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精选9篇）
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张爱玲以其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后来曹七巧又把这种不幸转嫁到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他们的幸福。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丧失了良知和人性。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等人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识,但是又找不到生活的归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出于对生计的无赖,她们不得不为了谋生费尽心机地为生存而挣扎。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例如其作品《色·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最后易先生还是杀了她。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性爱理想;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极致把握。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张爱玲生平经历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生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认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慢慢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但她没有后悔。
“靡丽笙大约是不知道客厅里有人, 脸上湿漉漉地还挂着泪珠儿, 赤褐色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腮颊上。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雪青绉纱挖领短衫, 象牙白山东绸裙。” (《沉香屑第二炉香》)
“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 只见一个女的背向着他们, 披着一头漆黑的长发, 直垂到脚跟上, 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 光着脚, 底下看不仔细是否汲着拖鞋, 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红皱搁窄脚裤。” (《倾城之恋》)
“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 红的、桔红的、粉红的, 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 一条条, 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 窜上落下, 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倾城之恋》)
充溢着张爱玲作品的这些亮丽色彩让许多读者着迷。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这样赞颂过她:“我读张爱玲的作品, 觉得自有一种魅力, 非急切地想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就像听凄幽的音乐……她的比喻是聪明巧妙的……她的鲜明色彩, 又如一幅图画, 对于颜色的渲染, 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张爱玲作品中颜色的运用的确是别具一格, 她与其他作家运用颜色的风格截然不同, 琼瑶也善用色彩, 但她常用的色彩是淡紫、淡蓝、粉红, 白色也是纱白, 总给人一种轻盈、飘逸、朦胧、诗意的感觉。而张爱玲常用“赤褐色”“雪青”“绿油油”“漆黑”等颜色, 这些颜色绝对没有一丝朦胧和飘逸, 纯纯的色调, 毫不含糊, 而且这些颜色深沉而酽实, 仿佛是张爱玲蘸着接近饱和的画笔一次又一次涂抹她的作品, 涂了待干, 干了再涂, 一遍又一遍, 直到那些颜色发亮发冷为止, 红必是如血的残阳, 绿必是如幽冷的深潭, 而金一定是在黑乎乎的角落里散发出的沉重光芒。
张爱玲为何偏爱这些别人不敢用的色调呢?这与她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张爱玲是贵族的后裔, 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李鸿章的女婿, 张爱玲父亲身上有着典型的遗少作风, 染有弄花捧月的旧习气, 性情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 她深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 清丽而又孤傲。这样两个性格矛盾人物的结合给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基因, 赋予了张爱玲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封建官僚家庭充满陈腐之气, 阴暗潮湿, 而权贵和金钱又簇拥出凝重的亮丽来。现代西方生活颓废糜烂、玩世不恭, 同时又浪漫诗意、新颖大胆, 这又成就了张爱玲精细考究的审美格调。张爱玲用色之纯是贵族血统酽实的纯, 她用色之亮是中西合璧闪耀出的光泽, 这种纯实的亮色在陈腐的环境中散发出阴湿的冷意, 给人一种逼仄压抑之感。
张爱玲用色华美、醇厚、凝重, 这与张爱玲自小接受古典文学熏陶分不开。张爱玲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中成长, 如鱼得水般发挥了她善悟的特性, 汲取了她成就自己的富足养分。她三岁便会背唐诗, 步履尚在蹒跚中便站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吟诵“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她七岁便会写小说, 十几岁看《红楼梦》《西游记》。古典文化的渊博、深沉、浩瀚给了张爱玲厚实的底蕴。如果说权利和金钱簇拥出来的亮丽是凝重的亮丽, 那这种凝重也只是地位、威严、身价的凝重, 而张爱玲从古典文化长河中汲取的却是底蕴的凝重, 人格的凝重。
张爱玲用的颜色五彩缤纷, 华丽深邃, 还时时透出一股寒意甚浓的冷气, 它不同于初秋落叶轻舞的微凉, 而是隆冬腊月孤风横扫过枯枝的生冷。这与张爱玲对待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作为作家, 张爱玲一直用深邃的冷眼旁观世事, 不投入任何的情感。这种冷静客观近似乎冷漠的态度, 给她的作品蒙上了深沉的孤独、清醒的失落和无奈的没落。因此, 再亮丽的色彩也必然散发出沉重的叹息, 让读者爱惧交加。
一九八九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鲁思基金会（Luce Foundation）的访问学者。次年到洛杉矶加大修读一门题为“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课，用周蕾的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做参考书，张爱玲是重点。因为李欧梵教授的主持，东亚系当时吸引了很多学生学者(孟悦、汪晖、史舒美、王超华、黄心村、王斑、陈建华等)。从UCLA学生停车场到东亚系很远，停车费也贵，所以那时我们就在大学南面数公里的Westwood和Rochester路口免费泊车，然后坐Bus到北校区。那时我正在构思一篇论文，《张爱玲小说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常常一边开车打腹稿，苦思冥想一个观点或句子，一边在那个路口转来转去好几圈找空位，街边的房子超市复印店等都已很熟悉……
万没想到，几年以后我看到《华丽的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里的照片，原来张爱玲最后的住所就在那个街口! 她用的复印店，她寄书的邮局，就是当时我常常去的地方……后来大家知道，她死得很凄凉，死了几天以后才有人知道，房间里没有家具。她晚年连租房押金都付不起。洛杉矶是一个汽车社会，你站在街上，所有的车在你身边飞驰而去，没有车简直像是“次等居民”。可是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生活没有汽车。我很难想象——我们当初在大学里讨论她的作品，知道她隐居着，连李欧梵、郑树森也找不到她。我们以为她隐居在比华利山庄，或者圣塔莫尼卡海边. 没想到她晚年为了躲避所谓虱子到处搬家，连汽车旅馆也住。“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早年的象征晚年竟成写实。后来我碰到了曾参与她丧礼并在海上撒她骨灰的南加大的张错教授，张错说许子东你就算在街上见到了她，你也不会认识。她戴一个假发，穿一个最便宜的二点九九美元的塑料拖鞋。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说难听一点，在超市门口摔跤了你也不敢随便去扶的老太。我们记得，张爱玲当年的口号是“出名要趁早”，她的一生（一身）追求华丽！九十年代，她名满中文世界，为什么她要这样自我放逐，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城布，放逐到一个可以说是自绝于世的境地?
胡兰成（一九○六——一九八一）的话常不可信，但这一句却夸张得不无道理。他说站在张爱玲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论张爱玲》，原载上海《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期)。
从一九九一年至今已经二十年，我所写的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只有十篇，其中四篇是学院论文，三篇是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另三篇是学术讲座。放在一起看，我对张爱玲的兴趣，或者说“研究角度”却是一贯的：那就是关注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探讨张爱玲与二十世纪中文文学发展的关系。
这既与我的学术训练背景有关，也基于我对张爱玲研究的一个整体观察：我以为过去二十年，两岸三地对张爱玲的评论，看似十分热闹，“张爱玲论”、“张爱玲新论”，“阅读张爱玲”、“再读张爱玲”、“重读张爱玲”等等，仅在书名上避免重复就很难。作品销量、盗版现象和影视改编票房情况都在说明张迷之多，“张爱玲学”（郑树森语）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在讨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等基本学术问题时，海外和中国大陆学界其实有很大分歧。作为单独一个作家，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毫无疑问，其文学技巧普遍被称赞和模仿，张爱玲研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细致深入探讨，政治干扰、双语写作、男女战争、服饰插画等，乃至胡张恋、父母情、亲戚网、文友圈等等，都已有大量论文做出种种详尽细微的文学与史实的对照挖掘考证索隐……但是，如果将张爱玲放到周作人、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钱锺书、闻一多、丁玲等人构成的文学史语境中去，她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例外，一个异数，还是一个被时代逐渐放大的支流，甚至是鲁迅之后的又一个神话？按黄子平的说法，张爱玲“是一个在‘五四’主流文学史中无法安放的作家”。
在夏济安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张爱玲一章译成中文以后，张爱玲在台湾的文学影响就可以和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相比较了。李欧梵将张爱玲作为讨论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重要证据；王德威称张爱玲为“祖师奶奶”，并整理出一系列后来者的家谱；白先勇回忆和张爱玲同桌用餐经历，也十分自豪；施淑清、李昂等也皆以学习张腔为荣；作家苏伟贞甚至成了张爱玲的研究者；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爱张及胡”更令世人惊奇感佩。总体来说，台湾和海外的“张学”倾向于将张爱玲视为“五四”以来文学史上的一个例外。夏志清认为她的创作“绝对不受左派小说模式的影响”。而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不仅仅将“影响”狭义地理解为“模仿”、“跟随”、“遵命”，同时也包括“刺激”、“制约”、“对话”、“挑战”等因素。换言之，我要讨论的，正是张爱玲的创作与现代文学主流之间的应对和反叛关系。
张爱玲被列为台湾经典作家，但其实她在台湾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在台湾文学史上不无“安放”的困难。张爱玲来过香港多次，生活了好几年，且每次在香港的经历都对她的创作有重要影响。吊诡的是，生活在香港的时候，她的作品（《秧歌》、《赤地之恋》、翻译《老人与海》等），都不在写香港，而是写她陌生的乡土或大海。反而离开了香港，在上海，在美国，她却在生命的很多不同阶段，用不同语言不同文体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讲述她的香港生活和香港故事：港大宿舍，日军攻城，浅水湾，湾仔市场……“张爱玲与香港”，是我计划中的一个课题。香港其实还一直是张爱玲作品流通的一个港口，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是依据《传奇》的一个香港版本（盗版？）。六十年代初的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里已有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很高的评价。直到近年，《小团圆》及《雷锋塔》、《易经》中译本以及张爱玲与宋琪夫妇的通信等也都在香港率先出版。我在《张爱玲与香港的纯文学及流行文學》一文中讨论过，为什么张爱玲对香港文学影响深远？第一，迷恋都市，而香港文学本质上就是都市文学，与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总要在乡土安身立命有很大不同；第二，现代主义与旧白话的结合，香港较早系统引进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一九五六年《文艺新潮》），又较多“鸳鸯蝴蝶派”旧白话土壤，故容易出现从旗袍袖口花边剪出的现代主义。第三，是两个层面的“市民趣味”，既不回避通俗感性商业包装，更对小市民生活有历史价值的理性肯定。第四则是复杂的女性感官，既是女性主义立场，以“常人的文学”对抗五四“超人的文学”，表现人类的妇人性与神性，又是从世俗趣味角度批判女性弱点同情女人弱势。虽然，近年越来越倾向本土化的香港文学研究，可能并不认为张爱玲是香港作家，但至少对我来说，香港是我阅读张爱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文章均在香港写成的。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二○○○和二○○九年主办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分别参与了这两次会议的策划和主持。前一次的题目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正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夏志清、刘绍铭、郑树森、王德威、刘再复、温儒敏、黄子平、陈炳良、梁秉钧、王安忆、苏童、朱天文、戴天等学者作家到会，自是两岸三地张爱玲研究在世纪之交的一次盛会（详见本书《张爱玲与二十世纪中文文学》）。第二次会议与王德威、陈思和共同策划，题为“当代文学六十年：一九四九——二○○九”。到会的有王蒙、卢玮銮、刘绍铭、李欧梵、董桥、北岛、钟玲、钟晓阳、朱天心、黄春明、陶杰、王安忆等当代名家。没想到钱理群在会上也发言感叹：“今天整天的会都不断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爱玲，我们大家谈六十年文学发展很难脱离这两个人。”《亚洲周刊》关于这次当代文学研讨会有详细报道，标题竟是《鲁迅张爱玲照亮当代六十年》。这样的标题应该不会出现在大陆（甚至也不大会出现在台湾，理由不同）。
张爱玲研究在中国大陆趋于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市民“粉丝”的迷恋，张腔通过传媒的流行，有点等同于小资文化符号，在大学里也成为鲁迅以外数量最多的博士、硕士论文题目。另一方面则是官方的忧虑禁忌和学界的尴尬沉默。政府方面对“张爱玲热”的忧虑，不仅因为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导致有汉奸文人嫌疑，还因为张爱玲作品中一些解构革命过程的政治倾向，仍然受到意识形态角度的警惕、批评甚至封杀。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禁忌，学术讨论意义不大。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内地主流学术界近几年来在张爱玲研究方面的动态倾向，尤其是对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沉默与焦虑。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第一代学者如王瑶、唐弢和钱谷融等，都很少对张爱玲作品有直接的评论。王瑶的学生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他们主编的全国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没有张爱玲的专章。我有次去维也纳开会，发言讲到张爱玲与“五四”文学之复杂对话关系，李泽厚就说，许子东我很喜欢你的“文革”研究，但关于张爱玲，当年之“冷”是因为政治原因，现在的“热”恐怕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颇有保留的意思。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前辈严家炎、樊骏、洪子诚，还是同行陈平原、汪暉、钱理群、王富仁、黄子平、孙郁、刘纳、蓝棣之、凌宇、王晓明、朱栋霖等等，都很少发表有关张爱玲的专著或论文（赵园、陈思和有过文章，陈子善、金宏达主要关心资料）。不是我的同行们没看到张爱玲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无法定位”，很难“听话”地被纳入既有的现代文学史。张爱玲研究的成绩，主要都来自余斌、万燕、费勇等较年轻学人的评传。甚至作家当中，被誉为传承张爱玲传统的王安忆、苏童等也并不以学习“张腔”为荣（相比之下，湖南作家若被人称为有沈从文风格，或者当代京派作家如果被认为有老舍技巧，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学术界与读书市场、社会风气之间有些距离也不一定不好，张爱玲研究在中国大陆市场热学院冷之间的反差，也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我在岭南大学多年来一直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部分时间每周要讲一位或几位作家，只有三位作家会占用两周时间，鲁迅、沈从文和张爱玲。十多年前，在发给同学们的讲座提要中有一段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地位影响的简单概括：
一、用“旧白话”（《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技法）写出现代主义精神：华丽与苍凉。
二、以俗文学方式写作纯文学：大雅之俗。
三、批判女人弱点的女性主义创作。
四、尝试华文文学的三种基本模式：在中国用中文写作；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用外文写中国故事。
简而言之，在历史观、语言和抒情方式等三个方面对忧国忧民启蒙救世的五四新文学主流构成某种对话和挑战，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
今天回头来看，这个提纲虽然粗疏简单，却也一直是我这本书的研究起点和核心课题。
现
代
文
学
作
品
欣
赏
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班级：08级综合文科一班
学号：080391036姓名：牛阳华
张爱玲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张爱玲，女，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张爱玲家庭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代表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
作品赏析：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家庭显赫，文笔出众。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可以直接的写入你的内心。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而阅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会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也能体验到，她写下来告诉你，但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辉煌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或许这是导致张爱玲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这些不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的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流言》是她一本散文集，收录了她1943——1944年的陆陆续续写的一些东西，将散见于报端的文字，集中在“流言”两个字下，水上写的字，说它不持久，但是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书中所谈的内容并不集中，谈到吃，谈到看书，谈到画，谈到她可爱的姑姑和她热情的朋友炎樱，还有一些序，里面还闪现着那时上海另一个女作家苏青的身影。一点点的，可以渐渐看到那时的上海，那时的张爱玲。不过，这毕竟不是张爱玲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整个集子里，最让人难忘的几篇，却都是典型的张爱玲的风格，一个苍凉的手势。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一个离婚居家的女子。但她遭受哥哥们的欺骗散尽钱财，遭受嫂嫂们的热嘲冷讽忍气吞声，遭受母亲的忽视寂寞生活。但是，她却遇见了范柳原，一个年轻英俊、机灵狡猾、肆意挥霍的花花公子。从此以后，她在情感纠葛之中奋力的挣扎。一部倾城之恋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段完美爱情的结局，更多的是对女性人生的思考。张爱玲，用她独特的敏锐力与洞察力，一反过去小说古老模式，独辟蹊径创作出新的小说风格，揭示了在民国时代的遗少们的腐朽生活及封建守旧的生活态度。从而，奠定了小说模式的新风格。
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什么是爱?张爱玲从来没有为之下过定义。如若细细品读她曾送给胡兰成的照片后附上的那行诗，便了然命中注定的那份荒芜。无法救赎。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的情诗。
男人向来只顾原谅自己，不愿委屈自己。
那时她清高冷僻，她遇见了胡兰成。她以为他是最懂她的，她以为他是可以为她驻足的，她以为他可以给予自己现时的安稳，想要尘埃落定的奢望让她不顾一切地向他狂奔去，即使他已有妻室，即使他是一个文化汉奸，即使知道他本凉薄，但她还是一心一意地希望他能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等着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总有那么一个人。
世景荒凉，已无安稳。
胡兰成的每一次拈花，张纵使酸楚，不也只是慈悲一笑。最后，立在涛涛江边，她凄凉地笑着对他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为什么会爱上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每每看到这句张写下的话时，我便会想起佛祖拈花一笑的佛典。如来拈花，众生茫然，唯达摩微笑。胡兰成和张爱玲何曾不是这样，女人的爱大概也是佛法无边吧。
胡兰成自有辩护。他说他待爱玲如待自己，宁可委屈爱玲，也不委屈小周，如像克己待客一样。视妻为己，视情人为客，两相冲突时而“克己待客”，这本是某些喜欢拈花惹草而道德感未彻底丧失的男子的通性，只能看做男人移情别恋、推诿责任的不实之辞。
天公应离情。
诚如张在《多少恨》里所提：“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直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她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是一种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地恋恋于这故事。”
是的，我是这样地恋恋于这故事。白流苏。张笔下的女子总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低声咀嚼，婉转细腻。她有着东方女性独有的气质“低头的温柔”，这正是他爱她的原因吧。
然而，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她们的世界就过于拥挤，推着，挤着，踩着，背着，抱着，驮着，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在张的笔下，白流苏是一个成功走向婚姻殿堂的女性。但她是否得到真爱?无人知晓。有人说她不过是为生而爱，最后终于得到生活的依附，稳固的经济——婚姻。
只是更喜欢从一而终的故事。所以固执地执迷于范柳原曾倾诉的点点滴滴。所以选择相信。我只是不能明白，同是张笔下的她们，王佳芝一句“快走”让我明白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在生命的抉择下，女人选择爱。我仿佛明白张想要诉说的，女人的世界，惟情感是尊，惟情感是大。这是女人的特点，也是女人的悲剧。而白流苏却太过精刮，算盘打得太仔细，始终不肯冒失。不过还好，故事的.最后，她明白了他曾念给她听的那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回首半生如梦。时间为你我证明了什么。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情，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一生一世。曾听到友人这般叙述到：“你知道吗?我爱了你一个曾经。”霎时间很是感动。
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生老病死，而是生命的旅途中横生出的枝桠从此横亘在你我之间，充斥着永恒的孤寂;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永恒的孤寂，而是明明看见温暖与生机，我却无能为力;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即使物已非，人却依旧，再多的撕心裂肺的只有“我们回不去了”。她们不得不擦肩而过，在各自宿命式的既定的人生轨道上过着没有彼此却深埋心中的怅然若失的日子。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那一端是年少时的恣意相快，这一端已是沧海桑田后的沉静苦楚。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读张爱玲先生的文集，被一句话所吸引：“诺言的‘诺’字和誓言的‘誓’字都是有口无心的。”沉思了一下，不仅会心一笑。民国作家里面，尤其女作家里面，爱玲先生是我极推崇的。每读其文字，仿佛都能看到，一位民国时期优雅的女士，穿着一身淡蓝色小碎花的旗袍，烫着短而卷的乌发，打着一把油纸伞，洋溢着活泼、端庄的生活气息，一路留下欢歌笑语远去。爱玲先生的文字细腻而不失真挚、真情，她洞悉人性的那份世故，是黄蓉似的，一语中的世界迷幻的真相，而不会让人看到俗世中的猥琐。
关于爱情，张先生妙语如珠，经典深刻：“守一颗心，别像守一只猫。它冷了，来偎依你；它饿了，来叫你；它痒了，来摩你；它厌了，便偷偷地走掉。守一颗心，多么希望像守一只狗，不是你守它，而是它守你！”读完，发短信给好友，好友回：“人生的爱情悲剧，往往以为自己逮到的是一只狗，不想养大后却变成了猫。”我想，爱情之所以常在常新，大概是因为它的变动性充满了挑战的意味，满足了人类的好奇和征服欲。
徜徉于张先生文集，很多时候有一种破迷般的喜悦。张先生说：“都说牛郎和织女是最痛苦的，一年只会一天。我说他们其实是最幸福的！有谁364天都被思念着呢？”神话故事之于现实，那些理想的爱情天堂，难道比牛郎、织女一河之隔的思念更为热烈持久？七仙女如果和董永生活几十年，还会有那种相敬如宾，爱入骨髓的热烈吗？为什么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流传千古？因为爱情的缺憾使然。梁山伯与祝英台，想到此不仅又是会心一笑，那些爱情悲剧，才是爱情被歌颂的永恒。七夕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情人节，不知是祭奠爱情还是在寓意人们珍惜爱情。张先生揭晓谜底：“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先生谈及外国老派的交际舞，称其“有深艳的情感”。女人如斯，堪为精灵般的女人。奇幻夺目的文字里面，深隐着一颗敏感而细碎的女儿心。张先生文集如一颗大树，炫目的铺张开来，枝桠繁复却有一种灵动的美感，跳跃的思维，在娓娓叙述的.文字下，活泼而不失雅致。沉浸其中，仿佛夏日的午后独依大树冥想，有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身上，温暖的凉意，惬人的舒服。文学的天才女人，一个谜一样的仕女。那些文集中的故事，从一颗娇弱的心里发散开来，如万朵带刺的玫瑰花，五彩斑斓却不虚张声势，瑰丽奇异，却根植凡心。
她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乐观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他是名门之后,贵族小姐,却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张爱玲与外国作家研究探讨的论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张爱玲创作受到西方影响的认识是充分的。本文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研究进行了确切的探讨。
一、张爱玲异国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
(一)张爱玲的写作特色
张爱玲笔下有很多故事,异国形象研究是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长期生活接受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她,阅读过大量的外国文学,能够熟练掌握俩国语言进行创作。但是她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也只有两三篇。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美国生活的她曾发表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文章。她的作品既已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二)异国形象的描述
科学的交叉性和开放性是文学特征的基础表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被借鉴在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实践中密切贴近现实。玛丽首先倡导这门学科,后来又被其他人加以说明论证[1]。欧洲在形象学的研究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一些学家也相继发表一些重要论文。在中国90年代形象学才被引进,而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出大批成果。我国对于形象学有也不少的研究成果及运用。形象是通过对文化的描述表达了对自我的审视,对他者的想象、评论、认知。因此形象学研究自我与他人的了解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
(三)了解张爱玲的文学关系
90年代以后,对于张爱玲的论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经典型”成为一种显眼的文化现象[2]。一些作者对讨论张爱玲的文化研究的论文上虽然有着时间与内容切入点有差异,但大多角度都是对张爱玲的历程进行整体的研究勾勒,我们借此可以了解到张爱玲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出版学界对其进入了深刻的了解,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学界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研究并没足够的重视,需要我们很多论者想要深入去了解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创作,深刻细致的去研究层面上的语言片段。需要分期详细的了解她的具体创作的印痕。张爱玲对外国文学只有即兴发挥,真正的文章也只有两三篇,这就是张爱玲作品出版之前的特征。
二、张爱玲对于异国人的眼光
(一)外国文学理性旁观的叙述着各种角度
外国人一些冷漠的性格都与作家本人的取向有着关系。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提到过一个外国人性格冷漠,在其他书中也提到过除非是必要的感情流露,其他的都是多余的。这说明张爱玲在性格这方面和外国一些人是有同样的特征的。
胡兰曾在书中回忆到“张爱玲是完全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3]。虽然她会在文中同读者拉家长里短,但始终保存着距离,不让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上海大红大紫,几十年后她在美国过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什么都懂但还是忠于自我。比如她在解放后却仍在文艺座谈会穿了一身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旗袍。
张爱玲说自己不喜欢罗曼蒂克的传统,她一点也不感动其他国家的文学浪漫。
(二)张爱玲写作形式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对她有一定的吸引力,大多数生活在都市中的场景。英国作家会以一些人的虚伪冷漠作为文章内容具有强烈的批判的意识,张爱玲却没有借鉴他们的写法。张爱玲写出了对世俗的认同,也写出了她心中的城市,写出了她日常生活的形式。
(三)张爱玲的写作
加入了精神、情感、文化的因素。通过他人的社会关系、个人经验才可以研究出作家笔下的外国文学。通过一些作品文章可以成为来源信息的重要因素。张爱玲的成才经历,家庭教育背景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条件。因为张爱玲出生于中西合璧的家庭中,所以她对中国传统文学,国外文学有着很深的了解,这些都与作家的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爱玲非常喜欢读书,无论是在她受访的过程还是在自己的书中她都有提到过不少的外国著名作家。在张爱玲的写作题材中都与她所喜爱的作家有着深刻影响。张爱玲也写了许多和她一样生活在中西夹缝中人物的故事,这对张爱玲了解人物心态很有帮助[4]。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眼光,指出了各自优势与劣势,根据外国人的视角来关注中国。
结论: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分析出张爱玲对待不同人物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的进化过程中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期待与受挫的。中国与异国的人有好的也有坏的,总的来说他们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体现了在一些观念的分歧。希望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持有一种谅解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陈娟.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述评[J].理论月刊,2011,03:130-132.
[2]陈娟.张爱玲与英国文学[D].湖南师范大学,2011.
[3]张娟.论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D].华中师范大学,2014.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小说作品
中图分类号：G
张爱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作家之一。她的小说以其深厚的悲剧意蕴在文坛上独具一格，主要侧重对女性的刻画描写，她笔下的女性往往都是在心理和生理的交困之中挣扎、堕落，最终成为一个个悲剧性的载体。她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的情感体验是孤独和寥寂，致使在她的作品中都无一不体现出来，张爱玲小说总是被悲剧氛围所笼罩，在她的笔下女性的悲剧是人生悲剧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一、张爱玲独特的身世经历造就了其作品的悲剧性
張爱玲的一生都是封闭的、寂寞的，虽然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在她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父母情感上的矛盾对其影响十分之深，本应美好幸福的童年变得昏暗无光。张爱玲时运不济，没有碰到繁华的热闹，却遇上父母无休止的争吵、离异。父母的感情问题，家庭的不健全，童年的不幸，她的母亲远走他乡，又没有得到父亲的爱，曾经在上海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遭遇了悲剧；晚年独自在海外，闭门谢客，直至客死他乡。年少的张爱玲感情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只好用小说来打发内心苦闷，痛苦及压抑，因此我们从她作品中能够看到了张爱玲痛苦的困境及她内心的寂寞。从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在进入文坛时就己经有了很成熟的人生阅历，这和她的身世息息相关。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她的价值观是悲凉的，她所创造的小说也具有悲剧色彩。
二、张爱玲小说作品中悲剧意味的具体表现
（一）卑劣人性的探索来表现悲剧意识
张爱玲作品的悲剧意识首先表现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用笔刀破开包裹着华丽服饰的生活，暴露出隐藏在其中的人性卑劣。在她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猥琐型，没有善良的，也谈不上淳朴，更别说是高尚了。有的只是在各种欲望下的诱惑，爱情和性等等。女性形象如《花凋》的川娥，《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烟鹏，《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微龙等等，没有一个逃脱得了悲剧的色彩。婚姻本来应该是美好的爱情产物，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婚姻却是没有以爱为基石的，有的却是目的，是被设计的，是用来背叛的。就算是有爱的婚姻也是痛苦的，也是不存在的，尽管在她的笔下也想出现有爱情的婚姻，但大胆爱情成就不了婚姻。于是婚姻便成了女人的一把枷锁，尽管最初女人是想用它来锁住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男人，是想锁住自己的爱情，但结果往往相反，既锁不住自己婚姻的男人，又锁不住自己的爱情，锁住的只会是自己。在她的一生中，失落和失望的消极意识大于希望等积极意识，它是张爱玲自己内心复杂世界的映照，反映出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悲观和绝望。属于作者的一种另类的美感，也不是美丽的淡淡忧伤，而是冰冷刺骨的悲观。
（二）女性爱情悲剧命运来表现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几乎都充满了极度冷酷的悲剧色彩，几乎所有人性的自私和卑鄙、虚假和变态都被其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她的作品中爱情是可以用来买卖、婚姻是可以用来设计，生命也是脆弱和苍白的。张爱玲在她的创作世界里以苍凉的阴气为她的基调，充满着悲剧的气息。张爱玲可谓是写小说的天才，在动乱的时代，经历了众多的情感，洞悉了人生和人性化的特点，用她敏感、纤细的女性视角，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开始，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平凡女性的不完美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遭遇和想法也都标有张爱玲的悲剧意识的烙印。张爱玲用客观、悲凉的眼光审视着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的女性形象，揭开纯洁、崇高的女性形象的神秘面纱，理性的批判和思考女性内心的阴暗，展现出原生态的女性生活悲剧。张爱玲的作品还通过对人生命运的起伏来展示，表现出了悲剧思想。在她的作品中展现出了一个失落的人对人生的看法与主张，她的笔下无处不在地体现出人性的悲凉和生活的沧桑，使人怅然不已。也许因为张爱玲过早的体会到人生的种种苦难，因此觉得有一种危机及生存的压力，所以她看待这个世界都是从一个妄想者的角度看的，当她在笔下描绘这个世界时，整个世界当然不会是正常的、美丽的世界，却是处处充满了悲剧和扭曲的世界，到处散发着生存的困惑和恐惧。
（三）人物的心理和环境刻画来表现悲剧意味
以张爱玲的经典之作《倾城之恋》为例。小说中的男女主角，白流苏、范柳原两个经典人物形象，在旧上海中两个现实的男女走到一起，在相处、经历中，两人感受到了夫妻真心。张爱玲对于两人的人物特征，描写的极为细腻、真实，围绕两人的故事也曲折、生动，特别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更是把张爱玲对世间的人性的冷暖、感叹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以白流苏来说，她带有着世俗、妥协性，如小说中的描写：“宝络心里一定也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张爱玲对于白流苏这种心理描写，把好的得意之情表露，虽出身低却得到范柳原的爱，所以看得见别的羡慕、嫉妒，也自我感觉极为得意。而她的妥协性则带有了悲剧的色彩，她虽不情愿，却会妥协范柳原所提出的意见，这也是悲剧的开始。在白流苏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着不安全感，她敏感、害怕，任由别人安排，或想疯狂的做些什么，或是沉默，而无论哪一种结局，她都害怕，这也是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最有特点的地方。
三、总结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各个方面的局限性，越来越需要一个方向，来引领我们走出迷茫和困惑，所幸的是，张爱玲以其独特的“母亲”情怀给了我们灵感，尽管她给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些文学的叙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作品苍凉之美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成为永恒之美正是因为她这种独特的女性悲剧意识。本文侧重了悲剧意境的渲染，然而悲剧底蕴终究离不开作家悲凉的生活经验。本文写的也只是“张爱玲研究”中的“太仓一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她，理解她，走近她；希望她的作品，如她所愿，不是完全的悲剧作品，而能给世人荒凉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杨美芬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蕴[D].西北大学 2007
[2]万洪涛 苍凉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美学诉求[D]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胡晓丽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 枯竭期 题材 描绘者 婚姻
论文摘要：张爱玲在1955年从香港到美国，1995年病逝于美国。创作基本上处于“枯竭期”。本文认为作家狭窄的题材、上海的描绘者、狼狈的婚姻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导致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枯竭”。
张爱玲在1955年从香港到美国，1995年病逝于美国，在40年时间里，创作基本上处于“枯竭期”，与20世纪40年代以小说集《传奇》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最畅销书”的张爱玲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两个时期创作的巨大反差引导着我们去探求背后的原因。本文认为作家的狭窄的题材、上海的描绘者、狼狈的婚姻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导致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枯竭”。下面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狭窄的题材
随着五四时期女性启蒙和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些关注女性及其命运和价值的女作家先后登上文学舞台。从冰心、卢隐、凌叔华到丁玲，再到萧红、苏青，虽然同为五四之后的女性作家，但是张爱玲在处理创作题材时，却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正如夏志清所说:“张爱玲的《传奇》一书，概乎言之，写的是怨偶之间的残缺关系。换言之，作者翻来覆去所吟唱的，无非是不幸的婚姻。”张爱玲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婚姻恋爱这个基本主题，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张爱玲之所以如此处理小说题材，与她独特的身世和经历有关。
张爱玲是名门之后，祖父张佩伦是晚清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母亲是一位西方化的现代女性，与封建遗少的父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以离婚结束这段生活。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受到继母的虐待，父亲将她软禁了半年，生病得不到医治。从父亲家逃出后，张爱玲在母亲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母亲给张爱玲的感觉是遥远而神秘的。别人唾手可得的父爱和母爱，在张爱玲身上成为一种奢望。正是这种经历对她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养成了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注视周围人和事的习惯，贯以“苍凉”为底色描绘人间的亲情、爱情。
对于作家来说，“童年记忆在创作中表现为认知的独特性和生命表现的独特性，决定了作家对世界的独异的认知和发现。”张爱玲由于特殊的身世和经历，她笔下的亲情如同久置的食物一样发了霉，变了味。《金锁记》中的“七巧”是一位心里扭曲的阴险毒辣的母亲，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婚事。《花凋》中川娥的父亲不肯花钱给女儿治病，母亲因担心被发现藏有私房钱宁愿看着女儿一天天病死。《半生缘》中的母亲受了金钱的诱惑，眼看着顾曼璐残忍地破坏妹妹顾曼祯的美好爱情，葬送了曼祯一生的幸福。《心经》中的许小寒与父亲的关系已超越正常的父女之情，母亲却仍然对此事装聋作哑张爱玲描绘的家庭是亲情缺失的，她笔下的爱情也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留给读者的是男女主人公的赤裸裸地算计和利用。《倾城之恋》巾内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是欲擒故纵、男挑女逗，自流苏想以最后的淑女资本换取婚姻中的物质保障，范柳原无非是想换个口味换个情人．最后两人因为战争成就了婚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知乔琪乔有拈花惹草的习性，但为了能留在香港仍然决定嫁给他，乔琪乔为了心安理得的享用葛薇龙的钱而和她结婚，于是葛薇龙便沦为为乔琪乔弄钱的工具《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为了金钱嫁给有钱有势的祝鸿才，然而祝鸿才并没有给她想象的无风浪又有荣华富贵的港湾，留给她的只是独守空房的寂寞和孤独。
张爱玲从小生活在清朝遗老遗少家庭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是遗老遗少的吃遗产、抽大烟、玩女人的荒淫无耻的奢靡生活。因此她塑造了很多遗老遗少的形象，将人物放在婚姻恋
爱这个基本主题中去描绘。正如夏中义先生所说：“除手记外，作家主要靠记忆来储存素材的。作家对素材的记忆不像背数理化和外语单词那样冰冷，而会伴生一种明显的情绪氛匍。”张爱玲的优秀作品大多数都是在l943年写的，这年她写了八个中短篇小说。然而，有限的生活阅历和狭窄的题材范围是经不起喷涌而出的，张爱玲要想延续自己在美国的创作生命，必须拓展题材范围。然而，在美国，张爱玲将自己困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性的生活圈子里，社交圈子极小。丈夫赖雅去世后，她便住进了“老鼠洞”，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就张爱玲自己来说，那些“完不了”的故事，已经完了。
二、“上海的描绘者”
张爱玲曾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将自己归人读者群中左，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张爱玲的作品既不描写抗E气氛也不反映民族情绪，而是关注都市的琐碎生活，将目光聚焦到世俗的“饮食男女”身上，是真正的世俗文化。
上海成为“孤岛”之时，作为英法的租借地．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都会，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胡适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会产生自己的文学，既与各个时代自身的特点相适应，同时更是与不同时代作者的不同观念相适应的。张爱玲总是以上海“小市民”自许，她深爱这个都市的景象、声音、气息和风味。在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她喜欢听“市声”——电车声，没有它的陪伴，她是睡不着觉的张爱玲是那个时代的描写者，她将角色主要放在内景里：典型的上海“弄堂”、石库门中的旧时房子或是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
西汉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成，都是作家和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主体和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张爱玲关注都市的“饮食男女”，描绘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张爱玲的以“饮食男女”、市民生活为其生存土壤的作品迎合了当时上海小市民的口味。上海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冲击和主流文化的南移而改变它的文化进程，其主体仍然是生存于现代都市的普通市民。张爱玲“最讨厌的是自以为有学问的女人和自以为生的漂亮的男人。”她有强烈的“成就欲”：“我认为与其做一个中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另的人做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的世俗化、实利化的思想适合当时的上海市民的心理，她的以“饮食男女”为体裁的作品切合了当时上海小市民的口味。
张爱玲于1955年到达美国，美国的风俗人情根本不同于上海的世俗文化。文学是作家人生体验的感性积累，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人生的理解与表现。然而张爱玲天生不善交际，加上又整天忙于搬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体验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正如夏志清所说：“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吃了些亏。”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流畅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的小市民文学不适合美国的读者。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吸引不了西方人的注意。《怨女》在英国出版后，有一个书评人抱怨书中的银娣，“简直令人作呕”。张爱玲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创作时说：“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暗淡破败的，而且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象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是上海这个“湖”里的“鱼”，离开这一片“水”其文学生命必然枯竭。
三、狼狈的婚姻
张爱玲1955年到达美国后，她先住在救济难民的住所，后又住在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
文艺营。由于生活所迫，张爱玲与赖雅结婚。然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窘迫。赖雅中风的毛病经常复发，腿摔断之后生活不能自理。张爱玲不但要照顾赖雅的饮食起居，为了筹钱给赖雅治病，她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生活中小灾小难不断，物质生活已使她心神俱疲，根本没有心情进行文学创作，白白浪费了才华和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