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新闻报道网
网络学习
网络时代的学生不用每天去学校上课啦!老师在家里通过网络给我们授课，我们则在电脑前认真听。“嗯，雨馨，你怎么走神了?”原来老师通过网络可以看清每个学生一举一动。当然老师也不敢偷懒哦!校长通过网络也可以看到每个老师是否在认真上课。授完课后，老师在网络上布置作业，学生直接在网络上完成上交。网络时代老师不用改作业啦!网络可以自动批改，错误比较多的，老师可以在网络上单独找学生交流。
网络工作
“嗯，这个部分可以不要，物品最好不要太重......”看，爸爸正通过网络与员工交流呢!他面对着大屏幕，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在网络上修改物品。“这个还是不够精致，再进行修改修改!” “完美!开始上传!”一眨眼的功夫，爸爸的物品已经在各种网络商场进行销售。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他通过电脑可以做他的一切工作，就连会议都在网络上进行，也不用出去应酬啦!
网上购物
进入网络时代后，妈妈再也不用上街买菜了，她在手机或电脑上点击网络蔬菜超市，就可以看到各种琳琅满目的蔬菜!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蔬菜，并输入自己所需要的数量，点击成交，对方就会根据地图找到精准的位置送菜上门。买完菜，妈妈还去网上服装商场去看衣服，她看中了一件衣服，就把自己的身高、体型输送进网络，电脑又按照一定的比例将衣服“穿”在了妈妈身上，妈妈满意就用Q币买下了这件衣服。哦，对了，告诉你们，网络时代Q币已经替代了钱，所以买东西只用付Q币了。
专业性
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专业用语。法律活动作为特定的专业范畴, 同样有着特定的专业术语和特定的表达方式。法律专业术语是专门用来表示法律领域特有的事物、现象的法律专业用语, 是对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的科学归纳和概括, 是法律语言的主要标志。对于法律事务的报道离不开大量的法律术语的运用, 这有利于达到表述上的准确。如我们经常使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自诉人”、“不起诉”、“追究刑事责任”、“未遂”、“中止”、“现场勘查”、“辩护”、“申请回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所用的“民事行为能力”、“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第三人”、“诉讼保全”、“先予执行”、“公示催告”等;行政诉讼中所用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行政不作为”等。基于这种情况, 在法制新闻报道中恰当地使用法律术语, 才能确保向公众准确地传达法制信息和宣传法律知识, 增强宣传的效果。然而, 新闻报道中法律用语错误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 (一) 法律术语错用, 具体表现为用其他专业术语替代法律术语。如, “现场勘查”与“现场勘察”、“检察”与“检查”等往往被混为一谈。其中, 现场勘查、检察是法律术语, 而现场勘察属于地质学、建筑工程学中的术语, 检查则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些术语的错误运用, 会造成表达上的混乱, 影响人们对于其报道主题的准确理解。 (二) 法律术语混用。在法律术语中, 有很多意思相近, 但法律内涵不同的术语, 往往会被混为一谈, 彼此不分。如“被告”与“被告人”、“罪犯”与“犯罪嫌疑人”、“罚金”与“罚款”、“议案”与“提案”、“终结”与“终止”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只有被法院依法判决为有罪的人才能称为罪犯, 在判决之前, 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分别有不同的称谓。如:刑事案件在立案侦查阶段应称为犯罪嫌疑人, 提起公诉后应称为被告人。“警方逮捕3名杀人罪犯”中的罪犯应改为犯罪嫌疑人。有些法律术语, 尽管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分属不同的法律范畴, 有着特定的使用主体和含义, 不能互相错位和替代。比如, “议案”与“提案”,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使用的主体各有不同, 不能互相混淆和代替。根据我国《代表法》第9条之规定:人大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而“提案”则是指参加政协的团体或个人, 向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经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 交付有关单位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可见, “议案”属于人大职权范畴, 而“提案”则属于政协职权范畴, 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职权范畴。但是, 有的媒体在报道中却把人大代表的“议案”误作“提案”, 或者相反, 造成了主体的错位, 影响了报道的准确性。 (三) 用日常生活用语替代法律术语。《人民日报》华东版“下周争鸣”栏目曾发表短文, 提议围绕“少年犯免诉制度合理吗?”展开讨论。在这仅仅10个字的标题中竟有两处明显错误。其中“少年犯”和“免诉制度”的提法, 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说成是“少年犯”, 将不起诉制度说成“免诉制度”, 均是以日常生活用语替代法律用语, 意思表示不确切, 且违背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精神。
因此, 法制新闻应首先确保法律术语的准确运用, 有利于确保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具体运用时, 应在准确理解法律术语的前提下, 根据所表述的内容, 选择恰当的法律专业术语, 避免各种术语的混用、乱用甚至错用, 确保法制新闻的质量。
中立性
新闻特有的作用和可贵的价值就在于向读者提供事实, 让读者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这种特性需要新闻报道做到既可信又公正。新闻媒体对于法制新闻进行的报道, 必须坚持尊重司法特性的原则, 尊重司法的中立性、权威性, 它必须用客观地叙述事实的方法影响读者, 引导舆论。确保法制新闻报道语言的中立性, 既是新闻报道应具备的特性, 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公正理念的内在需要。具体来讲, 新闻媒体对于法制新闻事件需要进行客观公正地报道, 不能带有片面性和倾向性, 保持中立性。尤其是在案件未被法院审结前, 不能凭感情、凭猜测妄下结论, 以免监督越位, 甚至出现媒体引导审判。例如, 几年前曾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 我们清楚地记得, 在马加爵案发最初的一个月里, 各新闻媒体近乎疯狂地报道, 诸如“校园杀手”、“云大屠夫”、“混世魔王”等称谓满天飞, 使人们几乎无法认清马加爵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在各种报道中他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个杀人狂魔。事实上马加爵只不过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普通青年, 长期积压的不良情绪、封闭的生活方式和不够健全的心理导致他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本是个令人痛心疾首, 并且足以引起全社会对于应试教育弊端和人文教育缺失深刻反思的事情, 然而对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这样的反思极容易被人们忽略, 最终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这种做法很容易误导受众, 使人们产生一种观点, 马加爵实属罪大恶极,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显然违背了新闻应具有的特性。
还有目前在法制新闻报道中存在的炒作现象, 也使得新闻报道在新闻价值判断上偏离方向, 即为追求所谓的“看点”、“卖点”, 追求所谓的新闻效应, 媒体在报道方式上往往采用猎奇、俗艳的手法, 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如有的刑事案件在法院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情况下, 媒体的报道常选用一些醒目而又骇人听闻的标题与表达, 大肆渲染, 或者对于凶杀、色情案件的过程过分详细地进行描述。
众所周知,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行的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 被告统称为犯罪嫌疑人, 任何人无权擅自确定其罪名。犯罪事实只能经人民法院审判确定, 且行为人的罪名都是有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律用语, 如“盗窃罪”、“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 即罪名法定。因此, 媒体对尚未终审判决的犯罪嫌疑人加以情绪化的恶名, 哪怕是援引群众的义愤之词, 都是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对于犯罪嫌疑人,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称其名。对于民事、行政纠纷, 则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尊重事实, 尊重法律, 客观冷静地进行报道。媒体对于法律事实的报道应做到一是一, 二是二, 是则是, 非则非, 不夸大, 不缩小。法制新闻报道不同于文学创作, 不能凭想象而虚构, 不应掺杂个人感情色彩, 而应当以准确、客观、求实为本, 坚持做到报道的中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媒体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 都有可能会使受众和司法机关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 导致媒体引导诉讼, 进而影响司法机关对于案件的公正判决。
同时, 法制新闻还需注意语言运用的文风问题。法律活动本身具有严肃性, 这就要求法制新闻也应具备这一特色, 表现在文体风格上, 要具有中立、朴实的风格, 做到“风格朴素, 语贵平实”。法制新闻应力求语言的平实, 这与文学作品所追求的词藻华美是不同的。在修辞手法上应以消极修辞为主, 避免文学作品中普遍使用的积极修辞。具体来说, 法制报道语言应当做到:反映事实要真实、平和, 不能夸张、渲染;少用或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尽量不要描景状物烘托气氛。让事实本身说话, 而不是靠作者刻意地遣词造句、卖弄文采取胜。在一些法制新闻报道中, 常常会出现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 如一篇故意杀人案的报道中写到:“被告人平日里一双色迷迷的眼睛, 总是在姑娘们身上打转, 伺机捞点便宜。”这类语言与法制报道所要求的文风朴实的格调相悖。在对法制新闻进行报道时, 应力争做到:注重事实, 尽量真实地呈现事实与摹写现实;事实和观点分开, 忌讳将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观点充作基本事实误导受众;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 作为报道者的记者不应以任何方式在报道中表现自己。
严谨性
可以说,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任何语言的运用都首先要求用语的准确性。法制新闻报道首先应当做到用语的准确与严谨。这主要表现在选词的严谨性上。例如, 对于叙述的案情, 动词的选用“操起一根木棒”与“顺手拿起一根木棒”有着明显的不同, 它关系到行为动作性质上的差别, 一个是有准备, 一个是无准备。除此之外, 表示事物性质状态的形容词和副词也往往易被忽视, 如“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 在刑事案件中, 我国针对上述情节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法制新闻报道中需要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准确恰当的报道, 不能随意使用这些词语。用语的随意性, 极易出现表达上的错误, 传达错误的信息, 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如, 有媒体在报道中称人大代表“参政议政”, 这种提法不准确,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 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都是依法执行代表职务, 依法行使代表权力, 而不仅仅是“参政议政”。在一般情况下, 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行为, 会议期间称为代表工作, 闭会期间称为代表活动, 规范的说法应当是“履行代表职务”或“执行代表职务”。
法制新闻报道中不仅需要选择准确的词语, 还需要讲究一定的句式, 避免出现语有多义或者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用语。如有报道中出现:“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盗窃两次被判刑”, 还有“市民张某与其已故妻子的母亲同住”, 均属于有歧义的语言。我们分析一下, 在前一个句子中,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是因“盗窃两次”被判了一次刑, 还是因盗窃而“两次被判刑”, 两种意思, 性质完全不同。如果说李某某因盗窃而两次被判刑, 他可能成为累犯, 需要从重处罚, 而另一种解释则情节表现要轻得多。因此, 报道的案情是轻是重无法判断。在第二个句子中, 我们无从知道市民张某究竟是与活人同住还是与死人同住。
对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从立法环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到国家意志的立法过程。这一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推进，法律的传播、普及，法律热点问题的探析等等，都是法制新闻报道的重要事实源，如何把握这一源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民愿--议案--立（修订）法过程把握
对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媒体应从立法过程入手，抓住源头，把握时机。
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伤熊一案，从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３日发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正式受理，其间各大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如《北京晚报》就以《刘海洋以毁坏财物罪被起诉此案近百法学家论争有专家建议增设新刑名》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据了解，刘海洋伤熊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曾邀请近百位法学界人士进行学术探讨。这些人士分别认为刘海洋伤熊案应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滋事寻衅罪"论处。不过，大部分专家建议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他们认为，动物是动物园的主要财产，因此，刘海洋的行为可以定"故意毁坏财物罪"。
与此相反，另有学者在其他的研讨会上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动物不能被类推为财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樊凤林教授建议在刑法中尽快增加残害动物罪，也好在出现类似情况时定罪量刑。
刘海洋硫酸伤熊一案，一年前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当它再次被提及时，新闻报道必须找到新的切入点，切不可仅仅是简单的旧案重审，而是要抓住人们对这一案件定性的焦点分歧，从立法角度，呼吁完善刑法，增加条款，以利对类似案件的审理，从而发掘出该事件的新闻价值。《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等各大媒体对此案的客观报道，得到各界人士的首肯。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的《北京晚报》的法制栏目，又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不是该改了？》为题，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在两会上提出了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建议，并由此引发了是否修改条例的争论。４月２３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２７岁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所故意伤害致死的消息，随着案件的审理，涉案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由此进一步暴露出《条例》所存在的问题。６月１８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体现了从民愿--议案--立法的进程。
２．从推进立法的进程把握
根据我国的立法体制，任何立法议案从提出到审议到表决到立案，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而一些偶然或突发事件，往往会成为推进立法的助力器。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的出台为例，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４日是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２０００年工作报告由于没有获得代表过半数的赞成票，未获通过。据出席会议的代表冯有为教授透露，在投票前，有关人员曾希望代表们从沈阳大局出发，确保一府两院报告顺利通过。但当时的情况是，沈阳中级人民法院６名正副院长中，其中有３人出现严重问题，两名副院长因涉嫌走私、受贿被立案调查，院长贾永祥在２月９日的开幕式上，上午还坐在主席台上，下午就被中纪委专案组叫去核实问题，而后当事人很快向大会提交了辞呈报告。面对此情此景，代表们普遍认为，再投赞成票，无法向群众交代。
然而，否决结果却给法律出了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审议"一府两院"的报告，却没有规定不通过怎么办。当表决结果出来时，主席团打破惯例，当着全体代表的面研究解决办法，最后作出责成"市人大常委会对中级法院报告继续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下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决定，但后来发现，"一府两院"报告不能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和审查。于是，在请教了有关专家学者，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后，在８月９日召开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专门听取代院长丁仁恕所作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整改情况和２００１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大会最终通过了法院的报告。
"沈阳中院事件"很快被新闻媒体曝光，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的立法步伐。在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６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９次会议上，这部已经调研、起草１７年之久的法律终于被首次交付审议。
３．从传播、普及法律的过程把握
任何一个走上法制的国家，都有一个法律广泛传播和普及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一个世界立法史上少有的快速立法时代，面对如此众多的法律法规，如何让老百姓真正掌握，使其一方面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不知法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为此从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１年，已分四次先后拉开普法的"一五"、"二五"、"三五"、"四五"规划的序幕，并明确宣布："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１２月４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对此，各新闻媒体都以大量篇幅和版面，配合普法教育，开展了以"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
在全民普法的过程中，各类媒体相关的法制新闻报道，诸如"领导干部带头学法"、"中央领导请法律专家作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等内容，对学法、普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引导作用。从发现新闻的角度上说，该过程人们所进行的各种普法宣传活动，法制观念的树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等内容，都是具有宣传价值的法制新闻信息。
４．从大众所关注的有关法律的焦点、难点问题把握
目前，各类新闻媒体对此都是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出现，如《北京青年报》所开辟的"法律圆桌"栏目。该栏目对信息源的采集大致有几方面，一是新闻背景，这是对案件内容的回放；二是嘉宾（专家）的意见；三是特别观点精选；四是相关法律、法规问题链接。焦点内容大都是人们所关注的有争议的法律热点问题，诸如"索要青春补偿费法律如何应对？"（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３日）、"裸体体操ＤＶＤ是不是淫秽制品？"（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３月２日）、"储蓄员拿母亲钱算不算贪污？"（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０日）、"推测性报道是否构成侵权？"（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等等。对上述焦点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法律疑难问题的解决。
从各类媒体的法制栏目报道看，报道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法律法规法条的宣传，更多的是用法律观点透视事件现象，把法律观点融于事件中，从事件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各类社会原因中去剖析案件的本质特征，普及法律知识，推进法制建设。需要强调的是，在法制新闻事实的选择上，记者的报道最好不要仅限于法律本身，要注意思考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和警示意义。
它可以方便人们的交流，有的时候两人身处异地，有急事要谈，除了打电话，还可以在网络 上用社交 软件给对方留言。不仅仅是方便交流，还可以让我们把说不出口的话告诉对方。我们经常对朋友，对父母，对老师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建议或者是自己对事情的心里想法，如果正面交谈就会感到紧张，导致无法把话说出口。这个时候，网络 交流就派上了用场，只需要打字，不用与对方面对面，把那些没法讲出来的话，简简单单的用键盘表达出来了。
在网络 上交朋友，有的时候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便可以和他谈论一些关于学习或者是兴趣爱好方面的事情，久而久之，两人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好的东西，取长补短。
反之，如果遇上了一些骗子，或是品行不良好的人则不金没有好处，还有可能“近墨者黑”。
诈骗，是在网络 交流中最常见的一个弊处。在电视新闻上有过多次报道网络 上的诈骗。比如:找你要来了银行卡号，帮你打钱。很多人就在这儿受骗了，那骗子不仅没有给你钱，还会一点一点地想尽办法把你的钱给挪走。有些片子不仅自己骗人，还会在网络 上教导别人如何骗人。很多的学生就因为网络 交流而走向歧途。
我们不能因为网络 交流有很多的坏处就不去接近和使用网络 ，也不能因为网络 交流有很多的好处就沉迷于网络 。网络 交流有利也有弊，学会控制自己，尽量避开它的坏处，往好的地方发展。让自己利用网络 交流学会更多的`知识，避开不良信息。
为提高我院师生的法律意识,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创建和谐校园，十二月七日晚七点在博西梯二举行以“法律思维在生活中的运用”为主题的普法讲座。大会特别邀请了法学院院长何东平教授作为主讲人。
讲座中,何东平教授通过简单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大家阐述学法用法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并和生活消费相联系，解释了法律思维如何运用在生活消费中。何教授风趣幽默的谈吐深受学生的喜爱。依法治国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国家的需要;是增强人民道德观念,提升法治理念的重要途径，而依法治国需要公民培养起法律思维。何院长多次引导同学们一起分析具体案例,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现场气氛很是活跃，这次的讲座大家都获益匪浅,同学们纷纷表示从中学到了许多实用性的知识。
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读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读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在遥远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已经开始自觉从事着不同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从上古时代充满神话色彩的结绳记事，到群雄逐鹿中原之时的烽火戏诸侯，再到历史步入大唐盛世，出现了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报纸和新闻评论。此后经过各朝各代漫长而曲折的变迁，中国历代最主流的新闻传播载体——报纸——于近代民族陷入生死存亡边缘之时，以革命先驱和舆论棋手的姿态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革命者力行救亡图存的主战场。然而，与新闻传播活动旺盛的生命力不相符的是，作为新闻传播行为和主体最重要的保障者和规范者，我国历史上相关新闻法律法规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一种沉闷而严酷的面貌，虽其中偶有波澜，但大多最终归于沉寂。
中国出现可称为新闻法制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已经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那个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无法遏制的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肩负文化渗透重任的西方近代报业被大规模的引进封建统治下的中国。随着清政府一次次战争的惨败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华外报的影响范围由最初的沿海口岸慢慢深入内地大中型城市甚至京畿重地。“偶肇兵端，难免不曲直是非，荧惑视听。”至19世纪末，外报已经在支离破碎的中华大地上织起了一张大网，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有限的新闻资源和社会舆论。在这巨大的外来冲击之下，日益凋敝的民族报业渴望谋求翻身，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进步国人和有识之士要求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洋务运动培养起的的留洋人才带回了先进手段和技术，几方形成合力，于是短短几年间，在受侵略最深的香港、上海、广州等地，一大批国人自办的新型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外报的强大的控制下不断努力突围。
然而，不论是代表资产阶级侵略者利益的外报还是代表国民呼声的新型进步报刊，由先进生产力带来的近代报业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根深蒂固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它所衍生的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绝对不会允许以平民作为传播对象的近代报业突破自己的统治界线。清王朝必须有所行
动，腐朽的政府敌视而谨慎的考量着局势，不断的调整着应对的策略。从“公车上书”为轰轰烈烈维新变法拉开序幕开始，到1901年继清政府宣布“新政”后一批专门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历史上首个新闻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进步报人与落后但负隅顽抗的封建王朝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但不曾妥协。
这是中国报学史乃至新闻史上一页波澜壮阔的篇章，但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充满波折和坎坷的开始。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确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新闻制度，三个月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他公然破坏新闻制度，大行专制之道，并制造了大量新闻界惨案；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头子继续以种种手段打击和扭曲自由新闻体制，迫害报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国民党“以党治国”方针的提出开启了新闻统制的黑暗时期，名义上的自由被实质上的专制挤到一边，从此党国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历史时期内建立的所谓制度都是一些怎样的新闻制度。根据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国民的言论自由首先受法律限制，其次受皇权制约；创立报刊创办注册制的同时增设缴纳保证金制度；报刊内容上不得涉及皇族内部事务和外交内政，后来更收紧为不议论“政治机密”。
北洋政府《报纸条例》中，创办报纸的条件增加为必须有警察官署认可和巨额保证金两条，从制度和经济上打压了报业发展；规定了报纸和广播实质上的事前审查制度；滥用军法迫害新闻界。
国民政府《出版条例规定》中确立了严格的登记审核制度，对于不利于政府的报刊不予以批准发行；明确规定禁载内容，并建立了一系列惩罚办法；赋予非常法特殊地位，甚至可以无视宪法的规定，是政府统治“法西斯化”的突出表现。
不必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借自由之名，专制之实，是整个近代中国新闻法律制度的根本特点。反思个中原因，前面提到的掌权者的旧式封建专制思想是一个方面，而更深刻的原因可能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找。
早在19世纪初的传教士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就最先向国人引进了西方新闻自由的概念。随着中国殖民化进程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寻觅救亡图存的道路，“新闻自由”的口号对于有着几千年“报禁”、“言禁”、“书禁”传统的封建王朝而言，无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一记重创，因而极大的振奋了他们的斗志和热情，纷纷化身报人，前赴后继的投身到以争夺话语权为手段与封建势力对抗的斗争中去，也许短暂性的取得过一些成果，但只流于表面，始终无法给予封建制度摧枯拉朽的打击，大多难逃被废除或破坏的命运。今天的我们赞扬先驱者的革命精神和为自由而献身的英雄气概，然而也必须正视，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而在各方面条件都截然不同的清末中国，一味的奉行“新闻自由”无非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从历史上看，西方自古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上溯至古罗马时期，民众就会有意识的捍卫自己的表达权利不受侵犯，并将公开演讲和辩论视为极高的荣誉和能力。加之社会民族和宗教构成的相对多元化，使自中世纪以来无论来自教会或者政府的思想钳制都难以奏效。1644年诗人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第一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理念，迅速成为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的一面重要旗帜。美国1791年宪法第一条法案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明文规定更是使其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由此观之，“新闻自由”的概念在西方社会早已根深蒂固，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有着最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将“新闻自由”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实在是稳定统治和赢得民心的不二途径。再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之后，西方主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处于蓬勃的上升期，城市繁荣，市民素质显著提升，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空前强烈，此时建立一套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制度，对于提高民众的积极性、活跃社会氛围、最终刺激生产力发展等等都有着正面的推动力。
反观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代言人无疑是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先进”的，不如说是“激进”的。他们获得新思想的途径无外乎两种：出国留洋和接触西方著作。但西式教育和西式思想无法改变的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脱胎于封建士大夫阶层，血管里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他们的自身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始终都是“贵族式的”，由此导致了他们一面渴望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改变国家岌岌可危的现状，另一方面，他们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面对“敌人”始终处于动摇和犹豫中。换言之，如果一个革命者的革命对象说到底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又会
有多少人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在关键时刻软弱妥协也是情理之中，如早期的洋务运动倡导者李鸿章奕等人到后期成为保皇党领头人的康梁，都可算是这种“不彻底的革命者”。他们一味学习西方，不加甄别；未必看不懂国情，却心存侥幸；不触碰中心矛盾，试图转移重点；极易让步，极易满足。
除却领导者的不合格，近代中国也着实不具备建立以“新闻自由制度”的条件。首先，平民阶层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是最大的阻力。此时的中国一旦解除千百年来的“言禁”、交出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占封建社会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丝毫没有分辨和抗干扰的能力，极易受影响而盲从，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其次，与西方近代大众报纸已经成为报业主流不同，中国的报业自古以来都是政府官报“一言堂”的局面，民间报纸发展缓慢，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从内容到资金都对官报极具依赖性，独立采写新闻的能力很差。简而言之，官报和私报处于完全失衡的竞争环境，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极端不对称，这种形势从根本上与开放新闻自由是违背的，如果以“新闻自由”为内核的新闻制度颁布实施，就意味着两种报纸必须开展竞争以争夺有限的受众市场和新闻资源，而私报失去了消息和资金来源，在竞争中毫无还手的余地，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会越发严重。
归根结底，像政治书上说的一样，所有脱离了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选择都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近代的中国需要大换血，但首先要换的是根本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一面维持着腐朽的封建专制，一面大刀阔斧的改革着各项制度，还妄想能收到实效以曲线救国，委实愚蠢。试想，江山不保，民不聊生，千年基业即将沦为他人之手，却一人高呼要求拥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一人信誓旦旦承诺将以法律形式维护这一权利，于是双方言和，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未免都有些可笑了。这其中新闻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投射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随着民众话语意识和媒体自主意识的不断觉醒，“新闻自由”许多场合又被反复提及，越来越多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声音发出了疑问：像我们这样一个兼具历史和现实双重重要地位的大国，翻边史书，居然自始至终没有一部专门的、健全的、科学的法律体系来规定新闻制度和维护新闻自由，这究竟是法律制定者的疏漏，还是干脆因为人民的权利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重视？更有愤青者，可能会以西方社会作为标尺，上纲上线到对政府对于媒体的绝对控
制权与媒体“喉舌论”的尴尬形象上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理性的学者和新闻业务资深实践者审慎的提醒我们注意考量：今天的国内外环境和民众素质是否已经乐观到能够保证，一旦开放“观点的自由市场”，信息和新闻的传播会在合理有序的轨道中运行？国内的新闻学界和法律学界是否已经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闻制度体系，既能充分维护个人和媒体自由表达的权利，又能保证主流舆论始终顺应政府的政治导向？毕竟，有着300多年“新闻自由”传统和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西方大国也从未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那我们不妨问自己一句，刚走过60多年历程的年轻的中国此刻所拥有的是成熟的条件和改革的魄力，抑或只是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
读史可以明智。面对今时今日种种观点的摩擦和碰撞，我们若在其中迷失，不如静心重看历史，也许能受到些许警示。
目前, 对法制新闻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于法制新闻本身和法制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两个部分。慕明春的《法制新闻的法制属性与原则》、李蚤的《法制新闻概说》、童钟鸣的《法治新闻的社会责任》等著述, 归纳和梳理了法制新闻的定义、内容、社会责任及采写编辑的规律, 对法制新闻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近几年来, 法制新闻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引起的纠纷, 成为法制新闻报道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罗坤瑾在《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中肯定了媒体监督司法的必要性, 认为“媒体监督体现着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这种制约能弥补权力制约权力机制的缺陷, 促进国家权力的公正行使”[1]。孙旭培在《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中提出, “舆论监督是权利, 不是权力, 但它和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受宪法保护的。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司法不能封闭, 新闻自由不能滥用”[2]。多数研究者分析法制新闻报道和司法之间冲突的原因后, 认为事实认定不同、事实表述不同、评判标准不同、司法功能的缺失、媒体角色的错位、媒体与司法和执法机关对法治新闻功能的认识不同, 导致了两者的冲突。对于这一冲突的解决, 罗坤瑾在《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中认为, 媒体在监督司法的同时必须接受司法的监督, 并提出一个理想的舆论监督必须在新闻自由得到保护和防范滥用舆论监督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
本文定位的党报, 即党委机关报,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创办的报纸。我国从中央到各省 (市) 、地 (市) 都办有党报, 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党报体系。党报处于我国新闻传媒的核心地位, 发挥着宣传舆论的主导作用。同时, 党报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并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因此, 党报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 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战斗性。所以, 作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喉舌的党报, 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示范性。
1法制新闻的发展历程及法制新闻报道分寸的含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是“法制新闻”诞生的基础, 也是法制新闻发展的动力所在。
1978年9月初,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向新闻界宣布:“党中央决定,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 我们要从运用党的方针政策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传统做法, 逐步过渡到依靠宪法和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3]。这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开始。由此, 国家立法机关针对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法律体系的不足, 开展了大规模的立法工作, 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法制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近千个法律、法规, 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法制新闻与法治建设相生相伴, 相得益彰。1979年, 以报道法制、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在上海创刊,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法制新闻杂志。1980年8月, 中国第一份专业化的法制类报纸《中国法制报》 (即《法制日报》前身) 正式创刊, 这是法制新闻作为一种专业性新闻出现在我国的标志。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蓬勃发展, 法制新闻也逐渐兴盛。以地方法制新闻报刊为代表的全国各种法制媒介纷纷涌现, 法制新闻报刊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
法制新闻报道是新闻工作者报道法制新闻信息的活动。基于对“报道分寸”的理解, “法制新闻的报道分寸”可以被概括为, 法制新闻工作者以当时社会最需要的状态为依据, 所选择的报道法制新闻信息的幅度和程度以及这种报道活动与报道效果的符合度。对法制新闻报道分寸的思考也是对法制新闻报道活动中每个环节的工作恰当与否的思考, 包括对法制新闻的报道时机、报道角度、报道密度、报道方式方面的思考等。报道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能影响法制新闻工作者所追求的传播效果。法制新闻工作者力求通过对法制活动信息的报道, 既及时满足受众对法制信息的需求, 同时能传播法治意识, 促使我国的法制生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保持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发展, 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2把握党报法制新闻的报道分寸的必要性和意义。分寸是人们进行实践活动时为活动选择的恰当的幅度。度与“质”和“量”这两个概念有关, 度是质与量的统一。它规定了量变与质变相互转化的条件, 也解释了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的趋势和可能。之所以发生质变, 是因为量变使事物超出了原来的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和达不到一定的限度都会影响事物的质。
把握分寸就是控制量变的度, 其目的是使量变不引起质变, 或者通过量的改变引起质的变化。换句话说, 是为了保证人们的行为不影响客观世界的固有的秩序, 或者可以破坏旧秩序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秩序。但是无论出于哪种目的, 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能够和谐健康的发展。所以概括地说, 把握报道分寸是为了保证新闻报道活动不破坏客观世界的固有秩序, 或者是通过报道引起社会的革新, 建立新的良性社会秩序。把握报道分寸的目的, 就是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达到最佳社会效果。这个最佳社会效果可以是社会稳定也可以是社会变革。但是无论是哪一种, 把握报道分寸都是为了报道活动促进客观世界向和谐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 法律法规起着保障、引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对外开放以及维护国际和平和发展的作用。“目前,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4]社会分化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社会流动变快、社会整合力弱化、政府和市场的矛盾冲突, 引发了中国当下的种种社会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由于社会急剧变迁产生大量新的社会问题, 如民工潮、老龄化、贫困、下岗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腐败、黑社会、吸毒、卖淫、艾滋病等。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加速期, 公众更加需要及时了解各类关于法的信息, 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法制新闻报道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媒体和司法部门的职能不同, 直接工作对象不同, 因而对法治新闻功能的认识不同, 对法制新闻事实认定不同、法制事实表述不同、评判标准不同、这都可能导致两者的冲突。媒体特别是党报媒体在报道法制信息的同时, 也担负着法治宣传的责任, 但是法制新闻报道与法制宣传之间由于各自的特点, 也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党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创办的报纸, 党报是党的宣传工具, 以政策宣传为主要功能, 是政策理论宣传和舆论监督的主阵地。党报也是新闻媒体, 具有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它是政治、经济等信息的主渠道, 像所有的新闻媒体一样, 它的消息、通讯必须遵循新闻规律, 要求真实和新鲜。
党报在我国新闻媒体中处于主角地位, 所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正因为党报具有大的影响力, 是权威、严肃的媒体, 党报的代表性决定党报的报道分寸可以作为其他媒体的参考标准, 所以党报必须慎重对待新闻报道的分寸, 以免引发大范围的不利于法治建设的舆论。同样, 党报在报道分寸上的任何一次突破, 也可以产生很大的示范效应, 推动整个媒体的新闻宣传的改进。
党报的新闻报道不仅要遵循新闻规律, 它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促使它必须严格遵守我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和规律, 同时, 作为一种专业新闻, 法制新闻有它自己的报道规律。因此, 党报的法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实践时必须以这些规律为前提进行权衡, 以求得合适的分寸, 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总得来说, 把握好党报法制新闻的报道分寸, 可以让党报更好地促进“依法治国”理念的传播, 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罗坤谨.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浅析当前我国法制新闻报道中的问题[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 1.
[2]孙旭培, 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emic_zjlt_lw_view.jsp-id=4716&peple=6, 2006-10-12.
[3]宋显忠法治与法治国家的理论解析-兼评《法治国家与司法独立问题研究》[C].夏勇, 李林, [瑞士]丽狄娅.芭斯塔'弗莱.法治与21世纪[M].北京:社会与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8.
保障公民权利与侵犯个人隐私
我们的《宪法》和《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民拥有实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方面需要的权利，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随着群众法律意识的加强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越发重视。近年来，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正在向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向倾斜，如允许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给犯罪嫌疑人戴头套、个人的名誉和隐私依法受到保护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制在向保护个人权利倾斜的同时，一些法制报道却在侵犯个人隐私方面失衡，以至于造成新闻侵权。最近几年，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荣誉权、姓名权、著作权的案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涉及侵害个人隐私的纠纷屡见不鲜。对新闻事件，公众当然享有知情权，但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绝不能侵犯公民固有的权利，更不能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挡箭牌，炫耀记者的采访特权，把纯属个人隐私的事实公之于众。
着眼证据翔实与卖弄犯罪细节
现代法制，讲究证据的翔实和取证的严谨，对涉及量刑定罪的事实、过程、手段和证据，必反复查证，务求真实可靠。但这并不是说法制报道就应当对犯罪过程全程实录，甚至津津有味地渲染其细节。有些媒体为了片面追求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绕开犯罪事实中蕴含的严肃的社会问题，避开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强调感官刺激，把某些犯罪过程或手段作为“卖点”，不惜笔墨描写暴力和性爱，描绘作案犯罪的细节，格调日趋低级庸俗，甚至产生了青少年效仿犯罪等副作用，这与法制报道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
讲究司法公正与制造媒体审判
为了维护法制的权威，司法必须体现严肃和公正，任何案件的审理和裁定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而执行法定程序的必然结果，便是司法审判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滞后性特点能够让当事人的情绪趋于平缓，让大众的思维趋于理智，能够使各方注视的焦点从无据的猜测和过激的言行逐渐转向事实和证据。但司法的滞后性特点往往与新闻传播的及时性要求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代新闻传播对时效性和传播面的苛刻要求使一些法制报道放弃了理性的思考，陷入情绪化的泥淖。一位资深法学家指出，“有指控而不容辩护的审判和报道，也许最能合乎‘正义的心情’，但绝不合乎正义的程序”。但在当今媒体，合乎“正义心情”而不合乎法治精神的报道比比皆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媒体审判”。有些案件在未经法院判决前就在公众中形成了明确的意见。当法院的判决不同于舆论时，便会引起公众的不满，认为司法不公。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谈到，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还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是区别“好报刊”和“坏报刊”的根本标志之一。当大众传播媒介把一定的观点、态度、评价以仿佛获得普遍赞同、代表大众意志的形象来传播给受众时，绝不能忘记要在法制的框架内构建起受众的价值评价体系。
法制报道中的悖论，是随着法制报道的日趋繁荣而日渐显现的。悖论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媒体从业人员缺乏一定的法律修养，由于媒体没有正确把握自身定位和职能，也由于新闻非理性竞争的压力。悖论向受众传达的是含混的信息，给受众带来的是难解的困惑，倘若悖论长期存在，不仅会影响法制报道质量的提高，而且会成为受众接受法制的意识障碍，必须寻找对策，化解悖论，达到和谐一致。
要在司法的他律和媒体的自律中寻求一致
社会学把新闻传播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新闻记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做社会控制的工作，“与军队、警察、司法机关所做的社会控制工作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进行‘硬控制’，而是通过传播信息（事实与意见）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对社会进行‘软控制’的目的。”①既然如此，新闻记者本身就要依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进行自我控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新闻记者的自我控制要依靠两种力量来协调，第一种力量是司法的他律，第二种力量是媒体的自律。媒体的报道，要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法制报道更应以“法”为灵魂，绝不能跨越禁区，擅入雷池。媒体也要在法制的框架内调节和规范自身行为，使法制报道在塑造自身形象、确认自身力量的时候，既体现出媒体的公信度，又体现出法制的权威性。该媒体挺身而出的地方媒体绝不能后退，该法律介入的地方媒体就应该客观公正地退出，不能越俎代庖，干扰法律的执行。
要在法理的揭示和心灵的感悟中寻求一致
法制报道的首要任务是揭示法理，让受众以法律为准绳，衡量报道内容和对象。但法制报道也需要深入受众的心灵，拨动受众的心弦，让受众通过报道感悟到法制的关怀。法制报道理应成为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完美结合的有效载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过：“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他又说：“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其著名的《法律篇》中说：“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地发展的时候，就是法。”采写法制报道，就要以揭示法理为准则，选取典型事例和典型对象，不仅展现事件的过程，更要着眼于表现行为的动因，以过程吸引受众的眼球，以动因打动受众的内心，让受众通过心灵的震颤与法理产生共鸣，引导受众求真向善，从而达到琴瑟和谐的理想传播效果。
要在法制的刚性和道德的柔性中寻求一致
法律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强制力，人们称之为合法的暴力，法制报道当无可厚非地突出这一特征。但法制报道毕竟属于新闻传播的范畴，新闻传播的终极目标是让受众接受并引起反馈，如果新闻报道把法律的全部力量和威严仅仅寄居于法律的强制力，这种力量和威严只能让人敬畏，却不能让人折服。展示法制的刚性必须以道德的柔性为依托，这样才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虽然法律在一定意义和范围上是严肃的、不通情理的，但只要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各种法律原则背后都蕴含着巨大的人文力量，任何一个案件引发的深思并不仅仅是法律的启示，而更多的是人文的追问。法制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今天的道德规范明天就可能变成法律的准绳。法制报道在让人们体会到法制尊严的同时，更要让人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只有二者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才能阐释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法制问题和道德困境，也才能真正拓展法制报道的表现潜力和发展空间。
要在法律的视角和社会的视野中寻求一致
法制报道首先应当姓“法”，以法律的视角观察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分析法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解答人们对于“法”的各种疑问。但法制报道既有法律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要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法制报道倘若仅仅着眼于单一的法律视角，就有可能看不到自身在社会传播框架中的正确定位，只有使之处于更加广阔的社会多维视野中，处于不同视角的观照之下，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找到自身的坐标，体现出法制的价值和新闻报道的独特魅力，才能在尊重公众知晓权、尽量满足受众信息需要的同时，又准确把握新闻传播的范围、时宜和分寸，使新闻传播真正有助于受众正确地认识环境、认识世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注释：
一、动笔以前做些什么？
1.现在编辑部收到的四不像的文章和让人没法改的文章多，记叙、议论、抒情
一大堆，消息没有导语，通讯没有情节。（以维权促维稳 ——施世庆泾县维权记）（泾县昌桥司法所拟定20条践行核心价值观）（金寨：双河司法所积极帮扶
助社区矫正人员再就业）（我镇社区矫正机构执行首例“禁止令”）（广德公安局：虚假资料骗贷款，银行系统请当心）。新闻五要素即新闻5W，指一则新闻报道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因素，分别为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这是新闻中不可缺少的五个方面，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2.如果确定动笔前写消息，要符合消息的所有特征，迅速而简洁地叙述最近发
生的事情，时间性强。要写好消息，注意3点：A所掌握的素材是新近发生的；B把最重要、最新鲜、最吸引人的材料放在最前面；（老人试用医疗器械晕厥
调解员巧用法理平纠纷）C寓己见于叙述之中，禁绝议论，文字洗练，篇幅短小，600~800字即可。这3点做到了，就可以说就像一条消息了。（巧用公证为残疾人解忧）
确定写通讯也要做到3点：A所掌握的素材能挖掘出某种体现时代特征的主题；《捍卫安宁甚于生命》）B手中有构成具体画面的的材料，（省律协妇女维权个人《我为四起惊世大案做鉴证》，特别是工作通讯，（开拓调解新领域
释放“大调解”新活力），工作味太浓，没有生动细节；C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借鉴文学表现手法。通讯的基本特征是准确再现特定人物、事物、景物形象以反映当前社会生活，时间性不强，但所描述的人物，事物必须能反映当今时代特征。
二、怎样写好稿件？ 讲标题
*标题制作，成为编辑的最主要的工作，好的标题不仅令编辑眼前一亮，更是引起读者兴趣的“药引子”；标题存在的通常问题，太长、苍白、不够准确、工作味太浓。（巢湖监狱开展执法执纪暨“约束自我、守住底线、清正廉洁”主题教育承诺签名活动）33个字，“马鞍山交警一大队„„”31个字，“凤阳县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为首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8个字，“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化解交通事故纠纷——和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日益明显”，“宿松县复兴派出所：加强农村警务建设 增强综合实战能力”（工作味太浓、老套）。“社区服刑也能收监 ——记我市新年首例社区矫正人员被收监执行”（消息通讯混淆）。
*标题要抓人、要形象生动、要高度凝练、要有时代特征，与时俱进。《狱警送刑释罪犯回家》、《姜大妈捧回政府建议奖》、《申请法援也可货比三家》。《蜀山监狱一刑释人员出狱后自办企业回馈社会》（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在芜湖成立），《狱中苦学技术 刑释回馈社会》。《酒后捅死好心村友 潜逃11年回乡自首》《亡命天涯十一年》。当然也不能哗众取宠，以偏概全。讲开头
*来稿的开头普遍不抓人，还是工作味太浓，大话套话多，让人没有兴趣读下去，总喜欢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开头。（开拓调解新领域
释放“大调解”新活力）。好的开头就像穿着一件时装，引人注目。
*把最重要、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内容放到导语里面，找准“主要矛盾”。《姜大妈捧回政府建议奖》。《和谐号两小时飞到武汉》（合肥至武汉动车开通）。消息导语的散文化。讲内容
*有华丽的外表，还要有实质性的内瓤，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消息体裁内容要详实，但也要删繁就简，找准“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讯体裁，要选取最生动感人的细节和素材打动读者。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孙厅长的的3次落泪，抗击非典。《5000罪犯大转移》、《捍卫安宁 甚于生命》曹发贵事迹，被害场面、壮观送葬场面，获全省重大典型宣传2等奖；吴其详《先锋警察 热血铸魂》，刑满释放人员去苏州看望；赵玉中《传递法律温情的使者》（一位妇女带着坐船老母鸡感谢赵玉中，残疾人做布鞋送他，出租车司机送她女儿高考）。具体实例：《合肥公证员将走进社区化解纠纷》
三、采写中的素质磨练
1.要学会发现，从司空见惯的日常工作中发现新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找到 新闻眼、找到新闻点”。（我们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视角独特，吹尽黄沙始见金，发现他在所在行业和领域里的重大意义。监狱局服刑人员减刑听证会，服刑人员选举；我省律师组团服务中博会；2005年11月，参加全省新闻媒体现场短新闻大赛，《绿色大圩诠释都市农业新感念》获第二名。法援中心需要援助；芜湖大清监狱。《合肥勇士血洒四川雅安》推出了一个英雄，登上了2009年安徽省见义勇为个人。
2.要带着激情去写作才有好作品。工作要有激情才能做好，文章要有激情才能
写好，李白斗酒诗百篇，不能无病呻吟，不能坐家空想，不要堆砌辞藻。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5000罪犯大转移》采访司法厅厅长孙建新、武警总队长夏鹤，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平，《亲历毒贩大押解》，《绿色家园保卫战》。曹发贵事迹，被害场面、壮观送葬场面，感动之下写出《捍卫安宁 甚于生命》获全省重大典型宣传2等奖；吴其详《先锋警察 热血铸魂》，刑满释放人员去苏州看望；赵玉中《传递法律温情的使者》。要选取最生动感人的细节和素材打动读者。
四、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1、写会议新闻应该注意什么。不要就会议报道写会议报道，要从中找出亮点，会议内容简要表述，甚至一笔带过。选取角度，不怕以偏概全。商报外商在皖难觅会英语律师。英国一家金融集团到安徽找律师，结果找不到能直接用英语交流、对话的律师。安徽省第四届律师论坛上，安徽省司法厅厅长孙建新告诫安徽律师，我省律师行业虽发展迅速，但已面临“狼来了”的局面。“领导很生气，问题很严重”。
2、写工作简讯需要注意什么。不要把举措一二三四五六七全部罗列出来，可以
简单例举，或者说：这些措施包括„„好的经验介绍，要有个新近的由头。（泾县昌桥司法所拟定20条践行核心价值观）、（黟县红星乡，律师考核）
3、发图片新闻需要注意什么。不要拍领导讲话，不要拍会议场景，要有生动画
面。文字不要太多，要以图说明。（图片旌德）
4、活动稿件注意什么。不要把领导名字罗列出来。活动简单的可写个简讯，活
动生动感人的，可写成特写。或拍成照片更有冲击力。《大墙涌动母爱潮》。
5、一定要注意时效（杜集区司法局坚持“法律六进”
促社会和谐）；要注意送审保密。肖作新狱中情况，安庆监狱抓逃犯细节涉密等。
6、注意法治报道中的常见错误。把劳教人员当成服刑人员，把法律服务工作者 当成律师。五、本报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