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英雄事迹

秋瑾的英雄事迹（精选4篇）

秋瑾的英雄事迹 篇1

【摘要】：秋瑾一句“秋雨秋风愁煞人”就英勇就义，时年仅32岁。郭沫若在《秋瑾史迹》序言中说：“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本文讲述了秋瑾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伟大贡献，以及人们对其评价和悼辞。

【关键词】：秋瑾，生平简介，妇女解放，评价，悼辞 【正文】

一、秋瑾的生平简介

（一）早期生活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1877年11月15日，出生于福建闽县一个封建官宦人家。7岁时，开始学识字，11岁就会做诗。由于秋瑾的祖父和父亲先后都为清朝官吏，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之中度过的。童年缠足的经历，使她认识到女人们要觉悟起来，向封建旧礼教宣战，在社会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清光绪二十年，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湘潭富绅的儿子王廷钧为妻。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廷均赴京任职，秋瑾同往。后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氏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侄女，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二人结识后感情甚好，义结金兰。随着眼界心境宽阔起来，以及中国的现状,她渴望寻求救国真理。

（二）日本留学，参加革命

清末，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大批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秋瑾在吴芝瑛等处，常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忧国之情日趋强烈，于是决定出国留学。1904年夏，她在丈夫王廷钧的支持下（有些资料亦说秋瑾夫妻关系不好），冲破封建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后入青山实践女校。在日本，她积极发起或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秋瑾和刘道一等人成立的共爱会，组织十人会和天足会，创办“演说练习会”和《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被受封为“白纸扇”（军师）。

在秋瑾赴日留学期未满之时，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1905年，秋瑾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后来，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秋瑾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遭地方顽固势力增恨和攻击毅然辞职。1906年冬，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宣传革命。

（三）从容就义

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秋瑾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员。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时年32岁。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被葬十次，称为“十葬”，最后葬于西湖河畔。

二、妇女解放运动

（一）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

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成立“共爱会”，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秋瑾还与人组织“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又曾发动留日女生，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国军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后回到国，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于此同时，她还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筹集资金。在所出版的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了文章四篇，诗四首，歌曲一首。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弹词《精卫石》和其他诗词、书信，都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提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 “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习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说道创办宗旨，即“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二）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彻底地反封建，秋瑾对封建旧礼教、封建纲常伦理和一切恶习进行批判，她带头放足，毅然脱离封建家庭，出国留学，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勇气的。其次是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秋瑾总是把妇女解放与国家联系起来，提出妇女要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最后是鲜明地受西方的影响，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兴办女学，要求女子掌握科学技术、走向社会等，大多都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学来的。

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秋瑾的立志组织妇女自求解放的骨气。面对当时社会妇女的惨痛不平遭遇，她提出了“自立--学艺--合群”的妇女解放观点，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她不愧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发扬她的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作风，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其次是秋瑾的自尊、自重、自豪、自强的人格魅力。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旧社会，从她的诗词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出的女性自尊、自重、自豪、自强之感。这种人格魅力对今天的女性也有现实意义。最后是秋瑾的以身许国，慷慨赴难的献身精神。

（三）评价及悼辞

老革命党人吴玉章评价秋瑾说：“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

孙中山为秋瑾题词“巾帼英雄”。

范文澜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一篇回忆性的学术文字《女革命家秋瑾》，曾称秋瑾为“女革命家”，并写道：“秋瑾是中国历史上妇女的伟大代表人物。”及“她在轩亭口从容就义，用纯洁的血为中国妇女画出了一条鲜明的路线来，后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队伍，正像秋瑾所希望的那样，为‘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

宋庆龄曾评价她：“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俦侠名。”

1958年，郭沫若为《秋瑾史迹》作序，写道：“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

纪念秋瑾就义一百周年《绍兴日报》对秋瑾的悼辞“江户矢丹忱，轩亭洒碧血。呜呼！秋雨秋风愁煞人。吴山越水两堪哀，世纪沧桑，百年忧愤。之江潮起潮落，皆为巾帼而歌！秋风起兮百草黄，秋风之性劲且刚。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月之静美。西冷有幸埋忠骨，鉴湖如何不千古。秋雨行天风之浩荡，接地火之赫然。涤污而显大公，荡地而争自由。华夏方始升平，民族当能振兴。”“百年风雨，百年沧桑。一个英名联着一部中华民族史，一代巾帼牵着一座古城血泪史。秋瑾——中华英雄；秋瑾——绍兴儿女！”

【参考文献】

1、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

2、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

3、邵田田：《秋风秋雨赋》，绍兴日报

4、刘红星：《论秋瑾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及地位和影响》，牛城日报

“镬盖山六壮士”英雄事迹 篇2

1949年夏，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广东当局为败退海南作准备，增兵粤中地区，妄图控制粤西交通大动脉广湛公路粤中段。7月8日，国民党军600多人偷袭驻扎在恩平蓢底游击根据地的粤中人民武装。当时我驻军有30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在欧初（时任中共粤中军分委副主席）的指挥和我（时任广阳支队五团团长）协同指挥下奋勇抗击敌人，并派出我团红星连一排28人，在副排长吴宽（共产党员）和政治服务员关森（候补党员）的率领下抢占镬盖山高地，与原在山上警戒的战士会合阻击敌人。

当天下午3时左右，部队经过阻击战斗后主动撤退，据守镬盖山高地的同志也奉命撤离。吴宽和关森则主动与苏宙、吴浓、谭植、关华等4位战士殿后，掩护其他同志撤退。吴宽等6人后来撤到一处山坑竹林时，遭到敌人包围，他们顽强抵抗至弹尽援绝，始终宁死不屈，最后把所有的枪支砸坏，6位战友围抱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为革命尽忠到底”等口号。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慑敌人。随着吴宽坚定无畏的一二三口令声，留作备用的手榴弹拉响了，吴宽等5位同志当场牺牲，关华重伤后获救。这就是我们六壮士用鲜血和生命写的英雄史诗。

我们以崇敬的心情，为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粤中人民、粤中人民武装有这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干部战士而深感光荣和骄傲！愿壮士们在烈火中永生！

得而复失的《秋瑾集》长沙本 篇3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老家浏阳来到湘潭，十月间在一家旧书摊上发现了一九一二年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编的《秋女烈士遗稿》，这本书版权页署有“长沙秋女烈士追悼会筹备处发行、袁樾栋校对、长沙南阳街振华机器印刷局排印”等字。我少年时代就想一读秋瑾全集，想不到竟在湘潭城找到了，当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以后这本《秋女烈士遗稿》，一直伴随着我，视同拱璧。一九六一年我又购了中华书局一九六○年七月编辑出版的《秋瑾集》（我称之曰中华本），这要算是最为完备的本子。

《秋瑾集》长沙本与新版中华本比较互有异同。如有关秋瑾婚龄，长沙本卷首所载民国元年《王时泽序》谓“年十九”结婚，中华本陶成章撰《秋瑾传》作“年十八”；秋瑾与其夫王廷钧的关系，陶传谓“（秋瑾）与廷钧不睦”，而王序则谓“伉俪甚敦”；陶传对秋瑾东渡日本后与十人相结为秘密会，没有列出同党的名单，而王序则谓“女士遂与刘道一、彭竹阳、曾骥才、（王）时泽等十人同入党焉”，其他不同处尚多。在诗目编排顺序上，长沙本自《赤壁怀古》至《寄友书题后》凡八十七题，与中华本编目顺序全同；而《寄友书题后》的标题顺序则有所不同。词目编排次序则两本均同。仅《勉女权歌》一首，中华本列入歌类，长沙本列入词类，置於《鹧鸪天》之后，题作《勉女权》，无“歌”字。

一九六二年四月，我读过新版《秋瑾集》中华本后，用家藏长沙本进行校勘，对两本诗词互异字句，写出了校勘记，致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介绍得书经过，不久收到复函，谓计划修订再版，嘱将校勘记和原书《王时泽序》全文抄寄。事后《秋瑾集》中华本得以修订重印，这是可以告慰于秋女烈士的。但《秋瑾集》修订本没有将《王时泽序》编入，同时诗词部分对照长沙本仍有十余处异文未作校记说明，我在新版书眉标出。

遗憾的是我所藏《秋瑾集》长沙本，在十年动乱中，与我所藏几千本珍贵的古籍同罹劫运，致未能保存下来，这是非常痛心的事。那时我因藏书问题无端受害，抄家三次，批斗一十九回，一夜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邓拓黑帮”，绝大部分均被抄走销毁。“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那恐怖年代，连秋瑾烈士的坟墓也被平毁（据1991年《报刊文摘》报道），更何况她的遗著。平反后，我重操笔墨生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去信，告以文革动乱中《秋瑾集》长沙本以及大批文稿被毁的经过情况，得到了该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办公室的支持，将当年我写给编辑部的信件、编目、校记等，从档案中查出，复印了一套给我（但《王时泽序》却未见寄），使我得以写出《闲话〈秋瑾集〉长沙本》和现在的这篇稿子来。当我写《闲话……》时，我不忍把《秋瑾集》长沙本罹劫的情况写进去，以免叫人读了扫兴。《闲话……》在《博览群书》杂志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发表后，湖南《书屋》杂志编辑王平同志（他是秋瑾挚友王时泽之孙）来函向我索要《王时泽序》，这使我不免遇到了难题，我只得把我所藏《秋瑾集》长沙本遭遇的厄运曝光。

秋瑾与尹氏姐妹 篇4

——秋瑾《鹧鸪天》

秋瑾的女弟子

据说，杀害秋瑾的主事者、绍兴知府贵福，死于两名少女之手。

“据知府衙内传出：在贵福被杀前两个月，有一少女到贵福家去当丫环，侍奉夫人。贵福死后，这个伶俐的丫环突然失踪。还有传说：贵福猝死当夜，有人看到两条身轻如燕的黑影，翻墙进入府内。在贵福妻子惊醒后的刹那间，她似乎看到有两个身材苗条的影子在床前一闪而过，还听到一个女声向同伴低唤：‘快走！’顿时像仙女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沈寂《盖世奇女尹氏姊妹》）

杀贵福这事，比较像传奇。要知道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岁，妹妹十二岁……关键是她们的家人后人都没提起过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的同乡。她们一共三姐妹，大姐叫尹金仙，是最普通的浙东百姓；二姐尹锐志13岁加入光复会；小妹尹维峻还是小学三年级年龄的时候，也被秋瑾招进了光复会。

1906年，秋瑾将两姊妹召唤到上海。秋瑾显然非常钟爱这对小弟子，以她们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联络点。因为旁人不解其意，这个名称常常被传成“锐进学社”。

就在这一年，有个17岁的嵊县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学堂，同时也加入了光复会。他叫周亚卫，也是在秋瑾介绍下加入的。周亚卫的同乡、同学中，一道入会的还有一个叫裘绍的。弁目学堂入会的学生很多，秋瑾当然猜不到，这两个青年后生，将来会成为自己疼爱的尹氏姊妹的夫婿。

在秋瑾身边的一年多时间，是从小热爱自由与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她们跟着老师来了上海，又返回绍兴，结识了许多同志，日夜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们被派回嵊县，准备浙东起义，攻打杭州。

1906年，秋瑾将两姊妹召唤到上海。秋瑾显然非常钟爱这对小弟子，以她们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联络点。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学堂的周亚卫，此时已经考上了第一营正目，被派回绍兴大通学堂担任联络工作。他来绍兴时尹氏姊妹已经离去。不过，他是嵊县人，秋瑾派他回家乡协助光复会同志竺绍康组织队伍。但仍然不巧的是，周亚卫被派往嵊县乌岩镇，不在县城，再次与尹氏姊妹擦肩而过。

刚到乌岩镇，嵊县来了个人，对周亚卫说了徐锡麟蒙难、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亚卫跑回嵊县一看，机关所在地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杭州发往嵊县的通缉名单里，有王金发、竺绍康，也有尹锐志、尹维峻，还有他的同学裘绍，但是没有周亚卫。被通缉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亚卫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继续当他的第一营正目。陆军小学堂成立，他又被派去当副学长。在那里，他跟一位来自安徽的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混得很熟。

传闻在1909年，尹氏姊妹带了十多位同志，携着自制的炸弹远赴北京，计划刺杀满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将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范周密，难以动手，只得返回上海。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流亡上海的光复会员，无不以为徐、秋报仇为己任。然而群龙无首，联络诸同志的任务，居然落到了17岁的尹锐志、12岁的尹维峻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头，当了两名报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维持生活，还周济周围挨饿的同志。实在挺不下去时，也接受王金发母亲寄来的小笔款子。小妹尹维峻发誓要为秋瑾报仇，自学了制造炸弹技术，就在上海就地制造炸弹。

传闻在1909年，尹氏姊妹带了十多位同志，携着自制的炸弹远赴北京，计划刺杀满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将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范周密，难以动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这几年中，上海光复会的势力确实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从南洋归来，在法租界平济利路重设光复会总机关，名称仍然叫“锐峻学社”，由此也可见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复会中的地位。

1911年9月，尹锐志到了武昌，与第八镇新军联络，希望湖北、上海、江苏、浙江数省同时举义，长江中下游一动，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锐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县同乡家。嵊县地属绍兴府，这位同乡在外游幕，也算是“绍兴师爷”。

武昌事变，尹锐志听到消息，马上去找往常联络的新军弟兄。当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军主事的是第八镇工程第八队队官吴兆麟。吴兆麟觉得自己这批人的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下面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而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21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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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队女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智础全身烧伤。躺在床上的尹锐志头部炸伤，惊慌之中，她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仗着平日训练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拦了一辆洋车，到附近的自新医院诊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广济医院，抢救无碍后又关进巡捕房。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交了五千元给房主作为赔偿，把尹锐志赎出来养伤。

尹维峻当天去了吴淞联络新军，赶回来却发现家中同志一死二伤，禁不得眼前发黑。尤其她与身故的杨哲商相处日久，两人渐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药、弹壳与触发器里。

但此时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杨哲商的后事还没来得及办，光复会收到消息：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提前开始了上海光复之役。

攻下制造局后，失去爱人的尹维峻没有参与上海都督的内争，她一心要求参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报仇。据说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队的蒋介石不太看得上这个16岁的小姑娘。他不知道，这位秋瑾的学生身材高大，“曾任体育学堂教习，善于跳高、跳远、赛跑、投标枪，掷铁饼”，身上功夫不下于日本大森体育学校高才生王金发。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沪杭之间联络，与朱瑞、童保暄、周凤歧等新军领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认识了周亚卫和裘绍，只是没想过自己和姐姐日后的姻缘在这两人身上。

周亚卫是陆军小学堂筹备起义的队长之一。武昌事变后，陈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处张贴，其中一张，周亚卫深夜贴到了鼓楼的门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抚台衙门严防革党的告示覆盖，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3日上海光复，次日午后，巡抚增韫紧急召集官绅会议，讨论浙江是否仿效苏州，宣布独立。会议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吓得失声痛哭。于是增韫决定独立，命仁和知县沈思齐即席起草独立布告。

只是革命党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时，上海的光复会敢死队数十人已经到了杭州。女子队的队长正是尹维峻。连日来从上海运到杭州的炸弹手枪，都放在男子队长周亚卫的房间里。未来姐夫与未来小姨又打了个照面。

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

晚10点，攻杭之役打响。光复会敢死队直扑抚台衙门，尹维峻冲在最前列，“轰”地一声，她投出了敢死队的第一颗炸弹，百弹齐发，浙江抚署烈火熊熊。

巡抚增韫万没有料到革命党人来得如此神速。他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还陪了老娘，带着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恒丰绸缎庄、舒莲记扇庄等店铺采买东西，借以澄清他已弃城逃走的谣言。结果当夜革命党就攻进了抚署，增巡抚与妻女都在梦中落入敢死队之手。

敢死队备了四乘轿子，将巡抚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会馆暂住，跟着就焚烧抚署，想用炸弹点火，但炸弹并不好用，几个扔出去都没炸响，有人跑出去，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三桶火油，浇上棉被，堆在暖阁里，王金发一声令下，火光烛天。

杀害您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尹维峻站在烧成一个大火堆的抚署前，心里也许在默默向恩师祷祝着。

女子不参政？

杭州光复，尹维峻又马上要求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仍然担任敢死队员，攻打雨花台与中华门。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忧国之念，多少是伤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时革命阵营已出现数支女子军。如沈警音为队长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七十余人；陈也月为队长的“女子北伐队”，数百人；还有辛素贞等发起的“女子军团”，林宗雪、张馥真组织的“上海女子国民军”，以及吴木兰创设的“女子经武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等。

南京光复后，几支女子军又纷纷开到南京，要求参加北伐。然而南北议和，北伐取消。这些女子军顿然没了着落。军政当局动员女兵复员，否则政府也无法安排她们—在当时，女子参政，根本还不是一个选项。多数女兵无奈之下，或择人而嫁，或回归刚刚逃离的家庭，也有那不情愿的，留在上海组织商贸公司，却又难以维持，绝望者如张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门。50年后，法名耀真的张馥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的教育，慨叹道：“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欲求自力更生，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孙文语）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21岁与16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呱呱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命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周亚卫的弟弟周振三说是夫妻动武，导致尹维峻小产而死。但尹维峻儿子裘振纲说，是因为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行刺护法军的浙江首领，两个凶手闯入了裘、尹的住所，“当时裘绍不在家，尹一见两个凶手持凶器闯门而入，尹维峻和一名卫士立即扑上前去，同两个凶手进行剧烈搏斗，一个凶手被卫士当场打死，另一个凶手逃去。尹维峻的胸下被凶手猛踢猛撞，当场血崩早产逝世”。总之，这位童年加入光复会的女子，比她的导师晚死12年，只活了23岁。

1942年，国民政府为表统一抗战的诚意，开放党禁，允许建党参政。民国元年因不得参政而愤闯总统府的尹锐志，居然在陪都重庆，又挂出了“光复会”的招牌。尹锐志自任会长，副会长是她的丈夫周亚卫，而且各省分会都很齐备。浙江当时虽在汪伪治下，照样设立了光复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是裘政，她妹妹尹维峻的长子。

不知道尹氏姊姊这样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师的一点夙愿？