态的行政行为，通常简称为行政执行。”（注：张尚＠①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页。）

（8）“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管理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的行政执行行为。”（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页。）

（9）“行政强制执行，可简称为行政执行或行政强制，是指相对人负有法定义务，拒不履行，由行政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者由他人代为履行以达到同样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注：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页。）

这些定义的共同点都指出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法定义务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定义又存在着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行政强制执行理解的不准确。

（1）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行政强制。

实际上行政强制的概念较行政强制执行为宽。它包括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即时强制等。

（2）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强制措施，但这两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执行是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义务。行政强制措施一般是为了保全证据或制止违法。有时，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以后的强制执行。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也可能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个前奏阶段出现，从而使两者难以区分。

（3）将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执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这种观点在早期德奥等国比较流行，但二战以后这种观点和做法都已被摒弃，因为它有放纵行政专横的可能，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长期来没有理论加以明确阐述，但实践的做法是确定的：将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分开，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但一般都没有强制执行权，只有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该行政机关才具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权，可以在作出处理决定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强制执行。

毫无疑问，行政处理决定是具有执行力的，但执行力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自己可以强制执行。将行政处理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离，将行政处理决定权与行政处罚权分离，这是现代行政法，也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4）将行政强制执行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强制执行行为在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时，当然可以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但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法院审查同意，下令强制执行时，它就是司法强制，不应再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5）一般行政强制执行的定义中，大都未明确指出行政强制执行的根据应为行政处理决定，不应直接依据法律执行。

四、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简介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起始于西方，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德奥模式和法国模式。

（一）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的特点是，行政机关在相对一方不履行行政义务时，原则上不能自己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这就是“藐视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当然，作为诉讼，被告方也同时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决定是否合法进行争论，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济程序。此外，它也并不妨害相对一方在不服行政处理决定时，根据特别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向法院请求司法审查。

另外，有下列四种情况，有即时强制必要的，行政机关可以不经由行政上的诉讼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认而自行执行：（1）对负有缴纳国税义务财产的查封与扣押；（2）对外国人驱逐出境；（3）对妨害卫生的行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注：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页。）

美国强制执行的理论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这种对公民极易造成损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从来属于司法权而非行政权，这是理解美国模式的关键所在。

（二）法国模式

为确保行政义务之履行，法国采用由司法机关对义务违反者施加刑罚的办法。依靠义务人对刑罚的恐惧以促使其自动履行。这种刑罚与一般刑罚不同，称为行政刑罚。但刑罚与行政罚只在法律有规定时才适用，如果法律对于某项行政义务的不履行没有规定处罚，或者情况紧急，需要即时强制时，行政机关也可使用强制力量直接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所规定的义务，称为依职权执行或强制执行。

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法律有明文规定；（2）情况紧急；（3）法律无明文规定，也无紧急情况，但法律也没有规定其他执行方法时，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执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适用强制执行；（4）当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显的恶意。强制执行的方式，一为代执行。（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69页。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页。）

（三）德奥模式

1953年联邦德国颁布行政强制执行法，共4章22条。（注： 见《联邦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译，《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内容是：

（1）行政强制执行包括金钱给付义务及行为的忍受、不作为义务的强制。但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适用其他单行法。（2）行政强制执行原则上应以先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直接根据法律就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做法已被摒弃。但即时强制可无须预先的行政行为。（3）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原则上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可部分或全部委托下级行政机关代为执行。（4）执行方法为：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代执行只能由执行机关委托第三人完成，费用由义务人承担。代执行或执行罚不能达到目的或难以实行的，执行机关可直接强制。强制方法必须与其目的保持适当比例。决定强制方法时，应尽可能考虑当事人和公众受到最少侵害。（5）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书面方法作出告诫，告诫应附履行期限，明确执行方式。需义务人承担费用的，应在告诫中列出预定费用数额。执行罚应告知确定的金额。告诫必须送达。（6）义务人在代执行或直接强制过程中反抗时，可对其采取强力，依行政机关请求，警察须提供职务协助。执行达到目的后，立即停止。（7）执行罚未获缴纳时，根据执行机关的申请，行政法院在经听证后，可裁定命令代偿强制执行，一日以上，两星期以下。（8）对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应有法律救济。

奥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公布于1925年，共13条，（注：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页。）主要内容有：

（1）行政强制执行由县级及其上级国家行政官署负责执行。（2）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①应以最轻微之方法达到强制执行之目的；②金钱给付的强制以不影响被执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养义务之履行为限。（3）强制方法有代执行、执行罚、直接强制。

负有忍受、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又不能代执行者，可由执行机关科处罚金，或将其人收押，以强制其履行。直接强制须以先有执行处分为前提，可不经告诫程序。（4）临时处分（假处分），当事人确有行政义务存在，或不能确定时，执行机关为保全义务之履行，得为临时处分。但以义务人有自行处分其财产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义务之履行，有妨害执行或使执行有困难者为限。（5）行政救济。

（四）日本强制执行制度之发展

日本于1900年师承普鲁士法制，颁布了行政执行法和行政执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此作了总结，认为罚锾之强制作用较为间接，效果低微；直接强制曾被行政机关滥用，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之空前侵害，因而于1948年公布《行政代执行法》，共7条，（注：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页。）据此，行政机关一般只享有代执行的强制执行权。

除代执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关于执行罚、直接强制与强制征收的规定。（注：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90—91页。）

五、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是《行政诉讼法》，该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前有“依法”两字，说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只有法律特别授予时才具有。）

（一）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如法律没有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就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与国外不同。申请不是诉讼，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申请比诉讼效率较高，这是适应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请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申请如经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强制决定就成为司法强制决定，法院可以运用其司法强制执行权，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因此，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以后，法院必须认真进行审查，不仅要作形式审查，还要作实质性审查。对行政机关的申请，经审查合法，将由法院实施司法强制；经审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机关，不予执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否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行政机关如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章无权作此规定。制定行政诉讼法时曾考虑到这一因素，如仍坚持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则大量根据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将失去强制执行的后盾而变成一句空话。在目前情况下，这将给行政管理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第66条特别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据此，凡属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不履行义务又不起诉的，行政机关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须以法律、法规规定为限。至于能否执行，还需人民法院审查。这是我国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性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应该已经不存在申请执行必须有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后，人民法院应在多长期限内给予答复？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应在多长时期内答复？执行费用应如何计算等问题，由于至今没有统一规定，以至常常发生矛盾，需要作出规定。

（二）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例外的根据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确规定由哪一级政府或哪一行政机关部门享有哪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权，不能超越。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行政机关就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从我国已有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形：

（1）属于各部门专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一般由法律规定，专项授权给主管行政机关，如：关于人身权的，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履行（《兵役法》）等。属于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如滞纳金（《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强制收兑（《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强制许可（《专利法》）等。（2）属于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原则上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只授予少数几个行政机关，如税务（《税收征管条例》）、海关、审计等。（3）一项特别的财产权，即拆迁房屋、退回土地等，由于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别慎重。原则上都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强制拆迁既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也可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注：《国务院公报》1991年第568页。）

《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交罚款”，可见，强制拍卖或强制划拨，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法规规定无效。也就是说，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强制拍卖或强制划拨的设定权属于法律，其他规范，如法规等无权设定。这是一项一般性规定，不仅对不缴纳罚款的适用，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况。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何种强制执行权，从积极方面说，意味着法律的授权；从消极方面说，也意味着行政机关不享有其他种类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六、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形成和特点

与英美和德奥比较而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自己的特点，英美法系将强制执行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这种作法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德奥模式将强制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在早期时，把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和强制执行权合一，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代则将两者分开，行政命令权不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种作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专横、防止损害人民合法权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

1.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为原则，表明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审查，将有利于减少错误，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第二，用“申请”而不用“诉讼”，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第一，所谓例外就是法律规定的例外，法律规定某一事项可由某一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时，该行政机关才有某一事项的强制执行权。第二，从已有立法的情况看，只有那些属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强制执行事项，法律才授予行政机关。对带有普遍性的强制执行权，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等，控制极严，法律只授权个别行政机关。

可见，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借鉴和吸取了各国经验中的有益成分，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从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机关对不履行行政义务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实现行政权的手段。行政机关有权作出初步行政决定，但无权自行强制执行，除非法律有特别授权。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决定权是分离的，决不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自然组成部分。这表明我国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设定上，考虑到这一权力的行使，将直接关系公民的权益，因而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同时，应该说，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至今仍有很多人误以为既然有权作出行政决定，就有权强制执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则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事，与法院无关，法院至多只是履行一下审查的手续。由此在实践中产生各种问题。

但是，由于我国对行政强制执行尚未统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谓我国的强制执行制度，只是粗线条的概括，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哪些情况的强制执行权可授予行政机关，标准不明确。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归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标准是什么？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有人对此作了归纳，认为划分法院与行政机关执行权力的标准有下述几种观点：（1）以执行标的为划分标准；（2）以法律后果严重程度划分；（3）以案件影响大小为标准。凡在该地区影响大的，由法院执行，一般的由行政机关执行；（注：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页。）（4）以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大小为标准；（5）以案件执行的难度为标准。（注：马生安：《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程序设定》，《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页。）本文作者在前面论述行政强制执行时，实际上也作了划分，从形式看，凡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的，由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没有授权的，全部由法院执行。法律授权的标准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法院执行比较困难，行政机关执行较为方便的，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执行。一般性、普遍性的行政强制执行和法律后果严重的，由法院强制执行。但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的概括，常常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2.法律并未授权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但行政机关却自己强制执行了，应负什么法律责任。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且强制执行本身就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处理比较简单，依法撤销。造成损害的，依法赔偿。另一种是，无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但强制执行内容是合法的。例如，行政机关拆除民房，未经申请人民法院而自行强制拆除。但该拆除决定本身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公民向法院提起诉讼，如何处理？此类情况屡有发生，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恐怕除了建议有关部门给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主管负责人员以行政处分外，似别无良策。

3.在具体操作上，也还有一些困难，例如，低额罚款，100元，200元，且人数较多，被罚款人拒不交纳，是否也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农民建房，超出批准面积10公分，主管机关发现，责令停建，不听，怎么办；如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房已盖好，为了10公分再强制拆除？等等，实践中此类问题很多，都难以处理。

七、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可依不同标准对行政强制执行作不同的分类。

第一，依执法人是否可以请人代替法定义务人履行其义务为标准，分为间接强制和直接强制。

1.间接强制

通过间接办法强制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又可分为代执行和执行罚。

（1）代执行，又称代履行。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可由他人代为时，有执行权的机关可请人代替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再由法定义务人负担费用，称为代执行。例如，拆除违章建筑，人民法院可请人代为拆除，再由不履行拆除义务的法定义务人负担费用。

代执行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执行方式，因而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仅限于可以代执行的作为义务，因而在范围上又受到一定限制。

代执行是由执行机关自行代执行还是请第三者代执行，理论上有争论，实践做法也不一样。日本规定，由行政机关自为；奥地利规定由行政机关自为，也可请第三者代为；德国则规定只能由第三者代为。笔者认为，对代执行的主体似不宜作统一规定，可由单行法根据不同行政领域的特点单独规定。

代执行的费用是事先征收还是事后征收，各国的规定不一，事先征收，会给义务人造成心理压力，促其履行义务，这就起了类似于执行罚的作用；事后征收，便于结算，避免因事先预收而多退少补。我国对此无统一规定。

代执行的程序一般为告诫、代执行和收取费用三个阶段。

（2）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例如，对到期不纳税款者，每天处以税款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的执行罚，以促其缴纳税款。

执行罚除使义务人负担新的金钱给付义务外，是否还可以科以其他义务？各国似未见有此类规定。故有些国家和地区，将执行罚称为“怠金”、“强制金”等，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6条规定：“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根据这一规定，拘留是为了达到促使当事人交纳罚款的目的。科以新的人身自由罚成为罚款的执行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规定，据笔者所见，只有将罚款易处人身自由罚的，即不交罚款，就处以相当的人身自由罚，但罚款将被抵销。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是处以人身罚后并不包括原缴纳罚款的义务。可见这不是易处。

执行罚的程序，大致与代执行一样，必须事先告诫，并附有期限，在义务人履行义务后，执行罚应立即停止。

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最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但它与行政处罚显然不同：①性质不同。行政处罚和执行罚虽然都是针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但行政处罚本质上属于制裁性法律责任，仅限于设定新的义务；执行罚属于强制性法律责任，是以设定新的义务的办法来促使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②目的不同。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制裁，通过制裁使当事人以后不再违法，着眼点在于过去的违法行为；执行罚的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其着眼点在于将来义务内容的实现。③原则不同。制裁性法律责任一般都以“一事不再罚”为原则，一次违法行为惩罚一次；强制性法律责任最终目的在于义务的履行，因而执行罚可以多次适用，直至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2.直接强制

在适用间接强制没有达到目的，或无法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手段，或因情况紧急，来不及运用间接强制的办法，有执行权的机关也可依法对法定义务人实施直接强制，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

直接强制是迫使法定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之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行政行为中最严厉的手段。它既利于直接、有效地实现行政目的，又易于造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或冲击，因此，采取直接强制执行必须十分慎重，对实施直接强制的条件作必要的、严格的规定：①行政机关实施直接强制执行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确授权。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就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②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必须是在穷尽其他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之后。③必须对直接强制执行的条件和程序作严格、明确的规定。我国单行法中规定了许多直接强制执行的措施，但大都没有关于条件和程序的规定，这一状况亟待改进。④直接强制执行中必须严格贯彻适度原则（国外又称比例原则），以实现义务人应承担的义务为限，不能扩大，不能给义务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超过其应承担义务的范围。直接强制执行大致可按其内容分为对人身的强制、对行为的强制和对财物的强制。

第二，依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可分为：1.强制传唤。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的规定。2.强制拘留。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3.强制履行。如《兵役法》第61条的规定。4.遣送出境。如《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27条的规定。5.强制遣回原地。《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3条的规定。6.强制隔离治疗。《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规定。7.强制许可。《专利法》第52条规定。8.强制扣缴。《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9.强制退还。《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52条规定。10.强制拆除。《城市规划法》第40条、第42条规定。11.变价抵缴。《海关法》第37条规定。12.强制拍卖。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6条规定。13.滞纳金。《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0条规定。14.扣除工资，或扣押财物作抵。《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8条规定。15.强制铲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

第三，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内容的性质，可分为：1.执行性强制执行，如罚没款项的强制划拨；2.制裁性强制执行，如公安机关对凶器的收缴；3.检查性强制执行，如计量管理机关对计量产品的控制检查；4.预防性强制执行，如卫生主管部门对传染病流行的强制预防；5.制止性强制执行，如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或行人的强制制止；6.保护性强制执行，如公安机关对酗酒者的保护；7.教育性强制执行，如有关机关对卖淫妇女和嫖客的收容审查；8.保全性强制执行，如有关机关对违法嫌疑人财产的扣押、查封、冻结。（注：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3页。

其中有些似并非强制执行。）

八、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由于我国强制执行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故执行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法院，在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执行主体是行政机关，两者在执行程序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一）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有两种执行程序。一种是经过行政诉讼程序的审理与裁判，是对法院裁判文书的执行程序；另一种是只经过行政程序，并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的执行程序。这两者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对行政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尚需经过法院的审查。经审查同意执行的，其后的程序就大致相似。执行程序大致包括下述问题：①管辖。②申请执行期限。③审查。④协助执行。⑤执行实施。⑥执行阻却。包括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⑦执行补救。执行补救有执行回转与再执行。

（二）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

法律在规定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时，一般只规定执行的内容，没有规定执行程序；目前也无统一的有关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因此，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尚属各主管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从实践看，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应有一般程序与特殊程序之分。一般程序为各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执行时，普遍都适用的必经程序；可由行政强制执行法作出规定；特殊程序则考虑到不同的执行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应作出一些例外规定。特殊程序可由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各单行法作出单独规定，下文所述，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一般程序。大致需经下列几个步骤：①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根据事实与法律，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是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第一步。a.调查。b.作出决定。②告诫。③准备执行。④实施强制执行。

九、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

（一）行政强制措施

长期来，行政法学著作中一直没有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与行政强制执行合在一起，有时则与即时强制相混。国外似至今也无行政强制措施一词。1988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在收案范围内单列一条，称为“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是否可诉的角度来考虑，在行政行为阶段，将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从理论上说，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强制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

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依法采取的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自由加以暂时性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是：

（1）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一般说，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有时是为了预防危害社会行为产生，有时是为了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继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行政强制措施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制止性。

（2）行政强制措施的内容大致包括人身和财物两大类。

（3）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理决定紧密相连，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此就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使被调查的人与财产保持于一定状态，调查才得以顺利进行。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也紧密相连，常常是执行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的准备和前奏。执行机关在作出财产方面的行政强制执行前，必须防止被执行人逃匿财产，这就需要对被执行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行政强制措施不仅具有预防性和制止性，而且还具有临时性。

（4）行政机关是否有权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2.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的关系（1）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都属于行政强制，带有强制性，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之处在于：

①前提不同。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是法定义务人不履行义务，但行政强制措施并不一定以当事人具有某些法定义务为前提，而是以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行为为前提。

②目的不同。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危害社会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或蔓延，使人和物保持一定状态。

③起因不同。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因只能是义务人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引起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既可能是行为，也可能是某种状态或事件。

④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必须有单行法律的特别授权。

例外情况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7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这就是说，通过《行政处罚法》的授权，一般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都取得了抽样取证和登记保存两项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

（2）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都属于强制执行，带有强制性，不同之处在于：

①行政强制措施虽常带有紧迫性，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却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很多都有批准程序，并必须作出书面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但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情况紧急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采取即时强制手段，如对酒醉者的拘束，救火时拆除毗邻房屋。即时强制大都是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措施，因而没有事先程序，无须也不可能作出即时强制决定。

②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常常是有违法的嫌疑，即时强制则主要由于情况紧急，可能会出现危害本人或他人的情况，如由于地震、水灾、疫情等灾害的发生，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即时强制手段，救灾防病，减少损失。

③行政强制措施常与行政强制执行紧密联系，在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情况时，常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但即时强制因无再执行可言，故与行政强制执行没有联系。

3.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依措施的标的，可分为：（1）对人身的强制措施，如扣留。《海关法》第46 条规定：“对走私罪嫌疑人，经关长批准，可以扣留移送司法机关，扣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2）对财物的强制措施。如“登记保存”，《行政处罚法》第37条。“扣押”，《海关法》第4条：对“违反本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牵连的，可以扣押。”

“冻结”，或称“暂停支付”，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6条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

（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4.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

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大致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程序相似，一般程序也为立案、调查、决定，但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常常情况比较紧急。为了预防或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可能在调查前或调查中，就需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也可能在调查后，为防止逃匿财产，先作出强制措施决定，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在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时常常内部需要经过首长的批准程序。

5.行政强制措施的补救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可诉性，这与行政强制执行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当事人既不履行又不起诉的情况下才可能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所执行的是行政处理决定，既然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没有起诉，就不可能再对执行该决定起诉。除非是执行机关在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才可能是提起新的诉讼。行政强制措施不同。大部分行政强制措施都是在行政处理决定前采取的，作为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即时强制

1.即时强制的概念

即时强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遇有重大灾害或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国家、社会、集体或者公民利益的紧急情况下，依照法定职权直接采取的强制措施。

第一，采取即时强制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情况的发生，这一点与行政强制措施接近。

第二，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因此，即时强制大多没有即时强制的决定，而是直接见诸于行动。

论行政强制执行 篇2

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现状分析

(一) 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

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 法律没有规定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所以我国的行政强制性质模式, 并没有一边倒地选择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或司法强制执行模式, 而是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都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都可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但由于只要“法律没有规定”, 行政机关都不能自己执行, 需转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这时相当于是“无规定则推定”。法律法规无法穷尽, 在实际中,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 也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更多。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 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的选择模式。

(二) 我国当前行政强制执行的状况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 全国法院共新收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非诉审查与执行案件160865件;2013年, 案件总数达到了170089件, 同比增加5.73%。其中, 2012年资源、城建、计划生育三类非诉行政案件共计99260件, 占非诉审查与执行案件总数的61.7%;2013年三类案件达到了105698件, 占总数的62.14%, 同比上升6.49%[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总量呈上升趋势, 且资源、城建、计划生育这三类案件占比较大, 执行难度较高。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行政诉讼案件来自于对我国行政机关的监督与约束, 法院为了与行政机关发展协调关系、改善司法环境, 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十分关注和重视。这些都说明, 《行政强制法》中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同和贯彻, 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监督力度也比较大, 这一切都说明,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立法目的和法律功能正在我国逐步展开和实现。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结果与过程的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是人类的文明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连接法律和人的关系的重要因素, 集中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影响和意义, 以及法律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2]。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作为行政强制法的核心制度设计之一, 它的法律价值是否得到应有的体现是考量这一制度设计是否完善的一个基本的命题。

(一) 结果价值追求

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必然指向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在于实现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行政强制执行对这个目标实现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在过程中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价值评价就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结果价值。以边沁为代表的程序工具主义者就十分偏重结果价值, 认为作为过程呈现出的程序并无任何自身目的, 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 只是可作为实现实体正义或效率的工具。边沁认为, 实体法是为了增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而程序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程序法有用与否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 所以实体法要能够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幸福, 否则程序法就无法辅助实体法, 与其背道而驰了[3]。

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权运作的最常态, 只有在情势所逼时, 才能够“亮剑出鞘”, 运动行政强制执行来保障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的实现。目的正当是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需考虑的首要要素, 如果漠视法律的正当性, 行政强制执行就和暴力无异, 强制执行就变成了铡刀和皮鞭, 成为了打压被强制执行者的工具。

为了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目的价值的正当性, 需考虑以下几点:一、行政强制执行的规范条文以及援引的规范是否正当;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是否复合立法目的, 适用规范层级是否适当;三、行政强制执行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否符合社会公德。

(二) 过程价值追求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两方势力的权力与权利之争的过程, 过程价值即是去追求实体目标时对过程的关注和评价标准。类同于法律程序结果的评价, 它是形成结果的过程中本身的评价, 具有独立的价值标准。它属于来自程序本身的, 使人感到满足的东西。换种说法, 结果价值关注的是最终的结果是否公正的问题, 而过程价值关注的是起点是否正确, 过程是否公正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大洋彼岸眺望, 看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理解与解释。美国大法官认为, 行政案件的程序正当法律评价来自于它能够使人们的尊严得到维护和满足的过程, 人的尊严价值体系包括如平等、参与、隐私、透明等等, 这些内在价值在行政案件的整个过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过程价值的追求被论证是非常有必要的, 它对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提供了赖于生存的基础, 为这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崭新的完整的分析和论证[4]。

通过对结果价值与过程价值的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行政强制执行的结果价值往往追求的是具有一次性地解决一时一地实现个案正义的功效, 从整体上讲是为了实现行政权这一行政活动的基本目的, 而要实现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建设, 我们就需要充分关注具有恒久导向作用的行政强制执行的过程价值, 它所体现的是对有关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永恒关注。

三、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效率与公正的价值追求

在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构建过程之中, 要尤其注意调整效率与公正这两种价值的平衡, 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规范设计和制度架构。公正的标准比较抽象, 难以量化, 要借助社会的主观力量进行表达, 然而因为社会地位、知识阅历的不同,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即使是完全相同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每个人对于公正方面的体验也不会完全相同。相对于公正而言, 效率更具有确定性, 从法律的角度看效率价值很复杂, 但实际上效率只有一种核心思想———要以最小的社会资源消耗产出最大的社会作用[5]。

(一) 效率价值追求

效率是行使行政权力的核心价值取向。没有效率, 政府就无法有效地调控资源, 实现自己的政策, 社会秩序和人民幸福就无从谈起了。为了保证政府的效率, 现代国家往往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大量的自由裁量权, 如首长负责制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效率是行政的生命, 是行政机器的动力, 没有效率的行政无法称之为行政。要确保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的有效履行和实现, 这是行政强制执行的首要目的, 这要求通过对行政相对人的限制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预防、控制和消除危险的目的, 这种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 贯穿于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始终。

另外, 行政权利于公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公权与私权的碰撞也就在于此。行政强制执行又是行政权行使的高层次极端状态, 如何实现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是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施行的核心问题。

(二) 公正价值追求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并不代表着对公正价值的漠视, 公正价值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对于公正价值的追求集中表现为对公民权利的维护, 是弥补效率保障价值局限性、充分发挥行政强制执行积极影响的重要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 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公正价值的重视, 充分考虑了对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法治需要人文关怀来填充内容, 人文关怀通过法律能深刻地体现[6]。

总而言之, 效率与公正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对价值, 也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对价值。从二者的相互关系来看, 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处理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要放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进行考虑和判断, 不能武断地通过司法权是否介入来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是否公正。公正需通过相关制度加以落实, 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所以, 我们要秉承公正与效率兼顾的价值观, 通过对行政机关的有效监督和程序完善来实现这一对价值, 重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和意见, 以确保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公正。

摘要：行政强制执行是众多行政执行活动中强制性最强、表现最为直接明显的行政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型范式, 在整个行政强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其立法目的是监督权力、保障权利, 有着规范权力运行、维护相对人利益的法律功能。在模式选择的过程中, 其法律价值取向是决定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现状, 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相关规定, 从结果与过程、效率与公正两个角度, 提出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实现其法律价值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2012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执行案件情况分析>、<2013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执行案件情况分析>[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3-06/03/content_4525461.htm?node=25497.

[2]舒国滢.法理学阶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164-165.

[3]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cedure, in 2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J.Bowringed.1838-1843) .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8.

[4]See Jerry L.Mashaw,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the Quest for a Dignitary Theory, (1981) 61 Boston Uni.Law Review;Due Proces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张锦锦.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J].行政法学研究, 2013, 3:51.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完善构想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强制执行；行政强制立法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先天缺陷

（一）缺乏统一立法，现有立法混乱，不易执行。我国目前为止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并未形成统一立法，行政强制法（草案）还在进行审议和修改，现有的有关强制执行的立法极为分散。对是否应当保留行政机关的申请权的问题？但是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再次选择，人民法院能否接受申请？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申请又如何执行？是否所有行政行为都需要强制执行？这些问题均没有统一的立法给予明确，而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仅仅依赖该原则难以付诸实施，必须进行统一立法。

（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缺少统一的指导原则，执行手段不完整，程序不健全。实践中，由于我国立法并无相关行政强制执行规定的统一指导原则，滥用用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暴力执法，非诉行政执行的问题，这些问题均需通过立法统一规定行政强制执行原则予以解决。目前体制中很多执行手段不完整，缺乏应有的执行力度与教育警示作用，现有法律中对很多强制执行的手段也不统一，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行政强制的执行也面临很多难题。正是因为法律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程序规定的缺失也导致了实践中的处理方式混乱，法院受理后也难以判断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

二、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后天缺陷

（一）司法与行政的角色严重错位，导致行政机关与法院的权能划分不清，相互推诿，权责不明与司法成本浪费的现象严重。人民法院应当始终扮演一个平等消极、中立且无偏私的裁判者的角色。然而现行司法体制却将绝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给司法机关，这无疑是脱离了司法权作为中立天平的本质。法院接受行政机关的申请去强制执行行政决定，无疑导致了司法与行政角色的严重错位。而且由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通常采取形式审查而不实质审查，使得许多案件的审查只是表面文章，走个过程而已。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更有甚者，行政机关与法院"联手"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共同强制执行，以至于划分不清哪些是行政职能，哪些是司法职能，如此则很难保障行政行为的公正与效率。同样，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其所作出的决定有违行政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原则，执行中也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二）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不完整，程序不健全，行政效力弱，救济机制不健全。在现行体制下，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手段缺乏应有的力度和威慑力，由于只有少数行政机关拥有强制执行权，而且行政机关对其自身强制执行的权力与监管的力度缺又非常有限，遇到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时，除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外，便束手无策。而在救济程序方面，从表面上看，貌似对行政相对人一方比较有利，但事实上却是以付出了极高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在现行体制中，把这种问题都采用一刀切，大同小异的归类化去处理。这会逼迫立法机关去寻求一种建立于此上相对合理的标准去把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强制权相区别开。哪这种标准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相对合理，这方面问题恰恰又会是健全救济机制的障碍。在程序立法方面，立法机关也不得不设立两套不同的执行程序分别适用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并对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赔偿请求也需要分别作出规定。这其实是违背立法学原理的。而当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之后，无论法院如何处理，都将会是司法成本的无谓浪费。因为如果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准予执行，则法院还要继续对其已经认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继续实施审查。那如果法院最终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则又将面对发生执行回转的问题。无论如何，这类诉讼的必要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三）执行过程中执法主体的定位及其相应主体权责不明，技能业务不足的问题。首先有点可以明确，我国奉行的是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主执行为辅的执行模式。但是法律并未有具体的权责指定与划分的标准的相关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执行？这些标准都是模糊的。所以在具體实践中，法院与行政机关就相关问题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再者就是执法人员存在粗暴执法，钓鱼执法等一系列问题，执法素质与法制观念普遍不高，这与当前行政机关的执行机构的设置不健全，相应监督机制，培训机制不到位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三、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构想

（一）以现行机制为基础，细化分责，将审查和执行相分离

这一类观点就是在现有执行制度为基础，将审查与执行细化分离，明确权责，即将审查职能只赋予法院，执行职能则只赋予行政机关。其优点是：以现行执行制度为基础，有利于制度价值内涵的延续，将执行职能从法院分离出来，不但能有效的提高法院的效率，也能起到监督行政机关执行的作用，也从制度上解决了法院自身又是参与者又应是中立者的窘境。为此，法院对其审定执行的范围和内容与形式也将进一步明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将法院的行政执行审查与司法审查区分，在程序上与内容形式上如何做到合理区别对待。这将又是个大难问题。再者如果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在当前执行制度背景下，行政机关又将陷入尴尬的境地。似乎又回到了审查与执行未分离的起点。

（二）坚持法院行使执行权为中心，适当扩大行政机关执行范围。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做出强制执行决定，如果公民可以随意拒绝，很多公共事务将无法实行，这将使行政机关失去其作为国家职能机关存在的理由。所以行政机关必须有一部分强制执行权。但为了保护相对人的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执行权的滥用，仍必须坚持以法院行使执行权为中心。但可以适当扩大行政机关的执行范围，这样可以改变行政效率低下的现境。而对法院与行政机关执行的权限，持该观点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少相适应的区分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在实际上执行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正是该类观点目前不能解决的难题。也致使该类思路缺乏可行性。

（三）对现行体制彻底改革，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统一由行政机关行使，建立完善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该项改革思路是指对现行体制彻底改革，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到行政机关，这从强制执行本身的价值与定位及其对社会的功能上看，能够有效的提高行政效率，也维护了行政机关的权威。将执行权从法院分离，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司法与执法的定位混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维护法院中立，权威的地位。但为了防止行政机关的行政专断或者权力滥用，建立完善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能有效的监督保障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营。

就当前的司法现状和改革条件而言，第三种思路明显更具实际性和操作性。其中是否建立完善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是其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第一，建立明确行政行为效力制度及其行政执行原则，在行政行为符合其相对应无效条件时，行政相对人应当拥有合法的抗辩权。在执行程序中，要明确规定事前告诫程序与比例原则，在对相对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应当提前告知，并保证当事人自我履行义务的期限，在保障行政强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相对人人事权益的侵害。坚持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第二，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建立事前与事中救济制度，完善事后救济制度，并从司法层面保证救济制度的有效性与可执行性。

参考文献：

[1]刘培幸。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N].经济信息时报，2006

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程序 篇4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履行义务的期限；

（二）履行义务的方式；

（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

（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第三十七条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

第三十八条 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执行：

（一）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确有困难或者暂无履行能力的；

（二）第三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确有理由的；

（三）执行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且中止执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

（四）行政机关认为需要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行政机关应当恢复执行。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执行：

（一）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的；

（三）执行标的灭失的；

（四）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的；

（五）行政机关认为需要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一条 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二条 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

执行协议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第四十四条 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第二节 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

第四十五条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第四十六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三十日，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前，需要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依照本法第三章规定办理。

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第四十七条 划拨存款、汇款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决定，并书面通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接到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划拨存款、汇款的决定后，应当立即划拨。

法律规定以外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要求划拨当事人存款、汇款的，金融机构应当拒绝。

第四十八条 依法拍卖财物，由行政机关委托拍卖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九条 划拨的存款、汇款以及拍卖和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应当上缴国库或者划入财政专户。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第三节 代履行

第五十条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第五十一条 代履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代履行前送达决定书，代履行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代履行的理由和依据、方式和时间、标的、费用预算以及代履行人；

（二）代履行三日前，催告当事人履行，当事人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三）代履行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派员到场监督；

（四）代履行完毕，行政机关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代履行人和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应当在执行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代履行不得采用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方式。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 篇5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

（）罚强申〔〕号

关于一案的行政行罚决定已于 月日送达，该单位逾期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特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 行的内容及当事人基本情况如下：

当事人：地 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性别：年龄：职务：

申请执行内容：

附件：

（公章）年月日

申请机关地址：

37行政执法强制执行申请书 篇6

强 制 执 行 申 请 书

()质监执申字〔 〕 号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委托代理人：

职务：

被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申请人于 年 月 日对被申请人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并已于 年 月 日依法送达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该决定。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于 年 月 日催告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人逾期仍未履行。

根据《 》第 条第 款第 项的规定，特申请贵院对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强制执行： 1、2、此致

人民法院

附：

(印章)年 月 日

论行政强制执行 篇7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法律救济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界定

自1986年杨雪萍女士在《亟须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一文中最早提出行政强制执行这一概念以来, [1]学者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和讨论, 至今仍是观点不一, 众说纷纭。但根据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不同, 大体上可以把其概念归为两派。其中一派代表的观点有:“行政强制执行是指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时, 由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采取强制的手段, 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政行为。”[2]“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 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迫使其履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3]《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 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可见, 上述定义都主张行政机关和法院均可作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另一派代表的观点有:“行政强制执行是指个人、组织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行政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4]“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有关行政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迫使行政相对方履行义务或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政执行行为。”[5]这些学者是以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来定义的。笔者也是从后者出发, 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对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包括下面几层含义:1.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法律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主体;2.行政强制执行发动的前提, 一般为被执行的生效的行政决定 (基础行为) 已具有“不可争议性”或称“法律上的形式确定性”, 而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该决定中的义务;3.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是使得相对人负有的行政处理决定所确定的义务得到履行或达到与义务履行相同状态, 即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4.行政强制执行要依法进行, 具有严格的程序性。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取向分析

(一)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现状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 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的补充规定, 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采取的是行政机关和法院并存的双轨模式。这种模式在《行政强制法》中得到明确, 依该法规定, 可将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特征概括为: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由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作为强制执行的请求者, 由法院确认并强制执行。

然而, 上述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和申请法院司法强制执行的双轨制并未在行政法学界得到一致首肯, 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强制执行体制中的地位谁主谁辅也存在异议 (例如:是行政主体主导模式还是司法主体主导模式)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应实行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执行机构实施强制执行行为的体制, 即由行政机关作为单一执行主体。笔者也赞同改革现行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 建构单一主体模式。

(二)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建构

1. 确立以行政机关为行政强制执行唯一主体模式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首先是大量行政机关可以作为执行主体,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 往往一般性法律规范性文件甚至于非法律规范文件都赋予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 如税务、质监、公安、海关等, 各部门手段不一、程序不一;其次是人民法院;再次, 一些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也可实施强制执行。笔者认为, 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实践来看,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都应当排除法院, 而将行政机关设置为唯一的执行主体。原因之一, 由行政机关作为唯一执行主体体现了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性, 实属法理选择。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强制的具体类型, 行使的是行政权, 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可能是法院。若由法院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进行行政强制执行, 试问, 作为委托方的行政机关无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权呢?还是因为属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呢?答案是显然的。可见, 行政机关委托法院强制执行缺乏法理基础。其二, 排除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资格, 可以避免产生因执行主体的不同而导致的执行权划分不清的问题, 也有利于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 避免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恰当替代与干预。其三, 选择以行政机关为唯一执行主体的模式, 体现了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力的特征, 更利于实现和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借助于在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合法合理的执行程序又保障了公平的实现, 使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得到有机统一。尽管法院作为执行主体也能实现公平但却难以体现效率, 有时由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关于执行权限的分配问题导致难以执行, 最终连公平都无法实现。最后, 选择以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的模式反映了我国以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理论精髓的这一传统。

2. 以行政机关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具体设计

尽管《行政强制法》确认了由法院与行政机关共享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双轨制主体模式, 但由于上述原因, 笔者坚持认为, 应排除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 探索一条既能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又能切实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 符合我国国情的路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立法例, 例如:德国自17、18世纪至今一直是由行政机关自身实施强制执行 (除不动产为执行标的的由法院执行外) ;奥地利《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规定, 行政强制执行原则上由行政机关行使, 具体由县级国家行政官署负责强制执行, 并明确了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6]立法时可参照《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规定。具体模式设计如下: (1) 行政强制执行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2)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在法定授权范围内, 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3) 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4) 经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可以设立专门的行政执行机关, 该机关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执行技术的人员组成, 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名义专司行政强制执行。

三、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

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给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 其体现的公权力的强制性比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尤为突出。我国《行政强制法》虽在第六章“法律责任”中对于实施行政强制的违法情形以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但却没有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寻求救济的法律途径。笔者认为, 行政强制执行应构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相结合的救济制度, 以切实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一) 申诉

《宪法》第41条规定,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有向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机关或其监督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 这是宪法赋予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接受申诉申请的机关应受理申请并认真复核, 认为申诉合理的, 应依法作出撤销或变更强制执行的决定, 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二)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法》第6条关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 尽管没有明确列举行政强制执行属于可以提请复议的事项, 但笔者认为从立法本意来看, 该条“ (二)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规定应该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再者, 该条“ (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的概括式规定, 也使得相对人不服行政强制执行这一具体行政行为, 有权依法向复议机关提起复议申请。复议机关应认真审查被申请的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并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三) 行政诉讼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法人或组织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法定途径。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而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可以说行政强制救济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但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对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 与《行政复议法》一样, 也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该条“ (二) 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 笔者认为也应理解为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正因为立法没有规范这一行为, 导致在学界对于该行为是否可以提起复议或诉讼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 行政强制执行不过是将已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中的内容付诸实施, 未给相对人设定新的权利和义务内容, 所以不可诉。但笔者认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已是没有疑议, 再加上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有一系列可以划分的步骤, 如督促催告、制作和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强制执行等, 假若在这些环节中给相对人造成合法权益损害且不可诉, 相对人的权益将如何得到保障呢?所以, 相对人不服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 有权依法以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 行政赔偿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因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行政相对人有权依法向造成损害的机关请求国家赔偿。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与施行,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坚实的基础, 但在实践中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的现象屡有发生, 只有更加完善行政强制体制, 落实行政强制制度, 才能真正合法公平公正地行使行政职权, 进而推动行政法治。

参考文献

[1]转引自胡建淼.行政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97.

[2]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97.

[3]胡锦光, 刘飞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96.

[4]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98页.

[5]崔卓兰.行政法学[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251.

论行政强制执行 篇8

首先，行政效率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程序繁琐，造成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很难及时实现，从而大大影响行政效率。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也使法院不堪重负。据2006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2005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95707件，而审查办理的非诉行政案件却达到124629件，是前者的1.3倍。①因此，由物质强制力量严重不足的法院来执行如此大量的非诉行政案件，实践中不但造成了法院的负担过重，更会给执行本身带来诸多问题。以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为例，据2003年台湾“财政部门”公告的资料，台湾个人欠税现象严重，台湾“法务部长”陈定南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提出综合运用具体催收方案、善用扣查财产、限制出境和拘提管收等手段切实执行。同时，台北相关部门针对80余起欠税大户进行分案，并发文各相关财政金融单位，调查各欠税大户的资力状况，以利后续的追剿行动。②足见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执行案件的繁重性和复杂性。由缺少物质强制力的法院来执行此类案件，只能造成行政强制的“执”而不“行”，妨碍了行政管理的正常进行。

面对令人头疼的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甚至还有转嫁社会风险的动机，把本该自己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交由法院执行，使法院直接面对相对人和剧烈的社会矛盾。

其次，大大损害了司法权权威。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模式将绝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给法院，混淆了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使司法与行政的角色错位，既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害了司法权的本质。司法的内涵应当是司法机关依法对争议所作的具有法的权威的裁判 ，换言之，法院始终扮演的是一个消极、中立且无偏私的裁判者的角色。然而，法院接受行政机关的申请去强制执行行政决定，这样行政机关就成了裁判所，法院倒成了行政机关，成了执行行政行为的机关，这种司法与行政角色的严重错位、裁判与执行职能的严重颠倒制度，容易导致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与执行回转。其结果使得法院成了政府机关的执行部门，司法权与行政权又形成一股合力来对付行政相对人，实际上否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基础，致使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异。③

在进行模式选择时，可以综合考量以下几个维度：

1、行政权需要得到其本身应有的尊重。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却也不提起诉讼到底为那般？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对相对人已告知不服行政决定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相对人没有理由不知晓救济的途径，因此大多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认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无理拒不履行。行政相对人的冷漠与不理会给行政权的尊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行政机关的决定如同空文使得行政机关无法开展工作，行政秩序与行政效率当然就无法保障。

2、维护行政行为所具有的公定力和执行力。依法国行政法，行政行为具有效力先定特权（le pivilege du prealable ）和强制执行特权。④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自然引申出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和执行力。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即使行政行为即使违法在未经有权机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之前，任何人不得否认其效力，而应视其为有效的行政行为，并受其拘束。由于公定力的存在，不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应视其为一种有效行政行为而受到尊重。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主体采取一定手段使行政行为的内容予以实现的效力。又因为行政强制执行是事实行为、而非新的行政行为，没有给相对人增添新的义务，所以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了。

3、执行方式不过是个手段的问题，问题只是选择何种手段更好。好的标准涉及到权利保护和行政效率的平衡。既然法律赋予了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那么权利保护就不应该在行政强制执行阶段上成为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的稻草。行政强制执行的最主要价值取向或任务应该是完成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应在这个阶段上舍本逐末。

4、良好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运行和维持需要相对人的积极参与和配合，这也是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司法资源本来就稀缺，事事依靠法院会加重法院负担，司法成本加大也会带来社会运行成本的提高。诚如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所言，行政行为久拖不决对社会公益和第三人权益的保护也是不利的。

5、在法律救济上，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不服，是否可以适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不服，那显然无法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因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都只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法院实施的司法行為为审查对象。所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存在着在权利救济上的漏洞，并非就绝对有利于相对人权益的保护。

所以，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选择可以这样考虑：强化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以行政机关执行为原则，以法院执行为例外，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对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行政义务的，有权强制执行。只有对人身自由实施强制执行或针对较大数额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必须由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示慎重。

不难看出，笔者在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上赞同强化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看似追求效率模式。但笔者认为，行政效率和权利保护具体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同等重要。在赋予行政机关主要的执行权的同时必须为其执行行为戴上“紧箍咒”，即规定行政强制执行中必须首先坚守的原则。

注释：

①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6年3月1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R/OL.2006-3-19.http：//www.gov.cn/jrzg/2006-03/19/content-230762.htm.

②17台湾超级欠税大户欠款22亿移送法办累计金额218亿EB/OL.2003-3-5. http：//www.law.cn/News/focus/200342695440.htm.

③石佑启.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运作[J].河北法学，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