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推荐10篇）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1

奚宇，1110758 自19世纪以来的多场战争和猖獗的文物盗卖行为，已使得人类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虽自1972年世界遗产巴黎公约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加强并日益引发人们强烈的关注，但前者尚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却接踵而至。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遭受了巨大的搓折，文化大革命中的对传统文化不公正的批判导致了大量文物惨遭破坏；而改革开放以后，以GDP为第一的主义的盛行和城市化进程更是使得一大批文化遗产蒙难；自近十年以来，文化产业的提出，使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更是屡屡见诸报端，大部分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性的开发。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1)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法律法规欠缺或者是与现实差距较大，标准模糊。由于我国对文物保护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不健全；而一些法律没跟上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效用。因此，应当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2)盲目挖掘和破坏性的修复。随着改革开发以来的经济发展，考古挖掘也越来越热。各地纷纷着手，但一些挖掘计划不严密，评审不科学，使得文物在历经千年的沧桑后毁于一旦。受限于当今的科学条件的限制，一些原本应该留待后人的项目早早上马，很多文物一出土便消失了，造成了难

以估量的损失。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破坏性的修复，现在一些文物景点尤其是古建筑群，为了吸引游客，将旧物毁去，依原样建了一个新的，这样“以新换旧”。

3)过度开发和管理混乱。现如今，国家提出了文化产业论，各地纷纷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景点来打造。这原本无可厚非，用市场化来为文物保护提供资金，可以减轻国民负担。但目前由于职能划分不明确，监管的缺乏使得大多数著名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每日游客量过载；景区内三废过多；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等等。著名的国家景区嵩山遭遇摘牌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三皇寨禅院毁树建房招致争议，到十方禅院收钱算命游客大呼上当；从港中旅入主嵩山景区引发“上市”揣测，再到世界小姐在少林景区大秀身材……少林寺的一系列行为使得少林寺作为文化遗产的名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接下来，则是国外的文物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国文化部遗产司戈万先生认为，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那就是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

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

印度文保部门对文物的抢救和修复工作一贯秉承他们在1932年的原则，即“对古建筑残迹的修复，不论多么简单，第一责任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保护残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原物。

印度在文物保护，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上相当成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多方参与筹措经费。

首先，建立国家文化基金会。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基金会对特定或普遍的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其次，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最后，寻求国际合作。自1977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一些国际机构紧密合作。

二、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

印度有着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早在1917年，“印度考古研究所”就设有一个化学处理处，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工作，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经过他们的努力，印度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

三、广大民众的支持。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这是印度文物界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印度决定每年的11月19至25日为“世界遗产周”，每到此时，印度文物考古界就大力进行文保宣传，提高民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近年来，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在印度各地参观时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在古迹上乱涂乱刻的现象。印度的古迹一般面积都比较大，但除了少量经允许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食品店之外，没有店铺泛滥的情况。

在墨西哥，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认同、主权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基本要素之一，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是国家的责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和属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家出资，不靠门票收入。一些古迹区和博物馆一个特点，就是门票便宜和各种优惠措施。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遗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

我们可以从上述国家中借鉴很多，下面则是我的一些想法。

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它是全民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它不应在市场化过程变成少数人的赢利工具。文化遗产市场化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贡献，减少财政上的压力。

我认为有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参考:

一． 西湖模式：西湖身处繁华的杭州城中，每日游客络绎不绝，也是杭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西湖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景点，却是没有门票的，但景区赢利很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西湖景区转变思路，从收取门票费向以周边服务业为赢利来源，从而做到景区与游客共赢的局面。这种模式适用于位于大城市繁华地段的景点，以服务业来赢利。

二． 门票模式：由于不少景点所处位置偏僻，平时游客少，而节假日景区超载运行，不得不以门票作为收入来源。这些景点应公布财务详情，确保景区的收入是用来使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公布门票收费的详情，使游客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一点是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

平，确保游客看的舒心。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2

一、如何正确理解档案式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 有时是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作为一种信息和知识存在社会之中, 依靠人们言传身教或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传递着, 这也就是它的非物质性所在。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使这种知识和信息能够继续在社会生活中生存、传递和发扬光大, 那么档案式保护与这种知识与信息及其生存、传递和发扬光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档案法》对档案的表述更强调了它作为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性, 即档案是以文字、图表、声像等特定手段记录一定知识和信息的特定载体, 但是档案之所以成为档案, 不是因为物质载体有什么价值, 而在于其记录的信息和知识的价值性。所以不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档案, 其共同的指向都是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也许这样的原因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档案联系起来, 档案式保护的重点也就似乎合情合理的体现在把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用档案的方式固定下来, 即通过文字、图表、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保存起来, 从而使非物质文化有了物质的载体, 实现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如果单从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信息面临着完全从这个人类知识中消失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完全依靠言传身教或集体无意识来推动的这种文化, 时刻面临着消失的风险性。如果确实灭亡了, 档案会帮助我们留下对这些知识和信息的记忆。但是这样的结果的出现并不能说就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人们不禁会问, 存在于档案之中而消失于社会生活的习俗我们还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有的学者主张档案馆加强对申遗资料的整理和归档, 或者是对档案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研究, 但我们也很难把这种活动单独归结为非物质文化的档案式保护, 虽然这种活动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有着蛛丝马迹的关系, 它对非物质文化的生存状态也没有直接地改变。那么档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如何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呢?如果我们不换个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极有可能就会使档案式保护陷入“假命题”的质疑中去。所以非物质文化的档案式保护的合理性必须置于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上来。笔者以为, 档案保护模式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了非物资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软环境的改善, 不管是对旧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整理, 还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的信息和知识通过档案固定下来, 继续的工作是对这些档案资料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发掘研究、社会宣传和普及, 让广大民众了解、理解、学习这些知识, 认识到其价值性, 从而投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实践中去, 继而改善非物质文化存在的软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 所谓“保护”, 就是“指采取措施,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档案式保护模式必须是基于生命力的保护, 脱离了对生命力的保护, 档案式保护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二、如何实现档案式保护

基于以上的探讨, 我们可以给档案式保护下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定义, 简单而言, 就是基于档案而产生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详细而言, 就是通过对既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研究、普及宣传, 以及通过对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固化、研究、宣传普及, 从而产生的对非物质文化生存环境改善, 提高其生命力的一种保护模式。

1. 必须保证各个工作环节都发挥充分的作用。

(1) 建档与整理档案的基础性作用。建档本身并不能实现非遗的保护和抢救, 因为非遗是活生态的, 一旦从社会中消失, 对它的保护本身就是失败的, 但是建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中却起着最基础性的作用, 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多样性、活态性、动态性、地域性等特点, 使其以自发的状态生存于社会的某个方面, 这样的状态非常容易让我们忽视它们的存在, 更不要说对这样的知识和信息进行深入的了解, 用档案方式对这些知识和信息进行整理和固化, 为我们系统认识他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 通过相关档案研究发掘非遗的文化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历史绵延流长,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生命不息, 本身说明了它蕴含的文化具有现代意义。由于当今社会的发展重心的转变, 其具有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效逐渐衰微, 新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重视, 所以学术研究迫切需要为其输入新的文化内涵, 发掘其新的生命力。长期以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多样性、活态性、动态性、地域性等特点, 为学术研究增加了难度, 而非物质文化的档案式保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学者不仅可以通过档案看到文字记录、图片, 更可以通过影视方式直接研究有关录像、摄影资料, 使广大学者或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成为可能。 (3) 开放非遗档案资料, 宣传研究成果, 弘扬非遗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非遗档案资料的开放和研究成果的宣传非常重要。档案资料的开放可以使学者民众近距离认识非遗文化, 拉近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开放的档案也有利于学者、爱好者的研究, 多元力量的参与研究, 对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也是不无裨益的。而研究结果的宣传可以从深层次提高民众对他们的认识。公开档案资料方式很多, 可以用展览的方式对有关文字记录、图片资料进行公开, 也可以通过允许公众查阅的方式进行公开, 也可以通过视频和多媒体手段公开。学术结果的宣传尽量浅显易懂, 影视和举办讲座、表演等活动都是很好的方式。

2. 实现保护主体的多样性。

(1) 公共文化机构的共同参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工作中, 档案馆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并不能涵盖工作的全部,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与非物质文化以及档案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化机构, 在档案式保护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存、整理、研究、宣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档案馆的职能限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工作很大一部分需要其他单位来完成, 档案馆应适当定位, 发挥自己的优势, 充分利用自己的档案资源,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整理研究, 做好宣传普及工作;同时积极建立非遗档案的知识库, 建立良好的网络系统, 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其他单位也要积极参与, 注意各单位协调一致, 避免资源浪费, 充分利用各自的特点, 多功能、多方位、多角度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的档案式保护工作中来。 (2) 专家、学者的参与。专家学者属于精英阶层, 他们往往能够从不同视角, 在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往往能够深入发掘其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科学价值, 从而赋予为物质文化遗产更强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以及对传统的非遗档案的整理, 为学者集中、便利的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创造了便利。档案式保护中应当建立起与学者专家的互动, 欢迎、鼓励、支持学者专家对相关资料的运用, 把专家学者的研究看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并为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建立良好的平台。学者专家从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角度出发,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本性角度出发, 恰当运用非遗档案资料, 作出浅显易懂的理论解读, 让民众看懂、听懂他们的研究成果, 形成资料运用、研究、普及文化知识的良好互动。 (3) 民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更离不开民众的参与, 因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体和主人是民间。首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工作中民众是主要参与者, 档案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遗文化原生态的记录, 来自民间, 取自民众, 不管是文字记录、录音、录像, 民众都是直接参与者。其次, 档案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公开和宣传离不开民众的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在于民间, 其生命力的提高在于其民间环境的改善, 所以公开和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大众, 政府和学者一切工作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其三, 档案资料收集研究本身也离不开大众, 社会上许多民间组织、许多社会人士热爱民间文化, 也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中来, 他们在调查研究中, 形成了自己的调查资料, 本身就是很好的档案资源。

综上所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的理解, 必须从非物质文化生命力的提升这一角度来进行,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的实践, 也要贯彻于档案化、档案的公开、研究、研究的结果的普及宣传等各个工作环节, 参与的主体来自社会各个方面, 我们不否定档案馆在其中的作用, 但是把档案式保护等同于档案馆的保护, 无疑是片面的。

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的含义, 并详细论述了如何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保护 篇3

笔者在阅读整理这些宝卷过程中，发现这些讲经宝卷既不是明清说唱本的原貌，也不是现在艺人的新创作，而是从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一直发展到今天，一个一个时代层叠累积而形成的，每个时代都会留下一些时代的痕迹。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从这些时代的层叠累积中考证其源流，也可以借以考证方言俗语、民俗风情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引发我们如何对这种随时代不断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保护。本文认为，口承文化有其利弊，对它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口承形式上，而应当在文本上进行保护。

口承的价值与得失

口承的时代变动性强，是活态的存在。像靖江讲经宝卷，就是传统宝卷的“活化石”。

靖江市位于江苏中南部，东南西三面环江，与张家港、江阴市隔江相望。东北、西北与如皋、泰兴市毗连。明成化七年(1471年)，靖江从江阴县分出设县，隶属常州府，今属泰州市。境内以旧城南郊的横港为界，以北称老岸，南面沿江地区称沙上。老岸地区讲吴语方言，称老岸话，是苏中南端的吴方言孤岛。沙上地区成陆较迟(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逐渐与老岸连接成片)，为后来移民居住之地，方言混杂，称沙上话。靖江讲经宝卷就流传干老岸地区，用老岸话讲唱。因长期三面环江，一面与准语相接的地理形势及吴方言孤岛的语言文化背景，形成了区域特征鲜明的民间信仰与讲唱文学合一的特色文化。

靖江宝卷是中国明清时代盛行的讲经宝卷的一部分，既受南北方讲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传承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地方特色，形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融佛教俗讲与民俗、民谣、传说故事于一体的讲经宝卷。讲经宝卷是做会的“副产品”，正是有了民间信仰的做会，才有用于“做会”活动的讲经宝卷。1990年8月出土的靖江马桥明嘉靖间刘志真墓中，有一张《冥途路引》，是朱刘氏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二十六日做会时发给的“随身执照”。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靖江民间做会的最早的实物。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嘉靖时，靖江的做会讲经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那么用来在做会时宣讲的宝卷，当也随之而产生。

大概至迟在嘉靖时，做会讲经已经是很普遍了。故靖江讲经，绝对不会晚于嘉靖年间，有可能更早一些。如《香山观世音宝卷》里的监斩官名叫“忽必烈”，这自然不是元世祖的名字，而是蒙古人一般的姓氏称谓。讲经者只是随手拈来这个前代习用的人名，这种称呼是讲经者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的，有一些下意识的成分，也只有在明代中前期时候，会拿前代外族人作为一个反讽的对象。

讲经宝卷是由一代代讲经艺人口头流传下来的。在继承中，会有选择性的遗忘，当然也会吸收新时代的一些新内容。每个时代的痕迹，多少都会在里面显现出来。比如宝卷中屡屡出现的“十三省”，这就是典型的明代词汇。中国行省的划分，元代时除了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在河南、浙江、湖广、陕西、甘肃等处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十一行省”。明代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南北两京直辖地区外，共有十三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为省，这样，明代一般的叫法为“十三行省”或“十三省”。清代初年增为十八行省，后又增为二十二行省。许多宝卷都讲到进京考状元的事，都出现“皇上开南考”、“南北二京”的话，这些话语，是旧时讲经的遗留。只有在明代，有南京、北京并称皇都，南北同时举行会试。清代称南京为江宁府，就不再有“南北二京”的说法了。靖江宝卷中许多地方透露出明代讲经语言的信息。而《眼光宝卷*里说：“此卷出在宋朝真宗皇登位之时，有一贤人出在江苏省阜宁县东门外路家庄。”由此肯定是清代江苏省名称确立以后讲经艺人的话。

口承性在宝卷中有利于考证其起源的时代，考证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在一代代长远的口承中，愈变离其本源愈远，愈变愈失其原貌。方言本身改变很快，口承中改变最多的是其方言俗语的变化。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是其中的方言词汇俗语和民风民俗，但随着口承发展，许多前代的如明代清代的方言词汇被现代方言词汇取代。在整理中就发现，许多靖江方言词语，语源不清楚，当地整理者只是以同音字代替，使读者无从索解。为了使其他地方的读者明白其中的意思，就需要建立一个方言词汇对照表，把一些方言用普通话的意思解释清楚。其中一部分方言的语源，要参考明清时代其他地方的宝卷来理解其词意。这有很多困难，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宝卷的书面文本的重要性。

书面文本的价值

文本是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文化遗产。语言变化很快，而文字则古今变化很小，文本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种固定性。口承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会随时代有所损益，而固定的文本则保持了它的原貌。如果每一代都有这种文本传世，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它的演变。如吴歌，宋代以前有郭茂倩《乐府诗集》，明末有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民国间有顾颉刚等人的《吴歌》甲乙丙丁诸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吴歌语言上差别很大。我们现在靠着这些文本，可以考知这一口承文化遗产的演变。

靖江宝卷以前从来没有整理过，都是民间艺人在民间的各种做会活动中演唱的。演唱者都有师承，跟师傅学过的，但他们没有底本，都是在跟师傅学习过程中积累的，到自己讲时，一面靠记忆，一面靠自己临场发挥，许多是即兴式的，添加了自己的一些创造。同一个师傅教的弟子，讲的同一个故事，可能一些地方会有出入。有少数民间艺人也有一些抄本，但只是一个大致的提纲，在讲的时候，并不会照本宣讲，而是加入许多即兴发挥。

旧时代的讲经者，当地人称为佛头。“佛头”一词，出自明代，如明末话本小说《型世言》第二十八回：“先发符三日，然后斋天送表。每日颖如做个佛头，张秀才夫妇随在后边念佛，做晚功课。”佛头并不是僧人，而是民间做会讲经的艺人。在晚清至民国的讲经队伍中，大部分的佛头是私塾出身，虽然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受当时的环境熏陶，对四书五经和佛教道教的词汇比较熟悉，在宝卷讲唱中能熟练运用经史传统的话语、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的说法以及当地民俗传说故事，这些在宝卷传承中积淀下来。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当前，佛头在讲经中加入了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词汇，使讲经能够一定程

度上被年轻人接受；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旧学的根基也普遍薄弱，而且大都是近几年才开始从师学艺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下岗或退休人员，半路出家来从业的，年轻的学艺者寥寥无几，因此，他们的讲经多是因袭，缺乏创造性。近年来，由于利益的驱使，也有一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师学艺，这样，讲经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口承下来的宝卷中所保留的传统的成分就愈来愈少，近于民间文学的创作。要保护这种流传数百年的非物质文化并将其很好地传承下去，使其不失去原有的意义与价值，就必须从整理讲经宝卷的文本人手。鉴于此，靖江市把全市所有的佛头讲经宝卷都录音录相，并据此整理成三百万言的《中国靖江宝卷》。

文本在口承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作用

比起口语来，文本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也随时代变化，但变化不是太大。那些流传下来的宝卷文本，把当时的方言俗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对于我们研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它把口头的宣讲变为固定的文本，完整保存一个时代的宝卷的本来面目。现在无法找出靖江宝卷在明清时代的印本，如果有的话，对于研究靖江宝卷的演变是极有价值的。它为人们研究方言俗语的词源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如明代的宝卷印本或抄本，记录了当时的民间俗语，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后代时易岁迁，许多词语源不明，就可以通过这些宝卷文本来考证。方言读音讹转的很多，如靖江讲经中“能”字，在《三茅宝卷》中：“他高读能像鹦哥叫，低读犹如凤凰声”，“总说相府没得冤枉事，这个冤枉海能深。”通过明清时代的宝卷刻本，知道“能”是“恁”的讹转。靖江方言里说哪个或什么，说“底高”，是“底个”的讹转。《牙痕记》宝卷里：“二奶奶，你来望啊，这官官发禄格，把我做儿子了。”“发禄”是“福禄”的讹转，意为孩子长得饱满，有福寿富贵之相。以明清时代的年画或剪纸中，常以蝙蝠(福)、梅花鹿(禄)谐音以象征“福禄”。这些词，都是口承中的方言，如果没有文本参考，则会愈转便愈远，有些词到后来已经莫知其源了。

其次，它可以防止在口承过程中宝卷的流失。从历史上看，清末民国有不少讲经宝卷，现在都没有人继承了。明代中期，以罗梦鸿为教首的民间宗教教派罗教，对全国有很大影响。罗教在明末漕运的漕帮人员中传习颇众，后来从北方顺着运河南下。靖江宝卷受罗教影响最大，当时有许多宣讲罗教的痕迹。在现存的《篆香庆寿开关》中有“传开三关通九窍，九窍又通运粮河。运粮河通漕溪水，漕溪水通祖家门”。虽然用的是民间道教里常见的以地名喻人身的说法，但以运粮河做比，却是首次。这也是讲经者生活经验的流露。相传漕帮的三祖，都是罗教的信徒，在漕帮中，罗梦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罗老祖”了。《血湖宝卷》前面的偈语里有“开开罗老祖家门两扇，大乘经典涌上来”。《灶君宝卷》说：“我佛下凡尘，五部六册经。生老病死苦，普度众凡人。”“五部六册”就是罗教的五部六册经卷。清末民国期间靖江宝卷还有宣讲罗教“五部六册”的。靖江的做会讲经也有“大乘做”与“小乘做”之分，“大乘做”主要是照本宣讲“五部六册”宝卷，如前举嘉靖十八年刘志真做的“冥路会”等即是。但后来就没有人继承下来，现在的做会都是“小乘做”。由于没有文本，现在对这种宝卷就无法详知。

再次，讲经的文本，也可以为以后从事宣讲宝卷的人提供一个范本，有利于讲经人对以往传统的学习继承，提高他们的素质，并在这个基础上创新。

保护文化遗产长城的作文 篇4

长城建造工程始于楚国修筑的一座防护墙，其他国家也跟着造。就这样造了2000多年，共计5万多千米，主要分布于河北，北京，天津等15个省区市。被称为“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1961年，长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城的长是21196。18千米，平均高度为7。8米，有些地段高达14米。墙身是防御敌人主要部分，其中厚度较宽约有6。5米，墙上地坪宽度平均也有5。8米。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站在长城上，不论是春花秋月、夏云冬雪，还是看长城内外苍茫的还山、连天的衰草，都有一股浓重的思古幽情油然而生。

长城是由一块块石头搭建而来的，长城犹如一条矫健的巨龙，看过它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说到长城有人就会想到烽火台，长城中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座烽火台，它有传递军情的作用，在长城中非常重要。

万里长城是一座不朽的奇迹，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更是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体现。

★ 长城保护建议书

★ 保护长城的作文

★ 保护长城建议书作文300字

★ 保护长城遗产建议书格式

★ 长城的小学作文

★ 长城一游小学作文

★ 游长城600字小学作文

★ 长城作文

★ 小学四年级长城联想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篇5

来源：华图 2010-11-24 18:26:09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模拟考场

本文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2011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点评。

【背景材料】

非改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文化艺术种类在人们的漠视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活的艺人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一些依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

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仍然散发着独特的光彩和魅力，仍然是传承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题目】

请联系给定材料，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保护”这一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生动流畅。(2)字数大约在1000～1200字。

【范文】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让传统文化星耀历史长河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先人创造的沉积与结晶，镌刻着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生命的密码，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机制、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信息资料库，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卷轴。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遭到了众多的破坏。自然灾害、人为原因等都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完整和残缺，严重影响了其文化价值和影响意义。而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为了经济的发展，大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对其不加以保护和维护，造成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危险，即将失去其拥有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而如何采取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呢?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针对我国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的范围之内，对于破坏或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的制裁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

其次，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进一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最后，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带进校园和课堂，使其在思想上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同时要充分利用民间保护组织的作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工作，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充分发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全社会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保护我国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点评】

文章在深入论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后，列举一系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最后在篇末提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的中心论点。

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的结构来进行写作。文章整体结构完整规范，论述具体，逻辑严密。申论考试中策论文格式方便考生把握，使用的人数很多，能在普通的结构中推陈出新，不仅能引起阅卷人员的兴趣，更是提高自己申论考试分数的重要手段。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6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中, 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对外海上交往史, 中国本身沿海运输也曾十分繁荣昌盛。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鉴证, 中国沿海历史文物的丰富程度也非同寻常。仅就中国沿海古代沉船而言, 据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估计, 在中国沿海有不少于3 000艘的古代沉船[1]。相对于陆上文物而言, 沉没在中国近浅海领域的文物由于深藏海底,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因为技术问题难以接触, 因而避免了大多数陆地墓葬被盗掘的命运。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 深藏海底的古代沉船已经不再遥不可及。1942—1943年, Jacques-Yve Cousteau和Emile Gagnan开发了水中呼吸器, 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2]。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和发明, 浅海、近海区域的古代海底文化遗产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由于船舶的装载量大, 在文物市场上素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如此数量庞大的文物所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私人公司把目光瞄准了中国沿海大量的古沉船上, 中国沿海地区正成为非法打捞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83年, 英国人哈彻在中国南海水域一艘无名沉船上打捞了约25 000件17世纪中国瓷器, 绝大部分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器, 同年哈彻将其中22 178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 从中获益超过千万美元。哈彻绝不会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非法打捞者, 1997年以来, 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西沙海域进行过文物普查工作, 结果就发现了大量被盗掘的海底文化遗址。2005年6月, 福建省平潭县“碗礁”海域发现大量水下文物。当地渔民、专业潜水员和各地文物贩子蜂拥而至, 进行疯狂抢捞。迫于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 一个多月后,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队首次对这艘被命名为“碗礁一号”的沉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共发掘出古代瓷器等文物16 000多件。而根据专家估计, 从这条船上被盗走的文物超过1万件。在“碗礁一号”事件之后, 盗捞团伙不仅具备了一定的文物鉴赏知识, 也更新了一批先进的打捞设备, 盗捞和交易手段日益升级。在2005年查获的非法打捞海底古瓷器案件中, 盗捞者驾乘的只是木质小渔船, 航速慢, 机动性差, 水下工作人员使用的也是极其简陋的潜水设备。而2006年查获的几起同类案件中, 木质小渔船变成了大马力机船或高速摩托艇, 潜水设备也换成了进口的先进潜海设备[3]。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 非法打捞活动开始出现组织化及公司化的趋势, 盗捞者加大资金投入, 结成暂时性的“股份公司”, 潜水员利用潜水技术和设备入股, 按股分红。如此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非法打捞团体的大量出现使得我国沿海海底文化遗产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威胁。

目前, 我国海底文物保护实际上处于被动的局势。文物保护机构面临强大的非法打捞组织, 只能采取获得线索后进行抢救性打捞和发掘的方法。2007年12月21日, 沉没于广东省阳江海域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该船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为6万～8万件。这也是在盗捞造成水底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目前正在汕头打捞的“南澳一号”古沉船也是如此。然而, 就近几年相关部门破获的案件来看, 可以受到像“南海一号”或者“南澳一号”古沉船这样严密保护的只是少数个案, 更多的古代沉船由于文物保护部门执法力量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像“南海一号”或者“南澳一号”一样的保护, 绝大多数最终难逃被盗捞破坏的命运。

毫无疑问, 如何应对日益猖獗的海底文物非法打捞, 保护我国海底文化遗产已经是一项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而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 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制度性的。各种制度, 尤其是法律制度的缺陷使得我国文物保护部门在与非法打捞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检讨这些制度性的缺陷, 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以期实现对中国沿海珍贵的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

2目前我国海底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缺陷

(1) 《文物保护法》报告发现制度的缺陷。由于我国文物保护部门目前尚未对沿海地区海底文化遗产进行过系统地调查。对于我国海底文化遗产的发现只能依靠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海上工程人员偶尔发现。作为对这样一种以偶然性发现为主的方法的回应,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任何活动中发现文物后均不得擅自进行勘探、打捞或发掘, 必须向相应的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报告。作为对发现者的激励, 《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 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给予奖励。然而, 这一规定首先遗留了一个问题, 如果发现的是经过盗掘, 但经过调查最终已经失去文物保护价值的海底沉船等文化遗址, 这种情况还符不符合获得奖励的条件?从法律规定来看似乎不能。但这样的发现实际上并不少见, 渔民在捕捞过程中发现了零散的海底文物碎片, 甚至有零星的完整文物。但这样的文物发现由于不符合奖励条件, 从而失去了获得奖励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 发现者将会更加缺乏主动向文物保护部门报告的动力。

因此, 从奖励发现报告制度来说, 目前《文物保护法》只奖励使文物获得保护的举报显得过于功利化。公民个人或者单位发现海底文物之后是否获得奖励完全依靠文物是否获得了保护的效果而定, 这一法律规定实际上是欠妥的。就目前海底文物保护部门面临的挑战而言, 其主要欠缺的是信息。一处被盗的沉船遗址即使不能再提供丰富的船载文物资源以供打捞, 但海底沉船以及沉船遗址仍有可能具有考古价值。这一点正如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安阳曹操墓所展示的那样:盗空的墓葬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 由于非法打捞的主要目标是船载货物——在中国沿海的非法打捞主要针对唐宋元明清代的古瓷器, 船舶本身一般无法引起非法打捞者的兴趣。这使得船舶被非法打捞破坏的可能性降低。因此, 沉没船舶并未受到损害的情况增加。这就使得船舶本身依然可能具有考古价值, 尽管现在这种价值可能因为船载货物的大量被盗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其可以提供的价值仍然可能是有价值的。因此, 仅关注海底沉没船舶所载的文物的保护, 甚至狭隘地将文物受到保护理解为发现载有大量文物的并及时报告才能受到奖励是与文物保护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文物保护部门对文物的理解应当是整体性的, 应当将文物与载具以及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 而不应该像非法文物贩子一样将文物理解为船载器物。而《文物保护法》目前的规定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法律规定如果要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文物的目的, 其目标应该着眼于将奖励目标、方法及手段等改为对信息的奖励, 即, 应当是着眼于获取了多少信息, 而不是着眼于对最终发掘了多少实物进行奖励。由于目前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信息高度匮乏, 获知并建立海底文化遗产信息是进一步进行保护的基础。建立对相关的信息举报奖励制度才是有效地应对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难题的首要任务。

就目前立法而言, 已经有多部法律建立了对信息的奖励举报制度。在我国的反贪污贿赂的举报制度之中就有对首先举报者进行奖励的规定。这一做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就具体立法而言, 可以规定有举必奖。即规定的只要是文物管理部门未登记在案的举报信息都有奖励。举报者获得的奖励可以不是一次性的, 在经过文物保护部门查证后, 如果发现了更重要的其他信息, 如尚未捞取的文物的数量较多, 为侦破其他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等均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这种阶梯累进奖励办法的好处在于, 举报者与国家进行的合作由一次性合作变成了多次性合作。而经济学囚徒困境博弈的研究证明, 在存在多次合作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合作的策略会取代不合作的策略成为占优策略[4]。发现文物的单位或者个人选择与文物保护部门合作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从“有信 (息) 必奖”这一实践的可能性来看, 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对发现者的奖励。虽然我国目前尚未进行对近海水域海底文化遗产的调查, 但根据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 最大的估计也仅是3 000艘。作为对发现者的奖励而言, 即使每发现一艘奖励额高达1万元, 就我国目前庞大的财政收入而言, 实施奖励的费用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在目前国家财政能力较为充足的情况下, 加强对海上作业发现文物奖励的宣传和奖励, 无疑会带来良好的效果。

因此, 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 除了加大法律宣传力度之外, 今后在修订文物保护法时应当体现对奖励政策从对实体文物保护进行奖励向提供信息进行奖励转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可以由几个沿海海底文化遗产较多的省份先行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部门规章以敷急用。

(2) 现行《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这十六字方针既是指导新时期文物工作的法律准则, 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文物保护和利用这一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法律依据。一方面, 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是整个文物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 保护和抢救是核心和前提, 利用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利用, 管理是工作的基本保障。换言之, 文物保护是我国文物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是, 该法也未能明确如何“保护”。

有学者认为, 对于海底文化遗产应当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倡议实施原地保护。原因在于, 文化遗产常年处于相对稳定的陆地环境或者水下环境中, 可以认为, 多年来遗产已经和周围环境达到了某种平衡状态, 包括发掘在内的任何人为扰乱都可能严重干扰这种平衡状态, 造成文化遗产的坏变[5]。考古学家们也指出, 由于目前技术水平有限, 尤其是保存技术有限, 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考古发掘、打捞出水并非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水下环境相对较为稳定, 物品进一步受侵蚀、坏变的速度相对缓慢;而一旦打捞出水, 新一轮的侵蚀过程很快就开始了, 物品很容易遭受坏变乃至彻底灭失。因此, 在出现更先进有效的技术之前, 让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处于原位, 反而更有利于保全这些文化遗产。如此一来, 通过将水下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保全水下遗址的物理完整性, 也就保全了它所包含的考古、历史或文化信息。在此意义上, 实行就地保护这种方式更能保存其所蕴含的考古、历史和科学信息, 更有利于传承人类文明[6]。

从科学实验结果来看, 就地保护的确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保护方法。事实上, 在我国的文物保护实践中, 对陆地文物的保护也有采用相同原则的实例, 如, 陕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陵至今仍然未进行发掘。尽管有各种进行发掘的提议, 但文物保护部门出于对文物保护技术无法实现保护文物的目的的担忧, 至今仍然没有进行发掘。这一实践得到了许多文物保护专家的肯定。

但是, 我国文物保护面临的难题在于:文物保护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文物保护部门并没有专业的执法力量。原地保护必须要依靠海关和边防等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进行。面对我国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并不是每一处文物遗址都能够得到像唐高宗陵那样的保护。绝大多数的古墓的命运都是被盗掘。随着近些年来文物收藏市场的快速升温, 盗掘古墓的违法犯罪行为呈快速上升势头。面对遍地开花的盗墓盗掘, 文物保护部门只能被动地跟在文物贩子后面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尴尬局面在海底文物保护方面就更加突出。目前我国文物保护部门海上执法确实面临很大困难, 无论是要对内水、领海、毗连区乃至专属经济区内过往的船只进行监测, 以防止其从事非法打捞活动, 还是对这些海域中已发现的沉船遗址实行保护、阻止盗掘活动的发生, 执行起来都有很大困难, 甚至不可能执行。

在此, 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对发现的海底文化遗产进行原地保护, 但由于保护资源的匮乏实际上使得海底文化遗产处于巨大的被盗掘的风险之中;要么进行发掘, 并承担发掘之后文物被侵蚀损坏的可能后果。毫无疑问, 这两种后果都不是最好的, 但主动进行抢救性发掘至少还能使文物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因此, 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的选择, 在一定范围之内 (近浅海区域) , 由于这些区域的海底文化遗产面临的风险极高, 由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系统地对文物进行发掘实际上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实际上, 近些年来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对保护文物的制度创新和尝试就是对法律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方针的灵活应用。例如, 在广东阳江兴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就是一次极好的尝试。在广东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文物保护部门对发现的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进行了整体性打捞。而在打捞的过程中更是注重了把沉没船舶总体尽量放置于原始的海洋环境之中。因此大大减轻了文物受到侵蚀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 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的打捞, 试图运用商业的力量, 实现文物保护、商业利益以及向民众普及考古知识等多重目标。建立起政府主导, 商业参与的可能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否建立, 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南海一号”长达近20年、耗资过亿元的发掘历程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 而沉船在被打捞出水之后的后续保护费用可能更加高昂。如果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输血, 很可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而当地政府借助新闻传媒和商业推介的力量将“南海一号”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产业, 保证了后续保护费用的来源。减轻了政府部门的负担, 增加了当地旅游收入, 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在对文物影响最小的前提下,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增加。这种保护模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最现实, 也是最具有可行性的选择。

从“南海一号”的打捞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来看, 社会力量和商业资源在政府的合理调控下应该是可以做到与文物开发保护结合的。因此, 对于“保护为主”不应该狭隘地理解就是将海底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作为一种极具考古、文化价值的遗产,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底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商业价值, 并应该利用这种商业价值来为保护海底文化遗产作出贡献。而在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资源进入海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现行法律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而言, 国外在私人力量介入海底文化保护方面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事实上, 早有允许私人力量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或对遗产进行商业性开发的先例。如, 英国政府就认为英国领海海床上大约有10 000处沉船遗址, 但法律不可能保护所有的沉船遗址, 也不是所有的沉船遗址都值得法律保护, 法律必须集中精力和资源保护最重要、最典型的水下文化遗产[7]。换言之, 私人可以打捞政府认为不重要的那些沉船遗址并从中牟利。英国政府还和美国的奥德赛海洋探索公司合作打捞了1964年沉没的英国军舰“HMS Sussex”号。根据双方2002年签订的打捞合同, 奥德赛海洋探索公司享有部分打捞出水的物品, 或者打捞物销售后的盈利[8]。

而我国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 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则采用授予外国打捞者签订合作协议或特许权协议的方式打捞沉船。如, 在菲律宾, 外国打捞公司经过申请并缴纳申请费, 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 就可以进行海底打捞工作, 但必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物[9]。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政府在保护方面的投入相对有限, 如果对中国沿海的海底文化遗产需要进行发掘都采取专业的考古发掘方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借鉴“南海一号”的保护思路,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 合理、有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打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 则是一个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 沿海省份完全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探索。为以后社会资源介入的法律保护铺路, 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对《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当然, 必须强调的是考古专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地方旅游经济等发展目标必须为文物保护让道。同时, 地方政府也必须意识到:旅游经济的繁荣最终必须依托高质量的船舶保护作为支撑, 没有过硬的文物保护基础, 暂时的旅游繁荣只会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地方政府应当有更长远的规划, 把我国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成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

3结束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社会资源完全可以介入到海底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来。在国内居民消费逐渐向旅游休闲等非物质消费转移的背景下, 我国的文化博览业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允许社会资源适当合理地介入文化遗产保护, 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 还能推动全国文化消费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进一步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具体而言, 完全可以考虑由商业组织参与文物保护部门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商业组织固然不能获得海底文化遗产的所有权, 但在海底文化遗产的展览、宣传以及推动相关旅游产业发展方面, 富有经验的商业组织完全可以参与其中。这种共同合作的模式实现了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双赢, 使得海底文化遗产保护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当然, 这一切都必须以保护文物为前提。

最后, 笔者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建立起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现有条件下准许灵活地采用最有效的方式保护海底文化遗产;在考古专家的指导和政府部门引导下有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打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鲁娜.探索蓝色文明:水下考古[J].中国国家地理, 1999 (2) :18-20.

[2]吴春明.海洋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26.

[3]苏杰, 康淼.海底文物保护任重道远[N].今晚报, 2006-11-12 (4) .

[4]艾克塞罗德.合作的进化[M].吴坚忠,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89.

[5]PATRICK J.O’Keefe, Shipwrecked Heritage:A Commentary on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M].London:Institute of Art and Law, 2002:49.

[6]赵亚娟, 张亮.从“南海一号”事件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完善[J].法学, 2007 (1) :118-125.

[7]DROMGOOLE S.2001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003, 18 (1) , 59-108.

[8]郭玉军, 徐锦堂.国际水下文化遗产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 2004 (3) :159-171.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7

关键词：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一、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重要的精神财富。亳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孕育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亳州第一批入选安徽省级非遗的有华佗五禽戏和二夹弦，后来升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亳州在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中，涡阳县的老子传说故事、棒鼓舞、晰扬掌传统技艺、千年古井贡酒酿造工艺被评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老子传说故事升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年4月，亳州市第三批市级非遗项目共17项，新入选项目包括柳下惠坐怀不乱传说、亳州唢呐（丹城“孙家唢呐”）、亳州高跷（城西“刘楼高跷”）、蒙城“小车舞”、“龙之舞”社火、涡阳琴书、六国旗、亳州面塑。高公糖蒜、龙山老队长扒鸡、石弓“石雕”、王魁知麻花、阚疃大块板鸡、手工锡包壶、利辛展沟大烧饼、金不换酒传统酿造技艺8个项目入选传统手工技艺类。扩展项目为义门大班会。①

2015年12月，亳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共11项，其中新入选项目9项，扩展项目2项。新入选项目为：捻军故事、华佗传说故事、曹操传说故事、赶黑驴、利辛扁担戏、铜关粉皮、阿福兔肉、亳州牛肉馍制作技艺（谯城李氏）、庄子祭祀大典；扩展项目为：亳州唢呐（谯城“隋氏唢呐”）与亳州琴书（利辛琴书）。②

2016年亳州市公布了市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新入选项目11项，扩展项目4项，共15项。新入选项目有柳下惠传说、木兰传说、亳州高跷会、竹马会、花鼓戏、木兰武术、彩曲原酒手工酿造技艺、一闻香糕点制作技艺、刘勰酥肉制作技艺、泰山宫庙会、亳州社火，扩展项目有狮子舞、梆子戏、亳州琴书以及亳州笙制作技艺。

综上，亳州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3项，省级保护项目20项，市级保护项目共81项。

二、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国务院规定，自年起每年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一文化纪录片中所体现的各种保护文物的技艺也是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修钟技艺。亳州作为一个中小城市，历史和人文文化浓厚，如何对其这一文化资产进行保护将是其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强化非遗保护意识，增强市民的自觉性

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一个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在这个现代化潮流引领的时代，城市的在步入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现代与传统的协调发展。非遗文化是亳州历史发展的积淀和见证，是其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亳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保护好这一历史记忆，丰富亳州城市的整体文化含蕴。人民群众是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所有者、传承者，也是其保护者，通过设置亳州“非遗日”系列活动，城市标识、路标等城市环境艺术等来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和保护自觉性。

（二）实存与虚储相结合，加强非遗的档案化保护

档案记录是“记忆再现”的文本呈现，也是非遗文化的“记忆承载”。非遗档案的建构是非遗抢救和保护的重要步骤，通过非遗资料的收集和档案化管理，利用档案馆和数字化信息储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信息通过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记录保存起来，如建设亳州“非遗”演展馆，不但以物质形式再现无形的文化遗产，而且因档案的特殊属性和作用使得此种保护方式更显优势，使得非遗资源得以持续的保存下去。

（三）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合理的保护管理机制

政府是非遗保护的带领者。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要积极进行亳州市非遗资源的统计和申报工作，定期进行非遗的统计和申报升级工作；完善国家、市、县级非遗名录体系的建设，分层级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非遗保护的资金支持和投入，加强和完善非遗保护和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档案馆、非遗博物馆等相关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包括为非遗的“活态”传承人提供一个好的创作和人文环境，鼓励非遗传承人摒弃传统的“家族”观念，广纳优秀好学人才，把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三、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

非遗文化不同于其他的遗址、遗迹等文化景观，它的表现形式有时是“非物质性的”，其包含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精神”容易随时代变迁与变革而被人们忽略或忘却。只有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和创造新的表现方式，进行产业化保护和开发，才能使其长久的传承下去。

（一）城市品牌和非遗相结合，重新打造城市新标签

亳州作为传统的“四大药都”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造就了今天的“药都之乡”的称号。亳州非遗中华佗五禽戏这一由华佗结合中医药原理创造的养生运动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就亳州市而言，应充分利用“药都之乡”这一文化牌和传统医药非遗文化特色，充分挖掘其药材文化，打造独具亳州城市特色的“养生经济”，把亳州打造成特色鲜明和文化厚重的养生之都、健康之城。

（二）打造特色“非遗”旅游体系，创意开发非遗资源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构筑文旅结合的产业空间布局。亳州非遗进行资源化开发的过程中，应依托亳州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资源和皖北旅游中心的地位，整合非遗资源创新表现形式，把非遗旅游纳入亳州城市旅游体系之中。打造具有亳州特色的观赏和体验结合的非遗旅游活动。

（三）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 实现非遗产业化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非遗资源进行产业化发展的一个承载体，同时非遗资源又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亳州非遗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思路如下：

1.利用创意手法将亳州“非遗”运用到图书出版和影视创作中去，如亳州的非遗华佗传说故事、曹操传说故事、老子传说故事、木兰传说等传说故事通过现代元素和古代生活的还原加以艺术化、影视化创作，将亳州“非遗”进行影视动漫制作。形成图书出版-影视创作-衍生品开发等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创新亳州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

2.品牌化开发，增加其文化和经济附加值。亳州文化部门与企业合作对五禽戏、华佗、面塑、石雕等可以制作成手工艺品或儿童玩具等有形的的商品进行复制、生产、包装，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同时也可以把它们内化为一种文化标识，进行符号化或品牌化开发。如亳州非遗可以符号化嵌入保健药方的袋装生产之中，形成独具亳州文化特色的品牌文化。

四、结语

非遗文化遗产不仅是亳州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基础，也是其地域文化形成特色品牌的文化底蕴。非遗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可以有效的提高亳州作为旅游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事关旅游业的“软实力”。非遗资源在进行保护的前提下，使非遗资源与文化经济有机结合，更好的实现产业化和资源化，带动旅游业、服务业、文化演艺等行业的发展，把传统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文化优转化为效益优势，构建非遗经济拉动力和旅游品牌效应，是其成为亳州市文化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非遗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不仅可以提高亳州市这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也是打造亳州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文化牌。

注释：

①《亳州晚报》2014年08版

②亳州政府信息公开网（http：//www.bzzwgk.gov.cn/openness/detail/content/5694af987f8b9abe5a9c764e.html）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182，185.

[2]吴君.“非遗”开发，品牌营销与保护须并重[N].知识产权报，2010：（014）.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8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具体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遗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古老也是最鲜活的文化历史传统，是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武库，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历史、民族个性、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认识，保护和弘扬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

（1）非遗的“物质化”功利倾向严重。近年来，各地“申遗”普遍呈现出哄抢态势：“牛郎织女”的故事有6个省去争；“梁祝故里”的传说引得十几个城市抢夺。一方面，要奋力挤进国家级“遗产名录”；另一方面，对一些文化遗产过度开发。某些地区特定时期的生活习俗，如“裸体拉纤”、“走婚”、“裸浴”等在一些地方被滥用。其中很多表演是为了迎合游客口味的“大胆创新”，完全改变了原生态内涵。很多地方把文化遗产变成了一种卖点，迫不及待地挂出去展览，或贴上醒目的商标变成商品卖个好价。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企业式经营等现象，已成为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新难点。我认为，这和地方政府抓住文化遗产热这个机遇来“跑马圈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作思路密不可分。

（2）行政干预过强，以“官俗”代替“民俗”现象普遍。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问题不是无人参与，而是在参与过程中，弄乱了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救世主，急于求政绩，导致以政府取代民间，以官俗取代民俗，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保护性破坏”。曾经争夺“牛郎织女故乡”的十堰市郧西县耗资数亿元的“七夕工程”，至今仍被当地百姓质疑为形象工程。

（3）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非遗保护工作只做表面文章，发掘、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不科学、不客观；重申报、重数量、重开发；轻保护、轻质量、轻管理，从而导致部分非遗传承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传承非遗文化的热情不高；一些经济价值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处于无人继承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

与此同时，各地非遗保护工作还缺乏严格的制度要求、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缺乏考核、监督机制；传统的征集、收藏手段难以实现规范、安全、快速的信息交流；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养等工作相当薄弱。

四、保护对策

第一，加强法规建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坚持依法保护。在已有的行政法规的基础上，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立法工作。

第二，健全保护机制，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类别，深入研究每一类项目不同的保护措施，分门别类制定保护与传承的指导意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制、退出机制，对保护不力的项目和单位予以警告和摘牌。完善教育传承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焕发时代的活力。

第三，加大教育宣传力度，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让民众广泛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工作中来，使非遗得到传承。真正做到社会公众自

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在保护中共享保护成果。

第四，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以科学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和作用。要继续以建立健全四级名录体系、保护传承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重视生产性保护，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等方式，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和保护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的方式要以正确的原则为指导，一是要坚持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的原则；二是要坚持积极保护的原则；三是要坚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从保护方式和形成立体的保护生态两个方面去活态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学习借鉴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及具体工作情况，建设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制度和体系。

第六，加强非遗保护的理论研究。比如，阚如良、汪胜华、梅雪研究的文化空间分级理论，参考自然保护区的划分，将文化遗产空间分为核心区、缓冲区、试验区。将民族舞蹈、民间戏剧、民俗等发源地核心区，保护好当时生产力状态下的生活环境，再现当时的生活原型；缓冲区主要以培养传承人和科学研究为主，建成非遗的传承区，如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杂技与竞技、传统医药可以在缓冲区进行保护；在文化实验区一般是以旅游开发为主，以非遗的内核为依托，注入现代元素，一方面可兴建非遗的主题公园，另一方面可开发修学系列的旅游产品。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9

2001 年，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 年白先勇着手打造青春版《牡丹亭》，风靡大江南北。丝竹轻响，檀板微启，昆剧从沉睡的梦中醒来，妖娆恣肆地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一时间，看昆剧，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从沉寂到复苏到成为非物质遗产再到成为时尚，这是多么神奇的过程。面对当下风靡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回头看看昆剧走过的600年历程，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应该思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世纪中叶，元末明初之际，南戏流传促进昆山腔产生，为昆剧形成打下基础。明嘉靖、隆庆年间昆山腔经过魏良辅等人的改良形成了清丽婉转、精致纤巧的“水磨调”。其后，梁辰渔又根据改良后的“水磨调”创作《浣纱记》并演出，成功地将单纯的唱曲演变成具有剧情的戏曲声腔。万历年间汤显祖的创作以及沈璟的格律理论，让昆剧创作蔚然成风。康熙年间洪昇、孔尚任振衰起敝，分别创作了《长生殿》和《桃花扇》，使昆剧呈现中兴气象。康熙之后，昆剧渐渐衰落，尤其经过花雅之争，昆剧失去了其霸主地位。从上个世纪20 年代至解放初期，昆剧一直处于艰苦困顿之中，幸有传字辈艺人的苦苦支撑才薪火未泯。1956 年浙江昆苏剧团的“传字辈” 改编排演《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剧奇迹般地绽放新芽、崭露生机。21 世纪，昆剧成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再展风华。昆剧走到现在，历经了嬗变、繁华、挫折、重生。

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戏曲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演出的身段、程式、乐队伴奏以及编制等等，都伴随着昆剧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和成熟，可以说一部昆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戏曲的发展史。细品这几百年，我们不难发现，昆剧经历了不断的继承———革新———再继承———再革新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发现，无论昆剧在这近六百年中如何革新，都未曾背离继承两字。正因为有了继承，昆剧才在无数次的革新中依然保持着其本体特征和文化特性。让昆剧焕发生机的《十五贯》在契合当时政治要求、符合人们审美需要的前提下，也只是在情节的精练、主题的提炼、境界的升华上下了功夫，并没有改变《十五贯》作为昆剧的本体特性。也正是这种文化特性的保持，才使昆剧成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使昆剧艺术在人类文化中获得其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

近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争论，两种思路不停地碰撞：一是革新，一是继承。当然也有第三种思路：先继承再革新。不过这第三种意见所说的“继承”，其目的最终仍落在革新上。（早）在中国社会历经急剧转型的年代，当各种西方文化现象相继涌入（破门而入的时期），继承和革新的矛盾就不断地被放大以致引起尖锐冲突、引起一轮轮的社会大讨论和大碰撞，历史也因此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变革中发展前进。而今如何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如何找寻处理革新和继承矛盾的契合方式，又一次摆在了文化艺术工作者们的面前。有关资料曾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国际的公论，被视为肯定文化特性、促进创造性和保护文化多就对于京剧音乐的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论文 篇10

关键词：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学教育

1.引言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渐趋恶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严重的传承危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活态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之道，探索多种传承方式显得尤为必要。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都突出强调了教育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1]。民族地区的小学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文化空间，在保护传承本民族遗产文化中占据明显的地域优势[2]。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民族小学教育中，可以使少年儿童在其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就将本土文化扎根于心灵，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性，逐渐树立起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由此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同时更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推进。

2.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融合路径

2.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认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内涵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知识，反映了民族地区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及精神面貌，对其进行保护对于维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的小学应挖掘当地民俗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参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主体的建议意见，组织专业教师团队编写出通俗易懂的地域民俗文化校本教材，将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故事、民俗节庆文化、民族服饰文化等以选修课、自修课的形式列入小学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认同感。

2.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科学认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原生态地反映了各民族地区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实态、人类的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体现了民族地区群众对大自然、生产生活实践的科学探索，具有重要的科学文化价值。通过总结归纳本民族传统历法、传统工艺、民间医药等具有科学价值的遗产项目，为小学生的自然科学课程补充设计文字与图片生动结合的辅助教材，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从而培养小学生对本民族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兴趣，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运动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舞蹈、体育以及重大节庆活动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运动教学资源。将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等项目渗透到小学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增加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增强学生身体素质，而且可以加深少年儿童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感知。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小学教育的融合，民族小学一方面可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通过在重大节日举办一些民族活动，引导学生参与体验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体育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开设民族舞蹈和体育课程，使传承传统舞蹈、体育项目成为常规的教学活动。

2.4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审美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内容都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形象地展示了各民族独特的艺术情趣和审美取向，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民间小学应定期组织小学生参观欣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民族服饰以及美术书法作品，从而培养其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审美情操。同时，可以开设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和书法等特色艺术课程，加强特色民族文化艺术对少年儿童的艺术熏陶，培养小学生对民族特色艺术文化认知能力。

2.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思想道德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拥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形象生动地传扬着各族人民积极向善的伦理观念，为少年儿童的德育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民族小学可以将民间传说故事、传统礼仪和节庆仪式中的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编为儿童品德教育读本，为小学生的感恩、礼仪教育提供特色素材。另外，民族小学可以采用符合儿童无意识模仿和具体形象思维等心理特征的娱乐体验方式，如讲述民间传说故事，观看道德教育影片，欣赏传统音乐等，增强其受教育效果。通过将本民族道德文化资源应用在小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可以充分发挥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示范作用，使民族精神在少年儿童中得到传承和弘扬。

3.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学对接的保障措施

3.1制定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政策措施

制定合理的政策，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民族小学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保障，因此，民族地区的各级文化和教育部门要依据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小学的项目推荐计划，并周密制定“非遗”进校园的实施方案。另外，各级文化、教育部门应加强小学教育资源建设和师资培训，为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工作创造条件。最后，文化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保护传承“非遗”小学的监督和管理，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绩突出的小学给予适当的奖励，对考核与评价不合格的学校责令限期整改，从而规范和鼓励小学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3.2开发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它规划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为学校教师的教学提供方向指导，开发遗产保护对接小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课程体系开发主要从小学教育中的拓展课程和探究课程入手。拓展课程的开发，要求学校首先挖掘发现本民族的民间传说、表演艺术、体育等项目，然后将其整理为可进入课堂的校本化的教学资源，最后依据这些教学资源设置反映民族地域特色的艺术欣赏、书法练习、民族体育等拓展课程。探究课程的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重大民族节庆文化活动，定期参观民族工艺品展览等社会实践探索活动。

3.3引导传承人参与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顺利对接，离不开民间艺人的支持与帮助。因此，政府和民族小学要积极引导民间艺人参与支持教育保护遗产的活动。一方面，政府通过对传承人的政策扶持和培训教育，增强其文化自觉性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鼓励其参与民族小学的遗产保护活动。另一方面，民族小学将传承人聘请到学校，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教学，并鼓励其为校本课程的课时安排和校本教材编写建言献策，为民族小学的遗产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4.结语

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表演艺术、传统体育项目内容，通过采用参与互动和直观感受的方式将其应用在小学教育中，可以让少年儿童在感知、体验中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逐步培养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民族小学与民间艺人应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积极合作，落实学校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顺利对接。

参考文献：

[1]孙伟.让民族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论高校艺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J].民族艺术研究，2011，4（33）：166-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