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韩国教育

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韩国教育（通用8篇）

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韩国教育 篇1

2006-11-14 09:34

几年前的春天，跟很多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放弃了很稳定的工作，我背起行囊毅然地选择了去韩国求学的道路。虽然曾在电视中无数次地看到过这个国度，虽然与中国也是举步之遥，但这个邻国的文化和教育却仍然给了我很多冲击和碰撞。在不断地感受着这种变化并逐渐适应的同时，也让我不断地在比较着两国教育制度和观念的差异，但孰优孰劣，却很难说得清楚。

韩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体制跟中国基本是一样的。我没有机会去接触他们的这些基础教育，所以所知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高中之前课本内容的难度要比中国低很多。但从另一方面，我却可以看到他们教育的灵活性。刚来韩国不久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去市里很大的超市购物。在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坐了几个应该还是初中学生的小女生。她们不停地在向路过的行人用汉语说着：请问，你是中国人么？我和同学很惊讶，就停下来跟她们攀谈起来。她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非常的兴奋，用很不流利的汉语努力地跟我们交谈着。原来她们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而老师留给她们的假期作业是，跟真正的中国人对话。于是她们就想出到闹市区来碰碰运气，但没想到真的遇上了。为了证明跟我们聊过天，最后我们合影留念，我跟同学还签下了名字。其实老师给刚刚开始学汉语的学生布置这样的作业题目，显然有点难为她们。但几个小女生的想法和勇气，却让我们刮目相看。整个聊天过程，敢说敢秀，没有害羞和扭捏。她们不停地在笑，有着属于她们这个年龄的童真，同时也有着属于她们的自信和真诚。

事后，我每次跟同学聊起这件事，都不禁感概，对于独生子女满天下的中国来说，如何教育现在的小孩子去跟陌生人打交道，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对于那些上学人接人送，回家电视作业的孩子来说，课业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提早地认知一下这个世界，不提早地了解一下如何去跟人打交道，那他们将来要怎样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人毕竟还是群居动物。

我来韩国先是攻读的硕士学位。很多事物，对于我来说不光是新鲜和陌生，更多的是一种思考，一种教育模式的思考。

没有系主任

在韩国大学里，没有所谓的院主任，系主任。教授们基本都是搞科研的，搞行政的教授也大部分是兼职。每个系只有一个学科长，而这个学科长也是轮流制的，任期一年。所以在这里就少了很多的勾心斗角，少了很多的利益竞争。教授之间比的就是科研成果。是一个相对纯净一点的做事的地方。但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摩擦，有利益冲突。韩国的教授里边，帮派或者小团体也分得很清楚，也会有排挤之说。但正是因为少了行政管理的这个环节，这种小团体之类的，多半也只是人与人的距离远近。不会造成很大的利益问题。

前辈与后辈

韩国跟日本一样，等级制度很严格，前辈和后辈分的很清楚。因为他们是按着年龄来划分前后辈，所以说，如果在西方欧美国家，年龄是个忌讳问题，那么在韩国反倒是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也因此，韩国人初次见面最喜欢问得就是年龄问题。对于后辈来说，前辈在的场合，是要处处小心和注意礼仪的。所以偶尔会在学校里看到一个前辈教训一大帮后辈的场面。但因人而异，有的前辈就很随和，有的可能就倚老卖老。有前后辈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很多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比较顺畅。也使得学校里的很多活动组织起来比较容易。但韩国人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在公司里，即使是前辈，犯了错误也一样不会顾惜。

休学制度

在韩国的大学里，休学是非常普遍和普通的事情。因为韩国男性青年必须要服兵役。所以很多的韩国大学生，都选择在大学期间休学两年到三年，然后报名服兵役。另外在韩国，出国留学也很盛行。但大部分的韩国学生出国的目的都是去学习语言，像英语、汉语或者日语。所以我们也称他们这种叫“游学”，因为没有学历，没有文凭。在我身边，很多韩国人都会在大学期间休学半年或一年，出国游学。每逢寒假暑假，各种游学的广告也都纷纷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是韩国人经常游学的国家。这种休学制度的健全，也从侧面反映出韩国大学教育的一种灵活性和自由性。学生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时间，同时目的性很强。所以在韩国大学里见到27、8岁的本科生不是稀奇的事情。跟一直在象牙塔里的中国学生不同的是，韩国学生的社会经验要多得多。因此，对于韩国学生来说，什么时候跨入社会不是关键，关键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本事进入社会，而且不被社会所淘汰。

研究室

韩国教授的研究室跟中国大学里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唯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韩国的本科生是可以申请进入研究室的。很多韩国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找到相应的导师，申请进入研究室。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很多中国教授可能会觉得本科生的基础知识还不牢固，应该更专心在打基础上面。其实这也是个很矛盾的问题。韩国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相对来说很差。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可能都需要教授解释很长时间。但他们认知新事物的能力却很强。韩国的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大部分都跟时代和社会贴的很近。一旦有什么新的技术或者新的理论出现，他们都会加以研究和学习。所以在研究室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先进的理论和知识。韩国学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累积经验和技能。所以相比较而言，中国大部分研究室的理论知识可能很强，但韩国的研究室里动手能力更突出一些。

知恩图报

在韩国，学生即使从某大学的研究室里毕业了，也是要常回来看望导师的。所以很多韩国的毕业生放假后，可能不是先回家，而是一定要回到原来学校的研究室坐坐。这点让我很钦佩。有很多学生甚至是大老远开四、五个小时的车过来，只是为了来看看教授，看看后辈。所以像教师节、中秋节以及新年，韩国的学生是一定要回来团聚的。而且韩国的前辈不是只用来尊敬的，他们还有义务要照顾好后辈。所以前辈回来，常常请客吃饭。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介绍同一实验室毕业的后辈，到自己或者其他的公司工作。所以韩国的公司里边，同事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韩国人看来，帮后辈介绍工作也算是对导师的一种图报，对研究室的一点贡献。在他们看来，研究室的名气越大，知名度越高，对于他们自己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也因此，很多公司如果有外包的项目，韩国人都会先想到自己以前大学里的研究室。所以韩国很多研究室的项目，都是毕业后在公司里的学生介绍和联系的。这种人脉关系网在韩国很重要。

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韩国教育 篇2

关键词：中国儒学,韩国教育,影响

1. 中国儒学进入韩国的背景与发展

1.1儒学思潮在朝鲜半岛的兴起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上众说纷纭。一般来说, 韩国学者认为在卫满朝鲜时期 (即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 , 汉四郡时代和汉朝的文物等典章制度和学术思想已经被传送到朝鲜半岛。这一时期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经不占少数。还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史籍《魏略》中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 (公元前283年) 时, 朝鲜侯王和燕国已有往来。根据当时汉字的传来上, 我们可推测汉字里所包含的儒教思想同时也被传入和习得。这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久远的历史。对于有关儒教哪一时期传到朝鲜的问题上, 我国学者认为孔子思想在朝鲜传播的过程中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传入时期 (约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六七五年) , 首先传入朝鲜, 在经朝鲜三国时期发展到新罗统一朝鲜。二、发展时期 (公元六七五年至一三九二年) , 即由统一的新罗时期, 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建立。三、鼎盛时期 (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至一九一零年) , 朝鲜被日本侵占。四、衰落时期 (一九一零年至今) 孔子思想在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在朝鲜传播、扎根, 同时成为韩国传统思想。

1.2儒学在韩国的存在模式与发展

儒学在上古至三国时期受到很大重视。高句丽地处朝鲜半岛北端, 临近中国东北, 所以, 两国交往密切。儒学在高句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同时被确定为统治思想。公元372年, 高句丽成立了儒学教育机关即“太学”与“扃堂”, 最先把儒学立为国学。当时, 太学作为高句丽的最高学府主要是招收特权贵族的子弟, 对他们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三史”, 主要是培养国家的官吏。太学开设五经博士制度。偏堂主要是招收地方贵族子弟与部分平民子弟, 传授“五经”、“三史”与射箭等。

百济地处朝鲜半岛西南部。因地理位置原因不便, 与中国没有直接往来。所以, 儒学只能通过高句丽传人。百济在建国时就接受了儒学, 并建立了儒学教育机构。百济效仿高句丽之法, 开设五经博士制度。晋太元九年 (公元384年) 立太学, 颁律令。根据《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 百济当时书籍已有五经、子、史、又表梳并依中华之法, 同时儒学在百济也成为国学。公元4世纪前后, 百济儒学教育制度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备。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南端.离中国比较偏远, 因此, 接受儒学相对较迟, 直到公元世纪末至4世纪初才开始接受儒学。公元6世纪初, 新罗的领土扩张, 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 儒学在新罗大量的传播。到了智证王与法兴王的时代, 新罗更是积极的推行儒学。

统一后的新罗时期, 神文王二年 (公元682年) 正式成立“国学”来传授儒教经典, 以《论语》、《孝经》为基础教材。并且, 新罗还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人唐求学,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高僧。高丽朝后期, 随着朱子学的传入, 儒教在韩国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从高句丽末到整个朝鲜朝, 儒家学者的诞生同时也为韩国的儒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中国儒学在韩国教育中的演变

2.1中国儒学在韩国教育中的历史演变

高丽时期, 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 实施儒佛兼容的政策。高丽王朝后期, 儒学逐渐占了上风。

公元918年, 高丽王朝把儒学作为齐家治国之学, 现世伦理的政治实践。公元922年。高丽王朝效仿建立文庙, 尊孔子为“文宣王”, 加谥号“玄圣”、“至圣”、“大成”, 同时沿袭新罗之制, 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种学校, 儒学为基本的教学内容。公元930年, 在西京开设“修书院”与“书学博士”。公元958年, 光宗效仿唐制, 设述 (进士) 与明经科。公元992年, 高丽王朝在首都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即国子监.国子监招收两班弟子进行儒学教育。这一时期, 涌现了崔承老等著名的儒学家。

睿宗时期, 高丽开始重振官学, 复兴国学, 设置“七斋”。公元1127年, 仁宗开展“诏诸州立学, 以广教道”, 恢复儒学为考试科目的科举制度, 并设立“六学”。

公元1289年, 高丽人安响把新版的《朱子全书》带回高丽朝传授。朱子学开始得到广泛地传播。忠宣壬时期将国学改名为“成均馆”。公元1393年, 李成桂开设大学, 仍名为“成均馆”。成均馆成为国家的官立太学。李定宗时, 已达到健全的国家教育体系。中央具有培养学者的成均馆, 地方有教导国民的乡校和书堂。科举制度也较完备, 选拔文官用文科而选拔武官则用武科。文科考试主要是考查对儒经的理解与阐释。李朝时期的儒学教育特别注重封建伦理与礼仪的教育。

公元16世纪, 李氏王朝期间, 涌现了李退溪与李粟谷等韩国著名的儒学大家。他们将朱子学推向了高峰。李太王三十一年将科举制度废除。

2.2中国儒学在韩国中受到的尊崇代表人物

成均馆历经600多年, 一直是儒学教育的中心位置。除成均馆以外, 韩国也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在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等诸多所大学也开设专门研究儒教的学科。例如高丽大学的孔子哲学课、宋明哲学课与清代哲学课。延世大学的儒家名着选读课等等。韩国政府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中, 一直将儒家伦理作为载体, 来打造韩国的民族精神。经历金融危机后, 韩国更是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将儒教的精髓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在高丽末的儒者中, 郑梦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不仅在讲解朱子学方面有过人之处, 而且身体力行性理学的节义精神, 义无反顾地为高丽王朝殉节。他的道德学问得到了高丽末鲜初儒者们的高度崇敬, 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 甚至有言曰:“吾东方, 自箕圣以后, 至于丽季, 阐开道学, 有功斯文, 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 内夏外夷之义者, 亦皆梦周之功也。”朝鲜化的朱子学派代表人物李滉与李珥, 他们拥有各自的理论体系, 他们的理学思想与其政治、社会密不可分。李滉用理气性情之辨, 向人们提示正直的真理和行为的标准, 为后世影响很深。李珥认为真正的学问须内基于人的德性和涵养, 外能明物理的治理和富强。所以, 他强调义理和实利的辩证结合。

近代韩国仍有儒学者来中国访问。李承熙十分钟爱当时中国康有为的孔教学, 他效法康有为并组织孔教会来传达孔教的理念。

现代韩国主要的儒教学派代表分别是韩国当今最著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安炳周、李东俊等。他们共同撰写的《儒学原理》是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2.3儒学文化在韩国教育中的具体表现

面对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 韩国提出教育是要培养出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新知识人, 为此进行了称之为"第二次教育立国"的韩国划时代教育改革。韩国的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教育作出了显著贡献。但是从单从文化角度而言, 在传统价值观和外国文化新浪潮的接触中, 教育同时使人们再次发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得不说, 在现代韩国社会, 昔日儒教的统治地位在接受挑战。韩国为传承传统、儒教, 进行了大量的措施。从教育入手已经成为其成功的基础, 并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科目。

在韩国教育法中, 第一条对其教育的基本方向与目标进行了较明确的论述, 即“根据弘益人间的伟大理想, 教育的目的在于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的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能参加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

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 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主要多对学生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宽容、爱家庭、公益精神、忠诚爱国、继承传统”等方面的教育。

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 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 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 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 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 “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

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 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即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 并且成均馆大学把儒学规定为全校学生的基本教养科目之一。每个进入成均馆大学的学生, 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学科, 在一、二年级内都必需修满3—4个学分的儒学课。此外, 在一般教养科目中, 还设有“韩国传统思想与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论语》与东洋思想”等课程, 供全校本科学生选修。并且韩国著名大学成均馆大学对开设基本教养科目儒学课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儒学教育是为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设置的。在此设置儒学科目是为了能动地涵养圣贤的生活态度, 宣扬成均人的意识, 进而能够找到民族主体性的契机。”

3. 儒学文化对韩国教育的影响和评价

3.1中国儒学对韩国教育的积极影响

儒学倡导的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与学而优则仕的官本思想, 在韩国被成功的转化成为重视的教育观念。孔子本身就是名教育家, 他主张有教无类, 这使得在儒家文化圈中都有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谋略。韩国也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教师在韩国的地位颇高, 是一种光荣骄傲的职业。历届韩国政府也把教育放在首位。

韩国教育同时重视学校德育, 将儒学作为主体, 为其塑造民族魂。儒家伦理是韩国的德育灵魂, 通过传承发展儒家伦理, 达到打造统一韩民族精神, 使之实现将特色的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

另外, 儒学思想同时对韩国国民的素质也有很深的影响, 诚信、勤俭、守信等良好品质和风气, 这些美德多少与儒学思想有关系。

3.2中国儒学在当代韩国教育研究中的走向

20世纪末开始, 韩国在教育研究上, 对研究儒学思想采取了以下方式:一、建立儒学, 包括儒学在内的研究机构。整理和翻译传统儒学典籍, 深入专研儒学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例如成立成均馆大学大东问题研究院, 为研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朝鲜和东方文化, 探讨民族文化。同时韩国学者正在整理李退溪的文集, 对他的性理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二、在高等学院开设儒学课程及从事儒学研究, 探讨儒学对当代韩国社会的影响。三、整理并介绍包括儒学在内的古籍。由于文字的障碍, 中国的古籍现今在韩国已成为学术界和专门家的研究对象。为了便于更多的人阅读, 自1980年起韩国《新东亚》杂志编辑部还组织知名学者对《论语》等一百篇名著进行介绍, 其中, 经、史、子、集均有。四、组织人才编写论述儒家思想的著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了研究。

4. 总结

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构成的主体对此两国社会的进步, 文化的传承, 文明的发展, 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与理念, 更是深深植入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诸多国家的民众思想观念里, 显现了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观。从古至今, 儒学思想为韩国社会带来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韩国由单一的民族构成, 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民族也较融合。在韩国大学里, 后辈在大程度上必须尊重前辈, 不能直呼前辈的姓名。当然, 流行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儒学, 虽然也有不少内容与形式已经随着时代改变了, 但总体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传统多于革新。同时, 儒教思想对韩国教育的影响使韩国社会在各方面都有了极大地提高。经过韩国学者与一般大众的努力研究和实践, 韩国很可能率先于东亚各国中创造出一套适应本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儒教理论和实践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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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韩) 金钟喆.韩国教育政策研究[M].汉城:教育科学社, 1998.

一个中国妈妈眼中的日本安全教育 篇3

安全教育渗透在日本的每一个角落

看日本的新闻，让人感到日本三天两头就在搞防灾训练。今天是假定海啸发生之后，确认避难场所的训练；明天是假定地震之后，如何搬运受伤人员的训练。或者是大型电影院如果发生了火灾、地下停车场，如果发生了水灾如何应对……总之，就是要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

大到工厂公司里至少每月一次的安全检查、部门小组的回顾检讨和改进；小到每天站在马路边，不管日晒雨淋为车辆的安全进出而挥动安全指挥棒的老人。日本人做事的认真严谨，可见一斑。

看，这个黄色的标示，就是由当地警察、学校、社区、家庭联合为保障儿童的安全而设置的“儿童110号”牌子，以利于发动当地热心人士，把这些醒目的标志设置在自家门口或者店面醒目的地方，为儿童遇到危险的时候提供更多的避难、求救场所。

全民共进，安全意识从小熏陶和训练

每每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对那些并非强制的安全规则都那么遵守，常常会让我这个大人都自愧不如。但仔细想想，他们这种守则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小熏陶、训练出来的结果。

就拿交通安全意识来说，在日本，孩子从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幼儿座椅时就已经习惯看到，红灯的时候是绝对必须停下来等待的。我的儿子自从升上幼儿园的大班，幼儿园就特意为他们一年后能够安全独立地上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

其中还包括请来了交通警察协助培训孩子们怎样过马路。从那以后，只要我看到绿灯已经开始闪烁还想拉着儿子冲过马路时，就会遭到儿子毫不留情的批评。

日本小朋友们一般都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你常常会在街上看到，年幼的孩子骑着自行车跟随在妈妈的自行车的前后，像是一条鱼妈妈护卫着的小鱼，由妈妈一路指导，靠左边行进（日本行车靠左）。

当孩子升入小学后，学校会发动各个家庭，借用大小不一的儿童自行车，并请来交通警察指导、父母们协助，组织孩子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来一次实际操作，以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孩子們骑自行车的安全意识。我的儿子上了培训课后，还得到了一个自行车“驾照”。

日本幼儿园里训练有素的避难训练

前段时间又是儿子幼儿园的避难训练。幼儿园每个学期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理由”的避难训练，比如上一次是想定幼儿园附近发生了火灾，而这次要求父母参与——父母接到消息之后，要到幼儿园接回自己的孩子。

幼儿园平时就制作了紧急联络网，把大家在紧急情况时最方便的联系电话登记上，父母接到消息后，要立即轻装上阵，就像真正逃生一样前去幼儿园接回自己的孩子。

一般小学到高中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紧急信息，学校的紧急联络邮件一般是在有台风、地震等紧急情况发生前后，用来联络父母的一种方式。平时，来自学校的紧急联络邮件里更多的是告诉父母，附近哪里又发现了可疑的、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人，让父母们引起注意。如果有父母发现可能会危及孩子安全的人或事，也会报告给学校，学校通常会联通警察局、教育委员会一起上报解决。

演习那天我到了幼儿园，发现平时放学只开一个正门的，这个时候已经把所以的边门都大大地敞开，以便让父母能从最便捷的路径到达、接孩子离开，而且每个门口都有一位老师在指挥确认，每一处大门口都会张贴告示，告知父母此刻孩子们的避难场所。

我按照指示来到幼儿园的操场，远远就看见每个老师头上都戴着安全帽、身上背着紧急背包站在那张望，旁边，安安静静地蹲着自己班级的孩子们。父母按事先指导的做法，向老师通报了自己孩子的名字，并把家长牌子交给老师。老师确认之后立即就把孩子交给父母带回家。

防灾头巾是每个家庭、每个就学儿童必备的防灾用品。学校、幼儿园定期进行火灾、地震等避难训练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立即把防灾头巾戴上，听从指挥。

孩子上小学之后，自己的防灾头巾就套在自己上课的椅子上，既可作为靠背、也可作为坐垫。为了防止刚进小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受伤，规定一年级的小朋友课间到操场活动的时候要戴上醒目的黄色校帽。

家园合作，安全措施和防灾物品如影随影

日本孩子的安全意识不仅是学校里教育出来的，同时也是家长、社区共同努力的结果。比如孩子刚进小学时，区教育委员会发给每一个孩子挂在书包上的报警器，和黄色的醒目的书包套。每个孩子拿回学校的行当很多，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防灾头巾。防灾头巾平时上课就套在椅子上，可以当作一个靠垫或者坐垫。

平时我的儿子自己上学，跟着住在同一片地段的孩子组成“登校班”，从来不用父母接送。每到一个路口，还会有当天执勤的家长拿着黄色的小旗子帮助指挥。基本上每个妈妈每年至少都会轮流执勤一次。

学校细致到会仔细规定每一片地段的上学路径，遇到马路尽量使用人行天桥。

每到放春假、暑假、寒假之前，同一片地段的中小学校还会联手发动父母组成巡逻队，和孩子们一起选择在傍晚时分在通学路段以及学校周围巡逻调查。哪些地段道路狭窄、哪些地段车辆来往频繁、哪些地段路灯不明、哪些公共厕所里的照明灯具需要换修、哪些地段正处于建筑工事比较危险、哪些地段发现孩子们在扎堆玩游戏……全部都会一一记录，打印出来发给大家引起重视。

清楚明了，设立自家安全规则

孩子们不仅仅习惯了社会上的种种安全规则，从小家里也会和自己的孩子建立自家的规矩。比如万一遇到了地震等紧急情况，全家人在平时就要说好到时候怎么办，家里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附近有哪些可以避难的场所。平时放学后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儿的话，一般父母都会和孩子之间立下五个约定：

1、不要单独在外面玩儿。

2、有朋友叫去哪儿玩时要先告诉父母。

3、“在哪儿、和谁一起、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交代清楚再出去玩儿。

4、不跟陌生人走、不坐陌生人的车。

5、遇到危险要大声呼喊、立即逃走。

大到地震发生时的对策，小到传递剪子时要将剪头冲里、拿雨伞时如有人擦身而过要将伞侧着拿等等，处处都有学问，处处都有安全意识可以推敲。

我眼中的韩国的文化 篇4

商学院11级公管二班 赵泽泉 学号：20111611676 内容摘要

学习韩国文化，我感受到的韩国的最大特点就是单一。它的民族大体上是单一的。虽然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但远没有华夏文明那样错综复杂：从檀君熊女的传说，到三国时代，统一新罗和渤海王国，高丽王朝，朝鲜王朝以及之后的日本殖民时代似乎就构成了韩国历史的轮廓。对于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女性）来说，韩国最令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它的流行文化和美容行业（整容，化妆品）。但对我来说，看一个国家我最关心的永远是它的经济和政治。韩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没有资源上的优势，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内战的摧残，就在这一片废墟上。关键字：韩国 文化

经过几周的关于韩国文化的学习，我对韩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学习韩国文化，我感受到的韩国的最大特点就是单一。它的民族大体上是单一的。虽然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但远没有华夏文明那样错综复杂：从檀君熊女的传说，到三国时代，统一新罗和渤海王国，高丽王朝，朝鲜王朝以及之后的日本殖民时代似乎就构成了韩国历史的轮廓。

饮食文化

从韩国的饮食文化说起。韩国是我们的邻邦，其饮食习惯在很多反面和我们是一样的，比如说大米也是他们的主食，他们也喜欢喝各种汤等等，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下，饮食习惯肯定还是有差异的：第一，饮食较清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鸡鸭鱼肉蛋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在我国甚至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儿童肥胖化的问题。与我们不同，韩国人的饮食则极为清淡，一桌菜，看上去会有很多盘子，但大都是泡菜、咸菜之类，没有几个肉类的菜。不过，韩国也有专门的参鸡汤店，老师也讲过，韩国也有本土的和外来的快餐店，和中国不同的是，他们的本土快餐店更符合本国人的口味，更受本国消费者亲睐。第二，爱吃泡菜。其实原本就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听了老师的课之后，发现他们似乎比我想象中更喜欢吃泡菜。在韩国，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饭馆、公共食堂或朋友家，吃饭的时候都离不开泡菜，这也是他们特有的文化。还有，韩国人喜欢喝酒，课堂上的一组统计数据表明韩国人最喜欢从中国进口酒类，茶叶、农产品还在其次。由此，韩国人对酒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除了上述三方面外，韩国人的饮食习惯中还有一些和我们不太一样，比如爱吃紫菜包饭、烧烤，而且几乎顿顿离不开大酱汤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特有的民族文化。在资源匮乏的韩国，他们学会了用最简单的材料去细心地做出一份自然又美味的、具有韩国特色的料理，这就是韩国人，善于调整自己去适应大自然。

节日文化 一个国家的节日文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与愿望，每一个节日的背后都有一段道不尽的源远流长的故事。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也是我们需要对比反思的。韩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对文化的继承，是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最大资本。我们知道，韩国有四大传统节日，即春节（农历1月1日）、元宵节（农历1月15日）、端午节（农历5月5日）、中秋节（农历8月15日）。时间上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上会有些不同。在这众多传统节日中，最令我们心碎的恐怕要数端午节了，原因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韩国将“江陵端午祭”呈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遂被评为世界口头文化遗产问题。此后每年端午，韩国便开始正式举行大规模 的江陵迎神祭，就是韩国端午节。在我国，端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我们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在端午这天，会有吃粽子、赛龙舟等民间活动。当第一次听说端午节被韩国人抢先注册的时候，我也很气愤，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竟然被别的国家给抢了。老师也讲过，韩国人注册的端午祭和我们的端午节不一样。韩国的端午祭实际上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这与中国人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惟一的相同点是时间框架,都是在中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对于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上，我们的意识和力度显然不及韩国。我想，这件事也为我们敲了一个警钟，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经济

对于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女性）来说，韩国最令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它的流行文化和美容行业（整容，化妆品）。但对我来说，看一个国家我最关心的永远是它的经济和政治。韩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没有资源上的优势，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内战的摧残，就在这一片废墟上。他们的经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飞，汉城奥运，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最大造船国，第二大手机生产国，第五钢铁生产国，第六汽车生产国带给了他们亚洲四小龙的光环，铸就了汉江奇迹！当韩国拥有着“三星”“LG”“现代”等国际大品牌而我们国家依然靠进口来消费高科技高技术电器或其他工业产品是，我们一方面感叹韩国发展的神速，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对我们国家的民族企业感到惭愧。60年代的那个食不果腹，到处充满饥饿与死亡的连埃塞俄比亚都不如的国家何以在几十年间便成为一个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明显地位的现代化国家？也许我们不可否认美国对韩国的帮助，但更多的是韩国人的那股爱国的热情与不懈的奋斗。纵观他们发展经济的过程，在经济总量上是一个由少到多的飞跃，而在产业结构上则是一个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变过程，是一个从出口加工到拥有自己的品牌的过程。原因不外乎因地制宜，重视科教，对外开放。之前看过 “大国崛起”，这些几乎是国家走向强大的普遍规律，作为后发国家往往需要政府的引导。我想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发展经济的启示，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启示，这些经验中国懂，中国最需要的也许是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让这些做法落到实处而不是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样才能真正缩短我们工业化的过程。

政治

韩国在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至今韩国共有十位总统，韩国的当代政治应该说是围绕这十位总统展开的。从这十位总统的交替过程中，我看到的是韩国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最终民主战胜专制的过程。是韩国政治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经历：他在早年因民主活动饱受政治迫害，甚至造成了身体的残疾。当他历经坎坷终于走上总统的位置时，人们本以为他会进行无情的政治报复。但事实是金大中当选总统的第二日，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绝不会进行政治报复。在当选后的第四日，因贪污渎职而坐监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被特赦。金大中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两位前总统当年毕竟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人们甚至在金大中正式就任总统的典礼上，看到了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总统在主席台上就座，这在韩国是史无前例的。人们说这件事标志着韩国的政治走向了成熟。由此我想到了我的祖国至今还面临着统一的问题。这是当年国共两党斗争的遗留问题，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反过来想，当时解放军没能攻克金门进而跨越台湾海峡解放台湾也许未必是坏事，因为这也给中国政治尽早走向成熟提供了一个机会：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两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也孕育出了两种文化，而中华文化一直有非常好的包容性。那么作为后人，我们需要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让这两种制度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我想有朝一日当海峡两岸真正实现和平统一的时候，那对于中国的政治一定有一个里程碑似的意义，或许那时我们的政治将真正走向成熟。我衷心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特有文化

我认为韩国还有一种特有的文化，那就是泪的文化。提起韩剧，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那一步步赚人眼泪的爱情片。要谈论韩国的文化绝不可不谈“哭泣”和“眼泪”，而韩剧，正是这一文化鲜明的例证。这个民族“泪流成溪”，哭泣淹没了这个国家。是什么导致韩国人这么爱哭呢？也许我们需要从历史来寻找原因了。韩国的历史可以简化为一部受欺辱史。自古以来便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有自己的国王却要听从另一个更强大的国王（中国的皇帝）的摆布，到了近代，被一个更可怕的大和民族统治，世界大战后仍不得安宁，不幸地成为了美苏冷战的主战场之一，将国家一分为二。在受压迫时，韩国人没有学会如何去反抗，而是将自己不满的情绪倾注于泪水，想让之一泄而尽。这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而韩国人的泪水中也蕴含了对现实的无奈。或许，对于韩国人来说“哭能解决一切困难”。

宗教文化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对于韩国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也知道，孔子、孟子都是我国的儒家大师；儒家思想是我们国家的东西。但是，孔孟之道在我国，绝大多数时候成了一种说教，而没有从骨子里影响下一代。而在韩国，孩子从小就接受儒教道德教育和熏陶，在社会主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从各种韩剧中我们 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其次，对于本国语言教育非常的重视。应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国际大潮的推动下，对英语的重视程度显然高于对自己的母语。韩国虽然国家小，但却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2000 年左右，韩国禁用了汉字，然后用自己的文字代替了汉字，谁都知道，这样做很麻烦，但是却是对自己国家文化很好的捍卫，也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同样受儒教与佛教思想的影响，韩国人对表达自己的感情表现得比较含蓄。韩国人的爱不是现在进行时，而大部分都是过去时，韩国人的爱是对“无”的爱恋。这或许是整个东方的受儒教与佛教思想影响的国家的普遍现象，过于谨慎腼腆使我们失去了所爱之人，到最后只剩下心中无法割舍的爱与惆怅。韩国人的恨是与爱连结在一起的，这种恨是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当自己有某种愿望或具备某种能力时因为遭遇挫折使其愿望不能达成而产生的，这种恨是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仍对此一往情深，这种恨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恨。

总结

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韩国教育 篇5

韩国的教育体系和育人方式更为国际化、更科学。

学校更加注重学生自身学习的能力培养与挖掘，高考成绩不理想不代表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对学生平时学习成绩的考量方面的看重也正因如此。

二、家庭经济能力

韩国大学非常看重学生家庭稳定经济收入和殷实的经济基础，这是留学生正常学习与稳定生活的保障，也可以有效遏制恶意打工和非法滞留问题发生。

三、韩语学习能力

韩国留学的教育优势及入学条件 篇6

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都需背负比较大的思想和经济压力。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国家 - 韩国。比较一下韩国教育优势，看看是不是能成为你的选择。

韩国留学的优势

教育质量：

在世界各国中，韩国的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支出中所椎谋壤是最高的，韩国教育部的预算虽然每年不同，但平均渍府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超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和对社会福利的投入。

韩国公认的最好的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以及庆熙大学、建国大学、东国大学等等均为世界知名学府，与美国众多知名高校保持合作，而韩国高校注重学科的特性，又令其计算机应用、经济学和商学科专业成为亚洲一流。

入学条件：

一个“中国通”眼中的中国机会 篇7

和一个英国人用中文谈论中国证券市场是件很有趣的事，尤其是当他还能听懂你说的上海话。

在中国呆了9年的殷觅智，除了外表依旧很英国以外，说话行事都颇具中国“范儿”。从中国基金业第一个外籍员工，第一个外籍股票基金经理，到其后的QFII机构首席代表，再到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殷觅智的每一步都沿着梦想前行，而他一直以来的宿愿——就是在中国做投资。“这里充满机会，潜力更大!”他说。

卸任中欧基金投资总监以后，殷觅智的下一个计划是设立自己的投资管理公司，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投资平台。对他而言，国际化的思维和眼界、本土化的经验和人际网络是天然的优势。

中国情结

2000年，殷觅智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来到中国发展。那一年，中国整个基金行业只是一小块“跑马地”，整个基金行业还是内资天下，所发行的产品也只是封闭式基金，仅有寥若星晨的几家外资机构试图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对老外们来说，中国还仅仅是文案中闪烁的词汇而已，有点遥远。

但殷觅智却看到了机会，“9年前，我就决定开始在中国中长期发展，我决定住在这里，学习中文，努力了解中国的文化，在A股市场努力发挥我的投资经验。尽管之前我在英国和美国做过投资经理，但是我觉得中国市场的潜力更大，机会更多。”在金茂的一家咖啡厅里，殷觅智侃侃而谈。

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殷觅智先后在信诚投资、瑞士银行任研究员，而后在英国知名的保险集团朋友天命公司任投资经理，主要从事新兴市场投资。在香港的宝原投资工作3年后，殷觅智得偿所愿来到上海，成为华安基金的第一位外籍员工，也是中国基金业的第一位外籍员工。此后，殷觅智任汇丰投资上海首席代表，随即被聘任为中欧基金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值得一提的是，他很顺利地用中文通过了基金公司高管考试。

9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你不得不佩服他前瞻性的眼光，而这种前瞻性思维也反映在他的投资中。他认为，新兴股市的一大特点就是未来的变化空间很大，而股票的价格是由未来决定的，所以在新兴股市里投资一定要看未来的变化趋势。

“我比较喜欢看经济周期，在不同的阶段，根据政府政策，通胀水平以及经济增长情况，我们可以找出相对具有优势的行业。”殷觅智说，比如经济在底部复苏的阶段，市场表现最好的通常是有色金属，而在经济略有恢复后，消费和地产往往表现出色。前瞻性和趋势性的判断，是殷觅智的强项。

投资风格上，殷觅智坦陈其更偏爱QFII的风格，价值投资，低换手率，相对长期持股。而这一点，被很多人认为是“老外”的顽固不化，也有很多人质疑他对中国市场的适应能力，称其水土不服。殷觅智对此不以为然，“从我担任中欧新趋势的基金经理开始，从2007年1月29日到2008年4月底，公司结构和投资平台稳定，其间我管理的基金过往业绩出色，在同期发行的4个基金中，中欧新趋势业绩排名第一，在所有股票型基金中排名也靠前。”

2008年8月以后，由于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些制度变化，投资管理流程与投资决策流程也随之变化，中欧新趋势不再由殷觅智直接掌管。所以他决定离开中欧基金，搭建一个自己的稳定的投资平台。

殷觅智对中国市场的把握不仅仅表现在选择职业方向，同时早在2000年殷觅智已经预见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艺术投资品市场的前景。

“我对中国环境适应得很好。”殷觅智笑着说，“我很喜欢中国，很喜欢在中国挖掘不同的投资机会。这10年给我本人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我将继续在中国进行我所喜欢的投资事业。”

下半年挑战较大

谈起目前的A股市场，殷觅智认为，短期市场已经基本反映了此前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行业复苏预期。现在市场的平均市净率(PB)已经达到4倍，市盈率30倍，估值上来说已经偏贵。当前的关键在于企业盈利下半年能否持续恢复，或是超预期。

殷觅智认为，下半年资金面是一个重要问题。“到年底，2／3的市场总股份将实现全流通，资金的供给没有太多变化的前提下，挑战比较大”。

一个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节能减排 篇8

中国有可能做自己的碳排放Cap Trade

《中国新时代》：在国际环境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谁应该负担更重的减排任务争吵不休，美国和中国都反对Cap Trade（总量限制和交易），您认为美国没有设定排放上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Robert Taylor：美国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中央政府即是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跟中国和很多国家都不一样。

美国应对环境变化的法案很简单，在联邦层面基本没有太大约束力。明显能看得出，环境大会上，美国代表都没有做出过什么大的承诺。联邦政府的权力不集中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议会上，业内人们也很努力地促进减排，不幸的是每次都失败。

虽然，Cap Trade没有在联邦层面得到通过，但是一些州已经率先自发采取了措施。美国的十五到二十个州也很积极地设计自己的排放上限交易体系。我所在的州与东北部的其他十个州共同设立了一个发电配额体系，给电厂设定排放上限，如果发电的时候会排放温室气体，就要购买配额，配额多的还可以出售。这个体系总的来说运行得不错，有的州从中获益良多。我的州就有剩余的配额，很多新的节能项目都是利用卖配额的钱建起来的。有的州就只能买配额，花了很多钱。所以，不同州对此的看法也有变化，比如新泽西州最近就退出了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中国新时代》：同样没有做出承诺，您对未来中国的Cap Trade有什么看法？

Robert Taylor：我对中国的低碳经济很乐观。我认为未来中国还是有可能做自己的碳排放Cap Trade。其实，Cap Trade的核心问题是承诺， Cap Trade应当伴随着大量的政策制约和保障。如果要建设碳排放总量限制和交易体系，首先要建设具有强制力的体系。

不仅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很多年长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他们呼吁必须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否则十几亿人口的生活将难以为继。中国不能按照其他发达国家的模式发展下去，不能像美国、德国过去那样无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非常大，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与美国一样，全世界的资源都不够用。中国已经没有自然资源可以浪费了。

我相信中国能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大力促进节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都把降低单位GDP能耗放在了重要位置。

中国的节能制度体系建设是世界最完善的

《中国新时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工作的，您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

Robert Taylor：大约是三十年前，我就开始在中国工作了。我现在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一半时间住在中国。最初，我从父亲那里学习能源。他原本是核能方面的科学家，可后来他对核能感到失望，所以从70年代开始研究可持续能源与气候变化。三十年前，我进入世界银行，从最基层做起，工作了27年，直到三年前退休。我在世界银行一直研究能源平衡，节能等等领域。

三十年前，从1982年开始，作为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进行能源研究和规划。期间，我参与了很多中国的大型节能项目，比如未来应该如何使用能源，如何节约能源等。

《中国新时代》：您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针对中国国情，做了很多关于节能的计划，所有的计划最终都实现了吗？

Robert Taylor：一部分实现了，也有一些计划进展缓慢，基本可以算是失败的。

我觉得有几个项目计划得非常成功。比如，我曾经代表世界银行与全球环保基金（GEF）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中国节能促进项目。这个项目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实施的，旨在提高全国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环境、同时促进中国节能机制转换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以国家层面的体制建设为主，二期以帮助业内公司发展为主。一期主要建立示范性的节能服务公司，在中国示范基于市场经济的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以及建立国家节能信息传播中心，完善中国节能信息传播机制。项目二期的主要工作，一是建立节能服务公司的技术支持和运作体制，成立了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二是建立节能服务公司的商业贷款担保资金，实施贷款担保计划，增加获得商业贷款的机会。

《中国新时代》：什么样的计划没有成功呢？

Robert Taylor：比如供热改革（Heating Reform）计划。这个项目10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成果。中央政府曾经以为这个项目会进展很快，其实不然。

中央下达供热改革的文件，但是很难在基层推进下去。供热改革项目关系到改变供热系统，改变供热方法等等很多方面。供热关系到城市的每一个居民。如果这个大项目出了差池，将会带来一场灾难，所有人都会埋怨。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市长只会在这个地方做几年，然后就调去其他地方，为什么要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冒这么大的险呢。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美国更是如此。当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会变得紧张，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事情。

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确是很有权力的，但是有限。曾与我一起进行供热改革项目的建设部副部长告诉我，中央政府没有做供热改革的权力，必须由地方政府来做。中央唯一的权力是下达政治命令，督促省市级政府去做，很难强迫他们去做。

当项目组到地方政府推进进度时，地方政府都会说这是好计划，我们愿意做，不过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结果。当我跟地方政府官员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好的，我们也做吧，我们会考虑的”。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他们大概不会行动。

中央政府制定的很多计划都颇具前瞻性，并且中央也很希望能落实下去。计划落地并不容易。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去实施。比如，资金短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或者还有更迫在眉睫的其他项目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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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从低碳方面看，您在中国工作的期间，中国的哪些事情变化了？

Robert Taylor：这些年中国对待节能的态度变了，政策和措施都有提升。

首先，政治承诺变了。现在各级政府很乐意讨论节能，他们真的关心如何节能。而且，省级政府、市级政府都设立了负责节能的办公室，这表示出中国有信心也有决心推进节能减排事业。

其次，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提高了。人们比十五年前更聪明，知道的更多。节能领域的学者专家表示希望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进一步提升自己，他们没意识到，他们的大部分做法已经是非常前沿了，其实他们做得比大部分国家都好了。在很多领域，中国是世界领先的。中国节能方面的政策比较先进。

《中国新时代》：中国哪些做法是世界领先的？

Robert Taylor：比如，目标设定。很少国家设定了中国这样明确的多层次目标和详细的标准。节能目标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多层次的，从低到高，非常详细；节能标准无论横向或是纵向也都比较全面。目标带来压力，压力引起重视，最终促使相关人员采取行动。

另外，我很钦佩的一点是，中国的节能制度体系建设是当前世界最完善的。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都设立节能部门，一层层下来，有组织性，井然有序。中央能把各级节能部门集合起来，然后告诉他们需要做的一、二、三、四项，责权明确。美国或许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为了完成目标，中国出台的政策非常有力，比如“一票否决制”。如果不能完成节能目标，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的政绩考核就面临巨大压力。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总局联合制定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对各地区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对考核等级未完成的省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评奖，国家暂停对该地区新建高耗能项目的核准和审批。

《中国新时代》：这些方法的作用明显吗？

Robert Taylor：回头看看，“十一五”期间设定的节能目标是：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当初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以中国的发展态势来看，单位GDP能耗应该上升，而不是下降，下降这么多更是困难。2006年，“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单位GDP能耗只下降了1.3%，这是最原始报道的数据，后来有修正。无论如何，第一年完成的目标距离整体目标都相差太远，以这个速度下去，根本不可能完成20％的任务。高层领导人们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给基层政府施加压力。施压的结果是让地方政府了解到，这次来真的了。2007年、2008年、2009年期间，每年都有大量的节能项目上马。投资规模大得让人惊讶。整个“十一五”期间节能投资高达8千亿人民币，目标也基本完成。

“十二五”规划的财政预算可能超过万亿。“十二五”规划继续将节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型指标，提出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比2010年降低16%等节能减排指标。我相信新的目标一定能完成。过去，有的省市政府为了表现自己还主动加码，设定更高的目标。现在可没有人这么干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认真的。

《中国新时代》：从微观角度看，为什么人们对待节能项目的态度与其他项目不同？节能项目究竟赚钱还是亏钱？

Robert Taylor：这是很微妙的。这一点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相似。工业节能项目赚钱。可惜，全球的老板们都不把节能项目放在整个工厂的生命周期中看，而是与其他项目一样，针对项目的短期收益来看。原因有很多。首先，业内所说的“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是“增加”利润并不吸引人。许多节能项目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可是，它们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却不是增加收入和利润。通常情况下，企业领导人可能更感兴趣的项目是提高收入的方法，比如通过增加产能、研发新产品，或者进入新的市场等。项目计划书中，老板最多给两年的资金回收期。也许节能项目在很多年以后能节约非常多的资金，但是，周期太长了。这是很常见的，绝大部分的企业老板都这样认为。

一次，我在能源管理技术培训中见到了一位同学，他是一家大型企业工厂的节能主管。我问他你为什么来上课，他说：“我要找工作，我的工作完全不受到重视。我设计了很多计划，公司全部否决了。”当时，他的公司正在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可以理解，公司更关心存亡问题而不是未来的能效问题。

地方与中央的视角差异

《中国新时代》：可不可以认为，您所参与的失败项目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下达的命令，到了地方政府实行不下去？

Robert Taylor：对。举另一个例子来说说我感觉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央政府的多位领导人都比较关心资源节约，他们相信并且大力支持减少一级能源的消耗，比如石油和煤。但是，在地方，很多人发现在不改变本地经济增长模式的前提下实施节能政策并不容易。地方政府首先考虑本地区的就业率和GDP。“我们只是一个小地方，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别来为其他的事烦我。”

几年前，中国中央政府就意识到，钢铁产能过剩是个问题。生产钢铁消耗大量的资源，造成污染。更严重的是，产能过剩，市场饱和，钢铁企业将面临巨大困难。中央政府很担心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断压制钢铁产能。两年前，我去一个城市做调研，他们正在做“十二五”规划。当时的版本还不是最终版，里面写着，“十二五”期间，计划使本市钢铁产能翻番。我当时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大家都增加钢铁产能，就没有市场卖了。他们说，“哦，那是其他人应该担心的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可以这么做。”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才这样做的。在“十一五”的时候，这个城市确实翻番了钢铁产能，结果皆大欢喜：建了新工厂，赚了很多钱，提高了就业率。增加钢铁产能给城市带来了很多好处，所以他们想在“十二五”继续这么做。倘若你是一名中央政府的研究员，看着全国数据，就会知道，这是不对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类似的国家长期视角与地方视角之间的矛盾和差异。

《中国新时代》：单就节能环保而言，政策实施不利的情况在其他国家的情况常见吗？

Robert Taylor：在美国，这个问题更严重。美国是由很多个州组成的。联邦政府是由若干个具有自治能力的州在共同认可的政治框架下结合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州政府拥有所有的权力，这些权力的一部分给予联邦政府，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给自己。联邦政府能做的事情有限。比如，杀人罪，只有州政府的法律有作用。所以，如果我杀了人，联邦政府不能把我怎么样，处罚我的是州政府。当然，如果我从一个州逃逸到另外一个州，或者把尸体转移到另外一个州，联邦政府就可以派联邦调查局抓我了。

美国的环保人士非常积极，他们相信如果再不制止污染，人类以后就要在水中生活了。可是，市长们说，我顾不上那么远，因为政府大楼的楼下就站着失业者呢。即使最高层领导人下达指令，也不代表事情就一定成功。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倒退的现象。相对于计划未来，地方政府更可以担心当下。因为现在就有人需要工作、住房，要赚钱，这些人在给政府施压。

欧洲的情况有些不同，欧洲的公众意识对环保非常敏感。我与欧洲的朋友交流发现，有些人很关心环境变化，他们认为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做一些事情了。但是，当他们开始失去工作时，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这么想。

目标重要 实施更重要

《中国新时代》：如果建设低碳经济，您认为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Robert Taylor：第一，设定节能目标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将目标实施下去。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并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做出的政治承诺，关键是如何实现承诺。

一位在省政府里做了很多年节能工作朋友说，中央政府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里面有数据、建议和做法，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告诉我们省政府要照着做。真正付之行动的地方政府压力很大。有目标有计划，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来实现目标。地方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已经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工作，非常累了。

第二，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如何让政策与市场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的弱点。无论政府设计什么项目，这些项目最终都必须放在市场中接受考验。这一点美国做得很好，让政策与市场尽可能全面彻底地相容。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有些事情改变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