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主义悖论（精选4篇）
吴果中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政党报纸解体和媒介商业化、煽情化，新闻专业主义兴起。至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实证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它从而发展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并于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提倡媒介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由此，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成熟的话语实践，导演着新闻事业的一幕幕实践画像和争论图景。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
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产生并逐步发展，其中立、公正的理想追求，带来了以新闻为主、关注百姓生活的新闻理念。如《纽约太阳报》创办者本杰明·戴倡导“刊载每天所有新闻”的出版宗旨；《纽约先驱报》设计“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的经营理想；《纽约时报》的雷蒙德树立要使该报成为一张“刊载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所有新闻的报纸”的鸿鹄之志，以及1896年的继承者奥克斯更明确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的经营意图。这些均显示报人对新闻报道以及新闻关注公众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对政党信息的有意偏离，表明新闻专业理念在传播者意识领域的初步萌芽，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的单纯维度。当然，由于报人的商人属性、报纸的企业本质以及办报的盈利动机，便士报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以及形成的办报模式都被视为“广告自我”，新闻专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办报者手中能赋予效益和价值的“广告”魔杖，增强了传播者的职业神圣和受众的青睐程度，为报纸发展路向奠定了社会基础。
就专业水平而言，美国便士报时期，报界缺乏集体作战的“组织”形式，“个人新闻业”以主要的发展样式而存在，其出版宗旨、经营方式、人员组合模式均难以成为一门正式职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由此而来的传媒实践都给新闻专业主义套上了无形的镣铐，致使其步调踏不上“专业”的正常轨道。从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就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职业意识，或是一种偏离本来面目的行业利用。而自觉以新闻为职业，并运用专业理想和专业实践逐步完善新闻专业主义，那是19世纪末独立报刊时期才有的历史事实。
19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报刊兴盛而促使雇佣专职记者逐渐涌现，直至80—90年代，记者已成为一个社会职业，以尊重事实、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开启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雏形。独立报刊在美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呈现出的“职业化报刊样式”和“新闻信息模式”，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摹本，也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致思路径。
美国独立报刊是一个复杂的新闻现象。一方面，新闻专业理念已成为他们的职业道德理想以及新闻报道、写作和编辑的行为准则。《纽约先驱报》贝内特公开宣称：舆论是最高目标，为此，“一个编辑必须总是与人民在一起”；《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声称该报“是真正民主的……站在人民一边而不依附于任何有钱有势者”；格利里更是努力使《纽约论坛报》成为社会的改革者，“致力于促进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健康良好而起到推动作用”。在意识形态深处，报刊经营者遵循新闻成为一门职
业所应具备的行业规则和专业理想，在新闻写作、新闻报道和编辑实践中也履行着这些规则的专业操作。与20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相比，美国独立报刊在新闻主导地位的确立背后，加重了新闻的公共性、人民性以及新闻对普通大众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可以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并指导新闻业发展的大规模尝试，从而也就导致新闻专业主义的纵深衍变。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报刊时期的新闻专业主义衍变是一个复杂、多方面因素的聚合效应。由于传播者的新闻专业素养、传播动机以及舆论的历史生态环境，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传媒实践致使报纸经营和新闻传播在社会中成了一门正式且得到人们认同的职业。19世纪中期，注重事实的新闻采访开始出现，专业化水平从媒介经营、新闻报道等领域逐渐提高，报纸记者对新闻职业的认同逐渐成为自觉追求，并且内化为一种职业道德自律。正如《纽约论坛报》的瑞德所说:“我们的最大报纸都是严格按照新闻业是一个专业的观念来运行。”因此，美国独立报刊事实上就是职业化报刊。这样的概括和认识是对历史事实的合理解释。就在这种简短精确、客观公正的职业追求环境和培养新闻采访、报道、编辑、评论等专业技能的舆论语境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了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技能和新闻素养，新闻专业主义渐趋完善。
然而，发展到报刊的大众化时代，新闻业成为一种广泛的“集体组织”样式，新闻专业主义自然也脱离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传媒所有者、广告商或者政府的参与而产生的外界压力，迫使媒介经营者和新闻报道者不断调整媒介生产模式或报道的内容选择。“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所言，在经历了客观新闻与专业主义的高峰期后，美国主流新闻又大有回到党派新闻和鼓吹性新闻年代的迹象。”面对金钱和政治利益的强大诱惑，传播者会以煽情的传播手段（如黄色新闻）、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如广告管理）或附庸权力机构的传播理念（如“喉舌”论）指导新闻业的发展走向。为了迎合政府、广告商和传媒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不断遭到侵蚀。首先，他们在追求传播者的新闻自由、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和深度解释及调查性研究等方面，仍然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操守，从而使之更加规范和完备。然而，在这些追求背后，他们不免制造或平庸或虚假或富于强烈倾向性色彩的信息，以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勾起受众的低级欲望和情感偏向，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社会监督功能和大众服务功能的本质性规定。因此，在日益尖锐的媒介批评面前，新闻专业主义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尴尬处境。
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悖论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常常存在于一切形态中。西方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过程中，由于现实因素的规范与制约，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解构了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神话。
新闻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的悖论。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真相以反映事实的本质，并以服务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为实践理念，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利，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核心内涵。但是，这种专业追求在现实表现中产生了困惑。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埃尔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而新闻是一定文化的构建。新闻文化的影响，形成传播者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舆论环境，致使他们常常自拟一种既定的新闻操作模式和解读方式，从而，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与主观、公正与片面、真实与谎言、独立与依赖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别存在模糊的、不可确指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理解困难自然产生了实践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力的直接操控，加强了新闻客观性中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蕴含，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如“9·11”事件之后“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化，使北美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北美新闻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话语的明显体现。
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的悖论。从结构功能角度看，新闻对社会施以“中立的把关人”和“忠诚的看门狗”角色。在传播信息时，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凡符合新闻价值要求的信息，便责无旁贷地传播；反之，便铁面无私地舍弃。然而，“消费者对于他们想看的和想读的越来越挑剔”，而“主流媒体所做的仍然是把复杂多样的现实翻译成简单的、只有少数几种声音的符号世界”。于是，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成为抵触的两个概念，致使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正如格拉斯哥小组所论证的：媒体往往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种精英意识。而实际情形表明，社会需求是大众化和多层次的。悖论由此而产生。
新闻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的悖论。新闻专业主义严格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从业者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须遵守职业的道德标准和团体组织的规范制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新闻是“由新闻行业的商业运作、政府以及他们的媒体顾问操控的传播技术，以及公民的品位和娱乐习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就增加受众和收视率而言，它们也是影响新闻机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润的主要维度。而且，媒体不同传播样式以及同种传播样式的激烈竞争，新闻从业者往往偏离新闻职业道德的制约，以迎合企业、政府及受众的特殊企求，尽力地传播政治信息，新闻报道内容和形式、媒介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流程以财团利益及其对媒介利益的影响为思考出发点。
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属性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向来宣称新闻与政府、政党的完全独立，政治上不偏不倚，宣称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时严格忠于事实，宣称国家资助的媒体不服务政府利益等美妙的“神话”。然而，真实的情形又如何呢？
2003年3月31日，正在巴格达采访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彼得·阿内特被公司解雇，其理由是仍留在巴格达的他在战时接受了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发表个人对于战争的看法。他说：“显而易见，美国的反战力量越来越大，布什总统在战争问题上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关于此间平民伤亡，关于伊拉克部队的抵抗的报道，都将反馈到国内，它对那些反战者质疑现行政策、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以起到帮助作用”，“美国方面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部队的决心”。阿内特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把自己在伊拉克境内的所见所闻和事实真相告诉受众，其言论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体现。可是，尽管NBC竭力为阿内特辩护，在白宫的批评压力下，NBC不得不解雇阿内特。
2003年5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部《今天》栏目记者安德鲁·吉利根援引一名“匿名英国高级官员”提供的消息说，政府指示情报部门将伊拉克在45分钟之内部署并发射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句子加入到政府报告之中，以赢得国会和公众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凯利被作为“匿名者”遭受政府的打击，于7月17日“自杀身亡”（赫
顿报告结论），这时，BBC才由当初的矢口否认转到公开承认：凯利是吉利根的消息来源。由此，在政府的指控和赫顿报告的双重压力下，BBC记者吉利根、董事会主席戴维斯、总裁戴克相继辞职。2004年2月1日，BBC董事会考虑集体辞职，后被劝阻。BBC 面临新闻专业主义合法性与共识危机，“凯利事件”，更确切地说，“BBC事件”显示出政府权力及其法律权威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杀伤性侵袭。
这就是西方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尽力维护，而外界力量所竭力解构的专业门类，一个西方政府歪曲事实，不顾民主和人权、维护自身利益的美丽幌子。依托这个幌子，缺乏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的个别人员进一步侵入新闻专业主义的机体，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虚假的本质属性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9年3月，《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被白宫称为“爆炸性新闻”的所谓“独家报道”。该文无中生有，对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了百般诬陷和恶意中伤。这篇报道不仅使李文和被解雇，遭到9个月的无辜监禁和可能被判死刑的迫害，而且还在美国煽起了一股反华风，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伤害。本应对此负全部责任的《纽约时报》，后来只是很不情愿地发表了一则道歉声明，对“制假”记者未作任何处理。
2003年5月1日，27岁的《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在半年内发表的70多篇报道中有36篇是杜撰、剽窃、失实的，因而被迫辞职，成为《纽约时报》152年来的最大丑闻，致使执行总编豪威尔·莱尼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双双辞职。正如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布莱尔事件”只是美国新闻丑闻“冰山的一角”。
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审讯人员曾把《古兰经》放进厕所，甚至将其冲入便池，以此作为对信教者的惩戒。此报道引发阿富汗等国穆斯林的抗议，经证实报道事件内容是不准确的，美国《新闻周刊》不得不就此道歉。尽管《新闻周刊》编辑惠特克声明，在报道未刊登时已派出记者让两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过目，一位官员拒绝表态，另一位官员也没有驳斥亵渎事件的报道。然而，从本质上说，新闻工作者对真实报道的专业理念在许多因素的侵袭面前常常摇摆不定。
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关于1948年总统竞选而出现“杜威击败杜鲁门”假报道之后的近60年，即2006年1月21日，不仅《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等小报，而且《纽约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等大报，对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萨戈煤矿矿难的报道，将13名矿工只有一人获救的事实报道为“12人仍活着，1人罹难”的新闻，从而受到美国受众的激烈批评。虚假报道的不断出现，再次证明美国媒体从业人员及美国媒体在专业领域未能过关。
可以说，美国主流大报代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和平时代如此，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方对媒体报道的严格限制、对萨达姆生死报道的虚假操作等，都显示出美国政府对新闻媒体舆论的左右，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严重缺失。
四、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三个因素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真空中的绝对存在，新闻媒体是一定阶级的产物，都会受制于国家和集团利益，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伦理也将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悖论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是政府。以美国为例，媒体报道是美国政治的生命线，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在非常情况下甚至能左右政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新闻署在内的庞大新闻传播体系，而这个传播体系的核心是白宫的新闻局和总统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导行政当局日常新闻工作。”媒介影响政府、政府操纵媒介成为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各界总统控制舆论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选举政治、上任后的政治运作、国会议员的政治活动都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建立起在民众中的民主形象；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新闻媒体能赢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宽松环境，也会乐此不疲地效劳政府，自愿接受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信息封锁的影响和左右。由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圈子纠缠在一起，西方新闻媒体漠视民众的意见，渐渐地失去了公民精神，既使民众无法得到准确的新闻资讯和参与他们处身的社会，也使政府官员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堵塞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垄断资本集团。美国新闻业大多是私有的，商业巨头、金融寡头、媒体大亨等国家的权力利益集团操纵了新闻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能决定全国观众将看到什么，2000家左右的报纸每天从垄断集团支配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全国性新闻，期望顺当地从垄断集团获得媒介的经济收益。当今，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来自地方市场。新闻产业成为资本主义商业，成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在金融财团的利诱下，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第三个因素是新闻从业者的“失律”。“失律”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律”的缺失。一方面，商业和资产阶级新闻道德的核心是“利己主义”的，把一味追求利润看得高于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因而，新闻规范和原则在“巨无霸”公司和政府的干扰面前以及一味迎合受众、赢得“卖点”，最终赢得效益和利润面前常被忽视，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被“异化”为效益和利润，新闻“自律”条文失效，新闻从业者游离于自我约束和内化记者角色的体制之外，缺乏自主的独立人格。新闻传媒“失律”了，美国新闻媒体发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被冠以“无冕之王”、手中握有“第四权力”的新闻从业者权力自我膨胀，肆无忌惮，“谁来监督媒介与媒介工作者”是美国新闻界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问题。
当政府、财团力量和社会需求超越于专业理念、新闻价值要求和新闻职业精神的整合力量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会在权力利益的诱惑下，忽视新闻的专业要求，呈现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特性。
一、计划经济理念的道德意蕴
计划经济问题的探讨要从厘清“计划经济理念” (或“理论上的计划经济”) 与“计划经济实践” (或“实践中的计划经济”) 开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理论语境中, “计划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反向思考, 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本身的缺陷而提出的, 是要在彻底摒弃资本的逻辑、废除依赖商品货币关系的市场经济之后, 依靠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实现对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过程的合理集中的规划。在他们看来, 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至少要具备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计划经济能够实施的前提, 那就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足够高的阶段, 生产力不再作为人类社会的外在力量来统治社会, 而开始具有社会的本性、被社会所掌握。恩格斯的一段话描述了生产力从不可操控的自然力到能被完全掌握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可能性:“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 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 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 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 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 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特点特别适用于今天强大的生产力。”[1] (P630) 如果生产力没有变成社会的生产力, 还是自然力, 人们没有理解生产力的本性、性质, 没有理解它的活动、方向和作用, 没有掌握生产发展的规律, 那么就没有可能谈计划经济。
第二个要素是计划经济实施的基础, 即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社会占有。恩格斯认为, 一旦生产力的本性被认识到, 不同于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新的社会占有方式就出现了,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 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 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 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 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1] (P63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的设想更加具体阐述了这种占有方式, “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支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 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2] (P96) 生产资料是公共的、社会的, 个人劳动力是社会劳动力, 劳动产品是社会产品, 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 一切都由社会成员共同占有。
第三个要素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 也是计划经济最显著的表征, 就是对整个经济运行过程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等。“有计划”克服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用社会化的大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混乱局面, 就是依据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 设置总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统一原则, 按照客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组织生产, 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加经济管理, 统一调拨生产资料, 配置社会资源, 系统安排劳动时间。马克思清晰地简易解释:“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 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 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3] (P624)
上述计划经济的这三个层面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明确的, 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明显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有计划”运作方式给予更多的具体指示, 但两人的描述却仅限于此。
计划经济理念确实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优越性, 还包括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原初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一种更具道德正当性的经济体制。一方面, 计划经济理念是在诊断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之后提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逻辑的运作、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竞争带来的价格波动等会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 看到了社会主体之间利益背离和对抗会产生劳动异化、财富不均、投机倒把、唯利是图等道德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 “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 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 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3] (P74-75) 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同道德问题产生存在必然联系, 它是以付出一定的道德代价为前提的, 要真正解决这些道德问题, 就必须摧毁它, 利用一种替代性的集中计划来合理规划经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 计划经济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 体现出最高的“道德正当性”。恩格斯指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 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 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现在却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 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 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 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P633-634) 人们摆脱生产的产品对自身的异化, 完全掌握作为客观的异己力量的自然, 人们之间不需要通过斗争维持生存和发展, 社会的结合真正实现, 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种计划经济更多的是一种理想, 也因此显示出了道德上的极大优越性。
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也赋予了计划经济理念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道德价值, 计划经济不仅从根本上表征经济体制的道德性改造, 而且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状态、道德修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列宁曾写道:“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 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 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 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 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 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4]货币、资本、市场就代表着不平等、剥削, 计划经济恰恰是对不平等、剥削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斯大林则指出, “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 而是同志和朋友, 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 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 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5]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充满信心, “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 在中国这个地方, 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 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6]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来说,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方面的新变化就是:人们作为国家的主人翁,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不谋个人物质利益, 重视关心集体利益,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都能做到平等态度待人, 追求同志式的合作互助, 显示出个人道德素质的高境界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大幅度提高。
二、计划经济实践的道德代价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一种发自人的美好愿望的、有创造性的、足够智慧的理论体系并不一定会产生它所期望的美好效果, 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设的“计划经济”理论即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设计出一套明确清晰的、可以直接使用的具体方案, 只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未来理想社会是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无需通过市场交换的经济体制, 从而给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微言大义”, 但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没有形成天然的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对“计划经济”的美好设想与苏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发生重大偏差。一种疗效很好的良药用的时候、地方不对, 注定治不好病, 甚至会加重病情。计划经济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出的治疗资本主义弊端的良药方, 对其错误地理解和使用导致良药成为毒药, 让使用药方的社会主义受到重大挫折。
体现社会主义道德正当性的计划经济理念在实践中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 具体表现是:
其一, 崇高的道德理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间巨大的落差。谁也不能否认计划经济理念的先进性, 也不能否认计划经济实践者的良好意图, 既然竞争、价格、供求配置资源不可控制, 会带来各种道德风险, 那么用代表人民意志的计划机关来代替商品货币关系就势必能够规避这些风险, 只要计划机关具备政治合法性、合道德性、具备充足理性和智慧。“计划经济的制度设想似乎十分美好:它想用人类对社会经济的整体的理性安排, 来克服私人资本追求自身增值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制度设计想要实现的优越性, 想用政府权力手段来取代私人资本的盲目竞争, 从而把社会生产纳入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性轨道, 遵循‘按劳分配’等伦理法则来消灭剥削与两极分化。”[7]社会主义建设者无不基于崇高的道德理想, 试图彰显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优越性, 它规避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 克服经济体制的弊端, 实现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的理想社会。但他们没有或过低估计物质基础对于理想社会的意义, 没有建立能发挥人们创造财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忽视了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 也忽视了某些环节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比如政治权力享有者的道德操守以及理性能力,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能否通过人为的设计实现。理想虽好, 却不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在1958年底其实已经有所预见:“计划有可能搞好, 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 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 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 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8]
其二, 道德的人性预设与人的物质存在之间的落差。计划经济建立在对人性完美的预设上, 每个人都被认为是可以改造为理想的道德生命体, 能够为了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主义奉献甚至牺牲自己。计划经济的实施也确实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利他的集体意识, 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的时候说过, “你们如果是50年代、60年代初来, 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 人们都很守纪律, 照顾大局, 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 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 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9] (P233) 在计划经济时期, 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内心的崇高理想、良好的道德风尚是不可以抹杀的。但用一种抹杀个人利益的宣传或鼓动方式呼唤出人内心中最高尚的方面从而维系整个国家的道德精神境界, 注定只能维系于一时, 不能维系于长久。因为人的现实存在离不开物质利益, 在崇高理想、意识形态的名义下, 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名义下, 对个人利益的极大损害最终会使社会道德失序。邓小平就讲过, “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是唯心论。”[9] (P146) 不能平衡好物质利益和道德价值的关系, 必然成就不了理想的道德生命体。
其三, 先进的政治理念与官僚主义极权的现实之间的落差。计划经济的核心中枢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者, 他们被设想为不仅是道德完美之人, 还是拥有万能理性之人, 能够洞察全国经济形势, 能够制定符合近期、长远需要的目标, 能够让先进的政治理念得到很好的贯彻。但设想进入实践, 带来的是政治道德困境。既然计划经济的运行最强调政治因素的干预, 政治必然大于一切, 必然要高度控制经济, 当时苏联形成的局面是:“把实现包罗万象的国家控制的每一行动都看成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越是国有化和集权化、越是社会主义。……向相反方向采取的任何步骤 (更多的市场协调、刺激和非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等) , 都是令人遗憾的暂时妥协和被迫退却, 都是一有机会就要停止的。”[10]这就必然导致经济对政治的直接从属和经济工作的政治化倾向。而且这种政治对经济的“计划”又必然演变成对社会所有领域的“计划”, 计划经济“计划”的不仅仅是经济, 还有社会、文化、道德, 计划导致了它对经济、社会、文化、道德无所不包的控制, 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反对者哈耶克的分析在这点上是对的, “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 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 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 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11]这种计划经济早已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有计划”了, 实际上已经是控制、规训、命令、强制, 是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行政命令来推进所有领域的包括道德文化价值领域的统一化。这不是计划, 而是极权, 这也是为什么哈耶克要把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划上等号的原因。事实也表明, 政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枝独秀”必然会滋生庞大的官僚机构, 生发出难以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列宁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 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 那就是这个。”[12]邓小平也有着明确的判断, 他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9] (P328) 先进的政治设计、政治理想却给官僚主义、极权主义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无疑令人深感惋惜。
三、计划经济悖论的道德启示
饱含道德意蕴的计划经济在实践中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 被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所抛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悖论, 正视计划经济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转变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症结, 吸取经验教训, 采取行之有效的方略, 避免付出不必要的道德代价。
第一, 先进的理论不能脱离现实的实践, 不能不顾现实任意修订或者恶意篡改理论。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多方面是脱节的, “应然”与“实然”存在巨大的差别, 是导致具道德优越性的计划经济实践付出道德代价的根源之所在。首先, 计划经济应该是一种未来社会理想或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见, 它如果成为现实, 也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生产社会化到一定程度、已然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已经很明确地指出,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 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 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 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 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 (P97) 计划经济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上,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才可能实现。但在实践中, 计划经济往往出现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马上就能应用的手段。其次, 计划经济的主体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即所有劳动者、所有社会成员, 而且其能力、意识、素质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在实践中, 计划的主体变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机构, 计划也成为少数政治领导人的设想, 计划者也没有足够的理性和高尚的道德境界。最后, 在计划的方式中, 本来应该是社会成员自觉的、互助合作的组织生产, 本身包含着民主协商的意义, 但现实的“计划”却是通过政治的行政性管理来开展经济活动, 计划变成指令性的、强制性的、勿容置疑的行政命令, 从斯大林当时对计划经济的强调中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 不是想当然的计划, 而是指令性的计划, 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13]因此, 计划经济条件下理论与实践的道德悖论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有计划生产进行了教条化的解读, 把本来作为理想目标、只能逐步接近的经济模式误读成可以在任何社会直接实施的手段和工具, 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在实践中沦为“政治—道德—经济”的混合体, 形成政治权力对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的全面操控。
第二, 不放弃计划经济理念的道德理想意蕴, 应充分发挥“计划”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作用。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不能证明计划经济理论的失败。在当前条件下重新思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境遇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计划”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作用, 不放弃计划经济理念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意蕴。计划经济理念是应对资本逻辑、自由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各类风险而被提出的, 只要这些负面效应、风险还存在, 计划经济的理念就需要承袭。这当然不是说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而是要在市场经济建设中重视计划的作用。放弃计划经济不等于放弃计划和对计划生产与分配的追求。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是不够的, 必须发挥计划的作用。江泽民曾指出:“在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既要反对有人固守计划经济体制, 又要反对有人想通过市场经济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14]如果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开展, 就会导致资本逻辑的支配, 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的破产。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起的作用就是规制市场经济, 避免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因素流失的缺口, 按斯大林的话来说, “计划的任务就是堵塞产生资本主义的一切渠道”。我们需要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的手段, 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辅助, 借助市场促进生产力发展, 借助计划克服市场经济天生的道德缺陷, 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当然, 这种计划不是苏联型高度集中的计划, 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理论中的计划, 正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指出的, “如果人们不把苏联型社会看作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 那么作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建立废除市场经济的有计划和合作的经济社会, 也有可能在民主的、自由的政治体制下实现。”[15]我们需要进行新的体制探讨, 这是关于计划经济的否定之否定。
第三, 要借助于经济体制的完美设计而不是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理想化宣传来解决道德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给当代中国带来了道德难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重视从计划经济的道德悖论中吸取经验教训, 借助于经济体制的完美设计来避免付出更大的道德代价。计划经济理念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即社会道德状况取决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公正与否, 取决于经济制度、体制本身的道德性, 如果一种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不够公平, 存在剥削、压迫、异化, 势必导致个体道德的缺失、社会道德的失序。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不会真正带来社会道德状况的质的飞跃, 恰恰因为它本身的道德缺陷。当下要想真正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面貌, 要想真正促进道德的发展进步, 就必须依靠经济制度的变更, 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 理顺人与自然 (生产力) 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生产交往关系, 确保合作互助成为社会基本原则。需要注重的是体制的完善, 而不是对个体行为的谴责。计划经济实践企图借助于政治来规划道德, 靠一种超越物质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素养来要求人, 是无法最终改变社会道德状况的。政治上的计划只能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说过, “社会中最具破坏性的冲突来自将道德和文化问题政治化, 这是因为此种信念倾向于‘绝对’ (拥有终极) , 而且是不可协商的。”[16]道德问题不能政治化, 如果道德通过政治来计划和控制, 必然会带来道德代价。道德是不能计划和空想的, 必须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不能从经济现实角度尊重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 理顺人们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 任何的意识形态说教、道德教育宣传都注定难以奏效, 只会让道德建设走向歧途。
摘要：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寄予极高道德期望的“计划经济”, 因被误解误用而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付出代价, 造成崇高的道德理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间、道德的人性预设与人的物质存在之间、先进的政治理念与官僚主义极权现实之间的重大落差。重新思考计划经济的道德代价得到如下启示:先进的理论不能脱离现实的实践, 不能不顾现实任意修订或者恶意篡改理论;不能放弃计划经济理念的道德理想意蕴, 应充分发挥“计划”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作用;要借助于经济体制的完美设计, 而不是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理想化宣传来解决道德问题。
这是《时代周刊》在2008年的封面文章《“我”一代》（The Me Generation）中所描述的80后的中国青年。如此描述80后一代的文章在西方媒体中比比皆是：比如《中国：新领导层会不同吗？》 (BBC, 2002)，《文革一代娇宠下一代》(《华盛顿邮报》， 2004), 《准备好了，为了自己，开路！》(《石板周刊》，2008)，《中国以“共产主义方式”赢得繁荣》(CBS,2008) ……等等。
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或许并不自知，他们的报道，隐含着不自觉的逻辑链条，即中国青年适应市场经济，是西化改革的受益者——经济消费能力上升，敢花钱——中国青年世俗化，个人主义化，对政治冷漠。最近几年，面对80后青年一代的迅速成长，西方主流传媒的偏爱，就是塑造中国青年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白领小资神话”，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经济能力、消费欲望和时尚生活方式大加渲染。但当他们循着这条逻辑链条，认为80后的中国青年“政治冷漠”——“他们从来不谈论政治和民主化等问题”之时，在炸馆、撞机、“3•14”等事件中，中国青年的激烈表现，自然让西方世界瞠目结舌。因此，一方面，西方媒体以物质主义、自私自利来描述80后一代，以安于现状为理由，解释中国青年和上一代政治倾向的不同，渲染80后一代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面对80后在炸馆、撞机、“3•14”等等事件中的反应，他们则反复渲染同一群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这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警觉。
对于80后青年的民族主义，西方传媒上经常出现难以解释的矛盾——既然物质主义可以消解青年一代的政治热情，为什么物质主义没有消解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这种自相矛盾，有时在同一篇文章里就会出现，比如《洛杉矶时报》（2008）的《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富有、有教养，却敌视西方》一文，提到了中国青年偏好商科而轻视政治学，对民主自由理念缺乏兴趣：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从来不讨论民主或者政治变革等问题。”但这种政治冷漠论的调子，很快转向了中国青年具有民族主义狂热的描述：“一有诸如西藏骚乱这样的火花，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就爆炸了。在北约误炸中国使馆后，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以暴力反美示威的形式爆发；即使是在“9•11”之后，尽管中美两国政府谋求更密切的双边关系，一些中国青年却以美国的痛苦为乐。一个中国青年甚至这样告诉中国的民调人员：当飞机撞进世贸中心时，我觉得很开心……在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我当时恰在兰州，每天中国青年都在兰州游行，砸毁卖日货的商店，尽管这些都是中国本地商人开的商店。”
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散见于多处报道之中。比如Matt Forney在 《纽约时报》（2008）发表的《中国的忠诚青年》一文中，一方面说：中国青年的国族认同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致富机会——“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乐观。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记忆里，经济一直以两位数高速成长，能说英文的毕业生就一定能有好工作。他们的父母拥有自己的房屋，他们自己也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房产，甚至还有自己的车。手机，iPod, 都不是问题。”紧接着，又说中国青年的爱国情绪高涨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很少参加社会实践，所以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生活经历，或者是缺乏生活经历，也使得中国青年不能发展出和政府不一致的观点。城市青年学习很刻苦，他们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志愿工作、体育、辩论队活动、音乐才能和其他课外活动都不在大学入学竞争中起作用，所以很少有人参加。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很少……当然，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软化。当他们参加工作并亲身体验政府的低效率之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经常会变得更具批评性。但除非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经济状况发生重大改变，西方人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现中国青年是他们的同盟军。”
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中国青年对政治是不是冷漠，而是在西方人所想象的“政治”方面，他们比西方人想象的冷漠。尤其是在将80后与此前的青年相比时，西方媒体感到特别失落：“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天安门一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为青年学生们对外国人和民主自由等理念的不屑而震惊”。（《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也未必就真的多么高涨，只是比西方人所能容忍的程度，要高涨了太多。西方传媒描述的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突出的特点是把青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对立于民主、自由等政治观念，对立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同，并武断地认为80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例如《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年轻愤怒的中国网民》（CNN，2005）;《中国的2008一代：在动荡的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路透社2008）;《愤青一代》（《纽约客》，2008）；《中国的忠诚青年》（《纽约时报》，2008）;《互联网给中国民族主义扇风》（《耶鲁环球杂志》，2005）；《亲中国的青年令人忧虑的崛起》（《圣何塞信使报》2008）……等等。这种思路显然是偏颇的。当代中国青年虽然民族情绪明显上升，但这种民族情绪，并不包含普遍地否定西方政治观念、否定西方政治制度。或许有些“左派青年”对西方资本主义整体都取否定态度，但他们远远不是中国青年的主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许多理念，包括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肯定，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几乎已成为基本共识。自中国入世以来，一切和国际接轨是主流口号，“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心态，在当代青年中并不弱——媒体报道中的“小资现象”，也是明证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观念，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对立。
那么，西方传媒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青年在拥抱资本主义带来的优越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应当拥抱西方一整套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带来的一套政治制度。当第一种期待如约而至的时候，后一种期待却没有成为现实。西方人以为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却因为诸多社会事件的风声水起，意外地在中国的80一代中断裂开来。■
投票悖论是严格的逻辑悖论吗?--投票悖论逻辑结构浅析
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悖论有三大构成要素: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能够推出矛盾等价式.投票悖论是指在群体选择的投票决策过程中,根据潜在的公共背景知识:理性人假设、传递性规则和多数规则,投票群体最后得到自相矛盾的投票结果,而这一矛盾结果是经过严密无误的逻辑推证得出的,因此投票悖论是一种典型的逻辑悖论.
作 者：刘春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1(1)分类号：B81关键词：逻辑悖论 公共背景知识 多数规则 偏好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