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精选8篇）
美国过五一劳动节吗?
现在世界性的节日：五一劳动节，最早起源于美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节日。然而，作为劳动节发源地的美国，其劳动节的时间却是在每年的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全国性的节日，当天全国放假1天，以表示对劳动者的尊重。
193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美国工人上街游行图
美国劳动节由来
19世纪8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进行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他们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每天从事长达12到16小时甚至更多时间的劳动。美国广大工人逐渐认识到，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必须进行斗争。
从1884年开始，美国先进的工人组织通过决议，要为实现“每天工作8小时”而战斗，并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娱乐!劳动者创造全部财富!”等口号。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工人举行大罢工。那一天，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全国约35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和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场斗争撼动了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迫使资本家做出了让步，美国工人的这一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为了纪念美国工人的这次“五一”大罢工，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从此，世界各国的工人团体在这一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许多国家还放假一天。
但是，特殊的是，美国政府后来在设立劳动节时，自行规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所以美国人的劳动节不在5月，而在9月。
每逢9月的劳动节，美国人可以放假一天，全美各地的民众一般都会举行游行、集会等各种庆祝活动，以示对劳工的尊重。在一些州，人们在游行之后还要举办野餐会，热闹地吃喝、唱歌、跳舞。入夜，有的地方还会放焰火。
中国劳动节起源
中国人民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这一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
首次纪念
19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 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李大钊专门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介绍“五一”节的来历和美法等国工人纪念“五一”的活动，号召中国工人把这年的“五一”作为觉醒的日期。
陈独秀也为庆祝这个节日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陈独秀又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苦者的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观点。
在北京，一些青年外出宣传，散发《五月一日劳工宣言》，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
一、语言起源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对于语言的论断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语言、思维、人和人类社会是同时产生的;第二,语言是在人们的劳动中,由于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后,人类语言从产生时起就是有声语言。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说,“劳动创造了语言”,并未能最后具体解决语言起源问题,只是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劳动提出了对语言的需求,劳动需要协作、协调、需要交际,劳动提供了产生语言的条件——直立行走,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和进化,那么究竟在劳动中如何产生了有声语言这仍然是一个谜。那么,语言究竟是怎样在劳动中产生的呢”
历史学家们用其与劳动相关的理论来解释语言起源,与人类有目的的制造复杂工具联系在一起。在大约300到500万年的漫长历史长河里,人们使用最简单的,没有经过改造的石器也就是在旧石器时代。这里想说的是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形成中的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着没有程序的劳动,可以称作为生存的斗争,也就是说这时候他们还处在最原始的蒙昧状态,心智尚处在简单反射阶段或条件反射阶段,劳动力低下,没有任何剩余产品,自给自足也有可能成为问题,不可能产生交换的需求和欲望,所以也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交换中介——语言。在经过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大概到了距今1.8万年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形成中的人类开始懂得制造和使用磨制工具了,于是工具复杂起来,品种多了,目的性也较为明确。如打孔,磨光,切割等工具,并且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这些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有出现程序劳动和步骤劳动的可能,因此,也就具备了某些分工明确的劳动团体。另外,火的使用,使形成中的人类的防御本领加强,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并且在某种程度促进了他们繁殖能力和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这样人的心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视野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人口增长了,形成了不同团体,进一步加强了劳动团体的分工合作,并且随着协作场合的不断增加,视野的不断扩大,就有产生表达的欲望和可能,到达了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那么用什么来告知,来表达就是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对象。
二、大语言的产生
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会带来文化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石器时代,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就会有一次文化的爆炸。值得强调的是,在这里所说的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家认为的“语言”以人声作为介质的,而是指大语言的范畴是以人五种感觉器官所能感觉到的全部介质,作为语言介质。那么在随着人口的增多,协作场合的不断增加,视野的不断扩大当到了非说不可即非告知不可的地步,那么这样的一个必然性就会自动寻求告知的介质。于是一切能被形成中的人所采用的同时又能被团体中的其他人所感知的手段都可以是形成中的人所操持的手段。比如手势、身势、行为、表情和声音。选择哪个成为他们的表达介质,可以说是多种的手段并用的,却又是极为模糊的即丰富多样的,而又是含混不清的。那么哪种手段运用的最为频繁和广泛,这取决于这种表达介质的易得性,易于采用,易于接受。威廉姆?斯多基认为视觉手势语是形成中的人类最初采用的主要表达手段,而后当发声器进化完全时,才慢慢取代了视觉手势语。在早期,形成的人类的眼睛和大脑会很自然的看到双手以及双手的运动直接指向的事物或模拟再现其他事物,这样的一些动作确实可以使人自然的联想到相关事物。因为对这些符号的解释是自然关联的。但是当听觉语言符号方式构成有声语言的单词和句子时,实际这些符号不能模拟它们所指示的事物。因为声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是不自然的,无关之联,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手势语言符号和有声语言符号的这种差异性可以说明,手势很有可能是形成中的人最早被普遍使用的语言。
三、有声语言的发展
随着劳动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祖先的发音器官得到了很好的改造。手脚的分工和直立行走这些生理的变化决定了人类的祖先能够自由地运用肺和声带,口腔和喉部气流的通道形成了一个直角,不再像其他动物一样几乎形成一条直线。这样就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气腔:口腔和咽腔。这两个独立的气腔相互配合,就有助于人类祖先能以多种方式节制从肺里呼出的气流,使发音的形成多种多样的阻碍,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两方面从客观角度给以人声作为介质的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初始状态下,原始人的表达手段应该是手势、表情、声音综合运用。但随着人类思维的成熟,进一步劳动发展需求,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发展已经到达了一种极致阶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承载人们所表达的信息量时,就会重新筛选介质,达到一个最佳状态。这又为其产生奠定了主观必然性。当这种主观和客观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种综合的表达手段逐渐变成单一的表达手段,以人声作为介质的表达手段。因为在所有的表达手段中,对于协作场合日益增多的人们来说,声音是相对而言最好的,它有一种天生的易得性。它的优势在于表达时最小限度的影响行为,因为人们很难把行为作为表现手段的同时作为表达手段。其次它可以不需要借助光亮,不受近距离障碍物的影响的优点。最后就是它可以任意的组合、变换来满足人们对于信息量的要求。
从上面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劳动起源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其中也隐藏的巨大的缺陷。他认为语言产生之初就是以人声作为介质的语言,这是着眼于传统语言学中的以声带作为发音体,以呼出的气流作为力,以口腔和鼻腔作为共鸣器。其实这已经跨越了语言的初始状态而到达语言的成熟状态。所以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恩格斯的劳动起源论才不至于陷入诡辩论的漩涡。
四、总结
语言的起源不仅是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其他学科,比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对它的研究十分必要,又非常困难,对原始森林中黑猩猩和婴儿学语的考察来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初始状态略有成果,特别是近些年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似乎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陷入了停滞状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语言是从劳动中来的,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人类的祖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精神智慧,这是我们后人难以企及的。
参考文献
[1]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2001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8.
[2]胡湘娇:《语言起源的假说与探索》[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2).
然而，新近的研究又提出了一种假说，现代狗分别起源于欧洲和亚洲，换句话说，现代狗分别在欧洲和亚洲被驯化。这个假说类似于狗的多地区起源说。
狗与人的起源
狗起源于欧洲、中东、中国（亚洲）和多地区起源4种假说就像人类起源假说一样，不仅有各自的研究结果和证据，包括基因和化石的证据，而且与人类起源的争论极为相似。人类的起源至今有两种学说相持不下，一是“非洲起源说”，另一是“多地区起源说”。
前者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距今25万～20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这一取代过程未伴随明显的与原住人群的基因交流。由此，非洲以外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都是人类演化树上的旁枝，地球上所有现生人群均为非洲晚期智人的后裔。
后者有两种假说。一是认为，现代人是在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4个地区出现并各自独立地连续进化，当然在各个地区之间进化的人都有基因交流。二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沃波夫于1980年代提出，在1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
（匠人：Homo ergaster，或直立人：Homo erectus）离开非洲后，开始在世界各地独自演化，包括尼安德特人、北京人和爪哇人等，并适应当地的环境。
今天，人的非洲起源说占据了主流位置，也获得了更多认同。与人的起源相似，狗的起源在今天似乎以起源于中国（亚洲）成为主流并获得更多认同。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克斯廷·林德布拉德·托赫团队在2013年3月21日的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认定，狗起源于中东。他们采用的是对狗和狼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而且比较了狼和狗参与食物消化的基因，认为从狼演化到狗的一个关键是，狗逐渐产生和拥有消化淀粉食物的基因。
2013年11月15日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芬兰图尔库大学奥拉夫·塞尔曼研究团队的文章，作者的结论是，狗大约是在距今3.21万～1.88万年前由欧洲人驯化。
但是，中国与瑞典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的结果显示，家犬大约是在距今3.3万～1.6万年前被中国的南方人驯化的。从2002年起，研究人员通过对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地区654只狗的线粒体DNA进行追踪分析，发现这些狗拥有几乎相同的基因，并且狗的主要线粒体DNA支系起源于东亚，其遗传多样性也最丰富。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栋的研究团队通过整合已经发表的中国南方家犬群体的数据，并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证明，这些狗共享同一个基因库，但来自东亚的狗的基因多样性最为显著。这种多样性意味着一个狗的种群已经在那里古老到能够积累许多独一无二的基因特征，这提示，狗在东亚被驯养的时间最长，东亚而不是中东或欧洲，才最有可能是狗的起源地。中国南方的家犬群体拥有最小的连锁不平衡距离（越靠近起源地，连锁不平衡距离越小），这一特征支持狗起源于中国南方。
狗的两地驯养说
尽管狗起源于中国似乎占了上风，但狗的4地区起源假说注定要争论下去。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一项新的研究似乎在打圆场，提出狗在亚洲和欧洲都分别被驯养，这个假说类似于狗的多地区起源说。
2016年6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英国剑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劳伦·弗朗茨团队的文章，称狗在欧洲和亚洲或近东被人类分别驯化。他们研究的材料来自一个单一的样本，一个约5000年前的狗的内耳骨骼。这个标本是在爱尔兰东海岸纽格兰奇墓的一个类似足球场大小的肮脏土堆和乱石里出土的。纽格兰奇墓位于爱尔兰东北部的米斯郡，是博因河河曲地区的一座通道式坟墓，也是爱尔兰最为著名的史前坟墓之一，大约建于史前巨石柱时期。
弗朗茨等人对这个狗骨骼的细胞核DNA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这是对古代的一只狗的首个全基因组测序，然后把这个基因组与世界各地的605只现代狗的细胞核DNA进行比对。之后，研究人员创建了狗的家族树，由此揭示了欧洲狗和亚洲狗在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后产生了双峰分流。欧洲狗指的是如纽格兰奇犬、金毛（猎）犬和拉布拉多犬，亚洲狗指的是沙皮犬（Shar Pei，产于中国广东南海大沥镇一带，是世界名种斗狗之一，一般身高46～56厘米，体重为
22～27千克）和来自西藏以及越南的自由放牧的土狗，如藏獒。
亚洲狗和欧洲狗的差异让研究人员感到深深的震惊，因为此前没有足够的样本来发现两种狗之间的差别。
要弄清欧洲狗与亚洲狗是在何时分道扬镳的，纽格兰奇狗样本是一个关键点。研究人员对纽格兰奇狗和其他几种现代狗及狼的全基因组进行计算，以确定狗的基因突变率。这个基因突变率提示，亚洲狗（东方狗）和欧洲狗（西方狗）g的分离大约发生在距今1.4万～6400年前。基因分析也揭示了西方狗的一个遗传瓶颈，一种基因多样性的显著减少与狗的种群数量的锐降密切相关。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一个小的种群从一个大的种群分离之后。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
把这些情况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结合在一起分析可以初步判断，亚洲人驯养狗大约是在1.4万年前，后来，这些狗的一部分可能随同人类通过欧亚大陆移民而迁徙到了西方。这意味着所有现代狗，包括纽格兰奇狗的祖先都可追溯到亚洲。
难以解释的问题
弗朗茨等人的研究其实还是说明，狗是起源于亚洲，相对于人类走出非洲，狗是走出亚洲。不过，也有一些问题难以得到圆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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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些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在德国发现的狗的残骸大约生活在1.6万年前，这提示，在亚洲狗迁徙到欧洲之前，狗已经被欧洲人驯养了。今天的一些狗也携带有早期驯养的一些基因标记，但是难以发现，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员一直试图从古代的德国狗找回DNA标记。
弗朗茨承认，他们并不知道在欧洲早期驯化的狗是否为一个进化的死胡同，但是他们有把握地说，欧洲狗的基因遗迹绝大部分已经从今天的狗中抹去了。
对于弗朗茨等人的狗在亚洲和欧洲分别被人类驯养以及欧洲的狗是跟随人类从亚洲迁徙到欧洲的说法，不同的研究人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参与中国与瑞典合作研究狗起源项目的研究者之一——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的遗传学家皮特·萨沃莱宁认为，弗朗茨等人的研究极其有价值。
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韦恩的看法却相左。他认为，弗朗茨等人的研究貌似合理，但是太简单，不足以解释狗起源的问题。弗朗茨等人的研究仍然无法让人弄清狗的真实起源。而韦恩此前的研究表明，狗是在欧洲最先被驯养的。
作为狗是起源于亚洲的研究者和支持者之一，萨沃莱宁还提出一种分析。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驯养出了极其出色的狗，理所当然地，每个人都想拥有这样的狗。因此，在成百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会带着狗通过欧亚大陆迁徙到世界各地。但是，萨沃莱宁并不完全认同狗是在亚洲和欧洲两地被驯养过。因为，弗朗茨等人的狗的基因突变率计算未必完全准确，而且这也只是一种理论值。
弗朗茨等人的狗在亚洲和欧洲都被人驯养过的假说也相似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亚当·鲍科的假说，后者认为狗是多地区起源。2009年8月，鲍科等人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证据，把来自非洲乡村的318只小狗与来自北美和欧洲的100多只狗进行基因对比，发现这些非洲幼犬基因的高度多样性与他们在东亚发现的狗的基因多样性非常相似。
因此，这些非洲幼犬几乎毫无例外地来源于不同的祖先。由此可推论，全球各地的狗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演化过程，狗是多地区同时演化而来，并非亚洲人、中东人或欧洲人首先驯化了狗，然后才向世界各地迁徙。
无论狗起源于中国（亚洲）、中东还是近东，抑或现代狗是在亚洲、欧洲分别被驯养，以及狗是多地区起源的假说，都需要对更多的狗的基因样本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多地区的狗，以及现代狗与古代狗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与比对，并对化石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广泛认同。
【责任编辑】张田勘
自从有了人类之后，记忆便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中了。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存就要记住周围的环境，要分辨出哪些动物、植物对人们有害，哪些有益，如何寻找食物，如何应付各种自然灾害。把这些经验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就需要保存住记忆。同时，增强记忆力，也成了十分重要的学问，倘若发生什么大灾害，人类自身及所有知识记录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如果氏族首领侥幸存活的话，他们就需要尽一切努力去恢复一切已经失去的知识，所以他们平时要训练增强记忆的能力，把一切圣典记在自己的大脑中。据记载，新西兰毛利族的首领卡马塔那能背诵全族长达10的，包括45代人的历史，这些内容足足够他背上3天3夜，而他却从不看笔记之类的东西。 为了解决记忆问题，古人还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据说印加人能够用结绳记下十分复杂的长篇史诗。 但是人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记忆力的，现在人们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关于记忆力的第一批概念的形成却应该归功于古希腊人。尽管有些理论在现代人看来显得很幼稚，但他们的确是第一批提出记忆力的学术概念的人。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帕蒙尼德认为，人的记忆是由明暗（或冷热）两种物质构成的混合体，只要混合体没有受到干扰，记忆就是完整的，一旦混合体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遗忘现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迪奥泽尼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记忆是由使体内空气保持均匀分布的东西所组成的，与帕蒙尼德一样，他也认为一旦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出现遗忘现象。 在记忆问题上提出重要概念的第一人是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柏拉图。他的理论被称为“蜡板假说”。他认为，人对事物获得印象，就象有棱角的硬物放在蜡版上所留下的印记一样。人对事物获得了印象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印象将缓慢的淡薄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这就象蜡版表面逐渐恢复了光滑一样。所谓“光滑的蜡版”相当与完全遗忘。这种学说虽然也不完善准确，但还是影响了许多人。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末，提出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一些的大脑的功能，在他那时主要被当作了心脏的功能。他认识到了心脏的部分功能与血液有关，而记忆则是以血液流动为基础的。遗忘的发生主要是血液流动减缓所致。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联想法则，这是他在记忆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有些联想法则还在影响着我们。 古罗马人在记忆理论上的研究很少，不过他们使用的“罗马家居法”和“直接联想法”一直传到了今天。这几种方法很实用，现在许多书上讲的快速记忆方法都有这两种方法的影子，有的只是变通了叫法或则略加了改进，但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一直到公元17世纪，记忆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17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派。霍布斯对记忆现象做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洛克则在欧洲心理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重要的记忆现象——“联想”一词，此后“联想”便成了专门的术语了。 第一个在心理学史上对记忆进行系统实验的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对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一是对记忆进行严格数量化的测定，二是对记忆的保持规律作了重要研究并绘制出了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1885年他出版了《论记忆》一书。从此，记忆成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美、英、日、苏等国家或设立记忆法专科学校，或开办函授教学，开始对人们进行增进记忆的普及教育。 我国从1980年左右开始，有关记忆研究的专著、译著相继出版问世，1984年我国第一家记忆研究会-锦州市记忆研究会在辽宁省锦州市成立。1984年末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了最早的快速记忆函授。梦真、王维、曾宪礼、王进收等第一批有影响力的记忆专家们对于中国快速记忆方法的普及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后的倪新威至今在中国快速记忆领域也仍旧很有影响力。近几年，快速记忆培训班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传播快速记忆方法的阵营中，也使得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现在，人们对记忆的研究仍在继续，尽管当今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离揭开记忆之谜还相距甚远，在探索记忆内在机理的同时，我们现在谈的快速记忆多是指运用那些经过实践后能有效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技巧，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中。我们普通人能熟练应用这些技巧和方法就可以了，至于大脑是如何记忆的等内在机理就留给科学家们去研究吧。 记忆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和方法的进步。自50年代开始研究记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这种理论认为，在记忆过程中有一种复杂的分子——核糖核酸，由它来充当化学介质。核糖核酸产生于一种决定着遗传物质的脱氧核糖核酸中。人的眼睛的颜色就是由脱氧核糖核酸决定的。人们已经对核糖核酸做了一些实验来支持核糖核酸与记忆很有关系的观点。例如人们发现，对动物进行一定的训练，其某些细胞中的核糖核酸就会发生变化。此外，如果动物体内的核糖核酸的产生被停止下来，它就会失去学习和记忆的能力。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实验：当把一只老鼠的核糖核酸取出来移植给另一只老鼠时，第二只老鼠就能“想起”第一只老鼠学过的而它本身从未学过的东西。` 直接刺激脑细胞的研究工作是由加拿大的潘费尔博士开始的。他在为癫痫病患者实施开颅手术时（需切除一小部分脑子），第一次取下了部分脑壳骨。手术之前，潘费尔对打开的脑子进行了全面的电刺激，意识清醒的病人则回答每次刺激后的感觉。在早期的一次案例中，当潘费尔刺激患者脑子的颞叶部分时，病人说自己想起了童年的经历。 潘费尔发现，刺激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所得到的反应都很多，但只有刺激颞叶部分才能产生清晰而集中的记忆感觉。这些感觉常常是很全面的，包括了以往体验过的那些色彩、声音、动作和情感等等。 这些研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是：潘费尔教授通过电刺激所引发出来的记忆，在正常回想条件下却想不起来。此外，刺激出来的回忆体验要比正常的回想准确、清晰、全面得多。这使得我们相信，一个人在下意识中注意的任何事物都会记录在脑子里，而且这种记录基本是永久性的，尽管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遗忘”了。
1、知识与技能
知道中国早期农业起源的时间、特点；掌握农业起源的意义；认识到神话传说遗址、岩画、遗物等的史料价值。掌握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知道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融合与诞生的核心地区；理解原始农耕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图文史料，帮助学生了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并且呈现出“南稻北粟”的特点；
通过对神话传说的分析，掌握神话传说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通过读图学史，了解到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八方雄起”的特点； 通过对探索争鸣的分析，了解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通过对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讲解，帮助学生理解原始农耕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原始农耕意义的了解，理解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过认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神话传说，认识到炎黄子孙是我们基于共同的文化认同感。
4、重点难点
重点难点：原始农耕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教学过程
导入：
上一册前四个单元我们学习了古代东方、古代美洲非洲、古代希腊罗马、古代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古代各个区域有了简单的了解。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学习古代东方时候，我们学习了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同属于古代东方的古代中国，当时我们没有介绍，那么此次我们一起走进—古代中国。对于我们本国的历史大家或多或少的有所了解，在学习我们国史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像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的那样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要能够正视本国历史的价值。
请同学们把课本翻到本单元的单元导言，请同学们先阅读一下单元导言： 本单元内容的时间跨度较大：从史前时期到夏商王朝，大约经历了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刚才的阅读，请同学们找出本单元即将学习的关键词：农业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转折、方国联盟、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农业的主要起源地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八方雄起、丰富多彩的特点。夏朝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商朝，国家形态是以商王为天下共主的方国联盟。并且是当时世界上发达的文明古国之一。本单元的核心内容是我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及最终形成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特征。对本单元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第一单元第一课《中华文明的起源》
在学习本课的时候，我们先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学习
一、原始农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二、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什么特点
一、原始农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
（一）原始农耕
考古学家依据人类制作、使用工具的质料、方式等差异，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图片，时间节点约1万年前）两者划分的标准是前者运用的是打制石器（图片），后者运用的是磨制石器（图片）。两者区别在哪里？请同学们看一下PPT比较一下新旧石器的差别。请同学们回答一下，它们有什么差别： 生：形状不一样。师：（前者比较粗糙，种类单一；后者相对精密，种类变多）而也就这个时候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伟大变革—原始农耕的出现。
人们开始改变了以往采集狩猎的生产形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发现谷物的种子在松软的土地里可以生长出粮食，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的耕种，这就是农业的起源。在农耕之外呢，还将吃不完的野兽圈养起来，畜牧业也逐渐的发展起来，这就是原始农耕的具体内容。人们学会了栽培谷物与驯养牲畜。（生产方式）
农耕使得食物来源具有稳定性。那么我国早期的农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请同学阅读课本回答一下。
生：稻作业和旱作业同时出现，南北并立的格局。（南稻北粟）。
师： 中国早期农业的特点，与中国的自然条件有关，北方的气候土壤，比较适合粟黍这些农作物的生长；水稻是喜水的作物，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具备水稻生产的自然条件。
考古资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我们现在看一下PPT这是北方半坡遗址出土的装粟的陶罐，这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遗存和当时的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我们来看一下，骨耜用途像我们现在的铁锹，大家注意一下猪纹钵，这表明当时人们开始驯养猪。
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南方的水稻是由印度传入的。而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距今约12000年，是迄今为止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谷，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
那么农业的起源有什么意义呢？请同学们阅读课本归纳总结一下。
农业的起源，使得人类不再单纯依靠采集与渔猎谋生，谷物种植、家畜饲养等劳动具有了生产经济性质，标志着人类历史实现了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变革。农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持续供给的食物来源，使比较稳定的居住有了保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们聚族而居，形成最初的农耕聚落。
早期农耕聚落的典型—姜寨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
请同学们看一下姜寨遗址的复原图，你能看出什么样的信息？ 生：有五组房群，每组有一个最大的。
师：这位同学观察的很仔细。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聚落整个布局呈圆形、向心和内聚的格局，边缘用壕沟把整个聚落包围起来，这是一种防卫上的需要。遗址中央是一个很大的墓地，四周围着五组房屋群，每组都以一个大房屋为主体，周围分布着几十个小房屋，所有房屋都围绕着公共墓地。五组房屋群组成的大聚落应是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或胞族居地。在遗址中的大房屋中没有发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而有可睡二三十人的对称的土床，说明大房屋是大家族的公房，供家族集会议事，或未婚男女夜宿使用，小房屋是小家庭使用的。居住用的房屋虽然大小有别，但从房屋内部的摆设观察，大房子与小房子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房子的大小只取决于人口的多少，人们聚族定居，聚落内的经济设施如窑场、牲畜栏（没有单个的）等均为全体氏族成员所有，成员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说明当时姜寨是一个集体生产，平均分配的血缘共同体，处在农业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中华文明的曙光开始出现。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个我们可以从新时代后期的遗址中求证。
这时候墓葬随葬品也有了差异，大家看一下知识链接上有关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情况。
1、从墓葬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早期社会原始平等关系已经破坏，贵贱有别、高下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存在。（PPT大汶口时期的墓葬）
PPT展示良渚文化遗址以及玉质礼器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而得名。其主要分布于江浙、上海一带，距今约5300~4000年左右。在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玉器。其中就有玉璧、玉琮、玉钺。
玉璧玉琮玉钺都是礼器，由于玉的质地较软，不宜用作实用武器，故玉质兵器多是礼器。
玉钺象征着军事，玉钺作为某种仪式上使用的礼器，在中国的文字演变中，最早的“钺”字，后来演变成“王”字。玉钺是王权和军权的象征。
玉琮，外方内圆的形状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因此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玉琮玉璧作为祭天礼器，表明持有者具有与天交流通话的特权。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集中神权、军权、超然高居众人之上的“王者”已经出现。
王者的出现，是因为部族间矛盾冲突已经激化，甚至斥之战争，这时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来领导。
在这些发现的遗址内，有类似宫殿宗庙的建筑，普遍存在着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遗址，遗址外围都有围墙，中心城址之外都存在一些小聚落的遗址，是普通民众的集居地。具有政治、文化、宗教中心的城邑的出现，表明具有国家特征的社会组织已经产生。
2、从古城、祭坛遗址以及成套的玉质礼器的出土，表明具有国家特征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
文明起源的标志性特征：原始平等关系已被破坏，等级已存在，部族冲突已激化，政治实体产生。
以上，我们都是从考古遗址、遗物等窥见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这些遗址以及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除了这些考古遗址外我们还能从哪里知道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早期先民创世的集体记忆。而且一些先民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先进人物，大体反映了早期先民生活的状况。
盘古氏用斧子开天辟地、有巢氏在树木上建造巢穴，以躲避野兽的侵害；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伏羲氏用绳索结网，从事渔猎；神农氏制作耒耜，教民农耕。
通过这些早期先民的创造，我们了解到各个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而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炎帝和黄帝的传说。
“炎黄”分别指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一族和黄帝一族联手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后来炎黄两族却成为两个敌对的部落。黄帝族在阪泉之战打败了炎帝族，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
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的子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PPT展示炎帝和黄帝的图片。其中黄帝被人们成为“人文初祖”。
练习与测评2：为什么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常常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传承下来的？
⑴神话：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往往借助想像去解释周围的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这样就产生了神话。而传说中许多人和事件，往往也附以神话的色彩。
传说：依口耳相传所描述的远古历史时代，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历史靠世世代代的讲述而流传。这些内容后被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原始时代大概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变化。史料价值：
上古的神话、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但从中都可以折射出早期历史的影子，从中可以探索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些风貌，也可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佐证 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理清一下线索，回到本节课的第一个问题原始农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底有什么关系？
农业的起源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形成了农耕聚落。人类有了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甚至出现了剩余。这就使人口得以较大的增长，并可使一部分人去从事维持生存以外的活动，使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的交换，使某些人有可能积聚财富，导致私有制的产生，随着私有财产的逐渐增多，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差异和阶级分化，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也应用而生。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原始农耕的出现是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造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深远的影响我们举例来说：我国以农业立国，农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我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农业哲学、农业科学技术、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以及田园诗，都是围绕农业展开的。
二、中华文明的起源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四页，观察“中国早期农业遗址分布图”。这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址分部的主要特点？
从这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也就是相当于距今5000—4000年前，中华大地从长城到长江，从黄海之滨到黄土高原文明遗址已呈现满天星斗，八方雄起之势。中华的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性，是一个充满兴衰起伏、不但融合的动态历史过程。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为中华文明融合、诞生的核心区域，因为它是部族迁徙、分合、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
探索与争鸣P5
1、以上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对我们认识祖国的历史有何帮助？ 基本符合历史史实。中国地域广阔，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早期文明的特征和发展的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业、采集与渔猎并存，一方面反映了早期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生产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需要采集和渔猎来补充食物，另一方也反映先民生活还受到自然环境和传统的习惯的影响。
帮助我们认识祖国历史发展、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教练技术”的起源颇有传奇色彩。主角是个叫添·高威的美国人，是他率先将教练技术引入企业界。
1975年，作为网球教练的添·高威宣称自己找到一个不用“教”的办法就可以让任何人很快地学会打网球，并由此出版一本书《网球的内在诀窍》（TheInnerGameofTennis）。当时，没有人信他的话。后来，美国ABC以“质疑者”身份出现，他们组织20个根本不会打网球的人作为试验者，要求添·高威教他们打网球，并现场转播。电视台目的是希望证明这是一场骗局。
这些从没碰过网球的试验者同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20分钟内学会打网球。在来到网球场的20人中，有一位叫莫莉的胖女人，已经很多年不运动。当她穿着长裙来球场时，目的是想说，“我不参加了”，结果却成为第一个被教练选中的对象。于是观众们看到，一位胖女人拿着球拍，像任何一位第一次上电视的人一样，内心充满担心和恐惧。她将如何被教练？
添·高威出现了。当时他还是个瘦瘦的年轻人，穿着一条有时代特色的喇叭裤。只见他轻松地挥着球拍，告诉莫莉，不要担心姿式和步伐，也不需要拼尽全力。其实很简单，当球飞过来，用拍去接。接中了就说“Hit（击中）！”；如果球落到了地上，就说“Bounce（飞弹）”。莫莉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不是击中就是飞弹，一切易如反掌。
添·高威接着告诉莫莉，留意球飞来的弧线，留意聆听球的声音。渐渐人们发现，电视中的莫莉明显Hit多了，Bounce的时候少了。
时间只剩三分钟了。添·高威开始教练莫莉最难的部分——发球。添·高威对她说，“想想你是怎么跳舞的，闭上眼想象跳舞时的节拍。然后睁开眼睛，随着那节奏发球！”——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在最后一分钟里，穿着窄裙的莫莉在场上跑来跑去，虽然很不方便，但的确自如地打网球了！事后她承认：“如果老是想怎么动反而就打得不好了。”教练鼓励她集中精神去做些事情，忘却恐惧，结果她成功了。
工作的内在诀窍
网球教练添·高威说，“我并没有教她（莫莉）打网球的技巧，我只是帮助她克服了自己不会打球的固有意识，她的心态经历了“不会”到“会”的转变。就是这么简单。”
几天后，AT＆T公司的副总经理麦吉尔突然出现在添·高威面前，希望他为公司的市场销售人员上一堂网球课。添·高威坦诚地表示自己对企业内部管理一无所知，但他答应可以把销售人员当作运动员来看，可以把公司客户当作网球来对待。结果课堂结束后，他发现销售经理们的笔记本上没有任何与网球有关的字眼，反而满篇都是企业管理的内容——AT＆T的管理者们已经将运动场上的教练方式转移到企业管理上。于是，一种崭新的管理技术——“教练技术”诞生了！
从这以后，体育教练添·高威频频出现在AT＆T、IBM、苹果电脑、可口可乐等大公司里。在随后的20多年里，添·高威从一个体育教练转型为一个企业教练。他的著作《网球的内在诀窍》被誉为全球经典之作，它对运动心理学领域的出现及商业中教练的引进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他后来的作品《工作的内在诀窍》（Innergameofwork）着重于如何提高人们的能力继而达到商业目标，这本书也得到了广泛好评。
添·高威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企业的员工学会如何在团队工作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演讲、咨询及研讨会中，他的集中点主要在三个方面：（1）帮助组织中所有的个人懂得学习及如何为自己思考问题；（2）帮助管理者运用教练技术；（3）帮助领导者创建“学习型组织”。
教练技术随着被AT＆T、IBM、通用电器、苹果电脑、可口可乐、南加州大学、福特、日本丰田等巨型企业的导入看好，而迅速风行欧美，添·高威声誉日隆，被企业界访问期间誉为“企业教练”先驱。
90年代，“教练技术”引起一批研究心理学的学者的兴趣，心理学NLP（神经语言程式学）权威人士TimHallbom、JanElfline等人将心理学知识对教练技术不断丰富，通过多年的发展，教练技术目前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和专业，它除了应用于企业管理外，还广泛应用于心态、态度、人格、情绪、素质、技能、人际关系、亲子教育等个人成长及家庭、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
“教练技术”被誉为本世界最具革命性和效能的管理技术，已成为当今欧美企业界提高生产力的最新、最有效的管理方法之一。
因为“人”在直销事业中的重要性，“教练技术”很快在直销行业找到了相当大的需求，就中国直销业而言，大量团队领导人均将“教练技术”作为个人提升的基础。
责任编辑：陈丽
解读此文
鼓吹之名始于汉代, 汉武帝以前的文献对鼓吹记载甚少, 所以关于鼓吹乐的起源, 一向争议较大。本文通过对CNKI进行检索有关鼓吹乐起源的论文共有13篇分别发表在艺术百家艺术百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史研究、《黄钟》等12种刊物上, 对鼓吹乐的来源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外来传入说;二、本土发源说;三、融会贯通说。
一、外来传入说
《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一》云:“鼓吹未知其始也, 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 非八音也。”非八音可释为不同于传统的汉族音乐风格, 即是四夷乐;雄朔野, 应是地处西北。因而有观点认为鼓吹源于西北胡乐。近人孔德认为鼓吹乐源于秦汉之际的“北狄乐”。而北狄乐也确实是鼓吹的组成部分 (蔡邕《礼乐志》:“横吹曲, 其始亦谓之鼓吹, 马上奏之, 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 皆马上作乐, 故自汉以来, 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在他的《外族音乐流传音乐史》一书中有《外族音乐与华乐关系表》, 其中北狄系为”汉魏鼓吹--后魏北歌--历代之鼓吹乐”。关于“北狄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载“北狄乐, 其可知者, 鲜卑、土谷浑、部落稽三国, 皆马上之乐。”而秦末班壹避乱定居于西北边疆, 正是北狄乐的流行地区, 说“鸣笳以和箫声”的鼓吹乐吸收了北狄乐的演奏特点是有可能的, 这正是此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如果据此判定鼓吹乐源于西北胡乐未免矢之偏颇。这则史料只能说明一、秦末汉初, 西北地区已经流行鼓吹乐;二、班壹也建立了类似的鼓吹乐队。而不能证明鼓吹乐是源于此地, 就像中国出现了禽流感却不能说禽流感源于中国一样。也不能证明鼓吹乐是源于秦汉年间, 正如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不会突然出现而有一个的积累沉淀的过程。鼓吹乐从发展到流行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这种打击乐器与吹奏乐器为主的器乐合奏形式必然不会只出现在一个地方。
二、本土发源说
本土发源说认为鼓吹源于秦汉以前中原已有的器乐合奏形式。《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按汉明帝定乐, 有四品, 最末曰短箫铙歌, 军中鼓吹之曲。旧说, 黄帝所造, 以建威扬德。《周礼》所谓‘王大献则令恺乐, 军大献则令恺歌是也。'”《宋书·乐志》载“鼓吹, 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 黄帝歧伯所作, 以扬德建武, 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雍门周说孟尝君, ‘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 鼓自一物, 吹自竽、籁之属, 非箫鼓合奏, 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歌, 此时未名鼓吹矣。”这是比较早的本土中原说的代表, 认为鼓吹的传统源自于黄帝时代的恺乐。
近年来的学者根据出土的考古发现和一些周代三大史料, 认为吹奏乐器与打击乐器的组合演奏至少早在西周时期的祭祀礼仪中就已经初步形成了。王岷在其文章《鼓吹乐起源说》中提出:鼓吹乐的起源应追溯到西周时期祭祀礼仪的“龠舞”中。“龠舞”正是一种伴随着乐舞, 群体鼓与笙结合演奏的鼓吹乐雏形。后随着乐器种类的增加、演奏规模的扩大而形成了“大合乐”。继而成为周代祭祀礼仪中不可缺少的音乐演奏形式。发展为一种独立的鼓吹乐演奏形式。而西汉初年班壹的鼓吹乐则是受到朝代、社会环境和特定人文环境改变的影响而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 其本身还是原乐种的继续发展。只是吸收了少数民族“骑吹”这一新的演奏形式。换言之:鼓吹乐的起源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有关。历史上鼓吹乐不同的名称、称谓, 只是为适应社会不同文化和需要的符号, 以代表特定文化所具有的特定音乐功能。
同样是中原发源说, 在鼓吹乐起源的时代判定上有不同说法。孙云在《鼓吹乐溯流探源及实名之辨》一文中提出鼓吹乐的起源由来已久, 它追溯于远古, 酝酿于先秦, 得名于秦汉, 传承于万代。先秦时期是鼓吹乐的有实无名阶段秦汉以后的发展是鼓吹乐的有名有实阶段。认为鼓吹乐的演奏形式应在西周以前就已出现。证据是:《礼记·明堂位》载:“土鼓、蒉桴、苇龠, 伊耆氏之乐。”
原始乐舞伊耆氏之乐中已出现了打击乐器土鼓和吹奏乐器苇龠合奏的形式了。这种原始的乐舞中最初的打击乐器与吹奏乐器并存的格局也成为鼓吹乐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出土的一些夏商纹彩陶器上, 生动的乐舞彩图史料证明:崇神的商代乐舞发达, 盛行侈乐, 乐器丰富, 制作精美。据商代甲骨文记载:打击乐器有磬、编磬、钟、镛、铃、鼓等;吹奏乐器有龠 (排箫的前身) 、言 (大箫) 等。近年还出土了夏商时代的铙、排箫、石磬、鼓等。”这说明当时鼓吹乐的演奏已具备了实现的物质基础。因而鼓吹乐的出现应早于西周。对于鼓吹乐的发展, 孙云认为它是一个从有实无名到有实有名的发展过程, 经历了从远古奠定物质基础到夏商萌芽直至西周形成雏形的前期发展过程, 在秦汉时得名并迅速的兴盛起来。产生了鼓吹、横吹、骑吹、短箫铙歌、云吹等细致的分类。被历代统治者们用于朝会宴饮, 鼓动士气, 论功行赏, 及丧葬礼仪中。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三、融会贯通说
对于融会贯通说, 目前学界的主要依据是从鼓吹乐所用的乐器入手, 认为中原地区原有的使用打击、吹奏乐器的器乐合奏形式是鼓吹乐形成的基础, 在其传承过程中融合了了西北胡乐的演奏特点。
秦末汉初, 鼓吹乐流行于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是使用吹奏乐器箫、笳、角和打击乐器鼓、铙、铮等, 并常伴有歌唱。
鼓吹乐中所用的箫就是排箫。《世本作篇》云:“箫, 舜所造, 其形参差像凤翼, 十管, 长二尺”乃中国古老的编管乐器。
笳, 又称胡笳。杜挚《笳赋》云:“李伯阳 (李耳) 入西戎所造。”李耳出西戎多属传闻, 不可信。却极有可能是匈奴乐器。
角, 是现今藏族、蒙族、维族的吹奏乐器。《北堂书钞》云角“出羌胡、吴越”。在古代角被广泛的用于军乐和仪仗乐中。
鼓, 在古代战争中经常起到指挥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周礼·地官》载“常教六鼓四金之音声, 以节声乐, 以和军旅, 以正田役……救日月, 则诏王鼓。大丧, 则诏大仆鼓。”先秦时期, 鼓就被应用于劳动、祭祀、礼仪活动及军乐中。
铙, 打击乐器。鼓吹所用之铙“如编钟而无舌, 有柄摇之, 以止鼓。”目前考古发现的铙基本上是战国时代南方楚和巴蜀等地的制品。地域上多属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混居区。因此, 铙不一定是汉族传统乐器, 而有可能是从南方传入中原的。
从以上鼓吹乐主要使用的乐器上看, 其来源既有汉族传统乐器, 又有塞外、巴蜀等地的少数民族乐器。因而鼓吹乐的起源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
黎国韬的《鼓吹乐及其起源简议》从调查古代军乐制度入手, 提出:鼓吹乐源于中国古代的军乐。中国早有与鼓吹乐相近性质的乐队, 发展到了两汉时期又把胡乐吸收到军乐中, 最终形成了汉代鼓吹乐。尽管黎文承认鼓吹中吸收了胡乐成分, 但主要
二十世纪小提琴演奏技术的发展及其形制的延伸
李开祥何敏楠 (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四川成都610000)
此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09SA103
15世纪末16世纪初, 最早的小提琴见于意大利北部米兰的壁画中。由于16世纪“人本主义”的兴起, 带动了文艺复兴, 促使了各种艺术的繁荣。意大利人民不再满足于传统拨弦乐器的音色, 而期待一种更贴近于“人声”的乐器, 能够深刻表达“人”自由奔放的感情, 小提琴应运而生。小提琴具备了歌唱的音质和持续的音高, 发音透明而柔和, 造型富有美感, 因此被誉为“乐器皇后”, 问世之后迅速流传开来。
从诞生之日到16世纪末, 小提琴主要用于舞蹈的伴奏。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 随着巴洛克和古典音乐的发展, 小提琴音乐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锐意进取的小提琴家们不满足于乐器原有的演奏技术, 他们尝试着对新的演奏技巧进行挖掘, 对音乐表达内容的丰富性上进行探索, 自此小提琴逐渐成为独奏乐器, 演奏技术得到了完善和提升, 独奏作品也大量出现。
19世纪, 小提琴演奏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 帕格尼尼的天才开创了辉煌炫技的顶峰, 小提琴创造的华丽美妙音乐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最佳反射。帕格尼尼掀起了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思潮, 他的演奏出神入化而充满激情, 经常运用滑奏、各种形态的和声、左右手拨弦、八度颤音、G弦上的独奏等等炫技性的技术。浪漫主义时期后期, 维尼亚夫斯基无疑是最具个性特色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的演奏热情奔放而技巧华丽, 将连顿弓技术发展到惊人的高度。他的作品《现代教程》是高难度的练习曲。为帕格尼尼20世纪的追随者, 杰出的小提琴家伊扎伊尔极富想象力地创作了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 在和声、曲式结构上面与浪漫时期作品不甚雷同, 但炫技的风格延续了其传统, 每一首的变奏都是针对一个著名小提琴作品的变奏。克赖斯勒是二十
观点仍是中原发源说。依据是鼓吹乐器中只有“笳”是纯粹的胡乐器, 其他多为汉族传统乐器。但不难发现, 作者论证的对象主要是指军乐中的鼓吹乐。范围不免狭窄。
董波在《鼓吹音乐之渊源》一文中通过分析鼓吹乐器, 对比先秦器乐形式指出:秦汉以前中原固有的“鼓乐”“吹乐”“恺乐”是鼓吹乐的重要基础, 鼓吹乐还与佛教音乐的传入有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起源是多元的。
最早关于鼓吹乐的文献记载是班固的《汉书.叙传》:“始皇之末, 班壹避地于楼烦, 至牛马羊数千群, 值汉处定, 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 出入弋猎, 锦旗鼓吹。”及《乐府诗集》引刘献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 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 非八音也。”中描写的班壹从北狄引入的“鼓角横吹曲”。而上古时代, 我国就有了在军队中运用类似的“恺乐”的传统。早在汉朝以前就已经形成了鼓吹乐的雏形, 其中“笳”是西北游牧民族乐器, 这说明当时的鼓吹乐也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汉朝与匈奴交流频繁, 西域乐器, 乐曲的传入再自然不过。汉武帝时张謇出使西域并带回胡曲《摩诃兜勒》, 李延年根据它创作了武乐“新声二十八解”作为皇帝出行时的音乐。1由于《摩诃兜勒》是一首佛教乐曲, 因此鼓吹乐与佛教音乐也有一定的关系。清商乐曲辞《黄鹄曲》小序:“按《黄鹄》本汉横吹曲名。”汉代的军乐横吹中也有《上邪》《紫骝马》等民间音乐。西汉时, 宫廷、军中习用民间乐曲, 这时的鼓吹乐与相和歌, 清商乐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先秦时期中国的确存在与鼓吹相似的“恺乐”, 但单纯的据此以为鼓吹乐发源于中原, 是中原的“土特产”未免失之狭隘, 另一方面认为鼓吹源于西北少数音乐也稍显片面。笔者认为对于鼓吹的起源应该有这样的认知:鼓吹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吸世纪前半叶法国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近代小提琴之王”。他的演奏音色甜美, 发音饱满, 表情丰富细腻。他在演奏方法上有一定的突破, 例如大量运用表情滑音、揉音, 以及运弓时弓子靠近指板等等。
20世纪以来,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人们欣赏音乐并不只是“看着古典乐器演奏古典时期的音乐”, 而是渴望突破传统音乐的框架。正如一位美术评论家所说:“现代科学为人们提供了现代的工具方便了听众的行迹, 不必再到剧场也可以看到表演, 不必到美术馆也可以看到名画。不过如果从录音机里听到的仍旧是巴哈、亨德尔的音乐, 从录像机里看到的仍旧是拉斐尔、安格尔的画, 这录音机、录像机再好, 人民的精神还是进入了哥特式的教堂里或坐在四轮马车上, 不会有多少现代感。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想要寻找的是与现代工业对应的纯精神的东西。”1伴随着这种需求, 20世纪作曲家对音色的兴趣逐渐增长, 音色在作品中的控制力和表现力进一步加强, 尤其在下半叶, 声音成为作品的核心要素。作曲家在创作中开始追求各种“噪音”音色, 这时“甜美”“宏亮”的小提琴音色已不能够完全满足作曲家的需求。作曲家大胆地尝试各种不同的音色 (噪音) , 从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小提琴演奏技术, 诸如巴托克拨弦, 弓杆击弦等等。这些音色在传统音乐的范畴内属于“噪音”的范畴, 在现代音乐中却得到了作曲家的青睐 (进入“乐音”的范围) 。小提琴的演奏技术呈现了更加新颖的局面。
如前所述, 20世纪现代社会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音乐, 也包括乐器。随着爵士和摇滚乐的发展, 电子小提琴应运而生。电子小提琴通过拾音器来采集擦弦声, 用电子扩音的方式将声音传出。除了弦乐本身的音色外, 还可以发出重金属的声音。这是小提琴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纳、发展、变化的过程。直到汉代正式进入国家礼仪体系后才成为特定的音乐部类。鼓吹乐是多元文化交融发展、不断更新的产物。就象一条大河, 它来源于诸多雪山上的无数融雪, 一路奔流而下, 其间汇入无数支流, 最终形成滔滔大河奔流入海。鼓吹乐的起源也应该是在与多种文化不断交流融会, 不断演变进化中进行
摘要：有关鼓吹乐的起源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外来传入说;二、本土发源说;三、融会贯通说。笔者认为鼓吹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不断吸纳、发展、变化的过程, 直到汉代正式进入国家礼仪体系后才成为特定的音乐部类。
关键词：鼓吹乐,起源,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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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近现代德国的思想态度(此处的近现代划分在克劳斯的意义上也只有年表学上的蕴涵，甚至这种年表学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近现代德国人中对起源表示敬意的第一人恐怕当推黑格尔。诚然，黑格尔会反对“静止不变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说法，因为世界精神是一股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不会沉陷在那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但一提及希腊便自然生发出一种家园之感，实在是黑格尔的原心原迹之谈，因为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和现时代紧紧维系在一起。黑格尔之后，开端与起源或根源之间的分野愈益得到显明的厘定。雅斯贝尔斯便认为，开端(beginning)是历史性的，仅能为探究者们提供各种累进的知识，而说明现代并理解过去的活动必须凭借和诉诸起源或根源(sou-rce)。起源之为内在动力，使得开端成为这种动力的外在表现。为此张本的另一位大家是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那里，西方思想史的开始不是对“什么最启发思想”这一问题进行思想，而是开始于对此问题的忽视或遗忘。“西方思想史的开端(beginning)与其起源(origin)不同，这种开端是一种遮蔽——事实上是一种无可逃避的遮蔽……起源自身便掩藏于这种开端之中。”(《什么明思想》，哈珀·罗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第152页)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去蔽，就是揭示出那被掩藏着的东西。基于此，海德格尔才建议他的学生在读尼采的著作之前首先要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研读亚里士多德。(同上，第73页)
通过对那被掩藏的东西的去蔽才可能认清真正的起源与目标。如上所述，这里的起源不再是指时间上的开端，而是指内在的本原(arche)，它不仅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而且还占有德性之优，因此之故，海德格尔才说，认为巴门尼德先于苏格拉底甚至比认为康德先于黑格尔还要愚蠢。(同上，第184页)逻辑在先不同于历史在先，起源便是逻辑在先意义上的起源，为这种起源所规范的目标实际上类似于胡塞尔意义上的欧洲人的“理想目标”(telos)，依据这一“理想目标”类推可以揣知历史的来龙去脉。具有历史态度的人之所以喜好宪章祖述，不是因为自身缺乏来历而持“乞丐造谱牒”(钱钟书先生语)的态度为自己装裱粉饰——“乞丐造谱牒”在追溯开端方面实在是屡见不鲜；宪章祖述的目的在于为现在定位并且为未来定向，归根结底，追溯起源是为了穷掘道根以明辨目标。
那么，逻辑在先的起源究竟规划了怎样的“理想目标”？由于同起源内在关联，目标在追溯起源的活动中得以自我呈现，这应当是上述内在关联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追溯起源的方式方法各个有别，无疑造成了后来者对目标知见不真。现代思想更多的是在对现时代的否定当中把握起源的，现代思想借助否定性的活动取得这样一个共识，即现时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没落的时代，一个充满深刻危机的时代。理性仅仅被看作是有效地达致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和“文化工业”(阿多诺语)把程式化的复制活动和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强加于个人，技术上的进步把实践贬低为技术性的应用、操纵和控制，现代社会文化由此走入技术时代的科学主义绝境。即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科学时代的理性》，第63页)同时，我们将可以看到，正是通过伽达默尔尊性明心的哲学努力，即把解释学哲学同古老的实践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和伦理学相互比附参较，才使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清现代社会文化的危机与“理想目标”的究竟所在。
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实践理性的结构同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加以区分，从而预见到现代科学文化的绝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Praxis)和理论(theoria)的对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其应用之间的对立，而是一种知识上的相互蕴涵关系，思想领域内的活动表明，有所为的理论思辨本身即是一种实践(《尼各马科伦理学》)，善与幸福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指向，理论思辨活动就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同上)实践的真正对立面是“创制”(poiesis)和“技术”(techne)，因为“创制”和“技术”是外在目的性的习得技能，科学知识、episteme型知识是以科学证明的方式所作出的关于不变事物的普遍性知识，而实践所要求的与之相应的推理形式即“实践智慧”(phronesis，苗力田先生译本作“明智”)则以变化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它往往意味着要在普遍和特殊之间进行斡旋调度(mediation)，因而要求并教导人们在特定的具体的情境中审慎地思虑和完美地选择，以便达到至善至福的目的。由此，我们也便可以理解现代思想所谓“人文科学是真正的道德科学”的独特论断。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出，哲学解释学是实践哲学这一古老传统的真正传人，或者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解释学问题。”(《真理与方法》)实践哲学行进到十八世纪才被科学主义的肆虐所阻碍。科学主义造成了现代意识的独特谬误，即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内在权威的盲目崇拜，并把实践同创制和技术相混淆。技术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专业化被加以神秘化，平民百姓由于渴望定向和规范性模式，把思虑、选择和决断的崇高事业让渡给专家，期待专家来改变以往的政治和道德方向。与此相联的实践只能是把科学应用到技术性工作之中，从而成为以“实践智慧”作为其推理形式的古老实践哲学传统的极大歪曲。
现代解释学所实现的本体论变革则从根本上纠正了上述的谬误和歪曲。现代解释学强调理解(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subtilitasapplicandi)三种要素的内在相联，理解构成意义生成的一部分和人的存在原型，这种同解释者须臾不可分离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智慧”，并且，从理解和实施法律本文的活动以及艺术作品的再创造中，可以重新发现哲学解释学的基本问题，即应用贯穿于所有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之中。与“应用数学”或“应用物理学”意义上的“应用”不同，解释学的“应用”实质上是保罗·利科所说的“占有”(appropria-tion)，它构成并改变了进行理解和解释活动的个人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伽氏才说：“解释学的技术运用也是建立在古老的实践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时代的理性》)
诚然，现时代考察古老的实践哲学已经不可能完全是一个叙述—历史的问题，因为早期的希腊思想家在此方面的著述流传不多，甚至亚里士多德的现代追随者中都有人怀疑《尼各马科伦理学》出于亚氏之手——这部讲课提纲式的著作毕竟曾在一个私人储藏室里置放一百多年，并且可能有编理传抄的讹误。然而，当十八世纪“中国智慧”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受到重视时，便被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明确地表述为“实践哲学”，这种机缘也许可以使我们从中有所创获，更何况伽达默尔本人就是力求会通、别开生面之解释学的一代宗师。事实上，伽氏从开始其学术生涯之日起便对实践哲学传统尤其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有着持久的兴趣，并且，伽氏一九二三年参加了海德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讨论班，尤其成为深刻影响伽氏自身的实践活动和解释学观点的一个决定性学术事件。伽氏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读解本身堪称解释学的典范——这种读解绝不是那种“想入非非的读解”(fantasy-reading)式的浅测，也不是皓首穷经式的死参，因为它植根于对起源和理想目标的把握过程中，植根于对现时代具体情境的领悟活动中；我们甚至可以把伽氏的解释学阐发看作是他与亚里士多德学术“神交”的一系列注脚。作如是观的理由在于，实践哲学传统始终不懈地以辩护实践理性、反对技术控制为己任，从而弘扬了平民百姓依据自身的责任感作出决断的高尚事业。
实践哲学传统同时强调了共同体概念和团结意识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主张，“实践智慧”所要求的思虑、选择和决断尽管是个人行为，但绝不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内在反思，个人本质上是从属于某一“共同体”(polis)的社会存在，个人的判断力仍然具有共通性(communality)和主观际性(intersubjectivity)，它内在地依赖并要求对其他判断者的意见加以检验和判别，因此，友谊和团结的意识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种思想在二十世纪的哲学中表现为对语言和交往方式的重视。语言不仅是人类的天赋能力或交往工具，更是共同体的媒介和人的存在方式，语言有着科学所不具有的指向整体性的特征。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所使用的“民族”(Volk)概念往往是指一种语言共同体而不是一种政治统一体；伽氏进而把语言问题获得中心地位归功于“对实践生活世界的重新确认”。(《科学时代的理性》，第3页)实践生活世界是人类存在于其中并参与相互交往的共同生活领域，具有共同性和交往性特征的语言从属于这一共同生活领域，语言共同体本身就是实践生活世界。人们在实践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就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最基本最普在的实践行为，尽管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的范围要大于语言行为的范围。交往行为不同于以达鹄(success)为目的的工具性或策略性行为，因为交往行为必须以交往者的理解作为前提条件，而作为交往前提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交往者主观际的相互认同和默契一致，团结的意识由此便拥有了独特的地位。伽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称“团结是全部社会理性的决定性条件和基础”。(同上，第76頁)
从语言和交往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之所以远离起源不辨目标，在于现代社会的“总体化”危机不仅构成了相互交往的结构性社会障碍，而且歪曲了语言共同体和实践生活世界本身。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目的性—合理性的行为方式成为影响社会互动的无往不在的力量，作为普遍媒介的语言也因而受到扭曲，人们不可能在本真的交往和对话、共通的判断以及理性的说服基础上达致一种共同的实践生活世界。现代思想则通过重新考察起源的努力，设定交往和对话的原则，以克服“总体化”的危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真实的团结。”(同上，第70页)交往和对话的原则不是人类随心所欲的理想或任意的选择规范，而是扎根于主观际性之中的人类的筹划，因此，语言共同体和实践生活世界是属人的而不是自然的，是人类的筹划和创造，而不是人类的发现。现代的交往和对话原则仍然是对苏格拉底美德的辩护和阐扬，即要求人们培育团结的意识，出于本心地参与语言共同体或实践生活世界的交往和对话活动，并考虑到自身的活动对他人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哲学家们必定无疑地从属于特定的实践生活世界，但其贡献却是依据他们为整个人类本真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的工作来划定的。当代反基础主义的真诚努力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哲学反对终极基础是为了彻底抛弃两千年来不可动摇的理性，从而走向非中心化、边缘化、精神癫狂、心智分裂。这实在是一种“误指为月”的迷失，即把手段同目的相混淆。基础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设定人类具有全知全能的神性，而反对终极基础则旨在重新确定理性的特性和范围，非理性主义概莫能外。与传统基础主义所不同的是，现当代哲学更加强调存在的情境性和人类的有限性，解释学哲学某种程度上便是对人类有限性的认识。交往的需要，团结的需要，从独白式的(monological)内在反思走向对话式的(dialogical)交往活动的需要，正是由“自知自己无知”的人类有限性的认识所驱使促成的。同时，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马克思的思想论断被现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适切结论”而加以引用。这一现象极好地说明，属于十九世纪的德国或欧洲的马克思更属于内在起源的传承，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交往方式高度发达的社会理想就是从内在起源生发出的目标，这种社会理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实践中已经获得了自身的现实性和力量。
赫拉克利特曾说，“逻各斯”是人所共有的，但是人们行动起来却好像各有各的理性。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伽达默尔就此提出了一个足以被现代人视为警策的问题：“这一点一定要继续下去吗？”(《科学时代的理性》)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伽氏的问题所蕴涵的答案就在“起源就是目标”的断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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